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因此，山县在战前就战后满洲及远东的形势，曾经和伊藤博文等人达成过一个共识，认为应当在战后让满洲变为各国共同开发的地区，从而借助其他列强来抵抗俄国对日本的报复之心。虽然口头上主张要对满洲进行国际合作，但是在外交上山县又希望中国能够拒绝其他列强而倾向于和日本合作开发满洲。
但是对于儿玉这些纯粹的军人来说，他们认为日本军人流过血的地方就自然属于日本的领土，怎么可能让日本人流血，让其他列强来享受好处呢？对于满洲地区的中国人，他们就更加不以为意了，既然俄国人能够占领满洲，那么日本自然也可以做满洲的主人。
为了能够顺理成章的接收战后俄国在满洲的利益，那么日本自然就应当独立的在战争中赢得对俄作战的胜利。于是，在锦州战役完结后，满洲战争陷入了暂时的和平期，中国军队看起来是打不动了，所以在锦州一线建起了防御工事，而日俄都在调兵遣将，双方似乎都有在某一战场发起决战的念头。
至于日本以外的列强，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对北京的态度有了较大的改观，英国人并不希望这场战争长期延续下去，他们需要的是把俄国的注意力转回欧洲，而不是让俄国在远东陷入泥潭，所以英国开始积极的和北京进行外交上的改善，为之后的和平施加影响力。
在这种考量下，英国决定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第一个是鸦片禁止问题上，以十年为期限，随着中国鸦片种植面积的减少，英国同意对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进行禁止；第二个是威海卫租借地的问题，只要北京保证不扩大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范围，那么英国就同意在战后把威海卫租借地交还给中国；第三是海关总税务司的改革问题，英国认同北京逐步增加海关内中国官员的比例，但下一任海关总税务司依然要选择英国人担任…
美国人更为关注的则是满洲商业上的利益，美国的铁路大亨原本把赌注压在了日本人获胜，希望以此获得战后满洲铁路的经营权，从而建立起全球铁路网的东方板块。但是随着中国军队在张家口和锦州的连续获胜，美国人也开始和北京政府接触，试图以贷款换取战后满洲铁路的经营权。
不过受这场战争影响最大的还是国内的政局，在锦州战役之前，一些满人还在期待这有什么奇迹能够让满人翻盘，比如俄军大胜导致汉人政府倒台，洋人把太后重新请出来执掌朝政，天下还是属于满人的。
虽然这种希望很是渺茫，但也总比指望成了满奸的皇上重新相信满人有希望的多。恢复了自由的光绪帝连自己的弟弟都不相信，据闻，这位皇上对身边人这样说：“我被软禁于瀛台时，外面愿意为我奔走的也就是康梁等汉人，全无一个满人，可见汉人虽然有坏了心肠的，可至少还有丹心一片的，但是满人么，全无心肝…”
正因为重新获得自由的光绪帝对满人及后党成见如此之大，以至于武汉清理满人权贵和后党时，完全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刚获得自由的光绪帝手中虽然没有多少权力，但是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要是反对武汉以国会名义发起的清算行动，至少还是能够保住一部分人的，毕竟武汉对于北京地区并没有什么牢固的控制力。
但是光绪不仅不加以阻拦，反而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固然支持太后的力量被武汉一网打尽，但是满人的支柱也完全倒下了，各地满人督抚、将军，只能在口头上对国会的决策表示不满，却压根影响不了国会的决策，因为他们没有大义的名分发动手中的力量。
像成都、杭州、广州的满城，是最先向国会决策屈服，自行拆除满城的。宁夏、西安、江宁等地的满城虽然拒绝拆除，可是对于本地汉人的敌视他们也只能自保，不能上京城勤王，以至于分散在各处的五百多万旗人，真正变成了一团散沙，大家现在就是个人顾个人而已，保满人的天下这种浑话已经没什么人提了。
从当前的局面来看，这些满人在私底下说光绪是满奸，倒也没啥问题。但是锦州一役，算是彻底打破了这些满人的迷梦，毕竟这是汉人军队第一次进攻俄军取得的胜利，此前都是俄军在进攻中受挫，这一仗中已经证明了汉人的勇气和战斗力，这就意味着假如满人想要和汉人再争取什么执政权，就要做好被汉人屠杀的准备了。
满人显然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俄军的本事，既然数万俄军都对付不了汉人一部分武力，那么连几百俄军都对付不了的满人军队凭什么和汉人打？北洋第一镇的失败，不仅让汉人看轻了满人，实际上连满人都瞧不起满人自己了。
北京城内稍稍有些骨气自食其力的满人，都敢在大街上公开斥责宗室都是一群混蛋，既不敢为大清去死，还要搞什么宗社党，这不就是裹挟底层的满人去和汉人耍无赖，指望汉人不敢搞大屠杀吗？汉人真要对满人进行大屠杀，这些宗社党又早早的跑去租界了，反正他们总还有家底可以当寓公的。
第444章 康梁
随着袁世凯的声名开始雀起，此前袁世凯虽然被世人誉为能臣，但在资历上并不足以和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样的派系领袖相比，且因为其在戊戌政变中的立场改变，也令其并不能服众。这也是慈禧和荣禄愿意使用袁世凯的原因，有能力却无威望。
但是随着庚子国耻的出现，民众对于无能而有道德的君子已经不再感冒，甚至于对于满清已经充满了厌恶，只不过在维持大一统的格局下，是最好的拯救国家的道路，毕竟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就更加难以抵抗列强的入侵了，这个时候政治家的能力远比个人私德要重要的多。
被洋人一致认为是有能力者的袁世凯，也就成为了想要保住国家的士绅和知识分子们的指望，这个国家指的是维护他们的财产和前途的国家，不是武汉那个试图瓜分他们的财产和消灭他们前途的那个新世界，因此袁世凯的声望本就慢慢开始见涨，随着锦州一役的胜利，这种声望终于洗刷了他之前对于皇帝、太后背叛的恶名。
原本站在光绪帝身边的康梁等人物，完全拒绝任何变革的顽固派已经全部被打成了后党给赶出权力中枢了，但是从前的维新派又再度分裂出了守旧派和改良派，康有为就是维新派中的守旧派，他主张恢复戊戌维新，拒绝从君主的开明专制转向君主立宪制度，而梁启超则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幻越来越认同君主立宪制度。
维新派内部的这种争执，白白的浪费了光绪复出的半年时间，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只是在报纸上宣扬了自己忠诚于光绪的名声，并获得了几个光绪身边的近臣职位，但是这些职位都和政府无关，只是取代了从前内务府的职责。
反观武汉和北洋，一个在国会中再度声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一个则凭借近畿的优势控制了中央的不少实权部门，而维新派则在半年中一事无成，反倒是闹出了康梁不和的闹剧。
说到底，就是康有为等逃亡海外的维新派，此次归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继续维新事业，而是为了兑现自己这些年逃亡海外的忠君红利。康有为在海外把自己包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国内唯一的忠君派首领，因此都被起了个外号叫“康圣人”。
大家在海外支持并追随康圣人，自然就是为了在康圣人归国受到重用时得到回报，而不是干什么救国大业。因此，跟随着康有为在海外流亡的人员，归国之后自然是极力鼓吹康有为的见识和才华的，颇有康南海不出，耐天下何的味道了。
但是，维新派真正的骨干，也就是真正能够把维新派纠集在一起的人物，实际上是梁启超。和只会吹嘘自己如何受到光绪帝知遇之恩，如何在戊戌变法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康有为不同，梁启超是确实有着自己的政治理念的，虽然这种政治理念并不稳固，使得他经常在维新和革命之间反复横跳。
不过正因为梁启超有这样的政治理念，因此梁启超同革命党及劳工党、立宪派的交情其实都不错，因为大家可以在政治理念上进行交流和辩论，而不是和守旧顽固派那样，只能刀兵相见了。
因此，在袁世凯尚未真正坐稳国务会议主席的位置之前，他还是愿意给梁启超一个位置，从而团结维新派和倾向于梁启超的立宪派人士的。但是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之间的冲突，康梁之间的个人冲突倒是好化解，但是围绕在康梁身边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却无疑扩大了这种争论。
为了让维新派不至于产生内讧，梁启超放弃了袁世凯的推荐，也就等于在这一轮的瓜分满人和后党的权力盛宴中，维新派几无所得。世上的事情一向是此消彼长，维新派不能得到发展，也就使得自己失去了许多支持者，大家都是希望向上走，而不是向下去的，否则当年维新派也就不用逃亡海外去了。
等到锦州一役胜利消息的传来，康有为这才发觉维新派内部不能再斗下去了，再斗下去连皇帝都未必能存在下去了。不管是袁世凯还是武汉，实际上对于帝制的兴趣都不大，袁世凯是没法再效忠光绪了，这也是他积极阻扰康有为出头的重要原因。
因为康有为几乎把自己包装成了光绪的政治代言人，让其出头就意味着康有为有机会把拥护帝制的人纳入自己旗下，这显然就危及到了北洋的根本了，毕竟北洋现在能和武汉对抗下去，也只能拉拢传统观念的士人了。
至于武汉方面，他们走的更远，他们甚至在国会内从不宣称自己是效忠君主的臣民，只是主张自己是国民的代表。而武汉清理满人和后党，并动手整顿宫禁，显然也没把皇室放在眼中，但凡心里对于皇权有那么一丝敬畏的，也要考虑一下这么做日后会不会被皇权报复的可能性。
康有为之前能够和梁启超斗下去，是因为他拿不出政治革新的理念，这些年在海外他把时间都浪费在了筹款、娶妾、著书和投资上，压根就没去想过搞什么政治，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还能再回国搞政治，这也是他拒绝梁启超和革命党联手的原因，假如归国无望，那么至少他要保住自己皇帝忠臣的形象，这样才好在海外华人中筹款。
后党居然会在慈禧生前倒台，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件，因此康有为虽然匆匆归国，但一时也只能抓住戊戌变法的宗旨来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了，假如没有这个，他就等于完全是被梁启超牵着走了，好不容易看到有一步登天的机会，他自然是不肯让给别人的，就是他身边那些追随者也不肯啊。
康有为逃亡海外时，国内虽然对满人守旧派有所不满，但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满人朝廷的统治还是相当稳固的，后党软禁光绪虽然用的是不正常的手段，可本质上也还是皇权的体现，只不过这个权力并不掌握在光绪帝手中。
因此康有为归国之后，他脑子里的大清也就是庚子年之前的大清，虽然死气沉沉，但皇帝的权力依旧是近乎无限的，下面的臣子根本不能动摇皇权，这也是他反对君主立宪的原因。他认为只要正了名分，天下人就会自动的团聚到皇帝的旗帜下，压根不是袁世凯、武汉等乱臣贼子能够动摇的，反而君主立宪制度倒是给了这些乱臣贼子压制皇权的机会。
但是锦州一役算是彻底打碎了他的迷梦，报纸上并没有把这场大胜归于皇帝，而是将之和袁世凯联系了起来，而天下人居然并不以为这是一种僭越，反而对袁世凯歌功颂德，认为能救中国者只有北洋和武汉了，光绪帝在这场胜利中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
康有为这下终于真正理解了国内的形势变化，也明白了梁启超为何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过去维新派是人民所期望的变革，但现在人民已经走的更远，维新也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起来。假如他们这些维新派继续反对立宪，只会进一步被立宪派和革命党边缘化，最后如同那些守旧派一样被赶出政治舞台去。
于是，康有为终于改变了想法，转而支持梁启超提出的君主立宪制，他对光绪帝这样承认道：“与其看着袁世凯和武汉那些人不断削减皇帝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倒不如用一部宪法把皇帝的权力规范下来，至少让天下人知道，他们这么干是侵犯了皇帝的权力…”
光绪帝其实要比康梁看的开，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享受过所谓的皇帝的权力的滋味，老实说他觉得自己现在最大的权力就是赢得了人身自由，这比什么其他权力更为真实。
不管是所谓的继续维新事业或是建立什么君主立宪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和自己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就像他的弟弟前来劝说对满人手下留情时他就知道，自己和满人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割断了。他可以听康梁在自己耳边唠叨，因为他们至少是忠诚自己的，但是康梁以外的人谁会把他这个皇帝当一回事？所以在康梁之间他一直都在和稀泥，这也是康梁始终斗而不破的原因，因为皇帝没有倾向性。
康有为和梁启超能够达成意见一致，光绪帝是最开心的，这下他终于不用再做两个人之间的和事老了。至于君主立宪到底能不能成，他是无所谓的，反正只要不把他再关到瀛台里去，他什么都能接受。
得到了老师康有为的认同和光绪的支持，梁启超终于可以把精力用在和北洋、武汉的政治斗争上了。补选的国会议员已经陆续到了京城，因此国会终于可以正式的召开大会了。这些补选的议员们，主要就是立宪派、同盟会和劳工党的代表，这也意味着国会完全成为了汉人内部之间的斗争，去年国会内部还有一定势力的满蒙议员，今年是完全被边缘化了。
梁启超把精力集中于国会，主张推进君主立宪制度的同时，袁世凯也把杨度推进了国会，想要利用这位君主立宪派的鼓吹手，为北洋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和杨度虽然目标相同，都想要推进君主立宪制，但是梁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君臣关系，而杨度的目的则是为了限制君权。
当然，对于大多数的立宪派人士来说，他们其实是不了解什么是君主立宪制度的，他们只是觉得过去的满人王朝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可革命党所追求的共和制度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才选择了一种折中主义，寄希望于用君主立宪制来消灭革命。
第445章 合法的斗争
原俄国驻京公使馆东北方的几幢平房内，现在被一道围墙给围了起来，这里原本是俄国公使馆人员的宿舍，不过现在则变成了武汉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及宿舍。
一月底的北京还是相当寒冷的，不过平房内却温暖如春，因为俄国人在房间里面布置了俄式壁炉，所以在平房内大家都可以脱了厚重的外套商谈和办公，反而要比南方的冬季舒服的多。
不过此时壁炉里燃烧的火焰都及不上房间里的气氛那么的热烈，沈翔云对着房间的几位同志这样说道：“锦州一战虽然大涨我国国民之士气，但是却也让北洋声望大涨，眼下袁世凯就是想要趁着这股气势推动国会制宪，好稳固自己的权位。
毕竟他现在这个国务会议主席不上不下，既不能代表皇帝，也不能得到国民的公开支持，本质上就是各地督抚公推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对于各地并没有强制性的权力，假如没有我们国会加以背书，那么国务会议制定的政策就缺乏了法理性。
因此，通过制定宪法，正式的弄出一个责任内阁制度出来，其实是最有利于袁世凯和北洋的。而制宪，不仅仅是袁世凯想要，康梁和各地的民间舆论也是支持的。现在全国上下都认为，早一天制定宪法，天下就能早点安定下来，这就是大势。
我们不可能违背大势而行，因此我认为，我们也应当支持立宪，然后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争夺我们想要的权利…”
沈翔云的话还是得到了不少驻京代表的支持的，就连唐才常、戢翼翚也对他的主张不由点头认可，大家认为制宪已经成为了国民的共同愿望，武汉一直以来都自称代表着人民的意愿，这个时候和国民的想法对着干，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在众人纷纷出声附和沈翔云的时候，秦力山却一直保持了沉默，原本想要表态的唐才常终于注意到了秦力山的凝重神情，转而改口向其问道：“力山，对于立宪，你是什么个看法？”
坐在靠着壁炉位置的秦力山正在为壁炉添加木柴，听了这话这才把视线从壁炉的火焰上挪开，坐正了身体环视了一圈房内的众人，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身上，这才开口说道：“其实在我们上京之前，关于国会的召开问题，党内是有过一个讨论的。
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打倒满清朝廷，那么为什么要督促朝廷召开国会，从而做出挽救这个腐败朝廷的举动呢？要是朝廷真的展开了自救运动，那么我们还怎么把革命继续下去？我们这不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听了秦力山的话，房内的同志们顿时想起了这个会议，其实他们中有不少人就是反对朝廷召开国会的，现在他们猛地就想起了自己过去的立场，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唐才常赶紧出声打圆场说道：“此一时彼一时，情况不同了么，现在我们讨论的不是召开国会对革命的影响，而是在讲制定宪法的必要性，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混为一谈…”
秦力山提高声音打断了唐才常的话道：“我不是要提醒各位当时的立场，而是希望大家想一想，当时林枫同志是怎么说服我们的。他当时说过：我们不为合法性而斗争，但我们不能放弃合法的斗争方式。
我们不是为了在国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要求朝廷召开国会的，我们是想要通过国会这个合法的战场同朝廷进行战斗才建议朝廷召开国会的。因为这个战场上，朝廷不得不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从而彻底的消灭那些对阶级调和主义还存在幻想的同志的念头。”
唐才常这下不再试图打断秦力山的说话了，他开始若有所思的思考了起来，而秦力山也再接再厉的说道：“我们来北京参加这个国会，都做了什么事，我想大家应该是清楚的。我们这半年来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削弱满人的统治力量，从而瓦解满清的统治支柱。”
大家都认可了秦力山的说法，但是还没有明白，这和反对或支持制宪到底有什么关联。不过接下去，秦力山就提到了这一点。
“…从本质上来说，满人统治者其实也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被我们从中央及国会内部驱逐出去的顽固派满人，和现在掌握权力的北洋及留在国会内部的立宪派议员，其实在根本上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顽固派认为自己手中的力量足以压制想要反抗的民众，因此强调不做任何改变。而维新派、立宪派认为自己的力量不足，因此必须要迎合民众的抗议做出一些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不能涉及到他们的地位和财产的变革的。
所以，今天这个国会里大多数人主张立宪，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主张制定一个宪法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广大的国民想要的宪法，绝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他们要的是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法律。
虽然大家都说要制定一部宪法，但是大家都不站在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怎么可能修订出一部符合国民认同的宪法？难道我们能够认同一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宪法吗？”
沈翔云张嘴想要说点什么，但很快又似乎想到了什么，终于还是闭上了嘴。他原本是想为自己的想法辩解一二，表明自己并不是想要认同一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宪法，他就是想要在宪法之内争取劳工党的利益。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想要在这样一群地主阶级的代表里面捍卫劳工阶级的利益，这恐怕比登天都难。不要说仅仅用言辞是没法说服这些地主的，就是武汉拿着武器逼迫地主交出自己的土地，都遭到了几次反扑了，所以想要和平的方式说服地主保卫劳工阶级的利益，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沈翔云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天真之辈，也就熄了和秦力山辩论的念头。不过，沈翔云提出的加入到立宪活动中去的主张虽然被驳倒了，可是当前兴起的制宪热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以戢翼翚为首的几人还是出声向秦力山问题，他们应当如何应当这个局面。
秦力山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我还是抱着一个宗旨，这个国会是用来进行合法斗争的地方，因此斗争才是我们真正的任务。现在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维新派的康梁、江浙的立宪派都提出了制定一部宪法的主张，那么我们要向人民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部宪法到底为谁而制定？
我们要斗争的方向不是反对制宪，而是向人民揭穿这些人想要的是一部什么样的宪法，这部宪法究竟想要维护谁的利益。难道人民会认同一部损害自己利益的宪法？假如人民真的能够认同一部损害自己利益的宪法，那么就只能说明一件事，我们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出现了问题，没有教会人民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他们要如何去反抗侵犯自己利益的压迫者…”
秦力山对于立宪运动的分析和应对办法，最终还是获得了劳工党驻京代表的一致认可，大家认为这正应当是代表劳工利益的党的正确立场，并把这一会议纪要形成文字发回了武汉。
刚刚过去的1906年对于武汉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在新年的党的中央会议上，田均一就是这样开诚布公的对党的中央委员们说的，不过他随即便坚定的说道：“…但是从历史来看，今后的每一年都会比1906年更好，因此我们将会过的越来越好，而我们的敌人则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田均一的新年讲话虽然是对于党内的鼓动之言，但事实上也差不离。1906年对武汉来说是内忧外患，一方面要支持对俄作战，一方面还要应对内部的建设、赈灾和肃反运动。就连田均一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毕竟这一年长江中下游的大水灾，至少可以称得上是50年一遇了。
但是，在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和各地人民的支持下，这么艰难的一年不仅让武汉撑过来了，还进一步的扩展了党在地方上的声望。在此前，湖南、湖北及周边地区的地主，都把劳工党当成了又一次太平天国之乱，说这些人是来毁我名教衣冠和传承的。
鉴于地主对于佃户的强大影响力，加上地主们对一小部分佃户施加的小恩小惠，劳工党在距离武汉较远的落后乡村，特别是山区里，名声是相当的不好。不少偏僻地方的乡村甚至组建起了民团，拒绝武汉方面的人员进入本地，表示自己只知有朝廷，不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委员会。
但是一场对外战争加上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水灾，很快就摧毁了这一地区各自为政的乡村土豪势力。受灾的灾民和囤积粮食的地主，先天上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灾民想要平价粮食以渡过难关，而地主则想着在灾年以低价收地，双方怎么能够互相妥协？
劳工党毫无犹豫的站在了灾民的一方，不仅遏制住了粮食价格，还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并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这样一来地主就无法以谎言和传统的势力去继续控制乡村了。劳工党花费了大量资源去救济灾民，但也真正的把自己的影响力深入到了乡村中去。
到了1907年初，武汉对于湖北、湖南、安徽西部、江西九江、四川重庆、河南南阳等地，算是真正的建立起了完全掌控地方的政权，不再如之前各地只是在名义上服从武汉，实际上还有着极大的独立性。
第446章 新文化的兴起
“…按照设计，田家镇这里和对面的半壁山共计有9处炮台，从而形成交叉封锁江面的火力，主炮为256毫米的克虏伯后膛炮…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田一炮台，所有工程进展良好，已经完成40%以上的工程量…”
田均一站在田一炮台上观望着蜿蜒向东而去的长江水，江上的船只往来就没有中断过。他忍不住就打断了正在介绍的黎元洪问道：“假如各国军舰试图强犯我武汉，现在的田家镇要塞是否能将其拒之门外？”
黎元洪先是抬头瞧了田均一一眼，然后才谨慎的开口说道：“田家镇要塞已经具有了拒止军舰进入长江中游的能力，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自制256毫米大炮及炮弹？假如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么我们最多只能做短期的封锁，而无法长期实施封锁行动。”
田均一则看着长江上往来如梭的船只说道：“长江现在是武汉进出货物的主要通道，在粤汉路没有完成之前，长江要是被长期封锁下去，我们自己也会受不了。但是，有没有这扇门对于武汉很重要，至少各国想要对武汉进行武力威胁时，他们就必须要考虑能否通过这扇大门，也就给了我们以应对的时间。否则各国军舰动辄开到武汉，我们还有什么应对的时间？”
黎元洪也是连连点头称是，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感慨了一句，“要塞的建成确实能够震慑列强的军舰擅自进入长江中游，不过，真正能够震慑住列强的还是驻守要塞的部队。若是没有一支能够决心和要塞共存亡的军队，那么再坚固的要塞也一样抵达不住列强的恐吓啊。”
田均一瞧了他一眼并没有接这话，因为他知道黎元洪感叹的是甲午战争中旅顺口的失陷，淮系在旅顺口花了上千万两修筑的旅顺要塞，结果近乎一炮未发就拱手交给了日本人，最终这些炮台反而成为了迫使北洋舰队投降的威胁。
巡视完田家镇炮台之后，田均一就直接坐上了炮艇返回武汉去了，这也意味着他这一个月的巡视工作宣告结束了。元旦之后，劳工党各中央委员分别前往各地进行巡视，一方面是为了考察各地的汇报工作是否属实，另一方面就是想要听一听各地群众对工农兵委员会的意见，这实际上也表明了劳工党正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方向的转变。
田均一视察的重点就是安徽灾区及九江的建设情况，从他现在看到的实地情况来看，各地党组织和地方委员会汇报的情况几乎都属实，淮河两岸受灾最为严重的灾区基本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安徽地方群众现在最为关心的就是在淮河支流修建水库的问题，以避免再一次发生这样大的水灾。
而根据武汉派出的勘察队的实地勘察报告，在大别山余脉的丘陵地带，也就是安徽的中西部淠史杭三河流域，只要能够建立起大型水库并加以引水渠道，那么这里就会形成适合耕作的人工灌区，从而解决当地的干旱情况，从而也避免了洼地年年大水的麻烦。
这场水灾虽然给安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但也因此解决了修建水库涉及到的移民问题，被大水淹没的地区，正是适合作为水库基底的洼地，大量的灾民也提供了修建水库的劳动力，只要清理出该地区的土地产权，那么这一大型灌区就可以正式的上马了。
田均一是二月一日抵达的武汉，他也是最后一位从外地视察归来的中央委员，因此当他返回武汉之后，劳工党中央及工农兵委员会就先后召开了会议，对视察结果进行交流并安排今年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驻北京的代表把对当前的制宪风潮的看法发回了武汉。
田均一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们自然是支持秦力山的看法的，田均一直白的向各位中央委员说道：“我们革命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打倒地主阶级所拥护的封建王朝建立人民共和国，只不过之前我们的敌人过于强大，所以我们在斗争策略上选择了拉拢一部分敌人打倒另一部分敌人，并不是说我们打算和敌人同流合污了。秦委员的主张是正确的，我们不可能和地主阶级坐在一起讨论修订一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宪法，这是对人民的背叛…”
陈天华、邹容等都支持了田均一的发言，于是武汉的国民报很快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不是反对君主立宪，而是质疑当前的国会议员们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本国的君主制度的危害和缺陷是什么，立宪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君主制度带来的危害和弥补缺陷，也就等于是给君主制度打上一个补丁，假如议员们连本国的君主制度为何都不知道，到底立的什么宪？
国民报的这篇文章首先得到了同盟会的支持，同盟会虽然试图拉拢各地的开明士绅，但并不支持君主立宪制度，毕竟同盟会的革命主张是和排满主义紧密相连的，君主立宪实质上就等于是承认了满人王朝的延续，这就让同盟会的民族主义者难以接受了。
此前唐才常的自立军之所以得不到孙文等人的认同，就是因为唐才常主张接受光绪帝继续担任皇帝，而只是清理朝中的满汉顽固派人士，现在国内甚嚣尘上的君主立宪论，实际上和唐才常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而君主立宪论越是得到各地开明士绅的拥护，也就意味着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失去了市场。和武汉的劳工党不同，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本身就是不主张和地主阶级决裂的，在三方论战中，面对梁启超提出的革有产者之命的论点，武汉选择了正面迎战，但是同盟会则只能支支吾吾的掩饰自己的观点。
因此，当武汉掀起了革命高潮时，因为以慈禧和满人宗室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由汉人领导更加深入的变革，一度让同盟会在国内获得了发展的宽松期，期望更加深刻的变革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开明士绅，都在和同盟会眉来眼去。
但是随着武汉和袁世凯联手，把光绪帝从软禁中解救出来，并在中央和地方对满人及汉人顽固派进行大清洗后，各地的开明士绅突然觉得同盟会怎么和袁世凯领导的北洋相比呢？相比之下，有实力且主张渐进式变革的袁世凯自然比连个地盘都没有的同盟会更值得他们去支持。
于是，这半年里受到打击的并不仅仅只有满人势力和后党，实际上同盟会也遭到了无妄之灾。此前和同盟会眉来眼去的开明士绅，一个个都成为了君主立宪论的积极支持者。于是刚刚看到花团锦绣的春天的孙文等人，立刻又感受到了秋天的来临。
不过这也令孙文和两广总督岑春煊有了合作的基础，随着武汉和北洋联手清理满人当权派及后党，满人虽然还占据着不少地方大员的职位，但实际上真正能够掌握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了。西北地区虽然是满人控制的最深的地方，但是满人也依然没法动员出这一地区的人力和物力对武汉加以威胁。
倒是还有一批对朝廷抱有忠诚之心的汉人督抚，还能勉强维持住地方的局面，而这批汉人督抚其实只有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其他各省的督抚，要么选择了袁世凯，要么就是试图维持中立局面的湘系，愿意为朝廷尽忠的已经没有了。
云南总督赵尔巽是极端敌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但是他的位置实在是不行，云南也缺乏和武汉对抗的力量。他一度是想联合四川、贵州和两广、两江对付武汉的，但是两江地区的湘系选择了中立，而四川总督锡良失去了四川人的支持，贵州巡抚则倒向了武汉，这就使得他的计划破产了，因此赵尔巽开始和袁世凯眉来眼去了。
但是广西巡抚林绍年和两广总督岑春煊都是不可能投向袁世凯的，因为他们本就是慈禧提拔上来对抗袁世凯的人物，后党倒台他们自然就倾向于光绪亲政，而看着光绪亲政无望，他们也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光凭他们自己显然是没法控制两广的地盘的，因为他们没有大义，也没有实力。
相比之下，同盟会在广东民间颇具声望，且同盟会作为革命党还能抵抗武汉的影响力进入到广东，对于岑春煊来说，和孙文进行联合，不仅可以保住地盘，还有了和袁世凯对抗的名分，自然就有了拉拢同盟会自立的念头。
因此，在广东推选后补国会议员时，不少同盟会成员就成为了广东的代表上京了。对于孙文来说，破坏君主立宪乃是同盟会存活下去的关键，他自然是不遗余力的对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攻击的，只是同盟会的力量还是过于地方性了，出了广东几乎就没什么影响力，这一次顺着武汉对君主立宪论的发难，孙文终于找到了破局的机会。
而武汉对于国会议员质疑的不仅仅在于他们对于本国君主制度的认识，还进一步提出了批儒批孔的理念。因为儒教正是中国君主制度的思想基础，不打倒这个思想基础，谈什么君主立宪都是扯淡，因为信奉儒教的人是无法提出限制君权的民主理念的。
自工农兵委员会成立以来，在自己治下就开始推行简化字、拼音、白话文和科学教育，可以说武汉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新文化策源地的基础，此次凭借着对于君主制度的反思和对儒教的批驳，武汉的舆论及教育界正式把新文化作为一种运动，开始向全国进行宣传了。
第447章 结束战争的建议
2月初，陈竟存等第五批印度返回人员也终于回到了武汉，田均一亲自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在设宴之后还听取了陈竟存的单独汇报。
陈竟存的汇报前半部分主要是关于印度及山南、西藏方面的事务，他们的返回并不代表着印度事务的终结，山南、西藏方面的军政委员会请求武汉调动一批年青人前往工作，并建立特别的培训班，以接纳他们所推荐的当地青年前来武汉进行培训，从而建立起当地的亲武汉群体。
作为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领导者，田均一当然是支持这一主张的，经历了西藏、印度战事的军人的回归可以充实工农红军的干部部队，而向南亚派出的年青人则又可以锻炼劳工党的青年党员，从而在实际的岗位上培养出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这自然是持重之论。
不过陈竟存汇报的后半部分内容，倒是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了。不过田均一很快就聚精会神的听了进去，“…林枫同志说，克里米亚战争遏制了俄罗斯向西扩张的野心，从而为中部欧洲赢得了难得的和平建设期，国际的过剩资本从而涌入了德国，让德国的工业获得了崛起的契机。同一时间，美国的内战结束，美国形成了统一的市场，从而也获得了欧洲过剩资本的涌入。
普法战争则预示着德国工业摆脱了国际资本的控制，开始形成封闭的德国国内市场，美西战争差不多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示美国国内市场已经基本开发完毕。因此美西战争之后的世界是动荡不安的，因为国际过剩资本失去了可以投资的市场。
庚子国耻说到底就是一个农业中国是没法承受过量的国际资本的投入，从而导致了中国破产农民的反抗。八国联军虽然逼迫中国签署了辛丑条约，但并不能改变国际过剩资本无处可去的困境，因此列强之间的矛盾才会加剧。
因为已知世界已经被当前的殖民体系所瓜分完毕，接下来列强要争夺的是各家对世界瓜分的份额，而不是寻找新的殖民地，因工业国之间的战争将会极大的吸纳各国的过剩资本，从而解决了各国市场不足的问题。
俄国向远东的扩张，从名义上来看是因为沙皇政府的贪婪造成的后果，但从根本上来进行分析的话，实质还是俄国在欧洲的市场被英、德、法资本所侵蚀，其本国资本难以和这些外国资本进行竞争，才不得不向俄国的边疆地区实施垄断性的市场经营。
这场远东战争名义上是俄国人所发动的，但实质上是在国际资本的逼迫下，俄国资本所寻求的自保之道。但俄国资本的行动又得罪了在远东有着巨大利益的国际资本，因此俄国资本必然会在国际资本的打压下陷入败亡。
…结束这场战争不仅仅要在战场上击败俄国人，也要在国际市场切断国际资本对俄国和日本的支持…想要完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对国际资本进行一场斗争，使之无力再给与俄、日以支持…”
听到这里时，田均一还是有着一点小小的疑惑的，他不由打断了陈竟存问道：“切断国际资本对俄国的支持，我倒是能够理解，可为什么还要切断对日本的支持？日本现在难道不是和我们是盟友关系吗？”
陈竟存一脸崇敬的对田均一回道：“这也是我钦佩林枫同志的一点，当我们还在考虑这场战争的时候，林枫同志已经在考虑中日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了。
林枫同志是这样说的，当前的日本虽然在客观上和中国站在了一起，但是日本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卫日本人民或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这不过是一撮日本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试图扩张日本在大陆的权益的军事冒险。
因此，日本对于这场战争的目标不是帮助中国和朝鲜保住被俄人侵占的领土主权，而是试图取而代之。而日本的野心也为国际资本所利用，所以才会有这场大战。日本人民在客观上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在战后日本人民一定会被日本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所捆绑，试图赢得和甲午战争一样的战争红利，这就是中日存在冲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