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地震带上的岛国来说，危机感始终伴随着每一个日本人，对于日本人来说，强大的团体至少能让自己活下去，而弱小的团体只会让自己变成猎物。汉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是建立在白江口之战和万历朝鲜之战上的，当日本意识到汉人的文化不足以保卫汉人自己后，日本人也就开始真正远离汉文化了。
像吉田茂这种从小学习汉学的日本精英，虽然对汉文化的典故如数家珍，他四岁上学，十一岁入耕余义塾就读，主要学习汉学，中国及西欧诸国历史，但日清战争之后便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最终接受了英国的法律和外交方式。
他对于中国没有传统日本文人那种精神上的故乡之感觉，反而认为中国是距离日本最近的未被列强所占领的最后一块沃土，日本想要成为列强，就必须要把这块沃土吞噬下去。自小学习的汉学，反而被他视为了打开中国人心的钥匙和吞并中国的工具，他丝毫没有和中国的汉人有什么文化上的共鸣。
其在东北短暂的外交官经历，也让吉田茂再一次加深了汉人无能力治理国家的印象，虽然中国人能搞一些商业，在农业上也相当的有经验，但是他们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国际社会的准则一无所知，这些中国人依旧生活在中世纪。
吉田茂甚至还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人不懂什么叫公共事务，也没有什么公共道德可言，中国人把国视为皇帝的家产，所以国家兴亡是皇帝的家事和国民无关。同样的，中国人只关心自己的家事，对于其他人的事情漠不关心，所以在中国没有什么公共事务可言，也就不能发展出西方的城市自治组织。
中国的乡绅虽然会承担一些诸如救灾、治水的公共事务，但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地方的秩序，以避免自己的生活受到打扰，而且土地几乎都在士绅手中，所谓治水其实就是给自己谋求好处，自然也算不上是什么公共事务。
吉田茂总结道：中国的人口超过了印度，有四万万之众，是全世界一等一的人口大国，但这四万万民众不过是四万万自私自利之徒，他们不会为了旁人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畏惧强权又热爱强权，只要给他们一丁点权力，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为给众人谋利，而是要为自家谋利。
所以四万万人不过是四万万散沙，所以满人可以以不到百万人口统御中国，这正是汉文化的落后之处。满人既然能够以落后但团结的小族统治中国，日本自然可以凭借先进的国体入主中国。
吉田茂甚至还打趣道：“满人常说，今日中国之辽阔疆域都是满人打下来的，大明不过只有内地十八省，其他地方都是满人带给中国的嫁妆。那么我大日本帝国征服亚洲，然后入主中国岂不是更理直气壮？英国人要是当了中国皇帝，大英帝国的荣誉自然也是中国的荣誉，可见中国人是容易被征服的，因为汉文化就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献媚的文化。”
不过吉田茂在抵达武汉之后，他在东北树立起来的对中国人的愚昧且自私自利的印象算是被彻底粉碎了，武汉是一座新城，这种新不是单指城市建设，而是连城市文化的内核也是崭新的。
在中国，西化的城市其实不少，广州、上海、天津都是较早开埠的港口城市，同时也是列强不断展现其自身实力的地方。其中上海的租界不仅成立较早，且发展速度也远超其他港口城市。
1845、1848和1849年，英美法三国，分别再上海设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之后租界地方不断扩大，到了1908年上海租界的面积已经超过了上海县城的面积。
英国人在经营上海租界上是不遗余力的，南京路和外滩作为公共租界的核心，到处都是西式建筑，英国人还在租界内建立起了西方的城市公共事业。如果不去瞧租界以外的贫民窟的环境，那么上海公共租界确实是远东最出色的现代城市街区，不管是从建筑的样式和现代的城市公共服务来说，都不比欧洲的大都市差。
不过要是把租界外的贫民窟也视为上海的一部分，那么上海这座城市和加尔各答也没啥区别，老爷们住在白区，下等人住在城市边缘的黑区，白区的富丽堂皇和廉价周到的服务，是建立在对城市边缘的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上的。
所以上海这座城市看不到多少中国人的东西，这座城市就是为白人殖民者服务的外来之城，城市里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是为白人所有，中国人在这座城市里的形象只有黄包车夫、跑街、妓女、苦力、瘾君子，你看不到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绅士住在这里，因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不是中国人。
这样的上海虽然繁华，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有恐惧，他们把上海称之为魔都，认为白人把中国人吞噬在了这座城市的底部，变成了城市不断扩张的基础。相比之下东京虽然被称之为大乡村，但好歹东京还是属于日本人的。
武汉同样有着许多西方建筑，德国人在这座城市的建设上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事实上德国自己也是一个才开始城市化不久的新工业国，柏林就是一座新的城市。所以德国人在武汉，主要是汉口和汉阳两地进行的建设设计，极大的借鉴了柏林城的建设经验。
但是德国人不会把这座城市称之为德国的武汉，因为城市的主人是中国人，他们不过是被委托了城市建设的设计任务。虽然德国人倒是很想把武汉变为和上海一样的，属于德国人的地盘，甚至愿意拿胶澳的租借协议来换，但是德国人终究压制不住武汉的工农兵政权，自然也就没法如英国人那样在武汉建立起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
让吉田茂感到震惊的就在于这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洋人都是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权人士，虽然这引发了许多矛盾，但是中国的官员本身就是特权阶层，中国人和洋人的矛盾在于洋人是否也和官员一样不受法律约束，而不是任何特权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许多中外矛盾都是士绅和洋人的对抗，洋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其实主要是传教问题，而不是洋人的特权问题。
中国的平民承认官员有特权，但是洋人不当官就不应该有特权，所以当一个洋人普通百姓获得了官员的特权后，对于平民的认知就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因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特权这玩意不是士绅的特权，而是强盗的特权。只要能打的过朝廷，那么就算平民也可以获得特权。这样一来，原本对于封建体制的盲从心理就破灭了。
义和团运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平民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否定，拳民试图通过武力来获得和洋人一样的特权。不过八国联军用武力把义和团运动镇压了下去，这使得北方的民众不得不承认洋人确实享有和官员一样的特权，因为他们都有着强大的力量。
吉田茂在东北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中国社会，不要说那些白种人在东北可以享受特权，就连日本人在东北几乎也不会受到法律的约束，中国的平民对于任何洋人都采取了温顺的屈服姿态，完全不能想象就在几年前，这些中国平民还试图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中国。
而在武汉，不要说日本人，就连白人也不能拒绝警察的问话和检查，武汉也是日本浪人绝迹的一座城市，就算有浪人来这座城市，也会挂上一个正当职业的招牌，否则就难以在此地立足。
在吉田茂眼中，这里的警察制度和东京没什么区别，甚至比东京更加的严密，因为东京的警察不会寻求市民的帮助，而在武汉这里，警察和市民之间的关系要融洽的多，在抓捕小偷时，常常看到市民出手协助警察。
在一座新兴城市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流浪人口，一部分是从外地过来讨生活的，一部分则是失去工作而被迫流浪街头的，这些流浪人口构建成了大城市的底层，从而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阴暗面。不管是东京或是大阪，都有着庞大的流浪人口，吉田茂在武汉看到有人在街头乞讨、抢劫并不感到意外，这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的社会问题。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市民居然敢冒着被犯罪团伙报复的风险帮助警察，这在东京和中国都是少见的现象。一方面警察代表官厅，作为政府管束民众的第一线人员，民众对警察的印象其实不会好，特别是中国的警察，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有的甚至就是黑帮的庇护者，民众看到警察躲都来不及，还谈什么帮助警察抓贼。
武汉市民对于警察的信任，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吉田茂认为，这是民众把政府当成自己人的一种判断，这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毕竟官民之间的对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仅仅从这点来看，武汉这座城市也非常的不符合传统中国文化的标准。
武汉和盛京、营口等东北城市一样，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城市，城市的街道上基本看不到什么老年人，但是和东北城市不同的是，武汉市民的衣着要大众化的多，几乎都以棉布为主，穿着传统的丝绸大褂的人很少。
在东北的城市里，社会各阶层从衣服上就一目了然了，下层民众几乎是衣不蔽体，中间阶层也就是朴素的长袍，达官贵人则穿丝绸和貂皮。这还不提官员出门必然有开道的衙役，普通富豪身边也必然带着一帮下人，否则就难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保护自己的安全。
但是在武汉，大众化的服饰掩盖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即便是政府官员也不过是穿西服和骑自行车，很难看到大批护卫开道巡街的。对于这种变化，吉田茂其实是感受颇深，因为过去江户时代大名出行也是浩浩荡荡的，但是明治维新之后，这种大名出行的排场就变得可笑起来了。
武汉市民的服饰和官员的出行改变，实质上已经表明了这个政权正在走向现代文明。吉田茂过去认为中国人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限制了中国人这么做，但是武汉的所见所闻，则粉碎了他对于中国人顽固不化的印象。
事实上武汉的变革要比维新政府更加的激进，因为维新政府保留了天皇体制，所以虽然废除了武士的特权，但依然还是承认社会等级制度是存在的，也是必要的。一人之下，万民平等，可只要有一个人高于万民，那么必然就会有一帮人想要跃居于万民头上。
而作为工农兵政权的武汉政府，他们是不承认皇帝的神圣性的，并认为满人入关能够成功就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动造成的。因为大明皇帝自己救不了国家，也不允许平民自救，结果就使得汉人成为了满人的奴隶。
在这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激进批判下，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都成了反动思想，中国人提出的人人平等要比日本的平等社会思想更加的平等。而其造成的后果就是，武汉这座城市的高速发展，汉水上开始建设第三座桥梁，而跨长江大桥也正有条不絮的建设着。
只要看一看武汉民众的精神面貌，再想象一下4万万人都被人人平等的思想号召起来如武汉人这样建设，那么对于日本或其他国家来说，就是恐怖的噩梦，这一刻的吉田茂反而开始觉得东北那些愚昧而顺从自己的中国人，其实更加的像中国人，武汉这里的中国人显然过于迷信西方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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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对于武汉的中国人的忌惮，自然不是来源于街头的浮光掠影，而是在和中国人的谈判中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些抛弃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的难缠。
作为牧野伸显的女婿，帝国大学高材生，也是外务省看好的年轻新血，吉田茂这一次跟着来中国虽然请的是私人假期，但是办的可不是私事。
他来武汉的目的，一是代表外务省和武汉政权进行私下接触，以判断对方是否存在和日本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此外还要和印度委员会派驻武汉的代表进行接触，讨论日中印三国对抗殖民主义的合作问题。二是代表岳父牧野观察林信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好以此来判断和林信义的合作关系该怎么处理。
就公事来说，吉田茂以在东北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最要紧的问题是中国官员没有权限和他们进行任何磋商，事实上中国官府的腐朽程度和黑船时期的幕府没啥区别，办事的人没有权力，有权力的人不肯干事情，于是办事的人要么冒着个人风险承担责任先斩后奏，要么干脆就做个传声筒，上面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上面不说就不做。
中国官员的这种敷衍拖延战术，一开始还让列强感到了为难，因为此时的欧洲已经通过授权的外交官专门处理国际关系，像东方这种中世纪的君主制度，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打过交道了。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值得派外交官处理外交事务的东方国家其实只有三个：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和中国。
这三个国家都是体量巨大的大国，不是几艘武装帆船就能恐吓住的小国，在对待那些无足轻重的小国时，欧洲各国一般不会派出专门的外交官员，而是让舰队司令官自行决定处理，实质上就是把对方殖民地化。
而在过去200多年里，莫卧儿王朝被英国人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灭亡了，奥斯曼帝国也在欧洲的联合打压下接受了欧洲的条约体系，专门设立了外交人员以和欧洲各国打交道。只有在遥远的东方，即便是工业革命刚刚完成的1840年，英国人也无力组织一支大军在中国建立起类似于加尔各答这样的据点城市。
因此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的欧洲人，还是务实的把中国当成了一个类似于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国家来看待的，只是要求中国官员承认和自己签署的协约有效，而并没有把这个国家视为可以殖民的对象。欧洲人寄希望于用和平的商业和文化入侵，把中华帝国变为第二个奥斯曼帝国。
但是，欧洲人的设想很快就遭到了挫败，和奥斯曼帝国的慕强文化不同，被欧洲军事力量击败的奥斯曼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文化不如欧洲文明，开启了向欧洲学习的进程，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方总督也因此纷纷自立，帝国从内部就被瓦解了。
可是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让中国人变得仰慕起欧洲文化，太平天国即便还在同满清激烈的对抗，对于欧洲人也是主张平等往来的，拒绝承认欧洲文明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先进。而和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总督即便表现出了对西方科技的兴趣，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也不是利用西方的科技和武器搞独立，而是希望用于整个国家的技术变革，这是一种和奥斯曼帝国截然不同的大一统文化。
甲午战争之后，满清以小族临大国的虚弱本质暴露，为了维系自己对于中国的统治甚至签署了过于苛刻的马关条约，这才让列强对于这个东方国家的忌惮之心尽去，转而有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即放弃了用和平的方式瓦解中国的君主制度，转而使用武力逼迫中国的满人政权服从自己的命令。
日本外交官从列强学习到的对华外交手段就是，大棒加上大棒，他们不需要和中国官员协商什么，而要告诉中国官员，帝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帝国会如何惩罚中国。一般来说，害怕事态扩大的中国官员总是会做出让步，从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吉田茂并不害怕和中国官员进行协商，他所担心的是中国官员不肯和自己见面，那么他的威胁就没法实施。但是在武汉这里，这些年轻的中国官员并不害怕武力威胁，并认为合作的前提是互惠互利，绝没有单方面受损的合作协议。
吉田茂在东北学会的外交手段，在这些武汉人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在前往武汉的途中，他看到过了湖口、马当两区要塞炮台的成型，这两座夹江而建的要塞炮台完全的遏制住了长江航道，各国军舰想要通过长江进攻武汉已经没有可能。
事实上就连英国人也放弃了进入九江以上航道的航行权力，而在一两年之前英国人对于恢复长江航运权力还是不肯松口的，在和武汉的谈判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的争论，但始终没有得到武汉的让步。
吉田茂认为，湖口、马当两区要塞炮台的建成，是英国人最终放弃这点要求的重要因素，毕竟英国人自己也承认，军舰在长江航道上是没法和这两座拥有德国大炮的炮台对轰的。失去了武力威胁武汉的可能性，英国人就不得不考虑和武汉关系的僵化对英国的在华利益的影响了。
德国人是最早放弃长江中上游航行权的，毕竟德国在长江的航运权力主要就是一种列强的待遇，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任何收益，长江航运事业主要被英国、日本和中国本土的势力所瓜分，德国人在长江上的航运利益几乎很难和以上三家进行竞争。
而主动放弃了这些特权的德国人，在武汉的建设初期获得了最大的一份蛋糕，过去德国银行和企业在中国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德国来的太晚，传统的赚钱行业几乎都被英国人给垄断了。而德国还要面对日本、美国这两个后起之秀的竞争，日本和中国靠着文化渊源能把质次价高的工业品卖出去，美国则靠着为中国培养的留学生不断扩大影响力，德国在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虽然大家都认为德国货最精，可德国货也是最贵的。
但是德国人在得到了武汉政权的支持后，德国企业在武汉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生产基地，原本价格高昂的德国工业品开始不断降价，而德国过去从中国进口较少，以至于中国需要支付大量的现金给德国，这其实也阻碍了中德之间的贸易成长。
武汉和德国之间的合作，使得德国开始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德国对中国的进口开始不断上升，并连带着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也获得了快速开发，德国马克成为了武汉政权最重要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德国马克并没有送往柏林更换成黄金，而是变成了对于德国工业的订单，这就使得德国的工业产能和货币信用都得到了扩张。
1902年，武汉对德国进口总额6000万马克，对德国出口2000万马克，到了1907年时，武汉对德国的进口总额达到了1.5亿马克，对德国出口则为1亿马克。1907年德国对所有海外殖民地的出口还不到4000万马克，中国已经成为了德国在欧洲、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接下来才是日本和其他国家。
德国工业品在中国的快速扩张，自然是以中英贸易的停滞为代价的，虽然武汉和德国的贸易更多的在于武汉的工业化扩展出的新市场，但是武汉用以支付德国工业品的现金，其实是夺取了英国对中国贸易的一部分。
英国和中国的贸易，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开发而逐渐形成，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茶叶和棉布贸易，其次是机器和军火贸易。英国人在印度搞出了茶叶种植园后，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开始萎缩，但是掌握了纺织业先进技术的英国，对中国的棉布、棉纱输入却极大的增加了，英国棉布采用的棉花来自于美国、印度和埃及，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中英贸易格局已经改变，过去中国向英国输出茶叶换取现金和棉纱等工业品，那么现在就是英国向中国输出棉纱棉布，而从中国吸收现金。
这种贸易格局的改变，使得中国的乡村被拉进了英国人所建立的全球贸易，成为了向海外出售粮食等农产品的原料输出国。长江航运权力对于英国商业的重要性，就在于长江是中国中部农业区最要紧的运输通道，掌握了长江航运权力，也就等于掌握了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胜利，第一件事就是大力推动日本航运公司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因为日本人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研究的最深入，因此日本人一眼就看到了掌握长江航运事业对日本工商业的利害关系，这也是日本航运企业在长江航运业中获得国家支持的重要原因。
武汉政权的出现，实质上就是截断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富余农产品直接外流的通道，通过初级的工业加工后，摆脱了旧中国单纯出口原粮的底层贸易关系，并把这一部分工业附加值和德国工业品进行了交换，这就是英国商人不得不放弃对武汉政权强硬立场的原因。
英国政府没办法用武力迫使武汉政权重新回归旧的中英贸易关系，那么就不得不考虑向武汉政权做出让步，从而避免中国中部的市场为德国、美国所占领。事实上随着武汉政权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出的那种能力，武汉政权在中国的势力扩张也非常的迅速，因此列强都认为最终掌握中国的必然是武汉政权，那么英国人考虑的就不是损失中国中部地区的市场，而是要考虑失去整个中国市场了。
吉田茂也认为各国外交官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哪怕没有来武汉亲眼看到这个政权之前，武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被各国外交官交口称赞的中国权势人物袁世凯，大家都认为他能够安定北中国的社会秩序，但是却没人觉得袁世凯能够解决武汉政权，毕竟在对俄战争中北洋军的表现远不及武汉军队出色，就连北洋军上下谈起武汉军队也是顾左右而言它，完全没有挑衅对方的豪言壮语。
1908年东亚战争基本宣告结束，假如不把中国视为一个整体势力来看待，那么东亚大陆上占据了朝鲜半岛和滨海地区的是日本，占据了南满、华北、西北地区的是北洋集团，北满、外东北、外贝加尔湖、内外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广、四川、贵州、西藏、山南地区则是武汉的地盘，而两江地区则是数方势力共存，广东地区是同盟会和前清官吏共治，广西、云南、新疆等地在名义上拥戴中央政府，实则是本土势力割据。
外东北、外贝加尔湖地区之所以被视为武汉的地盘，因为赤塔政权虽然号称自己属于俄国的一部分，但拒绝向沙皇效忠，因为沙皇背叛了人民，而赤塔政权之所以公然和彼得堡对抗，就是得到了武汉政权的支持。
只要看一看东亚的大局就知道，东亚大陆上能够角逐大陆强权的势力其实只有三个，日本、武汉和北洋，其他人压根没有入局的机会，俄国势力其实已经从本地区暂时退去了。但是日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想要夺取东亚大陆的主导权力，没有大义的名分，也就是会被所有人针对，因此真正有资格角逐东亚大陆主导权的势力，其实就是武汉和袁世凯，其他各国不过是在这两方分别下注而已。
然而如果各国不插手的话，北洋压根就没有和武汉对抗的能力，因为北洋势力刚好被武汉的地盘一分为二，西北地区和华北、南满地区是不相连的。如果是古代中国，那么凭借着地理上的优势，北洋集团还能搞一下东西对进，把南北交通运输不便的武汉政权从北方驱逐出去。
但是铁路的出现，汽车的出现，解决了武汉政权南北交通的问题。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京汉铁路几乎大部分都控制在武汉手中，北洋只掌握了石家庄以北地区的铁路段，而联系东西地区的秦豫海铁路建设权又在武汉手中。
洛潼铁路在经过了三年的努力建设，终于于今年六月完成，硖石驿1760米大隧道更是中国人第一个独立完成的高难度建筑工程，东接槐沟隧道，西连的硖石隧道的八号桥，是一座高45米，长172.5米的大铁桥，这座桥梁的预制构件完全是武汉自己生产，因此极大的缩减了工期。
洛潼铁路的完成，其实代表着中国的工程技术和工业能力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东清铁路上的松花江铁路大桥，1898年到1901年也是用了三年时间，但是松花江铁路大桥的构件则来自于波兰。这两座桥梁相隔建设的时间不到十年，但是却代表着中国人已经有能力锻造大型的钢铁构件了。
日本的工程师对洛潼铁路的评价很高，认为中国人不仅很好的完成了设计意图，并且工程质量也非常好，仅以此段铁路的工程能力来看，中国人已经掌握了进行复杂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能力，并且在钢铁构件的制造上也达到了欧洲水平。
这一评价的背后，实质上代表了一部分学习理工科的日本人对中国修正了愚昧落后的印象，认为现在的中国和日本一样，都在追赶着欧洲的先进科技，而不是如从前那样躺在原地装死。
一个愿意发展的中国，自然是不能当成猎物来看待的，这是这种声音并没有为日本上层精英所认同，毕竟日本第一流的人物都在学习西方的法律和政治，第二流人物则学习军事，只有第三流人物才会去学习理工。日本的未来是掌握在吉田茂这样的精英手中的，但是学兼中西的吉田茂并不相信科技能够改变中国，他觉得政治和法律才是富国强兵的源泉。
因此对于中国在科技和工业上的追赶，吉田茂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应该和中国人好好合作，而是想着该如何限制对方的发展。吉田茂的这种文人思维，使得他在谈判中始终得不到中国代表的认同，甚至在日中印三方的会谈中，中国和印度代表也颇有把日本排除在决策圈之外的意思。
吉田茂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谈判方式造成的，反而认为这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在搞针对日本的阴谋，他一度建议松方幸次郎在商业谈判中态度应该姿态强硬，树立起日本在三国的领导地位形象，毕竟三国合作的话，日本将会承担起重要的融资业务。
不过松方幸次郎对吉田茂的建议不置可否，他压根不理会吉田茂所谓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将来日本的威胁言论。他想要的是现在的大臣位置，至于将来的日中问题，那是将来的大臣要考虑的问题，吉田茂不过是个刚刚进入外务省的年轻人，考虑这种问题未免太早，牧野来对他说这样的话还凑活，不过他也不会为此放弃自己的利益。日本的未来，难道有他的未来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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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对于松方幸次郎的为人也是大感失望，在他眼中的松方幸次郎，作为松方元老的儿子本是日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他们天然就应该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松方幸次郎对于个人前途的关注，显然要高于对国家前途之关注。
吉田茂虽然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受益者，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称自己是统治阶层，长萨藩阀和天皇陛下的近侧，才有资格说自己是日本的统治阶层，比如他岳父就是其中之一员。
而岳父牧野伸显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强烈企图心，让吉田认为这才是国家统治阶层应该有的模样，而他愿意娶牧野伸显的女儿，也是希望能够就此成为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如果没有这样强烈的企图心的话，那么以他所拥有的财富，实际上不娶牧野家的女儿反而活的更加自在。
旧华族选择联姻的对象一般都是皇室和旧华族，维新政府成立之后，过去贫困潦倒的京都公卿们突然就对自己的门第重视了起来，他们不再如过去那样把女儿随便嫁出去，而是试图通过婚姻维系自己的华族地位，如柳原前光伯爵把女儿嫁给弱智的北小路随光子爵，就是出于这种心理。
而维新新贵们则试图用婚姻吸纳那些贫寒但有才能的年轻人，好让这些年轻人继承自己的政治资源，从而把家族的权利维持下去。这种婚姻看起来是对贫穷而有才能的年轻人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实际上却是把这些有才能的年轻人变成了新贵家族的政治打手，他们的才能被新贵的政治立场所捆绑了。
以吉田茂所继承的遗产，他压根就不需要把自己和某个新贵家族捆绑在一起，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在外务省工作，那么凭借他所拥有的财产，也一样会冒出头来。现在他成为了牧野家的女婿，在政治上反而受到了约束，而实际上牧野家能够给他的资源并不多，毕竟牧野伸显还不是萨摩阀的主事者，甚至牧野连自己的政治抱负都没能实现。
但是吉田很欣赏岳父的政治抱负，所以才会接受这场对于自己来说并不划算的婚姻。在某个角度来说，吉田茂并不是在和牧野家结亲，而是在和牧野伸显本人结亲，凭借着岳父和女婿的关系，双方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的同盟。
牧野虽然是大久保一系的少壮派领袖，但牧野并不支持藩阀政治，他主张日本政治应该向英国政治看齐，也就是为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前途考虑，藩阀政治和元老政治都应该被取消。吉田茂是支持岳父的这个看法的，而这也是他认为他和岳父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的判断基础，毕竟为了国家的未来，作为藩阀一员的牧野伸显却主张取消藩阀政治，还有比这更加无私的决定吗？
但是松方幸次郎和牧野伸显却是两类人，他几乎从不提日本的未来，而只是关心这件事对川崎造船所有什么好处，或者动辄拿林信义的话来堵吉田茂的嘴，这种关注私利的作风自然就让吉田茂难以认同了，特别是松方还是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天然就享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
吉田茂对松方幸次郎的恼火就在于，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对方的利益在努力，他不觉得自己现在和岳父、松方具有同等权利，但是松方幸次郎不仅不领情，还整天给他拆台。至于洽谈团队中的另外一人-林信义中佐，吉田对其也有着不小的怨气，但却有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他此行的一大任务还包括观察林信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但老实说，他压根就没法去观察对方的行踪，因为中国人对待林信义，和对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是贵宾，住的是武汉最新式的旅馆，不仅环境优雅，水电冰箱和独立的卫生间都齐备，设施非常的现代化，虽然不及帝国饭店豪华，但至少没有不方便的地方。
至于林信义，则一到武汉就被邀请住在了田均一等劳工党高层的住宅区，在汉阳的龟山附近，据说就在田均一住宅的隔壁，据说是因为吉田茂还没有资格被邀请前往参加田均一的私宴，倒是松方幸次郎和林信义夫妻一起参加过。
而在谈判的过程中，其实林信义只是出席了第一次会议，并做了一个关于三国合作的重要性讲话，然后就没再参加了。所以，观察林信义在中国的行踪，对于吉田茂来说反而是最困难的任务，但是想要了解林信义在武汉政权的影响力，他倒是时刻都感受到了。
林信义不仅可以随意带人参加武汉最高领导人的私人家宴，这让松方幸次郎对中国人的友好时刻挂在了嘴边，甚至还能给谈判工作定下基调，不管是中国代表，还是印度代表，哪怕和他们争论的再激烈，但也没有中断谈判的想法。
所以，林信义的想法对于吉田茂来说就是一个谜，他为三国合作所打下的基础可谓是不可置疑的功绩，但是他并没有把对中国和印度的那种影响力化为实质性的对日本的让步，吉田茂认为林信义真要这么去做的话，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对于吉田茂来说，林信义并不是如岳父和自己这种时常把国家挂在嘴边的统治阶层，但他也不是如松方幸次郎那种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之前的自私之人，这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但吉田茂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只有林信义才能压制住松方幸次郎，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林信义压根不出现在宾馆和谈判会议上，他似乎真的把这趟中国之行当成新婚旅行了。吉田茂想要找对方好好谈一谈，也没法办到。
而在吉田对林信义充满怨念的时候，林信义确实是在游山玩水，他顺着当日的路线去了成都一趟，沿途进行了走访和观察，和当日进军西藏时做了一个对比。在吉田茂大力抱怨他的时候，他刚刚返回了汉阳码头。
田均一听说他回来后，就立刻邀请了他进行晚宴。餐后，田夫人将林木子带去了一旁客厅说话，木子早就开始学习汉语，虽然不及林信义熟练，但是做基本的交流还是没有问题的。而田均一则和林信义去了书房交谈。
田均一询问林信义对这趟四川之行的观感，林信义也直言不讳的说道：“和几年前相比，四川的鸦片种植少了，吸毒者也少了，劳动者看起来稍稍富裕了些，如果和满清时期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极好的转变，但是，这种经济上的转变，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并不全然都是好事。”
田均一对于林信义的话语颇为吃惊，他是知道林信义能对自己说实话，才会第一时间邀请他谈谈见闻，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接受有大问题的心理建设，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林信义会从经济变好来批判四川的变化，这让他不由有些糊涂了。
田均一于是坦率的表明道：“我不是很理解你的话，你说四川的社会经济要比前清时好，为什么这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反而是一件坏事？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就是发展生产力吗？”
林信义点了点头又摇着头说道：“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发展生产力，是建立在劳动创造社会财富，且是唯一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基础上的。
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阻碍人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导致了有劳动能力的人无法通过劳动来创造社会财富，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中国进入成熟的农业时代后，封建王朝几乎没有挺过三百年的，每个王朝末年都把土地兼并视为了王朝覆灭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土地兼并不是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一个高度土地兼并的时期，以至于英国人说这一时期是羊吃人的时期，地主为了放牧羊群，把大量的公有地化为了私人土地。
为什么中国和英国都出现了土地兼并，但中国的土地兼并造成了王朝更替，而英国的土地兼并却推动了工业革命？我以为，这两种土地兼并造成的后果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土地兼并制造了大量的无生产的流民，而英国则通过向殖民地和城市工厂转移失地农民，给了这些失地农民一个劳动的出路。
四川当前的经济好转，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用暴力手段把地主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获得了劳动资格的农民能够在私有土地上创造财富，他们自然就感觉到生活开始好起来了。不仅仅是农民这样看，不少社会精英也是这么看的。
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经济的繁荣不过是一种王朝初期的虚假繁荣，因为小生产者只有在私有土地上才能进行劳动，一旦他们失去了这小块的私有土地，那么他们就立刻从小生产者变成了无地农民，再一次被排挤到了社会生产关系之外。
随着科技的发展，用人力耕作，一个壮劳动力不过耕作五亩；用上畜力，一个劳动力最多也就耕作20亩；采用拖拉机，一个劳动力可以耕作400亩。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个人能够耕作的土地面积是不断扩大的，但是和平时期的人口则是不断增长的，也就是说，人均耕地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四川当前的小土地私有制度所营造出来的繁荣景象，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破灭，如果无产阶级政权接受了这些小生产者和社会精英的看法，认为不干涉农民生产，让农民自由的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劳作，一个新的盛世就会到来，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样的盛世在唯物主义的世界上是不会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倒是确定的，因为小生产者的互相吞噬，必然会谋求国家机器的支持，腐蚀政权就是小生产者必然的选择。”
田均一觉得自己背后突然有些湿漉漉的，他好久都没有这种感到惶恐的时候了，毕竟在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后，他看到劳工党的力量一日强过一日，而国家的环境也在慢慢变好，过去武汉码头上最出名的货物是茶叶，但是甲午战争之后土烟却成为了大宗货物，隐隐有压倒茶叶生意的意思。
茶叶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外贸易，是可以为国家换来外部的资金的，但是烟土贸易几乎都是内销，除了吸纳乡村和城市家庭的余钱外，几乎不创造任何价值。烟土贸易规模的扩大，实际上代表着农村里的资金流从生产端流向了消费端，本就资金短缺的乡村，变得更加的贫困了。
满清闭关锁国200余年，使得国民大多愚昧不堪，就连上层的社会精英也搞不清楚鸦片战争到底和那个国家在打，但是这种愚昧是思想禁锢导致而不是人种问题，因此打开国门不久，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鸦片贸易不断扩大的危害性。
汉口码头的茶叶贸易衰退，土烟生意胜过了洋烟，这其实就代表着农村经济正快速的衰败下去，农民在吸食鸦片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劳动生产的权利和能力。但是满清时期的精英们虽然了解这个事实，可是他们在禁烟问题上却拿不出可行的办法。
强制销毁鸦片，则引来了列强的干涉，通过税收限制鸦片的种植和销售，却使得各地官府把鸦片种植当成了地方财源进行保护。鸦片在辛丑之后，几乎成为了百姓的日用品来销售，哪怕是再偏僻的乡镇都能看到鸦片摊子。
只有在武汉政权建立之后，鸦片种植面积和鸦片贸易规模才开始快速下降，这不仅仅是武汉政权的一大政绩，也是许多反对劳工党的地主阶级所承认的，武汉政权确实有人主气象的一个说法。那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地主阶级，有一部分却并不反对武汉政权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强力的政权对于现在的中国是必要的。
袁世凯就任国务会议主席后，不是没有想过在北洋的地盘上实施和武汉类似的禁烟政策，袁世凯本人就是极端反对鸦片吸食的社会精英，北洋军中吸食鸦片是重罪。但是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北洋集团和北方士绅的支持，一大原因是鸦片税是北洋集团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柱，那些地方官员普遍抵制全面取缔鸦片贸易的政策，表示一旦鸦片贸易被禁止，地方财政就出问题了，除非中央提供财政补助。
袁世凯一开始还想用权术迫使地方官员接受自己的命令，毕竟作为中央政府北洋居然在禁烟问题上落后于武汉政权，这其实已经冲击了北京政府的执政合法性。由于鸦片战争是列强打开国门的开端，因此禁烟问题其实和反对列强入侵在民众心里是画等号的。
不敢禁止鸦片贸易的政府，实际上和满清朝廷没什么两样，特别是有了武汉政权这个参照物，北京的压力一直都很大。袁世凯自负自己的手腕不会比武汉这些人差，事实上这不是他的个人感觉，许多中外精英都是这么说的，武汉颁发的许多政策都是不留余地的，比如推动土地改革，比如废除治外法权，比如废除长江航道的外国军舰航行权，这种不留余地使得武汉政权树敌颇多。
不管是本土的士大夫精英，或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精英，都批评武汉政权在内政外交上一味使用蛮力，既没有中国传统的王道主义，也没有外国的民主政治，所以武汉治下才会如此不太平，反抗武汉统治的地方武装叛乱几乎年年都有，只不过都被武汉用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压下去了。
相比之下，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团体在接受了满清退位的遗泽后，地方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甚至许多原本效忠清室反对袁世凯的清流，在退位诏书颁发后，也识时务的承认了袁世凯当国的现状。比如杨士骧前往接任陕甘总督，彼时光绪尚未退位，但是反对汉人掌权的满人总督也没有抵制杨士骧接任，陕甘地方也没有要继续保卫清室而拒绝承认杨士骧的任命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