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耀常升起
天幕说他“消极抗日”，是，他承认。但他认为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真理”。在他看来，日本是“皮肤之患”，而赤匪才是“心腹大患”。更何况，天幕已经告诉他，只要能拖到美国人下场，日本必败无疑。
那么，用一些空间，去换取剿灭赤匪的时间，在他看来，是一笔绝对划算的买卖。
他没有想过，那些被他当作筹码让出去的“空间”里，生活着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更没有想过，当他用空间去换时间时，他最终也会被空间所抛弃，被时间所淘汰。
他必须夺回舆论的阵地。
这就是他深夜召见陈布雷的原因。他需要那支笔，去为他书写新的“神话”，他必须夺回舆论的阵地。
他已经想好了那篇将由陈布雷代笔的“雄文”的大致框架，那将是一篇名为《中国之命运》的宣言。他要告诉所有人，不是他不想抗日，而是内贼太多。他要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共产党和那些地方军阀的身上。
他甚至有那么几分钟，狂热地相信了自己编织的这套逻辑。一个真正的赌徒，在输光之前，绝不会离开牌桌。而要骗过对手，首先，要骗过自己。
接着，是军队。
他深谙“私兵”的精髓。自1927年“清党”以来，他便通过一次次的扩充、整编、安插亲信，将那个国共合作时期充满革命理想的黄埔军校，一步步地，改造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他利用一次次“下野”以退为进，让所有人都意识到，离开了他，黄埔系这支最精锐的部队，就会立刻分崩离析，无人能够驾驭。
他成功了。他打造出了一支绝对忠于自己的“党军”。
但天幕，又一次摧毁了他的根基。当那些黄埔的门生们，看到自己的校长，在未来，不过是一个丢掉了整个大陆的失败者时；当那套被奉为圭臬的“精神训话”，在“人民万岁”的理想光辉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时，他们那份曾坚如磐石的“忠诚”，便开始出现了裂痕。
他知道，他必须用新的利益，更直接的利益，来重新捆绑住他们。
这就是他抛出“让贤”的诱饵，挑起“谁是嘉庆”的争斗的原因。他要让所有心腹，都卷入到这场即将到-来的、血腥的清洗之中。只要他们的手上，都沾满了反对派的鲜血，他们，就再也无法离开自己这条船。
他甚至开始思考，在这件事之后，他要暂时退居幕后，重新回到黄埔，回到陆大，去当一个纯粹的“校长”。他要开办新的“军官训练团”，去培养一批新的、更年轻、也更“干净”的黄埔门生。他要打造一个新的、只属于他自己的黄埔。
最后，是他的“家人”。
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宋美龄。他想起了自己的连襟，孔祥熙。想起了自己的大舅子，宋子文。
他与宋家的联姻，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一笔“政治投资”。不仅让他与总理孙中山，有了亲戚关系，更让他获得了江浙财团这个强大的经济后盾。
但天幕，也将这个家族的贪婪与丑陋，暴露无遗。
他知道，这“四大家族”的骂名，已经与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他需要与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切割”。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他们。恰恰相反，在眼下的危局中，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宋家和孔家，所掌握的财富和国际关系。
他所要做的，只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民怨沸腾到极点时，推出一两个“替罪羊”，来平息风波。
至于这个“替罪羊”，是孔祥熙，还是宋子文，那就要看，谁更能为他这个“大家长”，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了。
复盘完毕，常凯申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应对危局的计划。
第一步，舆论先行。让陈布雷的那篇文章，将自己塑造成“忍辱负重”的悲情英雄，将共产党和地方军阀，打成阻碍抗日的“国贼”。
第二步，血洗南京。在天幕宣判汪兆铭“汉奸”罪名的那一刻，立刻发动军事清洗，以雷霆之势，清除城内所有反对派，为自己选定的“嘉庆”铺平道路。
第三步，从容“禅位”。在完全掌控局势后，宣布“引咎辞职”，退居幕后，当一个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暂时避开天幕的锋芒。
第四步，南下“平叛”。在解决了内部问题后，再以“太上皇”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调动全国的军队，去对付福建和江西的“叛军”和“赤匪”。
这套计划，环环相扣，阴险毒辣。
他相信，只要每一步都走得稳，他，依旧能牢牢地，将这个国家的命运，攥在自己的手里。
他拿起电话，接通了戴笠的秘密专线。
“雨农，”他的声音，冰冷而平静，“名单，可以再扩大一些，阿要的，是一个绝对‘干净’的南京。”
第271章：孤城之夜（下）：溪口的乡愁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戴笠那压抑着兴奋的、干脆的回答：“是！学生明白！”
挂断电话，常凯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感觉，自己又重新找回了那种熟悉的、掌控一切的感觉。
但他没有立刻投入到下一步的部署中去，而是独自一人，缓缓地走到了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窗外是沉睡中的南京城，远处，紫金山的轮廓在夜色中若隐若现。
他突然很想家，很想那个远在浙江奉化的，名叫“溪口”的小镇。
他上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前年，为了躲避党内外的重重压力，他第四次“下野”，偕同夫人，一起回到了那里。
他记得，汽车在新辟的泥土路上颠簸，最后，他换上轿子才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老宅。
那一刻，他感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如同倦鸟归巢般的安心。
他记得，他当时在日记里，反复地写下了两个词：“复仇”、“忍耐”。
“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
他用曾国藩的话，来告诫自己。
他做到了，他忍了下来，然后卷土重来。
可这一次呢？这一次，他还能忍吗？还能卷土重来吗？
他不知道。
他的思绪，飘回到了更遥远的过去。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离开溪口，去宁波求学的场景；想起了自己剪掉辫子，东渡日本，立志要“光我神州”的少年意气。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个严厉而又慈爱的女人。他想起了自己的原配，毛福梅，那个他不爱、却为他生下了唯一亲生儿子的女人。
他想起了他的儿子，经国。国
一阵难以言喻的愧疚，涌上了他的心头。
他想起了前年年底，宋庆龄，那个他名义上尊敬、实际上却一直心存芥蒂的“孙夫人”突然来访。她带来了一个来自莫斯科的“提议”——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
他的目光，落在了书桌的抽屉里。那里，锁着一封来自苏联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的信。
是他的儿子，经国，写来的。
信中，那个他既陌生又熟悉的儿子，用一种近乎决绝的口吻，控诉着他这个“背叛了革命”的父亲，声称要与他划清界限。
想起了自己当年，为何要将年仅十几岁的经国，送到那个冰天雪地的红色帝国。那几乎是一种“质子”的行为，是为了向当时还未决裂的苏联，表达自己的“诚意”。
他没有悔恨。他知道，即便重来一次，他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为了权力，为了他心中的“大业”，亲情，是可以被牺牲的。
但此刻，在这个即将发动一场血腥清洗的前夜，他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天幕上，苏联那场愈演愈烈的“大清洗”的画面。
一股从未有过的、真实的恐惧，攫住了他。
他开始担忧，他的儿子，那个在信中用布尔什维克式的口吻控诉他的儿子，是否也会被卷入那场血腥的政治风暴，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他知道，今夜的行动之后，无论成败，他与苏联的关系，都将彻底破裂。那个他曾作为“质子”送出去的儿子，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利用价值。
他又一次，亲手将儿子推向了更危险的深渊。
“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
“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
他在日记中，曾如此写道。
宋美龄当时也力劝他接受这个交易。但最终，他还是拒绝了。
他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人，他不能将个人亲情，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不能为了换回自己的儿子，而释放“人民之敌”。
他以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将这份愧疚，转化成了一种“为国牺牲”的悲壮。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那份“大义”之下，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更冷酷的政治考量。他不能向苏联低头，更不能让他的政敌们，抓住这个可以攻击他“通共”的把柄。
他选择了权力，牺牲了亲情。
他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国家利益”，又有多少，是出于对苏联这个红色帝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恐惧。
他曾亲自去过那里。
1923年，他受总理之命，率领代表团，赴苏考察。他看到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看到了苏共强大的组织能力。但他也看到了，那座曾名为“圣彼得堡”的城市，在革命后的“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他看到了国有化造成的过度集权，看到了工厂里缺乏效率的管理。
他在日记中写下：“苏联共产党不值得信赖。”
他断定，这个国家，一旦政权巩固，必将恢复沙皇时代的帝国野心。
天幕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判断。
他想起了自己对共产党的复杂观感。他厌恶他们，警惕他们，视他们为“心腹大患”。但他又不得不承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欣赏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
他想模仿苏联红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信仰坚定的现代化军队。1927年，他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立刻下令整顿军中财务，肃清贪腐。
但手下的将领们，阳奉阴违，抵制改革。最终，为了维持所谓的“团结”和“忠诚”，他不得不妥协，那场反贪腐的行动，不了了之。
他又想模仿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忠贞不二的干部团体。于是，他默许贺衷寒等人，成立了“蓝衣社”（复兴社）。
起初，他对此寄予厚望，喜爱拔擢其中的青年成员为助手。但很快，他就失望地发现，这个组织迅速地沦为了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的特务机构，充满了小团体的倾轧和个人的野心，与他所期望的“忠贞干部”相去甚远。
他效仿着他所看到的一切“先进”的模式，却又一次次地，在国民党这个早已腐朽的肌体上，遭遇了失败。
他所希望的那些英才——蒋先云、周恩来、陈赓……一个个离他而去。
他所鄙夷的那些庸才——孔祥熙、宋子文……却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家人”。
他所建立的那个“党国”，最终也变成了天幕口中，那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他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沉睡中的城市。
他知道，黎明之后，这里将流血漂橹。
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为了实现他心中那个“光我神州”的宏愿，为了维护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他想起了天幕上的那个人。
他不得不承认，那个人的手腕和胸襟，确实有其过人之处。
但那又如何？
常凯申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服输的斗志。
他认为，自己，才是孙中山先生真正的继承人；自己，才是这个天命所归的领袖。
天幕，可以预言他的失败。
但只要他还没死，只要他手里还握着枪杆子，他就绝不会认输。
第272章：卿乘车我戴笠，雨落金陵春风去
当常凯申在官邸的书房里，与自己一生的心魔和野心搏斗时，在南京城另一端的鸡鹅巷，复兴社特务处总部，则是一片灯火通明。
“领袖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方向！党国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猎物！”
戴笠，这位刚刚从委员长官邸领受了“密令”的特务头子，正站在巨大的南京地图前，对他手下最精锐的行动组长们，进行着最后的训示。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阴冷的、如同蛇信般的嘶嘶声，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一阵不寒而栗。
他，戴立，原名戴春风，字雨农。出身浙江江山的一个普通家庭，早年混迹于杭州街头，是个不折不扣的“浪里白条”，他的人生本该是另一番模样。
他曾因在上海的交易所里，被陈果夫这样的人物轻蔑地斥为“小瘪三”而倍感侮辱。也曾因给一位器宇轩昂的先生跑腿买烟，而结识了自己生命中第一个“贵人”——戴季陶。
他更不会想到，当年在交易所里，那个为他解围、斥责陈果夫“怎能以衣帽取人”的那个威严英武的年轻人，就是他日后将为之奋斗终生、献上一切的“真命天子”——常凯申。
命运的齿轮，在那一刻悄然转动。
从黄埔六期的一个普通学员，到如今这个让整个南京都为之侧目的“特工王”，他靠的不是学历，不是背景，而是对那个人毫无保留、近乎“愚忠”的忠诚。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复兴社里，那些黄埔一期、二期的“老大哥”们，根本看不起他这个六期的“晚辈”。
他们认为特务工作，不过是些爬墙头、溜墙根的下作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但他不在乎。
他只知道，他的权力，他的一切都来自于那个人的信任。从被任命为特务处长的那一天起，他就对自己说：“一手接收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领袖要他反共，他便让无数共产党人消失在黑夜黑里；领袖要他镇压民主，他便让进步人士的呼声，被消音在监狱中。
他就是领袖手中，最锋利、也最肮脏的那把佩剑。
“名单，你们都拿到了。”他用一根细长的教鞭，点着地图上的一个个红圈，“汪公馆、立法院、中央日报社……每一个红圈，都代表着一个‘国贼’的巢穴。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明晚，在‘清风’行动开始的那一刻，以最快的速度，最利落的手段，让这些人，从南京城里，彻底消失。”
“是！”几十名穿着黑色中山装的行动组长，齐声应道，声音整齐划一，如同切割金属。
“记住，”戴笠的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又冷酷的脸，“委座要的，是一个‘干净’的南京。我不问过程，我只要结果。行动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反抗者，格杀勿论！”
“学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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