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他沉吟了片刻后对着蔡锷说道：“第七师愿意承担起前锋任务，不过，我们需要马匹和大车，这场作战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后勤上…”
11月3日，新上任的国会会议主席袁世凯颁发了改组后的15个中央部门的主官，取消了尚书和侍郎等旧官名，仿造了日本和英国改称大臣和次长，下设司、局、科等级别。
在这场中央体制的变革中，损失最大的自然是八旗，名义上所有满汉尚书一并撤除，但实际上却是取消了满尚书的位置，中央的满蒙八旗高官一个也没留下，全成了闲人。地方上对于这一布告反对的并不多，因为大家支持立宪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首崇满洲的政治，那些无能的满蒙八旗占据高位，除了索要贿赂之外几乎就没有能做事的，同治以来汉人势力兴起，最为反感的就是这一条。
过去朝廷还能依赖京城八旗和边疆武力压制汉人的不满，但是现在么，满洲、外蒙被俄人占了大半，新疆直接在俄人的威胁之下，内蒙因为金丹道起义元气未复，且汉人大批军队就驻扎在张家口到归绥一带，有那个蒙古王公敢出声反对呢？
其次受到伤害的就是保皇派了，光绪出宫之后在梁启超的建议下赦免了康有为，于是一群保皇党就从南方赶来了京城。此前保皇派和北洋还算的上是盟友，毕竟在皇帝没有恢复自由之前，双方在根本利益上没啥冲突，反倒是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对手。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虽然光绪没把袁世凯视为后党骨干，但是袁世凯是他的眼中钉这件事是不会变的，而在保皇派眼中，虽然袁世凯和武汉诸人都是大敌，但是先后秩序还是要分明的。
首先，就算他们打倒了武汉诸人，武汉的军政力量也不可能倒向皇帝，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逆贼，是主张要打倒满人的。反倒是袁世凯一倒下，北洋倒是可以顺理成章的被皇帝接收过来，毕竟北洋就是朝廷的军队么。
其次，袁世凯也挡住了康有为的上进之路，康有为认为自己在外奔波操练就是为了让光绪重新亲政，自然自己才是光绪复出的第一功臣，而保皇派之所以聚集在他的身边，自然也是为了光绪亲政之后的论功行赏。现在康有为连个大臣的位置都拿不到，那么下面的人怎么办？
所以，袁世凯所率领的北洋团体和康有为领导的保皇派在很多位置上产生了竞争关系，这个时候反倒是武汉和双方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了，因为武汉并不在意中央政府的名号，他们本身就把这个中央政府当成了一个过度阶段的东西，真正要紧的还是党内的排位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所赋予的任务。
因此这份中央部门的名单一经公布，康梁就开始在报纸上对袁世凯横加指责，认为袁世凯结党营私，在改组中包揽把持中央各部权力，这是把光绪当成汉献帝了。
袁世凯虽然在外人面前表现的很委屈，但是在私下里却拒绝给康有为什么补偿，他对着身边人说道：“康南海这个人，从来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管给他什么位置，他都不会满足的，到时他搞的一团糟，然后对着外人说是我在背后给他下绊子，我该怎么为自己辩解？还不如就这样一口咬定，大家只会说我谋私，但至少我不用给他背黑锅啊…”
对于梁启超，袁世凯其实是愿意给一个位置的，但是梁启超也不愿意让老师指着自己鼻子骂，拒绝了袁世凯的提议，于是保皇派就等于是跑来逛集市，结果啥也没买到。
最得益的还是以留美幼童为代表的留学生团体，不管是北洋或是武汉，都把这些留学生推向了高位。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满清当日送这些童子前往美国学习的目的，现在终于成为了现实。这批留美幼童终于站到了中国这艘大船的方向舵前。
第414章 日军的进展
当北京重建自己的中央政府的时候，日本和俄国在双城子附近爆发了第一场会战。在1895年之前，海参崴在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上还是无足轻重的，虽然这是俄国通往太平洋的一座不冻港，但是距离欧洲腹地实在是太远，这就使得海参崴的地位极为鸡肋。
但是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李鸿章主动向俄国人邀请建立中东铁路，这就让海参崴变得有价值起来了，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海参崴终于和欧洲腹地联系上了，因此在1895年俄国终于决定对海参崴进行武装，使之成为俄国在远东的军港。
只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1898年俄国取得了关东州，地理位置更为优良的大连和旅顺口，不仅满足了俄国的军事需要，还满足了俄国的商业需求。这样一来，对于旅顺口的要塞化又被提上了日程，于是大量的资金流向了旅顺口和大连。
虽然19世纪最后十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极为迅速，但是俄国要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既要发展波罗的海舰队，又要发展黑海舰队，还不能落下太平洋舰队，为了支持太平洋舰队还得修建一条投资巨大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所以，海参崴要塞化的进程就不得不放缓了，而且海参崴的要塞化，对海防御远超过对陆上的防御，因为海参崴身后就是俄国的领土，俄国人认为没有什么敌人能够轻易的摸到自己身后来，这同完全坐落在中国人包围中的关东州是不同的。
双城子的失守，给了海参崴守军一记当头闷棍，他们非常担忧日军集结好部队后就会向着自己发起进攻。因为不断的抽调兵力南下，海参崴和南乌苏里地区的守备力量已经回到了10年前，步兵兵力只有21营，其中海参崴占了7.5营。
日军从清津一路打到双城子，击溃了南乌苏里地区至少4到5个步兵营，3到4个骑兵连和12门火炮，现在以海参崴为核心的守备力量大约在12营兵力左右，加上海军的水兵也不过在1.8万人不到，而海参崴除去军人的居民数量只有4万，其中四分之一是中国人和朝鲜人。
围绕双城子的俄军周边兵力，去掉海参崴和南乌苏里的守备力量，北面的阿穆尔军区大约有20营步兵，不过阿穆尔军区是一个东西方向的狭长区划，以伯力为中心驻扎的俄军大约只有4到5营，倒是中东路两侧驻扎的俄军护路队有2万余人，其中一半在哈尔滨。
于是对于海参崴守军来说，形势就变得相当明显了，如果任由双城子的日军继续攻占绥芬河等地，那么就等于是让日军关上了援军来援的通道，到时海参崴就成为了一座孤港。和旅顺口、大连位于人口稠密的南满地区，物资较为充沛不同，海参崴并不是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城市。
1857年俄国移民才开始开拓黑龙江区域，1892年俄国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常住人口达到182602人（军人除外），俄国人的人口约为其他种族人口的2倍。而此时整个远东地区，加上外贝加尔地区，俄国居民的数量也就只有56万，其中外贝加尔地区就占了一半以上。
虽然西伯利亚铁路的开通加速了俄国农民向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迁移的速度，但是这些迁移来的人口至少有一半留在了铁路沿线的城镇，而不是真的去开发荒地当农民去了，于是中东铁路的开通带来的一大后果是，满洲地区向俄国远东三省的粮食出口大大增加了，中国人迁移到北满开垦的数量不断高涨。
现在日军截断了西伯利亚铁路线，阿穆尔州还能通过水运运输满洲的粮食回去，但是南乌苏里和海参崴的俄国人就麻烦，他们失去了粮食的进口路线，海参崴的存粮并不足以支持退守到海参崴的俄国军民的长期食用。
因此海参崴守军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对双城子的日军发起反击，打通海参崴同满洲及阿穆尔州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海参崴守军是这么想的，哈尔滨、伯力的俄军也是这么想的，远东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也是这么想的。
只不过俄军被日军分隔为了三处，三方交流不便，因此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作战指挥系统，三处俄军分别对驻扎在双城子的日军采取了进攻。其中伯力南下的俄军是最快的，但其调动的兵力也最少，只有3个步兵营和一个民兵营，大约3000上下，携带了4门火炮。
10月3日，伯力南下的俄军在列索扎沃茨克和日军第一师团第一联队撞上，双方随即展开了野战。伯力俄军超过一半都是30岁以上的后备兵员，在组织上就弱于日军，在火力上更是难以和日军第一联队相提并论，日军第一联队携带了12门大炮和4挺马克沁机关枪，俄军只有在骑兵数量上压制了日军。
因此双方在4日展开了激战后，第二天俄军就开始退却，7日日军将俄军驱赶到了塔姆加以北，俄军一路退到了比金，乌苏里铁路沿线的俄国人迅速的向伯力逃亡了，伯力俄军于是转入了防御，自此到战争结束都没有再发起过进攻。
外阿穆尔军区的参谋长萨哈罗夫将军，集结了一个旅的兵力从哈尔滨向绥芬河进攻，试图夺回被日军所占据的绥芬河，不过日军随即向绥芬河增派了部队，库罗帕特金又给萨哈罗夫将军增派了一个旅和2营炮兵，于是从10月24日开始，俄军向绥芬河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1月1日，奥保巩大将亲自带着第四师团主力增援绥芬河，在兵力上形成了对俄军的优势，打到11月4日，俄军后劲不足，而日军则从两翼展开了反包围作战，萨哈罗夫不得不承认失败，将部队撤回到牡丹江以西。
在萨哈罗夫展开对绥芬河进攻的同时，罗赞诺夫也指挥海参崴驻军对双城子发起了一次反击，他并不只是沿着铁路线进行反击，还调动了民团武力对朝鲜支线进行了袭击。田村不得不把第三师团用于护卫后勤线上，然后令第二旅团迎击海参崴出击的俄军。
应该来说，海参崴俄军的士气是高昂的，也是日军觉得相当难对付的对手，中村觉领导的第二旅团一度被俄军所压制。但是随着奥保巩大将击退了来犯绥芬河的俄军后，日军的士气顿时大涨，且第一旅团也分兵南下支援，于是在双城子以南15公里处，日军和俄军进行了一场会战。
11月12日下午，在激战了6个小时后，渡辺骐十郎大佐突破俄军左翼阵线，造成俄军左翼的崩溃，最终俄军全线动摇了。罗赞诺夫不得不让俄军退回海参崴，转入防御作战。
这一连串的战斗形成了日俄交战以来第一场激烈的会战，俄军付出了4000余伤亡，日军约为3000左右。这场会战最大的成果就是，日军在双城子站稳了脚跟，从陆上切断了海参崴的外援。
在南方，日本陆军也取得相当不错的战果，黑木男爵率领的第一军攻下凤凰城后，就开始占据千山山脉的各山口，把目标对准了辽阳城，而乃木的第三军则在得利寺击溃了行动迟缓的俄军南下支队，追击北上攻下了熊岳和盖平，对营口和大石桥造成了威胁。
和陆军的活跃相比，日本海军则陷入了沉闷期，一方面是俄海参崴舰队拿着防护巡洋舰当破交舰使用，让上村支队相当的无语，因为日本海军之前并没有考虑俄军会用巡洋舰来干破交的活，这完全是大材小用，以至于日本的护航军舰根本没法拦阻俄海参崴舰队的破交行动。
另一方面，虽然日本海军在前期对俄旅顺舰队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俄旅顺舰队在和中日的交战过程中连续损失了2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从而使得主力舰下降为5艘战列舰和2艘巡洋舰，而日本海军在开战之前已经从六六舰队升级为了八八舰队，虽然德国人扣住了河内号，但这两年内日本海军还是向英国和意大利分别购置了2艘战列舰和2艘装甲巡洋舰。
因此，此时的日本海军已经完全压制住了俄远东海军的力量，而在马卡洛夫阵亡后，俄旅顺舰队也采取了避战的方式，龟缩于旅顺港内不出。日本在彼得堡的间谍传回了消息，沙皇打算把欧洲舰队派往远东来解救远东舰队，并夺取东亚的海权。
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消息，海军方面都认为，俄旅顺舰队虽然遭到了重创但并没有完全失去战斗力，一旦俄欧洲舰队抵达东亚，双方联合起来的力量就压倒了联合舰队，所以必须要在俄欧洲舰队抵达东亚之前消灭俄旅顺舰队，这样联合舰队才能全心全意的去对付俄国远道而来的欧洲舰队。
但是，海军面对旅顺的海岸炮台也是一筹莫展，于是想出了闭塞作战的念头，并试图以战列舰炮击旅顺港来摧毁俄军的抵抗意志。结果就是，二次闭塞作战都失败了，且海军在日常的炮击旅顺港的行动中因为过于大意，海军以为距离旅顺10海里外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水雷的，结果偏偏俄国舰队中有人自作主张，把水雷布置在了远离旅顺的地方，战列舰初濑和八岛号在大意中撞上了水雷沉没了。
一下子损失了两艘昂贵的主力舰，海军甚至不敢把这个消息汇报给国内。山本大臣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应当请求陆军对旅顺口展开攻击，海军自己是不能再去进攻这种坚固的军港了，不管是旅顺口或是海参崴。
第415章 战争的进程
长冈外史接到海军送来的公文，一开始是不以为然的，他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这样说道，“海军这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么，陆军现在的任务已经够繁重的了，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去帮海军攻取旅顺港…”
山县知道长冈说的是实话，开战以来陆军节节胜利，看起来就是形势一片大好，虽然还没能完成如中国人那样围歼俄军一两个师团的功绩，可是陆军上下对于战胜俄军的信念却大大的提升了。
在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对于俄军的战斗力还是有所恐惧的，因此直到战争开启的最后一刻都还有政治家呼吁对俄修好才是真正的爱国。这些人当然不是为了国家反对对俄开战，而是担心战争会毁了日本现在拥有的一切，毕竟俄国可是不折不扣的白种人列强。
向欧美学习的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可以说是欧洲彻头彻尾的模仿者，就如同当年日本于白江口败给了唐人之后，日本就成为了唐朝最彻底的模仿者，这种对强者毫无保留的模仿，正是日本能够生存下来的一种本能。
鹿鸣馆正代表着日本上流人士对于欧化生活的追崇，以至于外国及本国的知识分子都对鹿鸣馆的舞会文化展开了讽刺和批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第一次战胜了曾经日本所顶礼膜拜的大陆强者，过去对日本文化不屑一顾的中国人开始跑来日本求学，才算是让日本人开始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开始重视起来。
但是这种对于日本文化的重视，并不代表日本上层已经开始抛弃欧洲的文化了，对俄开战是否能够获得胜利，始终都只是军部一些人的冒险之举，并不代表日本上层已经达成了共识，认为日本已经可以战胜一个白种人列强了。
而军部这些人之所以敢于提出对俄开战的主张，也不是想要凭借日本自身的力量去战胜俄国，他们也是在英国人的不断暗示下，才觉得站在英国的羽翼下对俄开战是有获胜的可能性的。当然，俄国在对华作战中表现出的那种虚弱，也让日本上下感到了吃惊，这是他们此前未能看到的俄国的另一面。
加入俄国和中国的战争之后，日本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优势，但是想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胜利，对于日本来说还是相当艰难的。比如，战争进行了近4个月后，陆军就发觉自己的摊子铺的有点大了，虽然在每个战场陆军都取得了一定优势，但在每个战场陆军都缺乏彻底击溃俄军的能力。
陆军于战前的总兵力达到了37.5万人，但其中只有25万人可用于日本列岛以外作战。黑木男爵的第一军有4.5万兵力，奥保巩大将的第二军有3.6万兵力，乃木希典大将率领的第三军6万人，野津道贯大将第四军2.6万人，以上4个集团军就是已经登陆大陆的陆军主要力量，已经快要接近陆军的力量底线了。
但是被陆军分割在各个战场上的俄军，并没有一处出现被完全歼灭的势态，俄军虽然看起来局势相当不利，但是距离真正的失败还很远。陆军想要彻底的消灭一到两支俄军的主力，进一步的打击俄军对战争的作战意志，那么至少得把现在在大陆的军队翻上一倍才行。
只是，陆军若是要在大陆上出动三十余万大军，那么就至少要动员起比战斗部队多一倍的后备力量，并加大后勤供应才行。并且，之后动员的后备力量，必然不如现役部队那么的可靠，这就意味着哪怕陆军在大陆的军队增加到三十几万，也未必够用。
在这个时候，陆军只嫌自己手中的实力不足，那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去帮助海军擦屁股？当然，陆军之所以会陷入当前的窘境，也在于日本加入战场的时间还是早了，俄军并没有在中国人身上消耗掉大部分的士气，反而因为日本的偷袭恢复了一些士气，从而使得陆军没有获得有决定性的一击，迫使俄国在远东投降认输。
不过日本人是难以理解俄国人的思路的，战争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够获得胜利为什么要计较不宣而战这种事？俄国既然已经明显落在了下风，那么就应当干脆的认输投降才对。像现在俄国明明居于下风，居然不提出和平谈判以求得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和平协议，反倒是要把战争进行下去，非要亲眼见证自己的失败，这种不把俄军士兵当人看待的野蛮作风，陆军也是无可奈何的。
山县思考再三，决定还是征求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岩和满洲军参谋长儿玉源太郎的意见再说。正在埋头策划辽阳会战的儿玉收到来自东京的电报后，顿时就焦急的对大山岩说道：“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再分兵去攻打旅顺？
就如田村所言，夺取旅顺不过是半胜，围歼俄满洲军才是全胜。此前我们并无把握求得全胜，才会退而求其次，选择半胜。但是现在，全胜的可能性已经遥遥在望了，谁还会去求一个半胜？
当前最要紧的是督促中国人加大力量对锦州发起反击，牵制俄军西满支队不能动弹，然后让田村尽快的打下海参崴，把兵力用于哈尔滨方向，只要夺取了哈尔滨，俄军在南满的几十万大军除了投降之外就无路可走。”
大山岩虽然是认可儿玉的看法的，但他对于俄国欧洲舰队的到来也存在着忧虑，不免担心的问道：“可若是我们不能在俄欧洲舰队抵达东亚之前夺取哈尔滨，那么我们不仅将会失去制海权，就连本土的安全都不能保证了。先夺取旅顺，至少可以让海军可以安心对抗俄国远道而来的舰队啊。”
儿玉则不以为然的反驳道：“就算我们拿下了旅顺口，海军就一定能够对付得了俄国的欧洲舰队吗？我认为，应当让英国盟友出面阻止俄国欧洲舰队离开欧洲才是正确的，我们是为英国人打仗，难道最后就真的变成我们单独和俄国作战了吗？
这场战争本身就是在赌国运，只要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本土就是安全的。要是我们在这里失败了，本土还会有安全可言？越早结束对俄国的这场战争，本土就越安全。现在结束战争的关键不在于旅顺，而在于哈尔滨，所以我们应当把力量集中在海参崴一线，而不是在旅顺…”
儿玉说服了大山岩，两人签署了一封联名电报给大本营，极力要求把兵力用于海参崴而不是旅顺，并要求外务省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使中国加大对俄作战的兵力。
儿玉清楚的指出，“中国军队自夺取承德之后，就未再对朝阳等地的俄军发起进攻，他们是没有力量了吗？据从北京传来的情报，显然不是如此。
武汉和北洋为了倒后党和满人的台，屯兵于北京周边而不动，按照中国历史上的故事，这就是外藩以武力对中央进行逼宫。我国的外务省和陆军派出的外交武官，居然没能提前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失职的表现。
现在我们在满洲的战场上和俄军奋力拼杀，中国人倒是站在岸上隔岸观火了，如果任由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这一仗最大的受益者就会是中国人，我们和俄国人都是失败者…”
当儿玉对这场战争的前途感到忧虑时，彼得堡已经陷入了失败的氛围之中。库罗帕特金、马卡洛夫前往远东不仅没能扭转远东不利的占据，甚至连马卡洛夫都战死了。
马卡洛夫死亡的消息传到彼得堡后，彼得堡的上层人士就基本得出了一个结论，远东舰队已经不能依赖自身的力量和日本海军对抗了。所以，彼得堡就面临了这样一个选择，要不要派出欧洲舰队去支援远东舰队？派出多少力量才能挽救远东舰队？
俄国海军部在得知马卡洛夫身亡的消息后，立刻就拟定了调动波罗的海舰队的主力舰前往远东的计划，海军部向沙皇提交了备忘录中如是表述道：
作为我军海上胜利的支柱，波罗的海舰队必须在实力上压倒敌人。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出发时的编成，而是抵达的时机和此时的战场局势，换言之，他们在旅顺陷落之前和之后抵达，对战况的影响将有天壤之别。
决战发动得越早，局势对我们就越有利，在夺取制海权方面尤其如此。借助制海权，我们将打赢整个海上战役，并利用随之获得的优势全力支援陆军。由于满洲路况恶劣，陆军将在行动中遭遇种种困难，但海军将为他们的胜利提供无价的帮助。
不过在这之前，俄国已经调动了黑海舰队的“斯摩棱斯克”号和“彼得堡”号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向土耳其人表示，这两艘不过是想海参崴运输军事物资和人员的运输船，但实际上这两条俄国军舰在进入红海后，开始拦截日本商船和向日本、中国运输违禁品的商船。
俄国人的行动不仅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恐慌，也引发了英国和德国的抗议，德国人还保持着一些克制，英国政府则已经直截了当的向俄方提交了抗议书，并提出了警告：如果俄国政府继续一意孤行，我方将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任何必要的应对手段。
俄国海军部和外交部之间，伦敦和圣彼得堡之间的沟通出现了许多问题，误解开始不断滋生，令局势愈发紧张。彼得堡也非常的担心，英国政府会借此向自己宣战，不得不指示两艘巡洋舰离开红海，但是英国开始从亚洲调动老人星级战列舰返回本土的行动，还是让彼得堡感到了不安，假如让英国人把这些军舰调回海峡，那么波罗的海舰队是否还能通过海峡都成了问题。
尼古拉二世面临了这样一个选择，假如不在英国人把各地的战列舰调动回本土之前让波罗的海舰队前往远东，那么就有可能被英国的大舰队封锁在波罗的海，远东舰队将得不到本土的支援了。相比起波罗的海的海权，显然太平洋的海权对俄国海军更为重要一些。
第416章 莫利的决定
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绅士的约翰.莫利，他这辈子所目睹的是英伦三岛的和平、繁荣和进步，他很难想象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印度会如此的贫穷和落后。
当然这并不是约翰.莫利对印度一无所知，而是他过去从来没有了解过另一部分的印度是个什么情况。在他看来，英国人为印度带来了现代文明，加尔各答的白区和黑区，正代表着文明世界在这座大陆上展现现代科技的成就，当印度人所居住的黑区都变成白区之后，印度也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一次印度民族运动的高涨，使得约翰.莫利终于开始正视印度人在印度的生活状况。在抵达印度后他对本地居民的生活进行了调查，之后他不得不承认，白区的繁荣是以黑区的贫困作为代价的，印度人的食不果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英国人能够在印度过上上流生活的保证。
但即便是如此，他也拒绝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设想，他认为爱尔兰和南非原则是无法适用于广袤的印度大陆的，他对明托伯爵如是说道：“退出印度大陆这不是什么理智的决定，而是让大英帝国彻底失去印度的开始，因为印度杂乱的宗教和地域文化将在我们离去之后重新占据上风，这片大陆将会四分五裂重新陷入到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战争和屠杀将会引发这片大陆的混乱，而大英帝国也将因此失去引导世界前进的道德原则。”
明托伯爵对于印度前途是悲观的，假如说在他没有上任之前，他还主张延续其在加拿大所采取的对有色人种的严厉管制政策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抵达印度之后，他就意识到加拿大的政策是无法适用于印度大陆的，因为在这里，白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即便没有中国人夹在其中捣乱，过去英国对印度人的蛮横管理方式也难以在持续下去了。英国对于印度的统治，在英国人看来就是成年人对于儿童的教育，因为儿童尚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需要在成年人的教导下学习如何接受社会秩序的管制，从而变得循规蹈矩，使其成年后不会成为下流胚子。
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棍棒、皮鞭是分不开的，哪怕是上流社会的私校也一样充斥着体罚，英国人对于暴力能够改造人性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英国人对于在印度或南非或全球其他地方使用暴力，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在他们看来，暴力是教导野蛮人最好的教育方式。
只不过在进入了20世纪之后，英国人的对手已经不再是欧洲之外的有色人种，而是同属于欧洲白种人的国家，此时再肆无忌惮的使用暴力，显然已经无法用文明征服野蛮的伦理去说服国民和欧洲人，这就是布尔战争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名誉损失的根源。
英国在布尔战争中采用的手段并不比其他殖民地战争更卑劣，但是却引发了欧洲人的抗议和本国民众的不满，不是因为这些人突然变得有良知了，而是英国人把对付有色人种的手段用在了白种人身上，从而引发了欧洲人的恐惧。
因此而上台的自由党精英，自然是明白一个时代已经渐渐离英国远去了，大英帝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继续开拓边疆，而是维持对于世界的领导。维持对于世界的领导，最为重要的不是武力而是道德原则，一个被所有人针对的帝国是无法存继下去的。
于是约翰.莫利和明托伯爵商议后，认为应当给与印度人一些权力，以换取他们对于大英帝国的忠诚，寇松勋爵所采用的那种棍棒教育，显然是没法让印度人重新变得温顺起来了。只有先解决了印度人的问题，他们才能以更有利的态势去解决中国人的问题。
约翰.莫利和明托伯爵的共识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是印度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对印度有多大的影响力，而是在于印度人和大英帝国离心离德，使得大英帝国无法在印度获得对付中国人的支持，只要印度人重新恢复对于大英帝国的效忠，那么中国人也就不成问题了。
约翰.莫利和明托伯爵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是在如何让印度人恢复对于大英帝国的效忠问题上，却始终不能获得一种好的结果。在莫利没有抵达印度之前，明托伯爵已经考虑拉拢印度穆斯林来牵制印度教徒和中国人了。
这种手法也算是英国在殖民时代最常见的外交手段了，假如印度穆斯林有记忆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当记得，当他们统治印度时，英国人正是依赖支持印度教徒来打击穆斯林的统治的，于是到了19世纪后半，曾经在印度大陆占据上流的穆斯林却沉沦为下僚了，印度教徒却成为了印度民族的核心主流。
不过穆斯林的上层依然还是被英国人的许诺给勾引到了，为了单独的选举权和高于人口比例的选举权，穆斯林上层倒向了英国人。假如没有中国人的话，那么印度民族的自我认知将会因此被打断，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斗争将会压过印度民族对大英帝国的反抗斗争。
但是中国人在孟加拉掀起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仅打击了穆斯林的地主，也打击了印度教的地主，从而使得印度农民放弃了宗教和地域差异，在土地改革的共同利益上联合了起来。于是英属印度政府突然发现，他们在打击印度民族运动的同时，正造成印度农民运动的高涨，后者对于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其实更为危险。
于是在约翰.莫利抵达印度之后，很快就和明托伯爵达成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利用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分歧搞垮印度民族运动显然是不可行的，印度民族主义虽然威胁到了英属印度的统治治理，但它同时也压制住了印度农民的土地运动，一旦印度民族主义倒台，印度人转而投向印度农民的土地运动，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和印度农民达成妥协，因为印度农民索要的土地，他们拿不出这么多土地来收买对方。
约翰.莫利于是又向国大党代表的印度教民众抛出了绣球，表示可以让行政参事会增加一两名印度参事，从而让印度人可以参与对印度的管理，并表示，“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温和的、逐步前进的方式去完成印度人自己治理印度的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现在的印度尚没有能力实施自治。”
通过对于穆斯林上层和印度教上层的收买，在孟加拉分割方案上的妥协，英属印度政府终于和印度民族的上层人士有了一个缓和，从而断绝了印度上层对于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支持，呼吁和解的声音开始出现了。
在加尔各答的总督官邸内，约翰.莫利和明托伯爵倾听着查尔斯·贝尔同中国代表之间的沟通，在听完了贝尔带回的消息后，明托伯爵就伸手揉着自己的额头说道：“他们就不能安静的离开印度吗？难道他们以为自己在印度待下去，印度就会变成中国的地方了？那些站在中国人一边的印度人，他们怎么会认为中国人对印度没有野心？”
查尔斯·贝尔只能保持沉默，这可不是他能够了解的问题，倒是约翰.莫利表现的更加沉稳一些，他没有急着就中国人的回复做出什么表态，而是向贝尔问道：“对于我们的邀请，林是怎么回复的？”
贝尔小心翼翼的打量了一眼对方后，才谨慎的说道：“林说，他听说过长腿爱德华的故事，因此他不会把自己的安危放置于英国人的承诺上。他还说，假如您真的想要和他谈谈，那么不如自己前往布尔尼亚一趟，他的保证一定会比我们的更可靠。”
明托伯爵忍不住就把目光转向了莫利，想要看看这位绅士的表情，不过莫利的表现显然让他有些失望了，他彬彬有礼的感谢了贝尔，并请他先离开去做自己的事。
等到贝尔离开之后，莫利终于向着明托伯爵说道：“我看，我应该去见见这位林。”
莫利的话让明托伯爵楞了好一会，他从混乱中反应过来才说道：“您亲自去见他？这是不是太有失身份了？他甚至都不是一位正式获得任命的政府官员。您如果在布尔尼亚出现意外，对于我国来说就是莫大的损失，我不建议您做出这样的行动。”
莫利能听得出来，明托伯爵的拒绝并不是那么的坚决，显然对方并不是认为不应当和中国人进行谈判，而是担心自己会承担起一些额外的责任。
他心平气和的对着明托伯爵问道：“虽然我们暂时拉拢住了印度的上层人士，但是他们的承诺并不可靠，一旦印度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这些人一定会再次的背叛我们。那么英属印度政府有能力迫使印度人民委员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吗？”
明托伯爵迟疑了一会后说道：“没有帝国的支持，光靠英属印度政府，恐怕我们是没法迫使印度人民委员会做出让步的。”
莫利点了点头说道：“伦敦最大的底线是注销1200万英镑的东印度公司的公债，我们不可能按照印度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注销8000到9000万的印度公债，并把印度铁路等资产国有化，他们等于是要求我们吐出我们过去在印度获得的一切。
但是现在欧洲的局势并不适合帝国对印度使用武力，或者说，时间拖得越久，实际上对印度人民委员会就更为有利，因为印度就像个不知何时会爆炸的炸弹，让我们不能把精力放在其他事务上，最终给帝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第417章 上课
“…不要以为把土地分下去，我们就可以永远获得农民的支持了。重新分配土地确实可以让农民信任我们，但这种信任和支持只是暂时的。只要当农民确信旧的地主阶级没法再从他们手中夺去土地，那么他们就会开始谋求自己成为新的地主，这个时候，劳工党就成为了这些试图成为新地主的农民的眼中钉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小农经济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地主阶级，这就是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不是道德或什么美好愿望能够改变的。所以，我们就成为了阻碍小农成为地主的最大障碍，自然也就会成为他们想要推翻或打倒的对象。
因此，消灭地主阶级，光是进行土地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彻底的断绝从小农变成地主的上升通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消灭小土地的私有者，才能杜绝地主阶级的死灰复燃，否则，我们就必然会面临被小土地私有者围攻而陷入失败的困境…”
林信义在一间教室内对着几十位培训干部讲述着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在座的干部们都认真的倾听着，除了一名翻译为其纠正一些语句外，几乎听不到什么其他人讲话的声音，窗外是绿意盎然的芭蕉树、草坪和一株硕大的榕树，微风吹过时让房间内非常的通气，这确实是孟加拉最好的季节。
对于林信义来说，这段时间也是他这两年内最安逸的时期，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干部们上课，然后纠正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出现的错漏，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正分配给印度本地干部们去承担。
由于林信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干部培训和农村工作上，反倒是让亚洲民主革命联盟在印度劳工党及孟加拉乡村中的声望越来越好了。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确实是一种投入较小但吸引力较高的意识形态，但不管是民族或宗教，本身就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共同利益，通过维护这种共同利益才形成了一个团体的共同意识。
不过建立在民族或宗教信仰上的共同意识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缺陷，就是小团体的利益必然是高于大的共同体的利益，比如不列颠尼亚的利益必然是高于大英帝国的利益的，英伦三岛的利益必然是高于爱尔兰和海外殖民地的利益的，而国教徒的利益必然是高于其他宗教徒的。
所以，印度民族意识诞生之后，自然就会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殖民印度的现状感到不满。而同样的，作为印度穆斯林的教徒们又会对试图代表印度民族的印度教徒产生不满。以上这种不断的划分小团体的方式，给了英国人塑造大英帝国的思想基础，只要盎格鲁-撒克逊人强化自己的共同意识，分散帝国内部其他团体的共同意识，那么他们就能始终带领帝国前进。
亚洲民主革命联盟没有在印度人民委员会内部争夺领导印度民族的权力，而是把精力用在了塑造印度农民的劳动者共识上，自然也就获得了印度农民的最大认可。
印度农民们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意识到，不管是印度教、穆斯林、印度民族主义，实际上都没有保卫他们获得土地的力量和意愿，他们倒是想要让印度农民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而这些利益追踪下去，最后都会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保卫地主的利益。
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争斗，其实就是印度教地主和穆斯林地主之争，不管谁赢得了胜利都不会把土地分给农民。至于印度民族主义者对英属印度政府的反抗，同样不是为了把英国人占有的土地分给农民，而是反对英国人加大了对地主阶级的剥削，他们希望英国人保留地主阶级在这个国家中所占有的财富，而不是把地主阶级当成农民来进行压榨。
国大党在年会中、在报纸上写的那些文字就很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对英国人的怨气在于英国人把他们当成了三等车厢的乘客，而实际上他们和英国人应当共同坐在第一、二等车厢内。他们并不是为三等车厢的平民发出抱怨之言，而是为自己受到了和三等车厢平民一样的待遇感到了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