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1932剧透未来 第55章

　　“神速一闪”的利剑还未出鞘，便已先在挥舞者自己的手中，碎裂成了千万片，反而将整个日本拖入了一场自我毁灭的癫狂深渊。

?第153章：虚假的黎明与自相残杀的恶龙

　　1933年8月末的那个清晨，整个世界是被一阵混杂着震惊、狂喜与难以置信的喧嚣所唤醒的。

　　从伦敦的舰队街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再到纽约的时代广场，报童们挥舞着号外，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着那个足以让所有人停下脚步的标题：

　　“东京大火并！日本陆海军爆发内战，天皇仓皇出逃！”

　　《泰晤士报》用严谨的笔触，报道了这场突如其来的、被他们称为“昭和大暴走”的军事政变。

　　《纽约时报》则将头版的大幅照片，对准了在东京街头互相开火的、同属“皇军”的士兵。

　　《费加罗报》更是用浪漫而又幸灾乐祸的语气，将此形容为“一个东方岛国，在自我毁灭的欲望中上演的最后一场盛大的歌舞伎表演”。

　　消息传来，国际社会一片欢腾。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天幕所揭示的未来像一片沉重的乌云压在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们心头。

　　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被天幕点名的“邪恶轴心”如同三头即将挣脱牢笼的恶龙，让全世界都为之战栗。

　　但现在，奇迹似乎发生了。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那个浮夸的法西斯领袖，在天幕揭示了他未来那不甚光彩的结局后威望一落千丈。墨索里尼被迫下台，一个由旧贵族和温和派组成的新政府，宣布意大利将“重归欧洲大家庭的怀抱”。

　　这是一种充满了意大利式“小聪明”的投机行为。他们没有彻底清算法西斯党，只是将墨索里尼本人当作一个弃子献祭了出去。

　　其目的昭然若揭——就在不久前，英法等国正在国联酝酿一场针对“轴心国”的全面经济制裁与贸易禁运。而意大利却通过这场“及时的革命”，巧妙地从制裁名单上金蝉脱壳。

　　在德国，希特勒与共产党的内战已经打成了一锅粥。整个国家被撕裂成两半，每天都在流血，自顾不暇。

　　而现在，日本这个在东方最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似乎也步上了同样的后尘。一场仓促、癫狂、且不得人心的军事政变，彻底引爆了其内部最深层的矛盾。

　　三头恶龙，竟然在冲出巢穴、为祸世界之前就开始在自己的巢穴里自相残杀了起来！

　　伦敦，一家私人绅士俱乐部。

　　内维尔·张伯伦与他那群信奉“绥靖主义”的政治盟友们正举着上好的波特酒，进行着一场小规模的、心照不宣的庆祝。

　　“为混乱干杯！”张伯伦的脸上，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抑制不住的微笑，“先生们，看来上帝终究还是站在我们大英帝国这一边的。我们甚至不需要发射一颗子弹，那些野蛮人自己就把自己给解决了！”

　　另一位议员兴奋地附和道：“正是如此！德国人在和他们自己的同胞打仗；日本人也在和他们自己的同胞打仗！让他们去打吧！让他们把自己的血流干，把自己的国库耗尽！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大英帝国，再以‘文明世界领导者’的身份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日不落帝国的荣光，还能再延续一百年！”

　　这种乐观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灾乐祸的情绪迅速在欧洲的主流社会蔓延开来。人们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报似乎可以解除了。恶龙们在自我毁灭，和平似乎可以兵不血刃地到来。

　　至于日本的共产党起义？在座的英国绅士们对此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日共不过是这场被他们戏称为“东京无差别格斗大赛”中，最弱小、最滑稽的一个选手，最多只能起到一些搞乱局势的作用，绝无成事的可能。

　　日本，古都京都，二条城。

　　这座曾属于德川幕府将军的宏伟城堡，此刻成了裕仁天皇的临时“皇居”。

　　他确实如外界所传言，仓皇地逃离了东京。但这位三十三岁的天皇，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惧和神性被剥夺的羞辱之后，也迅速地展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在绝境中的冷静与决断。

　　他虽然已经不是“神”了。但他依旧是整个日本唯一合法的最高权力象征，这张牌他必须也必然要打出去。

　　在他的面前，站着以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为首的一众海军将领，他们是这是场混乱中最先“保护”并“控制”住天皇的势力。

　　“陛下！”伏见宫博恭王义正词严地说道，“陆军的那些莽夫发动叛乱，胁迫圣君，罪该万死！帝国海军永远是您最忠诚的舰队！恳请陛下即刻下达敕令，宣布叛军为‘国贼’，授予我等平叛之大义名分！”

　　裕仁看着眼前这些野心勃勃的海军将领，心中一片冰冷。他知道这同样是一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他别无选择。

　　相比于陆军那些动辄“天诛国贼”的疯子，海军至少在表面上更“文明”，也更需要他的这块“金字招牌”。

　　“准。”

　　裕仁从侍从官手中接过了毛笔。他的手不再颤抖，他以天皇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平叛敕令，宣布发动“八一六兵变”的皇道派军官为“朝敌”，并授权海军与所有“忠于天皇”的陆军部队予以镇压。

　　这份敕令迅速通过广播传遍了全国。

　　它瞬间改变了东京战局的性质。原本还在观望的陆军内部“统制派”，在得到了天皇的“大义名分”后再无顾忌，立刻调集重兵与海军陆战队一起，对皇道派的叛军展开了猛烈的围攻。

　　那群发动政变的青年军官们彻底陷入了绝境。他们“尊皇”，可他们的“皇”却宣布他们为国贼，他们的信仰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日本，这场由天幕所催化的内部大暴乱，进入了最血腥的、自相残杀的阶段。

　　华盛顿，白宫。

　　罗斯福也在看着关于东京的最新电报，但他的脸上，没有丝毫轻松。

　　“先生们，不要被表面的混乱所迷惑。”他对他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顾问霍普金斯说道，“这不是日本帝国的终结，这只是一场用机枪和坦克来进行的‘公司内部重组’。”

　　“那个狂热、激进、不可预测的‘皇道派’正在被清除。最终从这场内乱的废墟中站起来的，很可能是一个由更冷静、更理智、也因此更危险的海军与陆军‘统制派’所主导的、一个更加高效、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军事政府。”

　　“一头疯狗固然可怕，但一头冷静、聪明且目标明确的饿狼，才是更致命的对手。命令参谋部立刻对整个太平洋的战争计划进行重新评估。”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则在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分析这场动乱。

　　“不要为这场法西斯之间的狗咬狗而欢呼。”他对政治局的同志们说，“上层建筑确实是在剧烈动荡。但它的经济基础改变了吗？那些资助军部的‘财阀’们消失了吗？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资源和市场的根本需求消失了吗？”

　　“没有。”他自己回答道，“恰恰相反。这场内乱或许会催生出一个内部矛盾更小、动员效率更高的新型的法西斯国家。它会更高效地将整个国家都绑上战争的战车，我们远东的同志们必须将警惕性提高到最高等级！”

　　于是，在1933年的夏末，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在普通民众和大部分西方政治家的眼中，和平的曙光似乎已经降临。那三头即将毁灭世界的恶龙意外地，在冲出洞穴前就自己打了起来。

　　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似乎可以避免，绥靖主义者们正在为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而互相庆贺。

　　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那两位真正洞悉了权力与历史规律的棋手，却不约而同地感到了更深的寒意。

　　他们知道，这不是黎明。

　　在1933年的伦敦、巴黎、乃至整个欧洲，当政客们在会议室里为日本的内乱而举杯，为虚假的和平曙光而庆贺时。

　　驱动着这一切的并非是某种高明的地缘政治算计，而是一种更为原始、更为深刻、早已融入了整整一代人骨血之中的集体创伤。

　　要理解他们为何会如此痴迷于“和平”这支看似甜美、实则剧毒的鸦片，就必须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二十年前。

　　德国：超过200万名士兵阵亡。

　　俄罗斯帝国：超过180万名士兵阵亡。

　　法兰西：超过170万名士兵阵亡。

　　大英帝国（本土及殖民地）：超过95万名士兵阵亡。

　　……总计超过1650万的军人与平民，在这场被后世称为“绞肉机”的战争中化为了泥土。

　　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成千上万名风华正茂的英国青年，在军官的哨声中跃出战壕，向着德军的马克沁机枪阵地，发起了整齐的、近乎自杀式的冲锋。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还带着对战争的浪漫幻想。然后，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近两万名士兵永远地倒在了那片开满罂粟花的法兰西土地上。

　　法国的杜奥蒙公墓。

　　一片片白色的、无边无际的十字架。光这座公墓就埋葬着超过13万名在凡尔登战役中，未能辨认身份的法国与德国士兵的遗骸。他们的血肉，早已和凡尔登的泥土混合在了一起。

　　这不是历史，这是刚刚过去的、所有人都还记忆犹新的昨天。

　　在伦敦的每一个社区，在巴黎的每一个村庄，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失去亲人的家庭。那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儿子的母亲，那个在战壕里被毒气熏坏了肺、终日咳喘的退伍老兵，那个在火车站永远等不到自己未婚夫归来的年轻姑娘……这些，共同构成了战后欧洲最真实的、也是最悲伤的集体记忆。

　　即便是战胜国，也丝毫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1919年，当英国在白厅为这场战争建立纪念碑时，他们选择的不是罗马式的凯旋门，而是一座洁白的、朴素的、象征着“光荣牺牲”的衣冠冢。

　　每年的停战纪念日，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会佩戴着红色的虞美人花，在悲伤的静默中，缓步走过纪念碑。那不是庆祝，那是一场漫长的、整个民族的葬礼。

　　“永不重演！”（NeverAgain!）

　　这句口号被坚定地一以贯之，它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宣传，而是从索姆河的尸山血海中，从凡尔登的白骨累累中生长出来的、整整一代欧洲人，最深刻、最卑微、也最坚决的愿望。

　　所以，当1933年的他们看到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战争策源地，竟然因为“内乱”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乎于神迹降临般的、非理性的狂喜。

　　他们太渴望和平了，以至于他们愿意相信任何一个能带来和平的“好消息”，无论这个消息看起来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可靠。

　　他们就像一个在沙漠中即将渴死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片海市蜃楼。他们明知那可能是幻象，却依旧会不顾一切地向着那个方向狂奔而去。

　　因为，真实的、再一次踏入战争沙漠的滋味，他们已经再也不想品尝了。

　　这种源自于巨大创伤的“避战情绪”，就是“绥靖主义”最肥沃的、也是最无可辩驳的生长土壤。

　　它并非源于愚蠢，而是源于恐惧；并非源于怯懦，而是源于整整一代人，对于“和平”二字那深入骨髓的、病态的渴望。

?第154章：和平的特洛伊木马与焚城

　　就在伦敦和巴黎的主流社会沉浸在“恶龙自噬、战争可免”的乐观幻想中时，一些更为清醒、或者说更好奇人却选择逆着人流，亲自前往那片被内战和狂热所笼罩的、德意志的土地，去亲眼看一看那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天幕就像一份最详尽的旅行指南，为他们标注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危险、也最值得探究的地方。

　　弗农·巴特利特，一名自由派记者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他以一种近乎浪漫的方式开始了他的德国之旅，他买了一艘可折叠的独木舟，顺着莱茵河一路漂流而下。

　　他看到了沿途美丽的风景，也看到了那些穿着整齐制服、唱着激昂歌曲、脸上洋溢着“健康”笑容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

　　这让他一度产生了错觉，但在进入城市后，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幻象便被迅速击碎。

　　他看到了冲锋队员如何光天化日之下将一位犹太商人拖出他的店铺，逼迫他跪在地上清洗街边的标语；他看到了在大学的广场上，成堆的书籍被付之一炬，那些书籍里有海涅有托马斯·曼，甚至有爱因斯坦。

　　他甚至冒险潜入了鲁尔区的边缘，德共的“红色卫队”与纳粹的冲锋队在城市的废墟里进行着零星的巷战。与其说是“内战”，不如说是一场“练兵”。

　　在他于1933年秋天出版的《解读纳粹德国》一书中如此写道：“……这个国家正处在一种精神分裂之中。一部分人，在用一种近乎宗教的狂热，建设着他们理想中的‘雅利安仙境’；而另一部分人，则在用自己的血肉抵抗着这个正在将他们吞噬的地狱。我对这个政权的本质不抱任何幻想，但令我困惑的是，我采访过的许多纳粹中层官员，他们似乎真的相信希特勒并不想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他们坚称，这场内战以及对犹太人和共产党的清洗，都是为了‘净化内部’，是为了最终能缔造一个‘强大而又热爱和平的’新德国。”

　　巴特利特的观察是敏锐的，但他，依旧被纳粹那套“对内残酷，对外和平”的宣传所部分迷惑。

　　莫里斯·汉基爵士，内阁秘书，一位勤勤恳恳的帝国行政官。

　　他则对那些虚无缥缈的“主义”不感兴趣，他只相信数据和事实。他带着他的夫人冒着战争的风险，以“度假”的名义走访了德国多个工业区。

　　他没有去采访任何人，他只是默默地观察默默地记录。

　　他看到，克虏伯的工厂在“生产拖拉机和民用设备”的幌子下，其生产线上流动的却是坦克炮塔和装甲板的模具。

　　他看到，法本公司的化工厂在夜间排出的是制造毒气时才会产生的带有特殊气味的废气。

　　他更是在一场为内战“阵亡将士”举行的盛大的火炬游行中，看到了那种令他这个见惯了大场面的帝国官员都感到不寒而栗的景象。

　　“……成千上万的纳粹分子，几乎全部穿着统一的军装排着整齐的队列高唱着军歌，从我们面前走过。”他在返回伦敦后向内阁提交的秘密报告中写道，“他们的眼神里没有悲伤，只有一种献身于某个更高意志的、灼热的狂喜。他们的青年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全民的、军事化的预备役训练。”

　　“结论是明确的。”汉基爵士在报告的最后写道，“德国，正在利用这场内战作为借口，将整个国家都改造为一部前所未有的、高效得可怕的战争机器。它所谓的‘内‘部消耗’，实际上是一场可控的、最充分的‘战前动员’。一旦它的内战结束，这股被动员起来的巨大力量，必将要寻找一个新的宣泄口。”

　　鲍勃·布思比，一位年轻、英俊且有些狂妄的苏格兰保守党议员。

　　他则因为去年与希特勒那场喜剧般的会面，而对德国有着更为个人化的关注。

　　他再次来到了他热爱的、每年都要来“朝圣”的拜罗伊特，那个属于瓦格纳的音乐圣地。

　　但这次，他看到的是被纳粹意识形态彻底扭曲和污染的景象。

　　剧院内外挂满了万字符旗，观众们在幕间休息时，讨论的也不再是音乐，而是“元首对瓦格纳精神的继承”。

　　他感到一阵阵的恶心。

　　他随后前往柏林，试图联系一些他认识的、属于旧贵族和知识阶层的朋友。但他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已经逃离，要么就在与他见面时，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神经质般的恐惧，谈话时，甚至会下意识地看一看墙上是否挂着窃听器。

　　最终在离开德国前他确信了一件事，他在1933年10月向他的选民，发出了他一系列警告中的第一个，这一切与他在一年前与希特勒会谈时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

　　“……德国正在陷入一种非常类似‘战争狂热’的病态之中！不要被它所谓的‘内乱’所迷惑！那只是它在为自己打造一副更强健的、准备投入下一场战争的躯体！希特勒，那个我曾亲眼见过的、有着一双清澈蓝眼睛的魔鬼，他绝不会满足于只在德国境内进行统治！欧洲的和平已经危在旦夕！大英帝国必须立刻为自己，也为整个文明世界，准备好迎接风暴的武器！”

　　巴特利特、汉基、布思比……这些亲眼目睹了德国真相的“信使”们，在返回英国后，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个沉浸在和平幻想中的国家发出警报。

　　巴特利特的书虽然引起了一些讨论，但大部分读者都更愿意相信他书中，关于纳粹“似乎不想对外战争”的那部分结论，而自动忽略了他对纳粹政权本质的残酷描绘。

　　汉基爵士那份详尽、客观、且充满不祥预感的报告，被提交到内阁后，时任财政部常务次官 沃伦·费希尔爵士只是在文件上优雅地批上了一行字：“吾等虽须以应有之审慎，郑重申明对此卷帙浩繁之文献编纂过程中所彰示之谨严勤勉与堪值嘉许之周详审慎，抱有深切之认同，并须认可其作为关乎当下社会政治情态之观察数据集成所蕴含的内在价值；然则，鉴于当前刻不容缓之行政要务——尤指对有限行政资源之优化配置与审慎时间分配之迫切要求——已然构成优先考量，故不无遗憾地提议，宜将上述卷宗暂行移送归档存管，俾使其静候未来之恰当时机，待至相关政策拟定流程之后续阶段中，若彼时情境确证其概念框架与议题具有现实关联性，方可酌情重启对其内容之重新审慎甄别与稽考。（签名）M.F. ”

　　然后……这份报告便被锁进了档案柜的最深处。

　　而布思比，当他在下议院的议事厅里慷慨陈词，试图警告同僚们，德国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时，他迎来的不是重视，而是后排议员们，此起彼伏的、嘲弄般的喊声：“战争贩子！”“又在危言耸听！”

　　他们的努力，如同一颗颗投入大海的石子，只激起了几圈微不足道的涟yī，便迅速地，被主流社会那更为强大的、对“和平”的渴望，所彻底吞噬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们，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战争创伤的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东西。而此时的纳粹德国，也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配合”西方的这种幻想。

　　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天幕的“帮助”下，变得比历史上更为狡猾。他对内，宣扬着种族的狂热与斗争的荣耀；但对外，他却将德国，塑造成一个“正在努力清除内乱、只求自保的可怜受害者”。

　　而一种更为奇特的、只有在这个被天幕所笼罩的时空里，才会诞生的现象，也开始在德国悄然蔓延。

　　天幕的“保护机制”，本意是人道的。但许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纳粹的信徒和被宣传所蛊惑的中间派，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去“触发”这种机制。

　　当天幕开始播放那些对纳粹不利的、揭示其罪行的内容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回避和隔绝这些“负面信息”。

　　有的人会立刻开始高声朗读《我的奋斗》，或者大声播放瓦格纳的音乐，用更响亮、更“正确”的声音来压倒天幕的旁白。

　　有的人，会选择立刻闭上眼，或者用厚厚的黑布，蒙住自己的脑袋，进行一种“物理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