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当然，陕甘地区虽然就此被纳入北洋的地盘，但是北洋也就是名义上拥有这块地盘，基本上地方事务都是大小军头和乡绅做主，比华北地区还要混乱。而即便是华北地区，士绅们对于北京下达的命令也是选择性接受，不喜欢的就丢在一旁当没收到过。
所以袁世凯很快就发现，他确实没法做到武汉的禁烟政策，因为武汉治下就没有敢于公然对抗政府的地方势力，这些地方势力在土地改革中都被打散或消灭了，而北洋却是依赖于这些地方势力维持的统治局面，于是北京的禁烟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环顾中国，除了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外，其他人连做劳工党的对手资格都没有。北洋集团的统治如此虚弱，劳工党上下的自信自然是越来越强大了。田均一又怎么能够感受到惶恐的情绪呢？但是林信义这一席话，确实是让他感受到了恐惧，恐惧于劳工党的存在基础是否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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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均一早就不是六七年前看不清世界真实，只觉得中国即将亡于列强的年轻学生了，那时候的他只看到了列强的强大国力和满清朝廷的腐败无能，因此觉得中国的处境和满清入关前的大明实无差别，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实无胜利之可能。
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支持变法的年轻知识分子心中，于是谭嗣同才有抛弃边疆地区，只保存汉地十八省的想法，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地方压根守不住，让汉人去为这些边疆地区流血，倒不如先保存力量发展汉地十八省，以待日后汉地十八省新政获得成果后再想办法取回来。
那些反对新政的保守派指责谭嗣同等人卖国，一方面在于这些边疆地区几乎都是满人的基本盘，丢弃了边疆地区等于是摧毁了满人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有的人并不认同新政中裁撤官员，废弃儒学，废除八股取士等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正是时人所认同的大清弊病，因此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攻击谭嗣同卖国来反对变法。
但是这些反对放弃边疆的保守派，自己是绝不肯移民实边去保卫边疆的，他们把这种东西叫做流放，甚至就连满人自己都不肯回东北老家，当初乾隆时期把京城满人迁回东北，就遭到了在京满人的极大抵制，那个时候倒是没人提满人不爱大清了。
在林信义传给的人民革命理论和劳工党的具体实践中，田均一终于摆脱了从前的士大夫世界观，他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意识到，谭嗣同等人主持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必然会失败，因为谭嗣同等人想要拯救的是士大夫眼中的中国，这个中国和普通中国人没关系，所以支持变法的只有一部分睁眼看世界的士绅，普通的劳苦大众在变法中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还要为新政的实施提供大量的资金。
明治维新政府为了推动教育和实业，首先就废除了各藩的独立财政，并大肆裁撤武士阶层的利益，还对农民征收起了固定的货币税，维新政府因此遭到了旧士族和农民的反对，各地农民叛乱不断，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旧士族的叛变-西南战争。
而维新政府能够在农民和旧士族的反抗下维持下来，就是依赖了在新政中分到了土地的新地主阶级，和新政中大受其利的新工商阶层，可以说，维新政府在推动新政的过程中，并不是在挽救旧武士阶层想要的日本，而是构建了一个新的日本，这是明治政府能够在农民不断暴动和大规模士族叛乱的混乱中生存下来的关键。
而谭嗣同的戊戌变法，并没有去寻找新政受益的阶层去联合，直白的说，他的这位老师并不相信民众的力量，依旧保持着儒家的价值观念，认为治国是士大夫的事，和平民没有关系，这就使得他想要挽救的这个中国，实际上正是反对新政的既得利益者所拥有的中国。
如此一来，戊戌变法就成为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争权夺利，自然也就引不起民众的感情波动了。当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北京后，只不过下了几道命令就把谭嗣同等人给抓起来了，压根就没有遭到什么人的抵抗，由此可见维新派的失败。
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能够在铁良亲自坐镇武昌的情况成功夺取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权，是因为劳工党获得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完全支持，正是武汉工人阶级在关键时刻的自我武装，从而保卫了劳工党，武汉新军才全面倒向了革命。
虽然劳工党此前在新军士兵中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但支持劳工党的士兵大多为新兵，老兵们都习惯服从于军官的命令。而军官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其实都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中间派，他们习惯于见风使舵，并无什么坚定的信念。
因为武汉无产阶级的武装形成了劳工党在武汉地区的局部优势，这些中立派军官们才会在革命初期选择了观望，从而给了革命派消灭满人保守派的时间，而革命后也是在工人阶级的武力震慑下，中立派军官才不得不接受了劳工党对军队的改造命令，从而让劳工党完全的掌握了武汉新军。
拥有皇帝支持的谭嗣同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而依赖武汉工人阶级支持的劳工党则把满清的讨伐军队都打垮了，由此可见，人民的力量一旦被正确的组织起来，这种力量就可以粉碎看起来强大的反动力量。
田均一正是通过这种对比，方才完全的相信，人民的力量足以保卫人民政权，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就是提高人民的觉悟，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的世界观也终于从旧知识分子被改造成为人民史观，认为对抗列强入侵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民知道，谁才是中国的主人。
正是在这种世界观的改造过程中，田均一才会迅速的成熟起来，因为他所有的决断，都是依赖于人民史观进行的判断，所以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和士绅精英们才觉得田均一不可理喻，但又偏偏能做成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整个劳工党，实际上就是一群和田均一一样，被人民史观进行改造的群体，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劳工党天然就具备共同的价值观，反对把个人利益当成条件和党进行讨价还价，而这在满清朝廷和北洋团体内是不可想象的。
满清朝廷和北洋团体都是依托于个人效忠体系建立的，这种个人效忠体系存在的基础就是，下位者向上位者献出忠诚，上位者赐予下位者以权力和财富。如果下位者没有得到合理的报酬，那么他也就可以取消对上位者的忠诚，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的名声会这么坏的原因，因为大家对他的评价不是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而是从维护这套效忠体系的角度去看待的。
这就是为什么满清能够以区区几十万人入主中国，并成功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因为儒家的伦理纲常的核心是封建，虽然它的表现形式和欧洲的封邦建国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下位者的忠诚来自于上位者的奖励，这一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
简单的说，君主培养一个忠诚的臣子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为了获得这个臣子的忠诚，君主一般不会轻易的惩罚臣子，哪怕他贪赃枉法，欺压良善，甚至出卖国家利益，只要他对于君主的忠诚没有变质，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被君主原谅的。
北洋团体从小站练兵时的朝气蓬勃，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暮气深重了，就是因为一开始北洋招募的是华北地区的自耕农，这些朴实而心思简单的农民一开始以为自己当兵吃粮是为了保卫国家，后来才发觉，其实他们是为大帅当兵，听大帅的话才能升官发财，军纪也就逐渐败坏了。
袁世凯担任国务会议主席，理论上成为这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地位等同于没有皇帝的法兰西和美国的大统领，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对于北洋团体的控制力反而更差了，因为这些部属认为袁世凯的主席位置是自己的忠诚导致的，所以他们要求袁世凯给与奖励，对于袁世凯约束他们的命令，大多弃之一旁。
从前北洋军中的军官不过是小地主和自耕农，但是这些人现在都在家乡置办起了大量的土地，成为了数一数二的地主。有的北洋将领甚至把本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自家的，以至于家人都觉得这样兼并似乎有些过分了。
袁世凯毕竟是有才能的，他很清楚国家的根本在于自耕农，这也是他从自耕农中招募练兵的原因，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部下腐化的这么快，这些军官能够拿出这么多钱去购买土地，必然是贪污了军费，甚至还吃了兵血，而这是小站练兵时绝对禁止的行为，袁世凯也只是这两年把精力放在了政治上，稍稍没有理会军队的事务，结果军中已经恢复了清军的传统。
但是袁世凯不敢用贪污的的名义来惩罚军官，因为腐化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北洋军官的中上阶层。而这些军官们的态度是，他们为了袁世凯放弃了对大清的效忠，那么袁世凯当然应该给他们以奖励，否则大家还不如继续效忠大清，本质上就是袁世凯的上位并没有合法性。
也就是因为还有武汉领导的国会盯着，北洋团体也知道没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就是一团散沙，才不敢公然的向袁世凯讨价还价，至少在表面上还是遵从袁世凯的命令的。所以袁世凯知道，北洋其实已经没法和武汉军队对抗了，因为北洋团体内部的派系已经各自成形，他现在只是北洋团体名义上的领袖，下一些不损害大家利益的命令，大家还能听一听，要是让他们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去和武汉拼命，多半是要卷堂大散的。
也就是武汉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实在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哪怕是毅军将领，作为最先投靠武汉的淮系力量，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也依然没有获得额外的保护，这才使得北洋上下团结一致的反对武汉，这种反对不是想要灭亡武汉政权，而是试图维持现状，大家谁也别管谁就是最好的。
对于这些部下们的鼠目寸光，袁世凯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知道武汉一旦把手中的地盘彻底消化，那么必然会继续向外扩张，最终完成对整个中国的统一，换了他在田均一的位置上也必然这么做，因为政治就是逆水行舟，想要停留在原地就会被抛弃。所以袁世凯打算组建新的军官团来整顿北洋军，而他的想法也毫不意外的遭到了北洋将领的反对。
在北洋及其他势力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时，内部消耗较少的劳工党则正大踏步的带着治下民众向着工业化方向前进。只是劳工党的内部消耗虽然较少，但是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低，只不过林信义当初为党所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度及党的路线方向制度，极大的保证了党内斗争不会变成人事斗争，也就维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
在获得了对列强修约的胜利，保卫西藏的胜利，保卫东北领土的胜利之后，党外对于劳工党的执政地位的质疑已经基本消失，哪怕是那些因为土地改革政策对劳工党抱有极大恶意的地主们，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是合法的政府。
不过地主们承认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执政合法性，是在武力反抗无果下被迫接受的，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拥护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和劳工党的执政，比如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控制区域外的地主们现在都主张自治和民主，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控制区域内的地主们则主张实施温和的土地改革制度，反对把地主阶级一棍子打死。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在失去了覆亡的危险后，即便在张家口和锦州获得了胜利，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也依然被列强和国内的地主阶级所敌视，因为大家都认为即便武汉能够把俄国人赶出东北，其自身的力量也会差不多耗尽，那么接下来武汉凭什么对抗国内外联合力量的绞杀？
这种观点并不仅仅存在于外部的舆论，党内和军中也有这样的怀疑者，因此反对把大量资源用于对俄战争的党内人士并不少，更有极端者甚至打算放弃保卫国家的大义，先完成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也就是放弃对俄作战，先行完成国内统一战争。
但是随着武汉联合江南光复会等革命力量颠覆了南京等地的满清势力，又越过外蒙进入外贝尔加尔湖地区截断西伯利亚铁路，迫使俄国人彻底放弃对于东方黄俄罗斯的计划，甚至连外东北和滨海边疆区等地都吐了出来，武汉的军事力量几乎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列强的层次。
英法迅速的转变了立场，之前所设想的武装干涉等方案，在武汉取得的军事胜利面前已经不能实现。按照英法的估计，想要击败一个在德国支持下能够动员数百万青年的中国政权，那么英法直接可以放弃除了中国以外的一切利益了，估计德国人是最高兴看到这一幕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对日本的估计，战前英国认为日本和俄国将会拼个同归于尽，哪怕俄国人被打出东北地区，日本也将会被打残废，特别是海战，日俄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大出欧洲人和英国人的预料，俄国在远东居然是惨败，日本海军和陆军都展现了强大的进攻能力，中国方面则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力。
按照德国人的判断，如果俄国人能够复制八国联军时期的进攻能力，那么在迫使北京投降之后，拥有了华北资源的俄国人，未必会和日本人打的这么被动，甚至有可能日本都不敢开战。但是中国军队在山海关一线挡住了俄国的进攻，从而给了日本发起挑战的勇气。
可以说，这场战争直接颠覆了欧洲对于日本、俄国、中国三个国家的固有印象，彼得堡的官僚主义和俄军统帅的无能，日本军队的蓬勃朝气和中国民众的觉醒，使得英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彻底破灭。虽然战争之后东亚恢复了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和英国人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和平的主角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英国人只是充分表达了关注之情，甚至都不能站在弱者的一方反对强者，因为日本和中国都没有打算邀请外人来介入双方之间的和平问题谈判。
英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修约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尽可能的保住英国在东亚的商业利益。而英国人在东亚地区的收缩，最先感到寒意的是德国人，因为这意味着英国介入法德矛盾的概率提升了，否则英国人就不会做出海外收缩的举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军方加强了和武汉的合作关系，不仅转移了一批武器制造技术，还加大了从武汉采购战争所需的资源，这不仅刺激了武汉的经济，也进一步加强了武汉政权的自保能力，保卫武汉的长江要塞，正是德国人帮助设计并提供的先进火炮。
外部的威胁一去，内部的纷争就开始渐渐升温了。之前因为战争的关系，工业化和土地改革在党内和工农兵委员会内部都是不可质疑的方针路线，为了让劳工党和工农兵委员会活下来，就必须要先保证工业的建设和给农民发土地，这种路线方针虽然保证了武汉在军事上不断获得了胜利，但是也同样让那些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地主、自耕农感到了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好处。
只是在战争期间，这些人的抱怨都被强力镇压了下去，现在外部威胁缓和，主张减少对乡村的压迫的声音就开始高涨了起来，这正是土地改革和工业化政策利益受损阶层对武汉政权及工人阶级的一种抱团反抗。虽然这些声音的背后并没有一个组织，只是利益受损者下意识的呼喊，但无疑获得了不少农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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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劳工党内及劳工党的支持者们，开始集中于一种倾向：一是想要尽快把国内的其他势力打倒，完成政治上的统一；二是稍稍缓和一下对乡村的高压政策，对那些已经向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臣服的地主、富农给以出路。
这种倾向并不是战后才出现的，早在劳工党发动了武汉兵变夺取了湖北地区的统治权时，党内的一些人和党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就提出过，要善待愿意接受劳工党政策的乡绅，使地方上尽快稳定下来，避免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两面受敌。
当时这些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并不全然是出于对这些进步乡绅的同情，也是出于对朝廷武力和列强干涉的恐惧，毕竟太平天国正是在朝廷和列强的合作下被剿灭的，而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法全力消灭朝廷的力量，正是因为南方的地主阶级不断组织团练反对太平天国的统治。
只不过他们所设想的和朝廷僵持局面并没有形成，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不仅击败了朝廷派出的毅军人马，还把列强的联合舰队阻挡在了九江以下，这就使得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声望大涨，极大的震慑了地方上的乡绅地主。
等到对英、对俄两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后，融入武汉这个新政权就成为了大多数乡绅们的选择，毕竟那些试图保卫自己土地的乡绅都被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给镇压下去了，而劳工党的高层实际上大多也是出自乡绅和富农家庭，双方之间其实并没有深刻的个人矛盾。
在大势下向强者屈服，这是中国乡绅的老传统了，蒙元时期忠诚于大元的乡绅最终屈服于明军的武力，大明的乡绅同样向入关的满清八旗大军屈服了，太平天国席卷江南的时候，许多乡绅也是愿意投降的，现在换了武汉政权，一样不会有什么区别。
虽然武汉政权所推动的土地改革极大的损害了乡绅的利益，但是乡绅并不是不能接受新政权的强制措施，只要新政权能够接纳他们。只要能够融入新政权，那么就算他们现在交出了全部的土地，在新朝也一样能够重新发家致富，毕竟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没法被剥夺的，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远远高于许多不识字的文盲新贵了。
当乡绅举起屠刀加以威胁的时候，劳工党内部还是相当齐心的，毕竟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劳工党把消灭地主阶级当成党的土地改革路线之后，党内在镇压地主阶级的叛乱上，是不存在什么异议的，那些对地主阶级抱有同情心的人，一开始就不会赞成党的土地改革路线，自然也就难以在党内存在下去。
但是在地主们举起白旗投降的时候，许多人就产生了迟疑，毕竟他们中不少人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家投降了还不接受，岂不是等于否定了自己的革命性，因此在是否接纳地主家庭的投诚上，党内和党外都有着极大的争论。
党内的一些人主张应该给与这些地主家庭以出路，毕竟这些家庭是旧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建设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把他们不加以选择的统统拒绝，那么他们这些人怎么办？难道也要清理出党吗？
党外的一些人则认为，劳工党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现在只要按部就班的巩固建设治下的地盘，那么统一全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毕竟不管是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或者北洋掌握的北方地盘，都没有建立起成体系的工业，而在武汉，则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钢铁业的基础。
只要稍稍有些见识的知识分子就能看得出来，不管是南或北，其实都挡不住武汉的全力一击，现在真正妨碍武汉解放全国的，是列强对于北洋和地方势力的支持。所以，缓和同地主乡绅之间的对立，将有助于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加快解放全国的进程。
且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土地合作化运动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土地合作化运动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集体公社强迫农民进行共同劳动，极大的妨碍了农民的自主经营，使得公社出现了官僚主义倾向，由于要统一播种，统一收获，使得不少地方错过了播种时间，收获又不及时，以至于出现了减产现象，农民劳作了一年，最终连温饱都谈不上。”
这些知识分子站在农民的角度对集体公社进行的指责，得到了许多自耕农的支持，他们主张政府在农业生产上不应当管理的如此严格，特别是对统购统销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是拿农民的收获去养活工人。
这些舆论甚至引起了党内人士的同情，劳工党内虽然达成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共识，但是对是否全面推动工业化这一问题上还是存在不少争议的。大部分留学生，特别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都是主张快速工业化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被满清延误了200年，若是不能尽快赶上欧美的工业化程度，那么下一次列强来进攻，中国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是许多本土派党员并没有这样的见识，他们认为工业发展是必要的，但关键还是要先让农民改善生活，满清之所以统治不下去了，正是因为农民在列强的掠夺下纷纷破产了。此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满清的经济是被列强的工业品打垮的，而是列强用坚船巨炮强迫中国人接受了鸦片贸易，农村凋敝实为鸦片贸易所害。
这些人之所以反对满清支持劳工党，就在于劳工党能够禁绝鸦片贸易，从而恢复乡村的生产。但是他们对于工业化的力量还只停留在巨舰大炮的印象上，并没有意识到随着电力的出现，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进入到更大规模的生产模式，过去中国乡村自纺自织的土纱土布，已经被洋纱洋布给冲垮了。
19世纪末，中国乡村大概一年要消耗400万担棉纱，即便是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市场上的棉纱也主要以土纱为主，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洋纱进口数量就开始快速上升。到了1902年棉纱年进口236.3万担，棉布2144.2万匹；长江中上游各省进口棉纱占30%，江南地区占10%。
这些本土党员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还停留在洋纱洋布的进口上升是因为列强控制了海关，所以土纱土布才没法和其竞争，只要恢复了海关的自主权，那么乡村就可以恢复甲午战争之前的小农经济。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洋纱洋布的成本不断下跌，而小农经济下的土纱土布已经不太可能降低成本了。收回海关关税的自主权可以阻碍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但是这并不能让土纱土布重新回到中国经济的中心。
这种静止的看待世界的世界观，简单的把中外分成了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争夺，而忽略了工业国对农业国越来越巨大的技术优势，这大约就是儒学教育下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通病。
田均一终究不是穿越者，他没有见识过后世那种恐怖的工业生产力，21世纪中国钢铁工人一年炼钢1000吨，一吨钢铁和一吨稻谷的价格相当，而1000吨稻谷即便按照后世获得了工业支持的高产田来计算，也需要1000亩良田，而在这个时代则需要5000亩上好的水田。
如果直接用今天的稻谷来换算钢铁的价值，那么一吨钢铁至少价值十吨稻谷，这就意味着农业国需要五万亩良田，才能抵得上100年后工业国一名普通钢铁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而现在欧美的工业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因此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从而让农业国成为了工业国的收割对象。
从林信义这里转述而来的对工业时代的印象，终究还是差了一层的，因此在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请愿的声音面前，田均一也不能不有所迟疑，而这也正是林信义此次四川之行看到的景象，对于集体生产合作社的抵制，鼓吹小农经济对农民最有好处，要求劳工党实施仁政、善政，而拒绝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现在林信义这么一说，田均一立刻就反应了过了，他已经偏离了党最初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善待农民这句话不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发明的，而是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但是从有文字记录以来，知识分子只是打着善待农民的口号为自己谋取利益，没人愿意，也不了解该如何去完成这一仁政。
减轻农民的负担，轻徭薄赋，不去干扰农民的生活，与民休息，那个封建王朝一开始不是这么做的，到了最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盛世，然后就开始进入人相食的衰亡之世了。他终究还是不自觉的代入了旧士大夫的价值观，对继续革命产生了犹豫。
田均一很是惭愧但又无比清醒的对林信义说道：“你说的是正确的，我和其他同志在无产阶级的执基础问题上产生了犹豫，从而给了下面同志错觉，让他们以为劳工党所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王朝的仁政是同一个东西了。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纠正过来，如果继续让小农经济发展下去，恐怕今天党的支持者，明天就会变成党的反对者了。因为小农经济是避免不了土地兼并的，土地兼并一旦出现，新的地主阶级就会出现，那么我们现在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就等于是失败了。
不过，对于那些知识分子说的，收割农业积累以供养工业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当前农业和工业之间最大的矛盾就在于这里，农民认为自己的收获被低价收购了，干好干坏都不能改善生活，工人同志则认为没有工业的话，朝廷和列强早就打过来了，这是必须的代价…”
林信义也反应了过来，当前的武汉政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列强的入侵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而是生产力不足。正因为生产力不足，所以工农联盟在击退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
这问题除了加快发展生产力之外，就不可能有第二条路可走，要么就是从海外获得大量的无息贷款补上人民的需求和生产力不足的缺口，要么有个外星人运来大批物资免费赠送给武汉政权，否则就避免不了工农业之间对社会资源分配权力的争夺。
反应过来之后，林信义也就不想就这一问题继续批评下去了，他转而说道：“首先我要再重申一遍，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有产者的先锋队，也不是受全民委托的议政代表。
也就是说，党必须站在，也只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农民是工人阶级联合对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同盟，但农民是一个群体，而非利益一致的阶级，农民中既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地主阶级，也有半脱离农业生产的小地主和富农，有全面参与农业生产但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也有半自耕半佃耕的小农，最后还有没有一寸土地的佃农。
这些人中，除了佃农因为没有土地和工人阶级都一样无产外，其他人都是有产者，即便是无产状态的佃农，他的想法和工人阶级也是不同的。工人阶级要求的不是掌握生产资料自己当资本家，而是要求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而佃农想要的是自己的土地，最好还能雇上几个长工，这样自己就能过上老爷的生活了。
所以，党不可能是农民的代表，农民也不会承认党是自己的代表，他们甚至都不会承认其他农民能够代表自己参加政治，因为小农经济的生产过程，就是通过兼并土地来达到雇佣他人耕作的致富之路，这条路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朋友的，只有猎人和猎物的关系。
正因为农民这个群体存在着诸多矛盾，工人阶级才能联合农民中的一部分打倒另一部分，但无产阶级不能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就是农民既然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同盟，他们就会自动的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事实上农民在打倒了原有的地主阶级之后，他们想要的不过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成为按照劳动获得收入的农业工人。”
林信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注视着田均一神情观察了数秒，才继续往下说道：“所以，这些所谓站在农民立场上出声的知识分子，那些主张自己受到了工人阶级压迫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强调农业对于工业的给养，而是要求保护私有制。
因为只有在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农民在私有土地上的耕作和处分自己土地的产出是不受限制的。这也是小土地所有者所认为的统购统销不公道的地方，因为他们无权对自己土地的产出自由定价，这无疑是堵住了他们的致富门路。
小土地所有者所设想的致富道路，和无产阶级要求的劳动报酬是两码事。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每一块土地上的劳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投入来获得报酬，那么这些拥有土地的劳动者是不可能出售自己的土地的。
小土地所有者所期望的致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可行的，就是通过粮食的稀缺性，在市场供应不足的时间段里高价售出，从而获得比自己劳动付出更多的额外收益，这部分额外的收益才是致富。正是通过市场价格，扭曲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的关系，一部分小土地所有者才可能获得额外的积累，最终获得那些不善于经营的劳动者的土地，从而让自己变成为地主阶级的一员。
所以，党必须要清楚自己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党也必须要明确自己和无产阶级的从属关系，不能把自己当成超越阶级的正义使者，如此便能知晓这些知识分子和小土地所有者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自然也就不会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
至于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民的需求被满足，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小土地所有者就会发现，自己经营的小块土地不可能再有什么致富的机会，他们也就会彻底的放弃劳动致富的美梦，从而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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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均一并没有对林信义提出的主张有什么不满意，这让林信义也放下了心来，在武汉劳工党建立之后，他其实挺担心田均一这批人会在中国形势好转之后停留于原地，或者转向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毕竟田均一等人是觉得中国已经无路可走才听从了他的建议，去发动底层民众去对抗满清朝廷和列强，严格的来说，他们甚至连科学社会主义的爱好者都算不上。
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中，劳工党上下没有时间去考虑科学社会主义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及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抓住了这面旗帜，号召最广大的劳动者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当外部的威胁开始渐渐退去，党内的高层自然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科学社会主义和自身利益的冲突问题。
虽然党是依托无产阶级建立的先锋队，但在党建立之后它就不再是工人代表的集会，而是有着严密层次和高度集权的执行组织，因为党的建立就是为了推翻现政权，所以党自身就是一个小型的执政团体，这就意味着政权所拥有的通病，党也一应俱全，只不过程度稍轻而已。
当党取得了一部分地盘并转化为真正的政权后，党员和官员之间的紧密结合，很自然的就令党走向了传统的精英政治，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官统治历史的大一统国家，知识分子很自然的就把入党当成了新时代的科举，先入党再当官，至于党的理念就变成了新四书五经，党员会热情的去背诵和赞美它，但真正相信的人不多，甚至还会出现把真正的信仰者当成异类来攻击。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着众多例子，比如张居正就属于想要身体力行去建设大同世界，或者说努力朝着大同世界的方向去治理国家，张居正的下场就是死后被清算，那些文官们不仅将其家人饿死，甚至一度要把其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
明代的党争和唐代的党争其实是两个类型，唐代党争争的是做事的权力，明代党争则是反对想要做事的人，所以唐代就算四分五裂，外族也很难入侵中国，而明代的士大夫则迅速的投降了异族。
林信义这次来中国之所以提出要先访问四川，就是要观察一下劳工党是否还在坚持自己是劳动者的代表，还是在取得了现在的成绩之后，想着要当全民代表的组织了。
为什么全民代表不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为中国的全民代表是受命于天，是复古的皇权统治，也就是儒家口中的三代之治。在礼乐纲常下，中国是没有阶级矛盾的，只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那来的阶级斗争？
社会上的所有问题被分为了两类：一类是民众不安分想要挑战社会秩序，这是暴民；一类是天子背弃了圣贤之道，所以天下纷争不断，这是昏君。如此一来，阶级矛盾就被彻底消灭了，因为儒家找好了两个用来替罪的羔羊，既解决了政府镇压民众的合法性，又解决了改朝换代新政权的合法性。
对于劳工党的观察，就是想要判断党到底是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代表，还是把自己当成了新的天命。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林信义就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劳工党的立场，毕竟他可不是为中国的新王朝做这些事的。一个掌握了组织能力的反动政权，对于人民的压迫是难以描述的。
苏联协助建立的国民党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则干掉了欧洲一代年轻人，这当然不是林信义想要看到的未来。
不过情况看起来要比他预想的好的多，也许当初从日本离开的时候，田均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救国理论，那么今天的田均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显然要真挚的多，对于林信义提出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反扑威胁，田均一并没有不当一回事，也没有对这些小生产者表现出某种道德上的同情。
田均一的表现让林信义安心了下来，如此双方终于可以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这一问题进行没有保留的探讨了。假如田均一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那么双方基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而林信义也不可能对其表明自己全部的想法。
因此，在批评了小土地所有者拒绝集体化运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带来的危害性，林信义也终于讲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向田均一坦诚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仅仅把自己当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是难以解决这些小土地所有者所提出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的，因为这一问题确实存在。
在我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应当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标准确实能够用于衡量全球各地的商品生产的真实价值，但是商品的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美国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是英国工人的一倍半，而英国工人一小时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二倍半，这就意味着同一件商品即便在中国、美国、英国以相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价，它们的实际价格也会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不同而天差地别。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小土地所有者不承认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他们认为是对土地的占有，才是粮食这一商品的价值内核，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希望占据更多的土地，从而进一步聚集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最终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以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而国内耕地8.5亿亩，人均耕地不足两亩，以亩产一石半来计算，也就刚好能够维持全部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小土地所有者的想法不能说是错误，因为中国的粮食产量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消耗，那么占据的土地越多，粮食就越多，财富也就源源不断的汇聚到地主的手中了，因为人不吃粮食没法生存。
所以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农业生产力不足，虽然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八成以上的农业国，但中国的农业依然养不活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农民愿意支持我们打倒地主阶级的关键。但是旧的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努力朝着新地主的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阻止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发家致富，那么我们就会变成这些小土地所有者的敌人，以中国广大的农民数量，再加上列强的干预，我们必然会被小土地所有者掀起的广泛叛乱所打倒，而中国将会进入到更为黑暗的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因为小土地所有者中不可能出现一个具有威望的统帅，他们的小私有者属性，使得他们都会谋求在本乡本土实现割据局面。这就是莫卧儿王朝覆没后，印度大陆在混乱中被英国殖民的历史。
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我们应当避免小土地所有者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当前所谓的尽快统一全国的呼声，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而是这样的统一只会进一步扩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反而被削弱了。
如北洋团体和江南的士绅，前者是北方的新贵，后者则是满清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占有了大量的土地，成为了大地主的军事和政治代表。虽然他们和我们是敌对关系，但是他们和那些小土地所有者也是敌对关系，只要他们没有被打倒，当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只会欢迎我们去解放他们，而不是担心土地改革会没收他们的土地。
但是当我们出动军事力量把这些大地主打倒之后，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反对的对象就变成了我们。因此，现在统一全国，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因为我们既不能从新解放的地区获得无产阶级的支持，反而让小土地所有者们联合起来了。
另一方面就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当前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就两条路子，开荒和提升单位亩产。南方土地大多已经被开发，唯一还有大量土地没被开发的地方，就是北方地区。内蒙、外蒙、外东北和北满地区，有着大量的土地没有被开垦。
但是这种开垦应当是在党的组织下，以国营农场或军垦单位进行开发，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些新开发出来的土地会变成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增强了私有制经济。
至于说提升单位亩产，这就需要借助工业的力量，从目前各国的农业发展来看，农业机械、化肥、农药、水利设施和基础道路，无不和工业息息相关。
不过中国是一个工业极为落后的农业国，从外国引入工业技术和设备，培养工人阶级，实施义务教育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这就意味着，在短期内收割农业积累就是既定政策，农民感到不满也是正常的反应，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得到和自己劳动服出对等的回报。
这就是为什么，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虽然农民在私有制的问题上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不一致，但是农民在工业化的建设上，必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一个农业国不可能凭空变成工业国。所以在迫使农民付出劳动的时候，必须要制定合理的计划，逐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回馈农业…”
田均一对今晚和林信义的交流大有感触，在彻夜不眠的思考了整个晚上后，他于第二天白天再次和林信义做了短暂的交谈，请求其将对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写一篇文章，然后交由党的中央委员会议进行讨论。
林信义欣然接受了请求，并参与了这场会议的讨论。和四年前相比，党的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较大的变革，之前党的主要决议取决于中央主席团，由六名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则增加九名候补中央委员。
到了1908年，劳工党的规模已经接近五十万，光是湖北境内就有三十万党员，湖南境内约4万党员，这三十四万党员构成了劳工党的核心。全国其他地区还有十几万党员，但对于党的理论研究较为浅薄，毕竟其他地区的党组织几乎都忙于斗争，而没有什么太平时间去研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