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这支开辟第二战场的骑兵部队，虽然在热河、独石口、张家口等地遭到了猛烈的抵抗，但米辛科少将还是凭借着骑兵部队的强大机动力，趁着中国军队驰援张家口的机会，绕道突破了长城抵达了大同城下，大同北门外的官兵望风而遁，城内的商民开门迎接俄军入城。
自从清初满清屠了大同城并拆毁城墙后，直到顺治十二年方才对大同城进行回迁，但规模已经远不如前朝。之后满清以商业控制内外蒙古，晋商一时大盛，于是大同也就从明代的军事重镇变成了清代的商贸中心。
这里的城墙早就残破不堪了，城内外则到处是商店和货栈，城内街巷136条都能看到商店，这里的商民怎么肯去和俄军拼命呢？为了防止俄军入城杀人抢劫，这些商民自然老实的开门投降了。
能够这么轻易的夺取了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整个雁北地区一共也就十来座城镇，其中最大的三座商业城市就是大同、右玉杀虎口、代州，大同更是雁北地区的中心，拿下了这里相当于有了向中国内陆进军的基地，因此米辛科少将接受了中国人的投降。
他还向中国人保证，沙皇是仁慈的，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惩罚不遵守协定的满人朝廷，不是为了找普通人的麻烦。米辛科少将也向自己的部下告诫道：“我们必须遵守同这些中国人的约定，这样我们才能利用这些中国人为我们收集情报并提供军队需要的物资。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能力继续前进的。”
米辛科少将向后方传递了情报，要求后方尽快派出步兵来支援自己，因为哥萨克不应该用在守城上，这将让哥萨克骑兵失去最大的威慑力。根据米辛科少将探出的行军路线，俄军应当从锦州向北抵达朝阳府，然后转向西面的承德，接着就向张家口进军，而他将会配合后续部队一起拿下这个通往北京的通道。
书信中米辛科少将认为，在他们出其不意的拿下大同之后，中国人已经完全慌乱了，他们只担心自己会继续向南深入，因此对于张家口的防御就没有之前那么的严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边一起夹击张家口就能很容易的拿下这座商业重镇，而俄军也就有了进攻北京的大量物资。
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同意了米辛科少将的计划，他下令施塔克尔贝格将领以在锦州的东西伯利亚第九步兵师为骨干，组建一支特别支队，前往进攻张家口，以完成米辛科少将提出的计划，在第二战场打开通往北京的通道。
而北京这边，也因为大同的失守感到了震惊，时山西巡抚为张人骏，他一边向北京求援，一边组织山西新军和团练守卫雁门关，以防止俄军突然南下攻击太原，但此时山西新军虽然有一个协的编制，可实际也就一个标，且缺乏新式军械和军官，面对俄军完全是一片混乱。
就连张人骏自己对能否守住太原没啥信心，他只能向朝廷表示，自己“食君之禄，当报王恩”，不过他还是给自己的盟兄弟袁世凯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希望他能够出兵救援山西。
只是现在的袁世凯好不容易才稳住了河北的局势，哪里有这个兵力去救山西。就如王士珍、段祺瑞两人对他所言，兵力派的少了无济于事，派的多了则俄人正好加强对山海关一路的进攻，相比起山西一路，山海关才是俄军大举进攻的主要路线。
当然，王士珍、段祺瑞都认为山西不可不救，真要让俄国人把山西给打穿了，那么河北侧面就出现了威胁了。只不过两人对救山西的办法各执一词，段祺瑞认为应当向武汉请求援兵，现在有余力出兵的也就武汉了，其他省份就算出兵也不过是不能打的巡防营，等他们到了山西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王士珍则主张应当向武汉请求一批武器支援，然后在山东、河北招募新军，让北洋军去接替独石口和张家口的防线，让毅军去夺回大同。他对袁世凯说道：“山西是表里山河之地，也是直隶和西北联系的通道，一旦这里被湖北人占了，他们还肯轻易离开吗？所以，不能给他们机会进入山西。”
段祺瑞对王士珍的担忧相当不以为然，他反驳道：“要是让俄军把山西打乱了，连北京都要不保，这个时候还担忧什么武汉人赖在山西不走？我们该担心的是，要是真的让俄军突破了山西，我们该往哪退的问题。武汉都已经组建了9个师了，我们难道就让他们在一旁观战？我们和俄国人要是拼完了，不就是让他们做了渔翁了么？”
袁世凯对此也是相当的头疼，他最希望的还是毅军能够独立的把大同俄军击退，那么至少他就不用去烦恼这个问题了。可毅军这边也是叫苦不迭，他们的防线从独石口一直拉到的了归化城，长度超过300公里，而能用的兵力不过20营，这样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去收复大同，和逼毅军去自杀也没区别了。
因此何宗逊在马玉昆的默认下发文给北京，要求把守备山海关一路的毅军八营还给自己，则他们还能试着去打一打。不过除了朝廷不清楚，袁世凯还是很明白的，这八营压根就不是毅军而是武汉的部队，他压根就不想放走，也没法放走。
武汉新军不仅仅在前线是士气的保证，在后勤上还极大的分担了北洋的压力，别人的后勤供应都是自己运上来的，除了新鲜的食物需要北洋供应外，其他弹药军械都是自备。只要这支部队还在自己手上，那么武汉那边的弹药就会源源不断的送上来，袁世凯怎么能同意放手呢。
不过何宗逊也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件事上，他提出的第二个办法是，让朝廷允许自己在河南募兵，然后补充前线军队之不足。只是何宗逊的这个建议也就欺骗一下满人，像袁世凯就很清楚，何宗逊实质上是打算向武汉求援了，这就意味着毅军将完全的倒向武汉。
假如有的选择的话，袁世凯一定不会同意这个要求。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把毅军看成是北洋的一支，毕竟都是淮系出身，现在李鸿章既然不在了，马玉昆又已经老迈，因此将这支军队纳入到北洋中来，乃是顺利成章之事。也因此，袁世凯才能默默看着慈禧扶持毅军，虽然慈禧的目的他很明白，但他认为自己还是能够拿捏住马玉昆之后的毅军的，所以为什么要担心毅军扩充实力呢？
可是谁也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马玉昆带着毅军南下和武汉打了一场，结果毅军没能收拾了对方，反而因为武汉大度的释放了俘虏，连武器都归还了，倒是让毅军和武汉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随着中俄开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武汉用一批德国旧军火把毅军换成了统一制式的武器，这极大的增强了毅军的实力。
袁世凯承认，虽然这是德国人淘汰的旧军火，但并不是什么破烂货色，他要是拿着这样一批军火，显然是不舍得给毅军的，除非对方接受了北洋的整编。可武汉却不求回报的给了毅军，从那时起袁世凯就知道，这毅军估计要改换门庭了。
只不过他没想到，这个时机来的会这么快，但是他也不能不承认，现在的毅军也是无路可走了，他们要么就只能撤防，否则压根没法顶住俄国这样一支强大骑兵的突袭。除非现在北洋军去支援毅军一把，帮助毅军把占据大同的俄军消灭掉，解除了这样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毅军倒也不用现在就做出选择。
但是，袁世凯不可能拿北洋去替毅军挡灾，要是能调动北洋第一镇的话，他倒是不心疼，可第一镇压根就不会听从他的命令离开北京，那是满人的命根子，用来保卫宫廷的最后武力，哪能拿出来拼命。
思考了半天之后，袁世凯认为自己不能做这个恶人。他要是拒绝了毅军的请求，毅军不会恨武汉只会恨他，这将破坏他在淮系旧部中的形象，而武汉真的愿意出兵吗？这同样也是一个很玄妙的问题。虽然出兵救援毅军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好处只有在打赢了俄军才能吃下去。在野战中对抗一支俄军骑兵大部队，袁世凯觉得很悬。
既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自然以顺水推舟的方式最好办了。于是袁世凯好人做到底，还帮着毅军给武汉发了一电，请求武汉北上帮助毅军收复大同，不过得打毅军的旗号。
第346章 黎元洪
大同被俄军占领的消息传来，武汉这边并没有感到意外，虽然武汉派出的军队去了山海关一线，但是对毅军的支援并没有停下过。
在给毅军换装的同时，武汉也对毅军防线及当地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毅军的处处设防除了分散自己的兵力之外，根本起不到对俄军进行抵抗的作用。
除非俄军只有一两千人的部队过来，并且还要同毅军争夺这条防线，不肯穿过这条防线去进攻他们的后方。现在俄军的行动正好验证了武汉陆军总参谋部的看法。
对于毅军发来的求援电报，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内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党外的委员几乎都支持出兵支援，他们主张：毕竟这是一场国战，他们现在不应当考虑和满人之间的矛盾，而应当先捍卫国家利益。
党内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一种同样支持出兵，但认为应当以我为主，不能任由朝廷摆布，比如现在山海关一线的部队就变成了替北洋挡住俄军进攻的主力了，这令许多委员们感到了不满；另一种则主张不应当现在出兵，而应当让俄军打下大半个山西后再行动起来，这样就可以按照对待河南的办法把山西纳入控制。
田均一和唐才常等中央委员商议后，认为应当先询问军方的意见，毕竟派兵过去是为了作战的，假如军队认为不能打，那么他们的争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黎元洪、蔡汉卿、孙武等几位在武汉外围的军事委员被召回了武汉，就出兵问题进行了咨询。黎元洪收到电报时正在视察南浔铁路的开工情况，九江被武汉拿下之后，武汉并没有急着往九江派遣官员，而是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并和当地的一些开明士绅合作对九江进行了城市建设。
虽然之后的土地改革和肃反运动也波及到了这里，但是九江地区从整体上来说还是相当平稳的。毕竟江西的新军还没开始建设，全省的主要兵力也就是五路常备军，这些常备军的骨干其实都是湘军的底子，但是对于新军来说，湘军已经真正的落伍了，这也是铁良南下时敢对魏光焘下手的原因，因为湘军已经不能打了。
假如不是出了武汉这档子事，魏光焘也该从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挪走了，但是现在么朝廷已经无力再整顿南方督抚，北洋也被俄军所牵制，所以魏光焘又把被铁良罢免的部下重新招募了回来。魏光焘很清楚现在湘军想要生存下去，要么就是改制新军，要么就是得一强援。
铁良敢对湘军下手，背后自然是有着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支持，毕竟两江乃是天下财赋之源，北洋新军想要练下去，自然就想要拿到江苏这个钱袋子，而满人则想要拿湘军的利益安抚北洋新军，顺便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力，可谓是一拍即合。
魏光焘年纪也大了，湘军这个局面他觉得自己也维持不住，毕竟他不是刘坤一，不能得到整个湘系力量的支持，所以一度向满人做了退让。但是后面既然武汉先对朝廷动了手，居然还扛住了，魏光焘当然不会再对满人退让了。
而既然北洋和满人关系这么密切，那么他也就只能向武汉表示友好了，毕竟湘系的老家还在武汉的控制之下。因此对于武汉进驻九江的行动，魏光焘不仅忍耐了下来，还和武汉达成了和平的私下约定。没有了南京的支持，江西地方就更加没法和武汉的军政力量对抗了。
于是，武汉不仅迅速的控制住了九江地区，并恢复了对南浔铁路的建设工作，这条铁路江西早就想建了，就是一直筹不到铁路资本，但是前期的勘察和设计都已经弄的差不多了，武汉这边控制了九江之后，就开始推进九江石油炼化基地的建设，也认为应当修建一条通往南昌的铁路，于是也就安排铁路上马了。
今年一月，南浔铁路正式开工，黎元洪甚至把自己的司令部都搬到了九江来。他也是为了能够离黄石远一点，驻扎在黄石的鄂东工农兵委员会虽然名义上和他是平级的，但是召开会议时他只有一票，别人有七八票，他发觉自己就是去举手的，压根干涉不了地方，因此他也就干脆把心思用在军队工作上了。
黎元洪也承认，就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和从前的湖广总督府相比，现在这个体制的效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过去湖广总督府想要办一件事，不让相关或不相干的人员捞饱喝足，这事就别想办下去，因此上下官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应酬和搞人际关系，不懂人情的人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
但是现在的工农兵委员会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套路，不仅委员会内的成员大多为30岁上下的青年，超过40岁的人都很少见，那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名宿最多也就挂个顾问的名头，压根融入不进这个团体。
且这些青年也都是干劲十足，几乎很少出现在交际应酬的场所，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工厂或乡村，然后搞调查报告，搞农运、工运，搞地方建设和乡村教育，看到这些年青人热火朝天的干劲，黎元洪就明白，朝廷应该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黎元洪即对这些年轻人感到钦佩，他们只关心有没有工作交给自己，而并不关心自己的待遇究竟合不合理。当然在后勤上劳工党做的还是不错的，已经尽力在能力范围之内把资源向一线工作者倾斜了，在武汉做办公室的人并不会比那些在乡村的工作者待遇更好，他们能享受的大多是城市带来的便利。
不过他也同样畏惧着这些年轻人，因为这些年轻人过于激进了，他们似乎有着把一切旧东西都砸烂的念头。在当前的工农兵委员会内部，“老”已经成为了一种贬义词，比如劳工党的年轻人就很喜欢把同盟会称之为一群老革命者，言下之意他们不了解什么是新的革命。
在劳工党看来，老的革命就是以打倒满人政权就算完事，但是这种革命没有给未来的中国指出一条新的道路，最终也就是让汉人皇帝换了满人皇帝，不能改变中国沉沦下去的命运。想要改变中国沉沦的命运，必须要走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从目前劳工党能够稳定住局势来看，黎元洪认为对方的革命理念好像没啥问题，但是这条路对于有产者相当的不友好，并且试图让每个党员都成为圣人。虽然劳工党给军队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过去把喝酒逛窑子当成爱好的军官们，现在都开始讲求个人品德来了，但是对于他们这些老军人们来说，这种新的军队纪律好像是一种无形的枷锁，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
自曾国藩创建湘军以来，军中的乡党和私人情谊就成为了维系军队团结的不二法宝，哪怕是北洋新军，内部讲的也是小站练兵时期的渊源，假如不是在小站练兵时期加入的后来者，就难以称的上是袁世凯的嫡系，而这支军队的灵魂也正在袁世凯一人，大家在军中的位置是按照同袁世凯关系的远近来区分的。
湖北新军一样是这个道理，不过张之洞不通军事，也不愿意沾染练兵之事，所以把张彪推在前面，于是湖北新军的内部势力就比较乱，张彪和黎元洪都各自有一班小兄弟，无非就是张彪有着张之洞的支持势力更大一些，但也没法拆了黎元洪的小团体。
黎元洪过去以为，军中的这种格局应该是不可能有什么变化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自牵制，朝廷才能对军队放心使用么。但是现在劳工党改组了军队，以党治军，哪里还有他们这些旧山头存在的余地，不在党内就别想立山头，就算在党内也是军队依附政治，而非政治依附军队，旧的军队算是被工农红军给终结了。
虽然黎元洪很想入党，可是对于他们这些老人来说，入党可要比年轻人困难了许多，就连田均一都亲自劝说过他，认为他应该先好好学习一下劳工党的理论，确定自己是真心的认同这一理论，然后再考虑加入也不迟。
不过这其实就是一种婉拒，黎元洪现在倒是有些后悔了起来，要是那一晚他没有居中观望，那么也就不必陷入现在的尴尬处境了。不过要让他现在抛下一切去投奔朝廷，又是他所不愿意的。
因为这一年多的切身体会，他认为清朝必然是要被工农兵委员会所取代的，委员会能否夺取天下，最大的麻烦不是朝廷，也不是北洋，而是列强的干预。可是从目前的两场对外战争来看，不管是在山海关的对俄作战，还是在印度的对英作战，列强都没有表现出过于那种压倒一切的力量，这就让委员会成功的可能性又高了几分。
因此，在接到了武汉发来的电报后，黎元洪还是立刻交代了手上的工作，便兴冲冲的坐上军舰工人号前往汉口了。黎元洪现在还是长江舰队的司令官，在一年前这个长江舰队也就一艘工人号炮艇可用，但是现在这一级别的炮艇已经下水两艘，并且还有4艘以柴油发动机为动力的高速鱼雷艇加入了长江舰队。
这也是黎元洪认为工农兵委员会大有前途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些船只都是武汉自己建造的，虽然是德国转让的技术，但是相比起江南制造局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毕竟江南制造局的大部分造船钢材都需要从国外进口，甚至连造船厂都被英国人控制了。
1885年江南制造局完全停止了造船和修船业务，直到1905年江南制造局把船坞独立出来，聘请了英国人毛根担任总稽查和总工程师主持江南船坞，才复活了造船业务，可这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汉阳造船厂虽然引入了德国技术，但是却并不受德国人控制，从这点来说，这才是中国造船业的希望。而且，工农兵委员会的野心也不仅仅是造小船，现在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议，预备在青岛投入股份，扩大德国在青岛的船坞，将之变成一个中德合资的船厂，为中国的远洋航运业打造基础，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德国工业界的支持。
第347章 德国的在华战略改变
德国虽然在山东获得了胶澳，并把山东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通过和武汉的对比，德国人很快就发现，两地的发展相差的实在是太大了。
想要把山东的资源运出来就必须修建铁路和港口，这是列强在任何一个殖民地都必须投入的基础建设，而这些基础建设费用自然是需要从殖民地掠夺回来的。
德国为山东铁路公司投入的资本，最初为5400万马克，但是这条经过的河流太多，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到1904年就已经为铁路建设投入了近5300万马克。德国人对这条铁路寄于厚望，希望能够带动青岛的快速发展
但德国人把山东视为殖民地，造成了德国人和山东百姓之间的冲突，加上袁世凯又在周村开埠，分流了青岛这个出货港，于是德国人在山东投入极大，但是收回基建的成本却很缓慢。1905年胶济铁路的盈余也就16.7万银元，相当于30几万马克，这极大的打击了德国商人对青岛建设的信心。
反观德国在武汉的投资，因为工农兵委员会承担了所有的基建投入，德国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向委员会进行基建工程的贷款获得资本输出，还大大的降低了在武汉投资设厂的投入。
德国商人认为，除了上海之外，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比武汉更适合外国人进行投资了，因为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职能，并且他们的权力要大的多，因为他们还能为工厂解决原料的来源和运输、销售等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只能负责租界以内的事务，对租界外只能通过外交交涉去影响地方官员，但对于中国地方糟糕的基础设施同样是无能为力的。基础设施的缺乏，正是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根本差别，这让后者廉价的人工没法在高昂的运输费用下表现出来。
但是，上海公共租界终究是英国人说了算的地方，工部局9人董事会中只有一名德国人，英国人则有七人，法租界公董局则完全是法国人的天下，上海总会更是英国人的权力象征。虽然1902年德国人冯.都林和莱莫斯、龙特等发起兴建了德国总会，但德国人依然认为在上海自己受到了英国和法国不公正的对待。
青岛虽然是德国人说了算的地方，但是现在就是个乡下小地方，完全不能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形势。可武汉就不同了，这里不仅拥有和上海相匹敌的庞大经济腹地，在这里德国更是可以借助中国人的力量对英法进行排挤。
因此在1905年年末时，中德商会中的一部分德国商人就认为，应当把青岛交还给中国人，这样德国就不用承担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山东基础建设的庞大投入，反而可以参照武汉的模式，从经济上对中国加以控制，这对于德国的工商业和银行业来说更加的有利。
当然，按照克虏伯先生的看法，“我们距离中国实在太远，而中国人似乎比奥斯曼人更加的善战。很显然，过去是满人束缚住了中国人的战斗本能，当这种束缚被解除之后，中国人就爆发出了一种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让中国人在山海关地区挡住了俄国人的进攻，也让他们在印度教训了英国人。
虽然我坚信德国军队依然能够对付三倍以上的中国军队，因为我们有更出色的大炮，但是这个国家有4亿人口，他们只是缺乏那种动员起来的组织力量，只要他们能够达到沙皇俄国的程度，也能轻易的组织起上千万的军队，而我们不可能把上百万的德国军队派来远东。
所以，这个麻烦还是留给俄国人和英国人吧。德国不需要和中国人为敌，我们需要的是从中国的建设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这将会解决德国社会的许多问题…”
克虏伯不仅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向德皇发了信件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也在和中国人的商业协定中更加的严苛了起来，因为他不希望给中国人以不公平的借口撕毁这些商业合同，就目前来看，工农兵委员会确实有这样的能力。
对于青岛的占领，其实是德国海军部在坚持，当初青岛是作为德国海军在远东的一个基地来建设的，因为德属太平洋诸岛缺乏建设海军基地的人力和物力基础。但是，德国海军部占领青岛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和英国皇家海军真正的交战。
当英国皇家海军内部流传出了突袭德国港口以消灭德国海军大舰队的传闻后，德国海军部也立刻反应了过来，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冲突将不仅仅是一个构思，而有可能变为现实。假如这场战争真的爆发了，那么德国在海外的基地就几乎都被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给分隔了。
德国海军部在青岛的大量投入就成为了沉没成本，因此德国工商界提出的和中国人合作交还胶澳租界地也就不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了。
提尔皮茨这样对威廉二世说道：“假如中国人能够保证在战争期间的中立，并允许德国军舰进入青岛港进行维修和停靠，那么不是不可以考虑交还胶澳租界地。当然，最好的选择是，当武汉掌握整个中国时，让整个中国成为德国海军在远东的基地，那么交还胶澳租界地就毫无问题了。”
青岛的德国船厂本来是专门为德国海军服务的，因为缺乏同中国商界之间的联系，这一船厂几乎完全依赖德国本土的拨款维持。德国商人宁可在上海投资办新船厂，也不肯来青岛，因为这里什么都缺，连中国工人都缺乏，而山东是中国的人口大省。
面对这样的困局，德国胶澳租界当局终于有了变革的想法，一方面是缓和同本地人的关系，不再把德国殖民地法律施行于此；另一方面就是寻找中国人来处理和本地人的各种交流。把青岛船厂拿出来同武汉合办，也是其中的一项政策。
在黎元洪这些人的眼中，工农兵委员会正把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并开始承担起了朝廷应当承担而不肯承担的责任，收回胶澳这显然不是武汉的责任。但是在劳工党的高层看来，欧洲的局势已经紧张到，德国人都开始收缩海外势力的时候了，这就意味着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是没有强硬的底气的。
在此种局势下，劳工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应当进一步向列强借款发展本国的工业，以避免欧洲爆发战争时难以借到发展工业和基础建设所需的资金，到时也可利用欧洲爆发战争的机会以工业品偿还一部分贷款。
再加上本年度结束之后，武汉需要支付欠款本息8000余万两和贷款本息1600万美元，因此工农兵委员会打算再向德、美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借新还旧。这样的巨额借贷自然引起了工农兵委员会一部分人的担忧，不过德国和美国的银行家却表现的相当有兴趣，因为去年武汉的财政状况相当的良好。
按照德华银行的估算，武汉当前治下的人口约达6000万，人均年财富创造额为16.34两，总的年财富产值9.8亿两，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之比约2.3比1，武汉去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占了总财富的16%有多，也就是1.6亿两，和财政支出持平。
从目前武汉的发展来看，这不过是个起步，若是工业产能完全运转起来，至少也是现在工业产值的一倍以上。所以，现在正是武汉工业的高速扩张期，完全不用担心其没有还款的能力，或者说要是对方还不上的话，光是武汉本身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了贷款的金额了。
而在武汉上下看起来，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巨大和面目全非了。如果说张之洞时期的汉口和汉阳让人惊叹的是现代工业和欧洲文明的一个缩影，但汉阳铁厂的内里和汉口租界以外依然还是中国，那么现在的汉口和汉阳已经变得不像是一个中国的城市了。
不是说这座城市的人种变了，而是这座城市的整个生活方式都被改变了。甚至连德国人自己都不认为这是一座完全的德国城市的复制品，西门子公司确实把自己的理念灌输在了汉口城市的建设当中，但中国人却并没有变成刻板的德国人，中国人确实开始意识到了公共设施和公共道德的必要性，但也并不认为法律可以改变一切，他们更喜欢用教育和友善的帮助去改变这座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
就连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们也承认，工农兵委员会所主张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正把科技和人的生活和谐的编制在了一起，这一点在德国是难以看到的。德国崇尚的是权威法制，民众需要的是服从权威和法律，他们并不需要理解科技到底能做些什么，只要按照法律或说明书去使用它们就好。
工农兵委员会的这种服务理念，使得汉口、汉阳的城市扩张虽然迅猛，但却并没有让城市出现大片的贫民窟，这在上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量的为租界服务的外省人，只能待在租界外的空地上，利用竹木和稻草搭个棚子，这样一个棚子也还是要向租界支付租金的。
这些贫民窟不仅仅容易爆发瘟疫，也是黑帮分子的聚集地，从而成为了上海治安最坏的地方。不过，这些贫民窟也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租界发展的财富源泉，就是对于劳动力的利用率极为低下。
在武汉这边，大量涌入的劳动者被及时的安置并利用了起来，劳动力的利用效率相当高，这令武汉城市郊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大多数季节性的乡村劳动者都会居住在市郊，然后乘坐公交车进入市区。假如没有一个高效的组织在安置这一切，那么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就算是柏林也一样不能消灭贫民窟的存在。
黎元洪在汉口码头上岸时，发觉自己似乎有些不认识这座城市了，而他不过才大半年没回来而已。不仅仅在于码头周边新建了不少仓库，就连来码头接他的交通工具都从马车变成了一辆小型公交车，一种能乘坐7人的六轮公交车，使用的是戴姆勒汽油发动机。
第348章 工业标准化的影响
在车上黎元洪不时能够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过去，这东西过去的稀罕程度就像他座下的这辆汽车，除了洋人和买办之外，没人会花大价钱从国外买一辆自行车回来，因为国内压根就没的卖，成熟可靠的自行车在欧洲也不过出现在十年前而已。
也就是1897年上海租界举行了一次自行车比赛，上海才有自行车出售，不过对于汉口来说依然没有专门的自行车商店。这个时候的一辆自行车和一辆人力黄包车的价格相差不大，但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有能力坐黄包车的人家，一般都不会去购买自行车代步，因为不体面。
田均一进入张之洞幕府之后，就一直试图建立自行车生产的工厂，因为他认为自行车能够改变工人的作息，好节约工人的体力，也能扩大城市的范围。此时武汉乃至中国的工厂，还处于工业革命的前期，即在工厂周边修建住宅，好让工人就近上下班。
这种格局没人觉得有问题，毕竟欧洲现在也没有完成二次工业革命，只有在电力革命和内燃机革命完成之后，让工人住宅区远离工厂，把城市各个职能区分开来的规划才真正流行起来。这种城市职能区域的划分，将进一步提升基础建设的利用率，工厂区和居民区、商业区的基建要求显然是不同的。
不过这种欧洲人自己都在摸索中的东西，就更加没人会告诉中国人了，不过田均一却从林信义那里获得了对于未来工业发展道路方向的指导，标准化将从工业扩展到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因此当张之洞接受了田均一的建议，建立了发展委员会来规划城市建设和整理自己的洋务运动的成果时，田均一就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标准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就是一座工业化城市的基础，而公共交通事业除了轮船、火车和电车、汽车之外，城市内部的个人移动最方便的还是自行车。
这样一来，这种洋人和富家少爷用来娱乐的交通工具，在发展委员会眼中自然就成为了一种基本的生活用具。只是发展委员会所主张的这种工业城市建设，显然是不能被官员所接受的，因为官员的出行必须要净街，没有几十号人在前面开道，十几人抬的大轿子，这如何表现出官员的地位？
英国之所以能够发展出工业城市，是因为城市是平民居住的，王室和贵族都住在乡村，他们很少进入城市骚扰平民。巴黎是因为多次居民暴动，使得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开阔笔直的大道才容易让军队开进城市，柏林则是一座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新城。
去掉了这三国之后，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一样被本国的封建制度所困扰，至于东方的封建王朝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们连蒸汽机都不能接受，如果不是被军舰大炮给打服了，就不会引进这些机器，自然也就不会为了这些机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张之洞固然是清朝少有的开明官僚，但他想要的是维护华夏礼制的机器，不是让这些机器去改变华夏，自然也就没法彻底的支持发展委员会对于城市建设的新规划。之后代张之洞管理湖广的端方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保的是满人的统治。
也只有在兵变之后，工农兵委员会掌握了权力，才真正的把那些地主阶级试图维护的等级制度和所谓的民间风俗全部的丢进了垃圾堆，武汉的工业化才真正的走上了快速通道。汉口和汉阳现在就是照着田均一最初的设想来改造的，划分城市职能区域，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和公共服务事业，从而让这座城市为工业生产而服务。
那些之前被满清官吏所阻扰的城市规划建设，现在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了这座城市里，而自行车也确实在这座城市里开始流行了起来。过去这样一辆自行车在欧洲至少要10英镑，运到中国后一般在15英镑左右，也就是120两白银以上。
而前年汉口建起了自行车装配厂，去年自行车的价格就跌到了120个大洋，这些自行车主要被政府收购了，用于邮局、政府部门的办公之用。就连军队也订购了1000辆28英寸的钢架自行车，全重25公斤，设计载重在200公斤以上，算上人和货物，一辆车拉700斤毫无问题，以用来替代一部分骑兵部队。
其他人也许不是很清楚，田均一为什么要这么看重自行车厂，黎元洪倒是有些理解的，因为自行车厂是中德工业合作的一个标杆，在自行车厂的建设基础上，中德之间的工业合作范围就更加的宽广了。比如德国大陆橡胶厂就在汉口投资兴建了一个日产1500条的轮胎厂，这比其在德国的工厂还要大了。
而德国大陆橡胶厂之所以愿意和委员会一起合作办这样一个大厂，就是看在两件东西，靠近橡胶产地和中国自行车市场的广阔性，德国人认为日后中国的自行车厂完全可以消化掉这些橡胶轮胎，所以不会和其本土的工厂产生竞争关系。
为了满足这样一个橡胶轮胎厂的生产，委员会早就在海南岛及雷州半岛开始了橡胶树种的培养，在德国植物学家的支持下，一种适合于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巴西橡胶树种被挑选了出来，并开始了推广种植。而此时南洋的橡胶园也在英国人的推动下开始有了一定的成果，橡胶价格开始从一磅6先令以上跌到了6先令以下。
在1900年之前，世界橡胶的产量90%都出自巴西的野生橡胶林，但是英国人引入南洋的橡胶种植园，在成本上比巴西橡胶节约了近三分之二。因此在这些南洋橡胶园开始产出时，国际橡胶价格也就开始了下跌，这对于中国来说倒是一件好事，通过那些南洋的华侨，武汉获得了优质和廉价的橡胶原料。
而自行车产业的合作成功，也带来了中德在汽车和拖拉机产业上合作的可能，眼下汉口对面的武昌东面的江岸区正在大兴土木，那里正在兴建另一个工业区，正是为汽车厂和拖拉机厂准备的。
据说美国人正试图在拖拉机产业上插上一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业机械的数量是完全不足的，过去一年里武汉的农机销售额度从不到3000万元上升到了6000万元以上，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农机市场的潜力。
其实美国人一直试图改造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按照美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去改造，因此美国人不遗余力的向中国传入了美棉的种子和一些新式农具。不过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下很难接受美国人的工业化农业的理念，这也是美国人对俄国占据满洲感到不满的原因，因为满洲是最适合建立美国农场制的地区。
只有当中国的农业美国化了，那么美国的农具也就打开了市场。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农业变革确实出现了，但是得利的却是德国人，这就没法让美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们再忍耐下去了。他们之前的观望，是建立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不能抵挡英国的施压，所以才选择了跟从英国的战略。
但是现在英国不仅没能让武汉屈服，甚至连自己最重要的印度地区都被中国人搞乱了，而中国人在北方对抗俄国人也没有出现一败涂地的局面，因此美国人认为武汉是值得投资的，再不对武汉进行投资，那么今后武汉统一中国的话就会向德国一边倒，这显然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美国最为担心的还是，中国和德国统一标准，这正在把所有的英制单位国家从武汉的市场上排挤出去。美国是一个度量衡尚未统一的工业国家，英制和公制混杂使用，最终形成了美制的独特单位。这和美国的移民国家属性相关，也和美国的技术是从欧洲各国移民带来的历史相关。
对于当前这个混乱的世界而言，没有标准化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各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的不同单位，对于大多数农业国来说，精确这个词压根就不存在。欧洲之所以能够形成统一的公制标准，这得感谢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皇帝。
但中国是不同的，从秦始皇时代起中国就统一了度量衡，也就是说，度量衡在中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旦一个政权掌握了中国，那么他所推动的度量衡自然就会成为中国的标准，这在其他农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这种大一统的意识。
所以，当英国人还没有发现中国采用公制的坏处时，美国商人已经发觉了不对。比如美国产的电力设备因为不能和德国设备统一，现在已经被武汉拒绝采购了，而接受了德国培训的技术工人，也越来越接受德制标准，德国设备的维护费用在不断下降。
法国在这场标准化运动享受到了好处，因为法德都是统一的公制单位，所以中国人很容易就把两者的设备统一了起来，但是英美的设备则只能依赖本国的工程师来维护，过去这不是问题，因为反正中国也没有这种技术力量，可现在却成为了真正的问题。
美国人认为，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哪怕美国机器比德国机器更低廉，中国人也一定会优先选择德国机器，因为在后续的维护和升级上，德国机器的投入显然要更低，这是一种利用标准化制度设下的贸易壁垒。
而为了维护这种标准化，德国人正加大对于中国的工业教育支持，不仅在武汉建立和合办的工业学校，还接受了大批的中国工人前往德国进行培训。美国人因此对武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希望能够纠正武汉对于美国的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