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贝尔忍不住插嘴说道：“从英日同盟来看，欧洲和美国确实不站在我们这边，否则我们也就不用找日本人做盟友了。对于我国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讯号，愿意和帝国缔结盟约维护世界秩序的，只剩下了有色人种。”
乔治王储心里还是不舒服，他不由质疑、道：“既然没有人站在大英帝国这边，那么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个？难道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帝国？这也太可笑了。”
贝尔有些紧张的说道：“他的意思是，他正在帮助帝国证明当前的外交政策是错误的，所以，他希望帝国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
乔治王储奇道：“为帝国纠正错误？那么他能够得到什么？他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和帝国战斗，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我国的外交政策有问题？他是不是疯了？”
一开始贝尔听到林枫这么说，也觉得对方是不是神经有些错乱了，其实他倒也能够理解这种情况，毕竟面对大英帝国这样的对手，身上背负的压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他后来觉得，对方脑子清醒的很，至少比寇松爵士清醒的多。他脑子里一边回想着和林枫的谈话，一边口中则复述道：“因为他认为，不管大英帝国是如何走到现在的位置的，现实就是当前的国际秩序就维系在大英帝国的霸权之上。
假如大英帝国能够维持世界的安全，给与后进国家以发展的机会，那么作为后进国家的印度也好，中国也好，没有理由不支持大英帝国继续维持世界的安全，这就是20世纪大英帝国外交平衡的新基础。
这样一来，大英帝国就不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欧美的先进工业国，而是领导后进国家压制先进工业国，即在农业国和工业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英国和列强之间的矛盾将会转化为列强和各落后地区之间的争斗，英国也就有了制衡的机会。
印度和中国，都将会在这一世界新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自然就没必要以武力对抗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了。”
乔治王储觉得这很荒唐，帝国的敌人居然为帝国考虑起了外交政策的错误，而他思考了半天都没发觉其中有什么陷阱，还有比这更荒唐的情况吗？
不过他看不出来，他觉得别人未必就看不出来，毕竟大英帝国有的是聪明人，于是他对着贝尔说道：“你真的认为，他说的话可行？可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个？政府事务并不是我能干预的。”
贝尔真诚的向着王储说道：“殿下迟早是要继承王位的，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一些看法，我不认为这是在干涉政府事务。而且殿下也是印度皇帝的继承者，由您来发表对印度人民有益的言论，这对于维护您的声望是有好处的。至于这建议是否可行，我反复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看出对帝国有什么不利…”
在人民委员会势力迅速扩张的时候，林信义却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对当前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主要就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太快，以至于一些机会主义者混入了革命队伍，从而出现了一些极左倾向的错误。
他在会议中这样说道：“…有的同志认为地主都是印度教教徒，所以打倒地主阶级就变成了打倒印度教；有的同志则认为宗教就是封建思想的体现，所有宗教应当统统打倒…宗教关系和民族关系都是依附于阶级关系上的一种次要矛盾，虽然正确的阶级斗争就能解开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但是我们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把所有问题都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那样的话，我们的敌人就团结起来了…”
虽然林信义给人民委员们泼了冷水，但是想要纠正下面同志的行动，显然不是一时半会能纠正过来的。于是他不得不抓紧了扫盲运动和对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甚至强行叫停了一些向外扩张的行动。对于那些印度革命青年来说，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因此就想着今天革命，明天就把英国人赶出去，那种急切的心理，使得许多地区的革命只是把英国人赶走就算胜利，压根就没有在地方上建立起稳固的组织。
林信义当然不能接受这种现象，他严厉的批判了这样的“革命”，并告诫印度劳工党的党员，“劳工党的目标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是要打倒一个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时代，不是把英国人赶走，自己来做老爷。
要是那样做，人民很快就会抛弃我们，而英国人也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我们需要的，不是让一个印度老爷去取代英国老爷，继续让人民做牛做马的印度。这绝不是我们支持印度革命想要的结果…”
印度劳工党的党员们和那些地方上的革命者有些不能理解，为何林信义要压制当前的革命形势，他们认为只要先把英国人赶走，然后关起门来再继续革命，总能把革命继续下去的，没必要现在都要面面俱到，毕竟光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以赶走英国人的，而那些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愿意站到革命的一边来，那么当然就应当接纳他们。
V·D·萨瓦卡和老虎贾丁（他带人杀死了那头著名老虎），在会后都向林信义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林信义则对着两人说道：“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反抗压迫，而反抗压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人民跟着我们起来革命，但是赶走了英国人后，社会财富却落入到了地主和精英手中，压迫体制没有得到丝毫改变，这是人民所需要的革命吗？”
第331章 焦虑
并非只有印度的革命者充满了疑惑，就连跟着林信义一起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同志，也觉得他对于印度革命的要求似乎过高了。
比如李堂(堂本敬一)和李元（岸田原太郎）就在私下向他谈起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现在印度人能够起来对抗英国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还要他们对种姓制度、童婚制度、深闺制度进行变革，恐怕不少人会因此而胆怯后退。
林信义对此则毫不迟疑的回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革命的印度，而不是一个依附于英国殖民体系下的地主阶级掌控的印度。前者将会成为我们解放亚洲的助力，而后者则会成为英国人的帮凶。
宁可现在慢一点，甚至忍受一时的挫折，也不能放弃我们的坚持，否则我们的牺牲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前进的方向要是出现了偏差，那么现在越是努力，我们距离终点就越远。”
面对这么坚定的林信义，李堂、李元等人也只好不再劝说，从武汉到印度，对方就没有出过一次大的错误，他们自然不会去质疑对方的决定，哪怕心里有什么疑惑，也觉得也许是自己看不到林信义能看到的那些东西，所以才得不出对方的结论。
至于是否要将印度革命进行到底，这个问题上其实大家虽然都各有想法，但也还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得保住印度革命的成果，不能说耗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结果人一走茶就凉了，那显然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不过吴禄贞还是希望林信义能给自己交代更多的底牌，林信义可以对驻藏大臣衙门的电报置之不理，他可确实不能完全不顾及国内的政局。
虽然，武汉的工农兵委员会替他顶住了朝廷的压力，特别是在和俄国开战之后，工农兵委员会在南方的声势大张，以至于四川总督和驻藏大臣现在也很难对他们的行动加以牵制了。
西藏军政委员会和山南军政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旧体制之外的新体制，主持了对印度方向的军政事务。以至于一些藏人都发觉了，似乎大清帝国的体制出现了某些变化。不过凭借着山南军队在对印度作战的连续胜利，这些藏人也只能当作不知情。
不过吴禄贞还是希望知道林信义的目标到底是啥，他向对方这样说道：“虽然我们缴获了英军的辎重，从而解决了当前军队的武器损耗问题。
但我们不可能永远依赖从敌人的缴获战斗下去，英国人终究还是列强，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吃这样的亏。所以，你打算在什么时候和英国人和平，至少你得把真实的和平条件说给我听听吧？”
林信义倒是能够理解同志们有些焦虑起来的情绪了，之前因为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所以走到哪算哪，大家也就没啥问题了。倒不是说他们心里没有疑惑，而是觉得问了也是白问，不如继续向前走。但是现在么，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到了，这个时候自然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走向失败。
假如某人不是来自于后世，对于大英帝国完全无感，在他那个时代，大英帝国连坟头都长出大树来了，他怎么可能会觉得大英帝国有多么的可怕，因此在心理上莫名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自然不会觉得大英帝国提出和平的建议有多么的难得。
但是其他人可没有他这种心理上的优势，在英国人主动提出求和的时候，林信义居然还提出了那么多苛刻的要求，这就让他们开始焦虑起来了，不知道林信义究竟要做什么。
可其实林信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他提出这些条件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一个最好的和平基础，只有苛刻的和平条件，才能让英国人在撕毁和平条约时三思而后行，一个轻易可得的和平协议自然也就能够被轻易撕毁。
英国人玩弄这种两面三刀的手段可是驾轻就熟了，比如和阿富汗的两次作战，虽然失败后英国都立刻提出了新的和平协议，但是每一次的和平协议都没有让英国人伤筋动骨，甚至还让英国人获得了战场上没能获得的利益，于是英国对于阿富汗的贪欲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现在他们的处境其实也是如此，假如不趁着这个机会对英国索要足够的好处，那么等他们离开之后，英国人撕毁协议再次发起进攻，他们就不可能再占据当前的有利地位了。而他们的离开可以说是肯定的，毕竟这里的许多人可不是印度人，他们对于国际主义的理解也没那么的深刻。
林信义只能诚恳的对吴禄贞说道：“和平只有在双方都打不下去的时候才会降临，只要有任何一方觉得自己还能赢，那么和平就不可能到来。假如英国人真的需要和平的话，就一定会答应我们提出的要求，假如他们还想打下去，那么我们做出再大的让步，他们也觉得是难以接受的。”
吴禄贞沉默了许久方才说道：“我承认你对于和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英国人真的会接受这样的要求吗？这似乎已经不是和平的请求，而是让英国人向我们求饶了。我不觉得，英国已经被我们逼迫到这样的地步了。”
林信义还是信心满满的对他说道：“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英国和我们，那么这样的要求英国当然不会接受。但这个世界可不仅仅只有英国和我们，所以，英国人迟早会向我们低头的。
其实他们不肯低头也没什么，无非是大家继续对峙下去而已，我们现在的实力总比一年前强多了，我倒要看看英国人能坚持多久。
美国人在法国人的支持下，花了八年才赢得了独立，乐观一些我们也用上八年，悲观一些我觉得我们距离胜利不会超过2个八年…”
吴禄贞：“…”
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英国人软下来的速度超过了他们最好的预期。12月20日，乔治王储发表了一篇对印度人民的讲话，内容除了一些官样文章之外，还对西藏远征军引发的战争导致的平民伤亡表示了遗憾，并宣布和妻子一并捐出5000英镑，用以对那些战争中遭到伤害的平民进行救助。
这虽然不是英国政府和英国王室的正式道歉，但却代表了一种风向上的变化。仅仅在2天后，明托伯爵就宣布由参事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组成和平谈判小组，前往格蒂哈尔就英中边境和平展开谈判。
明托伯爵的这一决定虽然得到了不少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支持，但却引起了更多人的疑惑，他们不明白一下船就表示对那些武力反抗大英帝国的野蛮人绝不宽恕的伯爵，为何突然会理智的高呼起和平来了。
室利·奥罗宾多·高士作为一名记者跟随谈判小组渡过了恒河，并顺利的把一批无线电零部件送到了人民委员会手中。
得到高士到来的消息，林信义很快就让人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前格蒂哈尔税务官的办公室。一幢英国式样的红砖小楼，位于一片花园之内，12月的天气相当的舒适，于是两人就坐在了露台上进行了交谈。
两人坐下就印度当前的局势做了一些交流后，高士便向着他说道：“关于明托伯爵为什么会这么快转向支持和平谈判，我还没收集到有用的情报，不过我觉得这其中也许存在着某些阴谋。”
林信义则胸有成竹的向他说道：“阴谋肯定是有的，比如先把我们和印度人民分开，然后好专心镇压印度人民的反抗。不过从大的环境来看，英国人想要和平也并不是毫无诚意的，你有没有看过12日和14日的泰晤士报？”
高士有些不大明白林信义的问题，只好表示自己虽然看了，但是并没有记得有什么特殊的新闻。林信义于是回到屋内找了两份报纸出来，然后指了两篇文章给他看后说道：“12日的报纸报道了第一艘全重型火炮战列舰海试成功了，虽然这篇文章并不长，但是泰晤士报却把这艘军舰的成功看成了皇家海军的耻辱。
第二篇文章报道的是，科威特的埃米尔宣布同意巴格达铁路通往波斯湾，但该铁路将不得涉及任何军事用途。
这两篇文章其实都只说明了一件事，德国成为了英国最强有力的挑战者，这个时候的英国已经顾不上和我国的冲突了，自然也就有了和平的诚意…”
事实上伦敦看待德国海试成功新式主力舰一事，远比外界想象的要惊慌失措的多。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一边下令尽快打听出这艘新主力舰的各项性能，一边则抓紧了"无畏"号战列舰的建设计划。
1903年意大利人提出了统一口径主炮的新式军舰的设想后，费舍尔就接受了这个想法，并于1904年10月，牵头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对新式军舰进行了研讨设计。虽然在这之前日本海军已经提出了新式军舰的设想，并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但费舍尔拒绝了日本人。
费舍尔很快就发现，德国人造的这艘新式军舰，正来自于日本人的构思。于是他很快就从日本海军手中得知了这艘河内号军舰的性能：
排水量:18,873吨(设计) /20,535吨(最大)；5座双联280毫米45倍口径大炮，居中轴线布局，前三后二，射速达到3发/分钟；6台燃油锅炉，6台燃煤锅炉。虽然日本方面主张使用蒸汽轮机，但德国缺乏使用蒸汽轮机的经验，最后还是使用的往复式蒸汽机。
第332章 英国真正的敌人
虽然河内号采用的主炮不及英国设计的无畏号使用的12英寸主炮，采用的动力也是效率较低的往复式蒸汽机，但是其采用的背负式炮塔却又比无畏号设计更为大胆，因无畏号虽然采取了沿中轴线布置炮位，但因为空间不足，还是在2个锅炉舱之间，以两舷对称的方式布置各一座主炮。
不过费舍尔不打算再更改无畏号的设计，但他还是让人开始研究背负式炮塔的可靠性，作为之后的技术储备。虽然10月2日，无畏号在普茨茅斯海军船厂已经铺设龙骨，在德国传出河内号海试成功时，无畏号已经规模初具，但英国在海军新式军舰的竞赛中还是第一次落后了。
事实上都不用去窃取德国人的海试数据，英国人从无畏号的设计理念中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河内号的攻击力比之前的战列舰提升了至少一倍的破坏力，过去的战列舰不仅只能用单侧火炮和河内号对抗，最重要的是，在6000码以上的距离中，副炮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既然河内号已经海试成功，那么就意味着无畏号的设计理念是可行的，现在也就差了一场大战来验证，远程火力的交锋是否能够摧毁一艘主力战舰的设想了。假如这一设想被证明是可行的，那么就意味着河内号之前的所有主力战舰都将过时，而英国是损失最大的海上强国。
早在1900年德国国会就通过了第二海军法，其公海舰队将拥有38艘战列舰，其目标是德国海军在1917年时超过1900年法国海军的65.25万吨位，达到当时英国海军127万吨的一半。
不过在英国海军看来，德国海军法案是个威胁，但还不足以威胁到皇家海军，毕竟德国人不可能在数量上对抗皇家海军的主力舰。但是德国海军法案的通过带来的列强海军竞赛，却真正的动摇了英国皇家海军对于海洋的统治权力，这就是英国人认为德国在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原因。
但是河内号战列舰的出现，粉碎了英国海军在主力舰数量上的优势，这一新式军舰的海试成功，标志着德国海军可以依靠质量来压制英国海军的数量了，德国海军法案对英国皇家海军真正的造成了威胁。
费舍尔除了要求加快无畏号的建设速度外，就是向内阁提出，必须要把德国的威胁上升到法俄之上了。因，无畏号的设计已经让法俄海军的数量不能再对英国皇家海军造成威胁，但德国的河内号的成功，则意味着德国海军和英国海军一样，领先于各国海军之前了。
相比起英国海军要面对的全球海上安全，德国海军却只需争夺北海的控制权就够了，而一旦失去了对于北海的控制权，就意味着英国本土将直接受到德国海军的威胁。不把德国海军的威胁消灭在德国军港内，那么英国持续了近300年的海上霸权就将易手了。
和印度政府的面子相比，哪怕是印度的安全，也不及英国本土受到一发德国炮弹的攻击那么的让英国人震撼。虽然英国人整天都在歌颂国王和伟大的帝国，但是英国的统治者很清楚，伦敦下东区的工人阶级对于国王和伟大的帝国充满了憎恨。
因此在英国，流浪和乞讨都是一种罪过，警察可以直接把你送入班房，然后给你一个公平的审判，乞讨的罪过一般会判坐牢7-14天，屡教不改的也许会被流放到海外的荒岛上去，大英帝国有的是荒地流放犯人。
所以为了不被警察当成流浪犯抓起来，在伦敦没有住所的打工者只能去住旅馆，一种专门收容底层无产者的廉价旅馆，一个大房间内至少有40张床位。假如你没有钱住旅馆，那么可以住棺材店，大概收费是旅馆住宿费的一半。睡在一口半成品的棺材里，上面盖一层柏油帆布，冬天冷的要命，还有许多虫子和你为伴。
假如你身上连住棺材店的钱都拿不出来，那么便只有去最廉价的过夜点了，这种地方也就比露宿强一些，租客们甚至都不能躺下，他们在长凳上坐成一排，身前拉一条绳子，靠着绳子过一晚，早上五点有人会来剪掉绳子。
顺便说一句，在伦敦露宿是违法的，除了河堤路和一两个偏僻的角落，其他地区都禁止露宿。就这条法律而言，伦敦显然要比巴黎文明的多，因为巴黎没有这样的法律，所以塞纳河的每座大桥下、门道里、广场的长凳上、地铁站的通风官道中都有许多人在露宿。
虽然伦敦有许多收容所，有的是政府办的，有的是教会办的，但是根据法律，流浪汉不能在一个收容所连续住上两天。也就是说，今天你可以在这个收容所住上一晚，那么明天你就得离开这里前往另一个收容所，流浪汉的精力和时间大多花费在了这种移动上，压根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寻找工作。
也就意味着，一个人一旦跌落到了流浪街头的处境，要么就成为真正的乞丐，要么就是成为犯罪者，要么就是迅速的死去，想要脱离这一阶层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的乞丐也会为大英帝国的荣誉感到昂首挺胸，这句话只是一个形容词，真正的英国乞丐压根不知何谓大英帝国的荣誉，他们就想着看到这个黑暗而丑陋的世界毁灭。英国的统治者很清楚这一点，只有那些所谓的中产阶级不了解或者假装不了解这一点。
所以面对德国人有可能进攻英国本土的威胁，英国统治者第一时间就恐惧了起来，他们不是恐惧德国人的军舰，而是恐惧英国底层无产者会爆发革命，就如法国大革命那样在伦敦爆发。和这样的真正的威胁相比，印度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在威廉二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英国人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威廉二世对于新式军舰的海试成功是兴奋的，他身边的海军将领们也异常的振奋，不过他们并不是觉得自己可以战胜英国皇家海军了，而是认为自己手上有了一张可以让英国人低头的牌。直到这一刻，德国人依旧没有产生挑战英国全球霸权的信心，他们只是想要夺取欧洲霸权，也就是彻底的打服法国人，德国海军被视为防御而不是进攻力量。
对于英属印度遇到的麻烦，威廉二世在幸灾乐祸之余，认为应当加大对于中国人的支持。他对自己的亲信们这样说道：“让中国人在印度继续折腾下去，他们在那里待的越久，英国人就越不能在欧洲对我们指手画脚…”
只是，英国人一旦放下身段，变脸的速度要比死板的德国容克们更加的迅速。在英属印度政府派出谈判小组劝说中国军队停战的同时，驻华公使萨道义也正式受命和清政府就中英边境展开了秘密谈判。
作为英国一名杰出的外交官，萨道义的外交思想并不是为英国尽可能多的获取利益，而是认为应当维护国际秩序，即大英帝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这远比让英国在当地占有几块土地或多一份赔款更有利的多，这也是在辛丑条约中英国并没有狮子大开口的原因，俄国、德国、美国都报出了天价的赔偿，相比起他们的损失而言。
而萨道义本人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的，他自己是德英混血，但是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生了一个英日混血的儿子，作为亲历明治维新的英国外交官，他也拥有许多日本的朋友。在感情上他更为亲近日本，但是在外交上他认为应当保证中国的独立性，不管中国被谁吞并，对于英国的东亚秩序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但是萨道义也不得不承认，拳乱之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列强已经很难再通过清政府去压制这种蓬勃兴起的民族意识。中国民众的排外情绪并没有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而消失，反而把矛头指向了签署条约的清政府，这是英国过去在世界各地没有遇到过的特殊情况。
在英国的殖民历史中，一般上层签署了割地赔款的条约之后，那么普通民众就会失去反抗列强的主心骨，这个国家内部的矛盾就会激烈起来，从而开始四分五裂，而英国正好可以分而治之。这是英国在印度和非洲屡试不爽的手段，至于美洲则压根没有原生的土著国家了。
但是中国和日本显然是个意外，这两个国家在遭到了外部的袭击之后，内部反而形成了更加统一的反抗意识。假如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还属于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的大一统行动，哪怕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也是一个诸侯封建王朝，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统一集权国家。那么中国这个一直以来的中央集权国家，迅速的就诞生了统一的反抗意识，要比日本更加的积极和迅速。
武汉政权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站稳了脚跟，和武汉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是分不开的。许多排外的保守派实质上并不支持武汉的土地政策，但是因为武汉挡住了列强舰队的进攻，使得这些保守派人士还是转向了武汉政权，反对北京在这个时候对武汉开战，从而给了武汉渡过虚弱初生期的时间。
在拳乱之后，萨道义就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压制住中国内部排外情绪的强力人士，以接替李鸿章空下的位置。在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的推荐下，袁世凯就进入了英国人的视线。但萨道义一开始认为，袁世凯其实是不大合适的，因为他和皇帝的关系太过糟糕，按照他在日本的经验，民众不会接受一个反对天皇的政府的统治。
不过到了1905年时，萨道义发觉日本的经验并不能套用到中国，现在的中国反对满人统治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潮，人们关心的是，满人该怎么下台。于是，袁世凯和皇帝之间的矛盾就变的不重要了，特别是在北洋军挡住了俄军的进攻后，萨道义认为应当加大对于袁世凯的支持，以对抗武汉政权。
第333章 袁世凯的担忧
从伦敦传来的消息，进一步加强了萨道义的想法，他认为假如中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镇住局面，那么中国很快就会失去秩序，甚至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显然是不利于大英帝国的利益的。
因为战争将让英国过去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经营化为乌有，没有了一个中央政府对各地的势力加以压制，那么英国就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去对付各地的独立势力。在这个列强纷起的时代，英国不可能再维持住东亚的秩序。
萨道义的思想转变，对于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政集团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虽然北京因为俄国的入侵已经失去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但是袁世凯却不能就此抛弃北京，因为北洋失去了中央这面旗帜后，在国民心目中的号召力还不及武汉。
因此当唐绍仪带回了萨道义的最新条件后，袁世凯确实是心动了，他一直都认为武汉之所以这么胆大妄为就是获得了德国的支持，假如英国愿意站在他背后，那么北京这面旗帜对他来说就没那么的重要了，于是武汉指责朝廷签署的那些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也就可以切割出去了。
今日南北之争，不仅仅在于实力之争，也在于人心之争，而清政府的人心早就玩完了。就连那些开明士绅也是主张通过立宪国会以取代满人专制的朝廷，而不是继续捍卫满人的大清。之所以这些开明士绅主张立宪而不是革命，是因为他们担心革命会让那些底层民众上台，比如武汉的工农兵委员会，简直就是士绅地主的死敌了。
如果说1905年7月之前工农兵委员会对待士绅地主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那么7月之后就完全是蛮横不讲道理的武力镇压了，在这些士绅地主看来，这些所谓的肃反行动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有什么区别？几代人传下的家业，工农兵委员会一纸文书就没收了，农会还要对所谓的土豪劣绅要进行公开的批斗游行，把士绅地主的所有声望和体面都踩到了泥里。
要不是真打不过武汉的工农红军，士绅地主们已经试过，那些试图对抗土地改革的私人武装，包括山里历史悠久的土匪山寨，在装备了机枪和迫击炮的工农红军面前，完全就是土鸡瓦狗。
那些制造了农会积极分子灭门惨案的地主和土匪，除了直接逃离武汉管制地区的，就没有一个能逃脱革命法庭的审判的。从八月到十一月，湖广地区被枪毙的土豪劣绅及土匪头子，总数超过了8000余人，被判刑的超过三万，还有十余万人被判处劳动教育。
相对湖广的总人口，至少有0.25%的人口遭到了肃反委员会的打击，湖北地区的士绅地主几乎失去了一切权力，而湖南地区除了南部的山区外，北面的湖区平原地带再无敢冒出头来和劳工党争夺权力的开明士绅了。
这一次肃反，不仅让劳工党对于湖广地区的稳固了下来，更是把势力向河南、江西和四川扩张了出去。而各地的士绅地主，主要是江南地区的立宪派对劳工党在报纸上口诛笔伐外，湖广等地的士绅地主是完全的老实了下来，连个屁都不敢放了。
而在7月之前，湖广地区的士绅地主们还试图以民主和立宪为口号，要求工农兵委员会把权力交还给即将建立的国会，毕竟按照国外的规矩，只有国会才能代表人民，工农兵委员会既然声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那么自然就应当服从人民真正选举出来的代表。
虽然袁世凯觉得这些立宪派士绅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手中无拳无勇，居然就想空口白话的让劳工党交出权力，这不是与虎谋皮吗？而事实也果然验证了他的猜想，劳工党不仅没有交出权力，反手就把这些开明士绅狠狠教训了一顿。
对于劳工党的做法，袁世凯是相当欣赏的，这才是干大事的人该做的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发表几句同情开明士绅，支持民主的话语，虽然不能让劳工党受到什么伤害，至少也能坏一坏对方的名声。
自从劳工党在长江上炸沉了一艘日本军舰，并强行收回了俄国、日本的租借地后，劳工党的名声在国民心目中就有些好的不像话了。甚至北方一些知识分子也来劝说他，应当考虑收回俄国在天津的租借地，毕竟双方已经开战了么，大清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但袁世凯终究不是劳工党，他不能干这样断了自己后路的事。毕竟劳工党到现在为止也还只是一个地方政权，压根就不必为中央的外交行为背书，而他就不一样了，除非他也和北京断绝关系，否则列强只会把他的行为视为北京政府的行为，谁让他现在是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呢。
现在劳工党触怒了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共同的救国希望，就是民主救国论和国会立宪救国论，那就不要怪袁世凯落井下石了。而事实上，这也确实让袁世凯获得了不少支持，此前慈禧让满人让出了军机处的大权，由张之洞和袁世凯主持，这让清流派的领袖瞿鸿禨非常的不满。
清流派始终还是支持光绪帝的，但是在慈禧的压制下，也不得不伏低做小，但他们认为慈禧年纪已大，光绪帝迟早还是会掌握权力的。而在慈禧软禁光绪帝的期间，一度有废帝之念，虽然在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劝说下，慈禧熄了这个念头，但是清流派对于废帝一事还是相当的警惕。
在瞿鸿禨看来，随着李鸿章、刘坤一的先后去世，张之洞又被慈禧牵制在了京城，最终有能力参与废帝的实力派就只有控制着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了。
而因为戊戌变法一事，袁世凯和光绪之间已经是势不两立，所以袁世凯一定不会让光绪帝活着回到权力中心。这样一来，阻止袁世凯掌握中枢就成了清流的一个主要任务。慈禧让袁世凯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兼军机大臣，自然就引来了清流派的攻击。
但是清流派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此前是靠着张之洞维持局面，现在则是指望一个不是正途出身的岑春煊撑着清流的场面。所谓清流，从来都是指进士出身的正直敢言之清官，即所谓的正途出身的官员，也就到了清末，靠着老子的恩荫入仕的岑春煊，都成了清流的中流砥柱了，也确实是相当可笑的一件事。
不过在晚清这样的大变局中，因为立宪派这种开明士绅的出现，连舆论上清流都不占有什么优势了。因为清流不会办报纸，也没有财力让报纸为自己说好话。但是立宪派则又是办报纸，又有财力让报纸倾向于自己说话，自然也就占据了原先清流掌握的舆论权。
当清流还在讲陈旧迂腐的忠君理念时，立宪派已经打起了富国强兵的旗帜，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救国已经压倒了国内政治一切的观念，成为了最急的急务。
更何况，戊戌政变已经粉碎了忠君的基本伦理，因为清流压根没表现出什么忠君的行动，而是直接向慈禧屈服了，这种行为自然就戳破了忠君这面大旗。大家都知道忠君不过是这些官员挂在嘴边的谎言而已，实质上是有奶便是娘。
南方立宪派对于袁世凯的支持，自然就把清流攻击袁世凯的一些言论给抹去了。这对于袁世凯来说，自然是个好消息。假如能够再得到英国人的支持，那么北洋可谓是羽翼丰满了。因此对于唐绍仪带回的英国人的条件，他还是抱有极大的希望问唐，“少川，你觉得英国人给的条件怎么样？能接受吗？”
唐绍仪略一思考便对着袁世凯回道：“之前英国人拒绝和我们谈，只说要和西藏谈，这其实就是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可谓是居心叵测了。
但是这一次英国人和我们谈，明确了西藏的地位，甚至还把过去印度和西藏的分界线从山顶挪到了山腰，只是要求保证廓尔喀的独立，我认为这确实是诚意十足的谈判了。
当然，英国人肯做出这样大的让步，终究还是因为他们在印度遭到了湖北新军的打击，英国人觉得打下去已经不利于印度了，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一旦印度的局势向着有利于英国人的方向发展，那么英国人也许又会收回这些让步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当尽快和英国人达成和平协议，把两国边界确定下来。这样日后印度局势再有什么反复，至少我们可以拿着这份协议和英国人进行交涉了。”
袁世凯看着玻璃窗外从空中不断落下的雪花，思考了许久才犹豫的说道：“若是能够和英国人签署一份有关西藏边界的协议，杜绝了英国人对于西藏的贪念，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毕竟我们不可能越过西藏和喜马拉雅山在印度和英国人争什么。
老实说，现在能够保住西藏、新疆、外蒙和满洲，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些地方要是丢失了一处，中原腹心之地可就完全暴露在列强的面前，那么我们不是沦为朝鲜就是印度的下场了。保住西藏的大部分形胜之地，至于边界线是在山顶或是在山腰，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大问题。
可我就担心一件事，我们这边和英国人达成了协议，但武汉他不认账怎么办？我们又不能派人去印度把那些新军给抓回来。真要激起了武汉的逆反心理，直接宣布脱离大清，那么我们现在的局面就真的维持不下去了啊…”
第334章 袁世凯的大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