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耀常升起
这个问题，代表了30年代青年对资本主义的幻灭和对苏联模式的某种向往。
“詹姆斯，”杜威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效率，从来不应该成为牺牲自由的借口。我承认，苏联模式展现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那种以消灭个人、压制思想为代价的‘效率’，最终通向的，只会是新的奴役。我们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社会的智能’。是通过教育，是通过民主的协商，是通过不断的实验与改良，去寻找那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条路或许会更慢，更曲折，但它是唯一一条能通往真正自由与解放的道路。”
紧接着，一位来自巴纳德学院（哥大附属女子学院）的黑人女学生，埃莉诺·格林，也站了起来。
“尊敬的教授，您强调‘让每个公民获得平等的权利’。然而，在我们的南方，我们的黑人同胞，却被‘吉姆·克劳法’剥夺了所有权利。您的‘第三条道路’，如何具体保障少数族裔的实质平等？”
这个问题触及了美国社会最深刻的伤疤。
杜威沉默了片刻，沉声说道：“埃莉诺，你说得对。任何一个无视种族平等的社会，都称不上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我们所说的‘公共所有’，所说的‘平等权利’，必须、也必然要包含对所有历史不公的纠正。对黑人同胞权利的保障，不是一个附加题，而是我们这场‘革命’，最根本的前提之一。”
最后，一个来自法学院的、穿着考究的保守派学生，托马斯·惠特曼，提出了质疑。
“教授，您提出的‘公共所有权’和高额累进税，在本质上是对私有财产和市场机制的侵蚀。您如何确保，您的‘合作联邦主义’，不会滑向您所反对的、扼杀个人主动性的苏俄式计划经济的深渊？”
“托马斯，”杜威笑了，“我所主张的，并非消灭私有财产，而是限制，那些利用私有财产，进行投机和剥削的‘特权’。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鼓励个人的创造与奋斗，但绝不应该容忍，少数人利用金融和垄断的手段，去绑架整个国家的经济。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市场，而是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受民主监督的市场。”
整个193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生机勃勃却又混乱不堪，大萧条摧毁了一切旧有的信念，天幕则为所有的思想，都提供了来自“未来”的佐证或“判词”。
校园里，左翼思潮空前活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在过去被视为“异端”的理论，如今，成了学生社团里最时髦的话题。
他们热烈地讨论着苏联的五年计划，争论着“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优劣，甚至有人开始秘密地，学习起了那个来自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而另一边，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思想，也同样根深蒂固。许多出身优渥的学生，对罗斯福的“新政”充满了恐惧，认为那是通往“赤化”的危险道路。他们信奉自由市场，崇拜亨利·福特，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自由主义，这个美国传统的精神内核，则在这左右两股激进思潮的夹击下，显得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整个美国的大学校园，就像一个巨大的、即将爆炸的思想高压锅。充满了理想、愤怒、迷茫与希望。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深陷危机的国家，寻找着出路。
演讲结束后，杜威在助手的搀扶下，回到了后台的休息室。
“先生，您今天的演讲，真是太精彩了！”助手激动地说道。
“但光靠演讲，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杜威疲惫地坐下，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的“第三党运动”，在现实政治中，依旧举步维艰。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先生，有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想要见您。”
“哦？”杜威有些意外。
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穿着得体的长衫、戴着圆框眼镜、面容温文尔雅的男子。
“老师。”来者微微躬身，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恭敬地说道。
“适之！”杜威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他的得意门生，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式。
第286章：第三道路，胡式的宽容与无耻
师生二人，相对而坐。
胡式，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此刻，却显得有些憔悴与落寞。
自年中，他抛弃了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接受了汪兆铭的任命，出任驻美大使以来，他的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
起初，局面的确一度向好。他凭借自己在美国学术界的人脉和声望，以及老师杜威的影响力，为汪兆铭所代表的“开明派”，打开了一定的局面。
他奔走于美国的各大名校，发表了一场又一场的演讲，顺便……也为自己捧回了一个又一个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演讲中，他向美国人，系统地阐述着他那套精心构建的“宽容哲学”与“中美日同盟”的构想。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源在于文化上的落后。因此，中国不应急于军事对抗，而应该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去学习，去吸收，最终，让更先进的文明去“征服中国人的心”，也“征服日本人的心”。
“汪先生的上台，”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台上慷慨陈词，“将彻底改变中国目前这种被军阀独裁和赤色思想所绑架的困境！他将带领中国，走上一条真正学习美国、亲近美国的康庄大道！”
当有激进的学生尖锐地提问：“面对日本在满洲的暴行，我们为何还要宽容？”
胡式会微笑着，以他那特有的、温文尔雅的语调回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提出，应该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最大的善意”，来化解冲突、创造和平和未来。
而当被问及“中国能为美国带来什么”时，他的回答，更是让所有渴望从中国获取利益的美国资本家们，心花怒放。
“我的回答是，一切，一个拥抱自由市场、开放的中国，”他说道，“将成为美国最可靠的盟友和最广阔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个能为我们两国带来共同繁荣的伟的大机遇。”
他没有说出口的是，这背后隐藏的条件——全面向美国开放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及充当其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这套混杂着天真、无耻与反动逻辑的理论，一度在美国的保守派和反共势力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他一度成功地，将汪兆铭塑造为一个能够带领中国走向“美式民主”的开明领袖。
南京的常凯申为此怒不可遏，甚至一度想撤掉他这个大使的职位，但碍于汪派当时在外交部的势力，而无可奈何。
然而，天幕却再一次无情地，将他的所有努力都击得粉碎。
那句“汪先生就是这道屏障”的诛心之论，如同一盆冰水，将他从“外交救国”的幻想中，彻底浇醒。
他一夜之间，从一个备受尊敬的“中国代言人”，变成了一个为“汉奸嫌疑人”辩护的小丑。
他知道，汪兆铭这条船，已经在沉了。而他这个已经跳上了船的“舵手”，也正随着这条船，一同下沉。
他想起了年初时，自己在“新年的梦想”里写下的那句戏言——“坐二十年牢”。他当时只是想表达对国内政治的失望。
可现在看来，这句戏言，竟像一句恶毒的谶语。他感觉自己，真的被困在了这座名为“大使”的牢笼里。
他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他减少了公开的演讲，开始在私下里，接触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人。但他很快就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
常凯申那边，他早已得罪透了。汪兆铭这艘船，又即将沉没。他想再跳回去，常凯申还会信任他吗？他压上了自己的名声和前途，这场赌博，他几乎输光了所有。
“老师，”胡式抬起头，用一种近乎求助的眼神，看着杜威，“我该怎么办？”
常凯申声名狼藉，汪兆铭前途未卜，胡汉民已被天幕宣判了“死期”，而那个他一直瞧不起的“赤匪”，却势不可挡。他与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节。
“适之，你有没有想过，”杜威缓缓地说道，“既然，所有的旧船都已经沉没。那么，为什么不亲手去打造一艘全新的船呢？”
胡式愣住了。
“老师，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杜威的眼中，闪烁起一种属于哲学家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天幕的影响，让我改变了过去不直接参与政治选举的想法。罗斯福的‘新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共和党那些自由市场的信徒更是早已被时代所抛弃，美国同样需要一个新的选择！我决定，支持我们的‘独立政治行动联盟’（LIPA），在下一次大选中，推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去竞选总统，去组建一个代表进步力量的第三政党！”
“而你，适之，”他凝视着胡适，“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希望，你能回到中国去尝试，将我们共同的、属于自由主义的理想都付诸实践！”
杜威知道，这很难。但天幕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中国学生，能成为那个将自由主义的火种在中国点燃的人。
杜威的这番话，让胡式的心剧烈地跳动了起来，但他随即又苦涩地摇了摇头。
他知道，自己做不到。
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去依附于任何一个当权者。但他绝没有，那种从零开始，去开创一个新政党的勇气和魄力。
他更清楚自己在中国政坛的斤两。他没有兵权，没有地盘，没有稳固的派系支持。他只是一个在文坛和学界有些声望的“门客”。
杜威老师的这个“第三党运动”，在美国都举步维艰，更何况是移植到军阀混战、派系林立的中国？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只能，也只愿做一个依附于强权的、优雅的“门客”。
“老师……”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退缩，“您的理想令人敬佩，但学生……才疏学浅，怕是难当此大任。”
杜威看着他，看着他眼中那份一闪而过的野心，和最终被现实的怯懦所取代的黯淡，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终其一生，都只能做一个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的“自由主义者”。他，永远也成不了，那个能将理想，付诸实践的——行动者。
那一刻，杜威也明白了。他所构想的那条，属于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或许，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因为，在这场由天幕搅起的、席卷全球的、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狂潮之中，早已没有了，任何“中间道路”存在的空间。
“也罢。”杜威最终说道，眼中流露出一丝疲惫，也有一丝对学生的最后的情分。“你既然不愿意走这条路，那我也不能强求。你现在处境艰难，我可以帮你引荐一些人。或许，他们能给你一些……现实的帮助。”
他所说的“一些人”，指的是华尔街那些更务实、更看重利益、也更反共的金融寡头和工业巨头。
胡式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知道，这才是他真正需要的“救命稻草”。
“多谢老师！”他连忙起身，恭敬地鞠了一躬。
他没有看到，杜威眼中那最后一丝温情也随之熄灭。他们都信奉“自由”，但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却早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第287章：新政的“期中考试”与新灯塔？
当旧世界的君王、独裁者与革命家们，都在天幕的风暴中为各自的命运而焦虑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一场关于“新政”的“期中考试”也正在进行。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威，主导着这个国家。
天幕的降临，对他而言，无疑是一场“天命的加持”。它不仅预言了美国将在未来战胜法西斯、成为世界霸主的辉煌，更将他，罗斯福，塑造为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开启一个新时代的伟大领袖。
“新政”，在这股“天启”的东风之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全国推行。银行休假、紧急银行法、联邦紧急救济署、民间资源保护队……一系列的法案与机构，如同一针针强心剂，注入了这个濒临休克的国家肌体之中。
失业率正在缓慢下降，华尔街的恐慌暂时得到了遏制，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总统先生，”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将一份最新的财政报告，放在了罗斯福的桌上，“截止到本月，我们的公共工程项目，已经为超过两百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股市，也出现了小幅度的回暖。”
“但是，”他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了深深的忧虑，“我们的财政赤字，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天幕……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好消息。”
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所有人都知道，天幕，这个将罗斯福捧上神坛的“上帝”，也同样为他，和他的“新政”，埋下了无数致命的“地雷”。
它一股脑地，将美国未来一百年的历史，都砸了下来。它揭示了，“新政”的某些举措，在未来，将被证明是低效甚效至错误的；它揭示了，“新政”的改革，并不能根除资本主义的顽疾；它更揭示了，在遥远的未来，一个行事风格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名为“特朗普”的商人，将登上总统的宝座，而他所代表的民粹与孤立主义，将让整个国家，陷入新的分裂。
这些来自未来的“判词”，如同一个个幽灵，盘旋在白宫的上空。
“它动摇了人们的信心。”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沉声说道，“保守派们，拿着天幕上里根时代的‘自由市场’图景，攻击我们是‘赤色分子’；而激进的左翼，则拿着苏联的‘五年计划’，指责我们的改革，不够彻底。”
“南方的休伊·朗和那个库格林神父，更是借着天幕，大搞煽动。他们的‘财富分享会’，正在像病毒一样，在贫困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中蔓延。”
“最关键的是，时间。”罗斯福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幕，让所有人都变得没有耐心了。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让所有人都想立刻，马上，就到达那个未来。任何渐进的、需要时间来验证的改革，都会被视为‘软弱’和‘无能’。”
罗斯福静静地听着，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轻轻地敲击着轮椅的扶手。
天幕，让他获得了近乎不受限的权力。国会几乎全票通过他的所有法案，那个一直与他作对的最高法院，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暂时选择了退让。有人甚至在报纸上讽刺，他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更加“独裁”。
但他也知道，这份权力，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一旦他的“新政”，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所有的问题，无法满足所有人被天幕吊起来的胃口，那么，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支持，都将在瞬间，化为泡影。
1933年11月，南达科他州。
一场巨大的风暴，咆哮而来。无数农田的泥土被暴风卷走，遮天蔽日，正午时分昏暗如夜。
这仅仅是未来几年“黑色风暴雪”灾难的一个序曲。天灾叠加着大萧条的人祸，让整个美国中西部和西部都变成了一片燃烧着愤怒与绝望的平原。
在这片燃烧的平原上，两位截然不同的“先知”，正以各自的方式向民众许诺着“救赎”。
威斯康星州，拉福莱特家族的庄园里。
菲利普·拉福莱特，这位在1932年共和党初选中失利的前州长，正与他的哥哥，参议员小罗伯特·拉福莱特，秘密地筹划着一件大事。
他们都看到了天幕。他们看到了罗斯福“新政”的局限，也看到了共和党保守派的冥顽不化。
他们认为，是时候重拾他们父亲的“进步主义”旗帜，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在民主、共和两党之外，为美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在旧的框架内进行修补了！”菲利普激动地说道，“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都已被东部的金融寡头所绑架！我们需要一个真正代表农民、工人和小商人的政党！”
他们决定，在1934年的中期选举中，正式成立“威斯康星进步党”，并以此为基地，向全国推广他们的政治主张。
他们提出的竞选纲领，为了争取支持，以及压过罗斯福的影响，甚至比罗斯福的“新政”还要激进。
他们主张，州政府应该全面接管州内的公共事业（电力、交通），建立由州政府运营的银行，为失业者提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并对大企业和富人征收更高的税。
这无异于是在威斯康星搞一场“社会主义实验”。
他们的主张，在因大萧条而陷入困境的农民和工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
而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另一场更加激进的运动早已如火如荼。
“我若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如何终结贫困：未来的真实描绘”——厄普顿·辛克莱，这位54岁的著名作家，将他的竞选口号，印在了成千上万本小册子上。
1933年，他毅然辞去了社会主义党成员的身份，以民主党人的名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加州消除贫困运动”（EPIC）。
他提议成立一个覆盖全州的社会主义公社，将所有闲置的工厂和农田，都交给失业的工人去集体经营。
这个在和平时期被视为“天方夜谭”的构想，在大萧条和天幕的双重催化下，却获得了无数底层民众狂热的支持。从西奥多·德莱塞到查尔斯·卓别林，无数的文化名流，都为他站台。
罗斯福对这两股甚至更多来自“第三条道路”的力量，感到了深深的忧虑。他既欣赏辛克莱等人的理想主义，又害怕他们那套激进的方案，会彻底搅乱他的“新政”布局，分裂民主党。
第288章：沸腾的校园和撕裂的美利坚
当白宫的政客们，在为世界的未来而运筹帷幄时，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另一场更加直接、也更加混乱的风暴，正在酝酿。
1933年的美国大学，不再是象牙塔，而是一个充满了愤怒与理想的、沸腾的火药桶。
大萧条夺走了他们的未来。无数的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就意味着失业。他们所学的知识，在崩溃的经济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而天幕，则为他们的愤怒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也为他们的迷茫，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一时间，整个美国，从东海岸的常春藤联盟到西海岸的公立大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在杜威教授的感召下，高喊着“第三条道路”，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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