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1932剧透未来 第78章

　　“天幕这个东西，有时候也喜欢说些漂亮话嘛！”

　　众人闻言都抬起头来，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朱总憨厚地笑了笑：“是咯，那个‘太阳’的比喻，是有点肉麻。”

　　“么子‘当太阳在东方升起，世界便不再需要灯塔’，”李德胜摆了摆手，继续说道，“这是把我们捧得太高了！捧得高，就容易跌跤子！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听了几句好话，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嘛！”

　　“润之同志说得对。”一向稳重、负责组织工作的任弼时点了点头，语气严肃，“天幕越是肯定我们，我们自己越是要保持清醒。要把成绩看够，把问题看透。不然，未来的跟头，可能比历史上摔得还要重。”

　　“我同意弼时同志的看法。”张闻天也开口了，自从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后，他进行了公开和深刻的自我反省，此刻的发言也更显务实和深刻。

　　“天幕给了我们一个看似完美的结局，但这反而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它省略了过程中的无数曲折和可能犯下的错误。我们不能因为知道了考试结果是‘优秀’，就在答题过程中掉以轻心。任何一步走错，都可能导致我们虽然到达了终点，却交出了一份与天幕上截然不同，甚至面目全非的答卷。”

　　“嗯，洛甫同志这个‘答卷’的比喻用得好！”李德胜赞许地点了点头，他看向身边的老大哥何叔衡，带着几分敬意问道：“叔翁，您老是咱们党内的大法官，检察长，看得深，看得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叔衡，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长者，也是李德胜亦师亦友的革命引路人，捋了捋他那标志性的胡须，声音洪亮如钟：

　　“润之，我还是觉得天幕上那个‘你’讲得好啊！‘人民万岁’！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他用力一拍桌子，“我搞工农检察工作，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也天天跟队伍里头那些腐化堕落的苗头作斗争。我最担心的，就是将来我们得了天下，忘了这个根！忘了我们是为哪个打天下，为哪个掌印把子！”

　　“天幕上，国民党的腐败触目惊心！我们现在穷，大家都能吃苦。可将来进了大城市，见了那么多好东西，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股子艰苦奋斗的劲头？”

　　他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天幕之前还放过一段未来的片段，虽然快，但我看得真切！高楼大厦是多了，火车是快得像飞一样，老百姓的日子，是比现在好多了。但是！我也看到了，工厂里头的工人，一天干十几个钟头！农村里头，只剩下老人和娃儿，冷冷清清！还有那个什么……‘房地产泡沫’，我虽不懂是么子意思，但看那样子，就不是好东西！”

　　何叔衡越说越激动，他想起了天幕上一闪而过的、那些未来“企业家”的嘴脸。

　　“还有那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天幕说他们是什么‘企业家’，我看跟咱们打倒的土豪劣绅，差别也不大！有个姓马的，长得跟个外星人一样，说什么让工人‘996’是福报！这是什么混账话？！把剥削说得这么清新脱俗！还有人搞什么‘大学’，拉帮结派，我看那就是新时代的东林党！”

　　这位“苏区包公”的眼中，闪烁着忧虑的光芒，“所以，我赞成润之的意见，绝不能骄傲！越是看到未来光明，现在就越要把裤腰带勒得紧紧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要把‘廉洁奉公’这四个字，刻在骨头里！谁要是敢伸手，敢搞特殊化，不管他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要严惩不贷！我这个工农检察委员的刀，可不是吃素的！”

　　何叔衡的发言刚落，负责苏区经济工作的林伯渠，这位同样是“五老”之一、经验丰富的“红色管家”，也开口了。

　　“叔衡同志说得好，说到了根子上。”林伯渠的语气沉稳务实，“我们苏区搞经济，离不开商人，离不开市场。过去博古同志他们那套，把所有商业活动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是‘左’了，是脱离实际的。但是，天幕上未来那种资本可以‘无序扩张’，甚至可以绑架政策，形成一个个商业帝国的景象，也绝对不是我们想要想的！”

　　“我们利用资本，发展商业，目的是为了繁荣经济，改善民生，最终是为了巩固我们工农的政权，是为了走向社会主义。资本，只能是我们的工具，绝不能让它成为我们的主人！这个度，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牢牢把握住！要在制度上给它套上笼头，让它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吞噬我们。”

　　林伯渠的发言，为这场讨论注入了经济层面的深刻思考。

　　接着，一直沉默的董必武，这位同样身为“一大”代表、负责最高法院工作的长者，用他那沉稳的语调缓缓开口。他的视角，与何叔衡的激情澎湃不同，更侧重于制度与根源。

　　“叔衡同志是从‘防微杜渐、惩治腐败’的角度看的，我完全赞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一点看法。”他看向李德胜，“天幕上那个美国那么强大，罗斯福总统的改革也一度力挽狂澜，但天幕最后的评语却是‘灯塔的黄昏’，他的改革，最终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让那个国家，在未来变成了一个更加丑陋的怪物。我看，根子就在于，他那个‘新政’终究还是在给资本主义那座千疮百孔的房子‘打补丁’，没有挖掉私有制的根子。他救得了美国一时，救不了美国一世。”

　　“董老高屋建瓴，看到了根本上！”李德胜对这位同样尊敬的老前辈赞叹道，“叔翁说的是‘身’，是肌体的廉洁；董老说的则是‘魂’，是制度的根基。这两点，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更要警惕人家的教训。”

　　他转向董必武：“董老，您是咱们的法律专家，苏区的法制建设，离不开您。我们将来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更需要一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我看，这个研究小组，就要把‘如何从法律和制度上，防止政权变质’，作为最重要的课题来研究！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才是长久之计！”

　　最后，作为苏区教育工作的实际负责人，被誉为“革命的教育家”的徐特立也发言了。这位毛泽东的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又有所不同。

　　“润之，同志们，”徐特立的声音带着教师特有的温和与恳切，“我看，除了制度和监督，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是要解决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

　　“天幕上，无论是苏联的变质，还是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些人忘了初心，忘了自己是谁，为了谁。所以，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教文化，教技术，更要教革命的道理，教共产主义的信仰！要让每一个同志，都从思想深处，真正认识到‘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需要用一生去践行的信仰！”

　　李德胜听完，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些从旧时代走来，却选择了最革命道路的老同志们，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智慧和风骨，是党最宝贵的财富。

　　“几位老同志的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李德胜站起身，踱了踱步，目光深邃，仿佛穿透了历史的迷雾，“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是去‘赶考’的。从瑞金出发，将来要到北京去，那是进京赶考。考官是谁？是全中国的老百姓。考题是什么？是如何建设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第203章：赶考长征，不忘初心勿做元璋

　　他顿了一顿，目光扫过众人，沉声道：“要考好这场试，我们不仅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更要警惕历史上的教训……要研究如何规避斯大林同志的教训，也要研究如何规避罗斯福总统的教训……还有……那个未来的‘我’，可能犯下的教训！”

　　所有人都心头一震，他们知道，这最后一句，才是最沉重的。

　　李德胜站起身，踱了踱步，目光深邃，仿佛穿透了历史的迷雾：“进北京城之前，天幕上那个‘我’告诫全党，我们是去赶考的，绝不做李自成。这一点，从天幕预告的新中国来看，我们基本上是做到了。我们没有在胜利面前冲昏头脑，没有迅速腐化堕落，建立了稳固的政权。”

　　“但是，”他话锋一转，声音变得低沉而有力，“同志们，不做李自成，只是考过了第一关。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教训，比李自成更深刻，更值得我们警惕！”

　　众人面面相觑，都在思索他指的是谁。

　　伍豪的眼神微微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而董必武，这位对中国历代法度极有研究的法学家，则沉吟着，似乎已经猜到了答案。

　　李德胜缓缓说出了那个名字：“我说的，是明太祖朱元璋！”

　　这个名字一出口，在场的所有人都心头一震。朱元璋，一个出身贫苦，放过牛，当过和尚，最终驱逐蒙元，再造华夏的草根皇帝。他的经历，与共产党人的奋斗何其相似！

　　李德胜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却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朱元璋也是穷苦人出身，打天下的时候，也是喊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靠的是么子？靠的是广大的农民兄弟。他的军事才能是很了不起的，自古能军者，我看李世民算一个，他朱元璋也算一个。他成功了，建立了大明朝。我们既要学习他的经验，更要吸取他的教训。”

　　“但他当了皇帝之后，做了些什么事？”李德胜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为了巩固朱家的天下，大杀功臣，搞特务统治，让当初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人人自危！他建立的那套制度，固然在初期巩固了统治，但也成为了一个僵化的牢笼。”

　　“更关键的是他的子孙后代！”李德胜的语气变得愈发沉重，“朱元璋自己吃过苦，知道江山来之不易。可他的子孙呢？生在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他们只知道享乐，只知道利用老祖宗留下的这套制度，变本加厉地去盘剥百姓，尽做坏事！到了明朝末年，藩王、官僚、士绅，这些人打着朱家天下的旗号，重新骑在了老百姓的头上，把国家都蛀空了！最后还是亡在了李闯王手里，亡在了八旗铁骑下！”

　　“朱元璋自己成功地做了皇帝，可他建立的那个王朝，最终还是走上了历史的老路，没有跳出这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他从一个受压迫的人变成了一个最高统治者，但他没能找到一条让他的后代、让他的制度永远代表穷苦人的路！这才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教训！”

　　这番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众人脑中的迷雾！他们之前只想着如何取得胜利，如何建立政权，却很少去思考，胜利之后如何永葆革命的本色。

　　何叔衡听完，重重地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花白的胡子都在颤抖：“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那打破历史循环的英雄汉！哪个要是敢学朱家人，搞特权，欺压百姓，我何胡子第一个不答应！我这个工农检察委员，就是干这个的！”

　　他的眼中，闪烁着“苏区包公”的凛然正气。

　　坐在李德胜身边，一直负责会议记录的谢觉哉，此刻也抬起头来。这位同样是“苏区五老”之一、以务实和精通法条著称的长者，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说道：

　　“润之同志的这个比喻，点醒了我们。我们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内，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如何运用政权。但对于如何监督政权，如何防止政权变质的问题，确实思考得不够。朱元璋的悲剧，根源在于私有制和皇权思想。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从根本上杜绝出现下一个‘朱元璋’的可能。”

　　谢觉哉在苏区，参与了大量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包括《劳动法》的修订。

　　他从立法者的角度，深刻阐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认为，除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我们还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让人民群众能够真正监督政府的制度。天幕上提到的‘民主’，我们不能让它成为一句空话。”

　　“所以咯，”李德胜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其中的警示意味却更重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这只是第一步，这是解决‘能不能坐稳江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第二步——我们绝不走朱元璋的老路！这是解决‘为谁坐江山’、‘江山永不变色’的问题！”

　　“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路，一条能确能保我们不会‘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的路！”李德胜的声音铿锵有力，“这条路，我看，就在‘人民万岁’这四个字里头！就在‘不当朱元璋’这个誓言里头！它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永不停止的、刀刃向内的对自身的革命！”

　　他想起了“红星一号”资料库里，那首据传是他自己晚年所作的、真假难辨的诗。他沉默了许久，缓缓地，用他那带着浓重湘音的语调，低声念了出来。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这首词在此刻念出，带着一种穿越时空的悲怆与警醒，瞬间击中了在场所有人的心。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

　　李德胜看着众人，声音变得沙哑，眼中泛起了泪光：“仗，我们是不怕打的。我们这一代人，哪个不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哪个没有亲人同志，倒在这条路上？”

　　他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每个人心中最沉痛的记忆闸门。

　　伍豪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蔡和森在广州狱中被敌人用铁钉钉死四肢的惨状，看到了恽代英在南京雨花台高呼着口号从容就义的身影。这些与他一同在欧洲燃起革命火种的挚友，都已先他而去。

　　朱总想起了自己的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他突围，被敌人抓住后砍下头颅，悬挂示众。

　　林伯渠想起了自己失踪在反“围剿”战火中的长子，至今生死未卜。

　　在场的每一个人，几乎都背负着血海深仇。他们的家人、同志、朋友，太多太多的人，已经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死，我们是不怕的。”李德胜的声音带着哽咽，“怕的是么子？是怕我们流的血，烈士们流的血，到头来，白流了啊！”

　　他转向何叔衡，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天幕，早已预告了这位亦师亦友的老大哥，将在两年后，为了掩护同志突围，高呼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跳崖牺牲的壮烈结局。

　　何叔衡本人，在得知自己的“天命”后，却只是豁达地一笑，对李德胜说：“润之，莫要为我感伤。能为这个理想死，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光荣！我只怕，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现在天幕让我看到了，我死而无憾！我只希望，你们将来得了天下，莫要忘了我们这些垫脚石是为么子死的！”

　　此刻，听到李德胜的这番话，这位老人再次重重地点了点头，眼中老泪纵横。

　　就连一向坚毅的项英，这位同样在历史上留守苏区、最终壮烈牺牲的硬汉，此刻也虎目含泪。天幕已经预告了他的结局，但他此刻想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和他一样，将要把生命永远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两万六千多名红军将士。

　　李德胜继续说道，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我们所有人的血，就都白流了！”

　　“我们这一代人不怕打仗，也不怕吃苦。但是下一代呢？下下一代呢？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水里，没有见过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还能不能保持我们这个革命精神？会不会舒舒服服地就把我们这个红色江山，又变了颜色，交还到敌人手里去？这个文章要做啊！”

　　这番话，如同沉重的钟声，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这便是“赶考”最核心也最艰难的考题。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李德胜挥了挥手，将那份感伤压下，但眼角的泪光却未曾干涸。他的语气重新变得坚定而锐利，“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想办法建立一套制度，来保证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是人民的党，人民的国家！我提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学习研究小组，我看就由弼时同志牵头，董老、何老、徐老、谢老、洛甫同志都参加，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要把‘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变质’，作为我们‘七大’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同志们，我们的长征，是用脚走的，是翻雪山过草地，现在那样的长征或许可以避免咯。但是，”他的目光扫过众人，无比坚定，“一场更艰难也更漫长的新‘长征’，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如何走出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如何走好这条避免变质、永葆初心的路！”

　　“江山靠谁守？夙愿付与东流？”他低声念着那句词，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这个问题，天幕问了未来的我，现在，它也等于问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必须在今天，就开始寻找答案！绝不能让我们的后人，再为这个问题而‘身躯倦，鬓已秋’！”

　　说到这里，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屋顶，穿透了无尽的时空，看到了那些遥远、模糊却又无比坚定的身影。李德胜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欣慰而又充满期许的微笑。

　　他知道，这场“赶考”与“长征”，将不会在他这一代结束。

　　与此同时，在从江西省会昌县返回瑞金的崎岖山路上，一匹瘦马正不紧不慢地前行着。

　　马背上是一位身形不高但显得异常精干的年轻干部，他就是刚刚结束了在江西工作的邓希平。

　　1933年的夏天，对他个人而言，是一段充满波折的时期。他因支持李德胜的正确路线，在之前的“反邓、毛、谢、古”运动中受到了批判和撤职。直到最近，随着中央路线的悄然转变，才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他尚不知道，自己即将参与到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刻讨论之中，而这场讨论，已经与他和他未来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204章：交汇的“七大”与“二苏大”

　　自从五月底“红星一号”这个微型天幕降临瑞金以来，李德胜的生活节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他将这个能与他进行交流、并储存着浩如烟海未来知识的光屏，戏称为“天降的大老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除了处理日益繁重的党政军事务，他几乎把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个“超级图书馆”里。

　　他如饥渴地阅读着关于未来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浩瀚资料，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化和升华。

　　在这样一片欣欣向荣的背景下，召开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全国性代表大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照原历史的轨迹，1934年初，应该召开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其主要任务是总结苏维埃政权的工作，选举新一届政府。

　　但在这个时空，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李德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石破天惊的构想。

　　“同志们，”他环顾四周，目光炯炯，“天幕的出现，客观上为我们党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革命道路和总路线的根本问题。现在，全党的思想，已经具备了空前统一的基础。因此，我提议，我们将‘二苏大’与计划要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并举行！开一次既管‘党’，又管‘政’的大会！”

　　这个提议，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精神一振！

　　“七大”，在原历史中，要等到12年后的1945年，在延安才能召开。那是一次在经历了长征、抗战的血火考验后，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实现了全党空前团结的胜利大会。

　　伍豪首先表示赞同：“润之的提议高瞻远瞩！‘二苏大’解决的是‘政权’的问题，是‘治国’的问题。而‘七大’，解决的是‘党’的问题，是‘路线’和‘思想’的问题。在当前，我们党和政权高度统一的苏区，将两者合并，既能明确我们未来的建国纲领，又能确立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

　　时任中央组织局负责人的任弼时也补充道：“将‘七大’提前，可以正式从组织程序上，彻底结束过去几年博古、李德等同志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将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以李德胜同志为核心的、经过实践和天幕双重证明的正确路线上来，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于是，一个伟大的决议就此诞生：将“二苏大”与“七大”合并，召开一次将同时承担起“建党”与“建国”双重历史使命的、史无前例的代表大会。为了区别于历史上1945年的延安七大，党内习惯性地称之为“瑞金七大”。

　　在7月初，确定会议召开后的几个月里，以李德胜、伍豪、朱得、任弼时、项英等人为核心的大会筹备委员会，除了巩固和发展苏区以外，都在瑞金沙洲坝的八角楼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敲定了一个个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核心议题。

　　会议流程与人员选拔：

　　筹备委员会决定，借鉴历史上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经验，制定了详细的选举流程。代表名额将分配到中央苏区、川陕苏区、湘鄂西、湘赣、陕甘等所有红色根据地，以及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

　　选举将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从基层党支部和苏维埃政权开始，层层选举产生。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战争环境下，要将在全国各地的代表安全地集中到瑞金，本身就是一项严峻的考验。为此，伍豪领导的中央特科，启动了最高级别的“灯塔计划”，动用一切力量，确保代表们的安全。

　　大会会期，初定于1934年1月。

　　经过数月的激烈讨论和反复酝酿，筹委会基本确定了本次大会的几大核心报告和重要议程，形成了一个涵盖党、政、军、工、农、青、妇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框架。

　　1.政治报告：由李德胜亲自起草并作《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政府》。

　　2.军事报告：由朱德作《论人民战争与红色军队的未来建设》。

　　3.党章修改报告：由任弼时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4.组织工作报告：由伍豪作《关于党的党组织工作与干部队伍建设的报告》。

　　5.工农运动报告：由项英作《关于苏区工农运动与经济建设的报告》。

　　6.青年与妇女工作报告等等。

　　7.讨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新增的、极为敏感的议题。会议最终还是决定将邀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但明确其身份是“嘉宾”，而非“上级指导”。

　　8.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在讨论阶段时，任弼时的党章修改报告时，第一个巨大的思想交锋出现了。

　　报告的初稿中，明确提出要将“以李德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确立李德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这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天幕的“加冕”，让李德胜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然而，李德胜本人却对此提出了最坚决的反对。

　　“同志们，确立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很赞成。把我们这几年摸索出来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些经验和理论系统化、条理化，很有必要。”他在一次筹备会议上说道，语气平和但态度坚决，“但是，我坚决反对关于确立我个人的‘绝对领导’，特别是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他站起身，目光扫过每一位同志，他的眼神深邃，仿佛穿透了时空，看到了未来那些令人痛心的历史教训：“天幕，是个好老师。它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的教训！斯大林同志的悲剧，不就是从个人威望的无限拔高，从个人崇拜的开始吗？”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心头一震。他们意识到，李德胜从天幕中看到的，远比他们要多，也远比他们要沉重。

　　“天幕上的那个李德胜，”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带着一丝自嘲，“他也是个人，不是神！他之所以能带领革命成功，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党，站着人民，是因为他坚持了‘实事求是’，坚持了‘群众路线’！他也犯过错误，也有过冲动和不成熟的时候。现在的我，离他那个境界，还差得远咧！我们不能因为预知了结果，就去神化创造这个结果的人，那是本末倒置！”

　　“我提议！”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在八角楼里回荡，“‘七大’的第一个议题，不是确立哪个人的么子绝对领导地位，而是要建立和完善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是要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机制！要确保任何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搞个人崇拜！不能把任何一个人，当成不会犯错的救世主！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如果有一天，我李德胜，或者在座的任何一位，脱离了人民，搞起了专制，变了质，那么，全党全国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把我打倒！”

　　这番话，如同惊雷般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从李德胜身上，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一种对权力发自内心的、甚至是对未来“自己”的警惕。

　　最终，在李德胜的坚持下，大会的第一项议题，在写入“以李德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党内民主”、“集体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接受人民民主监督”的原则，写入了党的根本大法。

　　这块奠基石，从一开始就被置于防止未来悲剧的坚固地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