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这些日子里被战争和国事搞得焦头烂额的袁世凯忍不住就问道：“嘴仗？他们和谁打嘴仗？”
阮忠枢道：“和梁启超的政闻社、孙文的同盟会啊。梁把《新民丛报》搬到了天津，同盟会在上海租界办了《民报》。
梁说：劳工党和同盟会主张的土地国有化就意味着强夺富民财产；同盟会说：他们主张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对富民有益无害；劳工党说：消灭地主阶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梁又说：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屈于国家主义之下；同盟会对社会改良主义或社会革命主义的问题进行回避，不作正面回答；劳工党则说：先搞清楚这个国家归谁所有，地主阶级的国家就该地主阶级自己去爱，劳动阶级无需去爱地主阶级的国家…”
阮忠枢说的津津有味，袁世凯则听的一片茫然，于是便打断了他问道：“那么我们北洋说了啥？”
阮忠枢：“…”
第338章 思想之争
虽然和梁启超有着师生之谊，但是以田均一为代表的学生们自从组建了劳工党之后，在思想上就同这位老师越走越远了。
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梁启超始终停留在原地不肯继续向前，而田均一等学生们却已经义无反顾的走上了革命之路。而这一切的起因就在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梁原本是有机会主动带着这帮年轻人走向革命道路的，但是康有为的顽固保守和梁启超软弱，最终就是让双方分道扬镳了。
在沙俄的入侵下，朝廷迫不得已颁发了大赦，以召开国会挽回人心，对于康梁的保皇会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不过慈禧不愿意赦免康有为，使得保皇会内部发生了分裂，康有为认为大家要共同进退，所以不能接受朝廷这种区别对待的赦免令，但其他人认为应当先回国参加国会参与立宪，只要立了宪法就可以赦免康有为了。
康有为当然不同意这种把自己撇在一旁的主张，要是等立宪会开完自己再回去，那么他这些年在外不是白白流浪受罪了么。因此康有为以保皇大义责备众人，主张朝廷不还政于光绪就不接受赦免令，试图以此阻止众人和朝廷妥协的想法。
但今非昔比，当初被朝廷视为生死大敌的维新派在武汉劳工党面前已经成为了无足轻重之辈，哪怕是那些主张立宪的地方开明士绅，现在都不肯搭理保皇会了。因为康有为打着解救光绪的名义募捐，结果却把钱花在了自己身上，这件事被革命党给捅了出去，因此保皇会的声誉大坏。
革命党之所以要借此事攻击保皇会，是因为双方要争取的群体有着很大的重合，大家都需要海外的华侨捐款维持活动，也需要国内的有产阶级的响应以维持自己的政治声望，而保皇会先天就比革命党容易得到海外华侨和国内有产者的支持，因为保皇会不主张暴力革命，只是要求改良，自然更得有产者的青睐。
比如，康有为在海外打着光绪衣带诏的名义四处向华侨募捐时，那些有钱人都是相当慷慨的。但是孙文这样的革命党向华侨募捐，则几乎只有那些华侨中的底层在支持。但诡异的是，拿着海外华侨底层捐款的革命党，却口口声声要捍卫有产者的权利。
正因为双方之间的冲突直接涉及到了自身的生存，所以革命党和保皇会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特别是在革命党联合组织了同盟会之后，双方的斗争就出现了逆转。
因联合起来的同盟会本质上也是各省进步知识分子之联合，而保皇会只是一群落魄的改良主义者和失败的政客的集合体，后者除了支持光绪亲政外几乎没有任何新的理论发展，但是在庚子国耻之后，国内的士绅们都认为改良已经没法挽救大清了，哪怕让光绪亲政也是一样。
这样的局势下，革命和立宪就压倒了改良主义，成为了国内知识分子的主流认知，而立宪其实就是不流血的革命，和改良主义关系不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还不能算是同盟会，而是建立了武汉政权的劳工党，但是劳工党不用向海外华侨募捐，也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土地改革，使得劳工党和有产阶级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此一来，反倒是同盟会和保皇会之间为了争夺有产者和华侨的支持，没法缓和双方的关系了。
朝廷开放党禁，连孙文这样的革命党都赦免了，孙文领导的同盟会自然就立刻返回国内宣传起三民主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了。慈禧颁发了回銮新政的谕令后，受到打击最大的其实就是他们这些革命党，因为有产者支持革命，要么是认同了革命理念，要么就是被反动派逼的无路可走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不仅打破了许多改良主义者的幻梦，更是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愤怒，因此庚子国耻后有着大批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认为不打倒满人的政权，中国就不可能有什么未来。但是回銮新政的颁发，又让清政府拉回了不少人，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建立则又把革命中的激进主义者给吸引过去了。
所以在俄国向中国正式宣战之前，革命党和保皇会的日子一样难熬，正是熬不下去了，大家才会报团取暖成立了同盟会。老实说，但凡还觉得自己的组织是有前途的，也不可能和其他理念不同的组织合并在一起么。
因此，孙文得知朝廷开放党禁后，便立刻派人在上海、广州建立了同盟会的宣传机构，试图扩大同盟会的影响力，以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不过同盟会的行为首先让保皇会感到了不满，要是让同盟会把国内的有产者拉拢过去了，保皇会还怎么生存下去？
因此梁启超在一部分人的支持下建立了政闻社，并以此展开了对于同盟会的攻击，不过梁启超攻击的主要还是孙文的三民主义，因为同盟会内部的其他主张仅仅只有一个主张，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的内容，自然也就没什么可拨的，倒是三民主义虽然到处都是自相矛盾的言论，但至少还是一套真正的理论。
梁启超是维新派的真正灵魂人物，虽然保皇会是康有为领导的，但是保皇会的一些主要施政理念都来自于梁启超，而作为公车上书的领导者之一，他在国内外的名声此时还是压倒了孙文的。他对于三民主义的攻击，实际上反而宣传了三民主义，让那些原本对三民主义一无所知的人群从他笔下了解了三民主义。
而在同盟会这边，虽然梁启超的文章让孙文这一系的人感到了焦头烂额，他们不得不对梁启超攻击的革命理念进行澄清，但这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一个是三民主义在外人眼中成为了同盟会的主义，于是孙文也就真正成为了同盟会的领袖；另一个则是，在澄清三民主义的矛盾之处时，以朱执信和胡汉民为首的孙文追随者对三民主义打了补丁，使之渐渐成熟了起来。
1905年7月到1906年2月，这场改良主义对革命主义的论战最终奠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也形成了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理念上的三足鼎立。朝廷也好、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也好，各地的立宪派也好，都没能在这场论战中有插嘴的余地。
三方中最稳固的还是劳工党，此前劳工党已经提出各种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政治理念，通过这场论战，劳工党进一步确立了自己是劳工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地位。虽然这让不少对劳工党有所期待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感到了失望，但却稳定了劳工党内部的思想。
随着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建立，加上沙俄入侵给武汉创造出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时间，北洋新军被沙俄牵制不能南下，其他各省压根就没能力对付武汉这个强大的军政集团，这可不是一群拿着农具造反的农民，而是一个有能力用机枪大炮武装自己的工农集团，各省拿着刀枪或落后火药武器的巡防营压根没法和武汉的工农红军对抗，就连列强不也是默认了武汉对长江中上游航道的控制权了么。
因此武汉虽然名义上大肆扩军，从兵变前的一师一旅，到了1905年11月已经扩建了9个师约9.6万人。但相对于武汉现在所控制的湖北、湖南、川南、豫西、赣西等地的人口和面积而言，工农红军的扩张其实是相当温和的，劳工党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上。
汉口-汉阳地区在建成了一座铁路桥和公路桥后已经开始在建第三座桥梁，两地之间设立了完善的公交系统，之前在汉口少量主干道运营的有轨电车已经通到了汉阳地区。而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也突破了150万，汉口的工商业和汉阳的重化工工厂就和春天里的春笋一样，一天一个样。
1901年之前，湖广地区的粮食加工率约为5%，但是到了1905年11月，这个比例已经提升到了37%。过去武汉很少进口热带作物，向海外出口工业品的金额几乎是零。
但是到了1905年11月，大量的椰干被运到了武汉，在这里榨油制作成肥皂后向南洋及太平洋诸岛出口。其中来自德国太平洋殖民地的椰干占据了80%，过去德国人都是把这些椰干运回国去进行加工，但是现在德国人发觉把椰干运到中国加工，然后把肥皂就地销售其实更方便。
瑙鲁以及附近的另外两个磷酸盐岛，虽然有着丰富的磷酸盐，但是在上面开采规模最大的公司其实是英国人阿尔伯特·埃利斯，因为英国人可以就近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地出口，而德国则需要运回欧洲才能变现，因此反而不能对这些资源加以充分的利用。
但是现在么，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需要大量的化肥，而又有着廉价劳动力可以输出。于是向中国出口磷酸盐，雇佣中国劳工开发太平洋殖民地就成了很好的生意。在这样的充分合作下，德属太平洋殖民地的各类资源都被开发了出来，而武汉也就成为了一些初级工业品的出口地。
由于经济发展的太好，不少劳工党成员已经开始从革命思想转向了建设思想。有的人甚至认为，为了加快建设，应当压制工人的消费提高工厂的积累。这种思想至少还有着先建设后分配成果的内容在内。
但也有的人就走的比较远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其实也不错，和德国资本家们的合作，使得武汉迅速的大变样了，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许是过分了，毕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要求剥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但是这样干，谁还敢给你投资呢？
正是这场论战，将党内的思想重新整理了一遍，把一些脱离了劳工主义的党员给清理了出去。
第339章 资本论
1905年武汉这座城市的工商业产值已经突破4亿两，和湖北农业产值相若，也就是说工农兵委员会手中控制的资源已经完全压制住了本省的地主阶级，就连那些私人工商业者也开始从地主阶级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独立阶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的声音自然在湖广迅速的衰落了下去，面对工农兵委员会动用了政权力量的暴力打压，湖广的地主阶级开始示弱，不再如之前那样敢和工农兵委员会公开对抗了。这种事情地主阶级也不是第一次干了，当初满人入关的时候，江南地主反抗过后发觉真打不过也就躺平任操了。
因此，当保皇会和同盟会还在竭力争取地方有力人士的时候，湖北已经真正确立了劳工党的统治权力。之前是士绅地主和劳工党争夺本地的治理权，那么现在就变成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谁来主导前进方向的问题，对于打击地主阶级的争辩倒是已经尘埃落定了。
过去4年多里，工商业者从委员会主导的工业化道路中享受了最大的好处，满清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扰，在这条工业化道路开启之后都被粉碎了，特别是当发展委员会转变为工农兵委员会的一部分之后，这种对于工商业的扶持就更加的强力了。
工农兵委员会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使得许多资金不得不从土地转移到了工商业中来，当下购买土地显然是一个风险极大的投资，因此抛售土地避免被工农兵委员会没收就成了一种避险的手段。这样一来，原本已经脱离乡村居住的地主，现在更加和乡村不发生关系了，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城市人口。
劳工党显然不能一次对付两个敌人，不能一边消灭地主阶级，一边又消灭资本家，无法逃离的地主阶级最终只能选择和劳工党抗争到底了。现在么，那些愿意脱离乡村的地主，至少暂时不会成为土地改革制度的反对者了。
当然，随着武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试图在政治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工商业者们也开始行动了起来。他们一边建立商业组织，一边积极追求入党，预备把自己和劳工党重新捆绑在一起，就如同大清入关之后，汉人地主和满人捆绑在一起一样。
相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这些把资金从土地中抽出投入在工商业中的资本家，相对于那些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地主们来说，至少是进步的。而且在工农兵委员会的控制下，这些资本家接受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条文，比如最低工资法和工伤保险等。
在工农兵委员会所建立的统一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基础上，资本家的剥削被控制在了一个较为轻微的程度，其实就是控制了资本的回报率。对于一个不可控制的市场而言，资本自然是倾向于尽快收回投资，但是对于一个稳定的市场，资本也不是不能接受固定收益率的。
比如英国资本在印度投资铁路，他们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担保，就是固定的年5%的股息。当然，在欧洲公债的年息有3%就不错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农业国，投资现代工业的回报率一般都能达到16%，某些最前沿的产业比如电力或通讯设备，几乎能达到30%左右。
如此高的收益，套用一句后世的话就是工农业剪刀差的掠夺，实质上就是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的工业国的工业品和工业革命没有完成的农业国的农产品进行的交换，前者的生产效率自然是远远超过了农业国的手工业品的生产力的，自然也就造成了不平等的工农业交换比例。
但是中国的买办和资本家还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就连劳工党内的知识分子也很难理清楚中间的交换关系，于是就有了资本创造财富的错误观点，或者认为资本和人的劳动一起创造了财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错误认识，使得一些党员认为，资本家是可以吸纳入党的，因为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也比单个的无产阶级拥有更大的力量。
而那些工商业者也相当愿意加入劳工党这样一个组织，以这个组织的政治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也就有了劳工党在对外同保皇会、同盟会辩论的同时，还在党内发起了一场思想上的整理。
1906年元旦，田均一就党内的一部分同志的对资本的错误认同进行了批判，他在元旦的党的中央会议上指出道：“我们的一些党员在过去半年里认同了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就是资本在生产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资本也同样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因此资本的利得不应当视为剥削。
我是坚决反对这样的主张的，我这里有一块大洋，把它放在这张桌子上，谁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它能自己变成两块大洋？”
会议室内鸦雀无声，田均一看了一眼众人后才继续说道：“只要这块大洋不投入到生产中，经过了人的劳动的增值，那么它就不能完成自我增值，也就是说，这依旧只是一块大洋，而不是一块钱的资本。
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确，不是人的劳动不能缺乏资本，而是没有人的劳动资本就不可能存在。金钱不和劳动结合在一起，那么就不能称之为资本。
由此可见，所谓资本的自我增值，实质上就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资本家们只要不参与生产劳动，那么他们所获取的资本利息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削，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田均一安静了一会，侧耳听了听大家都继续保持了沉默，这才接着往下说道：“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资本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资本就是钱和劳动的结合，尽可能的提高劳动效率，才能符合资本不断自我增值的需要。
这就是资本和地主之间最大的区别，地主占有土地但不介入生产，他们实质上就是通过土地不断的占有佃户的劳动，就和放债吃利息的高利贷模式差不多。对地主来说，提高生产力并不重要，不断的让佃户负债才是最要紧的，一个负债累累的佃户更加难以和自己讨价还价。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一边反对资本主义，一边却又要和资本家们合作？”
这一次终于有人出声回答了他，“为了壮大我们的力量，假如我们不发展自己的工业，就不能制造机枪和大炮，列强就会用武力消灭我们…”
这一回答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响应，显然富国强兵的思想依然还是党内的主流，田均一心里这样想着，口中却说道：“大家说的不错，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正是我们要同资本家合作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太过弱小，我们还不能消灭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不得不忍受资本的剥削，增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资本是金钱和劳动的结合体，而金钱则是过去劳动的凝结。
简单的说，当前全球的财富都是过去人类劳动的创造所得，但是地主和资本家占有了这一切，我们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不仅仅存在于现在和未来的劳动所得，也必须要考虑这种过去的劳动积累。
工业革命以来的100年里，人类创造了比过去整个人类历史创造的财富还要多。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欧洲和美国创造了全球财富的80%，剩下的其他地区才创造了20%。
于是，即便我们解放了中国乃至亚非拉所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创造的财富价值也不及列强创造的社会财富更多，这还不包括列强过去一百年里从全球殖民地和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所得。
这也就意味着，假如我们不能打倒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把他们所窃取的财富重新拿回到劳动者手中，那么这些资本家就会利用他们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对我们展开攻击，而我们本身就处于一个较落后的农业时代，就更加难以抵挡这种资本力量的进攻了。
有人以为，我们现在和资本家合作，所以就应该放纵资本，服从资本的领导，从而加强我们的力量。那么我要说，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不受制约的资本只会把所有的社会财富都纳入到自己的怀抱，连根毛都不会留给无产阶级。
哪怕我们现在对资本层层设防，在外国资本的支持下，国内资本也增长的比我们的积累要快的多，还谈什么今后强大起来控制资本呢？另外，资本主义是把大多数人的财富聚拢在自己手上，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动用的资源必然是远远超过无产阶级平均下来的资源的，在这种对比之下，有多少人可以不受诱惑，转而投向资本主义？
最后，现在的资本确实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了人的劳动效率来取得的。一旦技术开始停滞，资本又不能停下自我增值的规律，那么资本就会转向侵吞人的劳动，就如同地主不断让劳动者负债来控制劳动者那样，资本也会转向让劳动者不断负债来满足自己的增值需要，到了那个时候，资本就成为了阻碍生产力提升的最大障碍，而那个时候的劳动者还有能力对抗资本吗？”
田均一的这席话触动了党内的不少同志，也令他们开始了思想上的自我纠正。当然，也有一些人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最终不得不选择了退、党。自此，党的思想开始从单纯的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念转向了阶级斗争论的方向。
第340章 党内的思想变化
虽然党内的思想渐趋统一，但是1905年开启的肃反行动也开始出现了党内激烈的反对声音。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于经济建设部门，他们认为肃反已经从针对土豪劣绅的打击扩大到了整个有产阶级，特别是在城市内实施的抓捕行动，开始影响到了正常的经济运转。
而肃反委员会这边，徐锡麟、何洪亮也对经济建设部门老是阻扰自己办案感到了不满，徐锡麟在会上表示，“这些土豪劣绅动辄杀人满门，就是为了要震慑和死者有关联的相关人士，也是为了杜绝被报仇的可能性，我们不追查到底，农民如何敢相信我们？
他们觉得没人会替不相干的人报仇，我们就要证明给他们看，没有这回事，我们劳工党就是要给自己人报仇，他们逃到哪都没用…
我们处置的人多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多，按照湖北的人口比例来说，我们处置的人也就占了地主阶级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且这其中有一半以上不算地主阶级，只能算是土豪劣绅的帮凶。
因此，现在不是我们肃反搞的太厉害了，而是远远不够。不让那些土豪劣绅人人自危，让他们亲眼看到和人民对抗是什么下场，他们怎么可能老实下来？我认为，肃反就应当深入到城市中去，不能让土豪劣绅有什么安全区的想法，也不应当把精力放在湖北，还应当向周边地区进行加强…”
不过除了肃反委员会的同志支持他之外，徐锡麟的主张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一些人之所以把徐锡麟推到肃反委员的位置上，是因为徐锡麟本身就是绍兴士绅家庭出身。
徐锡麟其实是光复会派驻武汉的代表，但是抵达武汉后觉得劳工党的理念才是救国之道。光复会的理念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即以民族主义为号召，打倒满人政权就算完事，但是中国是否能得救，光复会成员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一问题。
在革命党中，其实孙文的三民主义真的是一根旗杆，其他人的思想也就比反清复明的会党强一些，但是三民主义和劳工党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又如同三字经一样过于幼稚了。毕竟孙文压根就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好好思考革命理论，他不是在造反的路上，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徐锡麟于是很快就申请加入了劳工党，他原本是要被派往做教育工作的，但是地主阶级的反扑出现了肃反的需要，因此一些人希望有人能够稍稍抑制一下工农的报复心理，于是推荐了徐锡麟担任了肃反委员，大家都认为高度近视的徐锡麟，不过是一文弱书生，就算整天把打倒满清政权挂在嘴边，也不可能对汉人士绅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
但接下来肃反委员会的一系列行动证明了一件事，你要是把一个暴力机关交给一个做事严肃认真的人，那么就别指望这个机构按照一些人的想法去运行。
徐锡麟虽然是个文弱书生，但是他办事却非常的有章程，于是肃反委员会抓人就和过筛一样，它不是按照案子本身去进行调查的，而是根据每个县的土地集中程度，对地主阶级进行的一次大审查，在审查过程中许多陈年旧案就被翻找出来了，于是地主们就觉得很冤枉，因为这些案子并不是他们反对工农兵委员会的证据。
在大清朝，那个地主手里没有一两条人命？说句难听的，满清入关时要不是出卖了自己同胞的汉人能当上地主？为大清出力，不就是帮助了满人镇压了汉人的反抗？所以，在大清朝没有那个地主是真正的清白人家，他们不是强盗就是强盗的后代。
当然，在这些地主眼中，他们自己当然是清白的，因为大家都是汉奸，那么就说明汉奸才是主流，不当汉奸的都是残害民众的盗贼，比如张献忠和洪秀全。山东孔家传承两千年，不要说跪了大元和满清，就是英国女皇和德国皇帝也跪过，这才是真正的良善之家啊。
因此，肃反委员会翻旧账的行为就很惹人讨厌了，都是大清时候的案子，你现在却翻出来治罪，这不是破坏团结么。也就是田均一对徐锡麟一直鼓励支持，因此大家不好把他给拉下来，但是主张肃反已经获得了很大成果，应当告一段落的声音还是多了起来。
田均一和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商议后，终于还是接受了党内的这种呼声，毕竟当前正处于对外战争中，武汉本身又需要尽快发展起来，湖北的士绅势力也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一些士绅已经连武汉都不敢呆了，直接跑去了上海。敢结团抱伙对抗工农兵委员会的湖北地方势力已经差不多都被打散了，接下来按照正常的法律就可以对付这些分散的个人了，因此确实可以稳一稳人心了。
当然，虽然劳工党中央认为大规模的肃反行动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对于党内纪律的整顿及对地方政府、国营企业的官僚作风的整理依然不能停下。
因为截止1905年末，劳工党成员已经超过了20万，党组织在全国各地都有发展，但湖北地区依旧占据了大头，只是大多数党员对于党的理念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一部分人加入党是出于报恩的念头，这些人正是在党的组织下获得了解放，他们忠诚的是党而不是党的理念；另一部分人则是顺应了形势，认为劳工党最有前途，要想在新时代出人头地就得入劳工党。党的理论距离同中国实践的结合还很遥远，共、产、党宣言反而成为了党内最广泛流传的一份文件，比资本论更加的深入人心。
面对这样的局势，田均一也颇感吃力，他觉得自己不是在轨道上开火车的司机，而是在大海里掌舵的船长，边上充满了指手画脚的声音，一不留神，这条船就在原地打转了。
相比起政治工作，反倒是繁重的经济工作让他更觉轻松一些，因为经济建设的大多数问题损失的只是金钱，而政治上的一次失败就有可能导致革命大大的退后了。
有这样想法的可不是只有田均一，唐才常也是深有这样的感触，过去他认为只要打倒了满人专制一切都会变的好起来，因此他甚至都能接受在光绪帝的名义下建立汉人政府，这是他认为的对中国受害最小的一种革命方式。
这种期待满人主动放下权力的想法当然是不现实的，而他所期待的汉人督抚的觉醒，最终也在东南互保协议的破产后破产了，这也是唐才常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契机，因为他确实发现了自己想象的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
到了今日，清政府愿意召开国会立宪了，他又开始感到了患得患失，倒不是说他想要改变想法支持立宪，而是他担心清政府会利用召开国会立宪一事把各地势力再一次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对武汉形成不利的局面。
因此他在私下和田均一见面时就多次谈起了这个问题，想要知道田均一对于召开国会立宪一事是如何看的，他向田均一讲述了自己的担心，“…那些立宪派隐然已经成为了各省士绅之领袖。特别是在我们搞起了肃反之后，原本亲近我们的东南保护会议代表，现在都向着张謇、汤寿潜、郑孝胥这些江浙人士靠拢了，还和北方的梁启超建立了关系。我看真要开了国会，反倒是于我劳工党不利了。
同盟会虽然搞革命不行，但是他们有句话说的倒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之中国需要的是推倒旧房子重建，而不是在旧房子上修修补补。李鸿章修补了一辈子，也补不起大清这条破船么。我们有必要参加国会，去听这些士绅们攻击我们的话语吗？”
田均一能理解唐才常的心理，兵变以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极大的改变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思想。过去党内大多数同志认为，党的力量太过弱小，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太过弱小，指望武汉这样一座城市去对抗一整个大清，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革命还是应当联合那些开明人士并肩协力，这也是发展委员会联合开明士绅建立合作社和企业的思想基础。
但是经过了这一年多时间的独立施政后，大家突然发觉，大清其实就是一幢纸房子，捅一下也就破了个大洞，压根就没有人愿意为了大清来和自己拼命，而列强也是些纸老虎，真到了刀枪见血的时候，他们也会退缩，士绅们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是在发动起来的工农面前什么也不是。
这一年劳工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迅速的把党员的自信心给撑起来了。这就和小站练兵之后的袁世凯，看着国内各地的旧军都是菜的心理是一样的。我都已经这么强大了，还得听你们这些弱者告诉我该怎么做？这不是扯淡么。
党员们有这样的自信当然是好事，但是田均一还是了解武汉所面临的内外局势的，并不是满清变得软弱了，而是列强之间发生了分裂，因为列强之间发生了分裂，所以满清就失去了列强的统一支持，也就无力把力量用在镇压武汉的叛乱上，而列强之间的矛盾又令他们无力向远东派出大部队进行报复，这才有了武汉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机会。
因此田均一虽然希望党员能保持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念，但也并不希望党员为当前的现象迷惑住了自己的眼睛。
第341章 手段
思考再三之后，田均一还是向唐才常坦诚说道：“前些日子袁世凯不是发电报过来，试图用四川和我们交换在西藏边界谈判中的让步吗？
袁世凯一边向清廷主张召开国会以挽救时局，一边却又想和我们达成私下的交易，由此可见他对于国会和立宪其实并没有抱有多少真心。
作为北方的实力派，袁世凯对于国会和立宪如此三心二意，那些立宪派的支持者真的能够成事？国会要是不能约束北洋和朝廷，难道就能约束的住武汉了？”
唐才常想了想，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他略略缓和了神情说道：“说是这么说不错，不过我还是担心民众会被那些立宪派蛊惑啊。就连我们内部不也有人觉得，假如召开了国会，那么就应当服从于国会之决议，否则还不如不参加，以免遭人口舌。”
田均一点了点头，但又摇了摇头说道：“理论上来说，假如国会真的能够代表全体国民发言，那么我们当然要服从国民的意志，要不然我们不就成为国民的敌人了么。
但是按照阶级论的观点，全体国民是不可能一致的，因为各个阶级有各自的阶级利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不相同，双方怎么可能达成一致？要么是统治阶级压制了被统治阶级，要么是被统治阶级推翻了统治阶级，决不会有什么中间路线。
所以，当前的所谓召开国会，实质上就是大清统治阶级挽救自身存亡的一次大会。我们能把自己算在大清的统治阶级的一员吗？”
唐才常这下是真的醒悟了过来，他猛一击掌后说道：“对啊，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地主阶级，所以怎么可能去参加地主阶级代表组织的国会，我们应当另外组织一个国会才对。不过，现在提出这个观点会不会让民众以为我们是想争权夺利？”
田均一点了点头回道：“所以我们应当先派人去参加北京的国会，在全国民众面前揭穿这些立宪派的嘴脸。他们想要挽救的是自己而不是中国，所以，他们一定不会认同那些真正有利于人民的理念，也绝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力，我们只要在人民面前指出这一点，然后就可以退出了。”
“有道理，大有道理。”唐才常连连点头回应道，这下他感觉心里一块石头就此消除了，转而又思考起了四川的问题，“那么四川的事怎么处理？我看，以喜马拉雅山腰分两国界线，也不算过分吧。”
田均一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天空，长吐了一口气后说道：“重点不是国界线划在什么地方，而是我们该不该从印度撤军，要是没有印度人民的支持，划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守不住…”
印度人民委员会和英国人的谈判，一开始林信义并不想参与，一方面是他的身份比较尴尬，另一方面是他希望印度劳工党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在他看来，他们这些人终究还是要离开印度的，因此最终印度革命还是得靠印度人民自己承担起来。
不过很显然，印度的革命者实质上并没有准备好接管这个国家的政权。虽然印度被殖民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但是印度的革命者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把印度真正视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之前，印度人更忠诚于自己的种姓和邦，邦才是他们的国家，而邦之外就是外国，印度只是一个地名而已。
但是在英国的殖民政策和殖民教育下，印度人开始把自己当成印度人，不再把自己当成马拉塔人、马德拉斯人、古杰拉特人、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等等。于此同时，在英国人的归类下，印度的各种土生宗教被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宗教-印度教。
英国人为什么要不嫌麻烦的把印度教塑造出来，因为英国为了统治印度，有一项每隔十年就要统计一次的人口普查运动，印度教一开始就是先创造在人口普查表上。事实上英国人一度是想消灭印度土生宗教和种姓的，因为这些宗教和种姓成为了地主控制农民的手段，也就等于让地主有了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力量。
不过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人发现用地主控制印度的农民其实更能维护自己在印度大陆上的利益，于是英国人就默认了种姓制度的存在。而把那些土生宗教全部称之为印度教，不仅仅在于英国人为了省事，也在于英国人不希望穆斯林成为印度的第一大教。
印度教本身并没有统一的经典，它是依照同一个神系的不同分支和地方传说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地方上的宗教信仰。因此，如果不统一在印度教的名下，那么穆斯林无疑就成了压倒性的印度人的宗教信仰，这也和穆斯林入主印度大陆的历史是相吻合的，如果印度本身有一个统一的文化意识，那么外来穆斯林就不可能在印度大陆上建立那么多穆斯林国家。
而对于英国来说，穆斯林和奥斯曼苏丹之间的信仰联系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为了切断西亚和中亚穆斯林对于印度大陆的影响，英国需要印度有一个独立的能够压制穆斯林的信仰，这样印度大陆对于英国来说才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