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徐世昌低眉顺眼的站在原地说道：“今日的报纸不知王爷看了没有？报纸上登的都是真的，昨天陛下当着众人的面把皇权交给了国会，北洋军是不可能违背上命的。”
徐世昌的回答令厅内一片混乱，连一向稳重的军机世续也忍不住对着徐世昌说道：“皇权岂可私授？不过是在报纸上登了一篇文字，就可以任由国会为所欲为了？这要是国会宣布革了大清的命，难道北洋也要服从？”
徐世昌慢吞吞的说道：“国会的权力并不来自于陛下的任命，而在于武汉手中拥有的强大兵力，北洋并无同其抗衡的能力，自然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有了陛下的背书之后，国会的权力也就越发的稳固了，毕竟这大清国还是姓爱新觉罗的，当今的皇上还是光绪陛下。那么，敢问世大人，我们该打着什么样的名义反对国会命令呢？要是没有一个名义，北洋将士就成了被讨伐的逆贼了，前线将士如何能够保持的住士气？”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争论中，徐世昌算是看明白了这些满汉高官们。不管他们愚昧或是聪慧，他们看待事务的角度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围绕慈禧的立场去看待问题，帮助慈禧维护权力，满人大约比汉人还要多一个首崇满洲的问题。
除了满人宗室非常年轻外，剩下的满汉大臣最年轻的都超过40岁了。这就使得，轻易就能身居高位的必然是宗室或外戚，剩下的位置则是留给资历深厚者，但这些资历深厚者的能力非常的偏科，他们几乎都是人事斗争的高手，一旦脱离了这个体制，他们就什么都不会做了。
很遗憾的是，武汉的崛起打破了大清一元化的政治体制，现在的中国实际上有两个权力架构，一个就是旧的满清王朝体制，另一个则是以变革为旗帜的劳工党率领的工农兵委员会。于是这些守旧的大臣们就开始变得无所适从了，因为他们的脑子里只有“天无二日”这句话。
他们自己多半都是不能成什么事的，但是借助体制的力量，这些不会做事的人往往能够把会做事的人压制在基层。但是现在体制出现了问题，旧的体制被武汉领导的国会给击破了，而武汉又拿出了一个全新的体制来构筑一个新的国家。
这样一来，这些体制内的聪明人，因为过于靠拢旧的体制，反而没法再适应这种逐渐开化的新体制。比如袁世凯和徐世昌，他们手上都有着实打实的军政资源，哪怕投降了武汉也不愁吃饭问题。但是守旧派就不行了，他们手上的政治资源都来自于旧的体制，一旦失去了旧体制的庇护，那么这些政治资源也就失去了。
所以顽固派只能打着维护慈禧利益的名义捍卫自己的利益，并驱使袁世凯和徐世昌去对抗武汉军。可一旦袁世凯和徐世昌不再支持朝廷，他们除了向慈禧哭诉外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可现在的慈禧已经不是前几日那个无所不能的太皇太后了，她现在还指望这些奴才们能够鼓起勇气和袁世凯斗一斗，迫使袁世凯向自己屈服。
但是，随着国会解放了光绪帝，昨日之后已经没人敢为了逗老佛爷开心去羞辱皇帝了。比如小德张管理的御膳房，在光绪帝的用餐上百般刁难，还安置了私人监视光绪，凭借着这些行动，小德张就成为了宫中年青太监里最得慈禧宠爱的一位。
可昨天国会代表把崔玉贵带走，并要查内务府的账目，小德张听说后顿时不敢再为难光绪帝了，因为他感觉光绪重新复出的可能性变得很大了。连慈禧身边的红人都这么看光绪的未来，这就说明宫内的风向已经有所改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当然不会再跳回到慈禧这条破船上。有武汉顶在前面，他其实已经不用在乎自己和光绪的那点仇恨，也不必再担忧朝中有什么人弹劾自己，因为眼下能撑着朝廷不倒下的只有他的北洋团体，满人要是逼迫过甚，大不了一拍两散而已，最希望推翻满清的是武汉，并不需要他亲自出手。
对于一个没有武力作为后盾的朝廷而言，实质上已经不能对实力派团体造成什么威胁了，为了让自身能够多存在几天，他们应当尽可能的满足实力派团体提出的要求，以避免对方动用武力。更何况满清现在何止是失去了武力，连名声都臭了，愿意为大清去死的人几乎没有，愿意用自己的死亡换取满清死亡的人倒是很多。
徐世昌耐着性子听这些与会人员提出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建议，他觉得这些都是废话，压根就不能改变朝廷和武汉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没有完全信任北洋的意思，甚至有人病急乱下药，主张和俄国和平之后借兵剿贼。
就连对军事和外交并不怎么精通的庆亲王都一口否决了这个提议，他这样对慈禧说道：“日本加入战争之后，俄国已经自顾不暇，连承德都被北洋收回了，这个时候和俄国讲和，他们肯定会答应，但是指望俄国还有力量帮我们打武汉，这就是痴心妄想。做这样的事情只会让我们得罪日本和英国，还让武汉有了大义的名分，太后要是想要和俄国人讲和，那么老臣请求乞骸骨。”
至于慈禧，似乎年纪也大了，脑子也不如年轻时那么灵活了，直到最后一刻她也没能做出什么决定，倒是有意为光绪收养一个孩子以继承帝位。不过没人敢接慈禧这话，这个时候给光绪找养子，要是之后光绪就暴毙的话，那么在场有一个算一个都别想逃过弑君的恶名了。
会议一直开到了下午二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使得会议被迫中断了，曹锟所部进入了北京城，并要求宫中的警卫部队即刻出城前往北苑接受整训。宫内的前锋营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感到了恐慌，他们担心自己被骗出城后遭到屠杀，因此拒绝出城，这就是清军自己常干的事，他们当然怕遭到报应。
北洋军和驻守宫城的前锋营发生了冲突，这一消息自然惊动了佛照楼。徐世昌借机就跑路了，他觉得再继续开会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庆亲王跟着他一起离开前往调解两军纠纷，在路上，庆亲王愁容满面的对徐世昌问道：“项城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他真的打算和武汉一起对付我们满人吗？你给我一句实话，我也好回去安排后事。”
徐世昌只能对他安抚道：“我们不是要和武汉一起对付满人，实在是我们北洋现在没有和武汉对抗下去的实力，他们又扯了陛下做旗帜，王爷您让项城怎么办？戊戌政变中，陛下早就把项城恨之入骨了，若是项城继续站在太后这边，不是刚好称了武汉的心思？
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控制住局势，万万不能让武汉的军队入京，则朝廷还能有一线生机。否则的话，靖难之厄就要在今日重演了。曹锟下面至少还有旗人，他们至少不会对京城里的满人有什么恶意，要是让那些南方人入京，这京城还能安宁吗？这皇上和太后至少还是一个锅里的，要是局势再恶化下去，那可就不是两选一了啊…”
第396章 专案
形势终究是比人强的，宫中警卫的底气在于外人不敢直接冲击宫禁，这也是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
王朝中后期和王朝初期的禁卫军真正的区别点就在于，中后期的禁卫军从来没想过要用自己的性命去保卫皇宫，要是敌人都打到皇宫来了，还保卫个屁啊，而王朝初期的禁卫军则是真的把保卫皇宫当成了自己的职责。
所以，王朝中后期的禁卫军，几乎就是拿皇权的威严保护自己，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守规矩，不遵守宫中明的暗的规矩，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当宫中的规矩压倒了军队的纪律性，那么这支军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了，他们心里想的永远是自己可别站错队伍，而不是想着该如何捍卫军中纪律。
前锋营试图拿着皇权去压制入宫换防的北洋军，但是冯国璋挑出的曹锟所部却并不那么的敬畏皇权，北洋一师的溃败已经让皇权失去了最后一丝威严，现在军中都知道，能挡住列强的只有武汉和北洋，能和武汉相较量的只有北洋而已，士兵对于北洋集团的归属感已经开始超过朝廷了，因朝廷已经保护不了他们了。
此次换防会发生冲突，一方面是满人在战场上闻敌即溃的表现让士兵们失去了对满人的敬畏，另一方面则是国会下达的命令占了道理，宫中警卫既然不能保卫皇上，那么还有什么资格用皇权来压制他们这些军人？
国会说前锋营中良莠不齐，甚至有着诸多乱党，这一说辞其实已经为这些来换防的北洋官兵所接受。在他们眼中，这些所谓的宫中警卫并不是什么皇帝亲军，而是听命于慈禧迫害皇帝的爪牙，现在国会既然站在了皇帝一边，那么这些人自然是乱臣贼子，一帮乱臣贼子还有什么资格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
所以，当宫中警卫拒绝让出岗位时，自然就遭到了北洋军的痛击，也就是没有开枪而已。当然，前锋营在这个时候还是表现出了几分勇气，为了不被赶出宫去，第一次团结了起来和这些北洋军进行了斗殴，他们当然更加不敢动用武器。
于是徐世昌和庆亲王抵达宫门时，看到的就是数百人的群架，随着两人到场，混乱的场面终于得到了控制。徐世昌直接把前锋营的统领和参领臭骂了一通，要求他们立刻整队出宫，要么去北苑接受整军，要么就脱了衣服滚回家去，庆亲王在旁一言不发。
徐世昌的这一通训斥，顿时让北洋军这方士气更盛，而前锋营这边的满人官兵则一片失魂落魄，按照一名直接脱了衣服出宫的参领对同僚所言：“这天下已经不是满人的天下了，这差不当也罢，大家今后各求多福吧。”
据说这一天出宫的前锋营将士离开宫门时不是嚎啕大哭就是暗自垂泪，人人脸上都带着哀伤之意，路人见之十分之惊奇，互相询问道：“大清是亡了吗？”
前锋营被驱逐出宫，引发了京城内外极大的震动，内城之中虽然居住着不少满人，但京城满人颇有实力的定居点其实都在城外。其中有三处最为著名，曰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这三处营房不仅有着大量青壮，还有着不少武器装备。
冯国璋担心这三处地方会闹出什么乱子，除了召集三处满人统领说明京中情况，还派出兵力对三处营房的武库进行了清点和查封。虽然慈禧年年都给这外三营不少赏赐，每年慈禧通过水道往颐和园消暑时都会路过外三营，这些营房的满人都会前去跪谢。
但是，当京城的消息传到了外三营后，并没有什么奢遮人物振臂一呼，说要入京保卫太后的，三营统领老实的把武库交了出去，当然，这些武库内大多是冷兵器和火绳枪，压根不能和北洋军的步枪大炮相比。冯国璋得到清点的名单后，直接运走了黑火药也就了事了。
拥有武器的外三营都这么老实的不闹事，京城里的满人就更加的安分了。整个八月里，国会的权威开始一日比一日更甚，一开始国会通知裁撤军机处并建立国务会议的电文并没有得到多少人重视，但是宫中警卫换防之后，军机处不少官吏就回家观望局势了。
8月6日佛照楼大约是慈禧主持的最后一场讨论国事的会议了，6日之后除了满人亲贵之外，汉人大臣就不再来佛照楼报到了。张之洞闭门不出，对俄军事被袁世凯和武汉所掌握，各地督抚取得了暂时的自治权力，大清的中枢突然就停止了运作，但对于各地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在这样一个天灾和兵灾交织的年份里，中枢停摆居然对地方上并没有什么影响，这就说明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朝廷在这之前就已经失去了调度各地资源的能力，完全是在空转。于是天下人越发的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的朝廷除了供养满人之外，其实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抵抗外敌和对抗天灾，现在都是地方上自己的事情，朝廷压根无力可出。
这样一来，国会的地位反而渐渐提升上来了。在这之前，大家对于国会的作用其实不甚了解，哪怕是那些要求召开国会的留学生们，也不过是认为国会是给民众发声并制定法律的地方，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把国会当成这个国家的权力来源。
但是在清政府中枢停摆之后，来自于国会的授权就变成了地方施政的法理来源，也算是给国人上了一课，让大家知道了国会到底能干啥。
当然，对于武汉来说，在清政府停摆之后，国会就不是原先的鸡肋了，他们需要通过国会这个机构对满清的权力体系进行肢解，为武汉进一步扩大地方自治权清理障碍。对于当前的武汉来说，直接推翻清政府不是没有机会，但是推翻清政府之后建立一个劳工阶级主导的政权则很难。因此，保留一段时间的清政府，为劳工阶级积蓄力量，反倒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保留清政府，当然不是说要保留反动的满人专制，而是在清政府的名义下先打倒满人专制，然后再向共和体制进行转化。在这一阶段，扩大地方自治的权力，遏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并清理满人的专制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秦力山作为劳工党在北京的代表，很快就领会了党给与自己的任务要意。在迫使北洋和慈禧决裂之后，他并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建立国务会议上，否决了军机处的权力其实对武汉来说已经足够，至于国务会议能否成立，这其实更加的有利于北洋和其他地方督抚，因为这个会议将束缚住武汉以武力解除地方督抚统治的选择。
因此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两件事上，第一件事是在皇室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下组建了皇室专案小组，抽调了其他议员参与案件小组，督促巡警部对皇室专案展开调查。
一开始，皇室专案有两个案子。第一个案子是前锋营阻扰国会代表入宫探查皇帝身体一案。这个案子本质上就是政治案件，是为了打击宫中的威望的，也是让宫中警卫换防的理由；第二个案子是崔玉贵谋杀珍妃案。这是和皇帝进行政治交换的案件。
但是很快的，第三个案子就出现了，就是内务府账目案件。增崇虽然想要抵抗国会查账，但是在北洋军入宫换防之后，他的这种抵抗就变成了无力挣扎。武汉并没有往北京派出成建制的军队，不过袁世凯也不得不接受武汉派出小股的武装力量保护自己的驻京代表。
北洋系统虽然和慈禧决裂了，但是北洋集团本质上还是大清官僚集团的一份子，所以官员之间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袁世凯就不会去查内务府贪污腐败的案子，这就让自己树敌太多了，毕竟让大清的官员不贪污，比让他们吃屎都难。
但是武汉并不怕得罪人，因此皇室委员会很快就把案件专办的权力揽在了自己手中，他们不仅得到了专门办案的场所，也从警察厅和北洋军中抽调了人手，从而在北京城内外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司法审讯机构。
当这一独立机构成型后，秦力山立刻下令抓捕了内务府四位大臣，并将这四位大臣的家宅也监视了起来。接着便是顺着四位大臣往下抓人，将内务府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光了。这样大规模的抓捕，放在过去必然会引发京城振动，但是这一次却是风平浪静，因为没有人敢为这些人出头，内务府的旧关系压根接触不到武汉。
而内务府案不过是个开始，很快就牵出了御膳房的案子，慈禧身边的红人小德张在御膳房内的贪污和对皇帝饮食做手脚，使得他成为了第四个案子。8月22日，赵秉钧亲自带人突袭太升堂酒家，抓获了和俄国外交官面谈的李莲英，酒席上作陪的还有白云观观主高云溪，这是第五案-俄国间谍案。
荣禄叔父奎俊、满官：塔克什纳、联芳等，都被牵连进了俄国间谍一案，他们也大多是后党的骨干人物。于是到了八月底，慈禧身边的亲信和宫外的满人支持者，几乎都被专案组一网打击，少数漏网之鱼也匆匆逃离了京城。
8月29日，宝月楼处开出了新门，光绪亲自命名为新华门。
第397章 皇权的崩塌
国会的地址位于安福胡同内，这并不是什么好地方，边上是回回营和破旧的兵营、民居，虽是皇城根儿，但住的都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由朝廷一开始给国会选的地方也能看得出来，朝廷对于国会其实并不重视，所以随便找了处空闲的地方就安置了。
但是，随着国会连续发布了对于皇室专案的督办权后，国会的地位就迅速的上升了。特别是新华门被开出后，徐世昌认为正对着回回营礼拜寺有碍风水，而国会也需要有个专门用于议事的地方，因此他以改造府前街(今西长安街)的名义，开始拆除回回营礼拜寺及周边民居，以建设国会议事堂及附属建筑。
在袁世凯请辞军机处，张之洞请假养疾，庆亲王等满人大臣因为各类专案暂时停职后，北京城内能够负起责任的就剩下徐世昌、赵秉钧、朱启钤三人了，这也就使得徐世昌有了对北京城大举整改的权力。
此前北京城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过是为洋人和宫内的一小部分人服务的，因此洋人控制的使馆区外，北京城的大格局还是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慈禧为代表的满人守旧势力几乎失去了权力，上面没有了婆婆的徐世昌就试图按照使馆区的改造方式把北京城都改造一遍了。
朱启钤是这一想法的重要支持者，此时的警察几乎承担了所有城市管理的职能，但是封建王朝的特权却令警察没法实施自己的的管理职能，他们只能要求普通百姓遵守城市管理的各种条例，不要说王爷贝勒这样的满人亲贵，就是身上有个官位的芝麻小官也不是警察能够约束的。
过去北京城内管理市容市貌的官员可是非常清贵的御史，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也就是说他们是能够见到皇帝的近臣，不是什么普通的官员，要是被提拔外发至少也是道员以上的地方高官，外放道员都只能算是委屈了。
不过，这样清贵的官员显然不会为了一点小事找那些皇亲国戚的麻烦，除非皇帝想要敲打某些人，又或者出了人命案子或影响恶劣的传闻，否则他们也不会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如没有那个巡城御史会为了乱丢垃圾或逆向行驶去找同僚或王公大臣的麻烦的。
但是对于警察来说，他们要管理的就是这样琐碎的小事，可是他们的地位又非常的低下，在官员眼中他们其实连普通的吏员都算不上，就是一群“臭脚巡”罢了，达官贵人甚至能要求警察厅给自己派巡警看门护院，然后拿他们当下人使唤。
善耆管理工巡局期间，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善耆因为交了罚款，而被京城百姓称之为善。由此可看出警察地位之低下，满人制定了规则，警察敢于对满人行使此种规则都被视为了一种罪过，犯罪的人因为没有追究警察冒犯自己，倒是成为了善人了。
但是现在，慈禧所代表的满人特权被打倒，负责巡警部的徐世昌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以推动自己的政治理念了。改造北京城，让北京和使馆区的城市建设接轨，就成为了徐世昌的第一项动作。
改造府前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翻新城市建设，也在于重新构筑京城权力的中心。过去北京的权力中心在于西苑，在于老佛爷所住的地方，那么现在北京的权力中心则从西苑转向了宫外的国会，打通宝月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皇帝的声音传入国会，而是为了让国会能够更好的监视宫中的动向。
对于北洋来说，北京作为中国的权力中心是不可转移的，一旦中国的权力中心从北京转到武汉或其他地方去，那么就意味着北洋失去了控制中央政府的能力。所以，在打倒了代表满人专制的后党和军机处后，树立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秦力山以国会的名义连续办下了针对后党的大案，打破了了旧的满清权力中枢，这是符合北洋的利益的，但是接下来，北洋是不能容忍让武汉控制住国会的。当然，北洋上下也无意和武汉争夺办案的权力，那个实在是太得罪人了。
因此，北洋要和武汉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就只能从两个方面下手，第一个是控制北京，第二个是联合那些被武汉所敌对的旧势力。
控制北京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北京城市进行改建，城市改建将打乱城市原居住区的结构，使得原先的街坊邻居都变了样，那么底层也就无法抱团了。而且城市改建将会腾出一大片土地，为新贵们找到共同的利益，带着新贵们发财的北洋团体也就更加的团结了。
因此徐世昌要拆的何止是一条府前街，天安门前用来隔绝东西的城墙和北京城的城墙，在他看来都是要一一拆除的，只有把这些城墙给拆除了，城市内部才能用交通设施联系起来，八旗各控制一片城区的旧格局也就被打破了。
徐世昌大兴土木的时候，这边皇室事务委员会也正式的把各项专案指向了幕后的真正黑手-慈禧。9月1日，皇室事务委员会组建的特别法庭向慈禧、光绪帝发出了传票，要求两人于9月3日下午1点前来法庭就崔玉贵谋杀珍妃一案的初审进行作证。
就在这一天，秦力山在国会的大院内向记者们就俄国间谍案进行了谴责，“…我听到赵侍郎带来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的将士还在前线和俄国侵略者浴血奋战，但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上层已经试图勾结俄国人对付那些保卫国家的爱国者了。他们有什么罪？仅仅因为他们保卫的是中国而不是满人，所以他们就该死？
劳工党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对于这些国家的叛徒，人民的敌人，除了死刑之外，我想不出人民有宽恕他们的理由。今天的中国已经分为了两个部分，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把我们的敌人送上绞刑架，我们才能让这个国家变成人民的祖国…”
秦力山杀气腾腾的话语让身后的议员们都变色了，记者们也非常的激动，有人当即向他问道：“那么太后是否涉及到了间谍案？假如太后也在案内，国会该如何处置她？作为大清最尊贵的太后，国会有权力对太后加以处罚吗？”
秦力山看着面前的记者们，想都不想就说道：“最尊贵？难道她会比四大贝勒时期的大妃阿巴亥更尊贵？按照满人的祖制，她几十年前就该陪文宗皇帝于地下去了。
这些叛国贼天天拿满人的祖制说事，却从不肯实施对自己不利的祖制，祖制在他们眼中就是用来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不是真正的不可违背的天条。
既然叛国贼用祖制或其他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谎言来愚弄人民，那么人民就有权力否定他们通过制造谎言窃取的权力。人民不承认叛国贼有什么特权，也不认为叛国贼有什么尊贵的，人民的审判也将是公正的，我对此从不怀疑…”
秦力山代表劳工党和皇室事务委员会的发言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之后，顿时震动了京城内外，就连张之洞、袁世凯、各国公使都坐不住了，向秦力山及劳工党以各种方式进行询问，想要了解劳工党是不是打算在这个时候打内战了。
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不能让慈禧以不名誉的方式死去。张之洞、袁世凯和各国公使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劳工党想要打击后党，他们阻止不了，但是太后本身不能被打倒，因为这将使得中外联系的纽带彻底崩塌。
慈禧在位的这些年，特别是甲午之后的七八年里，其所代表的清政府和各国签署了许多条约，现在劳工党若是把慈禧彻底打倒，那么这些条约该怎么办？列强认为，这是新政府试图撕毁条约的开始，张之洞和袁世凯也认为，新的政府想要获得列强的继续支持，那么就得保持政权的平稳过渡，把慈禧彻底打倒的话，政权显然是没法平稳过渡的。
秦力山代表劳工党向张之洞和袁世凯只能保证一点，就是他们并没有处死慈禧的意图，但是纠正慈禧时期的执政错误是必然的。对于各国公使，劳工党则认为，这是中国之内政，各国无权干涉。并且，劳工党以国会的名义下达了驱逐所有在华的俄国外交官及军事人员，因为他们在中国境内实施了间谍行为。
对于劳工党以国会名义下达的驱俄通牒，各国公使认为俄国政府在中国的财物及租借地等应当由公使团先行接管，待战后再讨论如何处置。北洋及外务部面对公使团的压力选择了沉默，但这并没有得到劳工党的认同。
劳工党反而在报纸上公开发文宣称，“我国收回俄国政府所窃取的在华房屋及其他租借地等特权后，这些建筑和租借地就为中国所有，任何国家或势力企图侵占这些东西，就是对中国的宣战。中国人民绝不向侵略者投降。”
劳工党的这种强硬姿态，让各国公使越发觉得对华外交变得越来越棘手了。于此同时，9月3日对崔玉贵一案的开庭审讯，光绪亲自出现在了现场，慈禧未出现。但是这场庭审把皇权的神秘性给打破了，光绪亲自指证了崔玉贵当初是如何把珍妃丢下井的经过，并讲述了慈禧是如何下达命令的。
在这个审判过程中，皇权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因为旁听者只听到了一桩肮脏的谋杀案。所谓慈禧老佛爷，变成了一位阴狠毒辣的老妇，而光绪身上也看不到天子的威严，不过是一位被宫中太监随意欺凌的年青人，如此人物，凭什么统治这老大帝国？
第398章 京城新气象
李莲英的通俄案子在9月6日也被公布了出来，李莲英、璞科第的结识并不是始于这一次，而是很早就认识了。中俄密约的签署者虽然是李鸿章，但实际的洽谈者正是李莲英和璞科第，而中俄密约的策划者是俄国的维特伯爵，慈禧则是被说服的一方。
此次李莲英通过高云溪同璞科第在太升堂酒家见面，目的就是为了和俄国洽谈两国和平，并希望俄国能够借兵剿贼，这个贼指的正是武汉。
虽然李莲英本人矢口否认这一切，但是白云观主持高云溪在被捕后立刻就交代了自己的所为，并透露了一切内情，李莲英本人并不是什么政治家，对于中俄外交也一窍不通，因此常常咨询对俄国人更关系密切的高云溪，于是高云溪对这些事了如指掌。
这一案件加速了对于宫中人员的清退，国会之前已经拿到了削减宫中用度的权力，内务府账目不清、小德张把持的御膳房对皇帝饮食的虐待，再加上李莲英的通俄案子，使得国会决定一次性消减宫中70%的人手，并宣布今后宫中不再招募太监，“此举有违人性，此辈全无人心。”
为了皇帝的人身安全，国会宣布皇帝将会暂时迁出宫内，对宫内人事整顿完毕再行返回，并决定对瀛台进行整修，以适合皇帝居住。于此同时，国会宣布废除内务府这一机构，宫中事务完全接受皇室事务委员会的管理。
对于内务府造成的亏空，由各内务府现任官员及过往官员进行退赔。京师的八大宅门在京城的家产几乎都被没收，在加上俄国间谍案所牵连的各满汉官员，京城有名望的大宅院几乎都被一网打击，除了投靠北洋的官员逃过了一劫。
李莲英、奎俊、塔克什纳、高云溪等皆被判处死刑，其家产及道观也被没收，大批的满人权贵被驱逐出京城，流放至海南岛、新疆等地。光是这两起案子牵连到的官员就超过300人，没收的财物高达数千万两，虽然大部分都是固定的房产和古董文物，但是现金和金银首饰也超过了1000万两。
时京城人云，“京中高门为之一空。”庆亲王虽然没有被问罪，在徐世昌的说和下，庆亲王交出了一半府邸用来给光绪居住，并在家软禁了起来。
北京城内出现了这样巨大的变动，对于各国外交官来说是相当伤脑筋的问题，他们并不希望中国发生剧烈的变化，这必然会引起中国对外关系上的变化，太平天国及义和团都验证了这一点。
而国会向他们递交了通告，要求接收俄国驻京使馆和兵营，无疑说明了这一新的中国权力中枢正试图改变旧的对外关系。
俄国外交官当然是反对中国国会下达的驱逐令的，也反对中国没收俄国政府的在华财产及租借地，因此俄国公使主张启用列强一致原则，禁止中国军队进入使馆区。
对于俄国公使提出的主张，日本公使认为可以赞成一半，就是禁止中国军队进入使馆区，但中国政府驱逐俄国人的行动应当得到支持。日本公使的立场表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警惕中国和俄国进行媾和，另一个则是认为中国不能破坏现行的国际秩序。
德国公使完全支持俄国公使的主张，要求英国公使负起责任来。不管德国在欧洲如何挑衅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威信，但是在远东，英国外交官确实是各列强外交官员的领袖，没有英国外交官的首肯，各国在远东的外交活动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而远东各国外交的汇聚点只有一个，就是北京。
因为相比起远东的其他地区，只有中国既非完全独立，也非完全被殖民，是各国争夺利益的战场，其他地区各国根本争不起来。或者说，即便有所争夺，也不过是几个大国之间的问题，不会把所有大国的矛盾都容纳在内。
所以，世界的中心是欧洲，但远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问题，撇开了中国，远东也就没有了可以关注的国际问题了。哪怕现在印度闹的再厉害，那也是英国人的问题，其他国家连印度洋都进不去，谈什么国际问题。
法国公使只愿意对俄国公使表示立场上的同情，但拒绝和中国人发生实质上的冲突，他在会议上如此表态道：“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因为在对外战争中的获胜而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人的合理要求进行没有道理的反驳，就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我国不愿意以这样的理由开启一场远东战争…”
萨道义很清楚，德国人支持俄国人的理由，就是希望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若是在过去，英国当然不会忌惮这个问题，任何国家对于大英帝国的挑战都是自取其辱。
但是现在么，在德国不断挑战欧洲霸权的当下，谁会把力量用在远东呢？大英帝国对付中国并不困难，可要是因此让德国建立了欧洲霸权，那就是得不偿失。为了打倒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甚至连北美十三州都放弃了，难道现在他们会为了中国这点利益让德国成为欧洲帝国？
在对华问题上拥有主见的列强也就是英、法、俄、德、美、日，其他国家都是打酱油的，过去列强对华能够取得一致，是因为这六个列强内部并没有太大分歧，对于中国的殖民是大家的共同利益。但是现在，六个列强至少有七八种想法，就连俄国也并没有把对华利益放置在俄国的其他利益之上。
俄国内部对于这场远东战争的看法已经完全分裂了，一开始俄国的大多数人压根就不关心这场战争，因为按照某些俄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说法，这就是一场毫无风险的远东探险，他们会像发现了阿穆尔河河口那样，把满洲地区纳入到俄罗斯帝国的领地内。俄国军队将会复制1900年占领北京的行动，战争将会在一两个月内结束。
因此，俄国民众对于这场战争的关注，还不如他们对国内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更多一些。但是随着战争的拖延及俄国军队的失利，俄国民众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场战争上，不过民众关注的不是中国人打死了我们多少人，而是我们为什么会败给懦弱的中国人？
俄西路军的一整个方面军的被围歼，更是进一步激起了俄国民众的愤怒，俄国的无产阶级开始把这场战争称为不义的战争。欧洲报纸将此次俄军的失败描述为，“…强大帝国的精神力量在破灭，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显示自己的年轻的种族的声望在减退。整个政治制度被宣判，一连串的雄心被打断…难以补救的失败使得旧世界第一次遭到屈辱，打败它的是曾经沉睡过去的巨人，现在巨人正试图清醒过来…”
日本人对旅顺口的突袭，部分的挽救了沙皇军队的威望，这一次它不是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是作为受害者出现在了俄国民众的面前。俄国国内对于远东战争的批评声音开始减弱了，主张对日本进行报复的声音开始提高了。
但是，这种被爱国主义激发出来的情感并不牢靠，只要俄国军队在远东不能取得胜利，那么爱国者的怒火就会先倾泻到那些导致了俄国军队失败的卖国贼的头上。沙皇政府现在已经不是为远东的利益而战，而是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了。
在这样的国内局势下，俄国驻华外交官迫切的希望和中国达成和平协议好专心对付日本，这也是璞科第试图联络李莲英进行和平密谈的原因。要是俄国真的能够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俄国人又怎么会去考虑和中国人谈论和平。
连发动了对华战争的俄国人都没有真正的和中国人撕破脸的意愿，其他各国除了日本之外，自然都不可能为了一个所谓的列强一致原则，真的和中国人爆发实质上的冲突，这对于他们来说并无好处，或者说付出的代价将会远远高出获得的好处。
至于日本，则确实把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当成了某种不可侵犯的法则，认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应该的。此外，日本的外交官还存有这样一种看法，日本成为列强是完全遵照了国际法走出来的，可以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怎么可以绕过国际法去追求自身独立的地位呢？这种先进学生对于后进学生的不满，使得日本人难以同情中国人破坏规则的行为。
萨道义在原则上是维护列强一致的，因为列强一致最大的受益者正是英国，但是他不能以武力对抗中国，因为现在大英帝国的重心在欧洲不在远东，为了把大英帝国的力量收缩回欧洲，伦敦甚至都已经准备和印度人妥协了，这个时候就更加不可能在远东使用武力了。
因此，在公使团的会议上，萨道义同意以列强一致的原则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但拒绝在通牒内加入某些过于刺激中国人的词语，对于俄国驻北京使馆和兵营，他也主张是公使团代管封存，而不是归公使团进行支配。
不过，公使团的外交通牒并没有得到国会的认同，外务部是辛丑条约后建立的，李鸿章去世后主持外务部的就是满人亲贵，但实质上就是按照公使团的指令办事，庆亲王和大学士那桐、瞿鸿禨负责外务部工作。
后党倒台，庆亲王和那桐被革职查办，瞿鸿禨主动辞职离京，于是外务部就被国会接管了。对于公使团的通牒，秦力山的态度明确，文的接收不了就使用武力，袁世凯和徐世昌不敢动用北洋军干这事，秦力山便直接电请蔡锷派出一营兵入京接收俄国公使馆和兵营。
第399章 东交民巷的战斗一
直到武汉军队冲击了使馆区的消息传来，袁世凯才真的相信武汉是真的想要收回俄国使馆和兵营等建筑物，之前他一直认为武汉是在虚张声势，是想要逼迫北洋和各国发生冲突，好坐收渔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