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当这些学生和商船水手被迫进入到太平洋第二舰队后，则传播了一个更大的谣言：日本军舰已经在英国人的掩护下潜入了北海，他们会放置水雷拦截俄国军舰，马卡洛夫就是这样被日本人炸死的。
这种谣言很快就造成了舰队的恐慌，因此在进入北海海域的夜晚行船中，俄国军舰就向疑似驱逐舰的船只进行了射击，事后发现，被俄舰炮击的轮船，一艘是德国商船，一艘是瑞典的运煤船，不过当时俄舰队旗舰居然相信了先导军舰驱逐了敌军鱼雷艇的汇报。
于是在一个小时后，多格尔沙洲附近，俄军遇到了英国正在作业的渔船队，并将之当成了日英联合舰队，随着渔船队发射了绿色火箭的信号（发出的撒网信号），俄军舰“苏沃洛夫”号认为遭到了埋伏并向旗舰报告，于是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还击，不过很快俄舰军官发觉了不对，罗杰斯特文斯基不得不下令停火，但糟糕的是，俄舰不少炮火打到了另外一支自己的分舰队头上，这起乌龙造成了俄国人和英国人数人死亡，一艘拖网渔船沉没。
不过最令人诟病的是，罗杰斯特文斯基并没有下令救助渔船，而是迅速的带着舰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伦敦舆论因此非常的愤怒，但是英国政府却有些为难了起来，因为当他们得到汇报时俄舰队已经驶过了海峡，也就意味着除非他们现在向俄国人开战，否则就没有多少能够处罚俄国人的手段。
第425章 辽阳和海参崴
伦敦也确实是有苦衷的，当俄国人的舰队跑出了海峡之后，英国的本土舰队停泊在克罗默蒂，海峡舰队在直布罗陀，地中海舰队的主力在威尼斯。当伦敦收到消息之后，能做的也就是堵住俄国舰队进入地中海，但是想要在大西洋对付已经躲进了法国港口的俄国舰队，就意味着英法关系的恶化。
此时的法国固然需要英国，而英国同样不可能丢开法国，毕竟英国已经选定了自己的对手，现在把法国推离自己，也就等于让英国再一次回到布尔战争时期的孤立状态，这显然是伦敦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伦敦只能虚张声势，一边顺着舆论的口径要对俄国的行为进行调查，把军舰集结到了直布罗陀；一边却又接受了法国人的建议，成立了国际调查法庭。
英国人下达了禁止俄军舰队离开欧洲海域的命令，法国人于是拒绝了给俄国舰队加煤，罗杰斯特文斯基将军于是带着主力舰队前往了西班牙的比哥港进行了加煤。国际调查法庭的成立，使得英俄之间的矛盾缓和，罗杰斯特文斯基将军认为国际调查法庭既然已经成立，那么这起因为误会而导致的炮击事件自然也就转为了外交问题，他的舰队自然也就不必再遵守英国人的禁令了。
于是罗杰斯特文斯基带领舰队离开了比哥南下丹吉尔，俄舰的行动让已经渐渐平息下去的英国舆论再度激烈了起来，伦敦于是下令直布罗陀的英军舰队拒绝俄舰队进入地中海。彼得堡不得不给罗杰斯特文斯基发电，要求其停留在丹吉尔不动。
12月15日，彼得堡和英国公使达成了赔偿渔船的协议草案，16日正式签署协议，罗杰斯特文斯基于是带着主力舰离开了丹吉尔前往了好望角，随着俄主力舰的离开，直布罗陀海峡前的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了下来，剩下的俄辅助舰队获得了进入地中海的准许。
不过法国人拒绝了用自己的殖民地为俄国舰队提供加煤加水的服务，因为法国人认为俄国舰队应当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离开，事实上就是法国并不愿意俄国在远东继续扩大战争。
在巴黎看来，俄国既然没能在短时间内攻入北京迫使北京投降，反而让日本找到了机会加入战争，那么俄国在战前的计划就完全破产了。俄国战前的计划就是迫使中国把满洲割让出去，但战争打到了这个程度，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这样屈辱的条件，因此俄国应当提出从满洲撤退结束战争，至少还能保住一部分在满洲的利益。
可现在彼得堡的做法，就好像是一个输急了眼的赌徒，在自己手风明显很坏的情况下，还要不断的追加赌注，这显然是不理智的行为。甚至于还可能把法国也拖进一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中去，因此法国人试图在后勤上卡俄国人的脖子。
彼得堡一开始还真的被法国人给拿捏住了，沿着非洲西海岸到印度洋、东南亚一带就没有俄国的殖民地，假如有这样一个海上殖民地的话，俄国人也就不会那么着急的把旅顺口吞下去了。而俄国人自己的后勤舰队也是没法完成这样长距离的补给的，军火还凑活，但煤炭显然是不能及时补给的。
不过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威廉二世拉了表亲一把，他让一队德国商船队解决了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后勤供应问题。对于威廉二世来说，波罗的海舰队离开欧洲越远，普鲁士的海岸线也就越安全。只是彼得堡这边刚刚解决了太平洋第二舰队一连串糟心的事，远东又传来了坏消息。
12月3日，日第一军、第三军约12万人对盘踞在辽阳的15万俄军发起了进攻。在金州、得利寺和双城子一系列战役后，俄军从轻视日军的态度又转为了极端重视，说的难听一些，一些俄军官兵患上了轻微的恐日症。
当然这也不能怪这些俄军官兵的胆子太小，一开始彼得堡的大人们，包括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在内，都在鼓吹一个俄国士兵能比得上三个日本人，他们往满洲的俄军脑子里灌输了可以轻易击溃中国和日本的思想，把远东的战争比作了一场狩猎游戏。
但是在战争开始之后，俄军将士们才发觉，这场战争完全不是将军们说的那样轻松，事实上他们连中国人的阵地都没能夺取几个，还接连损失了几位较有名望的将领，而等日本人加入战场之后，这场战争就变得越发的血腥起来了。
和中国人打仗，俄国士兵主要怕机枪和手榴弹，还有中国人修建的那些防御工事，在真正的面对面的肉搏战中，其实双方基本没怎么打过，因为每次进入到肉搏战阶段时，中国人都喜欢丢手榴弹，一点都不讲武德。
所以，俄国人和中国人对战，并不觉得自己打不过，而是认为自己打不动。假如中国人肯和他们进行肉搏的话，俄军士兵觉得自己还是占有优势的。
但是和日本人对战就不同了，日本人的战斗欲望要比中国人强烈的多，虽然他们没有手榴弹之类的近战利器，但是日本人很热衷于拼刺刀，可以说这是俄国人第一次在战场上遇到比自己还喜欢白刃战的军队，而且还是一支东方人组成的军队。
对于俄军那些年轻的现役士兵来说，和日本人拼刺刀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因为他们更为高大一些，也并不缺乏热血。但是对于那些再征召的俄军士兵来说，这些三四十岁的后备兵早就忘记如何进行白刃战了，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死在战场上，面对成队成对端着刺刀冲上来的矮个子，许多俄军后备兵很快就溃散下来了。
因此库罗帕特金从11月开始就转入了防御阵型，放弃了一开始他所主张的把金州日军赶下海，重新打通通往旅顺口的作战计划。当然，库罗帕特金是想先稳住南满的局势，然后集中力量打通双城子一线，解了海参崴之围再说。
不过日军向辽阳发起的进攻，迫使他又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辽阳地区。此时在辽阳奉天一带的俄军力量，还是超过了日军的，但是按照俄军的作战条例，必须要把一半兵力充作预备队。也就是说，虽然辽阳地区的俄军兵力达到了15万，但是分散防御加上预备队的保留，于是俄军正面对抗日军的兵力其实还不到六万。
日本人就不同了，虽然辽阳会战被陆军视为了一次掩护作战，但是指挥第一军的黑木和指挥第三军的乃木，几乎把能动用的兵力都用在了攻击上，将近八万人被投入了正面进攻。
为什么辽阳会战是一次掩护作战，因为野津道贯大将第四军2.6万人已经和奥保巩大将第二军会和，上村舰队也封锁了海参崴港。11月底，日军已经夺取了半岛根部的阿尔乔姆，打开了通往海参崴的陆上门户。
12月5日，野津道贯指挥第四军进逼第一河谷，日军的左侧是谢丹卡山脉，右侧是大海，正面则是海岸边的丘陵地带。俄军的主要防御就在正面的丘陵地带，这里修建了一个完整的堡垒，在其后方的海岸上还有几处炮兵阵地作为支援。
但是，谢丹卡山脉上的堡垒没有修筑完成，靠近东面乌苏里湾则只有对海面的炮台。这就意味着，攻取海参崴的关键就是谢丹卡山上的未完成堡垒，也就是俄国人所命名的2号堡垒和3号堡垒。只要占据了谢丹卡山脉的制高点瓦尔吉纳山，那么日军就可以居高临下进攻下方的一号堡垒，或从陆上攻取乌苏里湾的沿岸炮台了。
指挥夺取瓦尔吉纳山的是田村怡与造，他先是利用三天时间试探了瓦尔吉纳山的火力配置情况，然后在12月10日投入了整整一个联队，从北方和东北方发起了进攻。在付出了近三分之一人员伤亡后，日军于午后一时攻下了瓦尔吉纳山。
虽然瓦尔吉纳山上的堡垒并没有完成，但是对于自己这方能够在第一次进攻就能拿下这处要点，师团长川村景明也感到非常的吃惊，他在部下的指点下带着师团司令部人员爬上了瓦尔吉纳山，很快就找到了正在观察山下俄军阵地的田村怡与造。
他立刻上前祝贺道：“田村参谋长不愧是今信玄啊，能够在一天之内攻破此山，全日本也只有你能办的到了。金州南山一役，乃木可是连长子都丢在那座山下了。”
田村转过头来对着川村摇着头说道：“这里可不能同南山相比，俄人并没有在这里布下完整的防御阵线，否则我们不可能这么轻易攻破此地。另外，攻下这里的首攻之臣也不是我，我不过是袭人故智罢了。”
川村顿时有些糊涂了，他看着田村问道：“故智？谁的故智？我可没听说陆军中有谁讨论过如何攻击要塞的战术的。”
田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部小册子递给川村说道：“确实不是陆军的想法，是海军的想法…”
川村接过小册子翻了翻，楞了好一会才说道：“海军陆战学校研究攻打要塞的战术？他们到底想要干嘛？这是打算抢我们陆军的活计吗？他们这么能耐，怎么还把旅顺口和海参崴交给我们陆军…”
田村沉默了一阵后说道：“编这本册子的人并不在日本，不过我认为，换了他来指挥，也一样能够攻下这里。至少他对于进攻部队的分组，并携带不同的装具，执行不同任务的想法是正确的。海军陆战学校研制的迫击炮，用来对付那些没有遮蔽的机枪火力点也确实是有效的…我并没有对上面的战术做什么大的变动。”
川村这下子是真的沉默了，田村这么说，也就意味着，海军陆战学校探讨的陆战战术居然走在了陆军前面，这可真是一个笑话。
第426章 会战和袁世凯
川村景明虽然对海军陆战学校研究陆军战术感到了不满，但他还是把田村拿出来的小册子揣入了自己的口袋中，田村倒也没有向他索要，这本小册子在海军陆战学校属于战术课程之一，并不算什么稀罕的东西。
和一板一眼对照着法国和德国军事院校建立起来的陆军士官学校相比，海军陆战学校并没有什么模板和传统可以遵循，因为海军只是把陆战队当成了一种解决陆上问题的小规模军队的行动，因此海军陆战学校更为关注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靠着陆战队完成所有作战任务。
因此海军陆战学校的学风要比陆士自由的多，对于某些战术问题的讨论也不必顾忌老前辈的看法，毕竟海军的老前辈在陆上的战绩并不作数，而日本海军本身就是在一点点的摸索中成长起来的，自然并不觉得这种讨论触犯了什么神圣的原则。
事实上海军的风气趋向于保守，也是在甲午之后，赢得了甲午海战的日本海军似乎有了什么不能抛弃的荣誉，再加上陆军颁发的《军人敕谕》在海军兵学校的推行，使得海军兵学校中的服从性被抬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这才使得海军兵学校的校风日趋保守，过去海军初创时，为了讨论海军战术上下畅所欲言的景象也就消失了。
虽然田村对于陆士的校风有所诟病，但因为山县元帅的关系，他也只能保持缄默，毕竟西南战争带给军队的影响实在有些恶劣，一度让皇室、文官对军队失去了信任。陆军的尊皇教育，也是为了洗刷西南战争遗留下来的隐患。
只是让田村没有预料到的，就是在调查东乡问题中发现了海军陆战学校的真实一面。陆军一开始并不愿意海军建立什么陆战学校，按照海军的说法，那么陆军就应该建立海战学校了，这不是乱套了么。
不过考虑到海军登岛作战的需要，且为了获得海军对对俄作战的支持，陆军最终还是松了口。而海军在开设陆战学校时也确实没有大张旗鼓的去邀请欧洲军官来担任教师，只是聘请了一些技术专家和布尔战争中以游击战而出名的布尔人将领，这也让陆军不再那么警惕海军的用意了。
但是在田村的调查下，发觉海军陆战学校可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所谓培养一支配合海军作战的陆上部队，但实际上这所学校内的教育理念并非以配合海军作战为主，而是主张如何以手上的力量解决陆上问题，并使海军作为自己的后援力量，主次已经逆转。
海军居然能够容忍这样大逆不道的教学理念，让田村也是非常震惊的，这在陆军中是难以想象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所学校确实弄出了不少新奇的玩意，并把陆军作战的战术演变和武器的不断发展结合了起来，假如和陆军的学校进行对比，那么这所海军陆战学校其实更适合作为陆军大学的定位。
现在的陆军大学在战术研讨和新式武器对战术的影响研究方面，完全落在了陆战学校的后面，唯一能够胜过陆战学校的方面，大约就是陆军大学对于战史的系统研究了。所以川村景明对于海军用意的怀疑，田村也是认同的，这所学校的教学理念已经超出了海军的需求。
面对使用了海军陆战学校研究的战术攻克了瓦尔吉纳山的事实，田村和川村都失去了喜悦之情。当然，这并不妨碍日军中下层官兵的欢呼和海参崴俄军守兵的沮丧。
瓦尔吉纳山的失守，等于撕开了海参崴城市北方和东北方的防御，特别是日军占据此山后就把此山东西两侧的海岸线之间的联系给切断了。西面的丘陵地带还有一处堡垒可以遮蔽沿岸炮台的后备，但是沿着乌苏里湾的沿岸炮台，就陷入了日军海陆夹击的状态。
日军开始沿着乌苏里湾北面，逐一夺取沿岸炮台，虽然遭到了俄军的奋力反抗，但是失去了中部山脉高点的支援，这种孤立炮台的防御能力是相当不足的，海参崴俄军的失败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事实。
当日军在海参崴占据上风时，辽阳会战的第一阶段也进入到了尾声，驻守大石桥的俄东西伯利亚第二军和第四军，在日第五师团和第八师团的猛烈攻击下，不得不放弃阵地向海城撤退。
在这场战斗中，俄国人利用了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隐蔽炮兵阵地进行射击的方式，给对尚未学会隐蔽炮兵阵地的日本炮兵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而日第五师团则展现了日军夜袭的训练成果，大队人马在夜间潜伏接近俄军阵地，然后向俄军阵地发起突袭，从而将俄军驱离了自己的阵地。
12月15日，黑木为桢的第一军占领了从北分水岭经摩天岭到八盘岭附近地区;独立第14师团占领了岫岩至析木城公路上之分水岭;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占领了大石桥。辽阳外围的俄军阵地都被日军扫荡一空，俄军将兵力收缩到了辽阳城附近，会战进入了第二阶段。
12月20日，日第一军率先以38个营,96门火炮向俄军前沿阵地发起进攻，拉开了辽阳第二阶段的序幕。事实上俄军在辽阳进行了稳固的经营，库罗帕特金是把辽阳当成一个地垒区来经营的，加上满洲寒冷的天气，所以一开始对于日军来说战事并不顺利。
不过，12月22日时，山海关方向的中国军队终于加入到了反击作战中。新上任的国务会议主席袁世凯试图通过一场胜利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并停下国会对于满清的历史清算，因此在获得了日本方面的一批弹药援助后，决定令冯国璋对当面俄军发起进攻，以夺取锦州为目的。
对于袁世凯的命令，北洋内部也是有意见的，一部分北洋将领其实并不想打，好不容易让日本人把俄国人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了，现在坐山观虎斗不好吗？而山海关前线的湖北军队和武汉的反应则刚好相反，前方的湖北军队积极求战，想要借助日军加入战争彻底的击溃俄军以收回满洲，倒是武汉极力主张要稳重，不能轻易的发起对俄作战。
袁世凯觉得自己还是能够理解武汉那帮人的心情的，就如同他之前主张避战保存实力一样，武汉不想把力量用在俄军身上，自然也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压制自己。武汉这些军队布置在北方，最感受到威胁的不正是他么，搞得他这个国务会议主席现在也是处处受制于人。
在没有当上这个主席之前，袁世凯以为这个主席的地位类似于过去的首席军机，还是上面没有婆婆的首席军机。武汉推翻了后党掌权的局面，又摆明了不会支持君主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窃喜的，这意味着他得到了最多人的支持，因为那些只要想保住自己身家的满汉权贵们现在只能支持他了，难不成他们还要去支持主张瓜分自家财产的劳工党吗？
所以，袁世凯虽然并不认同武汉的一些政策，但是为了能让武汉支持自己担任国务会议成立后的主席，他还是在背后支持了武汉，并协助清理了后党的势力。在他终于当上了国务会议主席后，他觉得自己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到了，因为他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执掌朝政了么。
但是袁世凯很快就发现，现实和他想象的有些不一样，虽然从各方的共同利益来看，选择他才是对各方最优的选择，不管是立宪派、帝党或是失势的后党，甚至于那些反对过激主义的革命党选他都好过选武汉。
可是，大家依然不待见他。立宪派不是支持他，而是要求他支持立宪派；帝党认为他维护皇权是本分，可并不能洗刷他背叛皇帝的过往；后党就更加把他恨之入骨了，哪怕他已经极力的维护他们个人的财产了，但是这些人还是指责他是活曹操，还编排了一个西山蛤蟆精的故事羞辱他。
过激派对他的态度虽然还不错，但孙文给他写信，认为他应当干脆的把皇帝推翻，然后成为共和国的父亲…袁世凯觉得自己似乎平日里表现的也不傻啊，为何孙文要把自己当成傻子看待。
除了这些内部的隐忧之外，外部对于袁世凯来说也不是什么好的局面。他把那些留学生们推上了台，虽然他自己是旧学出身，但袁世凯也清楚旧学是没法应对当前的世界了，这也是他和张之洞共同上书废除科举制的原因。
现在他既然当上了国务会议主席，自然就更加不可能去恢复科举制度，而是把那些留学生们提拔了上来，他以为这些人会因此而感激自己、效忠自己。但是他很快就发觉，他的想法出现了偏差，文官和军官的脾性显然是不同的，北洋的军官派到了海外留学，归来之后也还是会效忠自己，但是这些留学生走上了主持一方的工作后，就闹着搞西方的分权制了，除了要求他给钱之外，并不情愿他插手自己的部门。
于是他以为是自己人的留学生，实际上人家把自己视为了第三方势力，认为他们这些军人都不应当干政，整个国家的体制应当按照他们所见过的西方制度来变革。这不就等于是让武汉和北洋都交出手中的权力，然后让一班读书人来管理国家么。
袁世凯觉得这些留学生就是个笑话，没有武汉和北洋的武力，他们的命令连北京城都出不了，这墙都没爬上去，这些人就开始拆梯子了，他们能搞个屁的政治。
不过对袁世凯最大的威胁还是国会，原本他以为国务会议建立之后，国会就只剩下了立宪的工作，不能再干预行政了。但是国会的预算审核和专案调查，算是把国务会议给卡住了脖子，这个婆婆可比太后老佛爷还强势了。
第427章 袁世凯的担忧
11月中旬，国会就戊戌政变一案做了一个调查结论，认为此次政变是一次个别人员的在私欲下驱动的叛乱行为，国会否认了太后有指挥军队干涉国政的权力，也不承认其非法获得的训政权力。
国会认定荣禄与庆亲王奕劻为主谋，参与者为怀塔布、立山等人，提出了剥夺荣禄一切加恩，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奕劻废为庶人，取消庆亲王一系爵位，凡参与者一概废除爵位及革去职位，并要求生者三日内离开京城，终身不得回京。随即国会提出了废除慈禧尊号的议案，以作为其发动戊戌政变之惩罚。
秦力山为戊戌六君子翻案的举动并没有遇到多少抗议的声音，因为在之前数个专案下，不要说后党，满人在京的势力几乎都被一网打尽了，这一次判定戊戌政变为叛乱行动，实际上不过是给后党盖棺定论，重要的不是追究后党的责任，这些后党之前就被拿走了位置，现在则是给他们的棺材板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铁钉而已。
不过对于秦力山提出的废除慈禧尊号的议案，还是遭到了一部分守旧力量的抵抗。暂时国会的名额约为400余人，朝廷指定的大约为200余人，武汉方面推荐了五六十人，地方上挑选了一百五六十人。而朝廷指定的这200余人中，宗室王公世爵、外藩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多额纳税议员就达到了98人。
虽然此前通过专案，有五六十名贵族议员被解除了议员身份，但也还有一百多效忠于朝廷的守旧派议员，只不过之前武汉打着皇帝的名号清理后党，这些人也不敢跳出来，因为后党的名声已经完全臭了，站过去不过是给武汉送人头而已。
但是等秦力山把目标转向慈禧身上后，这些守旧派终于坐不住了，他们拿出了三纲五常中的孝道为武器抵抗武汉对慈禧的清算。
守旧派之所以要保住慈禧的尊号，因为他们很清楚，清算慈禧并不是武汉的真正目标，一旦慈禧这面大旗倒下了，那么接下来被慈禧所提拔的人员，或是在慈禧训政时没有提出反对的人员，这一刻都成为了有失道德立场的逆臣。
有了这样的大义在手，本就倾向于对有产者进行严厉打击的武汉，就等于掌握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他们甚至都无法拿三纲五常来辩解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哪怕是那些一直和守旧派不合的立宪派，对于是否废除慈禧尊号一事，也表现的相当慎重。
只是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不管是皇帝或是太后他都背叛了，此时出面去阻止武汉对太后的清算，不过是更加增添了光绪对他的厌恶，也不会得到慈禧的谅解，难道慈禧翻盘后还会饶过他吗？武汉的出头，实际上就是在为他解除后顾之忧。
事实上，袁世凯一度都做好了慈禧暴毙的局面，毕竟宫内被国会这样大整顿了一次后，慈禧要是不明不白的死去，也没人会跳出来为其抱怨。只不过武汉看起来更想要在政治上杀死慈禧，而不是在肉体上杀死她。
袁世凯的漠视，最终让秦力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11月27日，国会以微弱的票数通过了废除慈禧尊号的议案，该议案送到光绪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签字送出来了。
据说，梁启超一度想要阻止光绪签署这一议案，因为他认为光绪和慈禧之间的母子关系是没法改变的，以子非母，日后史书上恐不好看。不过边上的康有为则不以为然的说道：“事已至此，那里还有什么母子，皇上继承的是文宗皇帝的皇位，太后不过是庶母，孝贞显皇后才是嫡母…”
光绪本身就是赞成废除太后尊号的，他比谁都害怕让太后再度翻盘，而有没有这个尊号，对于太后的声望来说区别是很大的。而且他现在是遵从了国会的决定，他认为自己并不需要负担起多大的责任。
而在光绪签署了废除太后尊号的议案后，秦力山立刻又提出了改组国会案，认为当前国会内的一部分议员既不能代表皇上，又不能代表国民，不过是些出卖了汉人利益的满人奴才，因此他们不应当站在这里代表国民。
此次改组并不是解散后重新进行推选，而是按照了废除太后尊号的表决案，把所有的反对议员一概免去议员身份，然后再进行补选。此次补选并不是按照地域进行的，而是给了各方政治势力一定的名额，令其自行推荐代表进入议会。
这个各方势力，实际上就是武汉、北洋、江浙立宪派、革命党、地方督抚，满人、蒙人被排斥在外了。北洋和江浙立宪派对于这个改组国会方案表示了支持，革命党和地方督抚虽然对名额的分配表示了不满，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只有在京城的满蒙亲贵大声抗议，但却毫无效果。
就在11月份，关内各满洲将军汇聚在了北京，在国会的逼迫下，这些满洲将军不得不接受了拆除满城，以消除地方上的满汉差异，并对旗务进行改组的要求。
成都满城被要求作为试点，优先进行拆除，并令成都满人自行择业，在给与了一定的补助后，国家不再对成都满城提供任何旗饷。
虽然消息传开后各地满人都走上了街头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但他们抗议并没有得到汉人的同情，反而让各地群众上街庆祝了起来。面对这一场面，各地满人这才感到了惧意，纷纷散去各自回家了。而那些满人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东京的满人，开始自行办报以宣扬起民族团结来了。
比如旗人在东京所办之《大同报》，开始积极支持国内实现君主立宪，召开国会以“融合满汉”，倡导“蒙回同化”等主张。当然，他们并不是因为君主立宪制度先进才支持立宪，也不是认为满汉蒙回本为一体而主张各民族合一，这些旗人不过是看到汉人的力量越来强势，而旗人已经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想要尽可能的逃过被清算的命运而已。
比如满人亲贵为了应对此种局面就组织了宗社党，妄图获得外部的力量以剿灭汉人之势力，重新安定满人之天下，再不济也当割据西北建立一个新满洲国。为什么是西北而不是东北，因为宗社党并没有勇气去同俄人、日人争夺满洲主权，他们甚至都不敢要求外蒙的主权，他们倒是觉得自己有资格把西北当成自己的财产。
慈禧尊号被废除，实际上不仅仅让后党彻底垮台，也代表着同治中兴以来满人和汉人督抚联合统治局面的瓦解。大清国的国号虽然还在，但是大清的体制其实已经破产了，光绪所代表的皇权已经无法对武汉和北洋这样的军政集团施加什么影响力了。
最先反应过来的人其实是梁启超，当满人亲贵在私下组建宗社党，鼓吹什么要割据西北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满人此时已经没法再支撑起光绪的亲政局面了，因为满人和汉人之间已经没法再互相信任了。宗社党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迫使汉人彻底抛弃满人，因为割据不符合汉人大一统的观念，偏安一隅对于汉人来说就是慢性死亡，因为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都不可能接受身边建立起什么小国。
同治中兴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满人一直没有抛弃大一统王朝的观念，所以汉人和满人还能在这一观念下共存下去，假如满人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搞什么满人的满洲国，那么大清早就完蛋了。
去年，梁启超和革命党、劳工党在报纸上进行论战，最终从开明专制转向了君主立宪，当时他就意识到，皇帝亲政来推动改革的局面已经很难出现了，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汉人的知识分子正转向更加激进的暴力革命道路。
像孙文这样的老革命党，虽然主张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满清朝廷，但好歹还表示要保护有产者的利益。而田均一、秦力山这些新革命党，则已经把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同地主阶级绑在了一起，他们不仅要推翻满清王朝，还要连地主阶级也一并清理掉。
在这样的情况下讲开明专制，显然是不能引起民众多少兴趣了，因为民众更喜欢革命党的激进主张。所以，梁启超在公开的辩论后，迅速的从开明专制道路转向了立宪君主制度，但还是主张，“夫以吾所忖度，则君主立宪制，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不能实行。”
梁启超讲这句话的时候，慈禧的地位还是稳固的，他是真的没想到，中俄战争的爆发会让慈禧这么快速的失去自己的统治，让光绪终于从软禁中挣脱了出来。因此他见了光绪后，就为光绪献上了“考察宪政奏议”，“凡二十万言内外”，希望光绪能够主动提出立宪之议，从而真正掌握住中国的权力。
但是在武汉把慈禧的尊号废除，彻底的打破了满汉之间那点政治上的联系后，他又改变了想法，向光绪建议，“应当速定宪法，以安国体。”
武汉对于皇权的步步进逼，不仅梁启超感受到了，袁世凯同样也感受到了。国会废除慈禧的尊号后，皇权的威信是大大的跌落了，而国会代表国民的一种形象开始深入人心。哪怕是那些反感劳工党的立宪派人士，也并不反对武汉对削去太后尊号的操作，他们认为国会还是有这个权力的。
只是这样一来，袁世凯就感觉自己头上悬上了一把宝剑。既然国会连太后的尊号都能削去，那么国会有没有免去他这个国务会议主席的权力？
第428章 锡良去职
11月中旬，成渝铁路已经修到资中，距离成都不足200公里。假如这条铁路的修筑权不是掌握在武汉手中，那么四川总督锡良简直要为其欢呼雀跃了，因为这条铁路不仅是由中国人自己建设的，连筑路的材料都基本选用了四川本地的石材和木材，重庆还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轧钢厂为铁路轧制钢轨。
过去，中国修建铁路几乎都需要外购建材，因为外国人说中国的木材不能用作轨木，而一根轨木就要一块大洋，这对于中国的铁路建设来说是相当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只能不断的压缩劳动力的价格。
所以，铁路建设虽然有利于地区交通，但是对于地方财政来说其实没啥好处，再加上外国人修建铁路签订的合同基本都规定了铁路沿线的资源开发权力归属于铁路公司所有，因此即便通车后地方上的收益也减少了许多。
因此，在京汉铁路没有建成之前，朝廷对于铁路的看重其实在于政治和军事上带来的好处，京汉铁路修成带来了大量的铁路利润，才真正让朝廷意识到了铁路在经济上的好处，不过这个时候朝廷已经失去了对于地方上的控制，连京汉铁路都被武汉拿去了管理权，朝廷只能得到一些分红而已。
锡良对于成渝铁路的看法，就是为了应对西藏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前往西藏之行路难，不仅仅在于川藏交通，也在于入川交通之难，因此成渝铁路，或者说一开始设想的川汉铁路，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中央对于四川的控制。
也就是说，锡良当时已经考虑西藏失去后必须要以四川为基地控制康区，不能让英国人利用西藏的宗教信仰夺取康区，从而对川西造成威胁。只不过形势发展比他最好的预料还好，湖北新军不仅保住了西藏，反而进军印度，把中印之间的分界线再次挪回到了喜马拉雅山地区。
哪怕对武汉再有什么怨言，锡良也不得不承认，若是没有湖北新军出手，那么西藏是很难救的回来的。正因为湖北新军在西藏、印度的连连取胜，使得川藏之间的康区喇嘛们也安分了许多。西藏遭到英军入侵而四川又无力救援，一度让康区喇嘛对朝廷产生了不少怨言，认为今后西藏必不归属于中国，因此他们也不必再为朝廷履行繁重的徭役了。
但是随着湖北新军在西藏大败英军，并趁势收回锡金、不丹等地后，拉萨就开始对康区各喇嘛寺加强了管教，把一些不肯配合朝廷的喇嘛们调回了拉萨，从而缓和了康区喇嘛寺和四川争夺治权的问题，甚至连瞻对问题也就此解决了，拉萨主动让出了瞻对的控制权，使得四川可以在行政上完全的控制康区。
拉萨之所以如此处处退让，自然不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心理，而是西藏军政会议已经完全控制了拉萨的政治，西藏的噶厦政府对其的恭顺远远超过了驻藏大臣衙门。中央对于西藏、山南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了。
假如这支湖北新军依旧是效忠于朝廷的，那么锡良是不吝给与他们最大的赞美，并会建议朝廷给与最大的优待，因为这种开疆拓土之功正是王朝能够继续统治下去最好的证明。但是湖北新军并不忠诚于朝廷，他们只是忠诚于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这就给锡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了。
湖北现在对外有维护疆土的功绩，对内又有赈灾和建设的能力，成渝铁路的建设就是武汉展现自己统治能力的体现。在这条铁路没有建成之前，川人还有门户之见，哪怕是四川的革命党也并不待见湖北军队入川来革命。
在锡良看来，所谓的革命党不过是一团散沙，革命党上层人士虽然家庭出身良好，喊出的口号也很高尚，就是为了救国才要革命，但是革命党的下层都是些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他们喊反清复明也好，喊革命救国也好，心里压根就不信，只是为了能够在造反中出人头地，然后鱼肉乡里罢了。
锡良的看法也不能算错，义和团之后，四川连连爆发了农民或市民起义，但是这些起义闹的最大的，也不过是把当地县官赶走，然后就自己割据称王了，压根就没有解放全省的意思。革命党上层虽然有拿下成都的想法，但是他们在成都压根发动不了多少人，就几十到一两百人就试图攻下一个30万人口的四川首府，其中光是满城人口就有三四万之多，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但是，随着武汉开启了成渝铁路建设后，原本一团散沙的四川革命党，现在渐渐都聚拢到了一面旗帜下。凡是铁路修到之所在，不管是革命党也好，朝廷的官员也好，立刻都转向了武汉。因为地方上的百姓已经先于他们倒向了武汉。
四川民众此时最大的愿望也就两个，一个是求温饱，另一个是求秩序。四川虽然号称西南第一富庶大省，但是这种富裕和普通百姓可没什么关系，四川农村中以竹泥建成的土屋比比皆是，这种房子夏天虽然通气，但是冬天却并不御寒，穷人只能造这种房子就代表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很低下的。
重庆、成都街头到处都是衣不蔽体的乞丐，而四川各地最多的就是苦力，在各处乡间小路上都能看到那些背着比自己体重还重货物的精瘦苦力，他们在路上都不能坐下休息，只能靠着身后的一根木拐略靠一靠，因为在路上卸下货物，就很难再凭借自己的力量装上去。
由此两处就能看的出来，四川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无处可去，所谓的天府之国到了清末，实际上连本省人口都养活不了了。而在这样的窘况下，鸦片种植业的兴起，更是进一步打击了四川的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四川人的衣食都出现了问题，不过是富裕了一小部分地主而已。
底层平民既然找不到活路，加入会党求得生存也就是必然之理，只不过会党虽然一开始是穷人抱团取暖，但是发展到后面，会党上层也不过是富裕了自己，并不能让底层的会党成员过上什么衣食无缺的生活，因为会党压根就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也是会党一开始喊反清复明，之后又迅速向革命党靠拢的原因。推翻了朝廷，自己当皇帝，自然也就能够重新分配财富了，这点常识他们还是有的。而这也是会党不愿意让外人进入自己地盘的原因，因为外人会分走本地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