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不过在被武汉新军用机枪和大炮教育之后，毅军的中下级军官开始觉得满人杀戮汉人就是在杀我同胞，他们留辫子都是对不起同胞了。特别是这一次俄军大规模朝着毅军的防区进攻，而朝廷居然没有援军来支援自己，反而要求毅军分散兵力保卫古北口一带，确保俄军不能进入到北京平原地区，就更是让毅军上下大失所望了。
哪怕是被朝廷派到毅军的蒙古镶蓝旗人昆源，也认为朝廷对待毅军过于刻薄了，要是毅军能够单独挡住俄军，不就证明了朝廷花在北洋新军身上的钱是白花了吗。在这样的时候，湖北新军断然北上，并迅速的击溃了侵占大同地区的俄军骑兵力量，这顿时让毅军上下把湖北新军当成了主心骨。
宣化总兵郭殿邦在会议上向蔡锷等人介绍了这些日子里俄军的进攻情况，“…昨日午后，俄军已经夺取了独石口。占领了此地之后，俄军既可以向南攻击赤城、龙关、怀来，进军延庆进入昌平地界，也可以先向西进攻昌化、张家口断绝了后顾之忧…
朝廷抽调了我们八个营驻守昌平、延庆、密云一带，现在我们用来防守俄军的兵力严重不足，不知蔡将军何时能够把军队调动过来，帮助我们防御俄军进攻？”
蔡锷关注着自己面前的地图，新军变革中最先推动的实质上是地形测量学，因为这一变革不会影响到军中内部权力的变革，却能最快的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一支连地图都看不懂的军队，显然是没法做出正确的防御部署的。
对于毅军这些老将们来说，他们从来都不是依靠地图作战，而是通过自己的记忆力到现场实地调查后才会进行战术布置，而这就是所谓的将领的经验。
虽然毅军的将领头脑中都对战场有个大概的形象，但是中下层的官兵可没有，他们只能盲目的按照将领的指挥去作战，这就是为什么当将领战死后，旧的军队就立刻崩溃了，因为其他人完全不理解将领对这场战争的安排，他们甚至都搞不清友军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地形测量学和参谋部的出现，实质上就是为了确保一两个将领死亡之后，整支军队还能明白自己的军事任务是什么，并继续去完成它。因此，地形测量学的推广不论新军或旧军都是支持的，只不过参谋部的设立侵犯了将领的权力，遭到了不少旧军官的抵制。
宣化到独石口这一片区域的测绘，实际上还是湖北派人协助毅军完成的，因为毅军本身没有这样的测绘人才，而北洋方面认为应当优先测绘自己防区内的地图。因此，最终还是马玉昆向湖北借了一批人，对宣化、大同等地进行了测绘。
由于时间相当的紧迫，其实这张地图的许多地方还是不够清晰的，但是从独石口到张家口、到赤城、延庆、昌平的主要道路还是描绘出来了。蔡锷看了大半天地图后，终于抬起头看向马玉昆等毅军将领说道：“分兵把守其实意义不大，俄军只要突破一点，我们的防线就被击穿了。现在是火药武器的时代，一堵城墙是没法挡住一支步兵的进攻的。
就像之前俄军绕过张家口从阳高地区突入了关内，大同地区立刻就应声而下，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这种情况下，我们守着关口又有什么意义呢？敌人只要突破到我们的后方，我们反而成为了失去后勤的孤军了，到时就会被敌军分割包围吃掉。”
郭殿邦楞了一下，立刻开口问道：“可若是不分兵把守，难道我们就任由俄军冲进来吗？他们要是真的冲进了北京附近怎么办？”
蔡锷沉稳的回道：“北京有上百万人口，还有北洋第一师，再加上昌平、延庆、密云一带的毅军加以牵制，我不认为俄军能够在短时间内攻下北京。
而俄军绕道远来，他们距离北京越近，其后勤负担就越重，更何况这片地区还都是崇山峻岭，所以我认为俄军能够用来进攻北京的兵力不会超过两个师，因为他们的后勤没法负担超过两个师的运输能力。只要我们对其后勤路线加以袭击、牵制，那么俄军能够抵达北京的兵力估计连一个师都不会有。
所以，最好的办法不是分兵设防，而是让开大道，占据两厢，让俄军的后勤拖垮自己。而我们要做的，是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截断其后勤路线，围歼进入我军腹地的俄军，一次性打痛它。没有弹药的步枪和大炮不过是废铁罢了。”
蔡锷的提议让毅军将领们顿时都哗然了，对于这些将领们来说，他们要保卫的第一目标就是北京城，把俄军放到北京城下去，然后围歼这股俄军，哪怕赢了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吧。
但是对于工农红军来说，北京显然不是首先要保卫的目标，哪怕俄军再一次占领北京，武汉也是不会投降的，因此他们的第一目标就是如何歼灭俄军的有生力量，自然不会在意北京的满人亲贵们和慈禧是怎么想的。
看着毅军将领一片窃窃私语声，蔡锷于是再一次说明道：“林枫同志曾经说过，存人失地则人地两存，失人存地则人地两失。俄军在海兰泡屠戮我国人，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要清理土地上的中国人，好让俄国移民占据那里么。
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如何消灭俄国人，光考虑挡住俄国人，那么这场战争永远也结束不了。我们难道能够和一个列强长期作战下去吗？俄国人现在都可以通过满洲的粮食和物资来支援这场战争了，而这些粮食和物资原本是我国的财富。
所以，我们必须要消灭敌人，才能结束战争，不能靠把敌人挡在门外，让他们自己放弃战争，帝国主义是不可能主动放弃战争的。”
听到林枫这个名字，毅军将领们一下就安静了，因为欧洲对印度战争越来越多的报道，林枫的名声已经从欧洲传回到了中国，对于这样一个带着几百人就能击败一个帝国的人物，没人会觉得他在军事上的言论是一己之见。
在欧洲的报纸上，西藏战争已经变成了印度战争，除了英国人自己之外，法国和德国都认为，英帝国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除非英国人再发动一场征服印度的大战，否则就不能把中国人在印度的势力彻底消灭。
第357章 各有关心
和蔡锷的第一次会谈结束之后，马玉昆把何宗逊、郭殿邦几人叫到了自己的小客厅，询问他们对于蔡锷主张的看法。
郭殿邦很老实的对马玉昆说道：“宫保，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问题是这么做的话，我们就是拿北京当成了鱼饵，钓俄国人上钩了，朝廷事后会如何看待我们？”
郭殿邦身后的几名将领都默不作声，马玉昆于是又向何宗逊问道：“宗逊，你怎么看？”
何宗逊沉默数息后说道：“去岁云南大旱，外蒙地震，今春则北方无雨，南方暴雨，天灾连连，又逢兵灾。松坡说的不错，长久相持下去，我们还是要输，终究还是要破其一路，才能谈和。
此外，武汉能够对我们加以援手，也是看在国战的份上，不是说要为保满人的江山。我们要求武汉拼死挡住俄军不进入北京平原，这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
若是我们继续坚持下去，武汉只需要守住雁代之地，坐观俄军和我们两败俱伤，然后在出来收拾大局，同样也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只不过，到时武汉就不会视我们为友军了。”
何宗逊这边话音落下，郭殿邦身后的几名毅军将领也纷纷向马玉昆劝说道，“宫保，现在还是得先保全自己，然后再图保全全局啊。何师爷说的对，光凭我们自己，怎么能挡得住俄军的进攻？不说其他，朝廷把装备最好的北洋第一师放在了北京城，却让咱们四处堵漏洞，这不就是拿我们当炮灰么…”
何宗逊看着马玉昆久久不能出声，不由又说道：“眼下朝廷对于北洋和武汉几乎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为什么？不就是这两方都有大军在手嘛。
我们的军队只要还在，朝廷又怎么会斥责我等，可要是我们的军队真的打没了，朝廷恐怕才真的不会放过我们。
处处分兵把守，不过是给了俄军各个击破的机会。松坡说的不错，只要我们主力还在，俄军就不可能全力向北京进攻，否则就等于是把后背露给了我们。”
马玉昆反复思量，最终只能摇头对着部下们说道：“我终究是老了，这样的大战只有年青人才有体力组织的起来。宗逊、殿邦，你们明日去和松坡说，就说我毅军可以配合他们作战，不过他们需记得这是国战，不要为了一己之私而坏了大局…”
毅军的将领听了马玉昆退位让贤的话语，虽然心中也是百感交集，可却终于没再出声劝说马玉昆。他们知道，马玉昆是不愿意背叛朝廷的命令，如果他来主持这场大战，就会陷入极大的矛盾之中，最后晚节不保。
他们虽然不想背弃马玉昆，但现在的情况就是，假如不按照工农红军提出的作战计划走，那么就不可能指望工农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为他们出力。他们也是淮军中的老人了，自然知道若是换做是他们站在武汉的立场，压根就不会北上，看着俄军和朝廷同归于尽不好吗？
想想当初庚子年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些义和团的，逼迫那些义和团在前方和列强拼命，压根就没把他们当成什么友军，完全是拿这些人去消耗列强的子弹了。武汉能够派兵来救他们一次已经相当仁至义尽了，还指望武汉保全毅军对朝廷的效忠之心，这是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
所以，蔡松坡今日提出了这样一个条件，不过是逼迫毅军在朝廷和武汉之间表态而已，毅军若是坚持要为朝廷尽忠，那么这些湖北军人自然不会再管他们了。而马玉昆的退让，其实就是代表了毅军的立场，即他们愿意服从武汉的指挥，至少在国战中是如此。
事实上在武汉向毅军提供了军备之后，毅军上下就知道这支军队迟早要更换门庭了，你不能指望吃别人的饭，还要砸别人的锅，那么天下还有谁会信任你？就算是朝廷也不可能相信，一个被武汉武装起来的军队会誓死效忠自己啊。
所以，马玉昆让出军队的指挥权，对于毅军将领们来说并不是十分之意外，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这样快。原本大家觉得，至少他们能够撑到慈禧太后去世后再表明立场的，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提前表态了。
对于马玉昆的决定，蔡锷当然不会退让，这可不是马玉昆向他让出权力，而是毅军向武汉的投诚，他作为武汉的代表只会接受，不会搞什么三请三让的把戏。
当工农红军和毅军这边在整合两军的指挥系统时，施塔克尔贝格将军也在承德避暑山庄接到了米辛科支队大败，连米辛科少将都战死的噩耗。
自从咸丰在承德避暑山庄去世后，慈禧发动政变把持了政权，之后的满清皇帝就没有再来避暑山庄度假了，因为慈禧不放心离开北京太远。而庚子之后，圆明园被八国联军所烧毁，北京宫内外的大批宝物不在，慈禧于是下令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物运回北京，这使得避暑山庄更加衰败了下去。
不过，即便是再怎么衰败的避暑山庄，也没法掩盖掉这座皇家园林的自然秀色，所以施塔克尔贝格将军攻下了承德之后，就把自己的司令部放在了这里。
施塔克尔贝格原本以为，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是一场奇迹般的胜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之前还在报告中炫耀自己战绩的米辛科居然会被中国人给击败，这对于俄军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因为这是俄军在远东战场上阵亡的第一位将军。
施塔克尔贝格不能容忍这样的失败，他受到消息再三确认后便召集了部下们，然后在会上向他们宣布了米辛科少将的不幸消息，接着他便怒气冲冲的对着部下们说道：“那些卑鄙的中国人，他们只敢在背后偷袭或者躲在阴沟里放冷枪，从来不敢在正面和我们对决。
他们杀死了一位富有荣誉感的勇敢的俄国军人，他们或者以为这样就能恐吓住我们不敢前进了，可我要说，这些中国人想错了，我们不会对这样卑鄙的事件置之不理，我要砍下他们的脑袋为米辛科将军报仇，要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他们所玷污的伟大的俄国军队的荣誉…”
施塔克尔贝格一边把自己的司令部前移到独石口，一边向后方送去了信件要求增加兵力，表示一定要击破中国人的防御打到北京城下，迫使中国人向伟大的沙俄军队屈服。
米辛科的死亡对于俄军远东大本营来说简直是另一个霹雳，上一个霹雳是俄军在山海关的败退，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禁止将米辛科支队败亡的消息传播出去，并迅速的同意了施塔克尔贝格的要求，从沈阳加派了一支援军给他。
虽然远东俄军的上层对自己的部队封锁了这一消息，但是各国驻华武官还是很快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这一情报，在沈阳观察俄军行动的日军参谋田中义一看到了俄军再一次的调动兵力，他很快向朝鲜司令部发电，“俄军就像是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次又一次的加大了赌注。”
俄军再一次的调动兵力，使得用于关内方向的第一、第二战场的俄军兵力已经突破6万人，这已经相当接近日本陆军所主张的出击条件了。事实上，日本陆海军上层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中国人居然这么具有韧性，在俄军出动了6万兵力后都没被压垮，还给俄国人不停的造成伤害。
儿玉源太郎对此次中俄之战的评价是，“真难以相信这是中国人打出来的战绩，假如五年前他们有这样的韧性，那么联军大约只能停留在天津附近。这就是大陆国家的战争潜力吗？一旦抛开了一切专心战斗，那么就没人能征服他们。”
相比起日本人对于这场战事的看重，中国人的注意力则被两件事所吸引了，一件是国会的召开，另外一件则是湖南水灾。
从一月开始，株洲地区就大雨不止，三四月的雨势更加猛烈，长沙附近一带方圆百里，可谓是一片汪洋，衡、永、长、常四府是重灾区，号称湖南200年未有之洪灾。虽然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派出了军队支援湖南灾区，但是面对这种级别的天灾，也只能救人而已，想要堵住河堤的缺口显然是不能够的。
在军队的竭力救援下，此次洪水也还是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十几万人无家可归，至少三十万人受到了洪水的侵害。而这已经是工农兵委员会极力救援之后最好的成果了，假如没有工农兵委员会派出军队救援，并调拨大量物资，那么死亡人数至少要增加十倍。
五月初，湘江流域的雨水终于停止，救灾行动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如何安顿灾民却成为了工农兵委员会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在短时间内衡、永、长、常地区的洪水不可能退去，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今年的收成算是完蛋了。
洪水退去的地方，工农兵委员会只要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并展开灾后补种就可以了，但是洪水不退就没法恢复灾民的生活和生产。
在灾后善后会议上，谢缵泰向各位委员主张道：“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在原地解决灾民的生活已经是不可能，我们必须要把一部分人迁移到其他地方去。问题在于，除了满洲、蒙古和新疆之外，我们压根就没有空余的土地可以安置他们。
所以，我主张提前修建平顶山地区的煤钢基地。过去几年里，我们在平顶山发现了大量的煤炭储量，附近还有极为丰富的铁矿，从平顶山运出的煤炭极大的弥补了安源煤炭运输能力不足的问题。
不过上个月湘鄂段铁路和武昌大冶铁路都已经完工，煤炭和铁矿运力不足的问题已经解决，而河南作为中原却缺乏工业基础，这显然是相当不合适的。在平顶山附近修建一座工业基地，将会带动河南的工业发展，也将会让我们的力量在河南扎下根去…”
第358章 工业思想的萌芽
谢缵泰的提议获得了一部分工业部门同志的支持。从1889到1901年之间武汉洋务运动搞的近代工业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些近代工业大多只是官员的一拍脑袋和士绅想要和洋人争利，压根就没考虑过市场需要和本国的技术水准，自然也就不可能给劳工阶层带来什么利益。
但是从1901年开始，田均一组建的湖广发展委员会开始对武汉的近代工业进行改造，使之适应了本国市场的需要，并创造了本国市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中国农业的衰败，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需求。
因为大部分的农业积累都被地主所掠夺，因此农民根本没法去改良土地和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王朝的腐化又使得原本应当由国家承担的水利工程常年失修，这就使得从国外进口的大多是消费品而不是生产资料，甚至奢侈品占据了不小的份额。
中国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上海的买办们却积累起了大笔的财产，开始让子弟前往海外留学去了。1904年顾维钧前往美国留学，一开始在一所农村学校上课，他认为很低的学费是一年900美元，大致为1350两，一名长江水手年薪36两，差不多是40年的工资。而正规的美国大学，一年至少也要1500美元以上。
所以在这样的中国，底层有需求但却没有市场，上层的市场则几乎不和生产发生联系，他们的需求大多和个人的享受相关。于是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就遭到了来自机器工业和工业农业的打击，他们生产出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越来越低，但是上层的需求却越来越高，最终底层就连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都没有了，因为要先满足上层的需要。
虽然有一部分地主阶级出洋后看了世界，认为中国应当也搞一些工业，这就是洋务运动的起因，但是这些地主的想法并不是解决本国劳工阶层的需要，而是为了和洋人争夺利益，以避免自己这个阶层被洋人彻底干掉。
殖民主义的本质就是对海外的生产力的规划和利益再分配，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已经把统治的两大基本权力都控制住了，如何指导生产，如何分配社会财富，那么原本的那些他国的地主阶级，实质上就成了一种多余的食利者。
所以早期的殖民主义，一般都是从毁灭国家和民族开始的，比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美洲，就先消灭了印第安王国，把印第安人打散成个体，然后再纳入到他们的种植园和矿山中进行奴役。英国人在北美和印度一开始也是如此，只不过北美的印第安人较弱，所以英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完成的很好，而在印度则陷入了失败，最终不得不和印度的地主阶级进行妥协。
中国的地主阶级力量比印度更为强大，因此列强和中国地主阶级的妥协也就更多一些，但是工业革命进入到电力和内燃机革命之后，哪怕是中国的地主阶级的力量也不够看了，所以瓜分中国的图谋在列强中又有了市场，而洋务运动就是中国地主阶级的自救。
但是这种自救，不过是少数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主张，他们想要挽救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中国，所以洋务运动实施的时候，都是搞垄断的。比如张謇提倡实业救国，他要在南通开纺织厂，所以上书朝廷不允许其他人在南通办厂。
这种实业救国的方式，自然是只能救自己。不要说外国人和买办反感，就连本国的商民都觉得无耻。所以，洋务运动就成为了一些权势者聚敛财富的新手段，张謇拿着朝廷拨给的资金搞实业就没有盈利过，最后还是辛亥革命救了他，因为革命成功让他不必再还朝廷的投资了，之后赶上了欧战发了一笔横财，才有了这个实业家的名头。
而湖广发展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把工业视为了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生产活动，从1902到1905年，湖北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0%有多，这极大的缓和了农村的衰败情况，也通过工业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此外工业发展对农业抗灾能力的增强，在这一次的灾害性天气中也表现了出来，暴雨成灾的中心虽然在湘江流域，但其实湖北江汉平原地区也波及到了，这里原本就是地势低下的洼地，过去雨水稍大一些就会出现水灾。
但是今次，湖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水灾时，江汉平原却安然无恙，少部分地区虽然有积水，但新修的水利工程还是把整个农业生产区给保护住了，天气转晴后，排灌站又迅速的把积水给抽了出去，于是这一次的大雨水给江汉地区造成的损失相当的轻微。
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劳工党的党员们进一步意识到了发展工业化才是解决中国大多数问题的关键。就算是原先主张应当先发展农业的同志，经过了这一次的水灾后也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一个发达的工业支持，那么农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因此过去主张逐步积累发展，最好不借款发展本国工业的同志，现在又来了个180度的转弯，认为应当加快工业建设，只有工业发展了，农业的落后状态才能真正得到改变。其他且不说，光是江汉平原上那些排灌站、新修的水渠和堤坝，没有电力和机器设备、水泥，怎么造的出来？
而想要把江汉平原上的这些水利设施推广到整个长江流域，那么需要的工业物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那么再推广到北方和更南方去呢？哪怕是那些最保守的党员，也对目前中国落后的农业和工业水平感到了焦虑，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抵抗列强转向了发展中国的目标上来。
过去劳工党的党员们对于中国的落后是从武力上不如人的直观印象感受到的，他们对于列强的愤怒，在于列强仗着先进的军舰在中国内水横行霸道和干涉了中国的司法等特权。
那么现在党员则普遍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武装力量，是从农业到工业生产的全方面的落后，和追赶列强的武力相比，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准显然更重要一些。在这种心态的转变下，对于列强的愤怒开始有所消退，冷静的审视中外各方面差距的人员开始多了起来，工农兵委员会领导下的劳工阶层的建设热情不断上扬。
但是，任何建设投入都是需要积累的，特别是对于先进工业技术的引进。在电力和内燃机的时代，自己再去搞蒸汽机显然也是一种落后。
工业和农业部门要求的加速建设引起了金融部门的反对，比如杨衢云就坦率的说道：“我们的资金使用是有计划的，不是可以随意增加的。特别是对于引进外国的工业设备，那是需要外汇或黄金的，现在欧美各国都不接受白银支付，需要把白银更换为黄金或其他本币，然后才能购买工业设备或工业原物料。
而且，购买了工业设备并不意味着能立刻进行生产，还需要工厂的基础建设，工人的培训，原物料的来源和外国技术的引入，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在工业设备之外再准备一笔生产的费用，否则就会像过去张香帅搞纺织厂一样，买了机器却没法安装投产，最终只能把机器转卖给别人，白白亏损了一笔资金。
另外，现在我们和英国、俄国在交战之中，能借钱的对象其实只有德国人和美国人，但是他们提出的借款条件越来越苛刻，我们不缓一缓的话，这些借款不仅不会成为我们的建设发展助力，反而会变成我们脖子上的绞索了…”
田均一倒是能够理解杨衢云的担忧，德国人之前的慷慨是因为中国能够在印度表现出了对德国有利的价值，而中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同样也是德国所乐于看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会一直无偿的向中国支持。
随着中国在两个战场上表现出了稳定的势态，英国人到现在也没能解决印度的麻烦，英国人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使得不少印度民族主义者转而宣布支持印度人民委员会去了，而英国人虽然在对付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战斗中处处得手，但是在对付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时候，则突然就变得笨拙了起来。
在北面，米辛科支队的覆灭，使得俄国人开辟的第二战场又陷入了和山海关雷同的局面。德国人因此判断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垮台，至少武汉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余力的，因此德国人在贷款问题上就开始设置新的条件，试图对武汉加以控制了。
按照克虏伯在私下同田均一的谈话，主要是工农兵委员会发挥的太出色，让柏林认为要是给的太多了，也许会让工农兵委员会失去控制。柏林原本以为，中国在面临英、俄两大帝国的威胁下，不加大支持力度的话就会垮掉，这当然是不符合德国的利益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人在印度完全被中国人的少数部队牵着走，英国完全没有对中国本土发起进攻的打算，而俄国则似乎越来越陷入了远东的泥潭中，德国给与武汉的大笔贷款，武汉并没有都花在军事上，而是把大部分花在了工业设备和技术引进上，这就说明武汉压根就没到柏林所设想的垮台的边缘，自然柏林也就不愿意过于优待武汉了。
第359章 停下意味死亡
这场会议结束之后，杨衢云留下单独同田均一进行交流，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前需要同德国人稍稍远离，以防止德国人进一步在借款合同上给他们增加不利的条款。
杨衢云对他说道：“…我们越是表现的急切，就越是让德国人认为，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已经没有了其他融资的渠道，那么他们就会进一步的抬高要求，我们在谈判中选择的余地就越小。”
田均一点头同意了他的看法，但他也摇头说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远离不远离德国人，他们都会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因此，即便是按照你的方式，德国人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的，但是钱确实是非借不可的，不仅仅是为了赈济湖南的灾民，山西那边也需要建设啊。
汪楚珍发电报回来，说大同一带的旱情应当是确定了的，既然我们现在控制了雁北，就不可能不去管当地的百姓，否则当地的民众会如何看待我们？
而对山西北部进行救灾，最好的办法不是发粮食，而是在当地兴修水利和铁路，如果能够把武汉和雁北联系上，那么当地丰富的煤炭就能运出来解决南方工业和发电用煤的问题。
除此之外，把铁路延伸到河套和外蒙地区，不仅可以移民开垦内蒙的荒地，还能够确保外蒙的安全。所以，北方的建设也是不能停下的。”
杨衢云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过了好半天才开口道：“我们扩张的太快了，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这样下去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如果能够让我们安心建设五年，哪怕是三年，都不会像现在这样焦头烂额。”
田均一只能苦笑道：“我算是真正明白了林枫同志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了。革命不仅是对旧世界的破坏，也是对新世界的建设，假如我们有一处没跟上，那么革命的形势又会出现反复的局面。
我们必须要坚持建设新世界，这样革命才能继续向前，因为革命的脚步一旦停下，旧的势力就会卷土重来，而群众也不知该听谁的了。所以，宁可快一些出现问题，也不能慢下来，因为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停下脚步就意味着死亡。”
杨衢云思考了半天，也不得不承认，田均一说的是正确的。劳工党在人数上和舆论上其实并不占据优势，事实上劳工党的许多党员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没有入门，包括杨衢云在内；而在舆论上，主张生产资料公有的劳工主义，一直都被有产者们所敌视，认为这是黄巢和太平天国的贼寇主义，想要鼓动无产者去夺取有产者的财产，实在是卑劣之极。
那么为什么劳工党还能存在下去，还能不断的扩张控制区域？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工党一直在搞建设，哪怕在和列强对抗的时候，劳工党也没有停下对道路和水利的建设。这种建设不仅粉碎了地主阶级对劳工党的革命理念的污蔑，也令那些普通民众接受了劳工党的统治权力。
虽然在这个时代，民众对现状都普遍抱有不满，但是真正愿意豁出命来改变世道的，大约不会占总人口的10%，而同样的，愿意豁出命来保卫大清的人，估计连5%都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都属于普通民众，他们虽然抱怨现状，但又认命的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除非灾难落在自己头上，否则就不会真正用行动去反抗。
劳工党成立工农兵委员会，正是通过了不断的建设，把这些占据了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纳入到了自己的统治秩序下，让他们成为了新政权的力量来源。
这就是为什么，朝廷掌控着天下的时候，连36镇新军都编不出，需要放权给各地方督抚自己找钱编练新军，而工农兵委员会一开始不过就掌握了一个武汉地区，却迅速的编制出了5个师的武装力量，现在更是开始组建第十五师了。
因为工农兵委员会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儿童团、青年团、妇女会、工会、农会、士兵委员会等，把几乎所有的人都纳入到了一个个的集体中去，然后通过各种建设任务把这些社会组织变成了新政权的参与者。
表面上看起来朝廷掌握了近4亿人口，事实上清政府能够管理到的人口最多不过5%，清政府是通过一层层的个人效忠体系去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严格的来说，慈禧真正能够管得到人，其实只有京城里的旗人，京城之外她其实是管不到的，人家只是服从于大清国的这个体制。这个体制要是崩溃了，外地人就不会接受北京的命令了。
但是在武汉，哪怕不通过工农兵委员会的命令，劳工党也可以通过各级党组织领导各个社会性组织，最终重新改组工农兵委员会。也就是说，在武汉地区劳工党管理的人口几乎占了九成以上，而其他地方虽然比例不及武汉这个革命中心，但也是远远高于满清对地方的统治力度的。
但是这种对社会的强化管理必须建立在一种共同的利益上，假如没有这种共同的利益，就变成了新时代的保甲制度了，而保甲制度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因为它不符合民众的利益，这不过是为了少数统治者对广大底层民众的压迫，自然就会遭到民众的反抗。
所以，一旦劳工党停下了建设速度，不仅那些普通民众难以忍受这种强化的社会管理，就连党内的成员们都会出现思想上的动摇了，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的工作下，看不到任何好处。
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因此这一理论是围绕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任何不劳而获的思想，也反对劳而不得的主张。当然，一些小农出身的党员或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总试图把科学社会主义加上一层道德光环，甚至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的理念联系起来。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一些党员不去研究资本论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却整天把目光放在了党员个人的品德上，认为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非如此则不能称之为劳工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反对给工人涨工资，理由是农民过的太苦，所以工人也不能过的太好。
当建设的脚步停下来时，这些高尚的党员的言论就会冒出头了，而他们的言论因为符合穷苦贫农的心理，反而获得了贫民的支持。而对于那些主张按照劳动分配的党员来说，这种主张自然是难以接受的，虽然在道德上他们同情贫民，但在物质生产上却不能认同这种平均主义。
在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两种声音都能被压制下去，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够普遍的提高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底层贫民的怨气也少的多。但建设速度一旦降下来，党内自己就开始思想分裂了。
杨衢云只能点头向田均一说道：“那么我尽量和美国人谈一谈，或者美国人会加大投资也说不定。”
田均一踌躇了一下后说道：“其实林枫同志让人送回来一封信件，我一直认为里面的建议过于冒险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得试一试…”
保尔·罗尔巴赫博士正在向自己的汉语老师学习汉语的时候，听到了田均一来拜访自己，他于是结束了课程，邀请田均一去会客厅见面。在中国待了半年之后，罗尔巴赫博士已经渐渐开始习惯于武汉的生活了，他觉得这里其实和德国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正处于德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而武汉这座城市的扩张和德国的城市化相当的类似，实际上他认为武汉的建设更类似于柏林，一座被欧洲人视为暴发户的城市，却是德国人所迷恋的现代技术所创造的全新城市。
和欧洲其他大城市相比，柏林更加注重公共交通对城市居民的需要，环绕柏林的铁路可以让德国人在一个小时内抵达柏林的任何一个地区。虽然武汉的地理位置没法像柏林那样建立一个环绕城市的铁路系统，但是中国人还是竭力用现代的交通工具把城市的各个角落联系了起来，从而营造出了一小时交通圈。
从这座城市营建理念就能看得出来，工农兵委员会是有着和欧洲人相通的文明理念的，毕竟对于东方的王国来说，任何一座城市都应当围绕一个核心来建设，这个核心就是这座城市上流阶层所居住的区域，城市的其他部分都是为核心区服务的。
其实欧洲也是如此，只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贵族们一般都会表示自己和平民是平等的，只不过他们用地价的不同，把自己的住宅和穷人居住的街区分隔了开来。法国大革命至少让欧洲贵族们了解了一个事实，在断头台下，贵族和穷人的脑袋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