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日韩保护协议的公布，让还在围绕如何建立共和体制的中国人终于冷静了下来。北洋领袖袁世凯在和武汉代表秦力山进行秘密会谈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首先确保国家的完整，北洋领导政府，武汉领导国会，为新国家的权力基础。
武汉方面的激进派虽然颇感失望，他们更希望毕全功于一役，趁着清王朝的结束，把一切反动势力都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然后在一片空地上建立起一个理想化的新中国。但是面对日本对韩国毫不掩饰的吞并行径，激进派也不得不承认继续逼迫北洋，或者将会引发边疆地区更多的叛乱事件。
除了新疆的满人试图独立建国外，蒙古诸王公在光绪帝宣布退位后，也建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表现出了想要独立建国的意思。
蒙古王公联合会的主要首脑是贡桑诺尔布亲王、云端旺楚克亲王、沙克都尔扎布亲王等人。这些蒙古王公又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主张蒙古效忠的是大清皇帝，既然皇帝已经宣布退位，那么蒙古自然就可以独立，新派则认为蒙古民族过去是被满清压迫的民族，现在满清被打倒了，那么蒙古民族也就有了独立的资格。
当然，除了这些明面上的理由，这些王公们也是对于革命党人对外蒙古王公贵族的处置手段产生了恐惧，特别是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亲王，因为跑去外蒙古支持呼图克图活佛，试图把内外蒙古统一为大蒙古国，结果被蒙古人民委员会以反革命的罪名枪毙了。
虽然袁世凯以国务主席的名义很快就任命了新的索特那木拉布丹亲王，并写信给各王公表示处理外蒙叛乱分子和内蒙王公们不相干，但这种话怎么能让人放心呢？毕竟蔡锷还带着大军驻扎在外蒙，山西地区，内蒙古完全被这支自称革命的军队给威胁着。
贡桑诺尔布作为新派王公，是最早在封底内推行新政开办新学、建立新军的，他甚至还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前往日本考察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参观了在大阪举行的"劝业博览会"，极大的增广了自己的见闻，在日军进驻南满后，一度在热河召集了各王公试图谋求蒙古独立事业。
此前北洋不希望和内蒙王公发生冲突，一方面是担心日本人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武汉会仿效外蒙故事，直接武力镇压内蒙诸王，然后就把内蒙控制在手上。但是现在内蒙诸王公和日军越来越接近，日本又宣布对韩国实施保护，这样日本和中国就有了陆上边界，袁世凯实难以容忍在南满背后出现一个受日本人支持的蒙古国，那样的话北洋首先遭到了蒙古分裂主义和日军的夹击。
于是当武汉向自己释放妥协的善意后，袁世凯立刻下令让贡桑诺尔布前往北京接受新任命，袁世凯看的还是很准的，蒙古诸王公中除了贡桑诺尔布外，其他都是一些顽固腐朽的旧王公，他们压根没有和中央对抗的能力，就是想要借助独立的口号为自己争取保留在新国家内的特权，只有贡桑诺尔布是真正试图复兴蒙古民族的。
而在袁世凯下达调动贡桑诺尔布的命令时，秦力山也以临时国会的名义对所谓的蒙古王公联合会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蒙古诸王公也是压迫蒙古人民、中国人民的旧满清体制的一部分，试图在满清垮台之后洗白自己过往历史，摇身一变为蒙古人民的代表，挑动蒙古人民对抗其他各族人民，这种行为就是反革命的行为。
秦力山要求蒙古诸王公认真的反省自己过去犯下的罪恶，并切实的向蒙古人民进行谢罪，响应蒙古人民的心愿，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则人民尚可不计过往，接受他们在新时代中的改过自新，继续执迷不悟者，必将接受来自人民的愤怒审判。
在北洋和武汉的联合施压下，贡桑诺尔布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带着家人前往了北京，而蒙古王公们也迅速发表了共同声明：....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国民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武汉和北洋既然已经就新国家的体制建立达成妥协，其他各方势力的声音也就立刻被压制了下去，于是秦力山以国会的名义督促国务会议向日本发布通牒，要求日军给出撤退时间表。
于是西园寺内阁刚上台不久，便遇到了外交上的困境。西园寺以加藤高明取代了小村寿太郎外相，就是因为小村外相和陆军走的太近，都是主张扩张主义的，而西园寺则希望能够稍稍抑制军部的力量，不能让政府变成军部的下属机关。
只是加藤高明虽然反对军部，可是他和小村寿太郎的外交理念几乎是一致的，两人都是日英同盟论的支持者，并主张一元化外交，即外务省专管外交，元老和军部不得干涉。但是在执行上小村寿太郎的手腕要灵活的多，小村会主动的和军部进行配合，从而避免了军部直接干涉外交事务，而加藤高明只会生硬的拒绝和军部、元老进行沟通。
对于中国政府给出的退兵通牒，陆军当然是不满的，但是陆军上层也知此时和中国展开对抗是不明智的，因为日韩保护协议公布之后，便遭到了朝鲜人民的极力抵制。
汉城《皇城日报》为此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社论。斥责日本侵略者和卖国政府的罪行，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我二千万为人奴隶之同胞啊!生乎?死乎?檀箕以来四千年之国民精神，一夜之间猝然灭亡而止乎?痛哉!痛哉!同胞同胞啊!”
汉城民众连日集会声讨李完用等卖国贼，誓死反对保护条约。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反对卖国条约。中国报刊及一部分外国报纸都对朝鲜民众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在这种局势下，朝鲜民众的反抗更加的激烈了
爱国官吏、封建儒生李相禹、李愚冕、宋秉瓒、闵泳焕、赵秉世等纷纷上疏，声讨国贼，反对保护条约。赵秉世、闵泳焕、洪万植、金奉学、李命宰等官吏和儒生自杀以示抗议。南方各道开始出现了零星的袭击日本侨民的事件，于此同时，在中国境内，针对日本军队的冲突事件也在不断增多。
和日清战争期间，朝鲜民众主要以尊王为口号的义兵运动不同，这一次朝鲜民众的口号主要在于保国保族，因此参与反日运动的民众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并不仅仅以儒生为主导力量。
面对朝鲜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就连伊藤博文都在私下对亲信承认，自己错误的估计了朝鲜民众对于日韩保护协议的抵触心理，朝鲜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愚昧的封建王朝了。
军部对大陆的局势判断也出现了分歧，这里的军部主要是指仍旧把大部队留在大陆的陆军，驻扎在中国境内的陆军中下阶层普遍产生了厌战的心理，因为陆军参加这场战争之前宣传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并阻止俄人奴役东亚民族而参战的，这一正义的旗帜确实激发了日军上下的勇气，在对俄会战中承受了较大的伤亡。
但是随着俄军承认失败，朝鲜和中国民众对于日军的敌视，日军官兵既感到不满又觉得沮丧，许多官兵认为澄清事实莫过于尽早撤离大陆，毕竟俄国人已经被打败了，他们也确实没有了继续逗留在大陆的理由。
不过日韩保护协议的公布给了这些满心愤怒的陆军官兵以重重一击，他们这才发觉本国政府确实有吞并朝鲜的意图，而不是如战前所言，他们是来解放朝鲜和中国的。这些官兵虽然不会反对日韩保护协议，但却开始担忧中国人会同自己开战，因此撤退的想法反而更加的强烈了。
而日军上层，驻扎在满洲前线和驻扎在朝鲜、国内的将军们想法又是不同的，前线的日军将领普遍觉得不能毫无所得的撤离，毕竟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流了这么多鲜血，花费了这么多军费，因此必须让中国人给与一定的补偿才能撤退。
驻扎在朝鲜的日军将领则希望前线日军尽快撤退到朝鲜境内，从而帮助自己压制住岌岌可危的朝鲜形势，至于东京的陆军上层，他们既不想承担起毫无所获的责任，也不想激起英美等列强的不满，于是便把问题推给了政府，一方面主张日本不能完全撤离，一方面又表示为了确保日本在大陆的优势，应当尽快通过增师案。
加藤高明既反对军部干涉外交，但又主张日本在中国应当获得特殊利益，不能白白付出这么多鲜血和军费，可他又表示日本的决定不能动摇日英同盟的互信。也就是说，加藤高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外交目标，并且还刺激到了元老和军部。
以至于山县有朋公然放话威胁：“若是内阁认为元老无权过问外交事务，那么今后就不必向元老请教政务问题，政府大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施政。”
然而没有了元老们的背书，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压根就实施不下去，因为许多利益都和元老们有关，假如元老们不支持政府，下面的利益集团就能公然抵制政府的决策，而政府几乎没什么办法。政府难道还能和元老直接对抗？
于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加藤高明下台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加藤高明代表着众议院第二大党宪政本党的意志，假如加藤外相退出西园寺内阁，那么这届团结的内阁就算是破产了。
于此同时，原敬为了政友会的利益，就任内务省大臣后就开始积极的撤换地方官员和推动私有铁路的国有化，这两政策不仅侵害到了宪政本党的利益，也让宪政本党的金主-三菱财阀遭到了损失，于是加藤外相就外交问题和元老、军部对上后，又因为私铁国有化方案和原敬形成了对抗。
至于西园寺公望领导的政友会，在没有组阁之前颇得民众的支持，因为民众希望政友会组阁后能够降低税赋，从而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但是西园寺组阁想要团结军部和民党，这就造成了他既要满足军部的扩军案，又要满足民众减税的愿望，这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再加上原敬主导的私铁国有化方案，本届政府想要兑现减税的承诺已经不可能。
于是西园寺内阁组建不到一月，已经处于了风雨飘摇之中。在西园寺公望艰难的应对外交内政的困局，试图维持住本届政府时，距离皇宫不远的东京商法会议所召开了一次文化研讨会。
东京商法会议所成立于1878年，一开始是作为民意机构建立的，即代表商人发表对国家政策的意见，不过随着国会的建立，商法会议所很快就转向了跨行业的商人联合会。
3月9日下午，商法会议所内召开和商业无关的文化研讨会，这已经很让人感到惊奇了，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场研讨会居然还出售门票，票价还相当的高，一等50日元，二等20日元，三等10日元。也就是说，即便是三等票也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的一月薪金了。
不过在宣传海报上还是注明了，门票收入将会捐赠给东洋文化艺术基金会，虽然大家还不清楚这个东洋文化艺术基金会到底是做什么的，但至少没再对这场文化研讨会的门票价格表示什么不满了，毕竟这不是放到个人口袋里去的。
商法会议所作为商人集会的场所，自然有着许多大会议室，比如大堂内甚至可以容纳数百人的会议和国会议事堂也没啥区别了。文化研讨会所借用的会议室不算小，足够容纳一百余人坐下开会，钟渊纺织公司派出的代表武藤山治进入商法会议所之前，原本以为人应该不会很多，但看到二楼走廊上挤满了人，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
当他挤过人群进入会议室后，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商人聚集在这里，因为最前面的一等座位上，不仅坐着涩泽荣一、安田善次郎、大仓喜八郎这样的财阀巨头，还有伊东祐亨、松方正义这等政界元老，这个门票确实不算贵。
这样的文化研讨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研讨文化的真意，变成了政界和经济界的聚会，虽然购买了三等门票的人未必能够和这些政经大佬们说上话，但光是和这些大佬坐在一起听一听文化讲座，已经完全值回票价了，更何况台上轮流发言的文化名人大多来自于宫内省，这是一个极好的同宫内省拉上关系的机会。
作为岐埠县士族出身的武藤山治，从小学习汉学，在水墨画和书法都有研究，因此他来参加这个会议，确实带了几分爱好的意思，门票是三井银行购买然后赠送给各名下公司的，有些人拿到门票但并不想浪费时间，不过要是他们知道这些政商大佬都会出现在会议上，估计就会把其他事务放下跑过来了。
而武藤山治穿过走廊人群时已经听到有人在求票了，连三等票都炒到了30日元，但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明明公司里有许多拿了票的人都没过来，可是会议室内还是挤的满满一堂，显然主持者卖出的票是超额的，这种敛财手段可真够大胆的。
不过这个时候他可不会去追究是谁打算借此牟利，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前面的一等座上，观察着这些政经大佬们的交流，这么近距离观察这些大佬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啊。至于讲台上的人讲些什么，他反而不怎么在意了，其他人的想法似乎和他差不多，大家都关心有没有机会到一等座去和大佬们打个招呼，谁还在意什么文化呢？
而大佬们对于台上的文化讲座也不是那么的关注，直到快结束的时候，当一个穿着洋装的年轻人走上了讲台时，一等座上的不少大佬突然就安静了下来，这倒是引起了武藤山治的关心，就在他努力分辨这个年轻人到底和那个大佬有关系时，却被年轻人的演讲内容给吸引住了。
第574章
虽然下面的商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前两排的大人物身上，并没有过多的关注过于年轻的自己，但林信义却并没有什么沮丧的感觉，他上台后抖动了一下身上的西服后说道：“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我身上这套服装非日本传统服饰，今天在场的各位也穿了不少和我一样的服装，在东京人眼中，这样的洋服应该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但是，在我们的邻居那里，仅仅七八年前，穿着这样的洋服的中国人走在北京的街头，都要被民众称之为假洋鬼子。当年义和团把穿着洋服的中国人称之为二毛子，认为只有杀光了这些二毛子才能扶保大清江山。各位以为，这样的中国人该怎么评价？”
“愚昧。”“落后的清国奴。”会议室后方试图要引起前排大佬注意力的小商人们，迫不及待的就回应起了林信义的问题，坐在中间的商人们也是对这些回答微微颔首，虽然他们不必这么着急表现，但对于中国人的贬低看法几乎是认同的，毕竟在战胜了俄国人之后，日本的中上阶层认为自己已经可以以俯视的姿态看待这个过去的老师了。
日清战争之后，东京的人力车夫最喜欢对着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冷嘲热讽，尤其喜欢嘲笑他们头上的辫子，似乎如此就能证明日本成为了打到中国的列强。虽然日本的知识界对于普通国民的这种言行感到不耻，但是小商人们却是最先接受这种市民的翻身观念的。
江户时代，整个日本社会不仅严格按照士农工商设立了社会等级，就算是商人内部也还是有着层层等级的，一般来说最上层的商人几乎和普通大名的权势没什么区别，就算是普通武士也不敢得罪，可最下层的商人要是被武士砍死了，几乎也是白死。
而商人想要扩大经营提升自己的阶级，在江户时期也是相当艰难的，相比之下做大商人的养子或婿养子，从而提升自己的阶级反而更容易一些。这就使得，最上层的大商人不管是生活习惯或教育水准都和武士阶层相近，而下层商人则更类似于市井小民，粗鲁而狡猾。
在江户时代，这些下层商人是很难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力的，毕竟他们奔波一辈子也最多混个温饱。但是明治维新开始后，这些下层商人和下级武士一样，都获得了出头的机会，特别是工业的传入，使得商业开始脱离囤积居奇的农业社会模式，开始进入到压榨劳动力的工业生产模式，许多品德恶劣的商人发财后，转而开始影响日本的传统商业道德。
为了发财可以不择手段的思想开始在日本商界蔓延开来，这也是日本传统知识分子所批判的道德沦丧的明治社会，也是兴起国粹运动的思想基础。东京商法会议所作为东京商人群体的集会之所在，但是控制这个集会的并不是涩泽、三井、安田、大仓等财阀，而是一群中小商人，因为大财阀可以直接同政界进行沟通，而中小商人则需要抱团才能和政府讨价还价。
涩泽荣一虽然是东京商法会议的创建者，但是面对中小商人的自私自利，最终也还是把会头的位置让了出去，专心经营东京银行集会所去了，作为银行同业者的议事会议，东京银行集会所显然有着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不会如这些中小商人那样只顾个人或眼前的利益。
正因为暴发户占据了东京商法会议的主流，面对林信义的问题，脱口而出的对中国人的贬低也就不意外了。略略等这些商人们安静了些，林信义突然反问道：“为什么作为日本人，我们会把穿着洋服视为文明的表现，而中国人则把穿着洋服视为背叛者？”
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武藤山治对林信义的注意，让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够上台也许不是靠着关系。在他思考之际，身后的商人们已经纷纷出声答曰：“因为西洋创造了火车、蒸汽轮船，所以穿着洋服就让人觉得文明…”“中国人顽固守旧，被西洋的军舰大炮打败了还不肯正视西洋文明，所以才把穿着洋服视为假洋鬼子，这是老大帝国的傲慢，实已为世界潮流所淘汰…”
武藤山治这一次倒是在内心附和了这些商人的回答，虽然这些商人刚刚对于中国人的鄙视颇有暴发户的无礼，可现在的回答倒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台上的年轻人显然并不认同这种社会主流的观点。
“是的，火车、蒸汽轮船、洋服都是一种文明的外在表现。就如周易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假如说文明是这身衣服内里的人，那么文化就是这身衣服，文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人接受，这身衣服背后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所以，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是不同文明分辨他者的标准。
义和团把穿着洋服的中国人视为假洋鬼子，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实质上就是不认同洋服背后的文明，这种情况在倒幕战争之前的日本也是存在过的，在日清战争之前的朝鲜同样也有反对开化党人的社会主流认知。
一言以蔽之，这种对于洋服的排斥和认同，实质上就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价值观念的交锋。而究竟是哪两种文明的交锋？我认为单纯看作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的竞争是不正确的，我这里有几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看。”
林信义停顿了一下，让一旁的人抬上来了放大的海报，他指着这些海报上的服饰对着下面被自己吸引了注意力的众人说道：“这些就是欧洲中世纪时代的服饰，我们从这些服饰上能够看的出来，中世纪欧洲贵族的服饰和东方的贵族服饰其实风格是类似的，华丽、繁琐的细节、不适合劳作，而下层的服饰和东方的下层民众日常服饰差不多，简陋但适合劳作。”
在众人一头雾水的时候，林信义终于点明道：“今天我身上的这套洋服如果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样也会被那个时代的欧洲人视为奇装异服，代表着不同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今日所谓的东洋文明落后于西洋文明，实质上不过是农业文明落后于工业文明。
洋服代表着文明，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是正确的，但洋服并不代表先进，日本、朝鲜、中国乃至东方其他民族的传统服饰并不代表着落后，只能说这些传统服饰还没有进行过工业文明的改造，使之适合于工业时代的劳动。
所谓的欧洲文明并不是一出生就是工业文明，他们一开始也是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最初诞生的是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欧洲文明从农业文明进入到了工业文明时代，所以他们修正了自己的文化，使之适合于工业生产。
工业文明为什么比农业文明先进？因为工业能够比农业养活更多的人口，自从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根据英国政府统计的数据，1760年英伦三岛不过610万人口，但是到了1830年人口即增长到了1310万，这还没有包括向海外移民的国民。
而英国并不是一个特例，世界各国但凡从农业文明转入工业文明，都会迎来一个人口暴涨的时期，其中以德国的表现最为明显，因为德国作为后发列强，在海外的殖民地较少，所以它所增长的人口都依赖于本国的工业发展来养活。
日本要向西方学习，学习的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而这40年来日本的经济、人口和国力的增长，都说明了这种学习是卓有成效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本将会成为一个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国家，也就是成为工业文明的一份子。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欧洲文化是否完全都适合于工业文明？假如说工业文明所对照的文化是千篇一律的，那么今天欧洲各国应当完全说英语，看英国文学，使用英国法律，吃着英国人的糟糕食物。
可是欧洲各国显然并非全然照搬英国文化，他们接纳了工业文明，但却保留了独属于自己的文化和风俗。所以，今天我们前往欧洲不会看到千篇一律的英国风，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奥地利，各有各的骄傲历史和文化。
日本人对以上各国的文化一言以蔽之，曰西洋文化，并兴高采烈的将之引进以改造日本文化，但是欧美各国却对日本文化不屑一顾，哪怕从日本进口的上好生丝，也不过是将之用于符合西洋人审美的丝袜和花边的原料，他们对于日本最出色的锦缎和和服，只有一种猎奇者的心理，将之收藏而非用于日常生活。
我今天想要讲的文化和商业的关联，就是想要请各位认真的思考一下，若是东洋三国都以洋服为先进文明的象征，视本国传统服饰为落伍，那么东洋三国即便成功的从农业文明转入工业文明，最终也会变成另一类生丝贸易，成为先进工业国的原料提供者，而永不能成为先进工业国的一员。
明治维新通过开国确实完成了强兵的目标，但是，距离富国的目标达成还很遥远。在今天的日本，农村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而农村人口中，自耕农占32.7%；佃农45.5%，也就是说日本还有近三方之一的人口处于赤贫的状态。
但是我国一年的棉纱产量已经突破了百万包，出口棉纱数量远远超过了进口，也就是说棉纺织业在国内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下一步日本棉纺织业想要继续扩张就必须寻找海外市场，否则棉纺织业就寒冬就快到了。
而棉纺织业是吸纳农村女性劳动力最密集的行业，一旦棉纺织业的增长发生停滞，那么就意味着农村经济将会下行，更多的农户将会失去自己的土地，或者被迫出卖自己的子女去烟花柳巷。工业增长的停滞，受到重创的不是城市而是乡村，而乡村的动荡又将会引发更多的骚乱事件。
假如各位还沉醉于这场战争带给日本的荣耀，那么我要提醒诸位一声，今日的日本已经用完了明治维新事业的红利，假如不能给日本经济树立起新的目标，那么前面就是万丈悬崖。”
武藤山治大受震动，虽然他对政治的关心不多，但是他对于纺织业的关注是投入了全部精力的，钟渊纺织公司在国内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早在义和团事件爆发之前就瞄准了中国的市场，从中国北方进口棉花，然后再向中国北方输出棉布。
武藤山治能够理解林信义说的大部分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已经遇到并开始验证了，但是把文化和商业行为联系起来，这种理论还真是让人耳目一新，但他又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和武藤山治同样对这一理论感兴趣的还有其他纺织公司的代表者，很快就有人向林信义提问道：“你是说我们要和西洋文化展开竞争，这将增加日本商业在海外的竞争力吗？只是，这行得通吗？”
林信义沉思数息就张口说道：“文明是不分种族、肤色和国家的，只要人类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中选择其一。但是文化是受到地缘、种族、国家、民族的区分影响的，所以文化是有边界的。
从历史上来看，埃及、两河、恒河、黄河、长江等地区都建立过原生文明，从而逐渐演变出了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和儒教文化。
作为佛教文化的发源地印度次大陆，因为被来自各方的文明不断征服，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原生文化，于是在19世纪彻底的变成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今天我们谈论起印度文化，还能否找到包含印度文化的特殊商品？
儒教文化强势时，丝绸、茶叶、瓷器、棉布等都是畅销世界的商品，但是随着中国的衰弱，我国还会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棉布当成宝物吗？事实我国出产的生丝、英国生产的高档棉布、瓷器，印度生产的茶叶，都在国际市场上围堵中国的产品。
由此可见，强势的文化带来了强势的商品，或者反过来也成立，强势的商品代表着强势的文化。弱小的文化是不可能制造出流行商品的，同样，流行商品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势的文化。
今天有些日本人说，学习西洋文明就要脱亚入欧，甚至还有人觉得应当让日本女性和白种人结合，从而改良日本的人种，在我看来就是对文明和文化的认识不足，他们误以为学习工业文明就得向基督教文化全面投降，但这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论断。
中国的庄子就用邯郸学步的故事嘲讽过这类人，我们要学习工业文明，但不必连如何走路都要从头开始学习。最后不仅被赵国人嗤笑，就连燕国也回不去了。
我们要学习工业文明，但不能完全照搬西洋文化，而是应当改造东洋文化，使之适合工业之需要，就和欧洲各国改造自身文化而创造了今天的西洋文化的历史是类似的。
而改造东洋文化，不单单只是改造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包括旧的华夏文化圈子，从而推动整个华夏文化圈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蜕变。在这一过程中，严格的说我们不是在同西洋文化做竞争，而是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圈子。
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写给隋炀帝的国书，开头第一句是：日出处天子敬白日没处天子书。由此可见，日本和中国在华夏文化圈子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和圈子内的其他国家和民族是不同的。今日中国衰微，则日本当扛起复兴华夏文化的旗帜…”
林信义的这篇演讲，极大的引起了日本商界人士的重视，在击败了俄国之后，日本社会其实已经有点失去方向了，但是复兴华夏文化的说法，倒是让一部分商界人士重新找到了前进目标。
第575章
会议结束之后，武藤山治原本是想要去和林信义结识一下的。在他看来，林信义今天的演讲在商业上还有着许多讨论的余地，而这些细节问题不是林信义不了解而说不出，是限于时间和主题才被省略掉了，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事业家而言，这些细节问题才是最要紧的东西。
和武藤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毕竟现在日本最优秀的人才都想着去学习法律当官从政，学习商业的优秀人才并不多，因此看到林信义这样有着清晰商业思路的年轻人，大公司的代表们都忍不住想要去认识一下，看看能否引为自己所用。
不过这些人很快就失望了，会议结束之后林信义就被伊东祐亨、松方正义、涩泽荣一这样的大人物叫到了身边，压根就没有给他们结识的机会。不过林信义在这些大佬面前坦然自若的样子，还是给武藤山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在商法会议所开办文化和商业的座谈会，实质上就是为了让伊东代表的海军和松方代表的政商系建立起合法的联系，顺便把宫内省的势力和涩泽代表的东京商业势力纳入到新的政商圈子里，以结束西南战争后四分五裂的萨摩阀局面。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的先后去世，使得萨摩阀内部分裂，最终是依赖了西乡从道和松方正义的个人联系，维系住了萨摩阀的局面。但是在西乡从道去世后，山本权兵卫和松方正义之间的个人联系就没有那么的紧密了。
而海军内部的萨摩派系也认为受到长州阀和民党兴起联合打压的萨摩系官僚已经不成气候，因此反而倾向于和陆军联合对抗政府，也就是军部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开始超过了长州和萨摩派之间的矛盾。海军内部的萨摩派和政府内的萨摩派已经貌合神离，双方在政治上的利益都难得一致了。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萨摩阀内，其实长州阀也出现了这样的分离趋势，代表着政府的伊藤和代表着军部的山县，因为军部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冲突，两人也是渐行渐远，井上馨虽然和伊藤是铁杆盟友，但又试图保住长州阀的团结，最终就夹在了山县和伊藤之间左右为难。
在击败俄国之后，假如没有一个新的国家目标提出来，那么军部和政府在失去外敌的情况下，为了争夺对于国家的主导权力，将会进一步形成对立，政府就不得不依靠民意来对抗军部的强势，而这也是民党兴起的基础。
但是在林信义提出了海军幕府的政治目标后，伊东祐亨这一系就放弃了和政府对抗的政治路线，转而谋求控制政府以排挤陆军的政治路线。涩泽荣一这边是支持林信义的幕臣一脉和试图营造大东京经济圈的商界势力，宫内省这边则是利用了小川平吉岳父的人脉。
宫内省的势力其实是三条实美遗留下的保皇派，这一派是主张天皇亲政的，但是在萨摩和长州两阀的联合打压下，天皇最终还是变成了最高国家机关，变成了统而不治的国家象征。
三条死后，宫内省的领袖是公爵近卫笃麿，由于其母为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养女贞姬，这位公爵也得到了萨摩系官僚的支持。在明治25年至明治37年间担任了贵族院议长之要职，在贵族院内组建同志会，并支持民党势力批判藩阀政府。
明治37年一度有组阁的呼声，假如近卫笃麿真的就此组阁，那么就意味着公家在民党的支持下建立了第一届非藩阀政府，很有可能造成天皇亲政的事实，于是近卫公爵突然就暴毙了。近卫公爵死的可谓是及时，若是他不死的话就可能造成宪政危机，长州和萨摩所建立起来的明治时代也将宣告终结。
近卫公爵的及时死去，固然是解决了长州和萨摩两阀的危机，但对于宫内势力来说不亚于是一次重挫。没有了近卫公爵作为领袖，宫内也就失去了向外发声的渠道，天皇亲政的路线也就不可能实现了。
小川平吉通过岳父的人脉和宫内省搭上关系，很快就获得了宫内势力的关注，虽然小川的岳父去年已经去世，但是在利益的基础上，宫内省还是很快和小川平吉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表现出了对于东洋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莫大兴趣，这一次的会议就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
应该来说，今天的这场会议对于各方来说都是满意的，大家只谈文化和商业不谈政治，这就意味着各方之间的冲突被降到了最低。而林信义暗示京都和东京皇居内的一些建筑和古木都应当属于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对象，也为宫内省提供了输送利益的路线，因此宫内省的代表还是很满意的。
不过当小川平吉陪着宫内省的人离开后，林信义才对着房间内剩下的伊东祐亨、松方正义、涩泽荣一、牧野伸显说到了重点。
“从日比谷烧打事件来看，今日国内的贫富差距已经大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地，因此连东京的市民心中都充满了怨气。假如再不考虑战后的经济问题，那么这样的市民暴动只会不断发生。
在这样的局势下，军部提出的扩军方案和政友会提出的私有国铁化方案，显然都是不合适的。前者扩大了战争风险，试图把国家预算优先使用在国防上，但是三岁小儿是穿不起沉重的盔甲的，今日的日本应当先考虑让这个小儿长大，而不是考虑为他打造成年之后才用得上的盔甲。
后者的方案虽然能够活跃经济，但利益大多流入到了各资本家手中，平头百姓不仅分享不到多少好处，还要为国有化方案支付本息。说句难听的话，这不就是让乞丐为富豪们的宴席付账吗？政友会推动这样的政策，就是拿着国民的血肉去喂食资本家，并从中获得利益回报，海军是不能认同的…”
松方正义的脸色略变，作为财界和华族的领袖，私铁国有化对他来说也是有着很大的好处的。林信义这番话其实把他也包括在内了，不过他用眼角余光瞄了身边的伊东祐亨一眼，发觉伊东脸上的神情毫无变化，而另一边的涩泽也毫无反应，他思考一番后转而心平气和的问道：“那么你打算怎么阻止私铁国有化方案呢？”
林信义看了松方一眼，这还是他第一次和这位萨摩阀的元老进行正式的交谈，不过他更注意的还是坐在一旁的牧野伸显，作为大久保利通的次子，这位已经渐渐接受其父留下的政治遗产，成为了萨摩阀中的少壮派。
只是松方正义虽然比伊东资历深厚，但在政治上却乏善可陈，和其恩主大久保利通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当然，萨摩阀在政治上的人才确实不及长州阀远矣，因为萨摩阀的人才几乎都是自学成才，并不像长州阀有吉田松阴这样的理论指导者，大久保利通的才能主要出自自己的天赋，而伊藤、山县等人都是在吉田松阴开拓的政治理念上前进。
所以，大久保利通身亡之后，萨摩阀就四分五裂了，压根就没有什么人能够统一阀内共识，因为萨摩阀缺乏倒幕之后的政治理念，完全是在大久保和西乡的带领下盲目的前进。于是，黑田清隆能够不顾物议把北海道拓殖的产业廉价出售给五代友厚的公司，引发了国民对于藩阀政治的强烈不满。
松方正义在大藏省经营20余年，解决了令政府棘手的通胀问题，实质上最终是依赖了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解决的，但是当他担负起组阁的重任时，居然能做出大规模干涉议员选举的事，和清田黑隆可谓是一时瑜亮。
所以，在西乡从道去世后，松方正义压根撑不住萨摩阀，因为他的政治声望实在太低，只能靠着资历维持自己的地位。不过他倒是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安排的很好，长子担任国立第15银行总裁，次子则是川崎造船所的总裁。
国立第15银行即华族银行，为了保证华族财产的保值增值而建立的银行，还代管宫内省的金库。一开始华族们是打算投资建设铁道事业的，但是当时看不懂铁道事业是否能够盈利，最终被劝阻从而建立了这家银行，然后做起了放贷生意。
私铁国有化方案对于第15银行当然是利好，毕竟许多私铁公司也向其借债，且该银行也购买了不少铁道公司的股票。不过，第15银行另一个事业中心就是对川崎造船所的投资，而川崎造船所又利用松方元老的关系和海军搭上了关系，作为一家民营造船企业居然拿到了军舰建造项目。
林信义并不认为松方正义会直接拒绝自己的建议就在于此，他现在是代表着海军向松方正义提出阻止私铁国有化方案，松方无论如何都是要考虑一下的，否则川崎造船所就会出问题。反倒是牧野伸显才是真正值得他关注的，因为对方尚无什么软肋在海军手上，且牧野作为萨摩派的后起之秀，在政治上是有着自己的主张的，不会轻易向海军低头。
面对这样一个家世、个人声望和能力都不错的政治人物，林信义自然不会掉以轻心，于是他顺着松方正义的提问说明道：“与其说海军想要阻止私铁国有化，倒不如说，海军认为当前政府要做的急务并非私铁国有化才对。
海军认为，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业基础之上的。此前海军所面对的对手，满清和俄罗斯帝国都没有工业基础或工业实力薄弱，所以海军还能够借助欧美的先进工业发展自己的海军，寄希望于一次摧毁对方的舰队，从而在短时间内赢得制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