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耀常升起
南京，委员长官邸。
常凯申双目赤红，死死地盯着收音机，仿佛要从里面揪出罗斯福的灵魂。他刚刚听完那场“炉边谈话”的转播，心中五味杂陈。
一方面，他看到了美国这位潜在“盟友”的强大动员能力和政治手腕；另一方面，罗斯福那套将危机转化为改革动力的说辞，更反衬出他自己此刻的窘迫与无能。
“备机！我要立刻连线罗斯福总统！”他猛地站起来，对身边的侍从官下令。
一直侍立在侧的挚友、美国传教士周以德（沃尔特·贾德），连忙上前一步，按住了他的手臂。
“中正，我的朋友，请冷静！”周以德的中文流利，语气中带着真诚的关切，“现在不是时候。罗斯福总统正焦头烂额地处理国内的金融危机，他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来听取我们远东的‘建议’。”
“不！这正是机会！”常凯申甩开他的手，眼中闪烁着一种病态的亢奋，“美国乱了，华尔街乱了，这反而是一个向美国和罗斯福总统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和坚定盟友姿态的机会！我应该立刻致电白宫，告诉罗斯福总统，中华民国愿意与美利坚合众国站在一起，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可以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持！”
周以德看着眼前这位名义上的中国领袖，心中涌起一阵深深的无力感。他试图用委婉的方式，点醒这位还沉浸在“领袖”幻觉中的朋友。
“委员长，”他斟酌着词句，“您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在您向罗斯福总统伸出援手之前，或许……您应该先处理好自己国内的‘风暴’。”
他将一份美国报纸摘要放在桌上，标题触目惊心：“‘运输大队长’：天幕揭示南京政府的惊天腐败”。
周以德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委员长，天幕对宋氏家族贪腐行为的揭露，在美国国内已经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滔天巨浪。国会里那些一直支持我们的人，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民众在质问，他们纳税人的钱究竟是被用来抗击共产主义，还是被用来填满了某些人的私人金库！”
他知道，必须下猛药了，他与亨利·卢斯等人，在天幕降临后便为常凯申量身打造了一套危机公关方案。核心，就是利用基督教文化中的“赎罪”与“悔改”概念，来重塑常凯申的形象。
“委员长，我与卢斯先生以及国内的一些朋友商议过。我们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您必须以基督徒的姿态，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现出‘悔改’的决心！”周以德的语气变得恳切。
“您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首先，成立一个由国际人士监督的、独立的廉政委员会，彻查所有关于贪腐的指控！其次，您必须‘献祭’出几个足够分量的人，来平息民愤……就像罗斯福总统处理雷曼兄弟一样，这是必要的代价，比如……”
他艰难地吐出了那几个名字，“孔祥熙先生，宋子文先生……甚至，夫人也应该暂时退出一切公共活动，以示谦卑。您要像《圣经》里的君王一样，在上帝和人民面前撕裂自己的外袍，承认自己的失察之罪！只有这样，才能挽回人心，才能让美国的朋友们有理由继续支持您！”
周以德的这套方案，完全是基于新教徒对“赎罪”概念的理解。在他看来，只要常凯申能打造出一副痛改前非、勇于切割的“圣徒”形象，就很有可能重新赢得一部分国内外的同情与支持。
常凯申脸上的那丝兴奋瞬间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的、冰冷的愤怒。
他死死地盯着周以德，仿佛在看一个疯子。让他公开承认错误？让他惩治自己的妻舅和连襟？让他那个在美国国会为他赢得了无数赞誉的夫人，像个罪人一样引退？
“荒谬！”他终于爆发了，一拍桌子，厉声喝道，“以德兄！你是在教我如何治理国家，还是在逼我自毁长城？！”
周以德愣住了，他没想到常凯申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他眼中的常凯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可以接受劝诫的领袖。但他忘了，常凯申的“信仰”仰，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工具，而非深入骨髓的信念。
“委员长！”周以德急切地解释，“我这是为了您好！在新教的文化里，‘认罪’不是软弱，而是获得救赎和重生的前提！只要您做出姿态，美国民众是会……”
“够了！”常凯申打断了他，眼中闪烁着冷酷的光芒，“我告诉你，什么叫政治！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国家的财政支柱，更是我稳定的基石！动了他们，整个政府的金融体系就会崩溃！”
“可是，不动他们，你的政府也正在垮台！”周以德急切地争辩。
“那不一样！”常凯申的眼中闪过一丝冷酷的精光，“正是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想跳船，我才更要抓紧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倒了，上来的是谁？是汪兆铭？是李德邻？还是那些对我阳奉阴违的老家伙？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位置交到他们手里，我常中正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你懂什么？这是政治！不是你们教堂里的忏悔！”
两人之间的对话，彻底撕开了那层宗教外衣的伪装，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博弈。周以德想的是如何挽回“民心”和“神意”，而常凯申想的，却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核心和派系团结。他们说的驴头不对马嘴，根本无法达成共识。
周以德看着眼前这位几近癫狂的“领袖”，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就在这时，一份加急电报被送了进来。常凯申一把抢过，迅速看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卢斯，已在夏威夷掉头，返回美国本土。原定的访华之旅，无限期取消。
卢斯，是周以德和常凯申寄予厚望的“救星”。他们原本策划，由卢斯这位媒体大亨亲自来华，联合他们强大的媒体资源和在华的教会力量，向全世界讲述一个“自由中国”的故事，以对抗天幕对共产党的“神化”宣传。
但现在，卢斯不来了。那个承诺中的“反共舆论联盟”，那个用上帝和媒体的智慧去赢得宣传战的宏伟计划，都化为了泡影。
最终，这场谈话不欢而散。周以德失望地离去，他终于意识到，这位他曾寄予厚望的“中国的君士坦丁”，本质上只是一个信奉权谋的旧式军阀，基督教的信仰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件方便时穿上、不方便时随时可以脱下的外衣。
当晚，官邸卧室。
常凯申疲惫地回到卧室，宋美龄正坐在梳妆台前，眼圈红肿。
天幕对她贪腐行为的揭露，彻底摧毁了她在美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界中，苦心经营多年的“优雅、智慧、亲善”的完美形象。那些曾经追捧她的议员夫人、社会名流，现在都对她避之不及。
“达令……”她看到丈夫进来，委屈地哭诉道。
但常凯申此刻却没有丝毫安慰她的心情。他冷冷地看着她，问道：“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告诉过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等风头过去吗？！”
原来，宋美龄不甘心自己的形象就此崩塌，自作主张地召开了一场记者会，试图为自己辩解。她以为，凭着自己往日的魅力和口才，可以扭转舆论。
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她本以为相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会给她留些情面，但斯诺一上来，就用冰冷的数据质问她那被挪用的美国援华贷款的去向。
而国内的记者，则更加尖锐，来自《大公报》、一向以敢言著称的年轻记者王芸生，更是直接将一张照片拍在桌上——那是一张在天幕上空战中牺牲的年轻中国飞行员的遗照。
“请问夫人，”王芸生含着泪，声音颤抖地问，“当天幕上的您用本该属于这位英雄的抚恤金，在华尔街进行投机时，您的良心不会痛吗？”
宋美龄当场破防，她撕破了那份优雅从容的伪装，歇斯底里地斥责记者“被赤匪蛊惑”，最终在闪光灯的追逐下狼狈离场。这场闹剧让她本已崩塌的形象，又被钉上了一根新的耻辱钉。
“我告诉过你，保持沉默！等风头过去！”常凯申头痛欲裂，揉着自己的光头，“你为什么就是不听！”
“我……我只是想为你分担压力……”宋美龄委屈地哭泣着，“我没想到，他们……他们会那样……”。
常凯申看着她，心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想起了当年在上海追求她时的情景，想起了那封“举世所弃，万念灰绝，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的表白信。这段婚姻，始于政治联姻和利益交换，但十数年的相伴，也并非没有掺杂几分真情。
他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一些：“算了，事已至此。我已经让雨农去处理了，封锁消息，警告那些多嘴的记者。”
宋美龄擦了擦眼泪，怯生生地问：“那……我哥哥和祥熙那边……”
“我不会动他们。”常凯申的回答很坚决，“现在汪兆铭那些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位置。一旦子文和庸之倒下，我的左膀右臂就断了。这个家，就真的散了。”
宋美龄似乎从丈夫的维护中找到了一丝安慰，她从床头拿起一本厚厚的《圣经》，翻到其中一页，“达令，我们一起祈祷吧。”
宋美龄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圣经》上说：‘愿主的意志实行。’上帝的智慧是无限的，他会指引我们走出困境的……”
常凯申麻木地跪在柔软的地毯上，跟着宋美龄一起，做着祷告。但他心中，却没有任何虔诚和丝毫的平静。
他那虚假的信仰，此刻无法给他带来任何慰藉。他的上帝，从来都只有权力。而现在，这个上帝，似乎正在离他而去。
他脑海里盘旋的，不是上帝的指引，而是戴笠的密报、汪兆铭的串联、以及远在江西的那个宿敌——李德胜，那张在天幕上从容自信的脸。
?第180章：精卫的幻梦与迷途
南京，汪公馆。
与委员长官邸那压抑得几乎要滴出水来的愁云惨雾截然不同，汪兆铭的公馆里，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朋满座，气氛热烈，一种“天命在我”的慷慨激昂，弥漫在空气之中。
自从天幕上将常凯申的无能与腐败彻底曝光，将其“运输大队长”的称号坐实之后，汪兆铭便觉得，自己取代这位老对手、挽救党国于危难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他汪兆铭是何等人物？
党国元老，“国父”孙中山先生最信任的门徒（自称），曾亲笔记录《总理遗嘱》，以其卓越的理论水平和冠绝民国的文采著称，被誉为“民国第一美男子”，在知识界和国民党元老中，拥有着巨大的声望。
他坚信，常凯申这个只懂枪杆子的军事独裁者已经将党国带入了绝境。现在，必须由他这位“文治”的代表来收拾残局，与共产党进行“政治协商”，才能避免中国被彻底赤化。这，是挽救党国，也是避免自身被清算的唯一出路。
连日来，他的公馆门庭若市。他的“改组派”亲信们，如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四处活动，联络各方势力。他自己则不断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痛陈时弊，引经据典，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抨击常凯申的独裁与无能。
一时间，“拥汪倒蒋”的声势，在南京的政坛、学界乃至上海的金融圈，都颇为浩大。
他觉得，常凯申但凡还要一点脸面，在如此千夫所指的情况下，也应该羞愧地、体面地引咎辞职了。
但他显然低估了常凯申的脸皮厚度，也高估了自己言语的力量。无论报纸上的文章写得如何慷慨激昂，无论沙龙里的名流们如何口诛笔伐，常凯申就是岿然不动。
这让汪兆铭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无比憋闷。他终于如梦初醒，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时代，光凭笔杆子和舆论，是无法让一个手握枪杆子的人下台的。
于是，他首先尝试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发难，联合了部分胡汉民派系的元老，要求对常凯申进行弹劾。但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控的“CC系”和黄埔系成员的强力抱团下，提案被轻松否决。
他转而尝试寻求军方的支持，他首先找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位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常凯申的元老。在一次私下的茶会上，汪兆铭旁敲侧击，暗示如果何应钦能支持他上台，未来的“国防部长”之位非他莫属。
但何应钦只是微笑着，不停地为他添茶，顾左右而言他，最后以“军人不干政”为由客气地将他送走。
汪兆铭不死心，又去联络其他黄埔系的高级将领。但无一例外，全都碰了壁。这些人，或许私下里对常凯申的“微操”和未来的失败心怀不满，甚至暗中为自己寻找退路。
但他们的权力、地位乃至身家性命，都与常凯申这个“校长”和整个黄埔系深度捆绑。支持汪兆铭这个在军中毫无根基、只会耍嘴皮子的文人来取代常凯申？出卖“故主”？这无异于政治自杀！他们绝不可能这么做。
“一群只认枪杆子的武夫！”几次三番的拉拢毫无效果后，汪兆铭在自己的书房里气急败坏地咒骂着。
而这个时候，汪兆铭才悲哀地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爪牙的“理论家”。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拥有的军事力量——那些在1927年在武汉时，曾经支持他的国的民党左派军官，如唐生智、张发奎等人。
但正是他自己，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向常凯申和右派势力妥协，亲手清洗了自己阵营中的共产党人，也彻底逼走了这些左派将领。
唐生智早已失势流亡，张发奎则被常凯申收编后边缘化。那些曾经支持过他的工农武装，一部分被他亲手屠杀，另一部分，如贺龙、叶挺，则毅然决然地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了他如今最恐惧的敌人……是他自己亲手斩断了自己的爪牙。
从那以后，他便只能在党内斗争的牌桌上，靠着合纵连横和舆论造势来虚张声势。他陷入了一个僵局：舆论上，他占尽优势；但在决定性的军事力量上，他却一无所有。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他不由得想起了天幕上，那个他既嫉妒又鄙夷的“老朋友”李德胜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一种对武装力量的渴望，一种要建立属于自己嫡系部队的疯狂想法，开始在他心中不可遏制地萌生。可是，钱从哪里来？枪从哪里来？兵又从哪里来？
他不由得将目光望向了浩瀚的太平洋彼岸——美国。
被他寄予厚望、派往美国进行游说的特使胡适，也在这时传回了喜忧参半的消息。电报中说，美国方面对他取代常凯申持“开放态度”。
胡适在与罗斯福总统的心腹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进行非正式会晤时，对方暗示，一个由汪兆铭领导，更“亲善”和“民主”，并愿意遵守西方游戏规则的政府，或许比常凯申那个腐败的军事独裁政权，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让汪兆铭看到了一丝希望，仿佛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稻草。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天幕的最新播报，又给了他沉重一击。天幕开始详细播放美国08年金融危机后的景象，华尔街的崩溃，失业大军的彷徨……这让他意识到，美国可能有点自顾不暇了，即便对他抱有好感，短期内也绝无可能提供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援助。
“天不助我！”汪兆铭心中哀叹。
但他转念一想，这或许也是一个机会。美国无法援助他，但那同样也意味着常凯申也失去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没有了美国的输血，常凯申的政权只会垮得更快！他坚信，天幕已经宣判了常凯申的死刑，胜利终将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
就在他心烦意乱、苦寻破局之法时，管家通报，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居然在深夜秘密到访。
来者，正是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
?第181章：精卫填海？呸，狼子野心
书房里，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秋夜的寒意，却驱不散汪兆铭内心的焦灼。
“汪先生，”有吉明开门见山，态度恭敬却又暗藏机锋，“天皇陛下和帝国政府对您在党国的威望深感敬佩，我们认为，只有像您这样真正理解东亚大局的政治家，才能领导中国走出目前的困境，为中日两国带来亲善和和平。”
汪兆铭心中一凛。他知道，日本人找上门来绝非善意。在这个时空，他比历史上多了一份来自天幕的“远见”，他再蠢也知道与日本人公开媾和，无异于政治自杀。
尤其是在天幕将抗日战争的惨烈和民族情绪推向顶峰的当下，谁敢公开卖国，谁就会被四万万同胞的唾沫淹死。
“大使先生言重了。”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应付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理应和平共处……共御赤祸，这才是东亚之福。”
有吉明笑了笑，他看穿了汪兆铭内心的挣扎和渴望。他知道，对付这样的政客，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先进行一番巧妙的战略欺骗和心理攻势。
“汪先生，”有吉明开始了他的表演，“我们今天来，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的。帝国已经决定，将战略重心转向海洋，转向南方。对于中国，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被赤化的、苏联的附庸。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友好的、能与我们‘共存共荣’的邻邦。”
和平？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历史上，“统制派”非但不是和平主义者，相反恰恰就是全面侵华的积极推动者。
在天幕的冲击下，日本陆军内部的‘皇道派’与‘统制派’，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立场倒转。
皇道派，这些曾经主张‘北进’、巩固满洲和反对全面侵华的精神主义狂人，在看到未来苏联的钢铁洪流后，其理论彻底破产。绝望之下，他们反而成了最疯狂的‘全面侵华’鼓吹者，妄图用一场‘神速一闪’的赌博来逆天改命。
而统制派，这些曾经主张‘大陆扩张’、步步蚕食的相对理性主义者，在天幕揭示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将拖垮帝国的未来后，反而变得‘谨慎’起来。他们意识到，一场全面的军事入侵将是帝国的自杀。
那场狗咬狗的“骚乱”后，日本陷入了更深的混乱。海军因护送天皇“迁幸”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隐隐有了“幕府再现”的架势。
而陆军“统制派”在肃清了皇道派后，虽然掌握了陆军主导权，但为了与海军争夺权力，也需要在中国问题上取得突破。
因此，在残酷镇压了发动‘八二六兵变’的皇道派后，以东条英机、永田铁山等人为首的统制派，虽然从未放弃灭亡中国的野心，却换上了一副伪善的‘和平’面具。
他们将战争的罪名全部推到了皇道派身上，转而开始寻求一种成本更低、更具欺骗性的侵略方式——扶持一个亲日的中国代理人，以华制华，从内部瓦解中国的抵抗意志，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致命一击。
而汪兆铭，就是他们眼中最完美的人选。
但汪兆铭也不是三岁的孩子：“那么，大使先生所说的‘和平’，代价是什么？”
有吉明递上了一份秘密协议草案。第一条，就是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要求新政府承认“认满洲国”，并同意将华北五省划为“日华经济提携与非军事化特殊示范区”。
“大使先生！”汪兆铭猛地站了起来，脸色变得很难看，“这是割地！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何异？！华北乃中华之根本，更是天幕预言的未来新都所在！我若割让华北，别说统治中国，恐怕第二天就会被全国人民的唾沫淹死！你们一方面说要支持我带来和平，一方面却要我出卖国家的核心利益，这岂不是自相矛盾？我若答应，何以面对国人？何以立足于天下？”
他并非出于多少爱国之心，而是深知，一旦失去华北，所谓的“新政府”就成了无根之木，南京将永远笼罩在日军的炮口之下。更重要的是，这在政治上是绝对的自杀，他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有吉明知道，铺垫已经足够，现在，是时候展现帝国的“獠牙”了。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有吉明冷笑道：“汪先生，您似乎忘了天幕所展示的另一个未来。如果战争爆发，以皇军的实力，我们拿到的，将绝不止一个华北！而是大半个中国！现在，我们只是要求‘共同开发’，而不是‘割让’，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我们带来了和平的橄榄枝，但如果中国不愿意做我们的朋友，那就只能做我们的敌人！天幕虽然预告了我们未来的某些困境，但它也同样展示了皇军的强大武力！一旦战端开启，南京、上海、武汉，将在皇军的炮火下化为焦土！届时，生灵涂炭，玉石俱焚，这难道是您愿意看到的结局吗？”
这番赤裸裸的战争恫吓，让汪兆铭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骨子里的软弱和对日本的恐惧被瞬间激发了出来。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南京城陷入火海的景象。
看到汪兆铭已经动摇，有吉明立刻趁虚而入，换上了一副看似推心置腹的“盟友”姿态。
“汪先生，请恕我直言。您最大的对手，真的只是常凯申吗？”他循循善诱地问道，“就算您斗倒了他，您能斗得过天幕上那个已经快被神化的李德胜吗？他手下有数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更有亿万愚夫愚妇的支持！您拿什么和他斗？靠您报纸上的文章吗？”
这番话句句戳在汪兆民的痛处！这正是他日夜焦虑、无法解决的难题！
有吉明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一种充满诱惑力的语调，向汪兆铭描绘了一幅宏伟的“大东亚共荣”蓝图。
“我们是带着无上的诚意来邀请中国，这个东亚最古老、最伟大的国家，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一道将那些西方的殖民者从亚洲赶出去！我们将共同分享东南亚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共同建立一个属于我们亚洲人自己的新秩序！让整个东亚，在我们中日两国的共同领导下，实现真正的崛起与繁荣！”
他看着汪兆铭，语气变得无比“诚恳”：“汪先生，您想一想，这是何等伟大的功业！您将不仅仅是战胜了常凯申，您还将带领中国与日本一道分享胜利的荣光，成为世界新的主宰！这样的功绩足以让您超越孙中山先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并且超越您的那些对手，无论是常凯申，还是那个李德胜，他们能带来这样的未来吗？”
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汪兆铭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对权力的欲望，对建立不世之功的幻想，以及对李德胜的嫉妒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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