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耀常升起
【历史的岔路口，到了。】
第257章：克里姆林宫里的“中国课”
当柏林的阴谋家、华沙的元帅、南京的“裱糊匠”们，都在天幕的风暴中，为各自的命运而焦虑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那厚重的红墙之内，一场更加深刻、也更加隐秘的“学习”，正在悄然进行。
约瑟夫·斯大林，这位苏维埃联盟的钢铁领袖，正经历着他执政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天幕，对他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双刃剑。
一方面，《斯大林传》的播放，以一种“天命昭示”的方式，巩固了他在国内无可争议的权威；另一方面，《钢铁锈蚀》的“解体预言”，则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的头顶，让他夜不能寐。
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偏执，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在处理着“大清洗”那一张张血淋淋的名单之余，他将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对天幕的“再学习”之中。他反复观看那些关于中国革命的录影，调阅了尘封已久的中国革命的全部档案，从1926年那份他亲自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到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每一位代表发回的电报。
他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他，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他是一个务实的、从不相信眼泪的政治家。既然天幕已经宣告了李德胜的最终胜利，那么，李德胜的道路就必然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当年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和指导，就必然存在着“错误”。
找出这些错误，理解这些错误，然后，避免在未来与那个即将崛起的东方巨人打交道时，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成了斯大林在处理完国内紧急事务后，最重要的“功课”。
深夜，斯大林的办公室。
一位头发灰白、面容憔悴的男人，正局促不安地坐在沙发上。他叫米哈伊尔·鲍罗廷，曾经的共产国际首席顾问，那个在中国大革命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狼狈回国的他便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长期处于审查和边缘化的状态。他以为，自己将在的某个默默无闻的角落了此残生。
然而，天幕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
随着中国篇章的播放，他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被频繁地召进克里姆林宫，撰写一份又一份关份于中国革命的回忆与分析报告。
“鲍罗廷同志，”斯大林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抬起头，用他那标志性的烟斗，指了指天幕的录影设备，“看来，历史给了我们所有人一次……补考的机会，你觉得我们当年错在了哪里？”
斯大林曾坚信，中国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才能发展壮大；他曾认为，常凯申是可以团结的左派；他曾将希望，寄托于那个软弱的武汉国民政府……
而托洛茨基，那个他最痛恨的、已经被驱逐出境的宿敌，却在当年，如同一个不祥的先知般，精准地预言了这一切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该以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资格去行动！”
“常凯申，终将背叛革命！”
托洛茨基当年的这些叫嚣，此刻，如同魔咒般，在斯大林的脑海中回响。
当然，他绝不会承认托洛茨基是正确的。在他看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脱离了苏维埃和中国的实际，是一种幼稚的左倾冒险主义。
但他也必须承认，自己确实低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低估了国民党的反动性，更低估了那个来自湖南的、名叫李德胜的年轻人的能量。
鲍罗廷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回答得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
“我认为，”他斟酌着词句，“天幕证明了，您当年的分析，在宏观上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确实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在初期，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只是……”
“是吗？”斯大林吐出一口烟圈，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深邃，“我倒觉得，天幕说得更直接一些。”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
“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搞清楚，那个党究竟是为谁服务的。”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由士大夫、军阀和资产阶级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身上，却忽视了，甚至压制了那个真正代表中国未来的新生力量。”
他想起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想起了那个在二月革命后上台、却最终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临时政府。他下意识地，将俄国的经验套用在了遥远的中国。
“我以为，我们可以先扶持国民党左派，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再……”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摇了摇头，“我忘了，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哪个时代，软弱的资产阶级，终将背叛革命。”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
“当时，我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正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党内斗争的影响。”斯大林第一次，如此坦诚地，剖析着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
斯大林第一次如此坦诚地剖析着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那时，我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我所依据的不过是彼得罗夫、米夫……交上来的几份提纲和报告。”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
“托洛茨基喊着，要中共立刻退出国民党，要发动城市暴动。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左’倾的、不切实际的冒险！而天幕也证明了他错了，李德胜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而不是城市中心开花。”
“但是，”斯大林话锋一转，“我也错了。”
“我错在，将希望，寄托在了常凯申、汪兆铭这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身上。我以为，可以通过控制他们，来引导中国的革命。却没有看到，真正的力量，在下面，在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身上。”
鲍罗廷的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他不知道，斯大林这番“自我批评”，究竟是真诚的反思，还是又一场残酷的政治试探。
他想起了那些与托洛茨基路线有过牵连的故人：越飞，那位与孙中山签署宣言的外交家，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以自杀明志，他的死掀起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全面清洗；马林，那位促成了中共一大的荷兰人，也因转向托派，而被开除出党，如今在欧洲，还在为他那套“不断革命论”而奔走……
而自己，正是因为坚决地执行了斯大林的路线，才活到了今天。
“斯大林同志，您是正确的！”鲍罗廷立刻表态，“托洛茨基匪帮的路线，是脱离实际的冒险主义！如果当年听了他的，中国革命只会失败得更早、更惨！”
“是吗？”斯大林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但天幕的结果，似乎……并不支持我们的‘正确’。”
他坐回椅子上，拿起一份文件，那是王稼祥最近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共“七大”筹备情况的报告。
“我最近，在跟中国同志学习。”斯大林说道，他甚至用那略带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说出了几个生硬的汉语词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他们告诉我，革命，不能只靠上层的联合，更要靠下层的发动。他们说，李德胜，那个湖南人，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始终和中国的农民站在一起。”
“而我们，”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懊悔，“我们当年，似乎更关心，如何与常凯申、汪兆铭那些‘上等人’，打好交道。”
他将烟斗在烟灰缸里磕了磕。
“鲍罗廷同志，”他下达了命令，“我需要一份更详细的报告。我不要那些歌功颂德的废话。我要真实的，关于我们当年，是如何一步步地，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真正领导权的，每一个细节。”
“我要知道，我们究竟是如何培养出了一个最终将我们视为‘老大哥’，却又绝不听从我们指挥的——红色中国。”
鲍罗廷走出克里姆林宫时，已是凌晨。莫斯科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却让他感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恍惚。
第258章：门可罗雀与最后的赌局
南京，傅厚岗，汪公馆。
仅仅在一周前，这里还是整个南京城最炙手可热的政治沙龙。门前的车马，从清晨到深夜，络绎不绝。党国的元老、失意的政客、寻求投机的资本家、以及满怀“曲线救国”幻想的青年学者，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
那时的汪兆铭，意气风发。天幕对常凯申“独裁”、“无能”的批判，让他觉得自己距离党国权力的顶峰，只差一步之遥。他每日高朋满座，指点江山，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即将拨乱反正、挽救党国于危难的“天命之人”。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天幕上那句冰冷的判词，戛然而止。
【汪先生……就是这道屏障。】
“汪先生”三个字，如同一道催命符，将他所有的政治资本，一夜之间，焚烧殆尽。
如今的汪公馆，门可罗雀，冷清得如同鬼蜮。
门口，多了几位面容冷峻的“便衣”，他们名义上，是监察院察派来“保护汪先生安全”的，实际上却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整座公馆已成了一座被严密监视的华丽囚笼。
那些曾经对他曲意逢迎、奉承备至的“朋友”们，如今，一个个都避之唯恐不及。电话不再响起，请柬不再飞来，仿佛一夜之间，他汪兆铭就成了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
书房内，汪兆铭枯坐了一夜。
他面前的地毯上，散落着无数被撕碎的报纸。曾经吹捧他的那些文章，如今都变成了对他“亲日”和“妥协”的影射和批判。
“一群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小人！”
他的妻子陈璧君，正怒不可遏地咒骂着。她性格刚烈，看着丈夫从云端跌落，比汪兆铭自己还要愤怒。
“当初常凯申失势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跑到我们这里来表忠心？现在倒好，天幕一句话，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汪兆铭没有说话，只是苦涩地笑了笑。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见得多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
“主席，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最先与日本人接触的梅思平，焦急地说道，“天幕之言，不过是一家之辞！焉知不是共匪的阴谋？我们何必自乱阵脚？”
“区区一句‘汪先生’，如何就能判定是您？”另一位亲信林柏生也试图辩解，“这天下姓汪的，又不止您一人！”
汪兆铭苦笑一声，摇了摇头。
他知道，这些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他其实，早就隐隐地猜到了自己的结局。
当天幕上，出现伪满洲国那个傀儡皇帝溥仪的身影时，他心中就曾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他知道，日本人，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能替他们“以华制华”的代理人。
而他，恰恰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
只是，他一直沉浸在与常凯申的权力斗争中，一直幻想着自己能以一种更“体面”的方式，登上权力的顶峰。他以为，自己能驾驭日本人，而不是被日本人所驾驭。
天幕，无情地戳破了他所有的幻想。
它告诉他，等待他的，不是“和平”，而是“汉奸”的骂名；不是“元首”的宝座，而是遗臭万年的耻辱柱。
“常凯申已经磨刀霍霍了。”一直沉默的褚民谊，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恐惧，“我刚刚得到消息，他不仅没有调兵去福建，反而正在将几支最精锐的中央军，秘密地调回南京周边。”
这个消息，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整个南京城，都笼罩在一种风雨欲来的压抑氛围之中。人们仿佛又闻到了，1927年，“四一二”之前，那股熟悉的、血腥的味道。
“四一二”！
这三个字，让书房里的空气，瞬间降到了冰点。
“他……他想干什么？他难道想在南京，再搞一次大屠杀吗？！”陈璧君的声音都变了调。
“他不是想，他是会的。”汪兆铭缓缓地开口，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在生死关头，这位诗人政客反而展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
“我们怎么办？”书房里的众人彻底乱了阵脚。
“逃！我们去福建！”有人提议，“那里是十九路军的地盘，他们之前还遥奉您为政府主席！我们可以去那里，另立中央，与常凯申南北对峙！”
“愚蠢！”梅思平立刻反驳道，“福建？李济深那帮人，现在自顾不暇，他们已经暂停了遥奉我当主席的决议，正在撇清关系。去广东？陈济棠那个投机客，比谁都靠不住。”
“那我们就跟他拼了！”褚名义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我们发动我们在党内的所有力量，联络所有反对常凯申的军人，就在南京跟他打一场内战！”
“用什么打？”汪兆铭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用我们手里的笔杆子，去对抗他的坦克和大炮吗？”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掌握在常凯申和那些地方军阀的手里。
书房里，再次陷入了绝望的沉默。
最终，还是陈璧君说出了那个所有人都想到，却又不敢说的唯一选择。
“去找日本人。”她的声音，冰冷而坚决。
“只有他们，能救我们。也只有他们，有能力对抗常凯申和共产党。”
“可是……”林柏生犹豫道，“一旦我们公开寻求日本人的帮助，那天幕上的‘汉奸’罪名，就真的坐实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回头路？”汪兆铭突然抬起头，眼中闪烁着一种被逼入绝境的、病态的光芒，“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有过回头路？”汪兆铭反问道，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悲凉与自嘲。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些监视着他的戴笠的特务。
“常凯申要我们的命，共产党将来也要清算我们，英美视我们为弃子，天下之大，除了日本人的刺刀之下，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吗？”
“我汪兆铭，年少时，也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我这一生，反袁，反段，反张，反蒋……反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要落得一个‘汉奸’的下场。”
“罢了，罢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在对自己，也像是在对历史，做着最后的告别。
“既然历史已经为我写好了判词，那么，我就按照这个剧本演下去吧。”
“至少，我要让常凯申知道，我汪兆铭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他捏死的！”
第259章：汪先生的落幕与精卫的前世今生
书房里的灯，彻夜未熄。
汪兆铭独自一人，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书桌后，手里端着一杯早已冰凉的清茶。门外的特务，如同幽灵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而他的思绪，却早已穿透了这四面高墙，回到了那段既充满荣光，又布满歧路的遥远过去。
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段追随父亲宦游、在严苛的私塾教育中度过的、孤苦而又早慧的岁月。十三岁丧母，十四岁失父，他的一生，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与“漂泊”和“失去”为伴。
他想起了母亲，那个一生都沉浸在“忧劳”二字里的、温婉而又愁苦的女人。他仿佛又看到了她，在昏黄的油灯下，为家计和闲气而默默垂泪的模样。
几年前，他曾央请画家温幼菊，为他画了一幅《秋庭晨课图》，画中九岁的自己，正偎依在母亲膝下习字。他为那幅画题词：“好雨已迟萱草，人间何处春晖”晖。
他也想起了父亲，那个严厉的、让他背诵王阳明《传习录》和陆游诗歌的老人。他想起了少年时，随父亲宦游广东的往事。那时，他还只是一个清瘦的秀才，满脑子都是孔孟之道。
父亲的离去，让他彻底成了一个无所依靠的孤儿，但也正是那段严苛的国学教育，为他日后在《民报》上舌战群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走上这条路，或许冥冥之中，早有定数。
他想起了他早年的恩主，那位曾对他赏识有加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那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秀才，是李准将他引入了新学的殿堂。
可短短几年之后，当他怀抱着革命的理想从日本归来时，这位曾经的恩主，却已成了他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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