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看到士兵们在行军中昂扬的精神面貌，蔡锷对于即将发动的作战计划，心里也就有了更多的底气。3月11日，抵达大同的蔡锷召开了第一集团军的军事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两件事。
“根据当前的北方战事的形势，因为任务的不同，军事委员会决定把第一集团军一分为二，锦州方向的傅慈祥部单独设立东北支队，张家口以西设为北方集团军：下辖第一师、第七师、第十四师，及骑兵第一、二、四师…
第二件事，就是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已经批准了我们提交的北方计划及增补方案，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军事委员会将抽调第三师和第九师以作为我们的后备力量…”
蔡锷所宣布的消息，让参加会议的将领们既喜且忧，喜欢的是他们有了一次独挑大梁的机会，此前虽然有着张家口一战的胜利，但原则上他们还是在替山海关方向打下手，为北洋堵住俄军偏师的进攻。在北洋发起了锦州战役之后，张家口的胜利就有些褪色了。
毕竟从名义上来说，袁世凯才是对俄战事的真正统帅，从山海关到张家口一线，武汉军队充其量只是为北洋打一打辅助，国内舆论把对俄战事的功劳往袁世凯身上揽，普通平民根本分不清。
因此，对于那些武汉出身的将领来说，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忿，明明自己才是首功之臣，连北洋自己也这么看，可是在舆论的吹捧下，最大的功臣反而变成了袁世凯了。蔡锷提出的北方计划，自然是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的，他们希望通过一场独立的战事来证明自己。
但是，北方计划最初只是要夺回库伦，现在随着蔡锷不断的增补计划，目标变成了直接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这就不由让大家有些犹豫，不知这个计划究竟能否成功了。
蔡锷显然也有了一个全盘的打算，他走到地图前对着各位将领说道：“我们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上乌金斯克，这座城市距离贝加尔湖只有70几公里，是铁路没有修建之前，恰克图和伊尔库茨克之间的贸易中转站，因此小镇才繁荣起来。
但是，在1899年通铁路之前，小镇的人口也没有破万。在铁路通车之后，该地因为位于伊尔库茨克、赤塔、库伦三者之间，方才人口快速增长起来，现在据说已经有万人以上的规模了。这座城市也是伊尔库茨克和赤塔之间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俄外贝加尔地区除赤塔之外驻军最多的一个城市。
打下了这座城市，周边的村镇根本就没有反击我们的机会。俄军想要夺回此地，就得从伊尔库茨克或赤塔发起进攻。
伊尔库茨克虽然距离上乌金斯克较近，且有铁路相连。但是贝加尔湖南岸地形复杂，只要卡住了铁路线，俄军就很难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赤塔通往上乌金斯克的道路虽然好走，但是现在俄军大批的调动军队进入满洲，因此我断定赤塔的兵力一定不足以和我军对抗。
俄军在满洲的驻军虽然有数十万之众，但是俄国在远东并没有一处真正的工业基地。也就是说，当西伯利亚铁路线被截断后，满洲俄军就失去了自我补给的能力。
日军现在正试图和俄军发起奉天会战和哈尔滨会战，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截断西伯利亚铁路线后，满洲俄军必定撑不过半年就要弹尽粮绝。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占领上乌金斯克，并至少守上三个月，那么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为了能够尽快的结束战争，让我们进入到和平建设期，我们必须要冒险一搏…”
众人的忧虑最终还是被蔡锷所主张的尽快结束战争给说服了，虽然从战事上来看，随着日本的加入战争，优势正有利于中国，但是俄国不断的向满洲增兵的消息，还是给了大家很大的压力的。除了少数人之外，在大多数人眼中，俄国依然还是一个无可匹敌的列强，哪怕他们在海上遇到了挫折，但是只要陆上的战争不结束，源源不断而来的俄军，迟早还是会压垮他们的。
蔡锷随即对之前的方案做出了较大的修正，之前的计划是步步为营，先夺取库伦，然后再以库伦为基地威胁西伯利亚铁路线，从而迫使俄军分兵于色楞格河谷。但是现在么，蔡锷主张以骑兵师为先导，不顾一切的向前突击，切断俄军各据点之间的联系，然后由步兵跟上逐步消灭俄军各据点，从而形成快速突破库伦到色楞格河谷之间的俄军防区。
第455章 舆论战争
从2月开始兴起的对满清君主制度的研讨和武汉发起的批儒批孔运动，到了三月时也从局部地区的讨论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中，反对君主制度、支持君主制度、反对传统文化和反对西方文化的各类人士都积极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不过，最终还是武汉方面赢得了上风，不仅仅在于武汉有以陈天华、邹容等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宣传部门专项负责对于君主制度的研讨和对儒教、孔子的批驳，更在于武汉有着足够的资金支持这场舆论上的战争。
舆论战争最重要的不是你掌握了真理，而是要让民众以为你掌握的才是真理。对于一个思想混乱的清末社会来说，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分辨真理，他们只会认可能够坚持下来的才是真理。
在1907年，想要让全国各地的民众听到你的主张，一次最少也得花上2万大洋。仅仅是把你的主张发给各大报社，一次的电报费也得数百大洋。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惊人的巨款，为了和别人打一次嘴仗，一次至少得丢出几百亩土地的收入。
虽然此时中国的报刊事业还没有如欧美那样进入到日刊时代，但三天一轮的新闻报道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就意味着你一个月至少要回应八九次，才能保持有来有往的公开辩论，假如一个月你只回应一两次，而别人一个月能发八九次攻击你的文章，那么旁观者只会以为你理屈词穷了。
于是到了三月底的时候，个人几乎已经退出了这场舆论战争，能够坚持下来的都是有背景的代言人。即便是如此，坚定的支持君主制度和儒教的旧知识分子，也已经处于了被社会主流所抛弃的境地。
正如武汉对满清君主制度的研讨，“…满清的君主制度不同于西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没有保卫民众的内涵…
满清的君主制度也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君主制度，古代中国的君主制度虽然承认皇帝为天子，但皇帝的职责是代天牧民，而不是残民虐民。所以，当君主无法顺从天道去治理民众时，也就是失去了天命，王朝终结之时…
努尔哈赤开国扑杀辽东无粮之民，多尔衮入关大肆屠杀中国之民，故满清入主中国非是顺从天命，而是以武力征服。康熙、乾隆两帝，更是篡改了古代中国的君主制度的内核，将道统和法统结合为一体，满清君主专制随即诞生。
古代中国的君主制度，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所以新旧王朝更替并不会造成道统的断绝。而满清的君主专制制度，则强调天下者爱新觉罗之天下，满人之天下。故，满清亡则帝制也亡…”
武汉对满清君主制度的研讨，实质上就是认为在满清的君主专制体制下没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满清的君主制度就此终结，也不可能再建立一个汉人王朝去搞君主立宪，因此，国会现在应当讨论的不是什么君主立宪，而是如何去结束将要死亡的满清君主制度，开创一个共和新时代。
在讨论满清的君主制度中，对于儒教和孔子的批判也开始引起了平民阶层的共鸣，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儒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具僵尸，因为新鲜的血液已经不可能再注入到这具僵尸中来了，愿意维护儒教和孔子的，多半是所谓的大儒。
这些大儒的地位正仰赖儒教和孔子才能维持，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北京的时期，这些大儒不能坚守自己的忠孝节义去死，许多人都跟着慈禧逃出了京城，倒是在他们返回京城后逼死了侥幸从洋人手下活下来的妻女，这种虚伪的面孔随着报纸的开放，早就被传播开去了。
特别是孔家，先是跪拜德皇威廉二世，又跪拜英女王，还郑重其事的把两者的相片供奉了起来。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在武汉的极力宣传下，一时广为人知。因此当武汉展开对儒教和孔子的批判时，孔府对外国君主的跪拜事件就成为了最好的打击儒教的武器。
报纸的兴起，白话文的兴起，使得舆论不再被少数知识分子所控制，事实上清末的舆论宣传主要是针对市民阶层的。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开放口岸出现了大批的劳动者，这些口岸城市完全改变了小农时代的资源配置和流向。
太平天国时期，农民军控制了传统的富庶江南地区，但最终还是被满清给镇压了下去，一个关键就是列强通过上海这个口岸城市给了满清以充沛的物资资源，使得满清虽然失去了江南地区，但依然能够把农民军给镇压下去。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满清对列强的进一步开放，使得各口岸城市进一步控制了周边乡村的资源，比如1907年的上海，已经超过了南京成为了两江地区的资源流通和配置中心。因此湘系虽然把持了两江总督的位置，但压根整合不起两江的人力和物力，反而让背靠洋人的江浙立宪派逐渐出头了。
武汉这边就不用说了，武汉的进出口贸易额在1906年已经超过了上海，成为了中国排名第一的进出口贸易港。劳工党在中部地区的势力扩张，就是依赖武汉这个工商业中心作为动力的。袁世凯的北洋团体也是一样的，从山东的周村到天津，工商业中心成为了各个势力兴起的核心基础。
谁能控制这些工商业中心，谁也就等于控制了周边的地域。只不过和武汉所不同的，沿海地区的口岸城市虽然发展迅速，可它们大多都是受制于列强的工业和贸易体系，因此很难摆脱列强的控制。当列强切断了对于这些城市的贸易渠道，那么这些城市就没法自行运转起来，也就无力发挥出地区生产中心城市的力量。
所谓的舆论战争，实质上就是争取这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中的市民阶层，他们所倾向的势力必然会赢得舆论上的胜利，因为这部分群体所控制的资源正是当前中国能够从乡村中调用出来的大部分农业剩余，在列强无法干涉的情况下，谁获得了这部分资源，谁就能真正的主导中国。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和这部分城市人口进行对抗，那就是武汉正在乡村中推行的土地革命，通过对土地的重新分配，从而调整农村收入的分配，将过去地主掌握在手中的农业剩余转入自己手中，那么你就可以掌握比这部分城市人口更多的资源。
不过很显然，除了武汉的劳工党，其他势力是不可能做出这种行动的。毕竟当前中国除了劳工党宣称自己代表工农的利益外，其他势力都是主张自己是捍卫有产者的利益的。孙文所领导的同盟会虽然遵从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但是对于三民主义中的平均地权一项，几乎是遭到了大部分同盟会员的驳斥的。
虽然出了武汉之外，其他势力并不是很明确这场舆论战到底是为了争取那个阶级支持自己，他们只能笼统的把争取对象看做是全体国民。
但是北洋和同盟会还是自觉的维护了本团体和本阶级的利益。北洋作为汉人官僚地主的联合体，自然是反对满清的君主专制的，就连君主立宪制度也在两可之间，不过他们是反对批儒批孔的。
同盟会是坚定的反满主义，反对让满清延续下去的君主立宪制度，他们支持以真正的共和制度取代满清的君主制度，对于批儒批孔则表示有限度的支持。按照同盟会的主张：传统文化并不是全部是坏的，洗孩子倒脏水，不能把孩子也一并倒了。
在这样的激烈抗争下，康梁虽然还是坚持君主立宪制度，但是江浙立宪派已经开始犹豫，是否还要坚持君主立宪了。江浙立宪派虽然也有对满清抱有好感的人士，但也有不少人对满人是看不起的，只不过为了避免暴力革命下的改朝换代，这些人才会主张在旧的君主制度下进行立宪。
但是现在，国内两大实力派对于满清的延续都明显不支持，袁世凯在取得了锦州战役的胜利之后虽然没有公开的反对君主立宪政体，但是他也对满清的君主专制政体表示了怀疑，因为从咸丰去世之后，满清的中枢就没有正常过，接二连三的政变最终制造出了执掌朝政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使得国家不断的衰亡了下去。
袁世凯对来采访自己的记者问道，“梁任公常说，君主立宪是极好，似乎中国的事情大多坏在了没有立宪上。我对于君主立宪是不大了解的，但假如君主制度是如此之坏，立个宪法就真的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了吗？
按照武汉的说法，满清的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皇帝的权力不仅超过了外国君主，也远胜中国历朝君主，但这样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却被太后轻易的软禁在了瀛台达八九年，而天下人人装聋作哑，谁对这件事提出质疑了？
在我想来，所谓立宪就是让皇帝守规矩，而我国恰恰就是最不守规矩的，连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都能被一介妇人软禁，一纸文书真的能够让皇帝守规矩？那么皇帝要是不守规矩怎么办？我是想不出办法的，不知康梁两位先生有没有办法…”
第456章 摊牌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这件事上除了大骂袁世凯之外，其实什么都做不了。这个做不了，不是说他们手中没有实力对抗武汉和北洋施加的政治压力，而是说他们在理论层面上回答不了袁世凯提出的最后一问。
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从维新派转向了君主立宪派，但是两人的根本还是在君主的开明专制制度上，君臣之分际是相当明晰的，立宪是为了辅佐君主更好的统治，不是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所以他们才标榜自己是皇帝的忠臣。
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头并不理解什么是君主立宪，只不过从袁世凯本人的立场来看，恢复君主专制制度就是要求他交出自己的权力，这显然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而下面那些北洋将领的政治能力就更差了，他们只是觉得君主立宪论的支持者越来越多，所以就采取了随大流的选择。
各地的立宪派，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同样不理解什么叫立宪，他们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捍卫士绅的传统权利，随着中枢权威的衰落，列强不断的把势力深入内地，传统的官绅联盟已经没法对抗买办和列强联合起来的新势力了，追求一种能够维护自己权利的新秩序就成为了这些士绅们的追求。
也只有杨度等寥寥几人，才是真正的想要引入西方的君宪制度，来对旧的中国进行政治层面上的改造，以弥补洋务派只改革社会不改变政治造成的缺失。
简单的说，此时中国真正了解什么是西方君主立宪的，也就一两人而已，杨度和梁启超正在其中，但是后者还在装傻，试图把西方君主立宪的精神内核换上东方的传统思想，从而维护旧的传统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正因为康有为和梁启超只是心存对君主立宪的利用之心，试图以此来完成光绪亲政的目的，因此两人就没法对袁世凯的问题进行反驳。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提出限制皇权的主张，否则他们这一派内部就先分裂了。
虽然光绪帝看到报纸上刊登出来的对袁世凯的访谈论还是比较镇静的，他对身边的人说，“袁世凯本来就不是什么忠臣，难道朕还指望他支持朕吗？”
但康有为和梁启超却没法继续和袁世凯谈什么合作了，为了对抗武汉在军政方面不断增长的势力，康梁不得不提出了在君主立宪基础上的联合各方势力以对抗武汉，毕竟除了武汉和同盟会之外，其他各方至少是在名义上支持君主立宪论的。
而袁世凯推出的杨度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一度让康梁和江浙立宪派隐隐有了联合起来的基础，毕竟在建立君主立宪这个目标下，大家的合作还是存在希望的。
但是随着袁世凯这一问，康梁也没法再模糊自己的观点了，他们所追求的君主立宪论，目的就是为了让光绪帝重新回到政治中心，而袁世凯的问题则是要彻底的把皇帝变成虚君，假如他们同意了这一观点，也就意味着维新派要被清理出政治中枢了，因为他们是依附君主才能推行自己政见的实君派。
说的更清楚一些，康梁如果赞同了袁世凯的观点，那么现在围绕在他们身后的人就会完全散去，要么去投靠袁世凯，要么去投靠武汉，否则今后就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了，因为他们的政治道路被截断了。
此前在君主立宪论下各方的合作局面，在实君和虚君的分歧中宣告瓦解了。康梁除了大骂袁世凯之外，也确实没什么可做的了，除非他们抛弃自己的政见。
同样受到伤害的，还有被袁世凯专程请来推动君主立宪的杨度，杨度完全不明白袁世凯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一篇访谈论到底有什么意义，这让他过去数月里联合各方立宪人士的努力化为乌有。
除了康梁之外，其他各方支持立宪的势力，同样是希望在共同的君主下缔结一份平等的宪法的，他们愿意让袁世凯来当这个首领，但并不代表袁世凯可以凌驾于众人之上，那么袁世凯和武汉又有什么区别了？
光绪帝虽然声望不高，但好歹还有一个正统的名义，大家在效忠这样一位君主下制定平等地位的宪法，并不会觉得太过屈辱。可袁世凯现在摆明了要把君主撇在一旁，然后自己来当立宪派所效忠的领袖，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在一些人看来，虽然满清的道路看起来很难走下去了，可大家要是齐心协力扶一把，说不定还能创造同治中兴的奇迹，毕竟当前中国的问题在于外部而不在于内部。可若是要改朝换代，你袁世凯能抵抗得了列强的欺凌？
哪怕北洋获得了锦州战役的胜利，大家也不认为北洋就能抵抗列强的入侵了，毕竟俄国人的主力都被日本人给纠缠住了，北洋不过是捡了个便宜。其他且不说，如果没有日本海军击败了俄国的海军，大清拿什么去抵抗俄国军舰的肆虐？
假如袁世凯当国之后，大家还是要对列强卑躬屈膝，那么大家还不如做大清的忠臣，至少不会背负二臣的坏名声。说的更难听一些，若是不能保存大家手中的权力，那么倒还不如选个更能打的势力，至少能保全中国不被列强继续鲸吞蚕食，显然武汉比北洋更适合当国。
所以，袁世凯这篇访谈一经刊登出来，此前杨度好不容易才联合起来的立宪同盟顿时就瓦解了，这让杨度怎么能不愤怒。他怒气冲冲的跑去了袁世凯的府邸向对方请辞，哪怕袁世凯再三挽留也没用，最终袁世凯只能送上了一笔丰厚的盘缠，恭送杨度离去。
对于袁世凯突然改变对君主立宪的立场，他身边的亲信们也很是不解，于是便有人忍不住在私下询问道，“宫保若是担心君主立宪会加强皇上的权力，那么也可以等开启了君主立宪的进程之后再提出来，现在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了吗？”
对于亲信们的不解，袁世凯沉默了一阵后方才回道：“秦力山上次来拜访我，他向我问了一个问题，究竟那个君主还能再相信我，我想了半天，确实找不到答案。你们说，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这当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连续背叛了光绪和太后之后，不管谁当皇帝都不可能再相信袁世凯是忠臣了，哪怕武汉这种明白无误的反对君主制度的逆贼，现在在光绪眼中都比袁世凯可靠多了。
这个问题再往深处考虑一下就更加不得了了，假如君主立宪制度完成了，天下人重新对君主恢复了效忠，北洋真的还能被袁世凯所把持吗？就算袁世凯天天让北洋官兵喊，他们是吃宫保的饭，领宫保的饷，可要是朝廷不出钱，袁世凯拿什么养这支军队？
为了继承保持对北洋的控制，袁世凯就必然要割据地方，割据地方就等于反对中枢重新恢复权威，所以君主立宪制度要是能成，就等于是他在给自己自掘坟墓。所以此前试图用君主立宪联合各方对抗武汉的袁世凯，很快就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抛弃了君主立宪论。
反应过来的袁世凯的亲信们，自然不敢再继续劝说袁世凯继续支持君主立宪制度了。从袁世凯个人的角度来看，共和制度下他才有一线生机，君主制下他被清算是迟早的事，毕竟北洋为了生存下去，完全可以换一个领袖，而失去北洋的支持，他完全扛不住被朝廷清算的命运。
喧嚣一时的君主立宪浪潮，被袁世凯一篇访谈给重重的拦头一击，一时之间舆论就开始四分五裂了起来，由这种舆论的迅速转变也能看得出来，国内压根就没有什么君主立宪的基础，不过是大家听着声音最响亮的人往前走而已。
4月初，秦力山前往拜访光绪帝，希望能够和光绪帝进行单独的谈话。光绪帝于是邀请秦力山和自己前往后花园散步，在花园的小径上，秦力山直言不讳的向光绪帝说道：“其实我这次过来见皇上是代表着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而来的，委员会想要知道，皇上究竟是如何看待君主制度、君主立宪制度和共和制度的。
我们劳工党的立场是，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都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它们都挽救不了中国，所以我们是无论如何都要推动中国走向共和制度的…”
光绪停下脚步望了望池塘边正盛开的几株碧桃，思考了好一会才说道：“西苑要比整个庆王府都大，但是我能呆的地方不过是瀛台内的几间院子，那时我常想着富有天下的君王到底算什么呢？甚至连个小岛都出不去。
十年之前，谭嗣同他们告诉我，只有我才能救中国，但是，实际上我连他们，我身边的人，甚至我自己都救不了。我不知道共和制度能不能救中国，但至少君主制度是救不了人的。我对救国这种事情已经无能为力，假如你们认为对这个国家有好处，那么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第457章 涟漪
4月中旬，光绪帝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主要是针对这段时间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拥趸之间的争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声明中表示：不管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或是共和制，民众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算什么罪过，有清一代所实施的文字狱确实是一大恶政，也是本朝不能进步之根源。因此，国家想要革除弊旧，必先实现言论自由，非如此不能社会不能进步。
光绪帝的这篇声明虽然类似于五条誓文，但又比五条誓文更进了一步，因为五条誓文虽然声称诸事要决于公论，可并不能讨论天皇的地位问题。而此篇文章实质上打开了终结满清和帝制的讨论的闸门，使得革命党可以公开的讨论什么叫做共和体制了，之前这种关于共和的讨论只能在武汉治下和国外进行。
这篇声明极大的打击了国内的守旧士绅，甚至连朝鲜、越南、日本的民众都受到了震动，不管东亚各国对满人入主中国一事多么不以为然，但在满清统治中国200多年后，他们也还是承认了爱新觉罗皇室的正统性。
即便没有光绪帝的这篇声明，仅仅是武汉所代表的中国人试图推翻满清皇室这一件事，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动摇君主制度的基础了，既然中国人能推翻自己的君主，那么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的民众有没有权力推翻自己的君主？
而光绪帝的这篇声明则进一步动摇了各国民众对于君主制度的信念，过去那种认为君主的存续代表着国家存亡的理念，现在被君主和国家应当分离的看法所取代，为了国家能够延续下去，终结君主的统治也是可以的。
越南和朝鲜两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这一变故是最先接受下来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亡国的边缘，虽然这两国的民众曾经寄希望于自己的君主能够同日本那样发愤图强，通过维新变法增强国力，从而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但他们发觉自己的梦想终究不过是一场空罢了。
对此事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从印度返回的安重根，作为开化党的后人，他对于朝鲜的君主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尊敬，因为这位朝鲜王把王室的利益置于了国家之上，为了维系朝鲜王室的统治权，不惜在维新派、守旧派之间反复横跳，最终把朝鲜国的元气也给折腾完了。
为了打击亲近满清的大院君，朝鲜王支持开化党把日本的力量引入了朝鲜半岛。甲午战争后，随着开化党势力大涨，朝鲜王又扶持了守旧派把俄国人的力量引入了半岛。眼看着俄国人在半岛力量越来越强，他又再度和日本人虚以委蛇了起来。
这在种所谓的君主权术的政治平衡下，朝鲜失去了自我革新的最好的时机，随着这场远东战争的开启，日本大举出兵朝鲜半岛，可以预见的是，战后日本将会进一步控制半岛，朝鲜将再难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了。
去年12月归国后，安重根看到的就是日军官兵在国内耀武扬威，而朝鲜官民只能唯唯诺诺避让一旁为这些日军恭贺武运长久的场景，他一时都差点以为朝鲜已经被日本所殖民了。
从这些日军在朝鲜半岛毫无避忌的行动来看，安重根终于承认林信义说的是正确的，日本并无从俄国手中解放朝鲜的意图，他们只是想要把朝鲜变成自己的猎物。
安重根寻找关系试图让朝廷的高层意识到日本的野心时，却陡然发觉这个国家的上层几乎没人关心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地位能否得保，甚至为了自己的权位拼命的向日本靠拢，以洗刷之前他们错误的押注在了俄国身上的事实。
这些高高在上的两班们，包括朝鲜王在内，没人关心这个国家的未来会如何，也没人关心朝鲜民族的未来，他们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要怎样才能让旧的秩序延续下去。为此他们不惜向日本人跪下，做出摇尾乞怜的丑态。
最让安重根感到诧异的是，朝鲜自己都已经处于风雨飘零之中了，朝中一些“聪明人”居然还做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美梦。
比如“北垦岛观察使”李范允，受朝廷之命前往边境解决中韩之间的“间岛问题”，所谓的间岛问题其实就朝鲜国内的两班地主对佃农压榨太狠，使得这些佃农不得不流亡到国境外的荒地进行开垦以求生存，这原本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举措，但是满清对东北的圈禁政策和甲午战争后满清力量的衰退，使得越过国境的朝鲜流民越来越多，于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就变成了问题。
朝鲜流民越过的何止是鸭绿江和图们江，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也同样有着大批的朝鲜流民，只不过俄国国势强盛，朝鲜王国哪敢和俄国人讨论朝鲜人开垦的荒地就是朝鲜领土。
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后，朝鲜人开始看低过去的宗主国，甚至都敢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称朝鲜皇帝了，于是也就冒出了间岛问题。朝鲜自身还没从日本和俄国的控制下真正独立出来，但是朝鲜的一部分两班却已经隐隐有了帝国主义的矛头。
在和中国纠缠间岛的归属时，李范允就开始从边境地区的朝鲜人头上搜刮钱财购买军火和组建军队，试图用武力解决间岛的归属权了。而汉阳这边听说了这件事后不仅没有下令阻止，还给他调拨了一批军火，默许了他的行动。
也就是当时俄国把满洲当成了自己的所有物，不允许李范允的军队进入间岛，实际上俄国甚至想要解除这支武装，好进一步控制北朝鲜地区，间岛问题才被搁置了下来。
但是随着日本加入了这场战争，李范允的心思又活跃了起来，认为趁着中国无力看顾满洲之际，朝鲜应当把间岛纳入实际控制之中，这样战后也就可以和中国进行更加有利的交涉了。
而汉阳朝廷的一些两班们也觉得，这场战争日本或俄国不管谁赢了，朝鲜估计都要有所损失，因此倒不如顺手从中国身上捞一块土地回来，这样朝鲜失去的利益也就可以获得补偿了。对于国内土地已经被瓜分完毕的两班们来说，新开发的间岛垦区也确实是块肥肉，李范允只是随意搜刮一下就弄出了十几万两白银，可见这一垦区的富裕。
这些两班们压根不觉得中国会在这场战争中获胜，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死去的老虎上割肉，不会遇到什么风险。安重根收到这个消息时大为震惊，他立刻上书给朝廷，试图劝阻李王不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蠢事。
只是，李王这边还没有给他什么回复，那边李范允的败绩已经传回来了。战前对汉阳信誓旦旦的李范允，带着五、六千韩军进入延边还不到一周时间，就被延边的清军给击退了。韩军之无能，让日本人一度想要取消对韩军的征调了。
对于朝鲜人对延边的冒犯，日军是乐见其成的。一方面可以彻底的破坏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侵占朝鲜时不必再担忧中国人的反对；另一方面则是朝鲜人所侵占的中国领土，最终也会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何乐而不为。
但韩军的无能，让日军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抗议。日军进入中国境内劫掠牛马粮食，强征夫役，使用不值钱的军票强买强卖，早就让中国人感到不满了。在鸭绿江边境的中国伐木工人，因为忍受不了被日军强征夫役，甚至对日军的小部队展开了袭击。这一次，中国人也把账算在了日本人的头上。
因为张家口和锦州两役，日军对于现在的中国要比战前看重的多，而日本加入战争大半年后，国内的战争潜力也基本所剩无几，在接下来的对俄作战中，日军还需要中国军队进行配合，因此面对中国方面的抗议，日本方面也不敢在视若无睹。
按照日本陆军一些高层的看法，借着中国人的抗议直接解散朝鲜人的军队也未尝不是好事。日本人可不是说说而已，李范允的部队及南方的几支镇卫队就被撤除了，这就使得安重根的计划出现了偏差，他原本打算说服朝廷给他一支部队进入中国境内去支持中国的抗俄战争的。
但是因为李范允挑起了间岛冲突，中国人显然不可能再允许成建制的朝鲜军队进入国境了，而日本开始裁撤朝鲜军队的行为，又说明了日本对于侵吞朝鲜的行动再加快。假如他还是过去的安重根，那么现在就要陷入绝望了，因为根本看不到朝鲜未来的希望。
不过在和武汉的劳工党进行接触之后，他身后自然已经不是空空如也，武汉方面表示会帮其处理朝鲜武装力量进入中国境内的调解问题，但也表示这支武装的规模最好不要超过300人，以避免刺激中国边民的情绪。
于是安重根就开始了寻找革命同志的艰难历程，安重根把重点放在了侍卫队身上，这支由俄国人训练而成的军队，虽然数量不多但要比地方镇卫队要有军事素养，且大多识字，对于朝鲜的现状甚为不满。到了三四月间，安重根从千余人的侍卫队中拉出了五六十人，加上堂弟等其他同志招募来的200多人，乘坐着海军的运输船向着清津而去了。
虽然陆军想要解散朝鲜的武力，但是海军对此事并不热衷，倒是安重根海军陆战学校的背景及海军研讨会成员的身份，让他获得了海军的资助，从某个角度来说，安重根感受到了林信义所创建的海军研讨会的影响力。船只离开仁川港时，安重根也是长叹了一口气，他也不知下一次何时才能回来了。
第458章 恢复贸易
4月在内地时已经可以看到春天的气息了，但是在外蒙依旧还是白雪皑皑的一片，不过此时的外蒙气温也已经开始回升，不再如之前的几月那样动辄大雪纷飞了。
驻扎在各冬营地的牧民们，开始期待春天的到来，一些精力旺盛的小子开始前往营地之外探险，这一个冬天可把他们给憋坏了。
叨林的一个营地内，一些蒙古妇人正在做着午饭准备时，突然就有小子突然跑回来大喊道：“商队，我看到商队过来了…”
妇人们纷纷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一脸惊讶的看着跑回来送信的小子，很快就有男子从蒙古包内走出，虎着脸训斥道：小孩子撒谎是要挨打的。
也难怪大家难以相信，现在这个季节显然还不到商队往来的季节，叨林可是张库大道上的必经之路，这里的牧民实在太熟悉商队往来的时间，更何况现在可是战争时间，内地的商队已经有2年多没有往库伦来了。
不过很快就有性急的男子骑马出去观望了，商队对于草原上的牧民来说就是生存的甘露。毕竟光靠放牧是不可能让族群繁衍的，这也是蒙古人即便欠了商队还不清的债务，也不敢和商队中断贸易的原因。当然，随着俄国商人的到来，外蒙对于内地商队的依赖性大大减少，这才使得一些蒙古王公开始觉得过去的蒙债不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