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耀常升起
正如他的政敌在私下里哀叹的那样:“他现在如果想当凯撒,想当拿破仑,只要他振臂一呼,我相信国会山会在一夜之间被愤怒的民众踏平。我们之所以还能在这里辩论,不是因为宪法保护了我们,而是因为罗斯福先生,还愿意陪我们玩这场民主的游戏。”
罗斯福确实还愿意玩这场游戏,他是一个坚定的制度改良者,而非颠覆者。但他也毫不介意,让对手们清楚地认识到他手中的筹码。J·埃德加·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FBI),在天幕揭示了其未来强大的功能后,获得了更多的授权和资源。
它不仅是打击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罗斯福收集政敌情报、引导社会舆论的利器。报纸、电台、好莱坞……这些宣传机器,都在以一种“自发”的热情,歌颂着罗斯福和他的新政。
在处理完国内事务的间隙,罗斯福常常会独自一人,在白宫的林肯卧室里,凝视着墙上他那位著名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的画像。
他是他叔叔政治上的启蒙学生,也是他最忠实的崇拜者。他记得小时候,叔叔曾摸着他的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富兰克林,我希望你未来拥有一切,但永远也不要成为美国总统。”
现在,他不仅成为了总统,而且其声望,正朝着超越他那位伟大的叔叔而去。他时常会想,如果叔叔能看到今天的一切,看到天幕所展示的未来,会作何感想?
他想起了叔叔当年对远东的构想——一个开放的、门户均等的、由几个大国共同维持秩序的亚洲。他继承了叔叔的这种“进步主义”思想,但又有着更为现实和深远的考量。
他厌恶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认为那是滋生战争和不公的温床。但他同样警惕共产主义的扩张。他理想中的世界,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更加公平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新秩序。
而天幕所展现的那个强大的、由李德胜领导的红色华国,成为了他这个构想中,最不确定、也最关键的一个变量。
第94章:来自东方的“实用主义”信徒
“天幕上的那个李德胜,和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很有意思。”罗斯福说道,“它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个不完全倒向苏联、并且愿意与西方进行有限合作的华国。”
“但是,”国务卿赫尔立刻反驳道,“总统先生,我们不能忘记,他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最终目标,依然是消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很可能只是他为了团结中间派、夺取政权而抛出的一个临时的策略!一旦他大权在握,第一个要清算的就是我们!”
罗斯福点了点头:“科德尔,你的担忧是对的。一个完全赤化的华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
他话锋一转,“一个由常凯申那种腐败无能、民心尽失的政权所统治的、混乱分裂的华国,同样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天幕已经证明,把宝押在常凯申身上,我们只会血本无归!”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霍普金斯问道。
罗斯福的目光投向窗外,似乎在思考一个全新的战略。“我们不能让华国完全赤化,但我们也不能支持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腐朽政权。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华国,推行我们的‘美式民主’!”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人选,进入了他的视野。
1933年年中,一位名叫胡式的华国学者,抵达了华盛顿,就任新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
胡式的出山,是这个被天幕搅动得面目全非的时空里,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事件。在原有的历史上,他一直要到抗战全面爆发后,才会在常凯申的力邀下,出任驻美大使。而在1933年,他还在北平,享受着他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学术尊荣,做着他“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诤友美梦。
但天幕的降临,改变了一切。
当看到常凯申政权的腐朽和未来的溃败,以及李德胜那颗“东方红日”的冉冉升起时,胡式这位信奉实用主义的学者,立刻意识到,华国的政局,将迎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他那套“不谈政治”的清高,瞬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个任命,本身就充满了政治意味。胡式,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杜威的亲传弟子,在美国学术界拥有广泛的人脉和良好的声誉。而推荐他出任此职的,并非南京的常凯申,而是正在国民党内积极活动、试图取而代之的汪兆铭(1933年,汪兼任外交部长)。
在天幕动摇了常凯申的统治根基后,汪兆铭认为时机已到。他需要一个能代表他在美国发声、争取华盛顿支持的重要人物。而胡式,无疑是最佳人选。
抵达美国后,胡式立刻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拜访他的老师杜威,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大肆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华国必须以美国为师,全盘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自由思想和市场经济,才能获得新生。
他以其温文尔雅的风度、流利的英语和深厚的西学功底,成功地在美国上层社会,塑造了一个“亲美的、开明的、理性的华国知识分子”的完美形象。
罗斯福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一切。他读了胡式的演讲稿,也看了他与杜威的对谈记录。他知道,这个人,或许就是他正在寻找的那个“棋子”。
终于,在8月的一个午后,罗斯福在白宫正式接见了他。
“胡式博士,欢迎你来到华盛顿。”罗斯福微笑着,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说道,“我读过你的文章,也听说了你在各地的演讲。你对民主和自由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
“总统先生过誉了。”胡式微微躬身,姿态谦卑,但眼中却闪烁着一丝得意,“我只是一个在黑暗中为我的祖国寻找光明的学子。而美国,正是那座照亮前路的灯塔。”
一番商业互吹后,罗斯福切入了正题。罗斯福首先对胡式在学术上的成就表示了赞赏,并好奇地问起了他为何会在此刻选择投身政治。
胡式欠了欠身,用一种略带几分文人式别扭、但又掩饰不住得意的语气说道:“总统先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过去,适之以为,思想的启蒙重于政治的改良。但天幕的降临,让我辈看清,若无一个开明、进步的政府,任何思想启蒙,都不过是沙上建塔。”
“说得好。”罗斯福笑了笑,“那么,大使先生,你认为,华国未来的道路,应该如何走?”
这正中胡式下怀。他立刻滔滔不绝地阐述起他那套早已准备好的、融合了杜威实用主义和他个人思考的“救国方案”。其核心,与他在历史上1937年向常凯申提出的方案,如出一辙,但又根据天幕的“新信息”,进行了一定的“微调”。
他主张,华国应该立刻停止内战,与日本进行“有条件的和平谈判”。
“有条件?”罗斯福的眉毛扬了扬。
“是的,总统先生。”胡式侃侃而谈,“我们可以提议,在承认‘满洲国’既成事实的前提下,换取日本从华北、热河等地全面撤军。同时,中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共同推动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类似于‘国际联盟’的太平洋安全保障机制。”
罗斯福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他打断了胡式:“大使先生,据我所知,满洲,是你的祖国——华国的领土。天幕也向我们展示了,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正在日本的铁蹄下遭受着巨大的苦难。你作为华国的大使,就这么轻易地,要放弃它吗?”
胡式的脸颊微微一红,一丝尴尬闪过,但很快就被他那套熟练的政治表演家的辞令所掩盖。他露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痛心疾首地说道:“总统先生,您有所不知,这正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人道灾难!以华国今日之国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生灵涂炭。两害相权取其轻,用空间的让步,换取和平发展的时间,才是最务实的选择。我相信,只要我们能赢得和平,日本人民在目睹了天幕的启示后,也必然会反思其军国主义的错误,双方的统治者,终将回归理性。”
罗斯福在心里冷笑一声。这个胡式,真是天真得可爱。他竟然把希望,寄托在侵略者的“反思”和“理性”上。就连那个傀儡皇帝溥仪,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这位大学者,却还在为侵略者寻找开脱的理由。
“那么,对于共产党呢?”罗斯福换了个话题,“据我所知,华共的几位创始人,如陈仲甫、李守常,都曾是你的密友。你对他们,或者说,你所代表的汪兆铭先生,对他们,是什么态度?”
胡式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立刻回答道:“共产党,是华国的心腹大患。但他们的武装斗争,是不可取的。我主张,在华国推行真正的、全面的美式民主选举制度。让共产党放下武器,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去参加选举。让人民,用选票来决定,究竟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更适合华国。我相信,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凭借我们的执政经验和民众基础,我们有信心赢得胜利。”
第95章:帝国的棋子与远东的烈焰
罗斯福与胡式的会面,如同一场精妙的探戈。双方都在试探、评估,并试图引导对方,走向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
这场会面,在表面上温和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但罗斯福在心里,已经给胡式下了定义:一个聪明的、可以利用的、但又极度天真、且随时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出卖国家核心利益的买办文人。
他对霍普金斯说:“这个胡式,和他的后台汪兆铭,可以作为我们的一枚棋子。他们亲美,反共,主张在华国建立一个符合我们利益的政治体制,这很好。”
“但是,”他接着说道,“他们也亲日,纵容日本,甚至不惜出卖领土来换取和平,这又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他陷入了沉思。华国的局势,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常凯申腐败无能,注定失败;李德胜和他的共产党,强大而又充满威胁;汪兆铭和胡式,看似亲美,却又暗藏着对日妥协的祸心;而福建的李济升等人,虽然打着“抗日”的旗号,却又与共产党眉来眼去……
罗斯福的眼中,闪烁着老练政治家的光芒,“这些不同的派系,互相争斗,互相消耗,而我们美国,会作为最终的‘仲裁者’和‘调停人’,在最合适的时机介入,来建立一个最符合我们利益的、新的远东秩序。”
胡式的来访,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华政策的转向,都促使罗斯福必须尽快明确美国对华国的最终国策。
“先生们,华国的局势,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罗斯福开门见山。
地图上,摆着几个选项:
1. 支持常凯申政府: 这条路,已经被天幕证明是死路一条。即便是麦克阿瑟,这位极度反共的将军,仍坚持表示“常将军至少是反共的”,但也不得不承认,继续支持一个腐朽透顶、必将失败的政权,是愚蠢的。
2. 支持汪兆铭胡式派: 赫尔国务卿倾向于这个选项,认为他们“亲美、开明,易于控制”。
3. 支持福建事变的李济升派: 海军部长李海则认为,李济升派打着“联合抗日”的旗号,更能获得国内支持,也更能有效牵制日本。
白宫的内阁会议上,关于“华国问题”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
“总统先生,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再次强调了他的立场,“要么支持南京的合法政府,要么我们就将面临一个完全赤化的、四亿人口的华国!南京政府虽然在对日问题上过于软弱,但至少,他们反共的立场是坚定的!”
“但支持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常凯申,或者一个准备出卖国家主承权的汪兆铭,就符合美国的利益吗?”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反问道,“那等于把我们的援助,都扔进了无底洞!天幕已经证明,只有李德胜,才能真正统一和整合华国的力量。”
天幕上,那些属于美国纳税人的、沾着血汗的援助支票,转眼就变成了国民党高官夫人们的珠宝、将军们的豪华轿车和银行里的秘密存款。对于在经济大萧条的深渊中排队领面包、挣扎于失业线的美国民众而言,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背叛和侮辱。
愤怒的情绪从街头巷尾蔓延至国会山,议员们面临着巨大的选民压力,要求立刻断绝一切对华援助的呼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人提出要严查那些经手援助的官员。这股强大的民意,让罗斯福也不得不谨慎行事,任何继续支持常凯申甚至华国的言论,都无异于政治自杀。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突然开口了。这位以高傲和远东战略家的姿态著称的将军,迈着戏剧性的步伐走到地图前,眼神中闪烁着一种近乎救世主般的光芒,仿佛他预见的不仅是日本的覆灭,更是自己未来作为远东主宰者的荣耀——不仅是天幕所预示的“日本太上皇”,或许,还有……
“先生们,你们似乎都忽略了问题的关键。”他的声音充满了自信,“华国的内战,无论是谁胜谁负,对我们来说,都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我们在亚洲最根本的利益,是遏制日本帝国的扩张!是保住菲律宾,是维持我们在太平洋的航行自由!”
“天幕已经预告了,日本的野心,是整个‘大东亚共荣圈’!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把所有西方势力,都赶出亚洲!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美国!”
“所以,”他转向罗斯福,“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应该在华国这盘浑棋里,过早地押注给任何一方。相反,我们应该乐于看到华国的内乱持续下去!一个长期内战、四分五裂的华国,最符合我们现阶段的利益!因为它将像一个巨大的泥潭,死死地拖住日本陆军的主力,让他们无暇南下,威胁我们的菲律宾和太平洋航线!”
麦克阿瑟的这番翻版的“离岸平衡”理论,冷酷而又现实,让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到了不寒而栗。
罗斯福听着,没有表态。他知道,麦克阿瑟说出了部分事实,但这套理论,太过短视,也太过危险。一个彻底崩溃的华国,固然能拖住日本,但也很可能让共产主义的势力,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席卷整个东亚。
他有自己的、更长远的打算。
“常凯申已经出局。而汪兆铭和胡式,”罗斯福冷笑道,“一群主张向日本妥协的软骨头,指望他们抗日?简直是笑话!至于李济升,势力太过弱小,而且他和共产党走得太近,风险不可控。”
“我们的目标,不是在华国选择一个代理人。我们的目标,是塑造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华国!”
他提出了自己的最终方案,一个比英国丘吉尔的“搅局”更宏大、更具长远眼光的战略:
“第一,政治上,我们要高举‘民主’与‘自决’的旗帜。 我们要公开向全华国呼吁,停止内战,通过全民选举,组建一个代表各方利益的联合政府。我们要将自己,塑造成华日和平与民主的‘仲裁者’。”
“这实际上,是在逼迫共产党放下武器,参与到我们所设定的‘议会游戏’中来。他们如果不参加,就是破坏和平的罪人;如果参加了,以他们目前的实力,在选举中未必能赢过国民党的各个派系。这样,我们就能兵不血刃地,解除他们的武装威胁。”
“第二,经济上,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援助’。”罗斯福的眼中闪烁着精光,“在未来,我们会向华国未来的联合政府,提供大量的贷款、技术和物资。但这援助,不是无偿的。条件是,华国必须向美国资本,完全开放其市场!我们要用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去淹没他们那套共产主义的说教。我们要用美国的商品和生活方式,去塑造一代华国人的思想。”
“第三,军事上,我们要进行‘有限介入’。”他看向麦克阿瑟和李海,“我们不直接出兵,但我们要帮助训练和装备一支‘新的华国军队’。这支军队,名义上属于联合政府,但其军官的培训、武器的标准、后勤的供应,都必须由我们来主导。我们要确保,华国未来的枪杆子,是亲美的。”
“第四,外交上,我们要构建一个‘太平洋安全体系’。”罗斯福的目光投向了全球,“这个体系,以华美合作为核心,联合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共同遏制日本的扩张,也防范苏联势力的渗透。在这个体系里,美国,是当然的领导者!”
这个集政治改造、经济殖民、军事控制和外交主导于一体的庞大战略,其核心,就是用“美式标准”,来全面重塑未来的华国,将其打造成美国在亚洲最重要、也最顺从的战略棋子。
“至于李德胜本人,”罗斯福最后说道,“他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巨大的变数。我们要对他保持最高的敬意,也要对他进行最深入的研究。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他,分化他和他领导的政党。如果最终无法改变他,那么……”
国务卿赫尔立刻追问:“那么什么,总统先生?”
罗斯福靠在椅背上,脸上露出一丝坦然的微笑,完全没有众人想象中的杀伐之气:“那么,我们就必须确保,我们与他所领导的那个华国,保持一种强大而友好的工作关系。一个稳定、繁荣、并且对美国没有敌意的华国,即便是在他的领导下,也远比一个陷入混乱、或是敌视我们的华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财政部长摩根索提出了担忧:“总统先生,您这个计划……太庞大了。政治上,您的反对者会攻击您,他们已经天天骂您是社会主义者了;财政上,我们的国库也难以支撑如此规模的对华塑造计划。”
“社会主义者?”罗斯福轻笑起来,仿佛在听一个老掉牙的笑话,“我亲爱的亨利,这个词他们已经喊了几年了,我早就听腻了。至于钱,”
他的目光变得深邃,投向远方,“我们是在为美国的下一个世纪投资!你们看看地图上的那个国家,天幕已经让我们提前看到了它的潜力。难道我们要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塑造未来的机会吗?我们美利坚,苏联,在十几二十年前,也曾是弱小的、不被看好的角色,但历史证明,十几年足以改变一切!天幕的出现,只是按下了华国崛起的快进键,我们必须成为那个进程的参与者和引导者,而不是旁观者!”
“我准备向斯大林提供援助来对抗希特勒,不是吗?如果我能与一个共产主义巨人合作来保卫美国的利益,那我当然也能与另一个未来的巨人建立联系,来共同塑造太平洋的未来。”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了他那超越党派、超越意识形态的、纯粹基于国家利益的宏大视野。
“先生们,”罗斯行福缓缓站起身,用他那富有魅力的声音环顾四周,原本有些疑虑和不安的众人,不由自主地被他的气场所感染,挺直了腰板。“天幕,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塑造世界格局的机会。有些时代的人,命中注定要过安逸的生活,但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应承天命(This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as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他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回荡在白宫的会议室里:“在欧洲,我们要遏制法西斯;而在亚洲,我们要引导华国!这,就是未来十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全球大战略!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天佑美利坚(God bless America)!”
第96章:瑞金的对策:援助与棋局
瑞金,1933年8月下旬。
天幕上关于李德胜的“上篇”纪录片,已经沉寂了数日,但其投下的万丈光芒与深刻阴影,依然笼罩着这片红色的土地。在中央苏区的一间普通土屋里,一场关于如何应对“后天幕时代”复杂局势的核心会议,正在秘密进行。
会议桌上,摊放着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一份,是周和生从莫斯科发回的加密电报,详细汇报了克里姆林宫那场战略研讨会的丰硕成果;另一份,则是福建的李济升、蔡廷楷等人派人送来的、那份既充满机遇又包藏祸心的秘密信函。
李德胜吸了一口烟,缓缓开口: “同志们啊,情况嘛,算是摸清楚咯。莫斯科那头,”他用手指了指电报,“总算是转过弯来了些。斯大林同志表态,要加大给我们的支援,这是好事嘛,说明我们的斗争,在世界上也是挂了号的。”
他将电报递给身边的朱总,磕了磕烟灰,继续道: “不过啊,我们也要把眼睛擦亮些看。这份援助,得来不易,更要紧的是,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他掰着手指数道: “电报里头讲,援助分三条道:头一条,走外蒙古,扶助东北的抗联兄弟。 第二条道,走新疆,帮衬川陕那边,这条路好是好,可对我们中央苏区讲,好比是梦里吃糖——甜是甜,落不到嘴里哟!最后一条嘛,他们琢磨着走海路,把些家什送到福建的十九路军手上,再由他们转交我们。”
这时,伍豪接过了话头,他的声音冷静而条理清晰:“德胜同志总结得很到位。关于援助路线,我们要格外警惕新疆这条线。这不仅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掌控困难,更重要的是,‘红星一号’已经清晰地揭示了盛世才和张国涛这两人的风险。走新疆路线,无疑会大大增强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实力,这不是为将来埋下祸根吗?”
提到盛世才,在座的不少人都皱起了眉头,想起了红星一号所揭示他未来首鼠两端、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
“让苏联的援助,经过盛世才这条豺狼之手,再送到张国涛那里……”彭德槐瓮声瓮气地说道,语气里充满了不信任,“我看,十成的物资,能有一成到我们同志手里,都算是他发善心了!大部分,怕不是要被他拿去扩充自己的军队,反过来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是否应该通过‘红星一号’,向斯大林同志揭示盛世才、张国涛未来的反动面目?”有人提议道。
李德胜摇了摇头,抽了口烟,缓缓说道:“意义不大。你以为斯大林同志,对盛世才的底细,当真一点都不晓得吗?盛世才本就是苏联为了控制新疆而扶持的代理人,他是什么货色,苏联人比我们更清楚。在他们眼里,盛世才现在还有利用价值。我们去告状,非但不能改变什么,反而会暴露我们拥有‘预知未来’这个底牌,引起不必要的猜忌。”
伍豪也摇摇头,神情带着几分无奈:“难。一则,正如德胜同志多说,莫斯科那边对他们印象尚可,我们空口无凭,不暴露‘红星一号的前提不是’,他们不会信,反而容易引起猜忌,觉得我们在搞内部斗争,破坏团结;二则,王鸣同志刚刚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的命令也下来了……”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眼神扫过在座众人,意味深长地继续道:“这意味着什么?是莫斯科那边单纯对王鸣同志不满,还是在调整对我们的策略?是不是他们察觉了天幕预言的分量,担心我们过于自主,所以要换个方式‘扶’他们更放心的人坐大?我看是有这种可能的。”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声的议论。伍豪敲了敲桌子,声音不高但坚定有力:“同志们,不管莫斯科怎么想,我们自己的方针不能乱摇。对苏援助的态度—— ”他环视会场,一字一句地道:“ 就是八个字: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我们欢迎兄弟党的支援,但决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那根线头上。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就像兄弟间搭把手干活,情谊要讲,力气更得靠自己出,该算清楚的账目也得明明白白。毕竟,我们从天幕的‘后来事’(中苏交恶)也看到了,最靠得住的路,还是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李德胜点了点头,把烟头摁灭: “伍豪同志点到了要害上咯。所以嘛,对老大哥苏联的援助,我们的主意是:感谢,欢迎,但不能等着要饭,更不能硬去讨口。”
“回电给莫斯科,要讲明我们的难处。新疆那条线,风险大得很,凶多吉少,我们不赞成搞。 东北抗联那边,要用力帮!至于福建这条海路嘛,倒是可以做点文章谈谈看。这正好和……” 他拿起那份福建来的信函,脸上漾起那标志性的、洞悉一切又带着几分顽皮的笑意: “……和这帮‘老滑头’送上门来的‘买卖’,碰一块儿了!”
他抖了抖信纸,声音里带着嘲弄的调侃: “看看咯,这些个国民党的旧官僚老油子,比山上的猴精还要精三分! 他们是瞅见常凯申那副座要垮台了,就想扯起我们这面红大旗,来保他们自己的顶戴花翎!还搞什么‘恢复我的国民党党籍’,推我当个‘名誉主席’?哈!”
他爽朗地笑出声来: “我李德胜,1925年就被他们‘扫地出门’、‘卷铺盖走人’过一次咯! 现如今又想请我回去?他们那座小庙堂,装不下我这尊‘菩萨’嘞!”
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为之一松。
“但是——”,李德胜收起笑容,手指叩着桌面,话锋一转,“笑归笑,事还是要办。李济升他们反常凯申,这心思是真的,因为常凯申要收他们的命嘛!他们讲要抗日,也有几分诚意在里头。这一点,就是我们能坐到一张桌子上的理由。”
他用清晰果断的语气定下调子: “我的意见是,他们那些‘恢复党籍’啦、‘两党合并’啦的花花点子,统统、明确无误地——打回票! 回信要跟他们挑明:华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党! 认的是共产主义这个‘大道理’!代表的是工农劳苦大众!我们欢迎所有愿意打日本鬼子、反老蒋的党派和个人,跟我们搞平等的、联合的‘阵线’,但是!” 他加重语气,斩钉截铁: “想并吞我们、‘招安’我们?门都没有!窗户也钉死咯!绝无可能!”
他转而指向地图: “行动上嘛,打打配合是可以的。他们要是在福建‘扯旗子’,我们在江西这边就要把动静搞大些,敲敲锣,打打鼓, 做出要打的样子,牵制老蒋的兵马,给他们那边‘减减压’。不过嘛,” 他眼神锐利,强调道: “这个配合有个前提——我们的主力‘本钱’,不能轻易押上去! 我们要利用这个空档,把自己的篱笆扎紧,把队伍搞大、搞强!至于他们能‘蹦跶’成啥样,能不能弄出水花来,那是他们自家厢房里的事体!”
这时,任弼石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润之,天幕揭示了常凯申的无能,固然加速了他的垮台。但如果南京政府,真的换上一个像李济升,甚至是汪兆铭这样更精明、更善于伪装的对手,他们也打着‘抗日’和‘民主’的旗号,会不会在政治上,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李德胜赞许地点了点头:“弼石同志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问得深! 这正是那‘天幕戏’带出来的一个害处。它让敌营里有些脑瓜灵光的,学会了我们喊的口号,偷我们的锣鼓,来跟我们‘抢地盘’、‘争民心’。汪精卫最近不是也在上蹿下跳,扯什么‘联共抗日’、搞‘联合政府’吗?”
“对付这种人,” 李德胜的眼中闪过一丝洞察本质的寒光,“耳朵不能光听他嘴巴上抹了啥蜜糖,眼睛要死死盯住他手上在做啥勾当!更要看清他屁股坐在哪边板凳上!替哪个‘东家’说话办事! 汪精卫这个人,就是个东倒西歪的‘墙头草’! 红星一号也把他将来当汉奸、跪在日本鬼子脚下的丑态演得明明白白,骨子里就是亲日的,是大老板、大买办的‘看门狗’!我们要做的,”
他用力挥了下手, “就是不歇气地、狠狠地,向老百姓剥开他的皮,把他的反动心肝肠肺掏出来让大伙看清楚! 至于李济升他们,可以搭伙做点事,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时时刻刻提着一颗心,‘一手合作,一手斗争’,在跟他们打交道的当口,把我们的道理、我们的主张,像撒种一样,播到更多人的心田里去!”
会议最终确定了对内对外的几项重大决策:
一、婉拒苏联通过新疆的援助路线,建议其将援助重点放在东北抗联和探索福建海路通道上。
二、积极回应福建事变,进行军事上的有限配合,但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坚持党的独立性。
三、对汪兆铭等国民党内部其它派系的拉拢,保持高度警惕,并展开坚决的舆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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