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1932剧透未来 第111章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一个面容尚显稚嫩，眼神却异常锐利的年轻人身上。

　　“沈醉。”

　　“到！”

　　“你，负责汪公馆。”戴笠看着这个自己最欣赏的年轻人，语气中难得地带上了一丝“温情”，“我知道，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有些……特殊。你的姐夫余乐醒，毕竟曾是汪先生的人。”

　　沈醉的心猛地一颤，但他立刻挺直了腰板，大声说道：“报告老板！学生心中，只有领袖，没有私情！任何背叛领袖，背叛党国的人，都是学生的敌人！”

　　“好！说得好！”戴笠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愧是委座和我都看中的人！有杀气，有决心！”

　　他不知道的是，沈醉此刻的心中，正如同湘江的水，翻涌不息。他想起了天幕，想起了那个同样说着湖南话的李德胜，想起了被屠杀的农会干部，想起了自己当初“让国家强盛”的誓言……

　　他看着眼前这张密密麻麻的黑名单，上面，有他认识的报社记者，有他敬佩的大学教授……他们，也是“国贼”吗？

　　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怀疑，如同毒蛇般啃噬着他的内心。但他不敢问，也不能问。他只能将所有的怀疑都深深地埋在心底，用更加冷酷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去吧，”戴笠挥了挥手，“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文人看看，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们那些所谓的‘民意’和‘舆论’，是何等的不堪一击！”

　　沈醉默默地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去。

　　他的背影，消失在总部的阴影之中，如同滴入墨池的一滴清水，再也寻不见踪迹。

　　送走了所有的行动组长，戴笠独自一人，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为自己倒上一杯威士忌，加了冰，然后，走到了窗前，看着窗外那片沉沉的夜色。

　　他不是一个喜欢沉溺在过去的人，他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或者说，他的故乡，就是这片由权力、阴谋和鲜血构筑的、无边的黑夜。

　　但在这个夜晚，他还是久违的想起了自己改名的那个下午。

　　那年，他报考黄埔再次落榜，狼狈不堪。他想起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缺水”，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从“戴春风”，改成了“戴笠”，字“雨农”。

　　“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

　　他取这个名字，本意是纪念那些在他落魄时不曾轻视他的朋友，警醒自己交友不可有贵贱之分。

　　可如今，“雨农”这两个字，却成了让整个南京都为之战栗的代号。

　　他，戴笠，作为一个没有军事背景、完全依靠领袖个人信任而上位的特务头子，是所有“嘉庆”候选人中，根基最浅、也最危险的一个。

　　他必须拿出足够的“忠诚”，来向委座证明，他，才是那把最锋利、最可靠的刀。

　　而证明忠诚最好的方式，就是手上，沾满所有潜在“敌人”的血。

　　他要做的，不只是清除汪派。他要做的，是借着这次“清君侧”的东风，将所有可能在未来，威胁到委座地位的不确定因素，都一一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

　　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不像陈布雷那样，相信什么“文人风骨”；也不像那些黄埔的将军们，相信什么“党国大义”。

他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将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乡下小子，一手提拔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常凯申。

　　他与委座之间，没有主义，没有理想，只有最原始、也最牢固的，主奴关系。

　　委座荣，则他荣。

　　委座亡，则他亡。

第273章：日不落黄昏上：永恒的假相

　　1933年的大英帝国，表面上依旧如同一头臃肿而庞大的巨人。

　　倘若没有天幕的降临，绝大多数英国人，仍会坚信这个帝国是永恒的、不可战胜的世界霸主。旧日的势头，仍在推动着这架古老的马车惯性向前。

　　勤勉的地区专员，依旧在肯尼亚多尘的土地上，认真地主持着法庭，处理着部落间的争端；在伊拉克，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依旧驾驶着老式的双翼机，巡视着广袤的沙漠油田；在阿拉伯半岛的亚丁，一位名叫哈罗德·英格拉姆斯的政治官，正和他喜爱冒险的妻子多琳一起，穿着阿拉伯人的服饰，学习他们的语言，试图为这片纷争了几个世纪的土地，带来属于大英帝国的“和平”。

　　帝国的舰队与陆军，仍然派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根据1934年的统计，英国拥有1008架军机，其中超过四百架，被部署在印度、埃及、新加坡、马耳他等海外基地。在新加坡，一座拥有大型干船坞和15英寸巨炮的崭新海军基地，正在加紧建设，它被设计为保卫整个东方帝国的核心要塞。

　　总的来说，多数英国人，仍然认为帝国是世界上一股永恒的力量。只有少数像丘吉尔那样的人，能够感觉到，它的终结之日已然不远。

　　天幕的降临，则像一道无情的闪电，瞬间照亮了这艘巨轮甲板上那些深刻的不祥裂痕。

　　白金汉宫。

　　国王乔治五世，在看完了天幕上那段关于未来印度独立、巴基斯坦分治的“预言”后，陷入了长久的、愤怒的沉默。

　　几年前，他才刚刚在宫里，极不情愿地，接见了那个他眼中“衣不蔽体的叛乱苦行僧”——甘地。

　　他记得，自己当时曾居高临下地“警告”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是“愚蠢且毫无前途的做法”。

　　“请你记住，甘地先生，”他当时说道，“我决不能接受我的印度帝国受到任何攻击。”

　　而现在，天幕却告诉他，他不仅将失去印度，还将失去整个帝国。

　　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在他看来，甘地不过是一个“小麻烦”，一个有些“荒唐可笑”的宗教狂热分子。英国人给印度带去了铁路、法律和文明，他们理应感恩感戴德。怎么可能，会选择独立？

　　他和绝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从未真正明白，乔治不过是欧洲海岸之外一个岛国上的平凡国王，而甘地却是远方那片次大陆上，一位近乎神的先知。

　　他们也从未意识到，当他们将亚洲和非洲人，当作需要被“管教”的孩子时，这些“孩子”，早已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悄然长大，并准备打碎那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名为“顺从”的枷锁。

　　然而，在这份属于上层的傲慢与迟钝之下，一种更加深刻、也更加危险的情绪，正在帝国的肌体内部，悄然蔓延——那就是，厌倦。

　　“感谢上帝，亲爱的，天幕终于又开始讲那些东方人的故事了。”

　　在伦敦郊区的某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里，一位主妇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对她的丈夫说道。

　　“天哪，别再说以前那个恶鬼般的帝国了。”她的丈夫，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职员，放下手中的《泰晤士报》，抱怨道，“我们还在和那些长着猪尾巴的鬈毛黑人打仗吗？”

　　天幕的降临，并未让英国民众对他们那庞大的海外帝国，产生更多的兴趣。恰恰相反，它加剧了一种早已存在的情绪——厌倦。

　　一战的惨痛记忆，让“为国王和国家作战”的口号，变得苍白而可笑。人们不再相信那些关于“帝国荣耀”的宏大叙事。相比于遥远的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他们更关心，下个月的薪水会不会涨，家里的收音机，能不能收到最新的爵士乐。

　　在英国本土，大众早已对那个遥远的、庞大的帝国，失去了兴趣。

　　H.G.威尔斯曾尖刻地评论道：二十个英国人中，有十九个对大英帝国的了解，并不比他们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知识更多。

　　一战的惨烈，耗尽了整整一代人的激情。战后，英国人不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热衷于远渡重洋，去开拓所谓的“殖民地”。他们更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失业、罢工、以及下一顿的面包在哪里。

　　天幕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种厌倦。

　　它向人们展示了，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血腥代价——在巴勒斯坦，他们要同时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敌；在阿拉伯半岛，他们要对付也门人；在索马里兰，他们要和“疯狂毛拉”作战……

　　这些连绵不绝的、毫无荣誉感可言的殖民战争，让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感到厌烦。

　　牛津大学的辩论社，甚至温和地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本协会绝不会为国王和国家作战”。

　　这并非不爱国，而是一种对旧帝国主义模式的彻底反思与否定。

　　进步的报纸上，吉卜林那些歌颂帝国荣耀的诗篇，被斥为“虚伪的自吹自擂”；取而代之的，是威尔弗雷德·欧文、齐格弗里德·沙逊这些战争诗人，那些描写着堑壕里的泥泞、毒气和死亡的、尖刻而又真实的诗句。

　　人们开始反对一切维多利亚时代的东西，从清唱剧到椅套，自然也包括维多利亚时代的终极之作——大英帝国。

　　甚至，连帝国本身，都变得有些滑稽可笑。

　　漫画家戴维·洛笔下那个愚蠢自大的“布林普上校”，成了帝国的最佳代言人。这个脑满肠肥的角色，总是在土耳其浴室里，向他的老友，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辉煌的过去，抱怨着如今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

　　帝国的威严正在被解构，被嘲讽，被一代新的、更加愤世嫉俗的年轻人所抛弃。

　　他们质疑帝国存在的正义性，他们反感一切形式的战争。

　　一个失去了统治精英支持的帝国，如同一个没有了大脑的巨人。

　　在唐宁街十号，首相麦克唐纳，正痛苦地感受着这一切。

　　他知道，帝国的衰落，已不可避免。他所能做的，只是像一个裱糊匠一样，尽力地去糊住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上，那些最致命的裂缝。

　　他领导的，是一个分裂的政府。保守党想减税，工党想增加福利；贵族们想强硬，民众却渴望和平。

　　他领导的，是一个迷茫的国家。一半的人，在怀念着维多利亚女王的荣光；而另一半的人，则在为那个远在莫斯科的红色理想，而心潮澎湃。

第274章：日不落黄昏中：守墓人的狂怒

　　帝国的精神正在衰退，而帝国的实力也早已不复当年之勇。

　　一战结束时，英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其工业未受破坏，金融业依旧主宰着世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

　　然而，在凡尔赛的镜厅里，当世界的未来在此决定时，英国人却没有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他们没能压制住法国人复仇的意愿，也没能像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样为世界描绘一幅新的蓝图。

　　大英帝国，代表了传统和延续；而美利坚合众国，则代表了全新的开始。

　　从那一刻起，衰落的剧本便已写下。

　　而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则为这份剧本，画上了最清晰的注脚。

　　丘吉尔想起了那个让他至今都感到屈辱的条约。

　　历史上，在帝国的鼎盛时期，皇家海军的实力必须等于任何两个潜在敌国的总和。这是日不落不帝国赖以生存的“两强标准”，是其海洋霸权的基石。

　　但在华盛顿，一切都变了。各国约定，大不列颠、美国和日本的海军主力舰吨位，将按照“5：5：3”的比例进行限制。

　　自纳尔逊时代以来，皇家海军第一次，不再是世界海洋的唯一保证者。

　　而最让他感到痛苦和无力的，是他当时，甚至连一个公开反对的席位都没有。

　　就在那一年，他所代表的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惨败，他本人也失去了议员的席位，被逐出了权力中心。

　　他只能作为一个在野的、人微言轻的“前大臣”，在报纸的专栏里，在俱乐部的沙龙中，声嘶力竭地发表着自己那无人理会的警告。

　　他不止一次地在心中怒吼：如果当时，他还在空军部，还在内阁之中，他绝不会，绝不会让这份自断臂膀的、愚蠢的条约被轻易地通过！

　　但他的反对，毫无作用。

　　他至今仍记得，当条约通过的消息传来时，整个英国甚至整个帝国，都沉浸在一片对“持久和平”的廉价欢呼之中。

　　民众厌倦了战争，政治家们需要漂亮的政绩，没有人愿意再为那支庞大的、吞噬着巨额财政的舰队买单。

　　他成了那个不合时宜的、孤独的失败者。

　　海军部，再也出不了费希尔那样狂妄而又充满远见的人物。英国的船厂，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和建造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

　　它对海洋的完全掌控，终结了。

　　帝国的支柱，也随之，开始锈蚀。

　　更让他感到悲哀的是，英国公众并未反对这一条约，就连各自治领的代表也毫无异议地签了字。

　　只有少数水手、帝国主义者和造船厂的工人，才会对“不列颠尼亚统治的终结”，愤愤不平。

　　大多数人，早已不在乎了。

　　天幕的降临，更是将这份衰落，无情地、量化地，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当人们看到，在未来的不列颠空战中，保卫这个岛国的，是那几百架喷火和飓风战斗机，以及一套被称为“雷达”的神秘系统时；

　　当人们看到，在未来的大西洋海战中，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在德国U型潜艇的“狼群”攻击下，一艘艘地沉入冰冷的海底时；

　　当人们看到，在未来的诺曼底登陆中，唱主角的，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巴顿，和他们那源源不断的、如同潮水般的谢尔曼坦克时……

　　一种混合着屈辱、不甘与无奈的复杂情绪，笼罩了整个不列颠。

　　他们终于清晰地意识到，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

　　“我们，真的老了。”

　　然而，丘吉尔，绝不是一个甘于接受“衰老”命运的人。

　　他看着手中那份被首相“搁置”的计划书，眼中，重新燃起了斗牛犬般的火焰。

　　他知道，帝国的衰落，或许不可避免。

　　但他绝不允许，这个曾主宰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伟大帝国，以一种如此窝囊、如此不体面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他要战斗。

　　即便，是作为这个帝国，最后的、也是最孤独的“守墓人”。

　　他的计划，其实很简单，也很冷酷。

　　首先，他要利用天幕，去唤醒这个国家，那早已沉睡的危机感。

　　他准备在下议院，发表一系列的演说。他要用最危言耸听的语言，去描绘德国再武装的可怕后果；他要用最精准的数据，去分析苏联工业化的恐怖潜力；他要用最煽情的词汇，去渲染那个“红色中国”在未来，对帝国在远东利益的巨大威胁。

　　他要让每一个英国人，都从和平的梦境中惊醒，重新感受到，那来自四面八方的、冰冷的敌意。

　　其次，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他知道，在保守党内部，在军方，在金融城，依旧有许多像他一样的“老派帝国主义者”。他们同样对帝国的衰落感到痛心，同样对德国的崛起感到警惕。

　　他要将这些人，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股足以向唐宁街十号施压的强大政治力量。

　　他甚至准备，放下身段，去与那些他一向鄙视的、工党的左翼议员们，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因为他知道，在“反法西斯”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他要盯紧大洋彼岸的那个“表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