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耀常升起
“但是,”周和生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不卑不亢,“天幕也让我们看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华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是何等的重要。华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的革命道路,必然有别于俄国的城市暴动。李德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以及‘新民主主义’纲领,正是基于这一最根本的国情而提出的。实践已经证明,并且天幕也已经‘预告’,这条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他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国际,而是用“天幕”作为论据,巧妙地阐述了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必要性。
“关于当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周和生拿出一份清单,“我们最急需的,不是战术上的‘指导’,而是一些具体的、实质性的帮助。”
“第一,是武器和军事工业技术。”他郑重地说道,“我们的红军,现在还在用‘小米加步枪’和缴获来的武器作战。我们希望能获得一批步枪、机枪、火炮,以及建立我们自己小型兵工厂和全套的军事和工业体系所需的技术和设备。”
在来莫斯科之前,瑞金的核心层已经有过深入的讨论,他们知道,不能过早暴露“红星一号”的存在。如果中共突然表现出对外部技术和武器“无所谓”的态度,必然会引起斯大林这种多疑性格领袖的警觉。提出援助请求,既是掩护,也是一种姿态。
同时,‘红星一号’虽然能提供先进的技术蓝图,但天幕再神奇,也无法凭空变出钢铁和机器。以苏区目前几乎为零的工业基础,没有苏联提供的基础设备和技术专家,再好的图纸也只是一张废纸。
周和生继续补充道:“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东北的同志,周保中、赵尚志他们领导的抗日联军,正孤悬敌后,与数十万日本关东军浴血奋战。他们急需武器、弹药和电台!任何一点援助,对他们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第二,是经济和民生援助。”他接着说,“常凯申对我们的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经济封锁。我们急需药品、布匹、盐巴等生活必需品。”
“第三,是情报和国际舆论支持。我们希望苏联能与我们共享关于日本和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并在国际上,帮助我们宣传抗日主张,揭露常凯申的卖国行径。”
这份清单,非常务实,每一条都切中要害,完全没有涉及路线和领导权的问题。它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尊重你“老大哥”的地位,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至于未来的中苏关系,”周和生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斯大林的脸上,他的语气变得无比真诚,“李德胜同志托我转告斯大林同志一句话:未来的红色华国,将永远是苏维埃联盟最可靠的兄弟和盟友。我们两国,唇齿相依,互为犄角。一个独立、强大、繁荣的社会主义华国,不仅不会削弱苏联,反而会成为苏联最坚实的战略后方,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相信,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坚如磐石。”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达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心,又充分照顾了斯大林对国家安全和“老大哥”地位的关切,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
在周和生发言后,会议进入了最后的闭门讨论阶段。共产国际和华国的代表成员们被礼貌地请出了会议室。
大门缓缓关上,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内的气氛陡然一变。
一直沉默的、时任内务人民委员部核心领导之一的尼古拉·叶若夫,突然站了起来。他的身材矮小,但眼神却像狼一样锐利。
他知道,这是他在斯大林和政治局面面表现自己、挑战其上司雅戈达权威的绝佳机会。雅戈达在之前的几次讨论中,对华国问题表现出了一定的“观望”和“谨慎”,这在叶若夫看来,就是一种可以被攻击的“软弱”。
“同志们,”叶若夫的声音尖锐而清晰,“随着我们与华国的关系变得日益重要,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也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来保障!目前,在我们的远东边疆区,生活着大量的华人。天幕虽然预告了华国未来的强大,但这并不能保证,这些华人中,不会混杂有日本的间谍,或者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与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
他提出了一个残酷的计划:“我建议,为了确保远东后方的绝对安全,应该对这些‘不可靠的族群’,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将他们强制迁徙到中亚地区,远离边境,置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控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潜在的威胁!”
这个提议,让会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雅戈达的眉头紧锁,他警惕地看了一眼这个野心勃勃的下属,但没有立刻说话。
“叶若夫同志,你的警惕性是好的,但你的方法,是愚蠢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布柳赫尔将军立刻站起来反驳,他最看不起这种机关里的酷吏,“在你眼里,这些人是‘不可靠的族群’,在我眼里,他们是我们未来与红色华国建立联系的天然桥梁!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躲避战乱和压迫才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刻骨的仇恨!我们应该做的,是发动他们,组织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反击日本侵略、支援华国革命的积极力量,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敌人一样,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去!”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季米特洛夫也开口了。他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但斯大林特许他留了下来。
“同志们,我认为,叶若夫同志的担忧,恰恰说明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可能需要调整。”他的目光坦诚而坚定,“我们不应该首先去怀疑一个群体的‘民族忠诚’,而应该去思考,如何用我们更伟大的、超越民族的理想,去团结他们,去赢得他们的‘阶级忠诚’!天幕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无与伦比的跨国界感召力!这才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斯大林抽着烟斗,沉默地听着。他权衡着利弊。一个强大的华国,意味着苏联需要一个更友善、更合作的边境环境。将远东华人集体流放,无疑会严重激化与未来红色华国的矛盾,这不符合他的长远战略利益。
最终,他缓缓地开口了:“叶若夫同志的提议,驳回。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加强对远东地区的情报和甄别工作,清除真正的间谍。但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是不允许的。”
叶若夫平静地坐了下来,脸上没有丝毫的失望。他早就预料到这个提议不可能通过,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个提议,成功地在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面前,展现了自己比雅戈达更“警惕”、更“坚决”、更“冷酷”的特质。
他像一把锋利的刀,递到了斯大林面前。雅戈达感受到了来自下属的寒意,警惕地瞥了他一眼。斯大林则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不动声色。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斯大林站起身,他的声音在肃静的大厅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
“第一,关于我们的全球战略。总方针不变,依然是‘西守东和’。我们的主要敌人,依然是正在崛起的德国法西斯和英法等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欧洲,依然是我们战略的重中之重。”
“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加重,“‘东和’的策略,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我们不能再将希望寄托于对日本的妥协上。一个强大的、革命的华国,才是我们远东安全最可靠的保障。”
“因此,第二,中央决定,全面加大对华国共产党的援助!”
“军事上,”他看向布柳赫尔,“远东军区要立即成立一个特别援助小组,负责向华国共产党提供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援助,要分两条线走。一条,从外蒙古进入华国西北,援助他们的中央苏区和陕甘根据地。另一条,也是未来的重点,要通过我们在新疆的‘朋友’盛世才,打通一条通往川陕的通道,重点援助那里的红四方面军。同时,也要想办法,将物资送到东北抗联的手里。”
“经济上,”他看向米高扬,“组织一批药品、布匹和工业设备,作为援助物资。”
“情报和外交上,”他看向李维诺夫,“动用宣传工具,在国际上支持华国的抗日主张,揭露常凯申和南京政府的消极与腐败。”
“第三,关于中东路问题。谈判可以继续,但要拖。我们的目的,不是卖掉它,而是要用这个谈判,来麻痹日本人,为我们自己和华国同志,争取时间。”
“第四,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他最后看向季米特...洛夫和垂头丧气的王鸣,“从今天起,共产国际必须充分尊重华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王鸣同志的错误,证明了遥控指挥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央决定,撤销王鸣同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另作安排。 同时,正式邀请中共中央,派遣一位更能代表他们当前实际路线的同志,来莫斯科常驻。”
这个决定,彻底终结了王鸣的政治生命。他被剥夺了最后一点权力,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这一系列的决定,标志着苏联对华政策的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向。它从过去那种居高临下、试图控制的“宗主国”心态,转变为了一种更加现实、更加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盟友关系。
但是,这种转变,绝不意味着“平等”和“无私”。 斯大林那颗多疑和控制欲极强的心,从未改变。表面上,他尊重中共的独立性,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布局新的、更隐蔽的控制手段。
他心中已经有了新的棋子。既然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已经被证明是废物,那么,他就需要在中共内部,扶持一个新的、能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力量。
他的目光,投向了地图上的川陕苏区。
“这个张国涛……”他在会后对莫洛托夫低语道,“虽然天幕显示他未来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原因不明。但现在,他手握十万重兵,是中共内部唯一能与李德胜分庭抗礼的力量。他有野心,这就很好。”
斯大林决定,未来对中共的援助,将分为两条线。一条,是通过外蒙古,援助李德胜的中央苏区,以支持其牵制日本和常凯申。另一条,则通过新疆的盛世才,秘密地、更多地援助张国涛的川陕苏区,并加强与东北抗联的联系。
他的算盘是:通过扶持张国涛,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制造一种力量上的平衡,让李德胜无法一家独大,从而在未来更容易被苏联所“影响”和“驾驭”。他要让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大限度地符合苏维埃的国家利益。
这,才是斯大林这位钢铁领袖,在“尊重”与“平等”的姿态背后,隐藏着的、真正的远东战略。
第85章:日不落帝国的黄昏焦虑
伦敦,1933年8月下旬。
威斯敏斯特宫,上议院议事厅。这里是日不落帝国古老荣光的象征,猩红色的议席上,坐满了头衔显赫的贵族、高级教士和世袭领主。他们习惯了用一种俯瞰世界的姿态,来决定数亿人的命运。但今天,笼罩在这座哥特式建筑上空的,不再是昔日的自信与从容,而是一种因“天幕”而起的、前所未有的焦虑。
应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请求,一场关于“帝国远东战略及华国问题”的紧急、闭门辩论,正在这里举行。与公开、喧闹的下议院不同,上议院的辩论更像是顶级精英俱乐部内部的战略研讨,气氛更为凝重,言辞也更为直接,甚至冷酷。
首相麦克唐纳首先发言,他的脸色疲惫,声音带着一丝无力:“诸位勋爵,天幕对华国未来的揭示,特别是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强大的红色华国的崛起,已经对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构成了最严峻的挑战。从上海的租界到长江的航行权,从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到我们在华的巨额投资……这一切,都面临着被清算的风险。今天,我们需要在这里,为帝国在远东的未来,定下一个基调。”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头发花白、神态倨傲的老贵族便站了起来。他是第四代索尔兹伯里侯爵,詹姆斯·加斯科因-塞西尔。他的家族,是英国保守党政治中最显赫的门阀之一,其父曾三度出任首相。他本人也历任内阁重臣,是上议院保守党领袖,一个典型的、坚信大英帝国天命的顽固派。
“首相先生,我完全不理解,我们有什么可讨论的!”他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傲慢,“天幕?不过是某种我们暂未理解的、高明的幻术罢了!红色华国?一群穿着破烂的农民,靠着虚无缥缈的口号,就想挑战日不落帝国的权威?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在这里自怨自艾,而是立刻向远东增派我们最强大的舰队!让皇家海军的炮口,对准南京、上海,也对准那个什么……瑞金!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常凯申,也告诉那些共产党人:任何试图损害大英帝国在华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帝国最无情的打击!我们当年能用鸦片和炮舰打开华国的大门,今天,我们同样能用飞机和战舰,捍卫我们的荣耀!”
这番充满了19世纪味道的强硬言论,在一些年长的、思想僵化的贵族中,引起了一片赞同的“Hear, hear(说的好)!”之声。他们依然沉浸在帝国昔日的荣光里,无法接受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
然而,立刻就有人站出来反驳。发言的,是前自由党领袖、在政坛极具影响力的劳合·乔治。
“侯爵阁下,恐怕您的日历,还停留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劳合·乔治的言辞向来犀利,“睁开眼睛看看吧!天幕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德国的铁蹄将再次踏遍欧洲,苏联的红色洪流将席卷东方,而我们最大的‘盟友’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并毫不留情地拆解我们的殖民体系!这才是我们迫在眉睫的威胁!”
他指着地图,语气沉痛:“我们的大英帝国,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意向世界投射力量的帝国了!我们在一战中流干了血,现在又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我们的国力,还足以支撑我们在欧洲对抗德国的同时,又在远东与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并且被‘天命’所眷顾的新兴强权开战吗?那不是捍卫荣耀,那是帝国式的自杀!”
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的意见是,战略收缩!我们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保卫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的均势上。远东的利益,固然重要,但与帝国的生死存亡相比,是可以做出取舍和妥协的。我们可以尝试与那个未来的红色华国进行接触,用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来换取他们对香港地位和我们在华商业利益的尊重。这是一种务实的、体面的撤退!”
“撤退?!”塞西尔侯爵怒不可遏,“向一群黄皮肤的共产主义者撤退?这是帝国的奇耻大辱!而且,一旦我们在华国表现出软弱,那么印度、埃及、缅甸……我们庞大的殖民地,那些蠢蠢欲动的民族主义者,都会有样学样!到那时,整个帝国的大厦,都将因此而崩塌!我们绝不能在华国,开这个危险的先例!”
双方的争论,陷入了僵局。强硬派认为退让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帝国崩溃;而收缩派则认为强硬会加速帝国的灭亡。他们各自的主张,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却又都无法解决帝国所面临的根本困境——一个衰落中的霸权,面对着一个多方崛起、充满挑战的新世界,已经力不从心。
就在这时,一个略显孤单、但却中气十足的声音响了起来。温斯顿·丘吉尔站了起来。他在议会中,一直以“反绥靖”和“帝国主义者”的双重面貌著称,此刻,他的发言,也充满了这种矛盾而又精明的特质。
“首相先生,诸位勋爵,”丘吉尔抽了一口雪茄,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锐利如鹰,“我认为,塞西尔侯爵的勇气,和劳合·乔治先生的理智,都有其可取之处,但也都有其致命的缺陷。我们既不能盲目地挥舞炮舰,也不能懦弱地举起白旗。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民族血脉最擅长的东西——搅局!”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听着这位被许多人视为“麻烦制造者”的议员的高论。
“天幕,给了我们灾难的预言,但也给了我们博弈的筹码!”丘吉尔的声音变得自信起来,“我们面临着四个主要的对手或者说‘问题’:崛起的德国,强大的苏联,未来的霸主美国,以及这个……即将诞生的红色华国。”
“这四者之间,充满了矛盾!德国要反苏,苏联要防德;美国要遏制共产主义,但同样不希望看到一个由日本主宰的亚洲;而红色华国,它既是苏联的盟友,又被天幕预告了‘独立自主’,这意味着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裂痕。”
“所以,我们的策略,不应该是简单的‘进’或‘退’,而应该是灵活地运用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力,去挑动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才是我们日不落帝国几百年来纵横捭阖的精髓所在!”
他具体阐述了他的“搅屎棍”战略:
“在欧洲,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绥靖!要联合法国,支持那些反纳粹的力量,将德国的威胁扼杀在摇篮里!因为德国,是唯一能直接用炸弹和登陆艇威胁我们本土的存在!”
“在亚洲,我们不能直接与红色华国对抗,那会让我们陷入泥潭,并把他们更紧密地推向苏联。但是,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轻易地统一和发展!我们应该扶持一个代理人,去消耗他们,去给他们制造麻烦!”
“这个代理人是谁?”他环顾四周,一字一句地说道,“就是日本!”
“什么?!”会场一片哗然。扶持那个同样在觊觎帝国在华利益的日本?
“没错!”丘吉尔毫不理会众人的惊讶,“天幕已经告诉我们,日本的‘北上’计划已经破产,他们未来的目标是‘南下’,是东南亚,是我们的殖民地!这固然是威胁,但也是机会!我们可以暗中默许甚至有限度地支持日本扩大在华北的侵略,让中日两国陷入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这既能极大地消耗日本的国力,延缓他们南下的步伐,又能沉重地打击和消耗那个红色华国,让他们无暇他顾!让两个黄种人国家,在亚洲大陆上流尽鲜血,这最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
“至于常凯申的南京政府,”丘-吉尔的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一个连自己的国家都管不好的腐败政权,指望不上。但我们可以继续给他提供援助,让他不至于那么快倒台,能在华国这盘棋上,多制造一些混乱。”
这番冷酷、无情、充满了马基雅维利式算计的发言,让整个上议院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丘吉尔的这套“以华制华,以日制华,最后再用条约套住胜者”的连环计,实在是太“英国”了。它完美地展现了一个老牌帝国在面对霸权衰落时,那种不择手段、试图通过操纵别国命运来延缓自身黄昏的最后挣扎。
第86章:猩红议席上的帝国残梦
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上议院议事厅。
当丘吉尔那套充满了马基雅维利式算计的“搅局”高论响彻议事厅时,整个会场陷入了一种更为深沉的、混杂着钦佩与不安的沉默。强硬派、收缩派和“搅局派”的争吵,似乎将辩论推入了一个无解的僵局。
然而,真正决定帝国航向的,并非这些站在台前的政治家。在那些更为厚重、更为华贵的猩红色议席上,坐着一群沉默的观察者。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那些传承了数百年、其家族历史几乎等同于大英帝国扩张史的世袭贵族,以及那些用金钱和契约编织起全球金融网络的寡头代表。
首先开口的,是一位面容精悍、眼神锐利的中年贵族。他是第二代英之杰伯爵,肯尼思·麦凯。他的家族,通过他传奇的父亲第一代伯爵,缔造了称霸东方的航运和贸易帝国——大英火轮船公司与麦金农-麦肯齐公司。他们的财富与权力,与香港的码头、上海的航运、印度的茶叶和中国的贸易血脉相连。
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我们卡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我们麦凯家族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我们的财富建立在帝国的荣耀之上,任何损害帝国在远东利益的行为,都是对我们这些帝国基石的直接攻击!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让!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观点,或许在战术上有些过时,但在战略的决心上,却是唯一正确的!”
他的发言,直接将帝国的利益,与他们所代表的整个贵族集团的利益,划上了等号。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天幕已经告诉我们,未来的华国,将由一个仇视‘帝国主义’和‘资本’的政党来统治。我们与他们之间,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结下了血海深仇。他们一旦得势,会与我们‘和平’协商吗?会‘尊重’我们的商业利益吗?诸位,不要如此天真!他们要做的,是清算!是对我们过去一百年里在东方获得的一切,进行彻底的、无情的清算!”
这番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湖面。在座的许多贵族,其家族财富或多或少都与东方的殖民贸易和不平等条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麦凯公爵的话,直接戳中了他们最深的恐惧。
紧接着,代表着罗斯柴尔德银行利益的莱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也缓缓开口了。他的态度,则展现了金融资本与生俱来的冷静与精明。
“公爵阁下,您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我们必须承认,风险已经来临。”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精于计算的语调,“事实上,自从天幕开始播放华国篇章以来,我们家族的银行,就已经在逐步抛售在华的部分非核心资产,并将资金转向更为稳定的北美市场。这不是撤退,这是理性的风险对冲。”
“但是,”他话锋一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切。我们在华国的核心利益——例如对华国海关关税的保管权,以及清政府和南京政府欠下的巨额铁路贷款,这些都是以国家信誉为担保的‘硬资产’。无论未来谁在华国掌权,这些历史债务,都必须得到承认和偿还!这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石,不容动摇!因此,我主张,我们可以放弃部分实业投资,但在金融主权和历史债务问题上,必须采取最强硬的姿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逼迫未来的新政权就范。”
他的观点,代表了金融寡头们的普遍心态:实物可以抛售,但规则和债务,必须得到维护,因为这才是他们控制世界的根本。
而真正将议会气氛推向狂热的,是另一位巨头的发言。
第二代威斯敏斯特公爵,休·格罗夫纳,这位当时公认的、拥有伦敦大片地产的超级富豪,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的家族,通过几代人的经营,尤其是在房地产上的精准投资,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诸位,我们似乎都在讨论一个错误的问题。”格罗夫纳公爵的声音,充满了自信,甚至带着一丝对政客们“短视”的轻蔑,“我们讨论的是‘打’还是‘退’,是‘硬’还是‘软’。但在我看来,我们忽略了我们最强大的武器——金钱。”
“天幕上的那个红色华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贫穷、落后、满目疮痍。他们需要什么?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一切!而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的是金山银山!”
他张开双臂,仿佛在拥抱整个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我们最擅长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李德胜,他再有个人魅力,他的同志们,也都是凡人,也需要吃饭,需要穿衣。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马歇尔计划’的东方版本,一个‘格罗夫纳计划’!我们可以向南京政府,甚至秘密向那些摇摆的地方军阀,提供巨额的贷款和援助,条件只有一个——不计一切代价,剿灭共产党!”
“天幕说他们未来会赢?那我们就用英镑和黄金,去改变这个未来!我们可以收买他们的将领,可以资助他们的对手,可以用经济手段绞杀他们的根据地!只要我们愿意投入,我不相信,一群泥腿子,能抵挡得住整个大英帝国金融实力的碾压!”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和阴险的想法:“就算,我是说就算,我们最终无法阻止他们。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资本,去腐化他们!我们可以提出‘资本换特权’的方案,用投资和技术,去换取他们在未来新华国里的经济特权。我相信,当他们尝到了资本的甜头,他们那套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自然会变得不堪一击!”
这番赤裸裸的“金钱万能论”,让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到了兴奋。它似乎为帝国摆脱困境,提供了一条简单、粗暴而又充满诱惑的道路。
劳合乔治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脸色阴沉。他知道,这些贵族和财阀,为了维护他们在远东的庄园、工厂和银行账户,已经开始变得歇斯底里。他们根本不了解华国革命的本质,也完全低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他们以为用在非洲和中东对付那些酋长和国王的手段,同样能对付李德胜和他领导的那个组织。
“一群蠢货!”他低声咒骂道,但声音淹没在了一片赞同的议论声中。他知道,自己虽然是少有的清醒者,但在这个被金钱和旧日荣光捆绑的上议院里,他的声音,无足轻重。因为这些沉默的巨头一旦开口,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利益集团的意志。
索尔兹伯里侯爵,这位保守党在上议院的领袖,站起来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诸位勋爵的意见,已经非常明确。”他的声音,如同最终的判决,“帝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容退让!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财富,更关系到帝国的根基。如果我们在华国退后一步,那么在印度,我们就必须退后一百步!”
“德国的威胁,确实存在。但天幕也显示,他们现在也深陷内战的泥潭,自顾不暇。美国人?他们是贪婪的商人,只要我们能展现出足够的决心和实力,他们就不敢轻易挑战我们在东方的传统势力范围。”
“至于那个红色华国,它现在还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我们难道要因为一个关于婴儿未来会成为巨人的‘预言’,就吓得丢盔弃甲吗?不!我们应该做的,是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掐死他!”
他提出了一个疯狂的动议:“我提议,内阁应立即制定一项秘密计划,动用我们所有的情报力量和特工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李德胜!只要除掉这个核心,我相信,华国的共产党,就会像一盘散沙,不攻自破!”
“同时,”他补充道,“我们应该加大对常凯申政府的军事援助,甚至可以考虑,默许日本在华北的行动,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这股红色瘟疫,彻底扑灭在华国大陆!”
这番极端、反动、逆时代潮流的言论,竟然在议事厅里,获得了一片压倒性的支持。
劳合乔治闭上了眼睛,他感到了深深的无力。他知道,大英帝国这艘锈迹斑斑的老船,在这些顽固而又贪婪的船长的掌控下,正固执地、全速地,朝着那片名为“历史必然”的冰山,猛冲过去。
第87章:雾都的红色警戒与帝国防火墙
上议院的辩论,在那些真正掌控着帝国钱袋子和土地的巨头们达成“共识”后,已经失去了悬念。强硬,成为了唯一的政治正确。劳合·乔治的理智收缩论,被评为“懦夫的哀鸣”;而丘吉尔的精明搅局策略,则被认为“过于复杂且有损帝国尊严”。
现在,讨论的焦点,不再是“是否要退让”,而是“为何绝不能退让”,以及“如何进行更有效的干预”。
凯瑟克家族的掌门人,威廉·约翰斯顿·凯瑟克,这位即将接任怡和洋行大班的“远东王”站了起来。他的家族,从鸦片贸易起家,掌控着怡和洋行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其利益与华国的每一条航线、每一座码头都息息相关。
“诸位勋爵,或许你们只看到了我们在华国的直接经济利益,仍有迟疑。但我想提醒大家,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他的声音冷静,却带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穿透力。
“我们退让,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华国的市场和利润。我们失去的,是整个亚洲!”
他走到地图前,地图上,红色的华国如同一颗跳动的心脏。他指着华国的南方:“一旦红色华国完全巩固,他们的下一步,会是哪里?是法属印度支那(注:越南、老挝、柬埔寨组合为法属印度支那),是英属缅甸,是马来亚,最终,将是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印度!”
“这种被天幕称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一种普通的政权更迭,它是一种具有强大传染性的‘红色瘟疫’!它宣扬阶级斗争,宣扬民族解放,这对我们庞大的殖民地体系来说,是致命的毒药!今天,华国农民可以分地主的田,明天,印度的佃农就会想分我们的种植园!今天,华国的工人可以推翻资本家,明天,我们马来亚的矿工就会起来罢工!”
这番话,让在场所有与殖民地利益相关的贵族和资本家,都感到了切身的、芒刺在背般的威胁。
太古集团的掌门人,约翰·杰克·施怀雅,也站出来附和。他的家族掌控着长江的航运霸权和香港的制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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