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第264章 流血星期日
1898年春，几个俄国组织合并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很快党中央就被破坏，该党成为了地方委员会的自治联合体，大量的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时髦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党内。
于是党内就出现了两个主要思想，一是把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当成了真理，另一个则是迷恋单纯的经济斗争。火星报和曙光报对这两种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论战中火星报逐渐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纸。
1902-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党终于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不过也正式形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实际上指的是要求对火星报进行改组的24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少数派则是反对改组委员。
双方的争论的焦点其实只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及火星报是否能够代表全党做出决议。少数派认为不能，因为在过去的三年论战中，他们已经习惯了自由论战，并将之视为民主本身。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认为，党团既然已经成立，那么自然就应当形成一个声音，少数服从多数才是真正的民主。
这一争论从三名火星报旧编委落选开始，少数派认为这是被列宁开除了，很快就波及到了全党内部的论战，甚至波及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此事进行了讨论。从1903年秋到1904年秋，社会民主工党都陷入了瘫痪状态，列宁不得不提出召开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来解决党内分歧问题。
而1903年到1904年，正是俄国社会呼吁政治改革最为强烈的时候。自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度以来，农民花了40年的时间发觉自己还是受骗上当了，虽然沙皇政府从法律上废除了他们的农奴身份，但在事实上他们依旧被地主和资本家所奴役。
整个俄国大约有1000万户农民，其中完全没有马的农民约300万户，只有一片马的农民约350万户，每户有两匹马的农民约200万户，2匹马以上的富农约150万户。
在俄国农村，马就和中国乡村的牛一样重要，没有马的农户只能种植一俄亩土地，他们的粮食肯定不够吃。一匹马的农户倒是能种植三四俄亩土地，但是他们也经常挨饿。比如沃龙涅什省，一匹马的农户年收入75卢布，纳税18卢布，种植成本20卢布，剩下的粮食想要养活家人都很困难，因此需要去城市打工来维持生计，全俄每年大约有800-900万季节工人，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
这就意味着，俄国乡村65%的农户处于破产或濒于破产的状态，他们对于当前的国家体制当然是不满的，而这就是俄国政治改革呼声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根源。不管是乡村中的富农或是城市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认为整个俄国正处于火山上，不知什么时候就爆发了。
只有地主和贵族们还坚持着捍卫旧的体制，认为他们在1861年已经让步的够多了，现在俄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改革，而是需要获得新的土地。只要有新的土地被纳入俄国，那么就可以把那些破产农民送去新开拓的边疆，用新的土地来缓和乡村的矛盾。
于此同时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希望通过一部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政治及财产的权利。在当前的俄国，资本家在政治上几乎完全从属于贵族阶层，他们虽然在沙皇政府的保护下发了财，但是他们同样不能对抗沙皇专制的权力，只要贵族们下达一个决定，俄国的资本家就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财产。
因此，面对农民和工人的不满情绪，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舆论上表现出了同情，并向沙皇恳求尽快召开制宪大会，为俄国制定一部宪法。在这样的舆论引导下，工人和农民在1904年爆发了上百次请愿运动，主要还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主张，在政治上则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认为俄国需要一部宪法。
不过这一局面随着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成立开始有所改变，仅仅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武汉的工人们就打倒了湖广地方政府，并建立起来苏维埃政权。虽然俄国报纸上把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形容为一群暴徒，试图让俄国民众相信，愚昧而排外的中国人正在损害俄国的利益，俄国军队应当对中国人加以惩罚，就如1900年那样。
只是也有一些俄国报纸刊登出了工农兵委员会所发表的一些政策和命令，并讲述了外国传教士、资本家在中国实施的压迫和掠夺政策。事实上，早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就开始同情中国农民的抵抗运动了，因为他们不希望俄国民众把注意力转向国外，从而破坏了国内推动社会改革的气氛。
对于工农兵委员会所颁发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减租减息法令的报道，使得俄国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同情那些被中国无产阶级没收了财产的俄国茶叶资本家，反而激发了俄国无产阶级进一步的阶级觉醒。
就如一场集会中，一名俄国工人对着要求惩罚中国人的演讲者的反驳，“既然我们占据了中国的满洲和外蒙古，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没收俄国资本家的财产？我认为，不仅仅中国苏维埃可以没收俄国资本家的工厂，在这里，我们也有权力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俄国也应该有个苏维埃来保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过去百试百灵的爱国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现在在俄国已经煽动不起俄国无产阶级的热情了。相反，俄国无产阶级对于资本家的痛恨，正不断的改变那些原本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工人群体，他们越来越觉得，勤劳致富就是资本家对他们最恶毒的嘲讽，因为俄国没有一个资本家是依赖劳动致富的，他们正是依赖残酷的压榨工人阶级的劳动才能享受着自己的荣华富贵。
俄历1905年1月3日，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的罢工，将俄国的工人运动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虽然，这一次的罢工是由最简单的劳资纠纷引发的，工厂开除了4名工人，从而引发了全厂工人的罢工。
但是很快罢工运动就从个别事件上升为了全国事件，在俄国工厂工人协会的领导下，工人们向资方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保障等要求，和武汉工农兵苏维埃颁发的法令内容一致。罢工很快从普梯洛夫工厂向其他工厂和地区蔓延，转为全国性质的总罢工运动。
到了1月8日，俄国各地已经有174个工厂、作坊停止了生产，近9万6千名工人加入了总罢工。工人运动吸引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加入，他们在地方群众集会上把经济罢工引向了政治罢工，向工人们提出了三个主要建议：民主权力，消除人民的贫困状态，清除资本对劳动压迫的措施。
各地工人决定派出代表前往彼得堡，于1月9日向沙皇递交请愿书。1月9日清晨，在加邦牧师的带领下，十五万多工人举着沙皇画像，唱着圣歌向着冬宫广场前进，但是沙皇拒绝接见工人代表，并要求工人游行部队解散。
在僵持不下之际，一部分情绪激动的工人试图突破沙皇军队的拦阻进入冬宫广场，但是沙皇军队毫不留情的向着游行队伍开枪了，甚至动用了马克沁机关枪。前排的工人就如同麦秆遇到了镰刀一般迅速的倒下了，冬宫广场上的白雪都被工人流出的鲜血染红了，当工人们被迫撤出冬宫广场之后，事情并没有完结，沙皇的骑兵对街上的游行队伍进行了进一步攻击，迫使他们四散离去。
当天，工人游行队伍死亡千多人，受伤者超过二千人，彼得堡街头到处都是鲜血，这一天于是被命名为流血星期日。虽然在1月10日，彼得堡的工人们还在同沙皇的军队战斗，但是沙皇政府封锁了这一消息，并下达了对各地的戒严令，以强大的武力把彼得堡的工人运动镇压了下去，并阻止了各地工人对于彼得堡工人的支持。
虽然沙皇政府拿出了经济上的一些小恩小惠和9小时工作制来安抚俄国的无产阶级阶级，但就连亲政府的加邦牧师都在说：“我们再没有沙皇了。血的河流把沙皇和人民分开。争取自由的斗争万岁。”
流血星期日之后，沙皇政府几乎失去了所有中间派的支持，俄国无产阶级最后一丝妥协性也被沙皇军队的机枪子弹给消灭了。但是沙皇军队的残暴，令俄国无产阶级暂时蛰伏了起来。
虽然全国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是沙皇和其身边的大臣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平静下蕴藏的怒火。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俄国迫切的需要一场战争，沙皇终于给了陆军大臣以授权，令其准备对中国发起进攻，如果清政府不同意割让满洲和外蒙的话，那么鉴于武汉对俄国发出的宣战书，俄国将对中国发起还击。
此时的彼得堡已经不愿意在顾忌英国人的看法了，因为现在的英国甚至连印度的安全都保证不了，那么俄国自然有权力维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
彼得堡给北京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北京在2月10日之前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否则俄国将不得不采取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俄历2月10日，就是公历2月23日，北京对于俄国提出的蛮横要求惊慌失措，谁也不敢做出一个肯定的答复，最终在袁世凯的建议下，该通牒被透露给了英美日等国公使。
英国和日本驻华公使都极力反对清政府和俄国签署任何割让领土的协议，英国公使更是严正警告清政府，假如清政府向俄国妥协的话，那么英国将不得不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利益，中国将会陷入一个更为糟糕的境地。
日本政府则开始进行战前准备，日本人认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第265章 建设和保卫
1905年2月13日，武昌到咸宁段铁路通车，田均一乘坐火车花了2个多小时抵达了咸宁，虽然沿途的站舍非常的简陋，只有竹木棚，但是想要乘车的人却非常多。
看到沿途民众对于乘坐火车的热情，田均一也很高兴。他在火车上对着湘鄂线总工邝孙谋说道：“现在从萍乡到武昌就剩下长沙和咸宁之间这不到300公里的路线了，你们要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它？只要把这段路完成了，从萍乡到武昌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了。”
邝孙谋其实也是很兴奋的，武汉兵变之后他本以为粤汉路建设要完，没想到和之前的湖广总督府相比，工农兵委员会显然更注重铁路建设，他得到的支持反而比过去更多了，而一些无用的关系户则被清理了出去。
随着各地铁路建设的不断完成，清政府突然发觉铁路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有利可图的生意，关内外铁路刚开通一年就有了余利180万两，卢汉路还没有全线通车，1904年的盈利也达到了近200万两，再加上建设铁路需要的大量物资的投入，使得铁路局成为了一个油水丰厚的衙门，都开始超过盐务衙门了。
这些关系户大多不懂铁路建设，他们凭借着后台背景进入铁路局后，最好说话的不过是拿一份干饷也不在办事处出现，不好说话的就要插手采购事务了。因为外国供货商人给的回扣多，因此这些关系户大多都倾向于购买外国货，并主张中国的木头不适合做枕木云云。
在这些关系户的拖累下，邝孙谋这些主事者不仅要关心工程上的问题，还要同这些关系户进行人事斗争，以防止他们贪图回扣购入难以使用的原材料。可谓是三分精力放在工作上，七分精力放在人事斗争上，这不仅极大的降低了工作效率，也提升了铁路建设成本。
但是在工农兵委员会掌握权力之后，这些关系户就全部进行了甄别，对于那些贪污犯进行了退赔和革职处理，对于那些吃空饷的则进行了重新的工作安排，完全不能胜任工作的才予以辞退。于此同时，工农兵委员会还提拔了一批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参与铁路建设的管理。
虽然邝孙谋认为，这些铁路建设工人的文化程度太低，缺乏专业知识，让他们参与建设管理是一种冒险。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铁路建设工人虽然在文化程度上不行，可是在实际的操作经验上却相当的丰富，他们也极富有工作热情，在现场解决了相当多的小问题，极大的提高了建设效率。
虽然工农兵委员会减少了铁路建设工人的工作时间和提高了他们的福利待遇，但是因为建设效率的提高，原材料的就地取材和去掉了关系户的贪污腐败，建设成本反而下降了。
原本邝孙谋认为，株洲到武昌段的铁路建设至少要4年，每年建设100公里差不多了，不过现在么他向着田均一打着包票说道：“明年十月之前一定能够完成，主要是剩下这段地区有不少桥梁，要不然今年年底都可以完成了。不过，我希望委员会能够保证水泥和铁轨的供应，其他材料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但这两样材料我们可想不出其他办法。”
田均一也同意道：“这个没有问题，委员会已经和德国、美国银行谈妥，决定借一笔钱用来扩大汉阳铁厂及黄石水泥厂的生产能力，并对汉水及荆江段进行全面的治理，还要上武汉长江大桥。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打通湘鄂线，确保萍乡煤炭能够直接运输到武昌，这样汉阳铁厂的扩建就不会无米下锅了。”
听了这话，邝孙谋首先就吓了一跳，他下意识的说道：“之前我听铁厂的人说，我国一年能销售出8万吨钢铁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记得前年铁厂改造的目标是30万吨生铁和10万吨粗钢吧？这么快就不够用了吗？”
田均一看着车窗外的风景说道：“是啊，不够用了。当初香帅考虑的只是汉阳兵工厂的钢铁用量，盛宣怀稍好一些，考虑的是铁轨的用量。他们想的都是朝廷的银子，所以觉得钢铁卖不出去。
但是对于委员会来说，钢铁是建设的原材料，采煤、采矿、发电、运输…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我们都需要钢铁。所以，重要的不是钢铁厂能赚多少钱，而是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钢铁需求是否能满足，从目前来看，我们缺的太多了。
其他就不说了，光是建造一组合成硫酸的设备，就要上千吨钢铁。硫酸是制造一切化工原料的基础，我们去年的产量才刚刚突破1万吨，但我们需求是2万吨以上，而且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对于化工原料的需要量只会越来越大。没有钢铁，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现在扩建钢铁厂，等到建成刚好能够赶上其他产业发展的需要…”
邝孙谋还是有些不理解的说道：“这个时候，德国和美国还愿意借钱给委员会？而且这数目看起来还不小，他们难道就不怕英国人和俄国人反对吗？”
田均一转过头来看着他说道：“我们和英国人之间很快就会讲和了，因为打下去对两家都没好处。至于俄国人，现在是俄国人破坏了东亚的平衡，他们更担心清政府会就此倒下，才不得不借钱给我们。”
邝孙谋奇道：“担心朝廷倒下的话，他们不是应该借钱给朝廷吗？”
田均一笑了笑说道：“因为他们担心朝廷真的倒下，那就真的血本无归了，所以才会借给我们。至少武汉的产业是跑不掉的。所以，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错过了的话就别想这么轻易的借到钱了。”
邝孙谋认真的想了想，才明白了过来。他只能摇头苦笑着说道：“看来我不适合考虑这些事情。不过说回来，重庆那边怎么样了？眷诚无事吧？”
田均一思考了一下后，点头说道：“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之前成都派出的一队人马已经被击退了，只要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能往重庆运输军队和物资了…”
重庆白象街原海关监督公署与海关办公大楼，现在则改为了重庆军政委员会，武汉爆发兵变时，詹天佑等成渝铁路建设委员会成员还在重庆对铁路线路进行规划整理。对于武汉起义一事，詹天佑一开始是不想响应的，因为他只关心于建设问题，而不是革命问题。
但是成渝铁路建设委员会手上不仅有两个营的兵力保卫中转西藏的物资和路线勘察队伍，还有一支铁道建设部队已经进驻重庆。经委会认为铁路建设应当设立专职的工程队，而不是如过去那样，几个工程师加上技术员，然后就开始招募苦力，每个工程都需要对工人进行培训，实在是太过于浪费时间和资源。
不过铁道建设毕竟不同于普通的建筑业，想要确保工人们能够留下长期工作，除了固定岗位之外，也需要一定的纪律性，所以就有了铁道建设部队，即在军队编制下的工程建设队伍。
詹天佑虽然不想响应武汉起义，但是下面的人可不这么看，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四川就等于是外乡人，假如被四川官府当成了武汉同党的话，那么恐怕是要被砍头的，毕竟官府从来都是不讲道理的。这可不是他们的臆想，义和团乱之后，四川就出现了多次响应北方义和团的暴动。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洋人在中国的特权得到了维护，因此传教士和教民对于普通民众的欺压就越发厉害了。四川虽然位于内地，但是因为辛丑条约的关系，也不得不进一步对列强开放，于是传教士开始肆意干涉四川官府判案，凡是地方官不按传教士的意思断案，那么传教士就要挟清政府撤换地方官。
在四川各地教案的影响下，1902,1904年犍为都爆发了红灯教起义。以1904年三月规模最大，参加的民众高达2万人，锡良派遣了成都的兵马前来镇压，清军提出的口号就是“普杀普剿,鸡犬不留”。在这种残酷的镇压下，红灯教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
湖北入川的铁道建设部队和护路队怎么肯就这么放下武器向清军投降的，他们手上拿的可不是烧火棍，而且两支部队中都有着劳工党领导的士兵委员会，因此很快双方就决定在重庆发动起义响应武汉。特别是在武汉击败了南下的毅军之后，这两只部队的胆气就更壮了。
说来也是可怜，四川官府直到武汉这边击退了毅军时，才知道武汉爆发了兵变，而此时重庆的湖北部队都已经和武汉交流了快半个月了。因武汉第一时间就控制了武汉到四川的电报线，断绝了外部和四川的联系。
等到四川官府从进入四川的商队口中得知武汉发生兵变的消息，开始对湖北在重庆的部队有所提防的时候，这边湖北驻重庆部队已经编成了四个营正式发动起义了。重庆官府很快就放弃了抵抗，因为重庆城内的巡防营还不到两个营，武器也相当的落后，根本不能和湖北军队打。
重庆是1905年1月1日光复的，詹天佑不得不承担起了重庆军政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安抚地方并接受武汉命令。一开始重庆地方民众还在观望之中，不知道这些湖北人想要做什么。但是随着重庆军政委员会宣布取消辛丑条约加诸在四川民众身上的加饷，并宣布暂时终止领事裁判权，之后又收回了日租界。
重庆各界人民开始倾向于军政委员会了，詹天佑很快邀请了重庆地方名人加入军政委员会，对重庆地方实施自治后，重庆军政委员会在重庆的根基就扎实了起来。锡良虽然委派了柴作舟等提标前后营及重庆周边的巡防营计2000余人向重庆发起了进攻，但是四川本地的绅士宋育仁、杨庶堪、朱之洪等，联合了地方上团练，配合湖北军队击退了柴作舟部，保卫了重庆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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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章 党内论战
武汉和英国之间的谈判是从1月9日开始的，英国人虽然放弃了以武力进攻武汉的打算，但也试图捍卫自己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利益，因此他们一直在研究工农兵委员会的权力组成，想要找到其内部的不同派系，从而进行分别的联系并加以收买。
英国人也确实有所发现，工农兵委员会虽然由劳工党主持大局，但也同样有一部分主张立宪的士绅和一部分主张成立共和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列强的立场是友善的，因他们认为中国必须要同列强保持友好才不至于被再次入侵。
虽然英国人试图拉拢这部分人士，从而建立起英国同工农兵委员会之间的亲密联系，经过了一个月的观察之后，英国驻武汉的外交官和记者都认为，工农兵委员会确实是一个有执政能力的政权，而不是什么空有理想的政治团体。
英国人对这两者加以区别的标准，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实现对于地方上的统治。显然工农兵委员会是有能力在地方上建立秩序的，而不是单纯的掌握了一支武装力量。虽然因为工农兵委员会的限制，他们不能离开汉口到地方上去，但是通过工农兵委员会刊印的报纸，他们还是能够看到地方上正按照委员会的法令在重建地方秩序。
面对这一情况，英国人和其他列强的看法一致，认为长江中部正在形成一个能够和北京抗衡的新政权，就如几十年前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太平天国，只不过委员会并没有喊出推翻清政府的口号和另立皇帝而已，但他依然是独立于北京的政治力量。
对于这种新兴的政治力量，要么就是成为列强的新朋友，要么就是被列强联合老朋友消灭之，这就是列强过去数百年殖民历史留下的经验教训。只不过他们刚刚试了一次，发现清政府这个老朋友似乎无力消灭武汉这个新政权，而列强内部的纷争也让他们难以合力出兵镇压武汉，这才希望武汉能够成为一位新朋友。
可不管是列强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必须遵守一条规则，就是不能试图修改列强制定下的规则，对于英国来说，就是不能挑战大英帝国所建立的全球或地区秩序。这就是英国人愿意向工农兵委员会或其中一部分展示自己善意的前提。
不过在谈判开始之后，英国人就发现，不管是主张立宪的士绅或是主张共和的知识分子，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牵制劳工党。这不仅仅在于劳工党手中拥有武装力量和一个较为完善的工业部门，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向英国人承诺的部分都不能公开。
劳工党拒绝任何秘密协议，主张除了商业之外的协议都应当让民众知晓，商业协议中含有政治条款的也必须公开。这一主张固然让英国人对劳工党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放心了不少，但也发觉他们所拉拢的士绅和知识分子，没法一边和他们合作一边又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了。
假如没有劳工党在一旁极力反对各国在华的特殊利益，那么这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在民众中还是有号召力的，但这种号召力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是他们过去在地方上积累的声望。
可是现在在民众面前发表的政治理念，劳工党更加激进的主张就压倒了这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打破了沉默之后，民众对于各种温和理念都觉得是一种守旧主义。因此在1月9日之前，这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还能在民众中获得一些支持，但是随着谈判的正式开启，他们的声望就一落千丈了。
因为民众不能接受，这些人提出的恢复列强在湖广地区的政治及经济特权，以获得英国及其他列强对委员会的承认的主张。这和劳工党所主张的，即刻废除各国在华政治上的特权，并逐步废除经济上的特权，实在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湖北、湖南及其他地区的民众之所以支持工农兵委员会，因为他们对于洋人不遵守大清法律并常常干涉大清律法而感到不满，再加上洋人的商业不断入侵内地，使得大量的民众失去了生计，比如轮船的兴起让长江木船运输业遭到了重创，洋油、洋钉的输入又让乡村的土榨油坊和小铁匠铺失去了大量顾客，手工业者的大量破产，自然就形成了会党和盗匪遍地的局面。
假如不能取消洋人在政治上的特权，不能抵挡洋人在经济上的入侵，那么大家为什么还要期待来一场革命呢？这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过去积累的声望，在这种民众思潮面前就迅速的垮台了。过去在民众眼中的大善人和道德家，现在也不过是洋人的新奴才。
劳工党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虽然遭到了英国和各国一部分帝国主义分子的敌视，也令德国、美国资本家忧心忡忡，但却稳固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基本盘。此前发动起义时，在广大的民众眼中，劳工党和那些革命党其实也没啥区别，只不过力量更强大一些罢了。
但是随着劳工党在政治上的理念逐渐变成法令实施下来之后，劳工党和其他革命团体、和康梁维新派、和地方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就被区分开来了。民众，特别是湖北的民众，只要一提到工农兵委员会，就先想到了劳工党，而不是其他人。
当然，在这样急剧变化的湖北政局中，劳工党内部也并不是一潭死水。事实上，在起义成功之后，党内的工人党员急剧扩大，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在党内的声音就日趋响亮了起来。这使得劳工党内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论战，一度影响到了和德国、美国的商业合作。
从咸宁返回汉口之后，田均一和唐才常、秦力山等劳工党中央委员商议之后，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对当前的某些思想进行澄清及批判。
2月15日，200多位各地方党支部代表来到了汉口公园边上的师范学校礼堂内召开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田均一和秦力山分别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违背了劳动创造财富及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规律。
大会从早上九点一直开到了晚上九点，虽然是开会，但实质上就是田均一和秦力山同各党员进行辩论，因为在当前的党内，其实只有他们两人的思想更加的接近科学社会主义，唐才常虽然在党内外威望甚高，也支持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了解真的不多，他只是判定这一理论比煤铁主义、军国主义、共和主义、制宪主义更进步，更能挽救时局而已。
在此次的辩论中，田均一和秦力山也是受益良多，因为在批判各位党员千奇百怪的想法中，他们倒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层。
比如，有工人党员质疑当前的工厂分配制度，他说：“既然社会主义主张劳动创造财富，也要按照劳动来分配财富，那么工厂为什么还要保留利润？这些利润难道不是对劳动者劳动的剥削吗？为什么不能取消利润，把它们分给工厂工人？”
这个问题引起了全场的哗然。非工人党员认为这位工人党员过于自私自利，完全不顾当前国家的现实状况；一部分工人党员支持利润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但不主张，至少现阶段不主张取消利润；一部分农民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对这位工人党员的主张表示理解。
中央委员们也是一片窃窃私语，虽然他们对这位工人党员提出的看法不满，但是在心里又觉得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似乎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田均一倒是镇静的很，这个问题他当初也请教过林信义，因为他也觉得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工厂就不应该有利润，这显然是国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
他起身对着这位开始有些惶恐的党员诚恳的说道：“这位同志，你提出的问题很好，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我觉得我要纠正一下你的几个错误观点。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是按照需要来分配社会财富，为什么要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劳动，因为有一部分丧失了社会劳动能力的人不能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而想要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其他标准来分配社会财富，就必须要达到社会生产力极大丰富的阶段，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资就同水和空气一样普及，劳动本身就成为了一种人的需求，而不是为了交换而劳动。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已经不需要存在了。
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人类历史阶段上的国家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就是一个分配社会财富的机制，当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掌握了这一国家机器，就能把劳动者的财富装入自己的口袋，以供自己享受，这才是剥削。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各工厂、农庄、各劳动者征收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主要是用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和用来构筑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劳动者的教育、福利、公共卫生等，这些公共服务是不可能凭空诞生的，那么当全体劳动者享受着这些公共服务的时候，他们能认为自己是在剥削某一部分劳动者吗？
…确保无产阶级专政，不让国家为剥削阶级掌握，这才是反对剥削。主张工厂、土地为某一部分劳动者所有，拒绝其他劳动者对这些工厂和土地的所有权，这也是一种剥削思想，因为你们试图独占归全体劳动者所有的生产资料…”
第267章 可望不可及
2月10日，英军2000余人从西里古里出发花费了4天时间抵达了廷达利亚不足一英里的地方，在廷达利亚之后便是一处山间盆地，那里就是过去印度平原通往锡金的重要口岸格尔西扬了。
主持这次进攻的是查尔斯·梅利斯中校，担任前锋部队指挥的是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中尉。这支英军有两个印度营和一个英国步兵营，剩下的就是担任后勤运输的印度苦力了。
查尔斯·梅利斯中校的心情还是不错的，因为从进山以来他们就只遇到了零星的攻击，完全没有达到阻碍他们前进的程度。站在一棵树下看着山顶的小村庄，中校对着身边的部下们说道：“只要拿下了格尔西扬我们就不前进了，让黑格上校先派人把通往这里的铁路修好，只要先稳固住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格尔西扬往上打了。”
中校的话得到了身边军官们的附和，不过也有人认为，“那些中国人该不会已经退回高原去了吧？就算他们获得了大吉岭和噶伦堡的物资，他们也没法变出一支部队来啊。或者，我们应该在占领了格尔西扬之后，派出一支小分队前进探路…”
虽然这些英国军官们没有出声，但并不觉得同僚说的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他们对于西藏远征军的失败还是觉得有些荒唐了，他们实在是难以想象，一支装备了机枪和大炮的军队是怎么输给一群野蛮人的。拜泰晤士报等英国报纸的宣传，凡是和英国军队对抗的东方土著，都是粗野、勇敢和鲁莽的野蛮人，正在无望地做着反对文明的挣扎。
所以，野蛮人要是击败了英国军队，那么一定是采用了人海战术，用无数生命换取了击败一小支英国部队的荣誉。这种谎言听多了，哪怕是这些英国军官们也形成了对于东方土著部队的固化印象。他们认为的中国军队，就是一群留着猪尾巴，拿着火绳枪，穿着宽松大褂的瘦弱儿童，看起来还不及非洲黑人那么的有勇气。
因此，哪怕中国军队已经取得了这么多胜利，这些英国军官们也还是认为，中国军队已经损失惨重，所以无力阻止他们向着大吉岭进军了，否则这么好的山间形势，为什么中国人不利用起来呢？从印度平原到廷达利亚，直线距离不过30英里，但是不断的上山下山，却让他们足足步行了4天。
哪怕英国人对西里古里到大吉岭的道路做了修缮，比之从前的骡马小道要好走了许多，但是这些道路依然是环绕于山间，濒临于悬崖之上，有些地段只需要几人就能迫使他们整支部队不能前进了。这也是总司令基钦纳勋爵听说大吉岭、噶伦堡丢失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派出军队反攻大吉岭，而是先调兵在山下设防的原因。
因基钦纳勋爵知道，着急反攻大吉岭，只会在这段山路上遭到痛击。事实，如果不是总督寇松爵士坚持要邀请尼泊尔王国出兵帮助英属印度政府夺回大吉岭和噶伦堡，基钦纳勋爵还主张在等上一段时间，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于英属印度军队的整顿还没有得到一个初步的成果。
但寇松爵士的做法让这些英国军官们感到了羞辱，虽然在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时候，英国人请求尼泊尔人出兵帮助镇压了印度民族起义，但那毕竟还是东印度公司统治的时期，现在都是英王直接统治的时代了，怎么还能请一群野蛮人来帮助大英帝国报仇？
虽然英国政府并不介意使用野蛮人的力量去对付野蛮人，但对于英国军官们来说，寇松爵士的做法就是表明他们的无能。这就意味着，当这件事平息之后，伦敦就有借口对英属军队进行大力整顿了，事实上在布尔战争之后，伦敦就这么想也这么干了，基钦纳勋爵搞什么印度军官团，就是在侵犯大家的利益了。
一直以来，英属印度的官员都是有着传承的，不管是文官家族或是军官家族，这些家族最终的都可以追溯到东印度公司时期，他们已经在英属印度的军队和政府中缔结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家族中的年轻人跑来印度从政、从军获得提携，然后就可以舒服的占据英属印度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了。
印度的精英们就是对这种情况感到了不满，他们曾经在报纸上公开指责，“不列颠人所占据的英属印度的高级职位，每年要从印度拿走1000万英镑的薪酬，这是用印度的水浇灌了别人家的田地。”
在每年一千万英镑的薪酬面前，谈什么大英帝国的安全。因此在英国军官们的极力主张下，基钦纳勋爵终于还是做出了妥协，决定让两支军队从西里古里、贾伊加奥恩分别发起进攻。
贾伊加奥恩位于不丹南部的山口，这里是少量部队的佯攻，西里古里这里则是主力，毕竟这里有一条铁路，只要夺取了大吉岭，那么往山上运输物资就容易了。
查尔斯·梅利斯中校站在山腰往上望着廷达利亚时，林信义也正站在对面的山上观察着英军的东西。这里的地形就像是一个M，M的下口就是山谷，上面就是山脊，廷达利亚在中间突出的山脊上，格尔西扬则在左面山脊后方的山间盆地内，铁路和公路都必须要爬到廷达利亚，然后再顺着山脊进入格尔西扬所在的山间盆地。
而英军走来的地方也不是山谷底部，而是另一座山的山脊线，只不过这座山只连到了廷达利亚所在山脊的山腰处。铁路和公路抵达这里后，就在宽阔的斜坡上进行了大S线盘旋而上。也就是说，从上往下开枪，视野非常之良好。
为了修建这里的铁路和公路，英国人几乎把这面坡上的树木砍光了，只有低矮的灌木和野草。英军的左面是悬崖，身后是大斜坡，下面的山谷里倒是林木茂盛，但几乎没有路可走，右边过了山脊线倒是原始森林，不过林信义觉得英军要是盲目的冲进去一定会后悔。
吴禄贞站在林信义身边同样拿着望远镜看了半天，然后叹了口气对他说道：“这些英国人可真有勇气，他们估计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力。”
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拿起了放在木材炉子上烧开的水壶，给自己和吴禄贞各倒了一杯热茶后说道：“所以我之前就说了，你没必要下来，在上面盯着江孜的事务不就好了。”
对面的山头上已经响起了枪声，负责前哨的英军很快就退了下去。不过吴禄贞觉得，这一仗没什么可期待的。英军没有携带大炮，或者是大炮还在后面，想要凭借步枪和机枪仰攻优势兵力据守的山头阵地，以他对英军刚刚行动的观察来看，不是这支部队能够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