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耀常升起
他提醒了汪兆铭，他的对手不止一个常凯申。就算他斗倒了常凯申，他拿什么去和那个被天幕“加冕”后即将席卷天下的李德胜斗？
有吉明观察着汪兆铭脸上变幻的神色，知道他的心理防线正在崩溃。接着，有吉明开始斩断汪兆铭最后的幻想。
“至于您所期望的美国援助，汪先生，恕我直言，那不过是镜花水月。美国自己深陷经济危机，自顾不暇。而且，一旦我们帝国决定全力以赴，您认为，美国的援助还能通过我们的封锁线运到您手上吗？您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大日本帝国！”
威逼、画饼、斩断后路/请客、斩首、收下当狗……一套组合拳下来，汪兆铭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崩溃，他感到自己仿佛被逼入了一个绝境，而日本人则为他打开了唯一一扇看似光明的“生门”。
他知道这是一杯毒酒，但他对权力的极度渴望，还是让他忍不住想要伸出手去。
有吉明看到汪兆铭仍在犹豫，终于抛出了那个精心准备的、直击其要害的最终筹码。
“汪先生，您最缺的是属于您自己的军队，这一点上帝国可以帮助您！我们将从帝国陆军的库存中为您挑选最精良的装备，聘请最优秀的帝国军官作为教官，在华北为您编练三十个师的日式装备‘新和平建国军’，这支军队将完全忠于您本人！帝国还将为您提供一笔高达五亿日元的低息贷款，作为您新政府的启动资金！”
三十个日械师！五亿日元！
这对一穷二白、毫无军事实力的汪兆铭来说，简直是无法抗拒的魔鬼的诱惑！有了这支军队，他不仅能压倒常凯申，甚至能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与共产党掰一掰手腕！
他忍不住开始幻想，自己身着大元帅服，检阅着这支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场景。那一刻，他年轻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壮志，似乎以一种扭曲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他的心中。
但他毕竟不是一个蠢货，他知道，这支由日本人帮助建立的军队，其忠诚度究竟属于谁，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他强行压下内心的激动，做出了最后的试探：“大使先生，我汪某一生致力于三民主义，若与贵国合作，必不能有损我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此事体大，我需要时间仔细考虑。”
他试图用拖延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空间。
有吉明看出了他的意图，也知道今晚已经达到了目的。他站起身，微微鞠躬：“当然，汪先生。帝国有足够的耐心，但也请您不要让我们等太久。毕竟，时局不等人。”
他留下那份协议草案，转身秘密离去。
在送走有吉明后，汪兆铭独自一人回到书房。他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无数在东北饱受欺凌的同胞的怨毒目光。
他皱了皱眉，用一种虚伪的自我催眠口吻对自己说：“精卫填海，精卫填海……我这是为了国家能免于全面战争的生灵涂炭……是为了先拿到实力，才能与各方周旋，最终保全国家元气……这是……‘曲线救国’……我个人的一点名节……又算得了什么呢？历史，会理解我的苦衷的。”
?第182章：乌拉尔的红色磨盘与经国之业
乌拉尔山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1933年秋。
刺骨的寒风，已经开始从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吹来，预示着一个漫长而酷烈的冬天即将来临。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那充满着机油和钢铁气味的巨大车间里，一个身材并不高大但眼神异常坚韧的年轻人，正吃力地和工友们一起，将一台沉重的车床部件安装到基座上。
他的俄语流利，动作娴熟，与周围那些高大的斯拉夫工人们并无二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名叫“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的普通工人，就是常凯申的长子——常经国。
这已经是他来到苏联的第八个年头了。八年间，他的人生，如同一块被投入红色磨盘的顽石，经历了剧烈的磋磨与改变。
他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明星学员，信仰过共产主义的理想，甚至曾公开登报，谴责自己父亲在中国的“反革命”行径。但“四一二”政变的枪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革命同志的儿子”，变成了“头号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政治上的污点让他受尽了白眼与排挤。
天幕的降临，曾一度让他看到了希望。当天幕揭示了他父亲未来必将失败的命运，以及共产党将统一中国的“天命”时，他甚至感到了一丝解脱和快意。他以为，这下总该没人再拿他的出身说事了。
然而，现实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
历史上正是王明等人的势导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在本时空，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失势，也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紧接着，苏联内部，一场针对“托洛茨基匪帮”的清洗运动开始了。
虽然他第一时间就写了长篇的文章，痛斥托洛茨基的“罪行”，向斯大林同志和党组织表达自己的“绝对忠诚”，但他那敏感的身份和曾经参与和信仰托派的往事，依然让他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
最终，或许得益于天幕预告了中国革命的光明未来，让斯大林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人员时，多了一分谨慎。但他还是被从莫斯科“下放”，来到了这个乌拉尔的工业重镇，从一个有理论水平的干部，变成了一个需要用体力来证明自己“无产阶级属性”的普通工人。
这是一种变相的流放，也是一种温和的考验。
他白天在车间里挥汗如雨，晚上则回到简陋的集体宿舍，贪婪地阅读着所有能找到的报纸和书籍。他在学习，在观察，在等待。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从来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它系于两个人——一个，是远在南京的父亲；另一个，是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个“钢铁同志”。
这天，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工作，正和一位名叫善良的白俄罗斯女工芬娜在工厂的食堂里，分享着一块黑列巴。芬娜是他在这里唯一的朋友，她的纯真与善良，是这片冰冷的钢铁森林里，唯一能让他感到温暖的慰藉。
突然，两个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制服的男人，走到了他的面前。
“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同志，跟我们走一趟。”其中一人的声音如同乌拉尔的寒风一样，不带任何感情。
常经国的心，猛地沉了下去。食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瞬间聚焦在了他的身上，那目光里，有同情，有好奇，但更多的是一种避之不及的恐惧。芬娜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她紧紧地抓住了常经国的国手。
常经国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背，示意她安心。然后，他站起身，平静地对那两个人说：“好的，同志。”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在大清洗的阴影下，任何一次这样的“邀请”，都可能是通往卢比扬卡地下室的单程票。
他被带上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街道上穿行。车窗外，是热火朝天的工厂和来去匆匆的工人。这是一个正在高速运转的国家，但在这高速之下，却隐藏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暗流。
车子最终停在了一栋并不起眼的小楼前。这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分局。他被带进一间狭小而压抑的办公室，一个瘦削、眼神锐利如刀的男人，正坐在桌子后面，翻看着一份档案。
常经国的心跳，漏了一拍。他认得这个人，他绝不会忘记这张脸——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斯大林最信任的“铁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二把手，一个让全苏联都闻之色变的名字。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一个内务部的巨头，为什么会亲自来见自己这个小小的、被下放的中国工人？
“坐吧，叶利扎罗夫同志。”叶若夫头也不抬地说道，声音嘶哑。
常经国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后背挺得笔直。
叶若夫合上档案，抬起头，那双小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能看透人心的冰冷光芒。
“我看了你的档案，很复杂。”他缓缓地说道，“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表现优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深的理解。你也曾多次公开批判你的父亲，与他划清界限。在这次清算托洛茨基匪帮的斗争中，你的立场也很坚定。”
这番话，听起来像是某种肯定，但常经国却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他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告诉我，”叶若夫的语气突然变得随意起来，仿佛在闲聊，“你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现在是怎么看的？”
这是一道送命题，常经国的大脑飞速运转。
“报告叶若夫同志！”他立刻站起身，立正回答，“我认为，托洛茨基匪帮的‘不断革命论’，是脱离了苏联现实的、极左的冒险主义！它完全无视了我们苏维埃国家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试图将我们尚未巩固的革命成果投入到一场毫无胜算的全球冒险之中！这是对列宁主义的公然背叛，更是对斯大林同志英明领导的恶毒攻击！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斯大林同志对这伙叛徒的清算！”
他表足了忠心，每一个字都说得斩钉截铁。
叶若夫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他似乎对这个标准答案并不意外。他换了个话题，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
“那么……你对你父亲，常凯申，现在又是怎么看的？”
常经国的心中警铃大作！这个问题比上一个更加凶险。
他深吸一口气，结合着天幕的“启示”，给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我的父亲常凯申，他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背叛了中国人民。天幕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他的政权，是一个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腐朽而反动的法西斯式政权。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必将被中国人民所抛弃。”
“但是，”他话锋一转，展现了自己的“利用价值”，“我同样认为，他是一个顽固的、充满了权力欲的旧式军阀。他绝不会甘心失败，只要他还在南京一天，他就会继续与我们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敌。因此，在现阶段，他依然是苏联和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
叶若夫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他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很好。”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推到常经国面前，“斯大林同志对你很关心，他希望你能给你父亲写一封信。”
常经国看着那张白纸，瞬间明白了克里姆林宫的意图。
“信的内容，你自己决定。”叶若夫淡淡地说道，“你可以痛斥他的罪行，可以规劝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也可以……向他表达一下你在这里的生活。总之，要让他知道，你还活在苏联。”
这是一封政治信号明确的信。它可以视作是对常凯申的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试探。
“我明白了，叶若夫同志。”常经国拿起笔，没有丝毫犹豫。
在他奋笔疾书的时候，叶若夫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听说，你在工厂里，和一位名叫芬娜的白俄罗斯女工，走得很近？”
常经国的笔尖，猛地一顿。他感到一股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在这个恐怖机构的严密监控之下。
“是的，同志。”他稳住心神继续写信，“我们是很好的……革命同志。”
“是吗？”叶若夫的嘴角，第一次露出了一丝冰冷的微笑，“芬娜同志是个好姑娘，工人阶级出身，对党忠诚。你们可以多交流交流思想。”
信写完了。叶若夫拿过来，看也没看就放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你可以回去了，叶利扎罗夫同志。”他挥了挥手，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例行的公事，“继续在你的岗位上，好好改造，好好工作，党和斯大林同志会看着你的。”
常经国走出那栋小楼，外面的冷风一吹，他才发现自己的内衣已经湿透了。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暗的建筑，心中涌起一股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未来更深的迷茫。
?第183章：清洗者的盛宴与野望
常经国离开后，乌拉尔那间压抑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并没有马上离开。他独自一人在巨大的办公桌后来回踱步，思考着斯大林同志这步棋背后更深层的含义。
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本身就是天幕效应的产物。在原有的历史轨迹中，这个整合了国家安全、警察、边防等所有强力部门的超级机构，要到明年才会正式成立。但天幕的降临，特别是对未来德国入侵和内部潜在威胁的“预告”，让斯大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于是，在天幕降临后不久，一纸命令下达，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被提前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与新成立的内务部合并。
年迈且疾病缠身的维亚切斯拉夫·缅因斯基，被以“健康原因”安排“光荣退休”，住进了最好的疗养院，事实上被剥夺了所有权力，他的位置由亨里希·雅戈达所取代。
而他，尼古拉·叶若夫，也正是借着这股东风，被斯大林同志亲自从中央组织分配局，调入了这架刚刚启动的、庞大而血腥的国家机器中，担任第一副手，成为雅戈达最直接也是最危险的副官。
让他这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副手亲自来见常经国，并索要这封信，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福建事变的爆发让常凯申的统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斯大林同志显然是想利用常经国这张牌，来向南京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甚至，是在为未来与一个“后常凯申时代”的中国打交道，做某种隐秘的准备。
叶若夫的内心，泛起了一丝“可惜”的情绪。
半年多前，在那场关于远东战略的最高会议上，他曾提议对远东地区进行一次彻底的“甄别”和“清理”，以确保后方的绝对安全。但这个提议，被斯大林同志以“不能损害与未来红色中国这个重要盟友的关系”为由，暂时否决了。
他虽然嘴上坚决服从，但心里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应该被扼杀在摇篮里。他的信条是：为了苏维埃的绝对纯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种“可惜”，便是源于一个扩大清洗规模的绝佳契机，就这么溜走了。
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自认为是斯大林同志最锋利、最无情、也最忠诚的“剑”。但现在，他感觉这把剑，被一道无形的剑鞘束缚住了。
就像今天对常经国的处理。他原本的计划是，可以借此机会，深挖一下常经国与王明等人的关系，将他打成“王明-托洛茨基国际间谍集团”在苏联高层的联络人，从而牵连出一大批他早就看不顺眼的与王明有过接触的“老家伙们”，将案件做大，掀起一场新的波澜。
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斯大林同志对常经国这颗棋子，显然还有别的用处。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擅自行动，风险太高。
他的顶头上司，那个他既鄙夷又忌惮的老官僚——亨里希·雅戈达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犯错。
叶若夫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他知道，这场清洗的逻辑是双向的。自上而下的意志和自下而上的野心，共同推动着这台巨大的绞肉机飞速运转。
天幕的出现，一方面，《斯大林传》的播放极大地巩固了斯大林的个人权威，让他拥有了近乎“天命所归”的合法性。他已经不再需要像历史上那样，通过一场惨烈的大清洗来建立自己的绝对统治。
但另一方面，天幕也带来了更新更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民众思想的混乱。天幕天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未来的乌克兰大饥荒、大清洗的残酷和苏联解体的结局，这些画面已在苏联社会，特别是乌克兰等地区，引发了深刻的不安和骚动。
斯大林收到的内部报告显示，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抗集体化、质疑中央政策的苗头。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不满的民众，缺的只是一个理论旗帜和组织核心。
而那些在党内斗争中失势的“托派分子”和心怀不满的“老布尔什维克”，就是最危险的“旗帜”和“核心”。
那些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近卫军”，他们资格老，功劳大，总是以列宁的学生和战友自居，对他这个“格鲁吉亚人”心存轻视。
他们中的许多人，私下里对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和党内斗争手段颇有微词。更危险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与被驱逐的托洛茨基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斯大林不能容忍这种潜在的威胁，他信奉一句冷酷的政治哲学：胜利者不受指责。但前提是，不能给失败者任何翻盘和发声的机会。
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在那些“托派分子”和“老家伙们”将民众的不满组织起来之前，就彻底摧毁他们。
因此，斯大林需要一场清洗，但他需要的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可控的”、“有理有据的”清洗。
其目标是精确地剪除那些对他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和托派余孽，同时统一思想，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好准备。他绝不希望看到一场失控的、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那会摧毁他正在艰难建设的工业体系。
而雅戈达，恰好是现阶段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合适执行者。雅戈达的“程序化”和“讲证据”，在斯大林看来，正好可以控制清洗的规模和烈度，使其不至于“扩大化”。
但叶若夫，却不这么认为。
他坚信，斯大林同志的“谨慎”只是暂时的。而他自己，才是那个能真正领会领袖内心深处真正意志的人。
大清洗，这场由斯大林同志亲自发动的、旨在净化党和国家机体的伟大运动，在他看来，进行得还远远不够彻底。
雅戈达是个典型的旧官僚，虽然也执行清洗，但骨子里还残留着一丝对程序、对证据的“可笑的”尊重。
而叶若夫不同，他认为自己是纯粹的、彻底的新一代布尔什维克战士。他坚信，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纯洁，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他坚信，苏联未来的解体——这个由天幕揭示的可怕结局——其根源必然在于内部的腐朽和敌人的渗透！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治病救人”，是在拯救这个国家，避免那个悲惨未来的到来！他觉得自己无比正义，无比崇高！
而这场“伟大的事业”，正面临着阻力。这种阻力，不仅来自那些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敌人”，更来自于党内那些盘根错节的“老家伙们”。
那些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近卫军”，他们自恃功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却思想僵化，阻碍着苏维埃的前进，而且他们像一堵堵墙，死死地堵住了像他这样的新一代的、真正忠于斯大林同志的年轻干部的上升通道！
在苏联这个体制下，所有的权力都源于顶层。所谓的“自下而上”不过是个笑话。民众对上层腐败的不满？大量的举报信？这些东西，只有在符合最高层意志的时候，才会被拿出来当做斗争的工具。
否则，它们就只是一堆废纸。天幕不是也预告了吗？未来苏联解体时，百分之七十多的人民投票支持保留联盟，结果呢？还不是被几个高层一合计，就给解散了。
所以，真正的动力只能是自上而下。而他们这些新生代的官僚，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办法就是紧紧地跟随着斯大林同志的意志，成为他最彻底、最无情的执行者，借着“大清洗”这股东风，将那些盘踞在上升通道上的“老家伙们”一个个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在天幕上未来将登上权力顶峰的人物，他们是怎么上位的？不也一样是踩着前人的尸骨，在大清洗中火速提拔起来的吗？
叶若夫想到了天幕上那个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片段——那个创造了一整个腐朽官僚阶级的勋章爱好者。虽然天幕尚未揭示赫鲁晓夫的“罪行”，但勃列日涅夫这个未来的“腐败总头子”，已经被他盯上了。
他觉得，像勃列日涅夫这样潜在的“蜕变分子”，正是他扩大清洗的绝佳目标和契机。他已经开始秘密收集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材料，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向斯大林同志“汇报”。
他也想到了那个格鲁吉亚同乡——拉夫连季·贝利亚。这个家伙现在还在格鲁吉亚担任第一书记，但斯大林同志似乎对他颇为赏识，这让叶若夫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威胁。
他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个位置是斯大林手中最重要的一把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位置。天幕曾提及，在四十年代，苏联内务部的领导人是贝利亚，这意味着……他和雅戈达，可能都只是过渡者。
他隐隐地感觉到，自己或许也只是一个“脏活累活”的承担者。当清洗完成，自己这把沾满了血的“剑”，很可能也会被毫不留情地抛弃。
但这不重要，天幕对苏联未来解体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叶若夫这类极端分子扩大清洗的“理论依据”。他们大肆宣扬，正是因为党内隐藏着大量的“叛徒”、“间谍”和“蜕变分子”，才导致了未来那个悲惨的结局。因此，为了“拯救苏维埃”，就必须采取最严厉、最无情的手段将这些“病灶”彻底切除。
这种论调，在那些因上升通道被堵塞而心怀不满的年轻官僚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市场。他们将“大清洗”视为一次“革命性的换血”，一次挑战“老布尔什维克”和“老近卫军”这些“食古不化的老顽固”权威的机会。他们积极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将一个个挡在他们晋升道路上的前辈送进劳改营和行刑队。
在这场残酷的“代际替换”中，苏联的精英阶层完成了一次痛苦而血腥的“换血”。无数忠于斯大林的年轻干部，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被提拔起来，填补了那些“老家伙们”留下的权力真空。
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恐怖，也引发了自下而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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