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1932剧透未来 第16章

　　在接连几次的交锋受挫后，资本家们很快意识到，在声望如日中天、手握天幕“剧本”的罗斯福面前，通过直接的经济手段（如制造资本外流、停滞投资）来对抗新政，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引火烧身，激起更大的民愤。于是，他们开始将斗争的焦点转向政治层面，试图从制度上限制罗斯福的权力。

　　其中，最核心、也最容易获得部分民众和保守派议员支持的一张牌，就是限制总统连任。

　　天幕已经“预告”了罗斯福将连任四届，打破了美国历史上不成文的传统。这本身就足以引起许多遵循华盛顿“典范”的美国人的警惕。反对派们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与独裁者何异？”保守派报纸的社论振振有词，“这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性破坏！我们必须阻止这种危险的倾向！”

　　“美国自由联盟”的发言人在各种集会上慷慨陈词：“我们尊重罗斯福总统带领国家走出危机的努力，但我们更珍视美国的立国之本——权力的制衡！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无限期地掌握权力！”

　　资本家们极力推动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这个提案，迅速在国会内外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资本家们很清楚，以罗斯福目前的支持率，想在短期内通过选举将他拉下马几乎不可能。但如果能在他立足未稳、新政尚未完全巩固的时候，通过一项限制连任的法案，那么即便他能完成第一个或第二个任期，其长远影响也将被大大削弱。他们可以“熬死”罗斯福，等待一个更“听话”的总统上台，届时再图反攻倒算，废除那些令他们深恶痛绝的新政法令。

　　罗斯福深知这项提案的险恶用心，但这也确实是他的软肋和致命的弱点。对此，他一方面通过“炉边谈话”和公开演讲，强调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需要强有力的、持续的领导来克服危机，将限制连任与“削弱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划上等号。

　　另一方面，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智囊团的力量，在国会内部进行游说和分化，争取中间派议员的支持，拖延法案的审议进程。他还巧妙地利用天幕中关于未来战争的“预言”，暗示美国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挑战，以此来争取那些关注国家安全的议员。

　　这场关于总统连任的交锋，成为了罗斯福新政初期，府院之间、以及罗斯福与反对派资本家之间最激烈、也最具象征意义的战场。它不仅关系到罗斯福个人的政治前途，更关系到新政能否持续推行，以及美国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

第47章：孤岛上的呐喊——鲁迅眼中的天幕

　　当天幕的光芒以其变幻莫测的风格和震撼人心的内容，搅动着全球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时，在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一位蓄着浓密胡须、眼神锐利如刀的文人，正以他特有的冷静与深邃，审视着这一切。

　　他便是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才，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也是一位永不妥协的文化斗士。

　　1933年春的上海，依旧处在一种光怪陆离的喧嚣与压抑之中。“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不久，战争的创伤尚未抚平，日本侵略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城市上空。

　　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得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左翼文化运动在艰难中前行。鲁迅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用他那支犀利如投枪的笔，与黑暗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论战。

　　同时，作为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他正与各种论敌进行着激烈的笔战，从“第三种人”的文艺立场之争，到对国民党文化高压的无情揭露，他的杂文如匕首般精准而深刻。

　　天幕的出现，对于这位始终以冷静目光审视着中国与世界的思想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冲击和“素材库”。

　　与其他许多人最初的震惊、狂热或恐惧不同，鲁迅对天幕的反应，是审慎的观察与独立的解剖。他不相信任何突如其来的“神迹”，更不盲从任何被包装起来的“权威”。

　　他立刻行动起来。他剪下报纸上关于天幕的各种报道，从官方喉舌的粉饰太平，到小报的猎奇传闻，将它们分门别类地贴在笔记本上，并在旁边用红笔写下批注。

　　他频繁地去内山书店，不仅是为了避难或购书，更是为了与内山完造先生讨论，从他那里获取来自日本和世界各地的、未经过滤的信息。在与冯雪峰、胡风等左联同志的秘密聚会中，他总是那个最先提出尖锐问题的人。

　　“这个天幕，放的是‘未来’，讲的是‘历史’，确实有趣。”在一次左联核心成员的讨论会上，鲁迅抽着烟，眯着眼睛，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我们必须搞清楚，这‘未来’是谁的未来？这‘历史’又是谁写的历史？它选择给我们看什么，不给我们看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叙事！”

　　他坚信，任何叙事背后，都隐藏着权力和意图。天幕看似客观，但其内容的选择、剪辑的顺序、旁白的语调，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全球观众的认知，这必须引起所有革命者的高度警惕。

　　当看到天幕播放新中国成立的盛况，听到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这位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而呐喊的战士，在深夜独处时，眼中也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湿润，这正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但激动过后，是更深沉的思考。他对天幕所展现的那个“新中国”的具体形态和道路，保持着观察者的冷静。他相信，真正的站立，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国民性的改造和思想的解放，这是一条更为漫长和艰难的道路。

　　而天幕揭示的二战残酷、法西斯暴行，以及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某些投降主义和消极避战的“未来事实”，则立刻化为了他笔下最锋利的武器。他连夜赶稿，写下了题为《“神”的预告与人的责任》的杂文，发表在左联控制的秘密刊物上。

　　文中，他辛辣地讽刺道：“天上落下了明明白白的‘神谕’，告诉我们谁是豺狼，谁是家犬。可笑的是，竟还有人想与豺狼握手，甚至妄图骑在豺狼背上狐假虎威。殊不知，豺狼饿了，最先吃掉的，便是骑在背上的那个自作聪明的家伙！”

　　对于苏联，天幕的展示让他有了更复杂的观感。苏联早期建设的辉煌成就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感召力，让他对这条道路的探索者们抱有敬意。但他从天幕中也捕捉到了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的阴影。

　　在与瞿秋柏共同编辑《海上述林》的间隙，他严肃地指出：“苏联的经验，是宝贵的，但也是带血的。我们学习，是要学他们如何从无到有，如何发动群众，而不是去学他们如何制造新的偶像，如何让革命者变成新的官僚。这条路，我们中国，必须自己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天幕的降临，为鲁迅的杂文创作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素材。他的《南腔北调集》以及之后发表在各大报刊副刊上的文章，这些作品也打上了深刻的“天幕烙印”。

　　《再论“看客”》： 面对天幕这一全球奇观，上海滩出现了无数光怪陆离的景象：有人烧香跪拜，求神问卜；有人开设“天幕解经班”，骗取钱财；更多的人则是伸长了脖子，如同看一场免费的西洋景。

　　鲁迅为此专门写下杂文，痛斥道：“脖子伸得再长，也看不到自己的明天。天幕不是戏台，未来也不是可以坐等看来的。倘若国人依旧满足于做个安全的‘看客’，那么无论天幕上放出何等光明的未来，那未来也终究是人家的，我们不过是又看了一场热闹罢了。看客的结局，向来只有被看和被遗忘。”

　　《“聪明人”的算盘》： 天幕揭示的各国政客的“精明”算计，成了鲁迅笔下绝佳的讽刺素材。他写道：“伦敦的绅士们，自以为能操纵天平，却不知自己早已站在了即将倾覆的一端；柏林的将军们，妄图驾驭猛兽，却忘了自己手中只有一根腐朽的木棍。至于我们国内的某些‘高人’，更是把天幕当成了自家后院的照壁，以为能挡住风雨，殊不知，那上面映出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丑态百出的影子。”

　　在左联内部，关于天幕的讨论异常激烈。一些同志因为天幕展现的革命前景而盲目乐观，另一些同志则因为天幕揭示的曲折和牺牲而感到迷茫。

　　鲁迅作为左联的旗手，则以其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洞察力，引导大家正确看待天幕。他强调，天幕只是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真正的道路还需要自己去走，真正的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他与瞿秋柏等人的友谊，也因为对天幕的共同探讨而更加深厚。他们一起研究天幕的内容，分析其背后的政治意涵，并将其融入到文艺创作和理论建设中去。

　　鲁迅从不只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他和宋庆龄、蔡元陪等人，立刻决定利用天幕的影响力开展行动。天幕揭示的法西斯暴行和对人权的践踏，成为了他们争取国际同情、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

　　他们组织公开演讲、发表宣言，将天幕的“启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呼吁保障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

第48章：铁屋中的“天窗”与第三种人

　　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的一栋三层小楼内，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草味和墨水的气息。

　　鲁迅先生坐在他那张著名的“老虎尾巴”书桌前，窗外，那块已经沉寂了数周、但在人们心中从未消失的巨大天幕，被江南特有的、连绵不绝的阴雨所遮蔽，如同一块巨大的、浸透了泪水的灰色幕布，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他的书桌上，摊满了来自国内外的报纸、刊物、以及友人的信件。《泰晤士报》在忧心忡忡地讨论，天幕预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将如何维系；《纽约时报》则在激烈地争论，罗斯福总统刚刚开启的“新政”，是否真的能像天幕所“预言”的那样，将美国从大萧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莫斯科的《真理报》，则在高调宣扬天幕所展现的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工业化的“伟大成就”，并将其斥为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最终审判”。

　　他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那双深邃而冷峻的眼睛，扫过这些充满了狂热、恐惧、希望与绝望的文字。他拿起笔，准备为《申报·自由谈》撰写新的杂文。自从1932年6月天幕降临以来，他见过了太多的光怪陆离，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就在此时，内山完造先生陪同着一位特殊的客人，悄然走进了他的书斋。来者身材不高，面容清癯，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眉宇间却透着一股燃烧的火焰。他是在上海进行秘密工作的华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柏。

　　“豫才兄，”瞿秋柏（此时化名屈恩）在内山先生回避之后，压低声音，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兴奋，“天幕最近播放的种种，你看了吗？真是……真是振奋人心啊！”

　　鲁迅为他倒上一杯热茶，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特有的、冰冷的笑意：“秋柏，我看了。热闹，确实是热闹。那个‘说书人’的腔调，比上海滩的评弹还有趣。只是，我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瞿秋柏不解地问道，“天幕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全世界肯定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感召力，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也预告了我们未来的胜利。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好事，或许吧。”鲁迅将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目光变得深邃，“但天幕也同样展现了古拉格的冰雪和斯大林同志‘大清洗’的鲜血。一杯美酒，若是以人血酿成，你我可还饮得下？光明是好，但倘若那光明，是由一盏用无数人骨熬成的油点亮的灯塔发出的，我宁愿在黑暗中，多摸索一会儿。”

　　他的话，让瞿秋柏陷入了沉思。作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当然理解革命的残酷性和“专政的必要性”。但鲁迅这种对“个体生命代价”的深刻拷问，也让他感到了某种……知识分子式的、人道主义的沉重。

　　“豫才兄，你的担忧，我理解。”瞿秋柏沉吟道，“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但我们共产党人，也必须时刻警惕，防止未来的自己，变成天幕所预言的那个……‘屠龙的恶龙’。这，正是我们需要向天幕，也向历史学习的地方。”

　　他们的争论，没有最终的答案。但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革命激情与人文关怀的深刻碰撞，正是在天幕降临后，中国最清醒的那一批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送走瞿秋柏后，鲁迅再次坐回书桌前。他想起了最近在上海文坛上，因为天幕而引发的一场新的“骂战”。

　　以苏汶（杜衡）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在观看了天幕展现的各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的“未来”之后，在第三种人的理论上，又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主张。

　　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在一次文学沙龙上，穿着得体燕尾服的苏汶高声说道：“天幕已经昭示，无论是苏联的红色专政，还是德国的褐色恐怖，亦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都非尽善尽美之道。我辈文人，作为人类灵魂的守望者，理当超越这些现实的政治纷争，不站在任何阶级或党派的立场上，去进行独立的、自由的、为人性而创作的艺术实践！这，就是我们‘第三种人’的立场！”

　　这番话，在当时赢得了一些对政治感到厌倦的知识分子的喝彩。然而，鲁迅，以及茅盾等左联作家，却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鲁迅无法亲临现场，但他很快便在报纸上，读到了这场论战的报道。他提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杂文——《论“第三种人”》。

　　“……在洪水滔天，大厦将倾之际，”他在文章中写道，“有人却高喊着，要寻一块不沾水的‘净土’，去做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听起来，固然清高。但水若淹没了大地，莲花又焉能独存？”

　　“天幕已经将血淋淋的战场，将压迫与反抗的现实，摆在了每一个人的面前。文学家若还想躲进自家的象牙塔里，隔着窗户，去吟咏那风花雪月，或悲悯那与己无关的人类苦难，那不是‘自由’，是‘麻木’！是‘自欺欺人’！”

　　“革命的文学，即便粗糙，也带着血和火的温度，能给在黑暗中跋涉的人，带来一丝光和热。而那所谓的‘第三种’，看似不偏不倚，实则不过是依附于旧有秩序的、冰冷的、涂脂抹粉的骨殖罢了！”

　　鲁迅的这篇文章，如同投枪和匕首，直刺“第三种人”论调的要害，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坛，都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激烈的辩论。

　　对于天幕本身，鲁迅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充满怀疑主义和深刻洞察的看法。他不像那些狂热的革命者，将其视为“天命”或“神谕”；也不像那些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某种“理性的启示”或“进步的福音”。

　　在他看来，天幕，更像是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沉睡着无数人的“铁屋子”的屋顶，突然被强行打开的一扇“天窗”。

　　他提笔，开始构思一篇新的小说。主角，还是那个阿Q，命名为《阿Q新传》。

　　“……阿Q所在的未庄，天上突然多了个大亮片，日日夜夜地放着些希奇古怪的影戏。赵太爷说，这是‘天意’，预示着他家要出贵人。假洋鬼子则说，这是‘Science’，是‘Aether（以太、太空）’的某种光学现象。而阿Q，在听了几天戏文，特别是看到影戏里那些俄国穷棒子也能‘革命’成功之后，便也觉得自己精神为之一振，似乎也成了‘革命党’。他挺着胸膛，在未庄的土谷祠里，对着那几个比他还不如的闲人，大声宣布：‘天幕说了，将来是我们的世界！我也是……有天命的人！’然而，当赵太爷的团练进来抓人时，他那‘天命’，却丝毫也抵挡不住水火棍的痛打……”

　　他写不下去了，将笔重重地掷在桌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天窗开了，透进些光来，固然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它让屋子里那些沉睡的人，骚动起来，甚至开始思考，是否应该起来，把这铁屋子拆掉。这是天幕唯一的功德。”

　　“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无比冷峻，“如果看客们，只顾着抬头看那‘天窗’外的热闹，看那些未来的神仙打架，看那些‘预告’的荣华富贵或血海深仇，却忘了自己手脚上还戴着沉重的镣铐，忘了这铁屋子本身，才是我们苦难的根源，忘了去寻找那砸破墙壁的锤子……那么，这‘天窗’，即便开得再大，再亮，于我们这屋子里的人，又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最终，不过是从一个黑暗的牢笼，换到了一个……看得见外面风景的牢笼罢了。”

　　1933年的上海，鲁迅，这位中国最伟大的精神“看门人”，在天幕降临所引发的全球性狂热与迷思之中，保持着他那特有的、也是最可贵的清醒与孤独。

　　他依然在用他那支如投枪、如匕首般的笔，不懈地战斗着。他战斗的对象，不仅仅是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礼教的遗毒，更是……天幕降临之后，在国人心中滋生出的种种新的迷信、盲从、狂热与惰性。

　　他知道，真正的希望，不在天上，而在地上。不在于天幕所展现的任何一种“现成的未来”，而在于中国人民自身的觉醒、抗争、以及……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最终发现。

　　天幕没有让他放下手中的笔，反而让他的笔锋更加锐利；天幕没有让他陷入迷茫，反而让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深沉、更清醒、也更坚定的思考。

　　他依然在战斗，用他的杂文，用他的行动，为这个沉睡的民族，注入着最宝贵的清醒剂。

　　这条路，无比艰难。但他愿意，为之呐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49章：囚室之辩——“校长”与“学生

　　1933年5月，南京，宪兵司令部的一间特别囚室。这里没有阴暗潮湿，没有锈迹斑斑的刑具。相反，房间里陈设整洁，甚至还有一张书桌和几本允许阅读的、经过审查的书籍。

　　陈庚，这位在两月前于上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正靠在床头，平静地翻阅着一本《资治通鉴》。

　　他的腿伤尚未痊愈，行动仍有些不便，脸色也因长期的伤病和牢狱生活而略显苍白，但那双眼睛，却依旧明亮、机智，闪烁着洞察一切的光芒。

　　他知道，国民党方面对他这种“优待”，并非出于什么仁慈或对黄埔旧情的眷顾。根本原因，在于那块悬浮于全球上空的、神秘莫测的“天幕”。

　　天幕，这个“宇宙级的剧透者”，虽然没有为他陈庚个人制作“传记”，但它在播放关于中国未来的那些篇章中，已经清晰地“预告”了华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以及他本人将作为“胜利者”一方，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这种“天命所归”的暗示，让南京的统治者们，在如何处置他这个问题上，变得投鼠忌器，束手束脚。他们不敢对他用过分的重刑，以免在未来被“清算”；但他们也绝不甘心，就此放虎归山。

　　更有趣的是，常凯申下令，严格禁止他这样的“共党要犯”接触任何关于天幕的信息。然而，这道命令，在天幕那“神鬼莫测”的力量面前，却成了一纸空文。

　　他虽然身陷囹圄，却比外面那些看守他的特务们，更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走向。

　　“吱呀——”一声，沉重的牢门被打开。

　　一位身着笔挺军服、但神情却异常憔悴和阴郁的中年男子，在宪兵司令谷正伦等一众高官的簇拥下，缓缓走了进来。

　　来者，正是华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凯申。

　　陈庚缓缓地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平静地注视着这位他曾经的“校长”。

　　常凯申挥了挥手，示意谷正伦等人在门外等候。然后，他独自一人，拉过一张椅子，在陈庚的病床前坐下。

　　“陈庚，”他开口了，声音比往常要沙哑和疲惫许多，“你瘦了。”

　　陈庚的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夹杂着嘲讽的笑意：“校长你也瘦了。只不过，我的瘦，或许能换来筋骨的强健；而校长的瘦，似乎……却让这整个天下，都跟着一起瘦了下去。”

　　一句话，便让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常凯申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他强压着怒火，沉默了片刻，才缓缓说道：“你年轻，不懂事，受了共匪的蒙蔽。”

　　“年轻吗？”陈庚笑了笑，“或许吧。但天幕，那个高悬在天上的‘神仙镜’，可不分什么年轻年老。它把未来的事，都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了全天下的人听。谁是谁非，谁忠谁奸，谁能让这天下‘盈’起来，谁又只会让这天下‘瘦’下去，我想，天下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常凯申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天幕，又是天幕！这个词，像一根毒刺，狠狠地扎进了他内心最深的痛处。他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囚室里来回踱步，仿佛一头被困在笼中的猛兽。

　　突然，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目光复杂地看着陈庚，语气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愤、不甘与迷茫。他不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委员长”，反而更像一个需要倾诉的、走投无路的普通人。

　　“陈赓，”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你……你还记得八年前吗？一九二五年，我们一起东征，讨伐陈炯明……我亲率数万黄埔健儿，从广州出发。本党本军所到之处，民众竭诚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到今天，还清清楚楚地在我眼前！”

　　他走到陈庚面前，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追忆：“我还记得，在华阳战役，我陷入重围，是你，背着我，冒着枪林弹雨，走了几十里山路，才突出重围，救了我一命！那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我们都相信，我们正在为总理的遗愿，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共同奋斗！”

　　“可是……可是为什么？”常凯申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指着那看不见的天花板，仿佛在质问那个沉默的天幕，“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天幕，那个该死的妖物，它要如此对待我？对待我们国民党？短短八年后，这里，这片由我们亲手光复的土地，竟至于一变而为我的‘葬身之地’了吗？！难道我这几年宵衣旰食，剿共安内，都是错的吗？！”

　　面对常凯申这番近乎“灵魂拷问”的独白，陈庚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动容。他只是平静地注视着这位曾经的“校长”，一字一句地说道：

　　“校长，你没有错在东征，也没有错在北伐。你错在，北伐成功之后，你背叛了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背叛了当初的革命理想！”

　　“你错在，1927年的上海，你向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天幕虽然没有细说，但那血淋淋的‘四一二’，我们这些亲历者，永世难忘！”

　　“你错在，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觊觎我华北之时，你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将数十万大军，都用在‘剿共’的内战之中，高喊着什么‘攘外必先安内’！”

　　“你更错在，天幕已经用未来的史实，揭露了你和你所代表的那个‘四大家族’的腐败无能，揭露了国统区的民不聊生，揭露了你未来将一步步丧失民心，最终败逃孤岛的命运之后，你非但不知反省，反而……还在暗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肮脏的交易！”

　　陈庚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地扎进常凯申的心脏。他那套“天亡我，非战之罪”的自我辩解，在陈赓这番结合了“历史”与“天启”的无情驳斥面前，被击得粉碎。

　　常凯申的脸，由青转白，再由白转红。他指着陈庚，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终，他似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颓然坐下，发出了最后的、也是最无力的“招降”：“陈庚……只要你……只要你肯写一份声明，承认错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我可以既往不咎。党国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中将兵团司令，军政部次长……任何职位，你都可以挑！”

　　陈庚闻言，却放声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不屑和轻蔑。

　　“校长，这是我最后叫你一次校长，你到了今天，还是不懂。”他止住笑，眼神清澈而坚定，“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信仰，为的是解放全中国四万万劳苦大众，不是为了当官发财！天幕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的事业，是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必定要成功的！你觉得，我会为了你这艘早已千疮百孔、注定要沉没的破船上的一张头等舱票，而放弃登上那艘将要驶向‘人民万岁’新世界的巨轮吗？”

　　“你……”常凯申被这番话彻底激怒，他猛地站起身，拂袖而去，只留下了一句色厉内荏的威胁，“你……你执迷不悟！冥顽不灵！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看着常凯申那失魂落魄、仓皇离去的背影，陈庚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他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其精神和信仰，已经被天幕彻底摧毁了。他们剩下的，只有对权力的贪恋和对“天命”的恐惧。

　　而陈庚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正在瑞金蓬勃发展的红色政权，则从天幕的“未来启示”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信心和历史自觉。他知道，眼前的牢狱之灾，不过是漫漫征途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未来的光明，正在等待着他和他的同志们，去亲手开创。

第50章：潜流涌动的“民国”与委员长

　　就在江西瑞金的红色根据地，在“红星一号”这个“超级外挂”的加持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开始规划其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之际，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则如同即将沉没的巨轮，在天幕“未来审判”的惊涛骇浪和自身无法克服的重重危机之中，加速着其分崩离析的进程。

　　1933年5月，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军营内，气氛异常凝重。军长蔡廷楷、总指挥蒋光鼎，以及陈铭书等国民党左派和第三党的核心人物，正在进行着一次决定未来命运的秘密会议。

　　“诸位，”陈铭书将一份从上海秘密传来的报纸，重重地拍在桌上，语气沉痛地说道，“共产党人，在瑞金，已经公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组国民政府、并实行土地改革的完整政纲了！天幕也预言了他们未来的胜利！而我们南京的委员长，在做什么？他还在做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春秋大梦，甚至……已经有风声传出，他正在和日本人进行秘密的接触，企图‘联日剿共’！”

　　蔡廷楷，这位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曾带领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日寇的爱国将领，此刻更是义愤填膺：“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们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在上海流血牺牲，而他蒋中正，却在背后跟日本人眉来眼去！如今，更是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心只想打内战，维护他个人的独裁统治！天幕已经把他的底裤都扒光了，他未来的腐败无能和最终败逃台湾的下场，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跟着这样一个‘注定失败’的领袖，一条道走到黑吗？”

　　李济升，这位被蒋介石排挤出权力中心的国民党元老，也缓缓开口：“诸公所言极是。天幕的出现，是‘天意’，也是‘民心’。它预示了中共的未来，但也并非说，我国民党就毫无机会。依我之见，天幕所批判的，是常凯申的国民党，而不是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只要我们能将蒋介石这个窃国大盗赶下台，由我们这些真正继承总理遗志的革命同志，来重组国民政府，拨乱反正，坚决抗日，推行真正的民生主义，未必不能与中共一争高下，为中国找到另一条出路！”

　　“没错！”蒋光鼎也表示赞同，“我们十九路军，兵强马壮，民心所向！现在，正是我们登高一呼，反蒋抗日的最佳时机！我们可以先联合福建的民军和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政府’，与南京的独裁政权分庭抗礼！然后，再派人与瑞金的华共进行联络，商讨共同抗日、共商国是的大计！”

　　就他们相信，只要把常凯申这个最大的障碍搬开，由他们这些真正有能力、有抗日决心的爱国者来领导国民政府，拨乱反正，积极抗日，联合各方力量，完全有可能改写未来，与共产党“再见分晓”，争一争谁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