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1932剧透未来 第63章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失败了！”来自华北神学院的、神学立场极为保守的传教士查尔斯·赫士，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天幕已经清晰地宣告，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被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统治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几十年建立的教堂、学校和医院，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都将化为乌有！这都是因为你们这些自由派！是你们向世俗的国民政府妥协，放弃了《圣经》的绝对权威，才导致了这场信仰的溃败！”

　　他的矛头直指坐在他对面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这位家族三代在华传教、本人更是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致力于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家，只是平静地推了推眼镜，用流利的中文回应道：

　　“赫士先生，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努力地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结合，开办现代大学，培养新式人才，才为上帝的福音在这片土地上保留了一丝生机。如果我们依然抱着19世纪那种文化征服者的姿态，恐怕早就被中国民族主义的浪潮所淹没了。”

　　“生机？什么样的生机？”赫士冷笑道，“是培养出更多质疑上帝、追随马克思的学生吗？天幕上那个李德胜，不就是这种‘新思想’的产物吗？他将彻底摧毁上帝在中国的一切！”

　　就在这时，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站了起来，他是在华传教士中的强硬反共派代表，曾在中国担任医学传教士数年，与常凯申私交甚笃的沃尔特·贾德，中文名周以德。

　　“赫士先生的担忧，我完全理解！”周以德的声音洪亮而充满激情，他首先表达了对赫士的支持，“天幕，无论它的来源是上帝的警示还是魔鬼的低语，它所展现的客观事实是：共产主义这个赤色恶魔正在赢得这场争夺中国灵魂的战争！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力：“司徒雷登先生所说的融入中国社会的方向是对的，但力度远远不够！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满足于开办几所大学，建立几家医院。我们必须放下身段，主动出击，与共产党争夺民心！”

　　他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被欺骗的痛心，“天幕揭示的南京政府的腐败，尤其是宋氏家族的贪婪，让我感到震惊和失望。我曾多次向常凯申将军进言，但他未能约束家人，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污点。”

　　“但是！”他的声音再次高昂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国民政府！常凯申将军或许有缺点，但他依然是中国唯一能团结各方力量，关键是拥有基督信仰的合法领袖！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抛弃他，而是要帮助和改造他，敦促他进行改革！我最近正在劝说他他暂时引退，由党内更具声望、且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将领，比如冯玉祥将军来重组政府，改善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周以德的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我们要学会使用天幕时代的武器——舆论！我的好友，同样也是我们中的一员的亨利·卢斯，他创办的《时代》周刊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纵然我们无法对抗天幕，但对天幕的解读是可以引导的！卢斯先生即将亲自访问中国，我们将联合！利用我们强大的媒体资源和信仰的力量，向全世界讲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故事’——一个正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积极抗日、努力革新并与共产主义进行殊死搏斗的‘自由中国’的故事！我们要用上帝赋予我们的智慧，去赢得这场宣传战！”

　　然而，周以德这番充满政治算计的言论，立刻遭到了另一派人的激烈反驳。

　　“用谎言和包装去美化一个已经腐朽的政权？周以德先生，请问，这符合我们作为基督徒应有的诚实吗？！”燕京大学校董、也是社会福音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艾德敷激动地站了起来。

　　“天幕向我们展示了国民党政府内部触目惊心的腐败，宋氏家族大发大国难财，前线士兵因缺少药品而死……这些，是我们过去在南京和上海的沙龙里，永远不可能看到的真相！我们一直以为，常凯申将军和他那信奉基督教的夫人，正在带领这个国家走向文明和现代化。但现在看来，那不过是一副精心粉饰的假象！”

　　他拿出了一份报告：“我最近走访了几个村庄，那里的农民，生活状况比十年前还要糟糕！天幕上那个孩子说的‘人是地主，我们是牛马’，那不是艺术夸张，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我们这些传教士住在砖砌的洋房里，建造着‘小小的美国’，与中国普通百姓完全隔离开来。我们自以为在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但我们真的了解，我们想要拯救的这些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吗？是空洞的教义，还是实实在在的土地和面包？！”

　　“一派胡言！”赫士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艾德敷先生，你被天幕那些共产主义的宣传迷惑了！土地和面包？那是玛门的诱惑！我们来到这里，唯一的使命就是传播上帝的福音，拯救他们堕落的灵魂！至于他们的贫穷和命运，那是他们背离上帝而应受的惩罚！”

　　他转向众人高声疾呼：“天幕根本不是什么神迹！它引用马克思的言论，它赞美无神论的苏联，它甚至让那个宇航员说出‘没有看见上帝’这种渎神的言语！这分明是撒旦的低语，是魔鬼的诡计，是想动摇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放弃这片广大的禾场！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自我怀疑，而是要更加坚定地与共产主义这个‘赤色恶魔’斗争到底！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常凯申将军，他是在中国抵御赤色洪流的唯一屏障！”

　　双方的争论，迅速将会议室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是以艾德敷为代表的“社会福音派”或“改良派”，他们认为传教事业必须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关注民生疾苦，甚至应该尝试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和对话。

　　另一方，则是以赫士为代表的“基要主义派”或“保守派”，他们坚守信仰的原教旨，将共产主义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主张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更深度的捆绑。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一个温婉但充满力量的女性声音响了起来。

　　“或许，我们都看错了一个问题。”

　　众人循声望去，发言的是刚刚凭借小说《大地》在西方世界声名鹊起的作家赛珍珠。她刚从乡下的农村调查归来，风尘仆仆，但眼神却异常明亮。

　　“我刚从安徽的农村回来，在那里，我没有看到上帝，也没有看到马克思。”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悲悯，“我只看到了无尽的苦难，我看到了易子而食的饥民，看到了被卖掉换取几斗米的女孩，我看到了和天幕上那个孩子一样眼神麻木的‘牛马’。对于他们来说，任何能让他们吃饱饭、活下去、活得像个人的主义，就是他们的‘福音’。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那么，我们所宣扬的上帝之爱又与空中楼阁何异？”

　　赛珍珠的话，让礼拜堂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她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同情，触及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信仰，如果不能回应人民最深切的苦难，那它究竟意义何在？

　　“赛珍珠女士说得对。”一个苍老但异常洪亮的声音，从礼拜堂的前排响起。

　　众人纷纷起身，恭敬地望向发言者。那是约翰·R.莫特，这位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学生海外宣教志愿团（SVM）的全球领袖，刚刚结束了对欧洲的访问，便匆匆赶来中国，他的眼中充满了对世界局势的忧虑。

　　“我在欧洲亲眼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当经济崩溃、人民绝望时，魔鬼便会乘虚而入。”莫特的声音沉重，“而天幕，不仅预告了欧洲的战争，更预告了中国未来的道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李德胜和他的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天幕那样的‘肯定’，之所以能赢得民心，正是因为他们回应了像赛珍珠女士所说的那种中国最底层人民的苦难与渴望！”

　　“而且，”他话锋一转，“天幕对宗教的冲击是根本性的。从斯大林的质疑，到加加林‘没有看见上帝’的宣言，再到它所推崇的唯物主义思想……我们的信仰，正面临着自宗教改革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连我们的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思想混乱。”

　　他没有说谎。此刻的在华传教士团体，已经因为天幕而分裂。

　　一部分人如赫士，变得更加原教旨主义。他们将天幕视为上帝对他们不够虔诚的“考验”和“警告”，认为必须用更坚决和纯粹的信仰来对抗“红色魔鬼”。

　　一部分人则陷入了深深的信仰动摇之中，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上帝对人间的苦难和未来的“神谕”都保持沉默。他们痛苦、挣扎，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几十年来的信仰和坚持。

　　而另一部分更激进的年轻传教士，则走上了另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道路。他们开始秘密地阅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李德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169章：耶投共了？解放神学的雏形

　　他们震惊地发现，这些被斥为“魔鬼学说”的理论，在“解放穷人”和“追求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论述，竟然与《圣经》中耶稣的某些教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天幕说，共产主义是苏联强大的根源。”一位年轻的神父推了推眼镜，困惑地说道，“可是，马克思本人，不也是出身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犹太家庭吗？他的理论里充满了对穷苦人的同情和对社会公义的追求……这，难道不也符合基督的教诲吗？”

　　一个未来被称为“解放神学”的萌芽，居然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在一群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心中悄然孕育。他们开始思考：共产主义，是否是上帝在现世实现其天国的另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

　　就在这场关于信仰、现实与未来的激烈辩论，即将陷入无解的混乱时，一个年迈的身影，在两位年轻教士的搀扶下，缓缓地走上了讲台。

　　他就是卢思义，美国长老会的老传教士，燕京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在座的许多人都曾是他的学生或后辈，对他充满了敬意。

　　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当他站上讲台时，整个礼拜堂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老人，是他们这群人精神上的支柱。

　　“朋友们，弟兄们，”卢思义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充满了温情和力量，“我听到了你们的争论，感受到了你们的痛苦、迷茫和愤怒。这让我想起了四十年前，我和毕得经、舍伍德·艾迪，我们这些‘学生海外宣教志愿团’的年轻人，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的情景。”

　　他的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怀念：“那时，我们心中燃烧着火焰。我们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将福音传遍世界。我们把中国视为我们的‘北斗星’，一个等待我们去拯救的、伟大的灵魂。我们在这里建学校、开医院，希望用基督的文明之光，来驱散这里的愚昧与黑暗。”

　　他的回忆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与家长式作风交织的复杂情感。

　　“我们带来了上帝，也带来了玛门。”他坦诚地说道，“我们带来了现代教育和医疗，但也享受着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特权。我们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却又常常生活在与他们隔绝的西式洋房里。我们试图用我们的形象去重塑中国，却很少真正俯下身去倾听这片土地本身的声音。”

　　“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他环顾四周，“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我们事业的见证者和继承者。我们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医、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我们用我们的知识和爱，确实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但是，”他的声音变得沉痛，“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我们也有着巨大的傲慢和盲目。我们在租界里建造了‘小小的美国’，却常常隔绝于真正的、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我们宣扬上帝的博爱，却对他们最深切的苦难视而不见。我们试图用我们的模式来重塑这个国家，却忘记了，这个国家有着自己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独特灵魂。”

　　“天幕的出现，”老人的声音变得沉重，“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所有的成就，也照出了我们所有的矛盾与失败。它告诉我们，中国人不需要我们去‘恩赐’他们一个美国式的天堂。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个国家或许不是基督的国度，但天幕也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国家将消灭我们深恶痛绝的饥饿、压迫和不公。”

　　“这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困境。”卢思义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当一个‘无神论’的政权，却似乎比我们这些‘有神论’的信徒，更能行‘神’之事——去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时，我们的信仰该如何自处？我们的使命又该如何定义？”

　　他停顿了一下，剧烈地咳嗽了几声，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但他坚持着，继续说道：“赫士先生，将天幕简单地视为魔鬼的诡计是自欺欺人。它展现了苏联的成就，也预告了它的解体；它播放了我们的成就，却也展现了我们如何如何迷失自己的灵魂……它更像是一个冷酷的、超越我们理解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撒旦。”

　　“天幕的降临，对我来说，不是魔鬼的低语，而是上帝的洪钟。它用一种最严厉的方式，敲醒了我们的迷梦。它告诉我们，我们失败了。我们没能将中国塑造成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上帝之国’。未来的中国，将选择一条截然不同的、属于它自己的道路。”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看着台下那一双双迷茫的眼睛，“是放弃吗？是诅咒吗？是逃离吗？”

　　“不！”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最后的力量，“我认为，天幕或者说上帝，是在给予我们一次新的、也是最后的机会——一次学会‘谦卑’和‘爱’的机会！”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的意见是：”

　　“第一，放弃幻想，承认现实。我们必须承认，常凯申的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天命和人心，它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再托付希望的政权。我们不能再将我们的事业，与一个即将崩溃的政权捆绑在一起。”

　　“第二，回归本源，源服务人民。我们应该放下所有政治上的企图，回到我们最初的使命上来。去开办更多的平民学校，去救治更多贫苦的病人，去帮助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无论未来的政权是什么颜色，爱与服务永远不会过时，这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做的。”

　　“第三，对话与理解，而非对抗。即便对于那个即将崛起的红色政权，我们也不应该抱有敌意。李德胜的那句‘人民万岁’，难道不也蕴含着某种与我们‘上帝爱世人’相通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吗？我们应该尝试去理解他们，去和他们对话，在那些我们拥有共同目标的领域——比如扫盲、公共卫生、社会公平——去寻求合作的可能。”

　　说完这番话，卢思义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缓缓地坐了下来。

　　他坐在窗前，心中百感交集。他一生都致力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播撒基督的种子，建立一个“山巅之城”的道德榜样。

　　他将自己的宗教理念毫无保留地灌输给了他的儿子，他曾对儿子说，耶稣的教义之所以最受人尊崇，是因为它真正具有“永久性、根本性和可实现性”。

　　但现在，天幕，这个“上帝的特殊启示”，却向他展示了另一条同样充满了牺牲、奋斗、并最终实现了“改天换地”的道路。那条道路的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而不是“上帝万岁”。

　　他感到自己的信仰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这时，他也想起来他正在前往这片土地的孩子，那个让他骄傲又不安的亨利·卢斯。

　　他拿起笔，颤抖地给远在美国的儿子写信。他没有直接反驳儿子坚定的反共立场，而是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口吻写道：

　　“亨利，我亲爱的孩子。当你踏上这片你出生的土地时，我恳求你，暂时放下你心中那个理想化的、完美的美国，也暂时放下你对共产主义的敌意。请你用你的眼睛去看一看真实的中国，去听一听那些在田野里劳作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我们的使命，或许不是去用我们的模式去重塑他们。而是去理解他们，服务他们，并在他们伟大的变革中，找到我们自己应有的、谦卑的位置。”

　　卢思义的发言后，整个礼拜堂内鸦雀无声。

　　这位老传教士，用尽他生命最后的光辉，为在华的美国传教事业指出了一个充满挑战，却又蕴含着新生希望的方向。

　　但众人知道，他们内部的分歧并未因此而弥合。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他们未来依然会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有人会继续支持即将败亡的国民党，有人会尝试与共产党接触与合作，有人则会失望地离开这片他们曾深爱过的土地。

　　美国传教士们在中国长达近百年的“播种”，似乎并未结出他们想要的果实。他们曾以为自己是来启蒙和重塑这个国家的天使，但天幕却让他们看到，真正决定这片土地命运的，不是来自天上的福音，而是来自地下的怒火。

?第170章：媒体教皇的“十字军”与观察团

　　在纽约时代广场那间可以俯瞰整个浮华世界的顶层办公室里，亨利·卢斯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亲自前往中国，回到那片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去挽救那个在他看来正在滑向“深渊”的国家。

　　这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而是源于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深刻“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他登上前往中国的豪华邮轮，凭栏眺望那渐渐远去的自由女神像时变得愈发清晰和强烈。海风吹拂着他轮廓分明的脸庞，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他想起的是山东登州那古老城墙下的午后阳光，是空气中弥漫着的泥土与炊烟混合的独特气息，是中国保姆哼唱的、他早已忘记歌词却依然记得旋律的童谣。作为一名“传教士儿童”，他的童年记忆并非充斥着纽约的摩天大楼与爵士乐，而是由中国的风筝、庙会和孔孟的《论语》所构成。

　　他自认为深爱着那片土地，但那份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混杂着怜悯与优越感的爱。是一种“家长”对“迷途孩童”的爱。

　　他爱那个记忆中田园牧歌般的、宁静而顺从的中国，那个等待着被基督教文明和美式价值观“拯救”的中国。

　　美国和中国是卢斯情感上的两个孪生兄弟，同样令他魂牵梦绕，美国是他的祖国，中国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

　　十几岁时，当他第一次回到美国，那种强烈的文化割裂感几乎将他撕碎。他被同龄人视为“古怪的异乡人”，他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也无法理解他们肤浅的快乐。

　　但也正是在这种痛苦的割裂中，他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天命”——他要成为一座桥梁，用他所掌握的力量，将他所信仰的“美国精神”与“上帝之光”，灌输到他所“热爱”的那个东方古国中去，从而“治愈”那个国家，也“治愈”他自己内心的分裂。

　　他坚定地认为美国和中国是一个完美的结合:美国有强大的政治、道德和经济实力，而中国独特的历史时期允许美国主宰其命运，中国对美国和卢斯本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这种明显的恩抚主义思想一直笼罩着卢斯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他像一位关切的父亲一样，始终摆脱不了中国有朝一日会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的想法。

　　他的父亲，老卢思义，用讲道和募集资金的方式传教。而他则找到了一个更强大、更现代的布道坛——媒体。

　　他创立的《时代》和《财富》杂志，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新闻载体。正如他的雇员后来，也是成为他批评者的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言：“卢斯不完全尊重新闻事实，他总是要求他的同僚有一种‘使命感’来报道新闻。”

　　卢斯正是用这种“使命感”，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宗教理念，隐藏在看似客观公正的报道之下。

　　他让编辑们学会了一套圆滑的技巧，通过选择性的报道、带有倾向性的措辞和精心编排的版面，不动声色地“引导”舆论（BBC狂喜）。

　　他可以将墨索里尼塑造成一位让意大利“火车准点”的成功者，而闭口不提其法西斯统治的残暴；他也可以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位从穷孩子逆袭的国家领袖或暴君。

　　他一直在用他的媒体帝国，试图塑造美国乃至世界的思想。

　　直到天幕的降临。

　　这个覆盖全球的、无法被资本收买、无法被舆论引导的终极媒体，让卢斯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力与渺小。他就像一个手持火把的布道者，突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一轮真正的太阳。

　　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为了更有效地与天幕争夺话语权，他还提前催生了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在1933年的夏天，一本名为《生活》（LIFE）的画报杂志，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了美国的报刊亭。

　　这本杂志，用大量精美而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来解读天幕、报道时事和展现“现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它以一种更感性、更直观的方式，试图从天幕手中夺回一部分定义“美好生活”和“理想世界”的权力。这本杂志的提前诞生，肩负着卢斯与天幕进行舆论决战的野心。

　　华盛顿，白宫。

　　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上，放着两份报告。

　　一份，是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刚刚提交的关于亨利·卢斯及其时代公司最新动向的监控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卢斯准备前往中国的计划，以及他与国内共和党保守派、华尔街银行家们的秘密会晤。

　　另一份，则是对天幕最新揭示的、未来美国将面临的几大丑闻的深度分析报告，特别是“水门事件”和“棱镜门事件”。

　　罗斯福的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他的心情很复杂。

　　“总统先生，”胡佛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邀功意味，“卢斯和他的媒体帝国，正在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他不仅在外交政策上试图绑架政府，在国内，他也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联合共和党内的保守派，不断挑战您的新政权威。他所代表的那股清教徒式的、自以为是的政治干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罗斯福不知可否，但他的注意点在另一件事上，他对胡佛说道：“埃德加，天幕给我们提了个醒，对于政府的监控行为，民众的神经正变得越来越敏感。‘水门’和‘棱镜’虽然是几十年后的事，但其本质，与你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并无不同。我需要你，以及你的联邦调查局，在未来的行动中，更加谨慎，更加……隐蔽。”

　　“我不希望有一天，你和你的工具会反过来伤害到我和我们的事业……让未来的历史把我的名字和尼克松放在一起。”

　　胡佛的脸上肌肉抽动了一下，低头应道：“是的，总统先生。”他知道，这是罗斯福在敲打他。天幕的出现，让他这个“影子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审视和制约。

　　接着，罗斯福的目光转向了关于卢斯的报告。

　　“一个虔诚的、充满激情和使命感的理想主义者。”罗斯福自言自语道，这是他对卢斯的评价，“但也是一个危险的、试图用宗教干预政治的狂热分子。”

　　新政实施以来，卢斯和他的时代公司一直是罗斯福最头疼的舆论对手之一。他们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不断地攻击新政，将其描绘为“社会主义的温床”。

　　罗斯福深知，卢斯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志，更是美国根深蒂固的新教保守势力和共和党右翼的意志。

　　“他要去中国，与天幕争夺对那个国家命运的‘指导权’？”罗斯福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悲悯的冷笑，“他以为自己是《圣经》里去挑战歌利亚的大卫，或者是一位去传播福音的圣徒？但在我看来，他更像是堂吉诃德，正挥舞着墨水做的长矛，冲向那架名为‘历史必然’的风车。”

　　“总统先生，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阻止他吗？”霍普金斯问道。

　　“不。”罗斯福摇了摇头，“让他去吧。让他亲眼去看看，那个他记忆中的‘田园中国’已经和即将不复存在了。让他去碰一碰壁，让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明白，天幕所展示的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画卷，而是一列无法阻挡的火车。”

　　罗斯福的战略从来不是简单地摧毁对手，而是更倾向于分化、利用和改造。他并不想彻底摧毁时代公司这个庞大的媒体帝国，而是希望在卢斯碰壁之后，能让他和他的杂志转向一个更“理性”、更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

　　“那么，我们对中国的策略呢？”霍普金斯问道。

　　罗斯福的目光变得深远：“天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可能更具韧性和生命力的红色政权。它也预告了我们未来将要陷入的泥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美国可能走向的那种背离我们立国理想的‘世界警察’道路。”

　　“我不想看到那个未来。”罗斯福的语气变得坚定，“那些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冷战也并非唯一的选择。要避免这一切，与那个未来的红色中国，建立直接的对话是必要的。”

　　自1933年初苏美正式建交后，罗斯福一直在寻找与其他被孤立的势力接触的可能。

　　他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决定：“我决定，派遣一个由军方、国务院和农业部专家组成的、秘密的非官方‘观察组’，尝试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建立直接的接触。”

　　“总统先生！”国务卿赫尔惊呼道，“这……这会严重激怒常凯申，也会让国会认为我们……”

　　“我不管他们怎么想！”罗斯福打断了他，“天幕已经预告了中共未来的胜利，我必须为未来做准备。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与我们的‘新政’是否存在合作的可能？”

　　他的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未来。天幕为他揭示了太多令人不安的景象：肯尼迪遇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泥潭、冷战的阴云……

　　他看到了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辉煌，也看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歧途——陷入战争泥潭、社会撕裂、理想失落。

　　他作为这艘名为“美利坚”的巨轮的船长，必须在这些岔路口上，做出最谨慎、也最艰难的选择。

　　他要对抗国内的孤立主义者、保守派和像卢斯这样的狂热分子，试图将这艘船引向一个既能维护美国利益，又能避免陷入未来那些泥潭的、更加光明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