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但是武汉进入四川之后，不急着攻城略地，反而搞起了建设来，这就立刻吸引到了四川民众的支持。重庆的码头和工厂建设，铁路建设，铁路附近煤矿资源的开采，这就立刻制造出了数万岗位，于是铁路建成的地区，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失业问题，也带去了新的社会秩序。这样的革命自然立刻压制住了四川革命党只会破坏的革命，也令川人治川的口号难以维持下去了。
于是，随着铁路不断向成都靠近，原本极力支持铁路建设的锡良，却又开始恐惧起这条铁路的不断逼近了。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条铁路现在已经不是一条单纯的铁路，而是代表着武汉权力的延伸。当铁路延伸到成都，也就意味着武汉将正式接管这座城市了。
这并不是锡良的错觉，11月份国会削去太后的尊号，康有为发文称光绪继承的是咸丰而非同治，八旗会议决定拆除关内各处满城，并决定在三年内逐步取消旗饷，这一连串的变故都表明了一件事，满人的大清已经开始崩溃了。
接到削去太后尊号和拆除满城的通知后，锡良召集了成都的满汉大员进行了商议。应该来说，拆除满城、停发旗饷对成都满人的危害性最大，但是因为成都将军绰哈布已经前往北京，现在满城内部并没有人愿意出头做出决定，因此几位满人统领只会向锡良表示抗议，但又不敢公开对北京的决定进行反对。
在这件事上，其他非八旗官员都保持了沉默，锡良能够看得出来，这些官员并不愿意和满人站在一起对抗朝廷的这个决定。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只能把话题转向了另一个，“那么这事先放一放，大家先说说，削去太后尊号一事，大家是怎么看的？”
这下连满城的统领们都闭口不言了，只有建昌道员赵尔丰毫不避讳的直言道：“康有为、梁启超就是逆贼，肆意挑拨皇上和太后之间的母子之情。若无太后，能有皇上吗？说皇上继嗣文宗皇帝，这是把天下人都当成傻子了…”
只是赵尔丰能够说这样的大实话，因为他是旗人，他哥现在还是云南总督，自然可以对北京不假颜色，但是其他人是不敢附和的。看着众人依旧保持沉默，锡良不得不点名了四川提督马维骐问道：“马提督你怎么看？你可也是太后提拔上来的。”
原本闭目养神的马维骐张开眼瞧了锡良一言，沉默了好一会才说道：“绰哈布将军上京之前有句话说的很好，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遵从皇上的旨意这就是最大的本分。要是连这点本分都守不住了，那么我们还怎么让下面的人听从我们的话？
现在的重点不是康梁说了什么，而是皇上说了什么。要是总督大人觉得，皇上说的话不算，那么谁说的话算数？我老了，脑子也不好使了，总督大人要是想说什么，不如开诚布公的说出来，就不要让我等猜来猜去了。”
马维骐这话一说，堂上的官员顿时把目光都转向了总督，锡良想了半天终究没能说出半个字来。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说什么呢？难道说要为了太后起兵反对皇帝？就这成都城内的满人，现在抱怨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停发旗饷的出路，而不是想要发动一场兵变来逼迫朝廷收回成命。
这场会议注定无疾而终，锡良最终上了一封请辞电文，国会随即调动端方接任四川总督，并负责解决成都满城问题。实际上端方依旧待在武昌，四川行政就此归入了重庆工农兵委员会。而这也就给袁世凯带来了莫大的危机感，他觉得武汉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大，北洋实在是扛不住，谋求列强的支持并收回满洲，就成为了北洋抗衡武汉的唯一出路。
第429章 预算和战绩
袁世凯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接受了日本人的劝说发起了对锦州的反击战，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涉及到了预算的分配问题。
鸦片战争时期，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为4000万两白银，同治年间上升到了6000万两，甲午期间增加到了8000万两，1903年时接近2亿两。
这种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和新税源的开辟密切相关的，鸦片战争时期九成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是田赋，但是到了1903年田赋在财政收入中只占到了33.8%，而关税厘金则占到了50.9%，厘金为各省督抚所控制，关税则在洋人手中。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养得起北洋，一方面直隶地区的财政收入在全国排第三，1904年后湖广已经不向中央缴纳财政收入，因此也就不再排名，1904年之前湖广位列第四约在1800万两，而直隶地区年收入2165万。
排在直隶之前的是广东，约2300余万两，排名第一的江苏则接近4600万两，比广东和直隶加起来还多，所以今年苏北受到水灾时，朝廷最关心的就是苏北的灾情，若是江苏不能尽快恢复过来，那么明年的财政收入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了。
不过虽然大清的岁入接近了2亿两，但是大多数都是和固定支出向对应的，真正能够动用的活钱也就只有关余和厘金收入。国会的预算分配，其实就是对上交给中央的关余和厘金这部分收入的分配。
在国会打倒了后党之前，这些收入都掌握在了慈禧和满人亲贵的手中，这也是义和团事件后两宫出逃形成的大清财政新格局。哪怕袁世凯现在担任了国务会议主席一职，他也没法从国会手中拿到这笔收入的支配权，因为他没法迫使洋人和督抚承认自己是中国政权的唯一代表。
在洋人看来，国会至少在名义上代表了中国各方势力的共同体，国会所签字的东西，个别势力是没法推翻的，他们虽然看好袁世凯，但并不认为现在的北洋有能力推翻国会，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袁世凯的支持很可能打了水漂。而督抚们同样不会选择袁世凯来代表自己，这意味着他们成为了北洋的附庸，下面的人也就会放弃对于他们的支持。
因此现在只有国会才能从洋人手中拿到关余，从地方督抚手中拿到厘金收入，自然国会也就顺利成章的拿到了预算分配的权力。当然这几个月内国会对于预算的支出管理，基本上还是能够让各省感到满意的，毕竟武汉今年为战争支出、省外的赈灾和建设上支付了超过8000万两的账单，这已经接近中央预算开支的一半了。
在日常生活中，中央政府的主要活动其实就两件事，征税和开支。一个能够向地方征税，然后把钱花出去的朝廷才有资格称自己为中央，满清之所以在义和团事件之后还能维持下去，就是它还能保住对地方的征税权力。
国会把后党打倒之后，传统的满人王朝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各地督抚向中央交税，不是出于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效忠和畏惧满人的武力，而是认为国会代表着国民的意志，也承认了国会用于管理国家的权力。
假如撇开国会这个中央政府的话，那么下面的地方势力也只有武汉更像是中央政府了，因为北洋除了收本地的税赋外，压根收不到其他地方的税，而北洋收到的税赋也不可能花到外省去，这就是为什么北洋只是一个地方势力的原因。
袁世凯现在也只能接受国会在预算上的支配权，因为没有了国会他就收不到地方上的税赋。而想要让国会把预算分给自己，要么搞建设，要么是为了战争。以收复锦州为名义，要求获得预算显然更加合情合理一些。
在日本加入战争之后，南北国民都有一种胜利在望的兴奋感，他们迫切的希望朝廷尽快出兵和日本一起把俄国人从满洲驱逐出去，从而洗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屈辱。在这样的激进情绪中，任何稳重的主张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
因此，袁世凯也学着武汉操弄人心的手段，把收复锦州的行动鼓吹了一下，也确实让他收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支持，就连同盟会的一些人都发电支持了他。因此他也成功的从国会那里要到了一笔预算，为收复锦州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和武汉的合作，并不仅仅让袁世凯获得了一个国务会议主席的名头，也让他对北洋六镇及直隶地区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重新整顿，使得他对于北洋一系的武力控制力获得了增强。
此前朝廷虽然给了北洋六个镇的编制，但是第一镇的番号给了旗人组成的新军，袁世凯压根控制不住，其他几镇也都安插了满人官兵以做监视。比如良弼刚刚回国不到两年，袁世凯就不得不将其任命为第八标统带官，以满足满人对北洋武力控制的欲望。
对于朝廷来说，满人是最可信任的，其次是派出学习的留学生，最后才是北洋自己培养的军官。铁良南下之前就在北洋各镇中大肆安插外来者，就是想要打破袁世凯私人控制北洋武力的局面。
当然，满人实在是缺乏人才，像良弼这样愿意前往海外学习军事的满人实在不多，回来之后骤然提拔，连基层都没待过，自然也就说不上对北洋加以控制了，反倒是这些满人和留学生进入北洋后就立刻获得了高位，引发了北洋基层军官的不满，认为这些人抢了自己的位置，使得他们上进无门，倒是更令北洋团结在了袁世凯身边。
现在么，趁着国会对满人掌权者的清算，袁世凯也开始了在北洋军中的清理运动，将那些强塞进来的满人官兵又调离了出去，从而把北洋六镇真正变成了以自己为首的军事集团。
毅军姜桂题部，驻直隶的淮军各营，这些过去只是和北洋有着历史渊源但没有上下级关系的军队，现在也被袁世凯整编成了北洋系统的一部分，从而让直隶的武装力量完全从属于北洋系统了。京城近郊的满人三大营和步兵统领衙门，现在完全成为了一个摆设，京城之内的治安归于京城警察厅，京城近郊的安危则被北洋第六镇所管理。
假如没有武汉在侧，袁世凯此时对于北京的控制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淮系最强盛的时期，从这个角度去看，京城满人称袁世凯是活曹操，也不算是空穴来风。不过现在有武汉在旁虎视眈眈，袁世凯也不得不先赚些军功来维护自己的声望先了。
就如徐世昌对袁世凯所言，“军队光有数量是难以压制住武汉的野心的，若是不能在战绩上和武汉相抗衡，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反抗武汉提出的要求。”
袁世凯是认同这位好友的看法的，军队人数再多，要是不能打又有什么用呢？列强几千上万人就敢对中国动用武力，难道是大清兵力不足吗？显然是人家根本没把大清几十万军队放在眼里。俄国人轻率的发起对华作战，也是因为在义和团事件中，大清军队表现出的软弱无能，所以俄军认为一两万人就可以打到北京城，迫使清国签订投降协议了。
湖北新军是什么人？这是几百人就敢前往西藏对抗上万英军，并把战火引入到印度的存在，也是在对俄战争中坚持不懈，围歼了一支俄军偏师的存在。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展现自己的人数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不要说吓不到湖北人，就连各地的督抚恐怕都未必会服气。
因此，想要赢得湖北人的尊重，并获得各地督抚的真诚支持，那么至少北洋军要在战场上拿出一点成绩来。于是袁世凯准备妥当之后，便下令段祺瑞率领北洋第三镇从承德向朝阳进攻，冯国璋沿着关内外铁路向锦州进攻，意图趁着俄军满洲主力为日军所牵制的时机，夺回锦州。
应该来说，随着日军加入战争后，西面中国军队不紧不慢的跟随俄军撤退的进军，确实让俄军高层产生了迷惑。库罗帕特金就一度认为中国人应该只有坚守壕沟的胆量，只要俄军不去主动进攻，那么中国军队是没有胆量来进攻俄军的阵地的。
特别是在日军在南北两个战场大展拳脚后，库罗帕特金为了加强对日作战的战力，已经开始偷偷的从西满支队抽调炮兵部队和步兵部队了。当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时，俄军兴城、葫芦岛一带的守军已经抽调了不少到锦州城，锦州的俄军都已经开始向奉天转移了。
于是，冯国璋、傅慈祥率北洋第二、四镇、工农红军第13师近9万人从绥中出发向兴城进攻时，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虽然俄军在兴城一带设立了壕沟和机枪阵地，但是因为日军的大举进攻，库罗帕特金把兴城的机枪都调了回去，火炮数量也减少了一半，毕竟此时整个满洲俄军的机枪数量也只有56挺，这个数量不包括旅顺和海参崴的机枪数量。
傅慈祥当然不会采用俄军的冲锋战术去填壕沟，在这种突破壕沟的进攻战术上，工农红军可以说是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毕竟工农红军一开始就是通过攻防演习来不断完善自己的堑壕战术的，武汉也给他们配备了破坏铁丝网和进行堑壕战的工具和武器。
而俄军把机枪撤走又减少了前线的火炮数量，又大大的降低了进攻方的困难。傅慈祥指挥的第13师，很快就突破了俄军在兴城的防御阵地，并毫不迟疑的向着俄军后方展开了突击，使得俄军没能在葫芦岛、塔城重组防线，开战后的第10天，傅慈祥所部已经突破了锦州南面最重要的塔山要隘，进入到了开阔的锦州平原地区。
第430章 满洲风云
12月24日，海参崴东面最重要的一座永久炮台被日军攻下。这座炮台位于金角湾右侧半岛，当军舰停靠在此处海面时，可以绕过金角湾从侧面对海参崴进行炮击，因此在1883年时俄军就在这里设立了永久炮台，之后一直在扩建它。
1901年时，这座永久炮台由一个九个火炮位置（有七个带单独火药库炮位，还有一个带火药库的双炮快速射击炮位。）和两个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有两门诺登菲尔德大炮，独立单元位于主炮两侧）组成。
可以说这是金角湾右侧半岛沿岸防御的核心炮台了，只不过这座炮台的主要设计目的是为了阻止海上之敌的来犯，并不是用于防范陆上之敌的。按照俄军工程师的设想，中部山脉上应当修建要塞以防备敌军从陆上后侧进攻此处。
但是中部山脉上的2号和3号堡垒在战争爆发前尚未完工，从而被日军所攻陷，于是俄军在此处的炮台反而被居高临下的日军给封锁了，在日军的海陆夹击下，这座强大的永久炮台比其他几处沿岸炮台多坚持了2天，最终还是因为人力缺乏被日军攻下了。
这座炮台的失陷引发了俄军内部的分裂，海参崴要塞工程师指责要塞司令部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把各炮台之间用坑道连接起来，否则的话日军就不可能用火炮阻止俄军增援这座东面最要紧的沿岸炮台。
而要塞工程师之所以要这么说，也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炮台上九门1867年9英寸海岸炮是可以360度全方位射击的，当日军占据了这座炮台都不需要让自己的军舰在海面上盲射，可以直接利用炮台上的9英寸海岸炮射击金角湾和海参崴市区了。
也就是说，海参崴此时已经无法再继续坚守下去了。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日军占领了这座炮台之后，立刻就对金角湾和海参崴市区进行了试射，给市区、港口的俄军造成了极大的震骇。川村景明派出了一名俄军俘虏向海参崴俄军做出了最后的投降劝说，表示假如对方于明日10点前不作回复，那么日军将会发起最后的总攻。
日本人深知俄国和清国是不一样的，清国被击败后很难对日本再做出什么报复，因为清国没有这个实力。但是俄国的力量都在欧洲，他们即便在远东打败了俄军，也不过是击败了一小部分俄国，真要和俄国全面开战，日本必败无疑。
正因为有了这种认知，日军高层颁发的约束士兵行为的军令才能被各级军官严格的执行下去，所以在俄军面临失败的时候，川村还能以保护海参崴平民生命安全的理由，再给海参崴俄军指挥官一个体面的投降机会。
此时海参崴守军尚有2.2万之众，海军3000，陆军1.8万，但是陆军后备役数量在50%以上，少数部队的后备役甚至超过了四分之三。司令官齐恰科夫少将认为，再打下去也不过是徒增伤亡，虽然海参崴分舰队司令耶森中将反对投降，但终究没能说服自己的同僚。
耶森中将在会议结束后返回舰上，立刻召开了舰队会议，他向部下们诚恳的说道：“齐恰科夫将军及要塞司令部已经决定明日向日本人交出海参崴，但是我们不能把军舰交给日本人，因为这些军舰将会变成日本人用来攻击俄罗斯祖国的武器…”
24日晚，耶森中将带着海参崴分舰队悄悄离开了金角湾，然后打开了通海阀把舰队沉入了大海，只有一艘因为搁浅而在船厂维修的巡洋舰没能遭到这样的厄运。虽然俄海参崴舰队的自沉让日军的胜利少了不少实利，但是在这么短时间内夺取了海参崴，不仅让陆军在北满地区获得了更大的优势，也令海军少了一处后顾之忧。
开战后海参崴舰队的活跃，一度让日军对自己的后勤线路的安全产生了怀疑，而日本列岛的民众也因为海参崴舰队的活跃对战争能否获得胜利感到了迷茫，最终上村舰队承受了民众的怒火。
因为俄舰一度出现在了东京湾地区，以至于上村被国民怒斥为“露探”，东京的平民在怒火下甚至砸了上村家，令上村不得不把老婆孩子送回了娘家。对于父权主义的日本，不能保护家人是一种非常不名誉的行为，假如上村不能在战场上雪耻，那么战后他必定被海军编入后备役中。
日本是在12月28日公布了占领海参崴的消息的，此消息一出，国际市场上俄国的公债便大跌，而日本和中国的公债则呈现了上涨趋势。日本大藏省于是借此展开了第三轮发售战争公债的行动。
对于库罗帕特金和彼得堡来说，海参崴失守的消息就是晴天霹雳，假如说库罗帕特金对于海参崴失守是有一定准备的，那么彼得堡则是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
因为彼得堡对于战争的预测，也只是认为旅顺口会守不住，所以需要太平洋第二舰队尽快前往援救。至于海参崴，他们认为日军不会有这么多力量同时进攻两个要塞。彼得堡并没有预料到日军并没有对旅顺口展开进攻，而是把兵力放在了俄滨海州地区。
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彼得堡对日本动员能力的高估，彼得堡认为欧洲派往远东的军队不应该再投入到南满，而是应当守住哈尔滨地区，以防备日军切断南满俄军的后勤线。在这一判断下，原本应当增援南满的俄军开始在哈尔滨进行聚集，而为了尽快增强哈尔滨地区的俄军守备力量，彼得堡要求所有和军事任务无关的物资运输都暂停了下来。
那么什么是和军事任务无关的物资运输呢？俄国人把被服和粮食从运输任务上撤了下来，人员、大炮、弹药则成为了从欧洲到远东军列上的全部。为了提高单向运输的能力，这些军列抵达满洲后，所有车皮都会被推出轨道烧毁，只留下机车，这样便大大的节省了返回的时间，也不必在为车皮的存放烦恼了。
只是，这种只关注人员和武器弹药的运输，虽然让远东的兵力获得了补充，但是对于那些夏季被征发来的俄军来说，却是真正的灾难，有些部队直到12月份还在穿着单薄的夏季军装。对于一个后备役占了较高比例的军队来说，物资上的不满足必然会导致军纪的迅速败坏。
从10月份开始，俄军就有零星的对满洲平民的劫掠行为，到了11月份时俄军对满洲平民的劫掠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进入12月份时，连驻扎在奉天的俄军也开始对附近的乡村进行了劫掠并放火焚烧村子，以掩盖自己的罪行。
而俄军的行为也就引发了满洲民众的普遍性抵抗，营口的工人拒绝为俄军做工，有些工人甚至加入了马贼对俄军的后勤展开了报复。奉天各地的俄人矿区，中国工人相继罢工，并拒绝了俄人提高工资要求复工的请求。东山的武山煤矿，数百煤矿工人对耀武扬威的俄国工头进行了围攻。
东北各处的乡村都拒绝为俄人修筑工事承担运输任务，拒绝卖给俄军粮食，也不使用俄钱。中国商人也开始罢市，拒绝使用俄钱进行交易。
一些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关外组织义勇队参加对俄战争，他们向满洲各地的绿林武装发起了号召，要求这些胡子抗击俄国侵略者，把俄人驱逐出中国。而这种呼吁也得到了各地胡子的响应，中东铁路沿线处处出现了破坏铁路的行动，迫使库罗帕特金不得不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在铁路沿线，部分地区甚至每5俄里就需要设立一个哨卡。
也因此，虽然日本加入战争后，5、6个月的时间内从欧洲运到远东的兵力高达12万人，但是俄军在各处战场上却并没有形成绝对多数的优势。为了应对训练有素的日军的进攻，库罗帕特金不得不把后期抵达满洲的动员兵和西满集群进行交换，试图让这些动员兵在不激烈的西满地区整合一番，然后再进入到较为激烈的战场中去。
库罗帕特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此时俄军已经开始在欧洲地区动员，但是作为陆军大臣他很清楚一个事实：在国内各军区的动员行动中，准备最充分且训练效果最佳的当属基辅军区和华沙军区，因为这两个军区面对的是德国人。维尔诺军区、彼得堡军区和莫斯科军区差强人意，但作为基辅军区和华沙军区的二线力量，这两个军区也没有完全放任自由。但是其他军区并没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动员训练是一团糟。
而俄军除了军区主力部队外，其他部队几乎都是不满编的空架子，只有在战时才会按照编制把军官和动员兵组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大多数军官是在抵达满洲后才见到自己的部下，他们过去压根就没有见过面。
而这些动员兵原则上来说，一年至少要训练3个月，不过事实上压根做不到，能有一个月训练就已经很不错了，许多人也就在纸面上保留着训练时间，但在实际中压根没有训练过。因此从欧洲到满洲超过2个月的旅程中，这些军队只有一个番号，士兵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军官们只有在抵达满洲赶赴前线的过程中，才能了解部队的情况。
驻守锦州地区的五个俄军师，至少有三个就是这种临时组建起来的动员师，西满集群的司令官列昂尼德·索伯洛夫中将听说中国军队突破了塔山一线后，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因为俄军压根就没想过要在锦州和中国人交战，他们就没有在锦州附近修建什么工事。
第431章 战锦州一
也不怪索伯洛夫中将会出现暂时的失语现象，因为塔山就是进入滨海走廊的入口，由满洲往华北方向进攻，到了塔山这个地方，能够通过行旅的平地也就只剩下了12俄里，通道的两侧为山海所环绕，所以塔山到山海关才会被称之为滨海走廊。
俄军过去一年内就是受制于这条走廊的地形，所以迟迟不能突破山海关进入到华北平原。因此库罗帕特金认为，既然我军攻不过去，那么中国人显然也打不过来，只要俄军照着中国人一样防守住兴城到塔山地区的狭隘通道就好。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库罗帕特金才敢毫不客气的对西满集群的兵力进行抽调，把有战斗力的部队调动到了南满其他方向，把那些刚刚抵达的军队安排到了锦州地区。但是谁会想到，中国人居然会这么轻易的就突破了俄东西伯利亚第17师的防御，直接把前线推进到了锦州的平原地区呢？
当然，库罗帕特金是不会承认自己的调动命令导致了前线部队的士气出现了问题，还令前线的防御出现了漏洞，他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给索伯洛夫中将发电，要求其尽快夺回塔山和锦西地区，防止中国人对锦州造成威胁，他表示自己现在可没有多余的兵力来考虑侧翼的安全，要是锦州出现了问题导致辽阳会战失败，那么他就要为此负起责任来。
假如说，库罗帕特金一开始前来满洲接替了阿列克谢耶夫总督对陆军的指挥还得到了满洲各陆军将领的欢迎，那么在鸭绿江、金州、双城子的连续失守下，大家已经开始怀疑起这位陆军大臣究竟是否有能力带着他们获得最后的胜利了。
对于库罗帕特金的命令，索伯洛夫中将是相当不满的，现在他手上虽然有5个师的力量，但是除了第17师和18师在满洲具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外，第71师、72师、54师，都属于刚刚组建不久的部队。
特别是54师的情况最为糟糕，其师长奥尔洛夫是刚刚从尼古拉耶夫斯基学院拉出来的战史专家，而他的部下居然都是30岁以上的后备兵，他只敢把对方放在义县，用来护卫通往奉天的铁路线和支援朝阳地区的拉乌尼茨支队。
第71师、72师的情况稍好，这两个师被补充了一部分上过战场的官兵，但是这两支部队也是很难和第17师和18师相比的。现在第17师都被中国人击溃了，索伯洛夫中将很怀疑第71师、72师能够在野战中战胜中国人。
第17师被中国人击溃可不是他不肯出兵救援，而是他还没来得及出兵救援，第17师已经全面崩溃了。当第17师的官兵述说自己的溃败经过时，也是语焉不详，但绝不是什么前线遭到了重大挫折而导致了17师的溃败。
根据参谋部对第17师官兵的调查报告的汇总后发现，第17师的损失其实并不大，1.7万人至少归来了1.5万人，但是他们丢掉了所有的大炮和辎重，一部分士兵甚至连步枪和背包都丢弃了。问他们逃跑的原因，他们的一致回答是，自己失去了同上级的联系，听到中国人的喊杀声不断的向自己的后方推进，认为自己这边已经败了，为了不当中国人的俘虏，才不得不放弃了阵地逃亡的。
索伯洛夫中将的作战经验还是丰富的，从这些报告中他理解了第17师败退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打断了第17师的组织架构，在没有军官的指令下，俄国士兵是没法再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特别是当这支军队中有着不少士气低落的动员兵时，他们很容易就把失去了上级的命令当成了自己这方已经失败的暗示。
索伯洛夫中将现在需要的是赢得时间建立起锦州周边的防御，而不是去反击中国人所占据的狭隘通道，但库罗帕特金的命令又让他的想法遭到了下面人的抵制。
第54师的师长奥尔洛夫就在军事会议上公开的支持库罗帕特金总司令的命令，这位以研究苏沃洛夫远征意大利军事行动而出名的战史专家，就这样在会议上反驳了索伯洛夫中将的固守方案，“…只有进攻才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中国军队一旦冲出了滨海走廊，那么就可以把兵力不断的扩展开来，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他们有着近乎无限的人力，我们选择固守，就等于是将战场的主动权交给了中国人，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可以把我们彻底的包围起来。
我们必须在中国军队没有展开之前，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把他们赶回滨海走廊中去。就如苏沃洛夫元帅所言：军事学术之真谛，是从敌人最要害的部位直接进攻敌人，而不是采取间接的迂回的方式接敌……只有直接的勇敢的进攻才能制胜。”
让一位书呆子拥有军队的指挥权确实是个灾难，军事会议上没人能说服得了奥尔洛夫少将，这就意味着大家想要固守锦州的话，一旦出现了问题就得承担起库罗帕特金总司令的怒火了。没人愿意被库罗帕特金针对，哪怕现在大家都觉得他其实能力有限。
索伯洛夫中将不得不把71师和72师集中起来，沿着铁路线向塔山发起反击，自己则率领第18师作为接应，第17师则留在锦州进行整顿并归建，第54师继续停驻在义县保护铁路线。
虽然索伯洛夫中将摆出了反击塔山的阵势，但实际上他内心并不认同这一次的反击作战，这不过是为了应付一下库罗帕特金总司令，所以他把战斗力较弱的71师和72师放在了前面，就是预备一旦作战失利，就可以退回锦州，以实现自己的防御作战计划。
塔山无山无塔，这里就是一片起伏的坡地，因为地势较为平坦，所以视野非常的开阔。不过其东面就是锦州湾，西面就是白台山，也就是说塔山这里就是一处天然的通道，山海之间的宽度也就12公里而已。白台山再往西18公里，就是真正的大山了，因此锦州往关内这是必经之地。
再拿下塔山之后，冯国璋主张一鼓作气向锦州发起攻击，但是傅慈祥却不认同，他认为此时应当稍作调整，因为他们和俄军并没有在开阔地野战的经验。事实上中国军队的进攻从来没有超过团以上的规模，而俄军之所以被迫和他们展开这种规模不大的对战，就是受限于地形。
俄军驻守兴城到塔山一带的军队虽然被击溃了，但是这场战斗也暴露了他们自身的不少问题，就是他们缺乏连续进攻的能力，打一阵就得停下来整理部队，结果虽然击溃了俄军却没能歼灭俄军的有生力量，简单的说就是军队缺乏大规模作战的经验。
傅慈祥认为应当先解决大部队作战的指挥和通讯问题，顺便了解一下俄军在锦州的布置，然后等待段祺瑞所率领的第三镇的进攻情况，双方应当互相配合作战。
不过，工农红军第13师轻易的击溃了俄军，让张怀芝、王占元等北洋将领认为，俄军已经胆弱，此时趁势进攻，俄军恐怕会动摇乃至自动放弃锦州，可若是停驻塔山不动，反而给了俄军收拾士气的机会。王占元更是说，假如13师打累了，那么他可以带着第三协替换13师担任前锋任务。
傅慈祥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是这些北洋将领皆不肯听取，他最后只能放弃，把前锋让给了第二镇，第13师和北洋第四镇为其后援。
锦州位于女儿河、小凌河交汇处，锦州北面是北普陀山，而锦州南面也同样是山峦起伏，但是锦州东西两面却都平坦的很，除了些许丘陵外，就是大片的平原，到了辽河以东就更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了。
关内外铁路正是沿着锦州南面的山峦以西的平原跨过了女儿河、小凌河，然后绕道锦州北面转向了东北方向。假如是夏秋季节，女儿河和小凌河对于锦州来说就是天然的护城河，不过在冬天么就是平地了。
所以，北洋第二镇顺着铁路线直接跨过女儿河，然后就可以向锦州发起进攻了。王占元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于此同时，俄军也同样选择了沿着铁路线往塔山方向进攻，试图把中国军队压回到滨海走廊内去。
大家之所以都顺着铁路线攻击，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只有铁路才能提供双方数万人马的后勤。离开铁路线后，上千辆骡马大车的运载能力也就相当于一部军列的运输能力，这就意味着军队的人数越多，后勤压力就越大。
1907年1月3日，在女儿河南岸，大架山西的二十里铺，北洋第二镇的骑兵步兵首先和俄军的哥萨克部队撞上了，这场遭遇战以北洋骑兵损失15人，俄军损失9人结束了战斗。王占元得到消息后，立刻在二十里铺南面的程家坟、杨家窝棚展开了部队。
1月4日上午，俄第71师进驻二十里铺，并于下午1时发起了进攻。俄军这种不经试探直接扑上来猛击的作战方式，让北洋军相当的难以适应。此前北洋军按部就班的挖掘工事，然后迎接俄军的炮击，再等待俄军步兵的冲锋，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了。
但是现在，俄军在没有炮火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把战争推进到了白刃战的模式，等于跳过了让北洋军适应战斗的过程，于是在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激战后，北洋军就丢掉了自己粗糙建立起来的阵地，如果不是71师也被打疲惫了，王占元的第三协估计要被俄国人打崩溃。
71师虽然获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王占元部所携带的12挺机枪在战斗中给俄国人至少造成了上千人的伤亡，这就是俄国人占领阵地后也失去了追击他们欲望的原因。
第432章 战锦州二
1月5日到1月6日，俄军和北洋军队又爆发了三次规模不等的战斗，虽然王占元和鲍贵卿互相支援，但依然还是被俄军所逼退。战场被挪回到了高桥附近，北洋诸将终于被俄军凌厉的进攻给打灭了火气。
1月6日晚，冯国璋在高桥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第二镇的王占元、鲍贵卿等将领垂头丧气，认为俄军尚有勇气，恐非中国军队能够正面迎战，第四镇的将领们也有了畏惧之意，转而开始主张退守塔山一线的想法。
对于北洋军的表现，冯国璋也很感到难堪，但他只能向着一旁的傅慈祥询问道：“傅统制，你是怎么看退守塔山的想法的？”
傅慈祥沉吟了片刻后说道：“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搞清楚我们是怎么输的，这才是开军事会议的主要目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情况下，谈进攻或退守，本质上就等于是放弃了战争，那样的话我们应该考虑的就不是退守到什么地方，而是要准备如何结束战争了。”
听了傅慈祥的话，房内的北洋将领们只是略一抬头瞧了瞧他，便低下头去关注身边的炭盆了。看着炭盆内明暗闪烁的红光，大家都各自盘算着傅慈祥这话莫不是要对王占元等之前主战的人清算了？
王占元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先瞧了瞧同僚，发觉大家都不肯和他对视，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出声请罪道：“此前我一力主战，却没想到打成了这副样子，这责任我愿意承担，战后我自会向大帅请罪。”
第二镇统制王英楷身体不好，因此并不在前线，在场的第四镇统制吴凤岭倒是站出来为王占元求了情，认为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追究战事失利的责任恐怕有损士气。有了吴凤岭的带头，其他北洋将领也纷纷出声为王占元求情。
冯国璋于是顺水推舟的询问傅慈祥的意见，对于北洋将领向自己表现团结的场面，傅慈祥也颇感惊讶，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才是他所熟悉的中国的人情世故，这两年他在德国和武汉待久了，所以才会感到有些不习惯。
德国并不是不讲人情，但主要还是在人事上有所体现，至少容克出身的军官在提升速度上不是那些普通家庭考入军校的军官能比的，不过至少在公事上德国人还能表现出公事公办的形象的。比如，德国人虽然歧视黄种人，但是在中国军队击败英国人攻入印度后，柏林军官学校立刻就调高了中国学员的待遇，认为他们和欧洲人的智力不会有太大差别。
而在大清，几乎就没有公家的事，只有私人的事，只要有人情，哪怕你对洋文一窍不通也能挂上翻译的名字领取干饷，若是没有人情，就算你是国外正规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你也别想谋求一个符合自己专业的职位。
大清是爱新觉罗的大清，也是满人的大清，所以大清的官职都是私人口袋里的财富，这些官职是用来养奴才而不是用来养人才的。你能否拿到这个官职，并不在于你有没有资格和能力，而在于你和决定这一官职任命的高层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所以庆亲王掌权的时候，连袁世凯这样的实权督抚都要给他送礼才能推荐自己看中的人才，庆亲王的儿子也能和袁世凯称兄道弟，因为庆亲王的儿子虽然没有明面上的官职，可却能左右老子在人事上的想法，这朝廷和他家开的公司也没啥区别了。
相比起来，武汉在这一点上就和大清差的太远了，劳工党是讲主义的，只有志同道合者才能入党，但是劳工党所掌握的工农兵委员会在人事任免上却倾向于各施其能，只要在政治立场不和劳工党发生冲突，那么即便上都能做到公事公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