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耀常升起
“但是，内维尔，”财政部的常务次官沃伦·费雪爵士，一位严谨的、对数字极为敏感的技术官僚，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如何确保，这头被我们喂肥的德国疯狗，不会反过来先咬我们一口？天幕已经展示了他们对法国的进攻，以及对我们本土的空袭。这个风险，我们如何控制？”
“问得好，沃伦。”张伯伦显然对此早有准备。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这是由他和几位核心智囊，在过去的几周里，反复推演出的风险控制方案。
“我们的策略，不是无限制地喂养，而是‘精准投喂’与‘缰绳控制’。”
“第一，是投喂的方向。”他解释道，“我们将通过中立国的银行和秘密渠道，重点向德国的陆军相关产业提供贷款和技术支持和监督！同时对他的空军进行限制！一支强大的德国陆军，是其向东进攻苏联的根本保障。而有限强大的德国空军既能威慑苏联，也能对法国形成压力，迫使法国在外交上更依赖我们。”
“但同时，我们将动用一切外交和经济手段，严格限制德国海军的发展！特别是大型水面舰艇，如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我们可以和他们签订一个新的《海军协定》，用承认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潜艇和巡洋舰，来换取他们放弃建造大型主力舰。只要皇家海军的优势地位不动摇，那么无论德国在大陆上如何肆虐，英吉利海峡就是他们永远无法逾越的天堑！我们的本土，就是安全的！”
这个构想不可谓不精明，它试图将德国的力量，严格地限制在“陆权”的范畴内，使其成为一个完美的“大陆打手”，却又无法真正威胁到大英帝国的“海权”根基。
“第二，是缰绳的长度。”张伯伦继续说道，“我们对德国的松绑和援助，必须是渐进的、可控的。比如，莱茵兰非军事区，我们可以默许他们进入；奥地利，可以让他们合并；甚至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也可以作为‘最后的晚餐’，喂给他们。但每一步，都必须在我们主导的、‘维护和平’的国际会议框架下进行。我们要让希特勒觉得，他的每一步成功，都离不开我们的‘默许’和‘调解’。这样，我们就能始终保持着对局势的主导权。”
“这根缰绳的底线在哪里？”海军大臣博尔顿·艾尔斯蒙塞尔子爵追问道。
“底线，是法国和低地国家。”张伯伦斩钉截铁地回答，“波兰，可以作为我们引诱德国向东的诱饵。但是，一旦德国的兵锋指向法国和低地国家，那就意味着他不仅要摧毁我们最后的欧洲大陆盟友，更是要直接获得能够威胁我们本土的前进基地。到那时，我们就必须采取最坚决的行动。但在此之前，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将他的扩张欲望引向东方。”
这套方案听起来似乎天衣无缝。它似乎将一切都算计在内，既利用了德国，又限制了德国；既消耗了苏联，又保全了自己。不少在座的大臣和贵族们，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德国与苏联在东欧的广袤土地上血肉横飞，而大英帝国，则优雅地端着下午茶，在多佛的白色悬崖上，欣赏着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角斗。
然而，他们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了个最根本的问题——人性。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像上帝一样，精准地操控希特勒这个疯子的野心，却不知道，野心一旦被释放，就如同出笼的猛虎一样再也无法被关回。
“那么，关于华国呢？”索尔兹伯里侯爵将议题拉回到了另一个方向，“我们刚刚在上议院达成了共识，要对红色华国采取强硬的遏制和绞杀策略。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完全没有矛盾。”张伯伦胸有成竹地回答，“这恰恰是我们全球战略的两个侧面，是一体的。在东方，我们要扶持日本，去消耗和遏制红色中国；在西方，我们要纵容德国，去消耗和对抗红色苏联。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用一个次要的、可控的威胁（法西斯），去对抗一个主要的、致命的威胁（共产主义）！”
“我们要让日本和德国，成为我们捍卫帝国利益的两条‘疯狗’！让他们去撕咬我们的敌人，而我们，则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扔给他们一些骨头，并确保他们脖子上的锁链，还牢牢地握在我们手里。”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混合着傲慢与阴谋的气息。
哈利法克斯伯爵，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听完这一切后，双手合十，低声地、仿佛对自己说：“愿上帝……宽恕我们。”
但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他知道，在帝国的利益面前，所谓的良知和信仰是何等地苍白无力。
这，就是大英帝国不做人的传统艺能。从贩卖黑奴到发动鸦片战争，从挑起布尔战争到制造印巴分治，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这个国家从来不吝于将整个世界都拖入血与火的深渊。
最终，在大部分核心成员都表示同意后，这项被后世称为“双重绥靖”的黑暗国策，被秘密地确立了下来。
1.对德“新绥靖”：秘密松绑，精准投喂，祸水东引，纵德反苏。
2.对华“遏制绞杀”：扶持日本，挑动战争，构筑岛链，斩首华共。
“我们的任务，”张伯伦的眼中，闪烁着一丝狡黠的光芒，这便是他“新绥靖主义”的核心，“就是确保这场战争，会以一种最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进行！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愚蠢地去过度削弱德国，那只会让苏联渔翁得利。我们现在要做的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秘密地、有限度地，把德国喂养得更肥壮一点！”
“我们要松开《凡尔赛条约》套在它脖子上的绳索，默许它重整军备！我们甚至可以考虑，通过瑞士的银行向他们的军工企业提供秘密的贷款！我们要确保当他们和苏联开战时，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和那头北极熊两败俱伤，血流成河！”
“而我们大英帝国，则可以安坐于英吉利海峡之后，手握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扮演那个最终的、决定性的仲裁者！等到他们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出来收拾残局。这，才是保全帝国，延续我们霸权的唯一出路！”
卑劣，但有效。
黑暗，但充满诱惑。
这套将整个欧洲大陆都视为祭品，以牺牲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大英帝国荣光的“新绥靖主义”理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还有一丝良知在隐隐作痛。但当他们想到那片可能会被赤化的欧洲，想到自己庄园、头衔和财富的未来时，那点可怜的良知，便迅速地烟消云散了。
作为会议召集人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用他那苍老而权威的声音，为这场黑暗的密谋，画上了一个句号。
“内维尔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们必须在内阁中，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至于麦克唐纳首相……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国者，但他的工党背景和理想主义，可能会成为这项‘必要之恶’的阻碍。或许是时候考虑，让一位更具‘现实主义’眼光的领袖，来接替他领导帝国渡过难关了。”
一场比历史上更为主动、更为卑劣、也更为冷酷的密谋，在这座象征着“文明”与“体面”的议事厅里悄然达成。他们决定，要亲手解开束缚在德国身上的枷锁，把它喂养成一头足以与苏联抗衡的猛兽。
至于这头猛兽会吞噬掉多少无辜的生命，会给整个欧洲带来多大的灾难？那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只要共产主义的瘟疫不会蔓延到他们的庄园，只要苏联的红旗不会飘扬在白金汉宫的上空。那么，牺牲掉整个欧洲又何足挂齿？
这就是日不落帝国，在黄昏时分，为了延缓自己的死亡，所做出的、最不体面、也最不做人的选择。
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帝国的机器开始按照这个新的、疯狂的蓝图，缓缓地运转起来。
军情六处（MI6）的亚洲分部，接到了来自伦敦的最高指令，开始制定代号为“龙穴”的、针对李德胜及其他华共核心领导人的刺杀计划。
英国驻日大使，开始频繁地与日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进行“非官方”接触，暗示帝国将“理解并尊重”日本在“维持东亚秩序”方面的努力。
而通过瑞士和瑞典的银行，一笔笔匿名的资金，开始悄然地流入德国克虏伯和梅塞施密特的工厂……
丘吉尔，此刻还在前往美国的海轮上。他望着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心中充满了对帝国未来的忧虑。
他不知道，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那些“聪明的”同僚们，已经为帝国，也为整个世界，选择了一条通往地狱的捷径。
他们以为自己是棋手，却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更为惨烈的世界大战，以及日不落帝国最终的、不可逆转的黄昏，亲手敲响丧钟。
?第141章：戴高不乐，法兰西怎么这个样子
巴黎，1933年9月。
自从天幕以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预告了法兰西未来那场仅持续六周的溃败后，整个国家便陷入了一种混杂着愤怒、恐惧与无尽争吵的政治狂热症之中。
议会里的政客们，如同惊弓之鸟，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了互相攻讦、推卸责任的党派斗争中，仿佛只要骂倒了对手，未来的德国坦克就不会碾过香榭丽舍大街。
戴高乐最近并不快乐，他已经发现，自己虽然登上了舞台，但脚下却是一片流沙。他面临的困境，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和艰巨。
在他的支持者中，许多狂热的年轻军官和成员都极力劝说他，直接效仿当年的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一场军事政变，解散议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救国政府。
“将军！”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的乔治·皮杜激动地对他说，“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能立刻控制巴黎！人民已经厌倦了那些无能的政客，他们渴望一位英雄，一位能带领法兰西走出泥潭的强人！”
戴高乐端坐在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手指交叉，陷入了长久的沉思。说他没有动心，那是假的。天幕已经赋予了他“天命”，人民的拥戴也初见端倪。但最终，他还是冷静地、坚决地否决了这个激进的计划。
原因很简单，他不是拿破仑，1933年的法国也不是1799年的法国。
拿破仑在发动“雾月政变”时早已是名满欧洲的常胜将军，是整个法兰西军队的偶像。
而他戴高乐虽然有天幕“加持”，但在军中的实际威望还远远不够。他只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少将，他的装甲兵理论虽然开始受到重视，但远未成为军界的主流。贸然发动政变，很可能反而会毁掉他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政治声望。
更重要的，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离谱”的政治架构。
柏林，德国总参谋部。
一群德国将领，也在饶有兴致地分析着法国的乱局。冯·西克特正在向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高层介绍着他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体制的。
“将军们，我们必须感谢俾斯麦宰相的‘远见’。”他带着一丝嘲讽的口吻说道，“在1871年，我们击败法国、帮助梯也尔政府镇压了巴黎公社之后，为了防止法国再次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威胁到德意志的中央集权政府，我们在幕后，极力推动法国建立了一套全世界最不稳定、最容易陷入内耗的政治体制。”
他解释道：“第三共和国的宪法，赋予了议会过大的权力，却没有赋予总统和总理相应的、能够稳定施政的权力。这导致了内阁的频繁更迭，政党林立，互相掣肘。任何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家，都很难在这种环境下推行长期的、有效的改革。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法国永远保持一种‘虚弱的强大’。可以说，只要这套体制存在一天，法国就不可能真正对我们构成致命的威胁。”
这番分析，让在场的德国将领们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想要改革，想要强国，就必须修改宪法，重塑整个政治体系。但这就意味着，他要与议会里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为敌。
戴高乐，这位立志要拯救法兰西的医生，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病人：先天不足（制度缺陷），后天又受了重创（一战失血），如今已是百病缠身，积重难返。
他想在现有的政治体系内进行改革，就必然会受到这个体系无情的压制和同化。他想推翻这个体系，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威望。
更何况，法国在一战中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惨痛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倒在了凡尔登和索姆河的绞肉机里，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种深刻的、畏惧战争的“和平主义”情绪。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任何试图重整军备的强硬主张都会遭到巨大的社会阻力。
所以，戴高乐不快乐。他空有天幕赋予的“救国者”之名，却发现自己手中无兵、无权，面对的是一个制度性瘫痪的国家，和一群在耻辱面前依然醉生梦死的国民。
在天幕降临的最初半年，戴高乐还一心想做个纯粹的军人。他利用天幕赋予的威望，四处奔走，向陆军陆高层兜售他的装甲兵理论，希望能从军事层面，改革法国的国防体系。
但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前线的将领们，不管多英勇，后方的政客们却随时可能因为党派利益而选择投降。他意识到，“当兵救不了法兰西”。
他提出的任何一项深刻的军事改革，都会触动到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步兵将领们视他的装甲理论为异端，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炮兵将领们则抱怨装甲部队会抢走他们宝贵的预算；而议会里的政客们，更是将军事议题当作党派斗争的筹码，互相扯皮，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寸步难行。
他深刻地意识到，前线的军队无论如何改革，只要后方的政治中枢已经腐朽溃烂，那么未来的失败，依然不可避免。一个强大的国防，必须建立在一个强大的政府之上。
于是，他被迫开始学习政治，结交盟友，研究议会的辩论规则。他开始从一个战术家，向一个战略家转变。但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和笨拙。
他发现，政坛这个牌桌上，玩家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关系也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
左派的人民阵线：由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拥有强大的工会和群众基础，但内部矛盾重重，对戴高乐的“强人”姿态充满警惕。
右派的国民联盟：代表着大企业主、金融家和保守势力的利益，他们也高喊“爱国”，但其目的是维护自己的财富，对戴高乐这种可能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者”，同样怀有敌意。
中间派的温和共和党人：他们是议会里的“摇摆人”，数量众多，但缺乏核心理念，总是在左右之间摇摆，是造成政府不稳的根源。
还有他自己： 一个横空出世的、以“民族团结”为号召的新势力。他的出现，让本就混乱的牌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各方势力都曾试图拉拢他，想利用他在民间的威望为自己站台，但戴高乐全部拒绝了。他不想成为任何党派的附庸，他要成为独立的第三方，成为法兰西的“仲裁者”。
尽管困难重重，戴高乐还是开始了自己艰难的救国之路。他拒绝了左右两派所有试图拉拢他为自己站台的邀请，坚持以“法兰西民族团结联盟”这个独立的面貌登上政治舞台。
这立刻让他成为了所有政党的共同敌人，他们或许在治国上无能，但在排挤一个“局外人”上，却显得空前团结。
戴高乐的处境，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华盛顿。
罗斯福总统，第一时间就通过大使馆，向戴高乐表达了“尊重和支持”。这并非出于什么私人友谊，而是罗斯福现实主义外交策略的体现。
他需要一个稳定的、有能力对抗德国的法国，来作为美国未来介入欧洲事务的支点。而天幕已经证明，议会里那些政客是靠不住的，只有戴高乐才有可能将法国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因此，他选择提前在这位“未来的法国领袖”身上进行政治投资。
伦敦。
英国上议院的那场辩论，已经为帝国的远东战略和欧洲战略定下了“绥靖”与“搅局”的基调。他们非但不支持法国强硬，反而暗中默许德国恢复军备，希望祸水东引，让德法在大陆上互相消耗。
他们一方面乐于看到法国出现一个强人，能顶住德国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本能地警惕一个过于强大的、由戴高乐这种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法国，会挑战英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
因此，他们表面上保持中立，暗地里，却仍在与法国的各派政治势力保持接触，玩弄着他们最擅长的平衡游戏。
而戴高乐，则将他最初的矛头，指向了英国。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公开信，激烈地反对英国政府对德国再武装的“绥靖”态度。
“允许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就是给欧洲的棺材钉上第一颗钉子！”他在信中写道，“历史将会证明，为了苟安而喂给老虎的每一块肉，最终只会让它变得更强壮，反过来将我们自己也吞噬掉！”
这番言论，让他赢得了法国国内部分强硬派的喝彩，但也彻底得罪了正在暗中推行“以德制苏”策略的英国上层。
在这片近乎绝望的困境中，戴高乐也在努力地寻找着盟友和出路。他需要一个在政坛上拥有足够经验和智慧的“引路人”，来帮助他驾驭这艘即将沉没的破船。
他想到了一个人——保罗·雷诺。
雷诺是一位右翼独立派政治家，但他思想开明，不拘泥于党派之见。他同样对德国的威胁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且是法国政坛上少数几个公开支持戴高乐装甲兵理论的重量级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拥有戴高乐所缺乏的——丰富的议会斗争经验和复杂的人脉网络。
在一个雨夜，戴高乐秘密拜访了雷诺的公寓。两个对法兰西命运同样忧心忡忡的爱国者，进行了一次长谈。
“上校，”雷诺看着窗外的雨幕，沉声说道，“你的理想是崇高的，但你面临的困境，几乎是无解的。我们这个共和国的体制，决定了任何试图进行强力改革的人，都会被议会的泥潭所吞噬。除非……你能左脚踩右脚，原地飞上天。”
“那么，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戴高乐的拳头紧紧地攥着。
“不，”雷诺的眼中，闪过一丝政治家的精明，“我们不能飞上天，但我们可以尝试把水搅浑，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客们在浑水里自己先斗个你死我活。当国家真正面临崩溃，当人民彻底失去耐心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需要一位医生，一位强有力的医生。”
戴高乐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知道，自己从士兵到政治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这条路，将比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加艰难、更加凶险。
他走出雷诺的公寓，融入了巴黎的夜色之中。这个被天幕“钦定”的救国者，正背负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行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拯救法兰西的孤独之路上。而他那标志性的、总是显得有些忧郁和高傲的表情，也似乎在诉说着——法兰西，为何变成了这个样子？
戴高乐的救国之路，就这样在内外交困中，艰难地起步了。他试图拯救这艘正在沉没的法兰西巨轮，但船上的大多数人，却还在为争夺船长室里的一把椅子而打得不可开交。
?第142章：狮与狐——罗斯福的权柄与忧思
1933年9月的华盛顿，酷暑难当。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一股由权力带来的、冷静的凉意，正驱散着外界的炎热。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坐在他那张著名的办公桌后，精力充沛地签署着一份又一份关于新政机构的行政命令。
平民保育团（CCC）的营地正在全美各地建立，公共事业振兴署（PWA）的工程蓝图铺满了整整一个房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奠基仪式也即将举行。
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位出身哈佛和格罗顿公学的纽约贵族，这位曾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深谙国家机器运作之道的政治精英，这位被小儿麻痹症夺去了双腿、却也因此锻造出钢铁意志和对底层苦难抱有惊人同理心的“人民领袖”，正将他的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整合与扩张。
新政在这股巨大威势的推动下，比历史上见效得更快。失业率开始下降，社会上那股绝望、暴戾的气氛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美国这艘濒临沉没的巨轮似乎真的被他一手稳住了……吗？
但只有罗斯福自己知道，这远远不够。
夜深人静时，他独自一人摇着轮椅来到巨大的美国地图前。地图上代表失业人口的红色图钉虽然拔掉了一些，但依旧是密密麻麻，触目惊心。
大萧条这头巨兽只是暂时被新政的锁链捆住了手脚，它的血盆大口依旧贪婪地注视着这个国家。
而那些被迫合作的资本家们，那些被他称为“经济保皇党”的杜邦、摩根、梅隆家族的代理人们也只是暂时蛰伏了起来。
他知道，他们在等待，等待他的新政出现任何一点纰漏，然后便会群起而攻之，反攻倒算。
“叛徒……他们称我是‘自己阶级的叛徒’。”罗斯福看着地图，轻声自语，眼中却闪过一丝冷意。
他想起了天幕上，那些关于未来税率的、一闪而过的图表。
“你们现在，就觉得我激进了吗？”他心中暗道，“你们还没有见过，当战争来临时，为了国家的存亡，我可以对你们的遗产征收高达90%的税。你们这些只知攫取、不知奉献的硕鼠，你们还没有真正见识到，当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决定去保卫他的国家时，会露出怎样的利爪。”
一个更为激进、更为彻底的“第二新政”，其蓝图已经在他那颗融合了贵族责任感与狐狸般狡诈的头脑中悄然酝酿。
“总统先生。”
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如同往常一样穿着他那身一丝不苟的西装走了进来。
他将一份档案放在了罗斯福的办公桌上。封面上写着一个如今在白宫高层，已是人尽皆知的姓氏：
【特朗普·弗雷德里克】。
罗斯福打开档案，仔细地阅读起来。
FBI的报告，将弗雷德·特朗普，描绘成了一个典型的、充满了生命力却又毫无道德底线的“美国式奸商”。他确实是个出色的建筑承包商，总能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完成政府的PWA项目。
上一篇：综武：我的师傅是黄蓉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