天幕：1932剧透未来 第113章

　　当晚，在戈培尔的刻意安排下，隆美尔，获得了与元首共进晚餐的殊荣。

　　晚宴上，希特勒并没有谈论政治，而是饶有兴致地，与隆美尔，探讨起了战术问题。

　　“隆美尔少校，”希特勒问道，“你认为，天幕上那种‘闪击战’，它的弱点，在哪里？”

　　隆美尔没有想到，元首会问他这样一个专业的问题。他沉思片刻，回答道：“我的元首，我认为，它的弱点，不在于战术本身，而在于它的‘根’。”

　　“哦？”

　　“它的根，在于后勤。”隆美尔说道，“装甲集群的速度再快，也需要燃料的补给；士兵再勇敢，也需要弹药的补充。一旦后勤线被切断，再强大的装甲军团，也不过是一堆废铁。”

　“那么，你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希特勒追问道。

　　“就地解决。”隆美尔的回答，简单而又残酷，“在进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夺取敌人的弹药、燃料和补给！用敌人的资源，来维持我们的进攻！让战争，去哺育战争！”

　　希特勒的眼中，迸发出了兴奋的光芒。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他猛地一拍桌子，“让战争，去哺育战争！这，才是真正的、属于我们德意志的战争艺术！”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少校，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同样是出身平凡，同样是凭借着战功和对战争的独特理解，而崭露头角。

　　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真正能理解他思想的军人。

第277章：巴尔干的红星，灯塔竟是？

　　当西欧的帝国在衰落的阴影中挣扎，当东亚的赌徒在疯狂的边缘试探时，在欧洲的另一端，巴尔干半岛，这片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土地上，天幕的降临，也同样点燃了新的、更加猛烈的火焰。

　　1933年11月，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这座曾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此刻，正被大萧条的寒流与政治的动荡，折磨得面目全非。工农业产品价格暴跌，工厂大批倒闭，耕地成片荒芜。资本家们则雪上加霜，残酷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时。整个国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城市的格里维察铁路工厂区，一场酝酿已久的罢工风暴，正因天幕的“加持”，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临界点。

　　天幕，对罗马尼亚人而言，是一面最残酷的照妖镜。

　　他们看到了，在不远的未来，这个他们引以为傲的、由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大罗马尼亚王国”，将沦为纳粹德国的附庸，其石油和粮食，都将成为德国战争机器的燃料。

　　他们更看到了，在战后，这个国家，又将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在另一个巨人的阴影下，苟延残喘。

　　而最让他们感到屈辱和愤怒的，是天幕揭示的，在未来那个名为“东欧剧变”的历史节点上，他们的国家，将以一场血腥的、混乱的、近乎闹剧的方式，结束其短暂的社会主义历史。

　　“我们，究竟是什么？”

　　“是大国的附庸？是历史的棋子？还是一个永远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可悲的民族？”

　　这种混杂着民族屈辱感与对现实不满的愤怒情绪，如同干燥的木柴，只需要一点火星，便能燃起熊熊大火。

　　而点燃这把火的人，是一个名叫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的铁路工人。

　　他不是留苏归来的“钦差大臣”，也不是满腹经纶的理论家。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从罗马尼亚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他身材魁梧，梧面容坚毅，常年与机油和煤灰打交道的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他用最朴素、最直接的语言，向工友们宣讲着天幕上那个属于工人的新世界。

　　“同志们！”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一次秘密集会上，他的声音，如同工厂的汽锤般，充满了力量，“天幕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国王，是资本家，还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政客，他们都靠不住！他们只会把我们的国家，从一个火坑，推向另一个火坑！”

　　“唯一能拯救罗马尼亚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些用双手创造了所有财富的工人阶级！”

　　天幕的出现，为他的宣传，提供了最无可辩驳的“证据”。工人们看到了苏联的“一五计划”，看到了红色中国那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也看到了，在那些国家里，工人阶级所享有的、前所未有的尊严与地位。

　　1933年初，在铁路当局再次宣布降低工资后，在乔治乌德治和罗共（当时处于非法状态）的组织下，格里维察铁路机车修配厂的七千名工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宣布罢工，并选举产生了250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

　　然而，在这个被天幕改变的时空，这场罢工，从一开始，就与历史上有所不同。

　　天幕，不仅“教育”了工人，也同样“教育”了统治者。

　　以国王卡罗尔二世为首的政府，从天幕上，看到了德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失败，也看到了纳粹血腥镇压的“效率”。他们决定，效仿希特勒。

　　在罢工爆发后不久，政府便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并立刻出动了军队，包围了整个格里维察工厂区。

　　2月15日，乔治乌德治等罢工领袖，被非法逮捕。

　　这一事件，彻底激怒了工人们。斗争，从和平的经济罢工，迅速转向了暴力的武装反抗。布加勒斯特爆发了两万人的群众示威，铁路工人们重新占领厂房，筑起了街垒。

　　2月16日，震惊全国的“格里维察大屠杀”发生了。政府命令军队和警察，用机枪向聚集的工人扫射。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四百多名工人倒在了血泊之中，数千人被捕。

　　国王和他的政府，以为，他们已经用铁腕，扑灭了这股红色的火焰。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天幕，同样也为这些被捕的革命者，带来了新的、意想不到的转机。

　　在审判乔治乌德治的法庭上，当检察官指控他“煽动暴乱，企图颠覆王国”时，乔治乌德治，这位从未上过大学的铁路工人，却发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极具水平的自我辩护。

　　他的辩护词，几乎完全“引用”了天幕上，那些关于阶级斗争、资本剥削和工人权利的经典论述。他将工人们的苦难，与大萧条的背景联系起来；将政府的镇压，与法西斯主义的抬头联系起来；将工人们的罢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

　　这场审判，通过那些冒着风险的记者的报道，迅速传遍了全国。乔治乌德治，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赤色分子”，一夜之间，成了反抗暴政、为民请命的英雄。

　　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局不得不将对乔治乌德治的无期徒刑，改判为十二年。

　　他虽然身陷囹圄，但他的名字，和他在法庭上的那番辩护，却如同火种一般，在罗马尼亚的工人阶级心中，埋下了更深的、等待复燃的希望。

　　多夫塔纳监狱，阴暗而潮湿。

　　这里，关押着罗马尼亚最危险的“政治犯”。

　　乔治乌德治，和他的同志们，就在这里，开始了一段特殊的、在铁窗之下的“学习”。

　　格里维察罢工的失败，让他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天幕，这个神奇的“外部导师”，却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深刻反思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弄到了关于天幕播放内容的报纸和记录。他们如饥似渴地，研究着天幕上的每一个细节。

　　他们看到了德国共产党失败的教训。

　　“我们犯了和台尔曼同志一样的错误。”一位同志在秘密的“学习小组”上，痛苦地说道，“我们孤军奋战，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只看到了工人的力量，却忽视了广大的农民，忽视了那些同样被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压迫的小资产阶级。”

　　他们也看到了，苏联的强大与未来的“锈蚀”。

　　“斯大林同志的‘一五计划’是伟大的。但是，”乔治乌德治指着一份记录着《钢铁为何而锈蚀》内容的秘密文件，沉声说道，“天幕也告诉我们，一个脱离了人民监督的、官僚化的政党，最终，只会变成一个新的压迫者。我们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而给了他们最大启发，也最大震撼的，是那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

　他们看到了，在那个同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一个名叫李德胜的共产党领袖，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完美地结合起来的。

　　他们第一次，听到了“群众路线”这个词。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乔治乌德治反复地咀嚼着这句话，眼中，闪烁着醍醐灌顶般的光芒。

　　他们第一次，听到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

　　“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游击战争”理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

　　这些来自中国的、充满了东方智慧的革命理论，像一道道闪电，照亮了他们这些巴尔干革命者，因失败而陷入迷茫的内心。

　　他们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斗争，太过于“俄国化”了。他们总是想着，模仿十月革命，发动城市暴动，一举夺取政权。

　　但罗马尼亚，不是俄国。布加勒斯特，也不是彼得格勒。

　　他们必须找到一条，适合罗马尼亚自己的革命道路。

　　“我们，也要走我们自己的‘群众路线’！”乔治乌德治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们不能只盯着工厂里的工人。我们要派人，到广大的农村去，去发动那些被地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他们，才是罗马尼亚革命，最深厚、最广大的力量！”

　　“我们，也要搞我们自己的‘统一战线’！”

　　“我们要团结那些同样被外国资本和买办阶级打压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告诉他们，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德国的法西斯，是英法的帝国主义，是国内的封建王朝和买办集团！”

　　“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游击战’！”

　　“罗马尼亚，有喀尔巴阡山脉，有广阔的森林和农村。这些，都将是我们未来，与敌人进行长期斗争的战场！”

　　在这座阴森的监狱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本土派”，第一次，系统地，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区别于“莫斯科派”的革命纲领。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学习成果”，将在数年之后，在那场决定罗马尼亚命运的“八二三起义”中，发挥出何等巨大的作用。

　　他们只知道，天幕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透过这扇窗，他们看到了失败的教训，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而那个遥远的、同样在苦难中挣扎、却又迸发出无穷力量的红色中国，成了他们在黑暗中，最清晰、也最明亮的——灯塔。

第278章：塞纳河畔的“斯大林主义者”

　　巴黎，塞纳河畔的一家廉价咖啡馆里，一个年轻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正对着一本法文版的《资本论》，眉头紧锁。

　　他叫恩维尔·霍查。

　　与出身工人阶级的乔治乌德治不同，霍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一个富裕的穆斯林商人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热爱文学、音乐，擅长辩论，浑身散发着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气质。

　　1930年，他获得国家奖学金，来到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攻读自然科学。

　　然而，巴黎的“花都”生活，很快就让他这个来自巴尔干山区小国的青年，感到了巨大的幻灭。

　　他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华，也看到了繁华之下，那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级鸿沟。

　　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法国的政治。

　　在这个被天幕改变的时空里，1933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比历史上更加混乱和动荡。

　　天幕对法国未来“六周投降”的“剧透”，如同最恶毒的诅咒，彻底击垮了这个国家本就脆弱的政治神经。议会里，左派与右派互相攻讦，内阁如同走马灯般，一年之内更换了五次。

　　街头上，法共组织的工人罢工，与“火十字团”等本土法西斯组织的游行，此起彼伏，时常演变为血腥的街头斗殴。

　　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分裂、瘫痪和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

　　霍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地，从一个对西方文明抱有幻想的青年，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党的喉舌《人道报》上，发表文章，激烈地抨击阿尔巴尼亚那个腐朽的索古王朝。

　　他本想，在这个革命的“圣地”追随法共的同志们，干出一番大事业。

　　但很快，他又一次，感到了失望。

　　他发现，这个看似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内部同样充满了各种让他无法理解的“顽疾”。

　　他看到，党的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必须等待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的际“最高指示”，缺乏战略自主性。

　　1933年初，希特勒刚刚上台，法共本应立刻联合社会党等一切左翼力量，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因为莫斯科当时还在执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错误路线，禁止他们合作，从而错失了最好的时机。

　　他看到，党内的派系斗争，无休无止。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往往变成了上层领导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意见的工具。一场关于“是否应该与社会党联合”的战略讨论能开上几个月，却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他更看到，许多法国的同志，身上依旧带着那种属于“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他们对像他这样来自阿尔巴尼亚这种“小国”的同志，往往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不信任的态度。

　　这种种的一切，都让霍查感到深深的幻灭。

　　难道，这就是他为之向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他开始反思。

　　他将目光，投向了天幕。

　　他反复观看天幕上，那些关于苏联的篇章。他看到的，不是《钢铁为何而锈蚀》中，那个最终解体的、官僚化的帝国。

　　他看到的，是《斯大林传》中，那个以钢铁般的意志，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强行锻造成一个工业强国的伟大领袖。

　　他看到的，是那个在个人的绝对权威之下，整个国家，如同一台精密而高效的机器般，高速运转的、令人着迷的集权体制。

　　那一刻，一种全新的思想，在他心中悄然萌芽。

　　他开始觉得，法共的这些“顽疾”，其根源，就在于他们不够“纯粹”，不够“集中”，不够“强硬”。

　　他们，缺少一个像斯大林那样的、拥有绝对权威的、不容置疑的伟大领袖！

　　他，恩维尔·霍查，这位曾经的文学青年，在这一刻，找到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的“偶像”。

　　他，将成为一个最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

　　但他也清楚，在法国，在这个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传统的国家，在这个组织涣散、派系林立的法共内部，他一个外来者，一个来自巴尔干山区的“乡下人”，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个他所期望的“斯大林”。

　　他的根不在这里。

　　他的目光，越过塞纳河上空的薄雾，投向了那片遥远的、贫穷而又混乱的故土——阿尔巴尼亚。

　　他想，或许他应该回去了。

　　回到那个属于他的国家，去另起炉灶，去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纯粹的、钢铁般的——党。

　　在霍查的心中，燃起“回国革命”的火焰时，他的祖国——阿尔巴尼亚，正处在一种更加深重的、被天幕所放大了的绝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