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慈禧当然知道张之洞说的是正确的，可她更加理解权威是怎么陨落的，当初顾命八大臣是何等的威风赫赫，但只是因此走错了一步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权威是不容许质疑的，被质疑的权威也就意味着权威不再。
武汉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天下人面前质疑朝廷的权威，如果她不能加以反击的话，那么天下人很快就会认为朝廷已经不行了，那些地方上原本居中观望的势力，也会很快的倒向武汉去了。
因此慈禧并没有立刻回应张之洞的建议，而是冷静的请他先行回去了。张之洞离开宫中时也是摇头不已，他明白，慈禧心里还抱有万一之念，但这种想法只会遭来武汉军队入京，从而让北京面临一场兵变。
从他和秦力山的谈话来看，武汉方面对于武力入京其实兴趣更大一些。哪怕他提醒对方，这或者是袁世凯借刀杀人的计谋，毕竟这件事不管怎么看，冲在前面的是武汉，可得到最大好处的却是北洋，也难怪袁世凯会支持武汉的行动了。
只是秦力山也头脑清晰的对他说道：“对我们而言，朝廷和北洋其实都是对手，能够让其中之一袖手旁观，让我们先解决掉一个对手，然后再和北洋单对单，这样的借刀杀人计谋，多来几次也无妨…”
秦力山的回答让张之洞反应了过来，这些年青人并没有受过大清的恩典，他们是确实的依赖自己的力量创造出的当前局面，和他同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是完全不同的。劳工党要反大清，天下人都不会觉得意外，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过扶清的旗帜，他们一直都是主张要对大清进行变革的。
倒是他和袁世凯，深受大清的恩典，没有大清就没有他们现在的地位，所以他们要是反清的话，天下人就会觉得他们是忘恩负义。这也是袁世凯愿意躲在武汉后面的原因，因为这样他就不用承担起忘恩负义的骂名了。
不过张之洞觉得，袁世凯过分精明了，这是把天下人都当成了傻子了。这种事一旦传扬开去，手握北洋重兵坐观武汉在北京逼迫满人的袁世凯，难道不会成为众矢之的？大家只会认为，此人缺乏担当，虽有权术，但无豪气。日后武汉和北洋相争，谁会支持这样一个过于精明的枭雄呢？
这边张之洞离开了宫中，那边城外北苑兵营内的冯国璋就接到了宫中的召见。这召见有些突然，让冯国璋连门包都没准备妥当，按照那些宫内太监们的说法，哪怕大清国的天塌了，门包也不能不给，不给门包他们吃什么？
但是这一次冯国璋得到了不一般的优待，在李莲英派出的亲信的带路下，他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了乾清宫，并没有受到什么索要门包的事。冯国璋这才隐隐感受到，原来太监们的规矩也不是不能改的，他们也会有急眼的时候。
慈禧确实很急，虽然过去她也召见过冯国璋，但也不过是夸奖几句就过去了，从来不会和他谈什么政务问题，因为冯国璋还真没资格和她讨论国家大事。
但是这一次的见面就不同了，慈禧开门见山的就向冯国璋问道：“武汉诸人持功自傲，现在都敢公开在国会里对朝廷语多不敬了。我把你叫过来，就想问一问，北洋究竟还是不是朝廷的军队？能不能捍卫京师之安全？”
冯国璋跪在地上听到这话也觉得突然，可是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向着慈禧回话道：“北洋自然是朝廷的军队。只要我北洋尚存一兵一卒，就绝不让俄国人打进山海关，微臣愿意拿自己的脑袋担保。”
慈禧冷冷的说道：“哀家说的不是俄国人，哀家问的是武汉的军队要是打过来了，北洋到底愿不愿意死战？”
冯国璋沉默许久，只觉得房间内的气氛越来越压抑，只好硬着头皮回道：“臣不敢为别人担保，但臣愿意为太后死战。”
这话并不能让慈禧感到欣慰，她恼火的说道：“朝廷花了那么多银子在北洋军身上，肯为朝廷死战的难道就只有你吗？你这是在糊弄哀家吗？”
冯国璋想了想便回话道，“臣是前天晚上到的，昨日在北苑查看了一下一师各部队，结果臣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都请假回家去了。不是臣在糊弄太后，实在是臣现在也不知，还有多少人愿意和武汉开战的，臣不敢欺骗太后，只能说实话。”
慈禧听出了冯国璋的话外之意，假如连旗人都不肯保卫满人的江山了，又怎么能指望北洋去拼命。面对冯国璋的老实话，慈禧终于哑然，这就是天意如此，非人力可挽了。
假如北洋军将愿意站在朝廷这边，慈禧至少还有一张底牌和武汉对抗下去，她赌武汉决不能在这个时候同北洋发生冲突，那样亡的就不只是满清，这个国家也差不多要完蛋了。
但是现在北洋已经不肯和大清捆绑在一起了，她要冯国璋这几个人的人头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实力而出言挑衅，庚子年的教训已经足够了，她不想再干一次这样的蠢事。慈禧对冯国璋还是了解的，毕竟冯国璋给满人宗室子弟教过课，虽是北洋中的一员，可同满人这边还是关系不错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冯国璋正代表着一群亲近满人的北洋军中的中立派将领，虽然和服从朝廷的满人将领不可相提并论，可他们却代表着北洋军中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要是倒向了朝廷，那么袁世凯对于北洋的控制权力也就丢失了一大半。
可现在冯国璋的回答却让慈禧感受到了极大的风险，那就是北洋军中的中立派已经对朝廷不报希望了，他们中的个人也许还愿意服从朝廷的命令，但是大多数人已经生起了其他想法了。这就意味着，慈禧想要强行接管北洋军以对抗武汉军队已经变得不可能，这样做的后果只会造成北洋诸军也加入到武汉的阴谋当中去。
意识到朝廷连放手一搏的力量都没有只会，慈禧的语气很快就转变了，她先是称赞了几句冯国璋在教学和治军上的成绩，接着便轻快的对他说道：“你去了北苑军中后，该怎么整顿就怎么整顿，该斥退回家的就斥退回家；该杀头的就杀头…若是有人感到不满，就让他们来找哀家说。”
冯国璋谢过了慈禧的恩典，但在临走之前他还是小心的向对方提醒道，“一师因病回家安养的官兵太多，就算将这些人开除，短时间内一师的面目也不可能焕然一新的。臣以为，一师近期应该是没法参加什么战斗了。”
慈禧只能表示自己知道了，冯国璋的话进一步表明了旗人的不堪一战，也就意味着朝廷需要对国会做出正式的让步了。
第382章 日本的外交
1906年7月4日，在日本偷袭了旅顺口大半个月后，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一名巴拿马商人曼纽尔.阿马多尔带着几十名铁路工人和消防员组成的所谓起义部队在巴拿马城宣布起义。
不过在外人看起来，这场起义更像是一场闹剧，因为当地的驻军压根就没有朝这些起义部队射击，虽然他们是开了枪的，可枪口却是朝着天空的，难道是当地的驻军赞同巴拿马独立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些驻军之后并没有加入起义，而是从曼纽尔.阿马多尔手中拿走了50美元就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这是一场在法国人和美国人支持下的金元起义，拥有巴拿马运河修筑权的法国公司代表菲利普.博诺.瓦里拉和美国律师威廉.克伦威尔给曼纽尔.阿马多尔提供了大量的支援，让这位商人拿钱收买了巴拿马城驻军的指挥官和巴拿马州州长，在起义这天主动被捕。
所以曼纽尔.阿马多尔发表的独立讲话是这样的，“昨天，我们是哥伦比亚的奴隶，今天，我们自由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兑现了他的诺言。巴拿马共和国万岁！罗斯福总统万岁！”
三天后，美国军队就登陆了巴拿马，阻止了哥伦比亚军队进攻这里，这自然引起了哥伦比亚政府的极大愤慨，他们要求美国撤离军队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拒绝，美国政府不仅立刻承认了巴拿马的独立，并立即就与巴拿马新政府展开有关运河建设的谈判。
哥伦比亚政府试图向日本政府求援，过去三年里正是日本人保证了巴拿马地区的安宁，但是日本政府也只能表示了遗憾，因为日俄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没法继续和美国就巴拿马运河问题纠缠下去了。
同样的，美国人虽然抓住日俄战争的机会启动了巴拿马独立运动，但也无意太过刺激日本人，毕竟在夏威夷群岛的问题上，他们已经刺激过日本人一次了。
而在巴拿马运河没有完成之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太过薄弱，难以对抗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力量，再加上加州的日本移民问题及今年4月份的旧金山地震，哪怕日俄战争已经爆发，美国人也不敢掉以轻心，生怕日本人真的发了神经的话，他们还真没什么好的方式去处理同日本的冲突。
美国人的行动给了日本政府很大的压力，假如是过去的日本政府，虽然会对美国的行动感到不满，但也看不清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但是作为海军领导的现政府，在海军研讨会的研究报告下，已经开始了解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到底是什么，自然知道巴拿马运河一旦建成，就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扩张的开始。
也就是说，美国人放弃了和英国争夺大西洋的权力，但却瞄准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权力，美日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了。旧金山地震之后，美国人借口学校资源不足，把日本学生安排进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学校，这就引起了日本移民的不满，因为日本人认为自己应当和白种人拥有同样的地位，而不是和被歧视的黄种人站在一起。
也就是因为现在还在战争期间，日本国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对俄战争上，才没有把这一问题上升为日美的外交问题，但在伊东首相等人看来，美国无疑已经开始对西海岸的日本移民下手，打算排挤这里的日本移民，好在运河开通后往该地区迁移更多的白种人。
不过对于日本外务省来说，日美关系此时还不是日本外交的中心，当前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外交还是日中外交，甚至连日英外交都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了。为什么日中外交关系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了，因为中国以黄种人的身份击败了英俄两个白种人的国家。
假如说中国对英国的冲突还不能说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毕竟印度人也是黄种人，英国在印度主要使用的还是印度人而不是本土的英国人，所以英属印度的失败对于白人世界来说还不够震撼，但是中国人围困并迫使一整支俄国军队投降，这就是白种人真正的失败了。
日本驻北京武官横川省三大佐观察了俄军俘虏穿过北京城的行动，“…向来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中国平民，在这一刻也突然为之欢呼了起来。
中国人向来有围观的习惯，特别是对菜市口行刑充满了兴趣，不过这种围观只是一种兴趣并不代表他们对犯人的关心，他们所关注的是犯人在行刑前所表现出的各种情绪和刽子手的技术如何。当然这也和清政府严厉的言论管制有关，平民不愿意关心犯人所犯事由，以避免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
但是武汉的崛起破坏了清国这种一潭死水的局面，现在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百姓越来越喜欢谈论国家大事，而清政府则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强势已经为武汉所击破，中国人喜欢给自己留后路，哪怕是那些满洲的上层人士，他们也不会选择和这个老大帝国一起埋葬…
言论的自由带来了民权的伸张，而这一次武汉的大捷则又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国族意识…当成排的俄国俘虏垂头丧气的从这些中国人面前走过时，比叫喊一千次排满兴汉的口号更能刺激中国人的神经…
现在的中国就如同江户无血开城时期的日本，强大的幕府被推翻了，被幕府所压制的日本人，突然发觉自己的力量足以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明治日本诞生了。现在，一个新的中国也正在我们眼前诞生。”
日本的外交官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个新的中国在诞生的，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是陆奥宗光所赏识的帝国大学的人才，从1896年前来中国从事外交工作，中间担任了一段时期的外交次官，1901年又返回中国开始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一直都是对华外交的主导者。
他也是对华情报网的组织者，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对华情报其实已经陷入了停顿阶段。因为日本上层认为对华作战已经结束，因此对中国的情报也就没必要再进行统合，于是对华情报就分散在了各个组织手中，这样一来对华情报的收集就开始变得碎片化了。
内田康哉就任驻华公使后，因为他是支持对俄开战的外交官，认为对中俄的情报收集工作不能不整合起来，否则就没法搞清楚中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便开始主动的把外务省和军部的情报统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较有效率的情报网。
应该来说，内田康哉的这个情报网对于北洋集团的渗透，对于北京城的渗透，对于北京宫廷的渗透都是卓有成效的，青木宣纯之于袁世凯，岛川毅三郎之于宫廷，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但是武汉的崛起打破了内田康哉所营造起来的对华情报收集的网络，令其和外务省都对中国政局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
比如说，在日本加入战争之前，外务省和内田都认为，迫使袁世凯和清政府向日本求援是可行的，因为清政府和北洋都需要获得日本的支持来对抗内外敌人，不止是俄国人，还包括武汉在内。
但是，外务省和内田都没有预料到，武汉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而满人的力量却是如此之薄弱，这就使得他们所设想的清政府和北洋对抗武汉的局面并没有形成。武汉以其强大的实力，对俄西路军的毁灭性围歼，让北洋不得不寻求国内的妥协，而清政府的无能，也使得北洋对清政府离心离德。
于是，武汉就开始操纵国会对朝廷发起了挑战。老实说，其实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国会并不看好，因为清政府把太多的政治势力排斥在外，把所谓的良绅纳入了国会之内。在日本人看来，这个所谓的中国国会并不能代表中国各方势力，也不能代表国民，只不过是一群对朝廷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但是所谓的良绅是因为屈服于朝廷的权威，而不是说他们对满人抱有多大的忠诚，当武汉表现出自己的力量，而北洋又开始远离朝廷后，这些良绅们立刻就倒向了武汉。于是，清政府顶着各地开明士绅和革命派骂名组建的国会，现在却成为了武汉对抗朝廷的地方，这确实相当的讽刺。
不过日本人很快就没法看热闹了，因为这个国会很快就成为了令他们感到头疼的一个存在。首先袁世凯把邀请日本参战的议案交给了国会审核，结果国会一直拖到了日本向旅顺口发起了偷袭，才匆忙通过了这样一个对日本参战的声明。
“…满洲和关东州、乌苏里江以东海岸皆为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中国领土，我国对这些领土上所居住的平民负有保护责任…我国能够理解俄罗斯帝国对日本帝国所抱有的那种敌意，也能理解日本帝国向俄罗斯帝国发起战争的理由，但我国希望日本帝国向俄罗斯帝国宣战勿要伤害我国民众…”
这一声明令外务省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不能反驳中国人的说法，否认这些地区为中国领土，这将令日本变成了中国人眼中的另一个强盗，对于尚未取得对俄战争胜利的日本来说，这是不理智的回应，可他们也不能认同中国人的声明，这将意味着日本在战后将不能得到俄国在这些地区的权利。
内田康哉公使不得不向外务省的小村外相汇报当前对华外交的困境，“过去的清帝国至少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各地督抚虽然对帝国政治有着莫大的影响力，可最终还是在清政府内部达成了一致，列强和清帝国的外交，可以通过朝廷落实到各地督抚头上，没有那个督抚有力量对抗清政府和列强的意志。
但是现在，武汉破坏了这一清帝国的运行机制，他们表现出了自己有能力否决列强和朝廷的意志，没有经过他们的准许，朝廷和列强达成的外交就不能在他们的控制区域内落实下去。于是，统一的清帝国已经四分五裂，清政府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权威，朝廷的权力正迅速向国会转移，因为国会代表着武汉和北洋这两大势力的博弈场…”
第383章 伦敦的对华立场变化
对中国政局的变化感到措手不及的还有英国人，虽然武汉的所作所为让英国人意识到，这个地方政权迟早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新主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会怎么快。
俄国对中国的宣战，似乎成为了一种催化剂，一下子就把武汉从一个地方势力推到了全国性的舞台。哪怕之前武汉派出的军队在西藏、印度多次挫败了英属印度军队，但对于那些连家门口的县城都很少去的中国人来说，西藏和印度发生的事情实在太遥远了，哪怕这支军队击败了英国人，也很难让他们产生一种真实感，虽然这些胜利的消息确实提升了一些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但是对俄国人的作战是不同，这是一场家里发生的战争，俄国人已经不是在家门口挑衅中国人了，如果再加上八国联军的入侵历史，大多数中国人几乎都被俄国人的入侵行为给激怒了，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俄国人想要再来一份辛丑条约。
经过了东南互保的骗局之后，中国人对列强的信用普遍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列强就是一群不讲规矩的强盗，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清政府本身，而是试图让他们交出更多的财物，并夺走中国的领土，这和强盗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
既然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自然就不会对所谓的列强中立和俄国要惩罚的是北京等说辞有什么兴趣。所以，英国和清政府之间有关西藏边界问题的谈判一直不顺利，在武汉取得了对俄西路军的大胜后，清帝国的外务部干脆把谈判事务上交给了国会，实质上就是由武汉直接主持了对英的谈判事务。
于是，在兜了个大圈子后，英国人的谈判对象再一次变成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代表。之前英国驻华外交官为了避免和武汉这个地方政权打交道，这将会抬高武汉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从而打破英国在中国内部试图保持的政治平衡，且武汉比北京难缠的多。
但是，借助对俄作战的胜利，武汉还是打破了中国内部的权力秩序，还是重新坐到了英国人面前，这一次连英国人也无法再拒绝和对方谈判了，因为英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也相当的严峻。
在内部，印度战争不仅仅极大的动摇了大英帝国对印度大陆的统治基础，也令大英帝国在海外的各殖民地产生了一种迷茫情绪，要是大英帝国失去了印度，那么这个帝国还能存在下去吗？而假如大英帝国不存在了，他们这些海外殖民地还能保持白人优先的政治地位吗？
这场战争还促进了大英帝国内部的思想分裂。从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失败开始，英国就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殖民主义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了。印度民族大起义更是进一步引发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殖民主义的悲观主义，认为英国对印度大陆的殖民统治迟早是要结束的。
这种思想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些费边主义者的脑海中，哪怕是最强硬的英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迟早是要结束的，因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既无仁慈也不文明，把印度人驱逐在英国人居住的白区之外，这显然不是给印度带去文明的方式。
但是英帝国主义者又宣称，这一天还远没有到来，因为现在的英国依旧保持着强大，他们还有能力维持对于印度的统治，乔治.寇松正是其中之一。
可这场印度战争打破了这些英帝国主义者的美梦。这场战争虽然没有让大英帝国遭到如布尔战争那样的惨重损失，毕竟印度是大英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他们不必从海外运输大量的物资过来。
但是，大英帝国却遇到了比阿富汗人和布尔人更加难缠的对手，前两者虽然在军事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可在其他方面却不值一提，所以大英帝国虽然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可是阿富汗人和布尔人也失去了明天，因为他们的精华人口都损失在了战争中，他们是不可能像英帝国那样迅速恢复过来的。
而这些中国人并不只有军事能力，他们在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了强大的能力。今年年初时，英属印度政府虽然放弃了武力解决中国人的想法，但却用上了封锁战术。这种战术可谓是英国人的拿手好戏，通过切断一个地区的外部物资输入，打击该地区的经济活动，让这一地区的民众放弃对于反英势力的支持。
这种战术在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大陆的过程中可谓是屡屡得手，再收买周边的土邦势力，从而让反英势力被孤立起来，最终英军再集中力量一击，反英势力就立刻土崩瓦解了。英国人过去从来没有失手过的封锁战术，在这些中国人身上还是失去了作用。
根据英属印度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在封锁了中国人所占据的恒河北部地区大半年后，这一地区周边的军警大多成为了走私集团的一份子。来自中国人控制区的茶叶和黄麻及各种原物料，通过这些走私集团运到了印度和国外，换回了各种工具和弹药武器。
说来也是可笑，英属印度政府对走私进入印度大陆的武器弹药是很严厉的，所以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几乎很难获得武器，他们在伦敦购买一支手枪要比在印度更加容易。可是，这样严密的英属印度军警体系，在面对中国人时却像只有一个网眼的渔网，完全控制不了武器弹药的输入。
这份秘密报告甚至隐晦的提到，参与走私的并不只是那些印度军人，一些英国军人也插手其中。一磅茶叶在印度大约为6到8个便士，在英国最便宜的一磅茶叶也要18便士。也就是说，英国军人把自己手中的弹药换成茶叶然后运回国内，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弹药是消耗品，没有那个将军会关心子弹是怎么打出去的。
这份秘密报告上报之后，就被明托总督和基钦纳司令给锁进了保险柜内，两人根本不敢去查这些走私案子。查这些案子除了进一步打击英属印度政府的声望外，不会给英军增加什么士气，提交秘密报告的英国警察也被迅速送到新西兰去了。
军事上无法消灭中国人，政治上不能孤立中国人，经济上又封锁不了中国人，就算是坚持武力围剿的基钦纳爵士也开始不那么热衷的训练新军队了。
按照某些和基钦纳爵士走的比较近的英国军官们所言，爵士在私下里抱怨，“这里就是一个大染缸，你别指望用印度人训练出一支真正奉公守法的精锐出来，他们总是在你面前唯唯诺诺，转过身去就把自己当成部下的主人了。”
这真是奇怪的抱怨，因为英国人一直在印度人表现自己主人的身份，而那些印度军官在当地人面前自然也是老爷，英国人过去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一点，因为在纯粹的英国军队中，军官和士兵之间也是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阶级界线的。
但是中国人打碎了这条分明的界线，因为中国人鼓吹官兵一致的原则，他们对待俘虏时就是这样做的，这使得被中国人释放的英军士兵回来后就很难再忍受英军中那种阶级压迫了。不仅大批的印度士兵动辄选择在战场上向中国军队投降，就连一部分英国士兵也拒绝再返回，留在了中国人那边负责起了教育和宣传工作。
所以基钦纳爵士发现，假如他不把那些被中国人俘虏过的印度士兵赶走，那么这些士兵带回的平等思想就会毒化新兵。可要是把老兵赶走了，不仅将大大的降低军队的战斗力，也会让一部分老兵干脆去投奔中国人，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单纯的扩军毫无意义，因为没法保证军队的可靠性。
当英属印度政府对武力解决中国人不报希望时，伦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爱德华七世生了一场大病，回到国内的威尔士亲王进一步负担起了国王的责任，印度问题的迟迟不能解决给大英帝国声望带来的损害，终于让这位威尔士亲王记起了他在印度访问时收到的忠告。
因此这位王储在身边人面前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解决印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往印度派出多少军队，而是在大英帝国内部给与印度一个适当的位置。我们不能一边把印度视为大英帝国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一边又拒绝印度人在大英帝国内部获得应有的尊重。”
虽然威尔士亲王只是在私下场合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不过这一言论很快就传遍了伦敦的社交圈。明眼人都知道，王储这是在国政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假如不是在这个时间段，伦敦的政治家们是不会理会王储的言论的，哪怕这位就任了国王，也不应当就国政发表独立观点。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伦敦的政治家们就不能无视王储的看法了，因为印度问题正日益刺激本就对资本主义存在不满的英国无产阶级的情绪。
就如一名工人在工党集会上所言，“我累死累活的干上一周也才拿到30个便士，而一磅茶叶的价格却从18便士上涨到了21便士…这样下去，我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为什么还要去关心万里之外的印度发生的战争？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把税金用来救济贫民吧，那里的财富不属于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去保卫老爷们的财富？”
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也是主张尽快和平解决印度问题的，随着日本偷袭了旅顺口，费希尔就下定决心要把布置在远东的五艘老人星级战列舰调回本土，加上从地中海调回的4艘战列舰，海峡舰队就拥有了17艘战列舰，从而在北海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而要削减远东武力的关键，就是先保证印度的和平，只要印度问题不解决，那么海军不仅不能调回老人星级战列舰，甚至还要继续给陆军投入资源，这显然是不符合皇家海军的战略想定的。因此费希尔积极的主张，应当把基钦纳从印度调回，让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担任印度总司令一职。
随着中国人围歼了俄西路军的消息传到伦敦，尽快的结束印度战争，已经成为了伦敦上层的共识。
第384章 印度的变化
对于印度人来说，反对孟加拉分割方案已经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了。这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虽然是由反对孟加拉分割方案所掀起的，但是到了1906年时印度民族开始把运动的目标转向了更高层次，取消那些英国人所制定的歧视性法律，捍卫印度人民的尊严和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为印度民族的独立铺设道路。
这一新的目标既是印度民族主义者所渴望的印度未来，但也是在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推动下形成的印度大陆各阶层的新共识。由于印度劳工党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面对国大党无所作为的20年，许多印度知识青年实质上已经对国大党失去了信心，这也是国大党激进派能够出现的原因，因为他们获得了印度知识青年的支持。
但是，相比起印度劳工党完整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国大党激进派就如同一群学校里的学生社团那样的幼稚，他们嚷嚷着要赶走英国人，但却不敢同地主阶级决裂，只要农民的运动从英国人转向本地的地主阶级，激进派分子就立刻畏缩了，这就使得农民对激进派丧失了信心。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据八九成的地区，没有获得农民的支持，那么任何革命都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而地主阶级显然是不可能支持农民通过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团结起来的，他们一边支持国大党内部的温和派打压激进派，一边则牢牢保住了英国人的大腿，试图从政治和武力上打击农民的参政热情。
在旁遮普地区，地主阶级联合了英国人把农民所组织的抗税运动给镇压了下去；在马拉塔地区，地主阶级对激进派领袖提拉克施以压力，迫使其捍卫印度教的利益，打击穆斯林农民的反抗，回避土地制度的问题。
可以说，印度地主阶级在乡村所具有的那种力量，迫使国大党的激进派放弃或缓和了农民工作，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不想让乡村变得一团糟。在印度地主阶级眼中，英国人占有的其实只有城市，所以反对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只要在城市里进行就可以了，村子里并没有英国人，激进派不应该到村子里来煽动什么革命或改革，这是在破坏乡村的安宁。
面对英国人、党内温和派和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国大党的激进派其实只有农民和工人可以依靠，但是他们又缺乏彻底和旧的社会传统决裂的勇气，毕竟这些激进派大部分都属于中上阶层的家庭，他们主要的诉求是和英国人取得同等的权利，而不是为了工农的利益奉献自己。
也许有一部分激进派分子在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后发现，假如不让农民觉醒就无法完成真正的民族独立，但大多数人还是看不到这一点，或假装看不到这一点。
劳工党的出现打破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这一比民族主义走的更远的劳工主义，不仅免去了他们和旧的社会传统决裂的现实，也让英国人和地主阶级的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现在，印度民族主义者可以通过劳工党提出的主张来迫使英国人和地主阶级接受自己较为温和的主张，从而可以进行他们眼中的有序变革了。因此，激进派虽然不认同劳工党的根本宗旨，但是对劳工党所提出的这个现阶段目标确实支持的。
而英属印度政府也发现了印度局势的新变化，按照某位副王参事对明托伯爵的说法，“我们现在在各地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正在让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势力不断增强，那些被我们所打击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现在都跑去参加印度人民委员会了。
我觉得这种行为很愚蠢，相比起这些只会口头抗议和表演街头闹剧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中国人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委员会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比哈尔地区和东孟加拉地区的形势都快要失去控制了，印度人民委员会不断的在这些地区的乡村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或者说是恢复了传统的乡村自治单位潘查雅特，取消了地主对村社的支配权力-司法权和征税权。
假如我们对这种情况放任不管，那么很快印度农村就不再属于大英帝国的治下了…”
英国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印度人民委员会现在恢复的潘查雅特和传统的潘查雅特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传统的潘查雅特其实是各种姓的族长聚集在一起的长老会议，他们维护种姓制度和地主的利益，和底层的农民毫无关系。
但是现在印度人民委员会所恢复的潘查雅特，则是和村子土地重新分配联系在一起的村内民主自治单位，劳工党则为此种自治权力提供法理依据。
在孟加拉地区，永佃户即乔特达尔是农村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有的是城市的商人在农村购地而形成的地主，甚至有人在邦政府身居要职，他们占有农村土地的90%，掌握城乡之间的商业和金融，邦内的商品粮至少有十分之一掌握在他们手中。
这些乔特达尔最大的权力就是对村子所有的土地进行管理，虽然法律规定分成佃农拥有永久的、可继承的耕种权，以及75%的收成(如果地主提供了种子之类的东西的话，则是50%)。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契约都是口头的，因此面对地主的驱逐和剥削，巴加达尔并不能从法律上得到多少帮助;而对自己所收获的粮食，他们所能分得的份额也很少能超过半数，少的只能达到四分之一。
因此分成佃农最大的愿望就是登记自己的身份，好让地主不能随意把自己驱赶出村子。印度人民委员会抓住了这点，把村子土地管理权和潘查雅特制度结合起来，其实就是驱逐了不在村子里的地主的权力，并保证了分成佃农的利益，村子土地的定期分配制度更是给了底层农民以希望。
当这一运动在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实际控制区进行推广后，群众立刻就成为了劳工党最坚定的支持者，而地主阶级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那些周边地区的乡村也积极的响应了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开始自发的组织起来和地主进行斗争了。
这就使得印度人民委员会都不需要主动的去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周边的农民已经为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借用某个地主较为形象的说法，“这就像是一场瘟疫，它们无孔不入，除了逃离之外，你没有什么可做的。”
这也是英属印度政府认为封锁政策已经失败的断定，你可以通过军警封锁物资的输入输出，但你没法封锁思想的输出，劳工党的思想正在控制区之外的地方泛滥，支持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农民越来越多，游击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他们要封锁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这样的局势继续下去，那么他们就不是在封锁印度人，而是在封锁自己了。和劳工党比较起来，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倒是变得可爱起来了，因为后者除了给他们增添一点新闻素材之外，很难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造成什么威胁。
这使得明托伯爵也开始考虑，是不是该重启和印度人民委员会的谈判了。和加尔各答的气氛越来越沉闷不同，印度人民委员会大会所在地布尔尼亚市却是一片欣欣向荣，虽然7月的天气正处于高温，但是避开了中午和午后，街上的行人就开始多了起来。
此前英国人认为，印度人压根管理不好一座城市，他们只会把城市变成一座肮脏的垃圾场，但是在布尔尼亚被解放之后，这座城市不仅没有变成垃圾场，反而变得更加干净清爽了。过去英国人总是占据了城市最好的位置，然后把自己的住所变成花园一样的庄园，他们严禁印度人靠近自己的住所，对印度人居住的地区很少提供公共服务，自然印度人居住的地方就干净不起来。
而在劳工党的治理下，印度人居住的城区也开始建设起了基本的公共设施，且由于对于乡村的改造，使得从农村逃亡的农民大大的减少了，自然也就让城市的郊区不再充满了流浪者。劳工党努力提高社会就业率，让农民能够在乡村生存下去，让城市的贫民能够获得工作，自然也就让这一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开始恢复活力了。
从火车上下来的安重根看到面前的布尔尼亚城，突然就生出了几分自豪感来，虽然这里并不是朝鲜，但是当他看到这座城市里那些面带笑容的印度人时，他觉得自己的工作确实是有意义的，至少他确实让一部分人获得了自由。
在一名等候在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安重根走向了林信义所在的新办公室，距离车站并不是很远，也就10来分钟的路程，一座位于树林内的二层红砖小楼。虽然午后的暑气并没有完全消去，但是踏入树林后他顿时感觉阴凉了下来，偶尔微风吹过就更加的让人遍体生凉了。
等候被林信义接见的人有很多，不过安重根还是在半个小时后被优先带入了林信义的办公室。他进门之后就先向林信义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主要是他是怎么建立11区的潘查雅特制度的，从中发现了那些问题，他又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