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前，俾斯麦所主导的德国外交是很明确的，就是在外交上孤立法国，以三皇同盟化解俄国和奥匈对德国的敌意，支持英国同意大利、奥匈帝国订立地中海同盟和俄国敌对，从而迫使英国需要德国为其阻挡俄国的西进之路。
但是威廉二世上台后就先破坏了三皇同盟，并试图让德国走向对外扩张道路，老实说这个外交方向也不能说是完全行不通，只是威廉二世并没有那种贯彻到底的决心。
比如，现在俄国陷入在远东不能自拔的时候，威廉二世不是考虑彻底的摧毁俄国的可能性，反而又开始同情起俄国来了，觉得一个白种人国家不应当被黄种人所击败。因此，他试图趁着俄国陷入失败的边缘时，向对方伸出手，以此来恢复三皇同盟，从而瓦解法俄同盟。
也就是说，威廉二世在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快要看到曙光时，突然又想着往回走了，这显然是一种极为愚蠢的选择。虽然俄国现在确实需要德国的支持，但俄国现在更加不能失去法国这个盟友，俄国人很清楚，德国之所以需要俄国，是因为法俄同盟的存在，一旦没有了法俄同盟，德国还需要俄国吗？
以法国在俄国的投资规模，法俄同盟的解除，就意味着俄国经济将会遭到比战争失败更为严厉的打击，因此很显然的，俄国对于德国提出的和平建议采取了拖延措施，俄国可不希望让法国和英国以为，他们和德国已经达成了某种密约。
当然，威廉二世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态度在欧洲并不出奇，哪怕是社会舆论极度仇视彼得堡的美国，在听到了金兰湾海战的结果后，罗斯福总统也忍不住对国务卿说道：“我虽然希望俄国人在远东受到一些教训，希望他们的贪婪能够适可而止，可我也并不是想要看到这样的失败。”
简单的来是，这场战争俄国失败的程度已经有些超出列强的预估了，原本只是利益之争，但现在却变成了人种之争。英国在布尔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可好歹还是和白种人打，西藏和印度的冲突，勉强还能算是黄种人之间的战争，毕竟英国使用的并不是纯粹的白种人军队。
但是俄、中、日三国之战，确实是明白无误的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极大的激励了各有色人种反抗白人殖民的勇气。过去的几百年里，有色人种就没有真正的击败过一次真正的白种人列强，最多也就是击退了白人的入侵，但自己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可是这一次的远东战争，却证明了黄种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白种人的作战技能，从而击败白种人的。所谓白种人更为优等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这也是埃及人会为日本和中国的胜利庆祝的原因，他们不是仰慕日本和中国，而是把自己看成了黄种人的一员。
因此，当金兰湾战争的结果传到欧美之后，原本敌视彼得堡的欧美民众，突然就对俄国人产生了同情心，并认为这场战争应该结束了，毕竟他们并不想看到一场白种人完全失败于黄种人的大战。
3月6日，彼得堡皇村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以讨论远东战事是否应该持续下去，海军大臣阿韦兰上将、陆军大臣萨哈罗夫、宫廷大臣弗列杰里克斯伯爵、弗拉基米尔大公、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以及陆军、海军上层将领出席会议，沙皇亲自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提出了四个问题：
第一，基于俄国当前状况，为了协助库罗帕特金在远东作战中达成克敌取胜的目标，我们能否满足他所提出的要求？
第二，近期，敌人如突击奉天、哈尔滨、伯力，我方现有兵力能否击退敌军？
第三，假如我们在奉天或哈尔滨失败，在缔结和约时，中国东北将导致何种结果？
第四，是否应该立即尝试缔结和约？
结果萨哈罗夫将军在会议上这样说道：“就目前的局势而言，不能结束战争。在我们完全战败，没打一场胜仗甚至没有任何成功事迹的情况下，议和是耻辱的。这将有损俄国的声望，并且使俄国长期脱离强国行列。这场战争必须继续进行，不为物质利益，只为洗刷污点，在俄军有所成就前，这个污点将一直存在。如果战争未以胜利告终，那么国内的纷争也将无法平息，甚至无法缓和。”
海军中将杜巴索夫附和称：“无论和谈条件如何，它们都将对俄国的声望造成沉重的打击。对于未来的俄国而言，这种失败堪比‘重症顽疾’。”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在进行最后的会议总结时提出：“平心而论，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和谈条件，那么战争就得继续打下去。”
于是，一场为了结束战争而召开的特别会议，最终变成了把战争继续下去的下决心会议，因为谁都不愿意承担起因为战败而导致求和的责任。会议最终决定继续给库罗帕特金增兵，务必取得一场胜利之后再谈和平的问题。
俄国人拒绝了和平的消息，倒是让日本人松了口气，战争打到这个承担结束，对于日本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日本并没有在大陆上取得优势性的地位。现在结束战争，日本最多也就拿到黄海和日本海的海权，还有整个朝鲜半岛而已，中国人不可能把南满让出来，而俄国也不可能把滨海州割让给日本。
但是德国和美国方面兴起的和平主张，倒是让日本有些左右为难了起来，日本人很清楚自己是没法对付两个以上的列强的，日英同盟对付的是向日本发起进攻的多数敌人，英国人显然不可能为了把日俄中三国战争继续下去，就去阻扰德国和美国的和平主张。
因此，假如此时俄国接受了德国方面的建议，然后拉拢美国做中间人进行和平谈判，那么日本虽然在海上赢得了胜利，可终究是得不到什么真正的好处的，因为俄国在远东的实力还在，而中国人肯定会接受和平，他们要的只是俄国从自己领土上撤军而已。
现在俄国主动的拒绝了外交谈判，也就给了日本一个在战场上结束战争的机会，现在只要日本能够在大陆上完成一场决定性的会战，那么至少俄国在南满的特殊利益就不能不转让给日本。如果这场大战能够把俄国人的士气完全击溃，那么滨海州这些地方，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一下的。
当然，战前所设想的把俄国势力赶到贝加尔湖以西的计划，陆军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俄军对哈尔滨看的太紧张了，日军现在连哈尔滨的边缘都没有摸到，更别提贝加尔湖了。
俄军也好，日军也好，都忙着准备奉天会战以分胜负时，蔡锷也正坐着专车穿越太行山。3月初的太行山上依旧还是黄色的衰草和皑皑积雪交织的景物，不过在沿途经过的桥梁和道路边，蔡锷能够看到许多工人都在紧张的忙碌着。
在大量的人力和资源的投入下，正太路的建设速度迅速的提升了上来，3月3日时，从石家庄到太原之间已经完成了第一次通车。当然，这种通车并不代表着整条路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而是为了确保军事运输的要求，许多地方进行了临时通车的加固措施。
虽然这种做法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和投入，但是却使得武汉到太原之间完成了铁路联系，极大的提升了运输兵力和物资的速度。蔡锷看到这一幕还是相当满意的，正如他这一趟南下说服了田均一等中央委员支持自己的计划一样舒心。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之后，他现在可以只考虑接下来的作战问题了。晚上六时，列车抵达太原车站，蔡锷下车时看到了站台上等候自己的徐锡麟，两人一边向车站外走去，一边就交谈了起来。
徐锡麟等候蔡锷，主要还是就军队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交流。蔡锷这半年多时间主要忙整军和训练事务，毕竟哪怕是满清眼中的新军，在他眼中也只是拿了新式武器的军队，而不是真正里外一新的新式军队，没有一支可靠的了解战术的军队，显然是难以完成他的作战计划的。
而徐锡麟北上之后主要是负责三件工作，赈灾、土地改革、民族问题。地方上的工作需要军队以武力进行震慑，而军队的建设也需要地方上的支持，因此双方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融洽的。蔡锷觉得，徐锡麟并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不近人情，他很喜欢这种公事公办的风格。
第452章 晋商
晋商这个群体，起于明而盛于清，明代以边贸和垄断边军的盐、粮供应为主，到了清代则进一步成为了清军的后勤供应商及对蒙贸易的垄断商人，并于清末转入了金融业。
在大清银行没有建立之前，山西钱庄每年就要从山西汇出2400万两白银，山西全省每年田赋税收两项收入約共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民间汇出的白银已经超过了朝廷的现金。
大清银行成立时，朝廷也是给了晋商机会的，想要让晋商出面组建大清银行，不过对于已经形成私人金融业格局的晋商来说，官办银行对于私人资本限制太多，加上晋商传统的财不露白的思想，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一机会。
或者其他人以为是这些山西土财主不懂新式银行的奥妙，才会让一群江浙丝绸商人捡了便宜。但实际上晋商都已经在莫斯科购下了一条街，又怎么不会不了解银行和钱庄、票号的区别呢？
真正的事实在于，江浙丝绸商人背靠上海，身后有各列强的支持，他们并不担忧朝廷会吞没自己的本钱，因为他们的本钱就是从列强银行手中借的。
但是晋商不同，晋商和俄国人之间打交道虽然时间更久，可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本国自己都缺乏资本，需要获得西欧各国资本的注入，自然就更加不可能去扶持晋商的金融资本。相反，俄国人倒是很想把晋商的资本留在俄国，为俄国的商业做出贡献，因此在开办银行这件事上，晋商其实是没有外援的。
凭借着晋商对蒙贸易的垄断，虽然晋商的对俄贸易被现代科技所打败，但好歹还能靠着蒙古人继续吃肉喝酒，因此晋商也就选择了保守主义。
在晋商看来，只要朝廷还在，那么晋商在内外蒙的生意就能维持下去，他们的钱庄、票号也就能够靠着对蒙贸易支持下去，毕竟这是几百年形成的格局了，朝廷各个部门都在这盘生意里有好处，谁能动？谁敢动？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把太后和皇上都赶出了京城，确实让晋商群体紧张了一阵，不少人加大了对于俄国的投资，也确实有迎接改朝换代的打算，就像大明快完了，咱们就去投大清的故事。不过之后两宫重新回京掌握了朝廷，看起来朝廷的统治反而比庚子前更加巩固了，因此晋商们自然又放松了下来。
但是武汉的兵变给了晋商们一击，这些武汉人起来造朝廷的反，但是却首先革了钱庄和票号的命，汉口银行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清除了汉口钱庄、票号过去的秘密经营原则，迫使这些钱庄的经营必须要在自己的管制下进行运营。
虽然一部分钱庄、票号撤出了汉口市场，钱庄、票号最为反感的就是让外人，特别是官府知道自己的运营模式，因为他们的存款有很大一部分和贪污腐败是分不开的。假如他们把自己的业务开放给官府监督，这就意味着许多贪官压根就不会再和他们发生联系。
比如，钱庄生意最好的一个项目，就是向候补官员提供贷款购买实缺，然后在其上任后提供如何贪污腐败的计划，从而收回贷款，这种项目是能够给官府知道的吗？
因此，对于武汉兵变，晋商实际上比朝廷还要痛恨，一度主动向朝廷借款以平乱，只不过朝廷的兵马实在不能打，他们的这一次投资也就打了水漂了。就在晋商们考虑着这朝廷还能存在多久的时候，俄中战争又爆发，这又堵死了他们向俄国转移财产的时机，也因为这场战争损害到了晋商的对蒙贸易，因此一部分晋商还是支持朝廷的对俄作战的。
但是令晋商失望的事，朝廷还是挡不住俄国人的进攻，反而让武汉就此做大了，原本在南方的武汉势力就此入侵了山西，并借助战争对地方的经济管制的机会，直接把手伸向了对蒙贸易，并在山西推动了土地改革。
1907年正月过后，太谷、祁县、平遥的钱庄、票号股东们齐聚于祁县渠家，就晋商面临的困境向渠家的当家人渠本翘讨个主意。渠家虽然在晋商中发家较晚，渠本翘在商业上也远不及乔致庸这个亮财主出名，但他是进士出身，又崇尚新学，因此在山西教育界相当的出名。
武汉势力进入山西后，许多满清旧员都被清理革职，但渠本翘却因为开办了祁县中学堂而被武汉赏识，令其主持山西教育委员会，以推动全省中小学之建设工作。
乔映霞在渠家待了大半天，借口担忧祖父的病情告辞回家了。回到家中后，他就去拜见了已经卧床不起的祖父乔致庸，89岁的乔致庸今日的气色还不错，见到孙子回来便随口问道：“他们跑去渠家是想做什么呢？”
乔映霞想了想便说道：“不过是想让表叔出头，让那边放他们一马。不过我看，多半成不了。”
乔致庸饶有兴趣的看着孙子问道：“为什么成不了？”
乔映霞不假思索的回道：“我们山西人经商总喜欢围绕着官员打转，只要投注的官员青云直上，那么自家的生意也就能跟着水涨船高。
但是今时已经不同往日，武汉那边提出：要革旧时代地主老爷们的命，成人民共和之新时代。对于官员的贪污舞弊行为尤为痛恨，对于那些整天想要拉官员下水的商人，他们又怎么会有放一马的念头。”
乔致庸先是微笑着点了点头，但很快又摇着头说道：“你说的是表面的道理，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内里的道理吗？”
乔映霞沉默了好一会，还是摇着头向祖父请教什么是内里的道理。乔致庸这才说道：“内里的道理就是，朝廷自己办不了事，所以需要有给他们办事的人，大家围绕官员打转，其实就是希望让官员上去后挑选自己来办事。
但是武汉那边是不同的，他们自起事以来都是自己在办事，你看看这法国人修正太铁路和英国福公司开采山西煤铁矿产两事，不就是朝廷自己不能修铁路和开矿，所以才让洋人钻了空子么。
我山西人反感的是洋人修铁路和开采煤铁矿产吗？不是，是反感朝廷撇开了自己人，让别人来修山西的铁路，挖山西的煤铁矿。所以武汉人从法国人手中拿回了正太铁路的修建权，从福公司手中拿回了山西煤铁矿开采权，可大家并不以为这是好事。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武汉不是朝廷，他们不需要其他人来给自己办事，他们自己就能把事给办了，那么我山西商人以后还有容身之处吗？所以，大家自然是要反对武汉支持朝廷的。”
乔映霞在脑子里想了想祖父的话，觉得确实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分田地或是整理蒙债，实际上都是在清理一部分食利者，这些人除了收田租、收利息之外，基本就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现在武汉不准他们躺着收田租、收利息了，他们怎么能够忍的下去。
不过他很快就对着祖父说道：“朝廷对付不了洋人，洋人对付不了武汉，他们连朝廷都对付不了，难道还能让武汉退让了？”
乔致庸点了点头认同了孙子的看法说道：“所以，他们想要找你表叔出头，其实没啥作用。哪怕你表叔再怎么被人敬重，可想要在这个问题上和武汉对着干，那么下场不会比京中的那些满人王公更体面，这就是武汉想要建立的新时代的根本，不会允许有人和自己唱反调的，我们乔家也确实要换一种活法了。”
乔映霞沉吟了片刻后开口说道：“祖父说的是，今后我们必须要做实事才能活下来，想要拿着土地和票号收租金、利息，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渠本翘的看法也和乔致庸差不多，他拒绝了为这些晋商向武汉方面求情，反而劝说大家要积极的配合武汉所颁发的各项政策，主动的把土地交出来、并清理对蒙债务。
和晋商群体对于武汉推动的土地即边贸政策不满相比，山西及内蒙的农牧民则对这些新政策则是欢迎和支持的。雁北地区的农民就不说了，因为武汉积极的赈灾和击败了俄国军队的入侵，这一地区的民众几乎是毫无疑义的就接受了武汉发布的各项政令。
而口外的察哈尔、绥远地区，一开始还对武汉所代表的汉人武力表现了担忧，因为金丹道起义，该地区的蒙古人对汉人武力都有着一种警惕心理。而金丹道起义的根源，就在于蒙人王公打着民族歧视的旗号对汉人移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按照蒙古王公的命令，对于那些擅自砍柴的汉人，一律是处死的，有的甚至是处以虐杀，以震慑汉人移民。
金丹道起义，汉人对蒙人的怨恨发泄到了普通蒙古牧民身上，于是就形成了民族仇杀。这种仇视到了什么程度，李鸿章的淮军虽然是剿灭金丹道农民的主力，但是面对蒙古人对汉人移民的残忍都看不下去了，多次出手阻止蒙古骑队对起义农民进行屠杀。
庚子国耻之后，清政府派遣理藩院尚书衔兵部左侍郎贻谷来绥远督办内蒙西部地区垦务，意图为清政府开拓税源，规定开垦蒙地"押荒一半归蒙，升科地租全归蒙旗"。
实质上就是让朝廷对那些已经开垦的蒙地进行征收押荒金，从而侵占了大批的熟地，并把许多好牧地给圈了起来，这就得罪了蒙汉两族人民。
1905年，乌审旗爆发了独贵龙运动，以海留图为中心，进行抗垦斗争。宣布反对王公出卖土地，拒不缴纳各种赋税等。在这一运动中，既出现了反抗朝廷的主张，也出现了排斥汉人的思想。
毅军驻扎在绥远等地，除了警惕汉人移民之外，也是为了镇压蒙古民众的反抗。武汉接管了雁北、绥远的防务之后，虽然获得了本地汉人移民的亲近，但并没有获得蒙古牧民的好感。
不过，随着武汉将大量的生活用品代价输入草原，打破了晋商的垄断，又开始清理垦务和蒙债后，蒙古群众开始逐渐的信任起了武汉所代表的力量。
第453章 徐锡麟的工作
对于从肃反起家的徐锡麟来说，晋商的这些小动作他自然都是一一看在眼里的，只不过当前北方工作的重点是服务于对俄作战和支援北京城内的国会民主运动，对于地方上还没有全面清理旧势力的计划，因此对于北方的地方上的工作主要以谁出头就打击谁的准则，对于那些私下串联但无实际行动的群体，只作关注并不先行打击。
倒不是说徐锡麟经过了南方肃反运动后，在党内同志的不满意见下思想趋向于保守了，而是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方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党内一些同志无法接受，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革命方向是错误的，至少田均一还是支持党的纯洁化运动的么。
他从光复会转向劳工党，就是因为认同了劳工党的革命纲领是正确的。此前他和光复会的同志们在一起只能痛骂满清，对于推翻满清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几乎没人能够拿出一个确实的蓝图来，大家对于革命的坚持，不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在于标榜自己和满人是如何势不两立的。
此种以排满主义为导向的革命道路固然很能刺激青年们的革命情绪，但是在真正落实革命计划时，稍稍讨论一下敌强我弱的形势就会被视为有向满人屈膝的想法了，因此光复会内完全不能讨论现实问题，只能谈如何针对满人的革命行动，越是激进的方案越是代表了革命的前进方向。
光复会确实拿出了不少行动方案，但是光复会出现的叛徒也是最多的，因为光复会只要拉到人就谈革命计划，有的人也许确实对朝廷不满，但还没有做好暴力推翻满清的准备，因此被鼓动参加了光复会时也许会表现的很积极，但是回去之后大多会反悔，最终就会去告密。
这也就造成了光复会内部的同志关系其实很紧张，因为大家都很担心有人会出卖自己，因此动辄就喜欢逼迫新进党员去实施不具备条件的暗杀行动，使其没有回头路可走。有人虽然通过了考验，但并不代表他对逼迫自己的党员不反感，因此光复会内部的派系斗争比同盟会都要厉害。
徐锡麟在武汉待了几个月就脱离光复会加入劳工党，未尝不是对光复会内部的派系斗争感到了厌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劳工党的革命纲领非常的贴近现实，不像光复会那么的偏激和没有实在感。
劳工党虽然也很重视党员的可靠性，但这种可靠性并不是依赖于上下级或老新党员之间的无条件服从来考验的，劳工党对于党员的思想考验是通过对党的纲领的认同与否来完成的。
徐锡麟觉得这点就很好，比几个老党员整天把自己当成了革命的化身，新党员不服从自己就是不认同革命的做法要强的多。
当前劳工党最基本的一条纲领就是推动土地革命以消灭地主阶级，不接受这一条当然就不是同志，就算接受了这一条，如何消灭地主阶级的道路，也很容易就把党内分成了左中右三派。
徐锡麟是主张全面没收地主土地进行无偿分配的，他和田均一等几人一样，虽然家里有着大量土地，但并不认为土地革命需要对地主进行补偿。
田均一有一番话就很说到了他的心里，“所谓给地主以没收土地的补偿，这个补偿谁来出？难道国家有这个钱补偿给地主吗？还不是要求农民和工人来出？
我们假如这样做了，也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地主对于土地的私有产权是合理的，否则为什么要给与补偿？既然我们认为土地私有产权是合理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求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的所有权就是一种掠夺，而不是出于：劳动者创造世界，所以劳动者拥有世界。
我们没收地主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土地的私有制，虽然我们现在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但并不是为了造就一批小的土地私有者，而是为了让劳动者明白自己才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的公有制是建立在共同劳动而不是国家所有的垄断经营上的。
消灭地主阶级，不是从物理上消灭地主的肉体，而是从生产关系中消灭地主这一食利阶层，将这一食利阶层改造为劳动者。也就是说，过去的地主阶级被改造为劳动者之后，同样拥有公有制经济中属于自己的劳动权利。
而所谓的给与地主阶级以经济补偿，实质上并不是在消灭地主阶级，而是把这一食利阶层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了下去，他们并没有被改造为劳动者，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彻底，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不劳而获的阶层，也就意味着革命迟早会被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者所颠覆。”
徐锡麟是完全认同这番话的，他投身于革命就是为了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否则的话还搞什么革命？这个坛子不能动，那张桌子不能移…这不叫革命，充其量也就是搞搞清洁运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是清洁运动，实践已经证明，清洁运动救不了中国，甚至连满人王朝都救不了。
就像田均一和他单独谈话时说的，“我们党内很有一部分党员只想着革别人的命，但坚决反对革自己的命，这样下去党就算推翻了这个满清朝廷，最后建立的也不过是一个劳工党的新王朝，人民依旧看不到解放的希望…”
徐锡麟深以为然，他认为对党的纯洁化运动应当不间断的进行，把那些试图躺在功劳簿上睡觉的老党员时不时的赶下领导岗位接受群众教育，才能够维护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之所以许多党员反对肃反的扩大化，其实就是因为革命革到了党员头上，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了而已。
因此虽然被赶到了北方工作，徐锡麟对于武汉的政治动向还是相当关注的，毕竟北方的工作是不能脱离武汉的支持的，假如武汉的政治方向出了问题，那么北方的政治工作也就会出现问题。
相比之下，蔡锷对于政治上的关心就要稍弱一些，他更加重视国防问题。不过这一次他在武汉和田均一进行了多次的私下交流，最终还是给徐锡麟带回了不少有用的政治理念。
两人在单独的交流中，蔡锷首先代表田均一转达了对于徐锡麟在北方推动的土地革命及清理垦务、蒙债等工作的支持，但很快他就说道：“不过，田均一同志依然是支持民族自决原则的，关于这个问题，他也同林枫同志进行过交流。
林枫同志认为，新的共和国不应当继承满清的法统，否则就会变相的承认了征服者体系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共和国并不能开创出一个真正的属于人民的新时代，而只会成为当前全球殖民体系的一部分。
当本党认同了满清的法统之后，必然会失去领导亚洲人民反抗殖民帝国主义的法理，因为本党已经承认了满清征服中国是有效的。这也同时会激发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通过对满清反抗来完成本民族独立建国的理论，汉族可以反满，难道其他少数民族不能反满吗？所谓汉族继承满清法统，不就是汉人继承了满清对各少数民族的压迫传统吗？
今日之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衰微的时代，中国所面对的外部的敌人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假如汉人自称自己继承了满清之法统，那么就意味着外部敌人可以通过满人入主中国的方式入侵中国，而各国人民是不会对汉人有所同情的。
既然你们选择了征服者的法统，那么自然就该承受武力不足时被入侵的可能性，这就是西方所崇尚的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一边认为满清对各民族的屠杀是民族融合的过程，一边反对外部敌人对本民族的屠杀，这样的双重标准怎么能够服众？
中国之自立必须建立在民族自决之原则之上，因为民族自决原则正是当前世界广大被殖民种族最容易认同的普遍性原则。建立在民族自决原则之上的新中国，才能带领亚非拉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从而最终摆脱本土的被殖民状态。
那么什么是民族自决原则？谁能代表本民族做出自决的选择？这才是劳动党应当认真的去研究的。难道说那些支持满人殖民中国的汉人地主士绅能够代表汉民族做出自决吗？不，只有各民族的劳动者才能决定本民族的未来，对于那些反动的各民族上层人士，要进行彻底的清算，才有民族自决的可能。
比如，满清对于准噶尔部族的屠杀，外喀尔喀蒙古王公和内蒙古王公在这场屠杀事件中的立场，不让蒙古人民做出批判，反而让这些蒙古王公代表蒙古民族来发表什么民族自决的言论，这不叫支持民族自决，这叫对阶级敌人的投降主义。
劳工党应当坚定不移的支持各民族自决，但绝不能让那些反动阶级以民族自决的原则挑动各民族劳动阶级的互相对立，劳工党必须要帮助各民族的劳动阶级对上层阶级进行彻底的清算，并对各民族的劳动者进行阶级教育，从而让他们真正的明白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自决原则。
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各民族的劳动者觉悟还不够，他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的阶级利益是什么。因此我们应当允许一部分愿意改造自己的民族上层人士加入革命的行列，但不能过多的指望他们…”
徐锡麟反复的就民族自决原则的问题和蔡锷进行了沟通，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蔡锷带回的说法，修正了自己对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反抗情结。
第454章 突击计划
徐锡麟之所以能这么快的被说服，是因为他来到北方之后参加了边疆的实际工作，发觉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内地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在内地时，他只能感受到汉人被满人的压迫，但是在边疆地区则是各民族的上层对各民族的底层的普遍压迫，而满清又通过分化各民族的政策挑起了民族对立情绪。
比如金丹道起义，在汉人看来就是对蒙古人欺压汉人移民的一次农民暴动，但是在蒙古人眼中则是汉人对蒙古人的大屠杀。独贵龙运动，一开始是贫苦的蒙古牧民和被压榨的汉人移民联合起来的反垦荒政策的反抗活动，但是随着一些蒙古王公的加入，独贵龙运动就转向了蒙人排斥一切汉人移民的独立运动。
蒙汉底层人民的阶级斗争在斗争中被民族主义带偏，最终形成了民族间的对立，就是因为缺乏真正的民族自决原则，底层的劳动者为上层反动统治者所操纵，把自己所受到的压迫转向了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最终民族间的矛盾就压倒了其他一切问题。
就好比梁启超试图创造出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以掩盖历史上所发生的满人入关制造的各种大屠杀事件，同治回乱回汉两族互相发起的种族灭绝屠杀，满人对准噶尔部族的种族灭绝政策等，但谁会接受这样的欺骗？武昌兵谏时，初期满人试图对汉人实施屠杀，满人会在乎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吗？后期汉人占据优势的时候会因为中华民族放弃对满人的报复吗？
梁启超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过是一个大一统王朝还能控制局势时，以强力的国家机器把各民族的不满情绪强行压制了下去，而不是解决了问题。一旦这个大一统王朝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必然会以百倍千倍的怒火消灭这个口头上的民族。
民族自决原则，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历史上的民族仇恨，在承认了各民族的文化和习俗的差异下，支持各民族劳动阶层对民族上层的清算，从而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历史上的这些屠杀事件都是各民族上层所发起的，底层不过是受蒙蔽者和被动的卷入者。
通过各民族劳动阶层对上层反动分子的清算，当蒙古人不为成吉思汗骄傲，满人不再鼓吹努尔哈赤和黄台吉，汉人不再把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当成祖宗时，各民族自然也就化解了历史上的仇恨，民族团结的基础也就形成了。
所以，最反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究竟是什么人呢？自然是那些各民族的上层分子和自以为是民族上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反对的是民族自决吗？不，他们反对的是在民族自决原则下所体现的阶级斗争理论。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他们不能再通过挑起民族矛盾来转移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了。
蔡锷自然也是被田均一如此说服的，当他意识到民族自决原则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起一个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和解基础后，他自然也就转向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至少在这一原则下，他就不必担心外蒙古各部完全的站到俄国人一方去了。
徐锡麟对蔡锷就民族自决原则的反复询问，最终还是和自己在实践工作中遇到的民族问题联系了起来，他确实的意识到民族自决原则可以解决自己手上的许多民族问题后，自然也就改变了原本就已经动摇了的汉民族主义。
和徐锡麟沟通完毕，蔡锷就继续启程向着大同方向前进了。在路上，蔡锷不时看到有部队正在向着大同行军，这些正是整编后的第十四师各部，也就是原山西新军，看到这些部队在行军中的士气都很高昂，这让他心情非常的舒畅。
去年夏天张家口战役结束之后，蔡锷就开始了整军行动，主要是把山西新军和毅军纳入到工农红军的体系中来，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毕竟这两支军队保留了太多旧军队的痕迹，还有着极深厚的地域山头主义。
如果不是这两支军队长驻塞北，对当地的环境、气候已经相当习惯了，加上时间又不太够，蔡锷觉得把这两支部队解散了重新征召两支都比整编他们要简单一些。毕竟新征召的部队可以完全按照他的想法去组建和训练，而这些旧的部队则需要不断的同工农红军的体系磨合，还要改正他们的坏习惯。
也就是在这样的整军过程中，蔡锷第一次意识到了政委体系和士兵委员会的重要性，假如没有这两个组织，那么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把这两支部队改造过来，毕竟他手上可没有这么多干部，可以把这两支军队中的军官全部替换掉。
政委体系对旧军队的思想上的改造，士兵委员会对旧军官们的监督，让工农红军迅速的掌握了这两支部队，接着对一部分老迈官兵的退役，又进一步削弱了旧军官们在军中的影响力。于是，原本士气萎靡不振的两支军队，现在看起来已经和武汉的工农红军看上去没什么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