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而1906年的议会选举中，保守党也是遭到了惨败，600多议席只拿到了157个席位，自由党则拿到了377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逆转。1906年的选举也说明了英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之大，过去一直占据社会主流的保守派，现在却成为了少数派。
自由党很清楚，假如他们不能消除国内民众的不满，那么他们也会和保守党一样遭到失败，而当他们也被民众所抛弃后，民众不会回去拥抱保守党，而是会采取一场革命来塑造他们想要的新的英国。和中国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因为现在的英国人不会对征服中国感到自豪，中国也压根威胁不到英伦三岛，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失败，只会进一步激发英国人想要变革的意愿，而不是让他们变得更爱国。
能够重新唤起英国人的爱国精神，让他们忘却了对于现实的不满，那么英国就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威胁到本土的敌人。只有当英国人发觉敌人的军靴能够踏上英伦三岛时，他们才会放下对于政府的不满，听从政府的号召去保卫祖国。
环顾世界，除了德国之外，没有谁比它更适合作为不列颠的敌人了，在其他人都在抵抗大英帝国的压迫时，只有德国还在试图从大英帝国的锅里捞取认为应当属于自己的鸡腿。而英国人对于德国人也确实存在着轻视和不满，一个突然崛起的暴发户居然敢向着大英帝国索要阳光下的土地了，要知道没有英国的帮助，德国人甚至都不能从拿破仑的手心里挣脱出来。
从某个角度来说，法国和俄国成为欧洲的霸权都比德国更能让英国人接受，因为至少法国和俄国都有着辉煌的历史，而德国只有被欺凌的历史，哪怕是所谓的腓特烈大帝，也不过是抵抗住了周边邻国的入侵，而不是真的创造了什么德国的霸权。
英国人看待德国的心态，其实和大清看待甲午之前的日本是差不多的，即惊讶于这个过去的小弟发展的速度，又觉得自己可以轻易的将之镇压下去，因此这位小弟要是对自己不够恭敬，就会觉得应当对其教训一番了。只不过英国确实有这样的力量，而大清只会做梦。
自由党明确了英国的主要目标之后，自然不会再放纵英属印度政府。实际上英属印度政府此时也没有了自己能够解决印度问题的想法，接近2年的折腾，英属印度政府上下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他们不可能自己解决印度问题。
他们不能在中国人的武力威胁下解决印度的民族主义兴起，又不能搁置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去对付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威胁就在印度而不是在中国本土，只要不能把两者分离开来，那么两者就会互相支援，然后不断扩张自己的力量。
英属印度政府立场的软化，给了伦敦直接插手印度事务的机会，而伦敦解决印度事务的出发点是立足于英伦三岛而不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利益的，因此高桥认为英国对中国进行妥协的判断是相当有把握的。
当然，高桥的判断对于日本外务省来说也不是什么惊人之言。事实上早在年初时，日本驻华外交官就认为英国对华妥协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前的中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英国对北京的施压不过是进一步摧毁了民众对清政府的信心，从而进一步让武汉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而一旦清政府垮台，那么英国的在华利益损失更大。
所以，对英国和各国来说，维持清政府比让清政府垮台更合适，一个动辄行使武力的武汉政权成为中国的新政府，对于各国来说就是一个灾难。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过程中，英国军队表现出的那种无能，就是各国也感到惊讶的，因此大家都不认为英国有独立征服中国的能力，特别是这个国家为一个新兴政权所掌握的时期。
只不过，日本内阁真正的听到伦敦准备和中国进行妥协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就开始从心中萌发出来了，要知道他们此前为日英同盟缔结成功欢呼时，在日本人眼中英国还是世界的头号霸主，但是转眼之间这个世界头号霸主就有些名不副实了。
海军再一次确认了海军研讨会结论的正确，大英帝国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时期，从现在开始大英帝国只会每况愈下，不得不从世界各地收缩自己的力量，在新的世界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世界将会变得动荡不安，假如日本不能在这种变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就有可能和旧秩序一起被埋葬。
不过相对于英国对华外交关系的变化，日本当前最为关心的还是，中国人到底什么时候能动起来。在日本加入战争之后，中国人并没有如日本人想象的那样积极的发起对俄反击，而是陷入了一场内部政变。在日本人看来，不，对所有外国人看来，北京这两个月里发生的变化和戊戌政变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戊戌政变是一场时间短促的军事政变，保守派迅速的把维新派的领袖都送上了刑场，从而掌握住了帝国的形势，不过这种做法并没有彻底的消灭维新派，而是让维新派在海外和各地隐藏了下来。
而北京这两个月里并没有发生什么血腥的清洗事件，武汉和北洋在掌握了帝国的大势下对保守派进行了一场温和的清洗，虽然这场清洗看起来温和，但是打击的范围却比戊戌政变要广阔的多，甚至于到现在还看不到清洗的结束时间。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在外部压力下中国的军政领袖对内部开启了维新之路，保守派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对于日本来说，这就是最坏的变化，他们现在无力干涉中国的内部变局，还替中国人承担了俄国的主要军事压力，这简直是有苦难言。
第407章 天意难违
自从国会调动军队进攻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后，公使团终于难以忍受中国当前混乱的政局，开始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要求其承担起稳定国家的责任来。
萨道义公使对袁世凯的代表梁士诒说的还比较委婉，表示英国最关心的是中国的统治能否维持下去，虽然英国更希望一个亲近英国的政治力量执政，但绝不会容忍中国政治混乱给英国的在华利益带来某种危害性。
日本外交官则亲自前去见了袁世凯，向他坦率的说道：“假如总督阁下不能力挽狂澜，那么当武汉把国会变成了自己的个人舞台后，中国将毫无疑问的落入武汉的囊中。
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总督阁下您有再强的能力，也不可能违逆全国已经形成的大势了。这就是贵国古人所说的：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我国政府对武汉并不信任，因为武汉的过往言行多有自相矛盾之处。我国政府认为，相比起武汉诸人，总督阁下大有君子之风，只有您来领导这个国家，才能让日中关系维持良好…”
列强对于自己的支持固然让袁世凯信心大涨，但这种支持并不能扭转当前北洋和武汉之间的力量差距。而当前国内除了北洋和武汉两大势力外，还有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势力，虽然这些势力单独拉出来并不能和北洋或武汉抗衡，可当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北洋必然是扛不住的，武汉连列强都抗住了，自然不会畏惧这些地方势力。
所以，袁世凯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地方势力拉拢到自己麾下来，这样勉强也就能够和武汉较量一番了。只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打算落空了，面对武汉这样一个国内第一的军政势力，各地大小势力并没有如他想的那样，就此投奔到他的麾下来，和他一起报团取暖。
各地的小势力就先不去说他了，剩下几个较大的势力其实就是满人和汉人督抚而已。对于国会发动的对后党的专案打击，满人督抚中分为三类意见：
一种是死活站在太后一方，认为太后和皇上之间乃是满人的家务事，轮不到汉人来出头；一种是支持光绪亲政，认为维新变法势在必行，救国比满汉之别更要紧；还有一种则是居于两者之间，支持光绪亲政，但反对对太后本人进行清算。
汉人督抚中也有三种意见，一种主张国会的一系列专案是以下犯上，有违臣道；一种是支持为戊戌变法翻案，但要求改选国会，因为现在这个国会是朝廷所指定，代表性不够广泛；还有一种则是完全倒向了武汉。
从这些满汉大员对北京回电的答案来看，满人中的顽固派压根不信任汉人，哪怕袁世凯给他们如何抛媚眼也是贴了个冷屁股，满人中的维新派虽然口口声声要消除满汉差别，但却主张以光绪帝亲政为维新政治之核心。是个人都看得出，光绪帝对戊戌政变的主谋和从犯都恨之入骨，袁世凯作为戊戌政变的告密者已经被后党宣布的广为人知，光绪帝亲政能饶过他？袁世凯自己都不敢信。
至于汉人大员们，顽固派显然是没脑子的，在这个时候反对清算后党，满人还有一个民族立场，汉人就连理由都找不出了，只能被武汉和光绪帝同时憎恨上而已。
河南巡抚陈夔龙就成了第一个出头鸟，这位时时把“祖宗成法”挂在嘴边，认为变法就会变成“无父无君”之局面，被光绪帝公开痛斥了一通，问其，“太后身边的一个太监都能不用理由处死自己的妃子了，这是谁家的家法？”
国会顺水推舟的提出了免去陈夔龙职位的提议，很快就被光绪照准。自从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河南就被铁路线一分为二，陈夔龙这个河南巡抚其实只能管的到铁路以东地区，免去了陈夔龙这个河南巡抚后，意味着武汉把剩下的河南地区也掌握在了手中。
陈夔龙接到了北京发来的文书后倒是立刻整理了行李回贵州老家去了，离开开封时他对来送行的朋友叹息的说道：“二百六十三年之天下，从此断送，哀何可言。”
面对这样的局势，袁世凯也只能再退后一步，打算先和武汉联手干掉那些满人和汉人中的顽固派，以避免这些人都被武汉独自吞下去了。有光绪出面背书，武汉吞下这些顽固派的地方实在是太轻松了，假如没有光绪的署名，陈夔龙肯定不会走的这么痛快。
安徽巡抚诚勋是第二个被免职的地方大员，虽然名义上是“赈灾不力”，不过真正的原因是诚勋反对追查戊戌政变一案，因为翻旧案对满人没啥好处，不过是涨了汉人的气势。
诚勋在满人中虽然算得上不错的人才，但放在汉人地方大员中也就是一个普通官僚而已，能够做到现在的位置全赖自己满人的身份，所以他自然是主张保全满人整体的利益的。
不过安徽这个地方是淮系起家的地方，原本就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插手，诚勋在安徽的地位本就不牢固，加上今年五六月大雨，安徽淮河两岸地区几乎绝收，民众对于官府的怨气也不小，因此诚勋的被免职也就显得波澜不惊了，
至于安徽这个地方，虽然没有被武汉纳入治下，合肥、巢湖以东被两江总督魏光焘给拿了过去，虽然湘系已经大不如前，但也不能坐视武汉把势力直接延伸到南京眼皮底下来，所以安徽就被两家分了。
而江西巡抚胡廷干则完全倒向了武汉，不过这也不能怪胡巡抚，因为今年2月爆发的南昌教案，从朝廷到两江总督都不愿意为其出头，反而打算让胡巡抚顶这个锅，于是胡巡抚干脆向武汉投诚，于是洋人和朝廷都没法找他算账了，现在自然是无条件支持武汉的。
只是这样一来，武汉已经不是坐拥两省辐射周边各省，而是几乎已经把中原地区给占了，拥有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和大半个四川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说的难听一些，其实已经占了天下之半。仔细算起来，山西、察哈尔、贵州、西藏、山南几个地方，其实也快要落在武汉囊中了。
相比之下，北洋只是坐拥直隶、山东两省，再怎么联合也没法壮大自己的力量的，因此袁世凯只能派阮忠枢去北京和秦力山谈，至少要就国内的局势谈个结果出来，然后要求对方兑现成立国务会议一事，这事再拖下去，估计就要真的黄了。
阮忠枢是九月下旬和秦力山进行交涉的，两周后他才拿出了一个初步的结果返回了天津，向袁世凯进行汇报。看到这个结果的第一眼，袁世凯是不大舒服的，他看着地图说道：“他们是不是也太过分了？他们要四川、山西、察哈尔，然后就给我一个关外？这关外还在俄国人手中，就算把俄国人赶走了，还要对付日本人。这日本人就和饿狼似的，是那么好赶的吗？”
一旁的阮忠枢赶紧解释道：“秦议员说了，只要我们把升允赶下台，陕甘总督的位置就归我们北洋，这样一看，我们也不算太吃亏。”
袁世凯瞧了他一眼，觉得这位脑子是不是被门板夹过了，他沉默了好一会才反问道：“我就先不提，我们出头把升允赶下台，那些满人王公怎么看我的问题。我就问你，武汉把河南、山西、察哈尔都占了，我们怎么去陕甘？这不就成了东西两块互不相干的地方了吗？”
阮忠枢露出为难的表情说道：“可我也不敢把察哈尔拿过来啊，要是把察哈尔拿过来了，岂不是我们给他们挡枪了？我也是反复考虑了半天，才觉得不能不给他们这三处地方，否则让武汉把力量收回去，南方就没我们北洋什么事了。”
袁世凯看着地图陷入了沉思，确实，对于武汉来说，察哈尔和山西两块地方现在其实没啥意义，相比之下江苏、浙江对现在的武汉更有意义，不仅给了武汉一个出海口，且这两地还是国内最富裕的地方。今次江淮大水，安徽只有武汉在救，江苏则全国都在救，因为江苏的人口太稠密了，谁也不敢让这里烂起来，那么大清就真的完蛋了。
想了半天，袁世凯也没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案，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北洋的力量还是太小了，在大清的格局之内，北洋现在甚至都没有达到淮系的鼎盛时期，虽强但不能以一隅敌全国，而武汉则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武汉可以不顾及其他势力的想法，只要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前进就好，可北洋就只能顺势而为，否则非翻船不可。既然不能和武汉掀桌子，那么他也只能忍耐下去了。
应该来说，武汉虽然在这份协议上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可并没有冲昏头脑把所有人都逼上绝路。除了给北洋留下了西北和东北之外，对于新疆和外蒙等地的满蒙势力，武汉还是承认了他们现在的地位，当然在内地的满城和满人督抚，武汉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武汉对内地的满城态度是拆除城墙，实现满汉平等，并将内地各满洲将军一并召回京城，然后撤销满洲八旗编制，代以正规军驻扎地方。对于满人督抚，则清理所有顽固派，对开明派的职位暂时保留，但是首崇满洲的规矩肯定是不存在了。
袁世凯看完协议后，也只能摇着头说道：“他们这是文火煎药，满人是反亦亡，不反也得亡啊。”
阮忠枢立刻回道：“满人倒台已经无可挽回，这样我们倒是不用担心皇上对北洋的嫉恨了。”
袁世凯沉默半天后说道：“我是想做大清的忠臣的，只是天意难违啊…”
第408章 新政一
10月10日，袁世凯以向国会叙职的方式进入北京，10月13日秦力山为首的皇室事务委员会抛出了国务会议组建及国会改组办法。
办法中规定，国务会议由15个行政部门的长官和8位总督、14位巡抚、两位办事大臣和5位边区将军组成，另国会将组建对应的委员会，单独审核各行政部门的预算案，此外单独设立国会主席一职领导国务会议。
按照这一办法，原先回銮新政已经对传统的六部结构进行过一次变更，因此这一次国会提出的对中央各部的再改革，倒也没有引发多少轰动，只是从此前的十个部门增加到十五个部门，不免让一些舆论担忧会出现北宋官员泛滥的局面，从而对财政造成压力。
不过这一改组办法的公布却得到了许多汉人官员的支持，特别是北洋一系官员的支持，因为这次的体制改组消除了大批满人官员的职位，并把内地的满人将军排除在了国会会议之外，这意味着汉人的权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当然，在汉人对公布的体制改革方案欢庆鼓舞时，满人是极为不满的。仰赖当前便利的电报系统，新疆将军、甘肃新疆巡抚、陕甘总督、四川总督及内地各满洲将军都发来了反对国会提出的改组办法的电报，陕西巡抚、山西巡抚、云贵总督则发电认为应当给与满人和蒙人说话的机会，以避免国内发生分裂。
此外，湘系内部发生了分裂，两江总督魏光焘选择了中立，浙江巡抚聂缉椝则选择了支持。浙闽总督此时是淮系骨干周馥，他虽然对武汉警惕万分，但也认为改革比革命强。
虽然从声音上来说，满人的声音并不算小，但是从实力对比来看，则满人的力量就难以和达成一致的武汉和北洋相比了，不仅仅在于武汉和北洋占据了中国经济和工业基础最好的一些地区，就手中新式军队的力量而言，也不是其他人能够对抗的。
满人地方督抚中实力最强的是陕甘总督升允，手中掌握着是董福祥所建之甘军，但董福祥本人是支持光绪亲政的，虽然董福祥已经退隐，但升允也很难在董福祥反对的情况下指挥这支军队对抗朝廷。
至于其他满人督抚和满洲将军，他们的手下要么都是汉人，要么就是已经完全腐化的八旗，不要说对抗武汉和北洋的新军，就连本地体制内的力量都对付不了。
看清了满人的虚实后，袁世凯毫不客气的向光绪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是召回内地各满洲将军商讨整顿旗务一案；第二是召回陕甘总督升允主持八旗体制改革，以杨士骧代理陕甘总督；第三是调山西巡抚张人骏回京负责户部事务，以徐锡麟为山西巡抚。
光绪虽然对袁世凯颇有成见，他甚至都不愿意任命其为国务会议的主席，但是在秦力山的劝说下，他还是点头同意了袁世凯提出的三项建议。
于此同时，武汉也向北京提出了议案，设立西南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给与更多的权力以应对两地复杂的内政外交局面。
西南行政委员会，将西藏、山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区纳入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划，给与有限的外交和军事防御权力，使之具有总督以上，中央政府以下的职权。东北行政委员会，将满洲、内外蒙古及热河等地统合在一起，并有将满洲分为三省的初步想法。
这两个行政委员会的设立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对于边疆地区的控制，西南以湖南、湖北、四川为核心对西藏、山南、云南加强控制，东北则是以直隶、南满为核心控制北满和内外蒙古。武汉和北洋各居其中之一。
这一提案虽然有少数人反对，但却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成，因为这两个行政委员会的成立都保证了边疆区域的安全，只不过是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自然是乐于看到的。特别是山南地区刚刚并入中国直辖，一旦中印冲突平息，和平时期反而让中国难以管束到这一地区，很难确保该地区继续留在国境内，而山南现在就是西藏之屏障，没有了山南，西藏也就不安全了。
而国会也就西藏事务做出了检讨，认为应当让张荫棠接任驻藏大臣，并要求噶厦政府、西藏工农兵委员会及山南工农兵委员会、山南专员接受西南行政委员会的指令，西藏、山南组建独立军分区，撤销了藏军和山南地方武装的编制。
升允接到电报后虽然有心拒绝，武汉、北洋、南京都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汉人都能拥兵自重，凭什么满人不能割据地方？只是，兰州地方压根就没人挽留他，马福祥直言不讳的对他的门客说道：“甘肃这个地方这么穷，能够保境安民就已经不错了，拿什么去对抗朝廷？更何况，这是皇上的旨意，总督大人以何名义对抗圣旨呢？”
升允不得已，只能收拾行装前往北京，不过他抵达西安时却又不想走了，于是停驻西安满城向北京发电，表示自己身体有恙，希望能够留在西安养病。
袁世凯此时刚刚就任国务会议主席，并不想过于得罪这些满人亲贵，毕竟北洋也属于体制内的力量，既然已经把升允搞下台了，自然就不能继续追杀下去了，否则岂不是破坏了官场的规矩。
但是秦力山却不同意，他认为升允停留在西安满城内颇有观望局势的投机想法，且西安将军松溎也迟迟不肯入京，让他们留在地方上，无疑是给了满人一个割据地方的希望，对国务会议的权威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在通报了光绪之后，国会派人前往西安探望升允病情，并调查西安满城的情况。面对国会的不依不饶，升允觉得不妙，说感觉自己病情好转又可以上京了，不过国会立刻以升允涉嫌同荣禄勾结为由，提请光绪将其革职并令松溎押解其入京受审。
升允的下场极大的震撼了各地的满人官吏，这让他们意识到，大清的权威固然是伊于胡底了，但是有着汉人武力支撑起来的国务会议，对于各地依然是有着足够的震慑力的。只要武汉和北洋达成一致，那么国务会议的决定就必然能够落实下去，而地方上压根就不会为了满人和国务会议对抗。
事实上又何止是满人，就算是汉人的地方势力，也一样难以抗衡这两个国内最大实力派的联合。湘系就是地方势力中最为尴尬的一个存在，作为太平天国后第一个崛起的汉人军政集团，在满清数十年如一日的拆分和打压下，湘系其实已经很难再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军政集团，只能说是一群有渊源的汉人官僚的联合体。
这一联合体在大清的体制内固然还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已经不能像刚刚平灭了太平天国时对地方上一手遮天了。所以刘坤一死后，朝廷一度想要收回湘系所霸占的两江总督的位置，也差点就成功了，如果铁良不去招惹湖北人的话。
虽然之后因为湖北爆发了兵变，使得魏光焘又坐稳了两江总督的位置，但湘系缺乏一支能够保卫自己权力的武力，哪怕魏光焘重建了一支部队，但是旧的湘军模式已经不能适合这个新的时代了，且湘军也失去了自己成立时的理念。
湘军和淮军成立时，国内地主阶级还是主张华夏高于蛮夷的，因此捍卫名教就是这些地主武装的建军理念，这些武装的核心人物是儒生而不是什么武夫。但是在庚子国难之后，国内的开明知识分子已经占据了社会主流，认为不向西方学习将会导致中国亡国灭种了，1906年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已经接近2万人，几乎是4年前的10倍。
此时，新军的灵魂已经变成了这些试图救亡图存的新知识青年，而旧军中几乎看不到什么知识分子，魏光焘虽然大办教育，但是他遇到了和张之洞一样的问题，教育出来的年青人并没有成为湘军的骨干，而是成为了革新派的支持者。
魏光焘对国会提出的改组方案选择中立，是因为他不想被武汉牵着鼻子走，他可不是直隶总督，对国务会议施加不了多少影响力。说难听一点，大清失去权威，两江总督在地方上和土皇帝有什么区别？但是加入了国务会议之后，他就只有一票而已，他要是不理会国会会议的决议，反而给了武汉和北洋干涉两江政务的借口，因此自然是维持现状最好。
但是，他的立场不仅没能获得两江舆论界的支持，甚至连湘系内部都有人不满他的决定。比如曾国藩的小女婿浙江巡抚聂缉椝就认为，当下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不改革肯定是不行的。不改革的话，不是洋人要打他们，英国人和俄国人不是已经在打了么，就是内部也要爆发革命了。
所以，支持国会对体制进行改组，至少还有一线生机，魏光焘为了自己的权位选择中立，这显然就有些自私了。江苏的士绅之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位两江总督，和魏光焘只提拔湖南人是分不开的，相比之下他们更欣赏国会的改组方案，只是认为国会应当给出更多的位置给与江苏人而已。
和江浙立宪派持有同样焦虑心情的还有革命党，以孙文为首的同盟会一方面在报纸上批评武汉和满清进行妥协，有违革命理想；一方面则积极的准备着两广地区的武装起义，试图掌握一块真正属于革命党人的地盘。
第409章 新政二
10月份汉口的气候就很不错了，阳光不是那么的猛烈，却又没有三四月份那么的湿润，行走于林荫道下，确实有一种阳光明媚的开朗心情。
从印度返回武汉不过才二三个月，但是安重根回忆起自己在西藏、印度的经历，却又似乎非常遥远，但他的记忆中又异常的清晰。之所以会让他有这样的错觉，是他在武汉的感受，就好像看到了一二十年后的印度解放区，他觉得印度解放区未来也必定会变成武汉现在的景象。
之所以他会觉得印度解放区的未来是武汉的模样，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了充满自信和时刻洋溢着笑容的民众，就如同那些印度乡村获得了自己土地的农民表现出的开怀神情，两者的笑容并没有什么不同。两地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印度乡村，一个是城市之中。
所以安重根觉得，只要印度解放区能够建立起相同的城市，那么那时城市中的印度民众和现在武汉街头的民众就不会有什么区别。他更希望未来的朝鲜半岛上，也能看到充满自信和微笑的幸福的国民们。
此时的安重根觉得，林枫把劳工阶级控制的地方称之为解放区是有理由的。至少在他们第一次抵达武汉的时候，这座城市和其他中国城市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和朝鲜的城市没什么区别。
哪怕汉口的建设比汉城强，但是两座城市里的平民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麻木、胆怯和衣不蔽体，被上等人喝来呼去，受到欺凌时只会露出讨好的笑容求饶，完全不知自己才是被侮辱和被欺负的那个人。
比较起来，安重根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城市中的平民看起来似乎更有自信一些，哪怕穿着破旧的衣服也表现的不卑不亢，完全没有那种自甘下贱的意识。过去，他认为这就是日本开化的功劳，没有开化的朝鲜平民在两班和洋人面前的奴颜屈膝，就是朝鲜落后制度所造成的国民性。
而朝鲜的落后制度正是来自于中国，这也是安重根一家追随开化党的精神根源。开化党首先继承了朝鲜的传统理念，满清入关是以夷变夏，汉人向满人的屈服，使得高贵的华夏文明被夷狄给污染了，因此中国自然也就失去了领导华夏文明圈的资格。
其次，开化党又吸收了日本维新思想，认为东方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西方文明才是先进的。凡是不肯学习西方文化的东方民族，最后都会成为西方文明的殖民地。为了保全朝鲜民族，朝鲜必须从满清的藩属国独立出来，然后向西方学习重建朝鲜的先进文化。
这也是安重根对日本在朝鲜半岛上驻军并不反感的原因，因为日军是在保护朝鲜。而他从前还认为，只要把俄国人赶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也就用不着日本的保护了，到时日本自然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在朝鲜驻军了。
海军陆战学校的学习生涯给了安重根当头一棒，他意识到自己对于日本对朝政策的想象，不过是一厢情愿，林枫以无懈可击的推理证明了，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吞并朝鲜半岛，除非日本放弃大陆政策，否则日本就不可能放任朝鲜独立。
跟着林枫远征西藏的行动，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还有另外一条让民族获得自我解放的道路。两年后再一次回到武汉，看到汉口的街道上没有了随处可见的乞丐儿童，没有了禁止中国人进入江边大道的围墙和洋人巡捕，没有了横倒在街头的鸦片鬼和不怀好意的黑帮分子，虽然这座城市依然有着其他缺陷，但无疑这是他所见过的，一座更适合于平民生活的城市。
哪怕今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充满了灾难的一年，北方的旱情和南方的水灾，都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新的灾难。不提三四月间的湖南大水，光是五六月间淮河一线的连续大雨，使得江苏、安徽一带4000余里尽为灾区，大公报说有上千万灾民今年衣食没有着落。
虽然上千万灾民只是一个泛指，但数百万灾民显然是有的。苏北、安徽灾民都涌往了江南，终点就是上海，安徽部分灾民则奔向了武汉，实际上受灾区域还有江西，但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却很好的处理了这些灾民的问题。
江西萍乡附近的灾民几乎没有离乡，湖南灾区在水退去后就开始了生产自救，安徽这边灾区也是如此，大水退去之后，武汉这边就安排灾民返乡重建家园，因此到了九、十月份时，武汉周边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初步估计，武汉今年救助的灾民数量至少在三百万左右，差不多占了长江中下游受灾民众数量的4成，死亡人数很少，灾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瘟疫，大部分受灾地区都恢复了生产，从而稳定了地方上的社会秩序。不少无家可归的灾民，也被有序的安置到了各个新兴的工业建设基地，并没有形成无人管理的流民群体。
而此时从高邮到上海的一路上，则到处都是自己寻找活路的流民，幸运的人走到上海之后还能有条活路，作为一座新兴的港口城市，上海极需要这些廉价的劳动力，而粮食对于建立了全球殖民体系的列强来说并不缺乏，但是这样幸运的人，十个里面大约还没有一个。体力不行的，身体不够健康的，半路上就被自然淘汰了。
从对待灾民的方式就能看的出来，谁才是劳动者真正的指望。当然，武汉能够动员起这样大的物质力量去救助灾民，是建立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在工农业上投入创造出的物质基础上的。
在今年这样大的灾害面前，江汉平原和南阳地区却遇到了少见的丰收之年，而武汉地区的工业生产也并没有被灾害所打断，反而迎来了一波高速发展期。
比如汉阳钢铁厂的一期改造完成，生铁产量上升为5万吨一月，粗钢产量为2.5万吨一月，钢材1.5万吨一月。武汉化工厂的硫酸产量达到了每月3000吨，硝酸每月500吨，化肥产量每月5000吨。拖拉机月产120台，汽车月产20台。
这种生产力表现在城市建设上，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幸福平和的世界，战争和灾害距离武汉非常的遥远。安重根以为，假如不是遇到了今年这样特别的年份，实际上武汉可以把力量用在更多的解放人民的事业上，而不必再和国内的其他势力做出什么妥协了。
虽然在林荫道上的漫步很惬意，不过再长的路也会走到尽头，安重根终于收回了自己的思绪，因为他的目的地已经到了-工农兵委员会驻地。
在出示了自己的通行证并做了登记后，安重根很快就穿过了岗哨来到了田均一的办公小楼处，在这里他又做了一次登记，然后被安排到了候客室，这里就在田均一办公室的隔壁，他甚至都能从窗户处听到田均一和人讨论关于治理淮河的问题。
来访者认为，淮河流域不是涝就是旱，不如趁着这一次水灾，把那些积水的洼地变成一个大水库，从而建立起一个依托水库进行调解灌溉的农业区，这样既可以为淮河下游减轻汛期排水的负担，也能彻底改变安徽中部地区缺水的情况。
田均一对这个计划也很感兴趣，不过他要求来访者做进一步的勘探规划，他对来访者这样说道：“淮河肯定是进行治理的，虽然淮河下游地区现在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但迟早我们会解放淮河下游人民的。所以，在考虑淮河上游的水利建设时，不能只考虑上游的利益，要对淮河流域做出统筹规划…”
当这名来访者告辞离开后，一名秘书就过来邀请安重根前往隔壁。田均一和安重根会面后，先是询问了他最近的生活，接着便对他说道：“今天请您过来，就是想要告诉您，您回国的契机已经出现了。
日本陆军从清津登陆，然后顺着铁路线夺取了双城子，切断了伯力、哈尔滨通往海参崴的铁路通道。不过从目前的战局来看，日本在没有拿下海参崴之前，应当不会放心向哈尔滨展开突击，一方面是担心海参崴俄军对自己背后的突袭，另一方面则是后勤支持不住。
过去两个星期内，海参崴俄军分舰队在朝鲜海峡的活跃，使得日本损失了两艘数千吨级别的运输舰。因此，如果不能把海参崴拿下，俄军以海参崴港为出发基地对日军的运输线路进行破交战，那么日本在咸镜道、滨海边疆区一线的军队后勤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日军在攻下海参崴之前，还需要其他力量帮助其牵制满洲地区的俄军，使俄军不能在哈尔滨地区形成一个重兵防御区。日方向我们的请求，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从山海关和朝阳一线对锦州附近的俄军发起反击，从而使俄军不能抽调兵力北上。
不过从目前我国的政局来看，短时间内我们是组织不起这样的大规模反击的，现在能够拖住当面的俄军不快速后撤就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日方的请求无动于衷，所以我们给日本方面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允许我们派出一队人员从清津登陆，然后进入吉林地区，联合当地的民团武力对长春一带的铁路进行破坏作战，从而让奉天和哈尔滨俄军难以互相支援…”
安重根听了半天就明白了田均一的意思，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将会派遣一支小部队前往吉林，然后在吉林组建一支军队对长春地区的俄军进行威胁。他正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把朝鲜的民族武力从汉城带到吉林境内，从而摆脱日军的控制。
他欣然的接受了田均一的请求，并保证道：“这正是林枫同志希望我回来的目的，我们将和中国人民一起对抗俄国侵略者，并在日后获得朝鲜民族的自由。”
田均一也展颜一笑说道：“当然，我们是支持朝鲜民族为自由进行的斗争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对朝鲜人民承诺什么，但我们愿意为朝鲜人民培养一批民族独立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