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第410章 新政三
田均一对于安重根的承诺并不是一句空话，1906年8月武汉陆军军官学校被改组为红军军政大学和红军海军学校，把对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教育进一步正规化了。
武汉陆军军官学校是张之洞于1895年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这个学堂大约教育了200余军事官员，1902年武备学堂和防营将弁学堂合并改办为武高等学堂，一年招收160名学员，到1905年改为武汉陆军军官学校时，大约招收了不到500人。
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分春季和秋季两个入学期，第一期招收的学员就有560人，今年六月第四期学员人数更是高达3500人，可以说前两期学员的毕业人数已经超过了过去历年培养军官人数的一倍以上，至于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学员人数更是满清大员们难以想象的数字。
当然，此前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基层军官数量的不足。在德国军官和士兵的比例是1比30，但是在大清的新军中比例在1比100到150左右，还有许多军官是滥竽充数的。对于军队规模不断扩大的红军来说，基层军官至少需要5000人，前面四期的毕业学员加起来差不多可以满足了。
于是对于军队指挥和军队政治工作的正规化要求就上升了，简单的说就是，当干部数量缺口不大时，对于干部的素质要求就提升了。红军军政大学正是因此要求而进行的改组，军事委员会希望军政大学能够培养中高级的指挥人才，而不仅仅只是培训一些基层军官。
相比起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目标，现在的朝鲜却连一个培育基层军事人员的学校都没有，因此安重根得到了这个承诺自然是大喜的。
在印度时，林枫也非常的注重对干部的培训教育工作，可以说今年他的工作有大半是放在了教育事业上，安重根当然明白培育民族独立运动干部的重要性。套用他从林枫那里听来的一句话，“路线确定的情况下，干部的数量和素质决定了一切。”
安重根兴高采烈的向田均一告辞离开了，不过对于田均一来说，北方战争的问题在他的工作中并没有占到主要位置，他现在的工作重心还是在赈灾和建设上，其次才是保障军队的后勤供应。
当安重根带着队伍从大智门火车站坐上火车前往北京时，田均一正在和德国驻汉口领事保尔·罗尔巴赫博士签署价值1.5亿马克的桐油、钨沙贷款合同。
站在领事身边看着双方签字的克虏伯露出了微笑，这一贷款合同是在他极力的要求下获得了柏林的支持的。进入合金钢时代以来，德国的合金钢研究就陷入了瓶颈，不是说德国缺乏研究合金钢的技术力量，而是德国缺乏有色金属产地。
事实上到了1903年时，德国人就已经意识到镍钢的性能已经差不多被发掘完毕，想要获得性能更加突出的钢材，需要试验更多的有色金属，其中钨钢在军事上的用途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全球钨产量的九成在美国，德国缺乏研究钨钢的动力，要是发现了钨的价值，美国人肯定会提高钨的价格，甚至有可能对德国采取配额销售。
理论上德国和美国都被英国所压制，但两个国家都没有打破英国全球体系的那种勇气，于是双方就把对方视为了对手。美国反感德国把南美当成了德国的未来市场，而德国则忌惮美国丰富的物产所支持的大工业对德国制造业形成了低价竞争。
虽然德国人常常吐槽美国货都是一些廉价的伪劣产品，最让德国人看不起的是美国人常常伪造德国品牌，但是德国人自己也很清楚，30年前英国人也是这么看待德国货的。所以，只要给美国人以时间，美国的技术就会慢慢赶上来，那么美国所拥有的丰富物产将会使得美国货在性价比上压倒德国货。
因此，在工业制造上，德国工业界最为忌惮的其实是美国人，他们自然不希望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被自己的竞争对手给控制。
1902年对中国中部物产的大调查中，江西南部山区发现了大储量的钨矿石，让德国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些钨矿石直接裸露在了地面，纯度还非常的高，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极丰富的钨矿区。
有了这样一个储量丰富的钨矿产地，克虏伯终于把精力集中在了钨钢的开发上。在1905年底，克虏伯在钨钢的研究上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含钨百分之一的钢材用于机枪枪管的制造后，机枪的使用寿命就提升了2.5倍，在中俄战争中这些钨钢制作的枪管都表现出色，极大的降低了更换枪管的频率。
不过对于克虏伯来说，钨钢作为高速钢和制作大炮的炮钢，性能就更为杰出了。钨钢切削速度等于碳素钢的数百倍，而钨钢制作的重炮更是完美的达到了陆军的需要。不仅仅是克虏伯，德国的工业界也需要把中国的钨矿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就有了这份为期10年的桐油、钨沙贷款合同。
德国军方注意到了克虏伯公司的报告后认为，假如能够在3到5年内把军中的大炮都换成合金钢材质的大炮，那么在战争中德国的大炮将占据绝对的优势。
对于武汉来说，这份合同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德国人给与的钨钢制造技术，而是未来十年里德国至少不会成为武汉的敌人，这对于武汉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只要德国不站到武汉的对立面去，那么就意味着欧洲存在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欧洲列强也就没法集中力量入侵中国，中国也就有了一个发展的时间。他相信，时间现在是站在中国这边的。
当合同签署完毕之后，克虏伯就向田均一恭贺道：“德国和中国的友谊将会因为这份合同获得进一步的加深，我相信德中双方都会因此受益。不过贵国真的打算把未来的船舶动力都转向内燃机吗？我还是觉得内燃机的技术不够成熟，实际上我国在蒸汽机的制造技艺上更为出色。”
田均一能够明白克虏伯犹豫不决的心情，毕竟接下来双方的合作项目就是收购德国政府手中的青岛造船厂，目标是使青岛造船厂成为远东的造船中心。他于是微笑着说道：“是的，中国是一个煤矿比较富裕的国家，虽然不及德国那么的储量丰富，但在东亚大陆也算是储量第一了，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蒸汽机自然是比较稳妥的。
可是就目前的东亚船运格局来说，竞争太过激烈，发展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舶，并不能让我们脱颖而出。日本和英国在东亚的航运规模，甚至把其他国家都给挤出了这一市场，我们跟在他们身后是难以和他们进行竞争的。
反倒是在石油为动力的内燃机上，现在各国的水平都比较低下，这意味着内燃机技术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如果能够先行一步，反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和各国相比，我国在蒸汽机和航运船队上都没有什么积累，因此对我们来说现在也就没什么负担，与其跟在其他人身后被挤压，倒不如干脆另外开一条赛道。假如以石油为动力的船舶能够获得成功，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把东亚排名第一、第二的商船队给淘汰了，我们要争取的是未来，不是现在。”
克虏伯沉默良久，他不得不承认对方的看法是正确的，德国工业界之所以抵触内燃机，就是因为他们在蒸汽机上的技术研究投入太大，而德国又是一个煤矿资源丰富但缺乏石油的国家，因此德国工业界很难下定决心把能源工业转向石油工业。
现在积极的发展石油工业的国家其实只有美国，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漂浮在石油上的国家，当然，欧洲并不是没有意识到石油能源的潜力，英国和法国拼命强占美国以外的石油产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德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英法美俄控制着世界上的主要石油产地。
相比之下中国人倒是相当的具有勇气，同样是一个缺乏石油的国家，但是中国人却愿意在石油产业上下注。克虏伯并不反对中国人的冒险精神，这也相当于是在给他们探索前路了，中国人的失败或成功都会成为德国的经验。
他终于下定决心对田均一说道：“青岛造船厂确实可以走一走其他的道路，现在上海的几家造船厂竞争的太过激烈了，但是他们的竞争都局限于蒸汽机为动力的船舶，我们即便加入进去也没多少好处，以内燃机为动力的船舶，东亚几乎没有几家能制造的…柏林那边已经基本通过了我们的提议，我想，好消息很快就会传来的。”
田均一向他微微颔首说道：“我们期待再次和克虏伯合作。不过，克虏伯先生真的不打算在汽车工业中插上一脚吗？”
克虏伯迟疑了好一会才说道：“克虏伯在远东的摊子已经铺的太大了，也应当让一些产业给其他人参与。不过，汽车产业真的需要那么大规模吗？我觉得汽车在运输上是没法取得铁路的，汽车只能在那些不适合修建铁路的地方或者是城内内部运行而已。”
田均一微微一笑后说道：“有人告诉我，汽车确实没法取代铁路，但是汽车的灵活性是铁路没法相比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复杂的国家而言，汽车必然是要被大量需要的…”
第411章 新政四
61岁的张人骏身体还是很硬朗的，四子张允恺试图搀扶他出门时，被他随手就甩开了，口中还不满的说道：“我又没有老病，何须搀扶。”
张允恺只能跟在了父亲身后走出了后院，很快他就看到前院一群人等着为他们父子送行。能够离开山西这个是非之地，对他来说是求之不得，但是对于山西一些人来说，则是觉得这天要塌下来了。
渠本翘、刘笃敬，乔殿森，贾建英等晋商和士绅代表，今天既是来为张人骏送行，也是想要从这位京堂大人口中了解一下，这大清究竟还有没有指望了。
面对这些人的询问，张人骏也只能回道：“做人最重要的是守住本心，大清的未来会如何，这和我们的本心又有什么相干？难道说大清不行了，各位就打算改换门户了吗？我对各位只有一句话：守得云开见月明…”
站在父亲身后的张允恺顿时撇了撇嘴，他觉得父亲这话说的和没说一样。眼下的时局要怎么守？之前还高高在上的太后老佛爷，现在成了宫内一个被软禁起来的孤老婆子，李莲英、崔玉贵这样的大太监，说砍了也就砍了，“细大不捐，门庭如市”的“庆记公司”，说倒了也就倒了，连握有兵权的陕甘总督升允，说撤职就撤职了。
你想守得云开，可架不住别人要清算你啊。这些山西缙绅此前对他父亲也是表面客气，毕竟他们可是朝廷的大债主，太后路过山西时全赖他们供应局面，可以说他们其实并不害怕山西巡抚，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声音传给太后耳中。
但是，自从俄国人对中国开战后一切就乱套了。这些缙绅虽然支持朝廷，但并不支持朝廷和俄国人打仗，因为战火一开，草原上的商路就断掉了，这可是关系着大家的生计问题。
不过比战争更为可怕的还是太后的倒台，这对于山西缙绅们来说简直是祸不单行。他父亲担任这个巡抚的时候，至少还能帮助他们分担一些来自北京的压力，现在北京把他父亲调走，让那个徐锡麟来担任山西巡抚，这就更让人心惊胆颤了。
说起来这个徐锡麟也算是望族之后，可是这样一个官宦子弟却跟着一帮反贼混在了一起，据说他父亲气的公开登报和他脱离了父子关系。当然，以张允恺的看法，这不过是徐家自保的一种方式罢了，若是搁在戊戌变法那会，徐家可没那么容易撇清自己的关系。
而徐锡麟即便在武汉那帮反贼之中，也是比较招人记恨的，因为这位对湖北、河南士绅下手时可一点都没手下留情，哪怕他们自己人求情也没能网开一面。今年南方水灾，湖南和安徽不少囤积居奇的奸商地主更是被他亲自点名处决了，引发了地方上极大的争议，于是才被推到了山西来。
徐锡麟抵达山西时曾经来拜访过自己的父亲，张允恺也在边上作陪，第一眼看到对方时他还有些不敢相信，引发了这么多争议的人居然是一个文弱书生，这一刻他倒是有些理解为什么湖南人要叫曾国藩为“曾剃头”了，这文弱书生要是狠起来，可比那些纯粹的武夫狠毒多了。
其实和徐锡麟交谈之后，他并不觉得这人有多坏，就连他父亲也说，“这是个有才能的人，就是性子有些偏激了。”
他父亲觉得徐锡麟偏激的地方就在于，对方认为救灾不应当让大户拿出点碎银子来糊弄老百姓，而是应当重新确认土地的主人，再重新进行分配。
只是这样的事父亲是怎么也不会同意的，虽然父亲也认为，想要天下太平，只要让耕者有其田就够了，但这种事想想也就算了，因为这简直是和天下的地主为敌，不要说别人了，就连自家这一关都过不去，难道自家的土地也得分出去吗？
今天围在父亲身边的缙绅和商人们，就是坚决反对丈量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群体，假如不是徐锡麟背后有武汉的军队撑腰，假如不是武汉的军队打赢了俄国人，恐怕徐锡麟是很难在山西这里活蹦乱跳的。
而这些人之所以围着父亲，自然也不是因为父亲代表着朝廷的名义，而是因为父亲和袁世凯有旧，他们希望能够获得北洋的庇护，不过他们显然并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虽然和袁总督交好，但却并不待见对方投机取巧的行为，这些人算是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了。
双方想法不一致，自然没法深入的交谈下去，于是这场欢送还是草草结束了。当张人骏走出大门不由一愣，因为等在大门外的不是一辆大车而是一辆四个轮子的汽车。
张允恺立刻在父亲耳边小声说道：“我知父亲也不希望地方上迎来送往，所以拜托别人借了一部汽车，这样今晚就能赶到阳泉，明天就能抵达京城了，行李什么的可以让人慢慢的送去京城。”
张人骏也不说话，只是微微颔首后就走上了汽车，张允恺转身对着送行的诸人行了一礼以做告别，便也上了汽车。很快汽车就发动了起来，向右转入了南门大街，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站在抚衙门口的诸人一时默然无语，却并无人就此离去，大家不由把目光都集中到了渠本翘身上，这位晋商中的翘楚，却看着汽车远去的方向轻叹一声说道：“朝廷看来也不能指望了，还是得和湖北人打交道啊，大家还是做好准备吧。”
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渠本翘没有说，不过诸人的脸色都阴沉了下来，不过也没有人不识趣的要去和湖北人讲讲道理，之前几个月大同一带想要和湖北人讲道理的人都变成卖国贼了。
虽然晋商自诩自己敬重邻里，讲求信义，但这种话也就骗骗外人而已，只要瞧瞧晋商修起的大院就知道，他们在当地其实和土皇帝差不多。晋商发家后在所居乡里都会大肆购买土地，然后把那些和自己不对付的人赶出自己的土地，从而形成了周边听命于自己的佃户村落。
这些佃户村落不仅为大院提供粮食和护卫大院的人手，也为这些晋商在家中和商号中输送了劳动力，不要以为替这些晋商卖命是什么舒服的差事，只要瞧一瞧他们和伙计签署的合同，一年到头就没几天休假，一直干到五六十岁才能回家，很多人因此只能孤老终身，因为他们常年待在草原给商号放牧，压根没有娶亲的时间和钱财，想要获得商号的身股，几乎没什么可能性。
因此，当湖北人进入山西后掀起土地革命的浪潮时，那些佃户和伙计们就不怎么愿意和东家共进退了。在今年这样一个灾害之年，有多少人愿意饿死家人来获得老爷一句忠义的奖赏呢？
甚至晋商们所掀起的保矿运动也没能得到多少山西人的支持，就如湖北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从英国人手中拿回矿权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个矿权拿回来之后归谁呢？假如是归地主所有，那么山西民众有什么可声援的？
我们要求山西的矿权和土地都归属于山西人民，而不是归属于少数人，这个少数人指英国人，也同样指朝廷或山西的地主阶级。大家豁出命来抗争，结果利益却归了一小撮人，这不是极为可笑的事情吗？”
湖北人对山西地主阶级的保矿运动的质疑，引起了山西民众对这些地主们的怀疑。虽然山西在地理上看起来是封闭的，但是作为通往草原的商道，山西的风气却比河南要好的多，至少在山西的城市中还是有着不少开明知识分子的，而河南就要少的多。
而湖北人虽然是外来人，但是他们不仅打跑了攻入雁北地区的俄国人，还尽力救助了雁北地区的旱情，并带领山西人兴修水利和赎回了正太路的路权，这个形象本就比朝廷要好的多，自然他们说的话也就被山西民众给听进去了。
可以说，湖北人进入山西虽然还不到一年，但是他们所组建的工农兵委员会却已经在雁北地区扎下了根。现在山西士绅之所以能够和湖北人掰一掰手腕，主要还在于晋商还控制着山西南部最富饶的盆地地区，晋商在这里经营的比较用心，加上有着山西巡抚的名义的拦阻，湖北人在雁北、阳泉等地实施的政策，一时还渗透不到太原以南地区。
张人骏的被调离，意味着晋商在政治上对抗湖北人的名分就失去了大半，这自然是让大家忧心忡忡的。另一边，坐着汽车离开的张人骏，虽然一开始并没有谈话的兴致，但在中午前抵达榆次后，他终于变得稍稍振奋了起来。
他对着自己的儿子允恺说道：“这汽车确实是个好东西，要是坐马车的话，颠簸不说，估计到榆次也要花掉一天时间。这些湖北人做事倒是不含糊，要是他们好好为国效力，这个国家未尝没有希望啊。”
张允恺听了父亲的话顿时一笑道：“父亲这话，孩儿就不认同了。这汽车虽好，可要是不修路，它也不能开的这么顺畅。
修路就要牵涉到征用土地的问题，修铁路倒也好说，一条铁路修过来也占不了多少地方，但是修这公路可就不是一条两条的问题了，公路最好要修到乡下去，这样县城和乡里才能方便往来，可那些地主会干吗？这些公路要是从他们的土地上过，他们把公路占为己有都是好的，毕竟把路修好了，乡民到县里告状也方便了啊。
孩儿看来，湖北人对付这些地主是对的，只要这些地主还在，就别想搞什么建设了。国家和地主，大约只能活一个…”
第412章 新政五
从太原到榆次的道路修的还是相当平坦的，但是从榆次到阳泉的道路就比较颠簸了，因为这条路还在扩建当中。途中张人骏不得不要求下来喘口气，不过即便如此，这速度也要比过去快的多了。
在路上，张人骏也注意到了和公路相距不远的正在分段施工的正太路，法国人虽然接下了正太路，但是其实法国自己负责的只是穿越太行山的一段，这也是最有技术难度的一段，从阳泉下盘石到太原比较平坦的地方则转包给了中国人修建。
这种分段施工方式虽然极大的节约了法国人的开支，但是却拖延了这条铁路的完成，不过却也给了中国人自行修建铁路的经验。武汉迫使法国人交出正太路路权时，可以说并没有影响到正太路的修建，相反的是，武汉先行修建从阳泉到太原和铁路平行的公路，现在看来倒是为铁路建设加快了进程。
在公路修通之后，这条铁路的施工段就可以分的更短了，此前修建铁路最多也不过是从两头开始，现在则通过公路把人和材料运到到了中间，然后建立起多个工作面。如果不是因为要改造成标准轨距的铁路，那么今年年底这条铁路就可以通车了，毕竟从石家庄到阳泉的铁路已经建成了。
张人骏虽然忠诚于大清，但是对于洋务运动却是持开明态度的，所以在他任职的期间并不是没有去视察过建设工地，不过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眼下这种绵延上百里且劳动者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过去的工地上他看到的都是些沉默不语的苦力，哪怕吆喝起劳动号子来也是充满了悲凉情绪的，但是在这条路上的劳动者甚至有力气在唱歌了。
虽然张人骏听不懂这些人在唱什么，但是他能听得出其中的喜悦，他也能够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会抱有喜悦，因为在这条路上他看不到监管的工头或士兵，像这种大工程，没有工头和士兵监管苦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要是这些苦力开始闹事怎么办？
满清入关以来，最为忌讳的就是汉人集会，清初时更是强行把西山煤窑给封禁了，直到中期北京城实在缺乏燃料才准许西山重新开采煤炭。所以从明末到清中期之前有着一个相当明显的工商业断层，这段时期除了务农之外，从事工商业都是被严格限制人数的。
中期之后，因为人口的滋长，使得朝廷不得不渐渐放开了对于工商业的管制，但是对于这种大型的工矿企业和建设工程，朝廷都是要派出军队加以管束的，而这种管束一般都是棍棒加上各种肉刑，甚至还有砍头的刑罚。
在这样的高压管制下，苦力们自然不会有什么喜悦的情绪，毕竟他们连索要正常的待遇都可能挨上一顿毒打。但是在这里，这些苦力已经不能再称之为苦力了，武汉那边说他们是劳动者，只要看一看这些人身边没有监工也能自觉的干活，张人骏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确实不是苦力而是劳动者了。
只是这样的场面并不能让张人骏看到大清的未来，反而让他心头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抵达了阳泉之后，张允恺安排好晚餐回来和他说：“徐伯荪好像也在这里，要不要让我去和他打声招呼？”
张人骏看着房间内明亮的电灯，神情有些落寞的说道：“不必了，都不是一路人，没必要去打招呼了。赶了一天的路，我也乏了，吃了晚餐后就早点休息。明天几点的火车…”
第二天徐锡麟过来问候张人骏，却发现他已经一早就坐早班车离去了，他也没有太过在意便安排了车子前往太原。在太原接收了巡抚衙门之后，徐锡麟也并没有在太原多待上几天，而是再次乘坐汽车前往了大同，在路上他还带上了正在勘察地理的詹天佑。
他带上詹天佑自然有原因的，两人一到大同就被请去了驻大同的司令部。在一张硕大的地图前沉思的蔡锷看到两人过来，立刻便高兴的欢迎了两人并说道：“我请你们过来，主要就想问几件事。第一件，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什么时候能够通车？”
徐锡麟思考了一下后说道：“现在正太路最大的问题还是把石家庄到阳泉之间的六座木桥改为钢桥，否则运输能力就要受到限制，按照我们的估算，至少到明年七八月份才能实现通车。”
蔡锷顿时摇着头说道：“那可不行，至少在明年五月之前，我需要在大同囤积三万吨物资，否则就不能安排作战计划了。现在的铁路和公路联运，能不能继续扩大规模？”
徐锡麟计算了一下后说道：“可以，我们可以先升级公路，并每隔30公里设立一个加油站。武汉那边已经试验过，条件较好的公路不仅更适合载重汽车的行使，也更加的省油。不过，这需要更多的汽车才行，从阳泉到太原汽车至少要开40-50小时，也就是2天时间。
一辆车以2.5吨载重计算，一个月大约能运20吨货物到太原，100辆汽车就是2000吨，从现在到5月有6个月时间，也就是1.2万吨，我们至少需要300辆汽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们现在满打满算也就79，不78辆汽车，有22辆汽车需要送回武汉进行维修了。”
蔡锷思考了半天后点头说道：“这确实是个问题，我看不仅仅需要更多的汽车，还应当在太原建立一个汽车维修厂，以确保汽车损坏后能及时获得修理。这个问题，我会向军事委员会直接提出的。那么接下来第二件事…”
蔡锷把目光转向了詹天佑说道：“詹局长，我希望你们铁路局能够暂时放下对同蒲线的测绘，先帮助我们完成从太原到二连的公路建设…”
蔡锷说着便把目光转向了地图，并伸手在地图上点了点。詹天佑很快就把目光望向了地图上二连的位置，1899年朝廷沿着张库大道搭建起了一条有线电报，途径的伊林驿站于是便改为了二连电报局，这里也是内外蒙古的分界。
他下意识的就把目光往地图上方的库伦望了望，不由脱口说道：“这是要收复库伦吗？不过…”
詹天佑很快又住了嘴，他觉得3万吨物资对于收复库伦来说又多了些，显然蔡锷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库伦，或者是更北面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作为一名铁路工程师的敏感性立刻让他住了嘴，也许这个时代大多数军人眼中的战争还在关注于战场上人和人的搏杀，但是作为铁路工程师来说，切断交通线却是第一反应，毕竟现在的战争可不是一匹马一副弓箭一把马刀就能打完的。
蔡锷也注意到了詹天佑的神情，他微微一笑后说道：“这是军事机密，詹局长只要知道，我们现在需要这条公路就好。其实人手我们倒也不缺，我们现在缺的是技术人员，所以需要铁路局给与我们支援。”
詹天佑点了点头应道：“行，正好今年铁路测绘学校毕业了一批学生，我可以安排50人给你们，另外再派10位工程师、技术员担任技术指导…”
蔡锷和两人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才放他们离开，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会议，但是三方很快就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支持。詹天佑得到了军方对西北铁路建设事业的支持，而徐锡麟则获得军方对于整顿山西、察哈尔政治的支持。
徐锡麟来山西虽然不久，但很快就接手了汪楚珍在雁北和察哈尔的调查报告，虽然作为军队的政治委员，汪楚珍的主要任务是抓军队的政治和后勤工作，并承担起了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和救灾任务，但他也还是花了不少精力对山西和察哈尔的情况做了一个较为细致的调查。
根据汪楚珍的调查报告，山西问题其实和察哈尔的问题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而双方的联系就在于晋商和同治年间兴起的走西口运动，走西口并不是简单的前往草原进行贸易活动，还包括了山西无地贫民在口外的拓殖和开荒运动。
而口外拓荒成绩最为显著的则是河套开渠，黄河流入后套平原，河面宽连三公里以上，水势十分缓慢，在这里开凿沟渠，引黄河河水灌溉，即成沃土。因此随着清末北方连年灾害，清政府放宽了内地汉人出关的限制后，许多北方农民就跑来河套开渠开荒了。
到了光绪三十年之后，后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八道干渠形成的大型灌区农业，使得清政府都开始垂涎不已。于是在颁发了回銮新政后，清政府派出贻谷督办蒙旗垦务，开拓内蒙荒地并不是件坏事，贻谷也不是不能做事的人，但是他的行事作风还是得罪了蒙汉双方。
他看重官垦，因此主张建立垦务局来统一管理内蒙的垦务，也就是说把开垦荒地带来的利益都收回朝廷所有，这自然就得罪了蒙古各旗的王公。而垦务局指定开垦的地方并不是什么荒地而是蒙人认为的水草丰美之地，汉人大地主和垦务局勾结把这些好地给占了，自然引发了底层蒙古人的不满。
其次就是，他要清查旧垦，主张过去已经开垦出来的熟地也要纳入垦务局，这样一来汉人和蒙人签署的合同就不作数了，汉人失去了开垦出来的熟地，这些熟地被垦务局廉价的出售给了汉人地主，蒙人也失去了约定的租金。
简单的说，贻谷干的事就是颗粒归朝廷，然后蒙古人失去了土地，汉人失去了自己的劳动果实。真正得到好处的是朝廷和那些从垦务局获得大量好地的地主们。假如贻谷有美国白人的实力，那么这就是一次西进运动。只能说他生错了时代，这个时候的朝廷是支撑不起他这种强势的作风的。
徐锡麟对这些情报研究了半天，认为开拓内蒙不能算是错误，特别是雁北一带的自然环境如此恶劣，再不进行植树造林的改造，这里都快变成戈壁滩了，哪还能养活人呢？想要把山西多余的人口迁移出去，开拓内蒙是必然的。但是在开拓的过程中，不能只让地主们得利，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贻谷颁发的政策进行纠偏，而不是彻底取消。其中首先要打击蒙古王公和在垦务中大肆侵占土地的晋商势力。因此他把目标放在了口外贸易和蒙债上。
第413章 新政六
从丰镇厅赶回大同的蓝天蔚在见到了蔡锷时，第一句话就是，“向西伯利亚铁路线发起进攻，这个计划是不是太过冒险了？从大同开始算起，距离我们的目标也有将近1500公里远了。俄国人之所以放弃了从库伦南下的作战计划，也是因为后勤接应不上啊。”
正坐在办公桌前处理公文的蔡锷头也不抬的回道：“你说的不错，俄国人确实因为后勤上的问题放弃了从库伦南下的计划，但正因为如此，俄国人才会觉得只要守住了库伦就能保证外贝加尔铁路线的安全了。因此，只要我们出现在外贝加尔地区，我们就赢了一半。
另外，严格来说我们的出击点并不在大同，而是在武汉。我们现在消耗的大批物资都来自于武汉和河南，只有少数来自于山西地区。所以，重点是战场和武汉之间的联系，从之前张家口的作战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依托骆驼队或大车队运输物资，是不可能支撑起一个方面军的长期作战的，时代已经不同了。
对于一支现代军队来说，弹药和作战物资的供应，要比个人的武勇和军队的作战能力更重要，因为没有了子弹的步枪只是一根烧火棍而已。所以，不管俄国往满洲运输了多少军队，要是失去了和欧洲联系的西伯利亚铁路，那么这支军队就必然会走向灭亡，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因此，我们想要以最小的代价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要的目标就是截断西伯利亚铁路线，而不是在战场上消灭多少俄国人。虽然我国的人口是俄国的三倍，但是双方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俄国却比我们高了不止三倍…”
整理好手中已经签完字的文件放在了一边，蔡锷这才抬头看着蓝天蔚说道：“此外，有人警告我们，击败俄国之后并不代表着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接下来我们应当警惕日本的动向。所以，我们不能把力量都消耗在这场战争上，要为下一场战争留下余力。”
“日…日本？”蓝天蔚有些吃惊的看着蔡锷，好半天才说道：“可日本现在不是我们的盟友吗？我们这么做，难道不是在破坏中日之间的友好互信关系？到底是谁这么说？”
蔡锷看了看他才说道：“是林枫同志的警告。恩，你现在也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也可以知道这件事。林枫同志在信中说，俄国在远东挑起的战争几乎侵犯了所有人的利益，因此俄国在远东的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当考虑的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这场胜利。
俄国的失败也不仅仅在于侵犯了所有人的利益，还在于俄国内部所存在的社会矛盾。190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直到今天也没有从欧洲完全消失，从英国到俄国，几乎主要的欧洲大国都陷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时期。
所以在英国自由党内阁上台了，在法国左翼联盟上台了，就连德国今年也爆发了一场议会危机，虽然德国的左翼党派并没有获得胜利，但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就此消失。而俄国因为其君主专制的政体，社会矛盾无法通过议会斗争进行缓和，因此其内部的矛盾就变得更为激烈。
去年一月份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俄国知识分子掀起的立宪运动，都表现出了俄国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俄国的报纸上第一次出现了公开的对官僚政治的攻击文章，这在过去的俄国是难以想象的。
俄国和满清的君主专制其实有着一个相同的内核，就是有一支强大的武力维持着君主对于国家的完全统治，我国在甲午战争和庚子国难后，这支强大的武力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俄国的专制制度还仰赖着俄国军队过去的威望在维持着。
因此，俄国在远东的每一次失利，都会引发俄国国内民众对于沙皇专制体制的不满。也因此，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对手并不是俄罗斯，而是专制的沙皇政府，决定这场战争胜利的战场不在远东，而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
只要我们能够证明，沙皇专制政体的虚弱和无能，那么俄国社会的各阶层都会主动的抛弃这一虚弱无能的专制政体，从而引发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我们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
因为欧洲各国其内部出现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俄国遭到了远东的失败后，欧洲各国都会暂时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和欧洲事务上，短时间内不会有那个欧洲列强在远东挑起一场胜负未知的战争，这是亚洲地区一个难得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自我解放运动的宽松期。
但是，只有一个列强是例外的，那就是日本。当欧洲各列强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时，日本也就失去了束缚，中国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肩负起责任来，遏制住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否则，亚洲地区的这个宽松期就会因此而消失。
我们要友好的是日本人民，不是日本的帝国主义者。所以，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提防，不会破坏中日人民之间的互信关系，反而会进一步加强它。”
蓝天蔚的不解很快就被这席话给解开了，去进攻西伯利亚铁路线确实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作战计划，可要是这个计划是为了终结这场对俄作战，那么这个计划看起来又不是那么的困难了。蓝天蔚并不认为截断了西伯利亚铁路线可以让远东几十万俄军放下武器，但是他觉得林枫对俄国国内矛盾的判断是很有诱惑力的，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俄国人确实只能放弃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