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伊藤想要保住自己的名誉，也是为了保住他所制定的明治宪法。所以再三权衡利益之后，伊藤终于向林信义说道：“如果我们选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中国方面和朝鲜独立分子真的会和我们谈判？他们会不会以和平谈判的名义，继续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最终等待有利时机继续撕毁和平条约同我们开战？”
林信义思考了一下后回道：“所以我之前就说过，想要让朝鲜人放下武器，最好的办法不是屠杀，而是给他们一个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国家独立的渠道。你把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朝鲜人当然只能选择拿起武器发言。
至于中国方面，朝鲜半岛不过是作为满洲的屏障，他们对于朝鲜半岛其实并没有多少欲望，要不然日清战争中，中国人也不会轻易的放弃朝鲜。现在的问题是，陆军采用的武力征服朝鲜方针，已经威胁到了中国对于满洲的建设安全，为了确保满洲的建设不被打断，支持朝鲜独立不是代价最小的方式吗？
所以，日中之间的和平，取决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究竟有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而互信的基础又来自于两国的共同利益。日本和中国要是都不认为两国有共同利益，那么互信戒备就是极为正常的做法。
鉴于日中朝三民族当前互不信任的局面，划分三个民族的利益范围就是必然的。中国想要确保满州的安全，朝鲜想要获得独立，那么日本想要的是什么？到底是朝鲜和满洲的资源和市场，还是对朝鲜人的统治权力？如果我们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想要什么，那么朝鲜问题就没法和平解决。
至于中朝是否会借助谈判的名义扩张实际的控制区域，最终等待有利时机撕毁和平协议，我认为这正是三方各自利益界线没有确定的情况，而不是中朝搞什么阴谋诡计。条约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是因为遵守条约比不遵守条约对大家更有利，而不是契约精神。”
伊藤博文听了之后沉默半响，又向其问道：“那么以你看来，如果帝国动用武力的话，能不能把朝鲜东北部恢复到事件之前的状态？又或者，中国和我国全面开战的风险有多高？”
林信义仔细思考了半天，认为伊藤只是想要做个参考而已，并不会完全听从自己的意见，毕竟现代军事已经和倒幕时期大不相同，就算是山县这种在国外留学过的倒幕精英，在甲午战争中也失去了对于战争的洞察力。
伊藤博文在外交上固然要比其他人出色，但他终究还是倒幕时期的精英，这数十年来军事科技的变化早就把他那点军事经验给淘汰了。事实上，即便是引领世界军事科技的欧洲各国军队，在今后几年内爆发的一战中，那些将领们也犯了无数错误，而这些错误大多是因为他们陈旧的知识和过去的军事经验导致的。
因此伊藤现在询问他，应该是确实把握不住战争扩大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所以才会提到这个问题，以用来和陆军的判断做个对照。
想明白了这一点后，林信义谨慎的向伊藤博文汇报道：“现代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应当是交通。谁能在短时间内集结起大量的军队，谁能运上更多的炮弹到前线，那么胜利几乎就明确了。
在朝鲜战事上，优势其实还在于我们，因为我们有制海权，而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因此只要我们控制了朝鲜周边的海域，那么我们就等于掌握了最快捷且廉价的运输方式。
在控制了海洋的优势下，朝鲜半岛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沿海平原地区，基本都被我国所掌握。在没有切断海上运输路线之前，朝鲜和我们的对抗，实际上就等于是物资上的对耗。
朝鲜作为一个农业国，是不可能和我们展开这种物资上的对耗的，所以最终和我们对耗的物资必然是中国运输而来。不过，整个华北地区几乎没有重工业，所以中国能够提供军事物资的来源，要么是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要么就是从国外进口。
作为一个需要发展的农业国，中国应当也不乐意和我国交恶，这将会令中国在对外贸易上付出巨大代价。所以，只要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还存在，那么中国未必有帮助朝鲜完全独立的野心。而在具体的作战问题上，掌握了铁路和港口的我们，显然不是朝鲜独立军能够正面进攻的。
以上都说明了，日中关系是东亚三民族问题的根源，只要能够说服中国人接受和平，那么朝鲜人也只能接受现实，要么就是他们单打独斗去争取独立，不过，这样事情反而简单了。”
伊藤博文也觉得林信义的看法不错，他和林信义结束谈话之后，就下令让驻武汉的外交人员去和劳工党接触，提出了承认朝鲜东北地区自治，如赤塔共和国的案例，从而恢复日中和睦相处的关系。
劳工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解决办法，哪怕林枫没有就中日和平问题作出新的评价，这些中央委员也更倾向于先解决内部问题，而不是去帮助朝鲜独立。如果不是日本的野心实在太大，他们也不会支持田均一和亚洲联盟的主张。
亚洲联盟现在有中、印、俄、日、朝鲜五个主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加入，越南及南洋几个小国，虽然想要加入联盟，但是却被英国、法国和荷兰给禁止了。
一开始劳工党及党外的中国精英对于亚洲联盟并不感兴趣，虽然他们接受了印度无产者和中国劳工党的交流关系，不过这是建立在中国西藏远征军和印度东北三邦的友谊基础上的。不过在反击俄国人的时候，赤塔政权的出现，让武汉在贝加尔湖及外黑龙江地区站稳了脚跟。
正因为印、俄、日、朝鲜对于武汉革命有着减轻压力和获得帮助的能力，所以武汉才会接受亚洲联盟的存在，而且很快武汉人民就从亚洲联盟的组成中获益了，以越南为首的一些东南亚殖民国家及民族，都纷纷跑来延安，一是为吸取革命经验教训，二就是为了寻求劳工党的直接援助。
虽然向外援助革命有些超出了武汉的能力，但是这却极大的增强了武汉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自从满清接替大明，对外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后，中国在东南亚这种传统势力范围的话语权不断被削弱，特别是在白人殖民者发动的数次屠华事件，极大的动摇了中国在东南亚土著民族严重的形象。
如果说十七十八世纪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人进行屠杀时，当地土人还对华人加以保护，那么到了19世纪，连东南亚土著都开始主动掀起了排华运动。
过去当地土人把华人视为自己人，并和华人一起反抗白人殖民者。现在东南亚土著则把华人视为了白人的帮凶，对他们进行掠夺的外人。所以，白人殖民者对于华人的打压政策，已经可以通过土人来执行，而不再需要亲自动手了。
不过随着亚洲联盟的建立，武汉在印度有力的支援了印度的民族自立运动，从而使得武汉在东南亚土著民族独立分子眼中大大的提升了形象，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和中国人的关系，一些人开始号召同胞放下对于华人的成见，要把敌对目标放在华人的地主或大商人身上，而不是仇视底层的华工。
这种交流除了让武汉政治上的影响力上升，也刺激了武汉的工业品向东南亚进行扩散。虽然华侨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直到20世纪初都没有太大的衰落，但是东南亚华侨大多来自广东、福建沿海，他们从事的几乎都是食品等轻工业产品。
比如东南亚的大米贸易，现在就依然被华侨掌握，其中泰国和越南的大米产量几乎八成以上都是华人控制的。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小农时代的贸易方式，自然是没法和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德国、法国、美国展开竞争的。
所以，随着远洋轮船的规模越来越大，华侨在东南洋的商业网络正在被资本主义所侵蚀瓦解。许多华人从进口国内的商品变成了向欧洲订货，很快华人就失去了批发商的地位，而变成了东南亚各地的零售商，因为不过是做洋货的二道贩子，所以不少本地土著也开始涉足过去只有华人开设的零售商业。
而现在么，凭借着亚洲联盟的政治影响力，加上直接的经济援助，武汉生产的现代工业品也就顺势打入了东南亚市场，华商不仅开始重建新的批发网络和航运路线，也开始从商业向实业业进军，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矿产和电力建设也生起了兴趣。
亚洲联盟在武汉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也开始不断上升，由之前的纯外交事务性单位，变成了武汉对外输出革命及构建商业网络的国际关系负责机构。
在间岛事件爆发后，亚洲联盟内部的朝鲜代表立刻推动起了支持朝鲜民族独立的宣传，这极大的影响了武汉劳工党的决策。正如田均一派人询问林枫后得到的回答，支持朝鲜独立就是无产阶级联盟的原则问题，这一问题没必要进行讨论。
当然，当问题转变为朝鲜独立是否要从属于亚洲各民族解放事业后，联盟的各位代表对于争取朝鲜的完全独立就有些犹豫了。毕竟当前谋求独立的可不仅仅只有朝鲜一家，越南、缅甸及南洋各地都有着独立的需求。
日本虽然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了殖民主义，但是在南洋又变成了旧列强的挑战者，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冲突将会制造出南洋各民族独立的契机。所以大家并不希望日本和中国全面对抗，使得中日互相牵制，最终谁都没法南下，从而让欧洲人继续掌握南洋的权力。
在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后，朝鲜代表终究还是因为势单力孤，难以和大部分希望日中保持微妙合作的代表们对抗，不得不表示自己需要向朝鲜劳工党中央汇报，才能在联盟中表明朝鲜民族的立场。
虽然联盟中的朝鲜代表寄希望于朝鲜劳工党中央能够说服中国劳工党，但接到电报的安重根却认为中国劳工党应当不会轻易的改变方针，把国内建设路线转向解放亚洲的对外路线，虽然朝鲜人认为朝鲜民族的独立是亚洲民族独立的一个关键，但安重根知道朝鲜实际上并没有朝鲜人以为的那样重要。
从当前的亚洲局势来看，真正能够掌握亚洲未来的，只有中国、印度和日本，当这三个国家完全获得独立地位后，那么亚洲民族的解放运动就不可遏制了。如果这三个民族没能获得独立，或者独立后没有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那么亚洲各民族就很难依赖自身的力量寻求自我解放。
虽然过去他对于林信义的这一说法并不以为然，认为林还是小看了亚洲其他民族的潜力和独立事业对人民的巨大激励作用，这个其他其实就是朝鲜，安重根过去和许多朝鲜人都有着这样一种认识，朝鲜或者不能和中国相比，但是和倭寇相比还是文明的，所以倭寇能做到的事情，朝鲜没理由做不成。
但经历了这么多事后，安重根不得不承认，朝鲜和日本还是有着很大差距的，日本能干成的事，朝鲜还真未必能干的成。仅仅一个人才的比较上，日本就把朝鲜给甩到不知何处去了，朝鲜就没有出过日本幕末时期的那些人杰，中国倒是出过一批洋务人才能和日本的维新豪杰相比，但是朝鲜的开化党除了搞政变之外，就没有独挡一面的人才，连洋务运动都搞不出来。
至于现在，日本有林信义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人物，中国也有田均一等心胸开阔的政治家，安重根环顾国内，发觉朝鲜人除了几个帝国主义者之外，几乎就没有真正认清国际现实的人物。不管是现在、过去和未来，朝鲜在人才上都被中日甩在了身后。
中国会不惜代价的去帮助朝鲜独立吗？安重根认为这估计很难，因为现在中国还在恢复期，而日本却是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期，中国的对手也不止日本一个，如果中国把所有力量都用在对抗日本身上，那么中国本土反而会露出巨大破绽，从而让其他列强获得机会。
劳工党虽然关注亚洲各民族的独立事业，但也不可能拿中国的未来去为朝鲜独立付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作为朝鲜人很难接受这一点，但安重根却知道自己必须要接受朝鲜不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只是日中两国的缓冲区这一事实。
所以在朝鲜劳工党的内部会议上，安重根主张应当接受亚洲联盟的决议，尽力保住朝鲜东北四道的控制权，然后对朝鲜东北地区进行建设，为解放朝鲜打下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不过安重根毕竟没能在朝鲜劳工党内获得完全的掌控力，党内的不少独立派，认为必须要趁着大好形势向西，向南进军，哪怕不能解放整个半岛，也至少要拿下朝鲜北部地区。这些独立派意见是，当下独立军控制的地方都是贫瘠的山区，压根不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毕竟按照历史上的八道地图，他们其实就占了一道多的地区，所以至少要获得对朝鲜北部2到3道地区的控制权，才能取代大韩帝国成为新朝鲜。
第737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5006 吐槽：1 更新日期：2023-09-15 12:32:04
对于林信义而言，1908年的主要精力其实放在了两件事上，一件是推动黄海联合军事演习，原本林信义主张邀请所有亚洲国家参与联合军演，哪怕没有军舰，派出观察员意思一下也行，主要是弄出一个亚洲团结的局面来。
不过日本政府刚刚向外透露了一点风声就遭到了英法美等国的抗议，法国人尤为激烈，因为法国人搞出来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虽然控制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但是从法理上来说，这三个国家还是独立存在的，日本邀请三国加入军演，将会极大的强化这三个法属殖民地的独立意识。
英美虽然不及法国那么反应强烈，但也对日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英国不希望进一步刺激缅甸、印度的民族独立意识，美国也反对日本把美属菲律宾视为一个独立国家。
迫于列强的抗议，日本海军不得不修正了初定的军演方案，选择了以日中韩三国为主体的东北亚安全联合军事演习，一方面规避了列强的抗议，另一方面也是对列强在亚洲殖民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只不过，当这场军演计划刚刚确定下来，陆军就制造了间岛事件，此时距离联合军演的时间9月下旬已经不足3个月，这下海军举办这场军事演习的目的几乎泡汤，反而让列强看起了笑话。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要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自由选择，结果自己却用武力去对付那些做出了自由选择的朝鲜人，这显然就戳破了日本政府在国际上自我标榜的日本负有亚洲道义责任的谎言。
山本、河原这些海军高层或者只是不满于陆军的擅自行动，但是海军军令部的年青参谋们对于陆军的独走是真的恨的牙痒，他们觉得陆军完全是把国家利益当成了儿戏，把他们殚精竭虑才制定战略毁于一旦。联合军事演习可不单单是一场演习，这是日本海军试图争夺南洋话语权的切入点。
林信义提出的亚洲一体论已经为这些海军参谋们所接受，认为这正是大海军战略的前进路线。正是在发展大海军这个目标下，这些海军参谋才会把韩国加入到联合军演中，为的就是把韩国当做模板来刺激南洋各民族亲近日本。
但是海军这一步还没跨出去，陆军就一棍子把海军的一条腿给打折了，对于陆军的不满自然就成为了海军参谋们的共识。因为这一事件，林信义主张的陆军是海军第一号敌人的说法彻底压制住了革新团体内部的陆海军同舟共济论，这倒也算是意外之喜。
至于林信义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推动建立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南洲是西乡隆盛的号，至于经济和文化研究所则是之前海军文化课在艺术基金会下建立的社会调查组。
名义上，林信义通过艺术基金会呼吁对政府工程应当先调查研究后立项目，实际上则是将政府工程的回扣合法化，通过一个中介机构把回扣以合法的方式转交给左右政府工程的有力人士。
林信义的建议得到了宫内省的大力支持，因为过去这些政府工程的好处都落在了藩阀手中，他们虽然得到了天皇的信任，但也只能从藩阀手中收一些残羹冷炙，毕竟根据宪法，宫中和府中是分离的，宫内省无法干涉政府事务，但在政治影响力上，宫内省却并不低于政府，因为他们可以代表天皇发声。
只是按照日本先行的体制，宫内省不能把这种影响力变现，这就让宫内省的官僚们颇为不满了，反对天皇机关说，正是宫内省在背后极力支撑着，也就是伊藤博文在政治上强大的声望，把宫内省的声音给压制了下去。
现在林信义提出了一个让宫内省变现权力的方式，自然就得到了宫内省的积极支持，哪怕林信义主张用西乡隆盛的号来命名这个非官方机构，宫内省也捏着鼻子认了。
09年七月，在天皇的首肯下，西乡从德侯爵出任了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木下尚江则担任了常务理事，于是林信义可以通过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直接对千叶县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发出声音了。虽然是陆军扶植起来的后藤新平，但是在南洲研究所成立之后也积极的向研究所靠拢了。
在井上馨、山县有朋的推荐下，后藤新平于09年初接任了千叶县知事，后藤显然不是普通的藩阀官僚，他把自己定位为了政治家，所以他对于千叶县的政治、经济规划是有着个人的一整套想法的。但是在就任了千叶县知事后，他发觉国内和台湾做事是不同的，国内他没有完全的权力来实施自己的计划，而需要同各方进行妥协。
比如千叶县知事虽然看起来代表着政府掌握行政权力，但是千叶县议会中的本地势力利用地方法规可以牵制他，地方上的町村自治团体倾向于代表本地势力的地方议会而不信任代表政府的县知事，再加上海军及财阀通过中央政府压制千叶县政府，迫使地方无法干涉他们在千叶县的建设工程，使得后藤这个千叶县知事，几乎形同摆设。
而在这个时候，陆军在国内的口碑直线下降，特别是在爆出了间岛事件之后，虽然有一部分爱国主义者认为不管陆军的行动是否违背了法律，但至少他们是在维护皇国的利益，因此应该无条件的站陆军的立场上。
但是这种论调很快就被另一种声音给压制住了，“如果爱国就是神圣的，那么支持战争的人先把对俄战争的欠债给付清了。一边口口声声喊着爱国，支持陆军，一边却不肯把自己的土地贡献给国家还债，这种口头爱国者就是日本最大的敌人。”
这种声音之所以压制住了爱国者的言论，因为得到了广大日本民众的支持。一些左翼社会主义者公然发小册子造谣，说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股东也就692人，他们在朝鲜占据了土地52 426町步，但是这692人几乎都和陆军及宫内省人士有关，普通人几乎就是个位数，且占有的土地少于平均数，显然这些报纸上提到的普通人在朝鲜获得了土地的故事，不过是政府用来欺骗国民的门面。
日本民众知道了这一事实后极为不满，认为国家花费了十几亿打了这场战争，死了八九万人，结果却让那些官僚和财阀发了财，所谓的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
日本内务省几乎第一时间就开始查禁这些小册子，并宣布这是不满政府的过激主义者的谣言，试图效仿俄国过激党在日本掀起暴力革命反对天皇。只是主张谣言的政府拒绝公布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股东名单，也拒绝公布朝鲜土地分配给了那些日本人，这就使得国民开始确信，小册子说的是真话。
如果说日比谷烧打事件，主要是对政府的无能和对俄国不遵守战败国的本分爆发的愤怒，那么这一次国民针对的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质疑了，毕竟按照爱国主义者的宣传，对外战争的收益是全民共享的，所以大家都应当为战争出力，但是现在国民发觉，他们承担了高额税赋和牺牲，而官僚和财阀却什么都没付出，反而在战后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国家属于国民显然就是一个谎言。
政府对于国民的愤怒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因为在调查后发现，那些小册子都是在国外印刷然后运到日本来的，显然在内务省封禁了平民新闻社这个过激主义者的大本营后，那些过激主义者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行动。
这就和中国的革命党人被清政府追捕后就跑到日本的方式是差不多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日本现在没办法要求中国方面把这些人交出来，因为中国方面认为这些日本人宣传的东西并不违背中国的法律，最多也就是把这些小册子运进日本是违法的，不过按照武汉方面的调查，他们得出结论，小册子的制造者没有实施偷运日本的行为，应当时其他日本人的牟利之举，所以驳回了日本政府的要求。
当初清政府希望把跑到日本的革命党的声音封杀在国境之外，事实上证明是做不到的，现在反过来，日本政府发觉自己也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中日双方之间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你不可能从庞大的中日贸易中去防止违禁品流入日本，这种检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更何况，政府内部对于过激主义者的立场也是不同的，陆军及宫内省的一些保守分子认为，过激主义者已经成为了动摇皇国根基的敌对分子，应当严厉打压。但是海军及一些政党分子则主张，过激主义者不过是国民对于腐败的官僚体制的不满而走上了过激道路，问题在于如何让政治清明，而不是抓捕过激主义者。
双方的意见不一致，使得内务省在对待过激主义者的问题上显得有些三心二意，更何况内务省还发觉，原本存放在警保局的对于社会主义分子的监视名单及资料居然消失了大半，在海军和萨摩阀的施压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是也让内务省失去了对于国内社会主义分子的监控。
那些有名的社会主义分子虽然还在内务省的监控下，但是这些人不是在国外，就是已经转向温和的改良主义，而且和宫内省、海军关系密切，成为了日本政坛和文坛的一股新兴势力，内务省自然不敢向过去那样轻易的给他们栽赃。
而消失的社会主义分子，大多是中坚人物，虽然他们此前不出名，但是在工人及年青学生中具有较大的活动能力，内务省对这些人的监控，主要是防止这些人进入到强力部门中，从而变成内部的反叛分子，但是随着名单的消失，这些人已经从内务省的视线中消失了。
当然有一位警保局的精英提出，海军文化课的林信义中佐和许多社会主义者交往密切，在海军兵学校推动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甚至还可能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或者这个人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
这位精英提出报告的当天就被被内务大臣小川平吉直接下令调去了北海道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担任了派出所所长，对于林信义中佐的调查资料完全被收缴，于是对于内务省消失的社会主义分子的档案调查宣告结束，结论是一些不重要的资料被新入职的人员误操作销毁了。
作为日本政府用以镇压内部异己分子的强力部门，其内部都出现了分裂，自然就难以压制住国民中传播开来的反国家言论。于是，此前用以平息国内矛盾的爱国主义，今次反而让陆军遭到了更多国民的攻击，国民和陆军之间的关系如此独立，让后藤新平也不得不开始疏远陆军，寻找另一个权力支点了。
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虽然只是刚刚成立的机构，大多数国民甚至都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作为已经靠近日本政治核心圈子边缘的后藤新平来说，他知道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背后的艺术基金会实质上就是宫内省、新萨摩阀和新财阀结合起来的一股新兴政治力量。
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刚刚成立，山本内阁就低调的宣布，今后任何政府投资的工程都需要先委托社会第三方进行调查研究，确保工程项目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立项，以杜绝一些官僚为了输送利益而盲目进行工程立项。
这听起来固然很好，但实际上政治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新势力对旧藩阀政治的一次夺权行为，过去藩阀官僚通过兴建各种政府工程，把钱输送给财阀，然后财阀再向藩阀提供资助，从而形成了权力和金钱的结合。
在这种体制下，藩阀和财阀获得了最大利益，其他人只能看着他们吃肉，所以民党对于藩阀和财阀的批评不绝于耳，民党的这种批评还得到了宫内省的大力支持，反对藩阀和财阀政治的近卫公爵差点都当上内阁首相了。
而现在的这个新制度，就是由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来决定工程立项，然后把利益分配给各政治势力，从而取消了藩阀和财阀分肥的制度。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虽然损害了藩阀和财阀的利益，但是却获得了其他政治势力的支持，因此必然会成为帝国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极。
后藤新平认为，向南洲研究所靠拢，或者更有利于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陆军虽然势大，但是陆军搞的藩阀政治已经惹起了众怒，今后必然会逐渐交出权力，他继续依附陆军，未来的发展恐怕是没有多少空间的。
对于后藤的靠拢，林信义并不拒绝，他也需要通过和后藤代表的千叶县政府对本地势力进行打压，从而进一步推动千叶县土地改革的完成。千叶县本地势力虽然在东京圈的政治势力看来不过是乡下人，但是他们在本地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土地改革损害了这些本地势力的利益，自然波折颇多。
但是，海军需要一个工业化的千叶县，残存太多小农体制，显然是不利于海军在千叶县的根基的，所以林信义没打算让海军吃独食，而是选择了和其他政治势力分享利益。后藤新平也只是被血食吸引而来的一只鳄鱼罢了。
当然，在对千叶县的规划上，后藤新平其实是最接近林信义的思路的，不管是推动千叶县的快速城市化，建立覆盖千叶县的公路网，后藤都站在了林信义的立场上。
也正是有了后藤新平的支持，林信义才能把大量的年青学生分布到千叶县各町村，从而形成了新土地改革法调整草案。按照农民的要求，地主保留1.5町步的土地，其他由国家强制收购，然后分配给佃户无偿耕作，这些土地归属于农会名下，由农会每年向国家支付本息，99年内还清。
新调整案解除了农民担心赎买土地导致的负债问题，而农会属于农民自治组织，也就是说农民有权选出代表监督农会账目，因此土地的归属权也明确了，所以该调整案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地主当然是反对的。
在千叶县、农林省、内阁的三次大讨论下，最终方案是：地主所允许保留的出租土地为1町步；超过3町步的土地由政府强制收买；同时，只允许以现金缴纳地租，水田地租；并强化了地主取得土地的限制性；各地负责农地收购、转让的委员会中，佃农成分出身的委员需要占到人数的50%。
第738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5054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16 12:54:32
不过林信义在海军内部实施的整肃行动，就连秋山真之都有些受不了，他对林信义提出，“铃木大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舰长，仅仅因为他家中不支持土地改革，就要停止铃木大佐的职务，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秋山口中的铃木大佐，是海兵14期的铃木贯太郎，在日俄海战中以驱逐舰夜袭的战术而出名，因此战后被海军视为日本首屈一指的鱼雷战专家。只不过铃木虽然在海军中名声渐显，但是因为是千叶县出身，所以在海军中一样受到萨摩阀排挤，因此他和秋山走的很近。
但是铃木家在千叶县可不是普通地主，他的家族是原关宿藩的上士家族，幕末时关宿藩主久世广周曾经担任过首席老中，是幕府的首脑人物，和安藤信正积极推动公武合体，并竭力取得英国的支持，但是因为《伦敦备忘录》签署后不久就去世，使得幕府的自救之路难以维系，
最终德川幕府结束，而关宿藩也和平交出了藩国。
正因为如此，千叶县所在的下总国其基本社会秩序几乎没有变动，铃木家依然保留着大量土地，且在县内享有较高的地位。铃木家反对土地改革政策，极大的影响了一批地主们的观望心态。
而铃木家为什么敢反对土地改革政策，因为不仅仅在海军中有铃木贯太郎这个大佐，铃木的三个弟弟，两个在陆军，一个毕业于东大进入了外务省，可谓是明治时代千叶县的名门，想要让铃木家低头，光凭一道政府公告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在告诫无果之后，林信义即以文化课的名义，把时任宗谷号巡洋舰舰长的铃木贯太郎借调文化课，让他去千叶县宣传土地改革对于日本的重要性。这一举动，实际上就可能断绝铃木在海军的前途，因为在林信义提出海军新路线后，军舰的建造计划被放缓，所以舰长的位置要比合适的军官少的多，铃木贯太郎被调出舰队没啥人妨碍，但是他想要再回去舰队担任主官就难了。
这件事对于铃木贯太郎的打击非常大，甚至还超过了萨摩派对他的打压，虽然林信义在他面前只是一个后辈，但是林信义却是革新派真正的领袖，海军中的实力派，哪怕海军三参谋之一的秋山真之都没法阻止林信义的决定，被林信义放弃的人，在海军中已经没有前途可言。
而让铃木贯太郎最感灰心的是，被萨摩派打压，他还可以得到反萨摩派的同情，但是被林信义放弃后，连反萨摩派都远离他了，因为林信义不仅仅得到了萨摩派中最传统的西乡系的认可，同时也是旧幕府派所认同的海军新支柱。
革新派之所以能够超越派系而成为海军新一代的中坚层，就是因为林信义获得了萨摩派和反萨摩派两边的认可，两派中的人物都认为林信义可以弥合海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所以都选择了他作为海军的未来支柱，至于那些极端成员又无力和林信义就海军路线进行对抗，只能看着林信义团结起大多数人后把自己排挤出海军决策圈子。
所以，被停止舰长职务的铃木心灰意懒，直接提交了退役申请，秋山真之这才忍不住来找林信义理论，试图挽救这个海军鱼雷专家的前途。
只是林信义虽然在其他事情上尊重秋山的意见，但是在这件事上他是不肯让步的，他听完了秋山对铃木大佐的夸奖之后，只是平淡的说道：“海军是工业化的组织，个人的才能或者可以决定这个组织能力的上限，但是组织能力的下限是由工业基础和制度所决定的。
日清、日俄两次大海战，我们确实发挥了人的能力，从而获得了超出预设战果的辉煌战绩。但这种战绩其实并不值一提，因为任何一个工业国家的舰队都能取得相同的战果。日本今后的对手都是工业国，不再是满清这样的农业国和俄国这样的半吊子工业国，所以，不发展工业，日本海军就无可能成长。
我承认你的说法，铃木大佐是一位出色的舰长，也是鱼雷方面的专家，但是没有先进的军舰和性能出色的鱼雷，铃木大佐的战术再优秀，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土地改革不仅仅是为了缓和农民对于国家的不满，更是工业化的基础，一个没有消费能力的农村是没法支持工业的发展的。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地主用于享受的财富变成农民的消费力和工业的投资，从而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国力。
和一个铃木大佐相比，我认为他是远远不能够和土地改革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对国力的增长相比的。铃木大佐或者价值等于一艘巡洋舰，但他抵得上一艘战列舰吗？而日本的工业化要是能够成功，增加的又何止是一艘战列舰？”
当林信义把铃木贯太郎量化为军舰的价值后，秋山真之保护铃木的念头就动摇了，因为他虽然重人情，但也知道人情不能越过组织的利益，更何况他试图说服林信义的理由，也是铃木是海军需要的人才，但是林信义指出海军更需要战列舰，就将他的理由给粉碎了。
和林信义争论不过，秋山真之决定还是去说服铃木贯太郎比较简单，他回去后告诉铃木，“我劝你最好还是别申请退役，其实千叶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正在向内阁和军部申请，请求效仿海军的行动，把内阁、陆军、东大的千叶县人士借调到委员会负责宣传土地改革政策。你与其申请退役，还不如赶快回去说服家里支持土地改革，那么我还可以帮你尽快返回舰队去…”
铃木贯太郎申请退役虽然有着赌气的成分，但是他内心也觉得自己就算在海军中失去了前途，可铃木家依然是千叶县的名门，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前途，而败坏了铃木家的基业。
但是秋山真之的劝说让他意识到，这一次海军推动千叶县的土地改革是来真的，就算他放弃海军中的前途，铃木家也依然保不住自己的土地，而且包括铃木家在内的千叶县的一代青年精英，都将会从日本的政治圈子里除名，失去了未来希望的名门还能是名门吗？
在这样的沉重压力下，铃木贯太郎不得不改变心意，请假回家去和家里人商议去了。这样的情景不仅仅发生在铃木贯太郎身上，千叶县的政治人物和地方名门都受到了类似的打压，以至于不少千叶县的地方精英私下认为，现在的千叶县就是庆应四年的江户城，改革派在城外虎视眈眈，若是他们不投降就要大开杀戒了。
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千叶县地方势力终于放弃了抵抗，接受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只是试图在改革中尽量维持自己的利益。于是原本给山本权兵卫带来困扰的千叶县土地改革，到了09年七月终于变得顺畅了起来，按照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给出的调查报告，新的土地调整案如果落实下去，那么千叶县的佃耕地将会从接近耕地面积的50%，下降到不足10%，这将极大的缓和当地农民的不满。
山本权兵卫内阁也松了口气，毕竟在陆军搞出了间岛事件后，国内解决了一个麻烦终究是好事。当然，山本权兵卫内阁也是无意再把千叶县的土地改革向其他地区推广的，因为仅仅是为了压制千叶县的地主们的反抗，山本内阁就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这还仅仅是日本国内一个政治根基不深厚的县，若是引发了全国各地地主们的抗议，山本权兵卫也就不用干什么政治了。
只是山本权兵卫对各地地主们的安抚，却引发了各地农民及乡村变革势力的不满，他们支持政府在千叶县实施土地改革，是希望通过这个试点，把土地改革推广到日本各地，而不是仅仅让千叶县作为山本的政绩来宣传的。
当然，千叶县的土地改革还没有展现出有利于农民的成果，所以各地农民和乡村变革势力都还在观望中，因此对于山本内阁的批评还相当的克制。
八月上旬，朝鲜独立军试图攻取被孤立起来的清津城，但是驻守在清津城内的陆军，依托海军军舰的舰炮支持，击溃了数倍于己的独立军，朝鲜北部地区的独立军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
凭借着这一次清津城的胜利，伊藤博文一边令朝鲜驻军严守海边港口城市及京义线的交通枢纽，以铁路线和海岸线构筑了对朝鲜北部山区的基本防线，然后重整旗鼓，预备对独立军发起重点进攻；另一边则是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和平交涉，表示愿意为间岛事件做出经济上的赔偿，以引诱中方放弃对朝鲜独立军的支持。
对于清津城的进攻失败，使得武汉军事委员会确定，当前中朝在朝鲜北部地区尚无能力迫使日军放弃海岸平原及铁路线的控制权，继续打下去不过是白白损失力量，而让日军形成了以逸待劳之势，一旦朝鲜独立军力量损失过大，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也站不住脚，因此在吉长线向东延长线没有修筑完成，在北满地区的工业体系没有建立完成之前，解放朝鲜半岛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