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因为贝加尔镇到西北面的库尔图克镇之间都是石头山，这里正是贝加尔湖南岸最难以通行的地段，也是最后才完成的铁路线。俄军在贝加尔镇，实际上很难获得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支援，如果不是这一地区被中国人占领了更加难以夺回，俄军早就在中国军队没有抵达之前就放弃了。
7月27日，北方集团军在战前策划的切断西伯利亚铁路线作战计划大功告成，此时俄军想要再打通这一地域，并恢复西伯利亚铁路线的交通，没有三五个月就是在做梦了。虽然接下来就该进入到外交谈判结束这场战争的垃圾时间了，不过对于北方集团军来说，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有许多。
第一件事，上乌丁斯克地区的工农兵苏维埃开始进入到了施政阶段，对于本地原住民的自治权利和俄罗斯移民的土地财产权的确认，变成了当前苏维埃的第一要务，不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必将迎来一场血腥的民族仇杀。
第二件事，巴布什金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并不打算就此安稳的待在北方集团军的羽翼下，他们借助上乌丁斯克沙俄政权的崩溃，开始试图接管本地区的所有移民村落，特别是那些矿工的村镇，并打算向东进攻赤塔，将远东俄国移民的居住中心赤塔州纳入掌握之中。
蔡锷其实倒是能够理解巴布什金的想法，对方对于他们的信任并没有达到十分，哪怕双方达成了党和党之间的初步合作，巴布什金也还是希望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力量能够脱离北方集团军的控制，从而具有独立性。
从巴布什金的作风来看，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不会把自己放置于劳工党之下的附庸地位的。当然，在这个局势下，一个具备独立性的俄国政治力量的合作者，对于劳工党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毕竟劳工党现在并无力看住东北亚地区，而战后日本在该地区的力量会获得快速的增长，远东的俄国力量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有必要存在的。
而且，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和士兵中的宣传能力还是不错的，至少在巴布什金的配合下，上乌丁斯克地区的俄国工人和俄国被俘士兵，都站在了反沙皇专制的立场上，这就极大的降低了北方集团军用以防备这些俄国工人和士兵的力量。
于是，当进入八月后，北方集团军开始稳固在上乌丁斯克的统治，且上乌丁斯克工农兵苏维埃也开始了对赤塔地区的进攻，对于彼得堡来说，远东地区算是彻底糜烂了。
第485章 邀请
7月12日，已经预见远东的战事即将面临失败，科科夫佐夫写信给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提出了自己对远东战后局势的看法，“如果将维护俄国的利益理解为，拒绝在使西伯利亚与太平洋保持紧密联系的远东地区做出让步，那么意图达成长期而坦荡的和解条约应该没有障碍，但是不能指望和约永久有效。
从经济和文化角度上看，我认为，目前有必要将俄国在远东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关于俄国边界不可侵犯乃至俄国远东、乌苏里斯克边疆区及其他地区的势力范围，不必过于计较…”
简单的说，即便是主导了这场战争的远东冒险主义者，对于这场战争也已经不报希望，甚至考虑在战后尽可能的维持俄国在远东的存在，预备接受失去对满洲、朝鲜的利益，甚至包括吐出一部分已经被俄国吞下去的领地。
但是战争的形势变化的实在是太快，收复上乌丁斯克攻势的失败，国内工农运动的高涨，使得彼得堡已经无力再去思考战后远东的局势，他们需要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让远东被围困的近六十万俄军脱离投降的命运。
8月5日，尼古拉二世终于向自己的大臣们屈服，决定结束远东战争，但他坚持要进行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停战谈判而不是签订一份什么投降协议，假如中国和日本不肯停战的话，那么他就会把战争持续下去。
彼得堡很快就组建了以维特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准备出发前往美国。之所以要在美国的领土上商讨远东的和平，是因为欧洲各列强此时都不愿意插手此事，想要做中间人的话就得有能力压制住战争双方的不满，英国和法国因为立场问题，且需要把精力放在欧洲，自然不可能去惹上远东的麻烦。
德国虽然和战争双方并没有签订什么同盟协议，但是面对英法针对自己的立场，自然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在远东耗费太多的精力。除了英法德三国之外，欧洲其他国家在远东压根没有力量为三方进行调停，于是美国就显露了出来。
此时的美国正处于镀金时代的尾声，国内的无序开发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由资本主义正在为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国内市场基本已经饱和，谋求开拓国外市场成为了美国资本的新目标。为了打破国内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需要提升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声望，从而提升总统的权威，以推动自己主导的政治改革。
而对美国海军来说，日本海军是美国在太平洋上必然的敌人，美国海军想要打破英国和日本的包围，至少就得控制大西洋或太平洋中的一个，显然在当前的局势下，选择日本肯定要比选择英国合理的多。
假如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形成对立局面，那么就不能让日本轻易的获得对东亚大陆的统治权力。因此在金兰湾海战之后，罗斯福总统就开始授意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做远东战争调停之呼吁。
罗斯福的本意就是，战败后的俄国海军力量已经不足以影响世界海权，但是俄国在远东陆上的存在却能牵制住日本的力量，这显然是有利于向太平洋发展的美国海军的。
此外，此时呼吁和平既可以向德国、法国表明美国对战争不感兴趣，也可以向英国表明了美国维护当前国际秩序的立场。在摩洛哥危机和英法、英日签署协议之后，不管是谁都能感受到列强内部正在分裂为两个阵营的事实，罗斯福总统并不想让美国加入到这场站队的游戏中去，他一心只想着对国内进行变革，从而捍卫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
对于这场调停，罗斯福一开始只是把目光放在了俄国和日本身上，在他看来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什么主动的权利，这不过是俄国人和日本人强加给中国人的战争，为了让远东恢复和平，首先就得满足日本的欲望，保住俄国的面子，至于中国人只要给他们和平就够了。
因此在向俄国和日本提出调停建议时，罗斯福对国务卿伊莱休·鲁特这样说道：“这一次日本应当获得自己的战利品。”这句话的实质就是，日本有权接收俄国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包括旅顺要塞和满洲铁路。
为了获取德皇对远东和平的支持，罗斯福又向德国人暗示，“假如不能在这个时候迫使俄国和日本停下谈判，当双方自行分出胜负后缔结和约，那么日俄就有可能基于现实利益建立同盟关系。”
德国人当然不希望看到日俄建立同盟关系，这将是俄国进一步靠拢英法协议的一个环节。一旦英法俄日四国协约关系建立，那么德国就完全被困死在欧洲地区了。
罗斯福主张：假如日本试图联合俄国对美国和德国造成了威胁，那么美国海军和德国海军就可以联合起来堵住它。为了确保日本和俄国不能达成同盟关系，调停远东和平就必须掌握在美国和德国手中，实际上就是由美国来主导远东的和平。
不过令罗斯福始料未及的，就是中国军队的主动进攻，使得远东六十万俄军都陷入了危机之中，一度拒绝和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迅速的转向了和平立场。这样一来，试图把中国撇在一旁的和平谈判，显然是不能够的了。
因此，在维特使团整理行装准备前往美国的时候，美国人终于急急忙忙的向北京发来了邀请，请求中国政府派出使团前往美国参加远东和平会谈。
对于美国人的邀请，唐绍仪为代表的海外留学派都非常之兴奋，唐绍仪跑去劝说袁世凯接受邀请，“美国人给我们发出邀请，说明美国人已经承认了我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战胜国地位。
现在，我们只要派出使团前往美国，就可以在会谈中争取收回满洲等利益。假如我们不加入这场会谈，那么一旦日本和俄国达成和约，我国的利益就会被排斥在外，这场战争就算是白打了。
这是有利于国家的大好事，宫保切不可错失良机。特别是不能被武汉的强硬外交给冲昏了头脑，关起门来做强硬姿态，这只能骗骗小老百姓，列强可不会认账。要想让列强承认我国的权利，就得按照万国公法签订大家认可的条约。”
对于唐绍仪的建议袁世凯并没有立刻便接受，因为他没有唐绍仪那么的天真，认为真的可以凭借公论去压制住武汉，更何况现在北洋也掌握不了公论。袁世凯虽然用这些留学人士，但其实内心并不信任他们，他认为中国的事情还是得照着中国的规矩来办，事事都效仿西方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而从实践来看，如唐绍仪这些留学人士在一旁出出主意，或是负责某一具体事务，尚可算是得力，可要是让他们总览大局，就有些眼高手低了。
比如国务会议成立之后，留学派占据了不少显要位置，如唐绍仪就坐上了外交部尚书的位置。可是唐绍仪在外交部干了将近一年，外交事务上没见做出什么成绩，倒是在外交部安排了200多个关系户，以至于本就对袁世凯担任国务会议主席感到不满的盛宣怀等人，抓着这件事天天在报纸上攻击袁世凯，说北洋的吃相比满人还难看。
袁世凯对此能说什么呢？他自己当了国务会议主席同样也在大力提拔北洋出身的官员，之前大家都支持你袁宫保，现在你混出头了，难道连论功行赏都不做吗？那么今后谁还会继续支持你？你袁世凯要提拔自己人，你提拔的那些自己人同样也要提拔一批自己人，否则怎么坐的稳现在的位置？
于是面对舆论的批评，袁世凯也只能装模作样的斥退几个民怨最大的无能官吏，应付一下舆论的声讨，然后就装作自己已经接受舆论的监督改正错误了。当然，这并不代表袁世凯对这些让自己背黑锅的部下们就毫无意见了，只不过现在还用得上他们，所以不能过于追究罢了。
不过对于唐绍仪这些人物，袁世凯也多了几分提防，生怕一不留神又被这些留学派给坑了。像撇开武汉自行派人去参加美国的和平谈判一事，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妥，武汉又不是只会在报纸上嚷嚷的清流，人家手上可是有着真枪实弹的，真要闹起来，最终顶到前面去的，不还是他自己？
送走了唐绍仪后，他就把阮忠枢叫了过来，向他提及了唐绍仪对自己的建议。阮忠枢听后立刻嗤之以鼻的对袁世凯说道：“唐少川这个人，老是把洋人的规矩当成了不可触犯的天条。洋人要是真的这么守自己制定的规矩，俄国人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就该从满洲撤退了，哪里还会有之后的两国交战？
美国人早不调停，迟不调停，偏偏在俄国打输了海战，丢掉了上乌丁斯克之后，突然呼吁起远东和平来了，这不明摆着准备偏袒俄国人吗？我们派人去美国参加和平谈判，要是谈的好，也许会如唐少川所言，荣誉将会归于宫保你一身。
可要是谈的不好呢？日本和俄国都想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可他们想要的利益，不就是要从朝鲜和我国身上割取的利益吗？那么面对这样的和平协议，不论签字或是不签字，宫保你都要得罪中外舆论了。”
袁世凯沉思了大半天，发觉阮忠枢说的十有八九是对的，因为列强几乎肯定会这么干。
第486章 别无选择
就在阮忠枢猜测着袁世凯会做出什么样的决断时，却听对方突然出声向他问道，“宫中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立刻收回了心神，谨慎的回道：“上月初时太后身体有恙，到了上周据说已经卧床不起，卑职询问过太医院的医生，说太后年事已高，加上心中郁结，这一关恐怕是很难过的去了。”
袁世凯沉吟了半天后方才继续问道：“皇上那边呢？”
阮忠枢道：“皇上于前日入宫探望过太后一回，不过据说就在门外问候了一声，连一口水都没喝就走了。现在京中不少人都传皇上过于凉薄了，毕竟要是没有太后的话，又怎么会论到他入继大统呢…”
袁世凯摆了摆手打断了阮忠枢的抱怨，心平气和的说道：“这是皇上和太后之间的家事，我们这些臣子有什么资格讨论这些事？不过有件事我倒是想问问你，武汉对于君主立宪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
阮忠枢迟疑了片刻后方才回话道：“卑职查了武汉从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发言，发现武汉从未有支持君主立宪方面的言论，虽然武汉方面是首先公开倡导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的，但是武汉的发言中从来没有说要维护皇室之类的话语，倒是关于共和的言论比比皆是。
所以卑职以为，武汉召开国会的目的，恐怕不是为了实现君主立宪，而是以国会的名义打击太后和满人的专权，最终迫使皇上退位，从而走向共和体制。类似于一场不流血的法国大革命。”
自从放开言禁后，外国的历史和哲学书籍就开始被大量的翻译成中文流传开来，特别是武汉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更是进一步降低了民众阅读书籍的难度，其中有关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书籍是最先在知识分子中流行开来的，毕竟现在的中国形势确实和这两段历史时期很想象。
因此，报纸上动辄使用法国大革命或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以隐喻中国政治，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因为历史资料相当丰富，又是一个大陆君主专制国家向共和制国家转变的时代，因此更容易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以至于连阮忠枢这样的老派读书人，谈话时也动辄把法国大革命挂在嘴边了。
袁世凯自然也是了解这股风向的，他自己抽空时也读过几本法国大革命的书籍，特别是关于拿破仑的书籍，毕竟欧洲人动辄将他称之为东方的拿破仑，他要是不去了解下谁是拿破仑，都不知这些欧洲人到底是在夸他，还是在嘲讽他了。
一场不流血的法国大革命，对于袁世凯来说可谓是好坏参半，好处就在于他不必再担心光绪和满人找自己算账了，坏处在于失去了朝廷权威的加持后，他就得以自己的声望去和武汉对抗。
老实说，从朝鲜逃回之后他就已经失去了那种在政治上正面对战的勇气，在朝廷的框架下，操纵权术打击政敌，才是他现在最为熟悉的政治斗争方式。但是武汉推翻了他们这些人所习惯的官场斗争模式，把政治斗争变成了正面对撞，这种莽撞的肉搏战其实是充满了风险的，因为失败者连退场的机会都不会有。
在官场斗争中，只要你放下权力承认失败，那么胜利者还能放你回乡下去当个富家翁，如戊戌变法中那些帝党就是这么下台的，至于走上断头台的六君子，是因为他们不肯认输跑路，而不是后党一方要赶尽杀绝，肯逃跑的康有为、梁启超不就没事了么。
但是武汉玩的不是官场斗争，而是政治团体的对抗，这种一开始就把政治理念公开宣布出来，然后要求民众跟随自己的做法，其实是相当不符合大清的官场惯例的。
因为这种政治团体的对抗，一开始就划出了政治上的敌我，敌我斗争自然是你死我活的。而戊戌变法一开始，也不过是船上的人争夺谁来把舵的权力，并没有说要对后党、地主乡绅喊打喊杀的。谭嗣同等变法派主张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主张要救活船上所有人，只不过要求某些人拿出财产来先救这条船而已。
袁世凯是很熟悉后一种变法中的权力斗争的，因为变法派和守旧派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哪怕一方失败了，还能迅速的转到另一方去，至少对于个人来说，还是有着退路的。
像武汉这样，一开始就把自己这边的后路给断了，接下来就投入到一场不胜则死的斗争中去，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旧官僚来说其实是相当的不适应的。因为他们没办法在前期观望局势了，而那些一开始站在武汉对立面的人，之后也很难再混入武汉的核心中去。
可以说，自从武汉这一势力出现之后，中国政治就打破了表面上一团和气的虚伪场面，那些不能适应新的斗争方式的旧势力，正迅速的被这种斗争方式所瓦解消灭，这里说的正是后党和满人。
比袁世凯更加依赖朝廷大义的正是后党和满人，失去了朝廷这个大义名分，后党和满人手中的权力就彻底的化为乌有了。比如京城的满人宗室，过去仗着朝廷的大义名分可以对北洋及各地督抚加以牵制，因为北洋和各地督抚同样只有依附于朝廷才能拥有各自的权力。
但是武汉打破了朝廷的大义后，原本压制北洋及各地督抚的朝廷，瞬间就失去了那种神圣的光环，然后大家就突然发觉，他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朝廷给与自己的名分统治地方，而是朝廷需要他们的支持才能维持运转下去。于是，以庆亲王为首的满人权贵，攀附太后的汉人官员，立刻从天上跌落到了地面，他们失去了那种可以指使他人的权威。
这场战争更是进一步在世人面前撕破了朝廷的体面，让天下人认识到，朝廷实质上已经失去了保卫这个国家的力量，能够保卫这个国家的只有武汉和北洋这样的地方势力。在这种局势下，还拿着朝廷给与的名位去压制地方势力，就真正是个笑话了。没有武汉和北洋的背书，朝廷的命令能出得了北京城吗？
就连普通的知识分子都已经真正的明白了过来，现在就是王朝的末年，是大争之世，决定天下大势的是实力而不是什么高贵的家世和神圣的血脉。假如说主导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等年青读书人，心中还存有挽回衰微王朝命运的念头，那么在1907年，抛弃旧王朝，迎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音。
哪怕在政治上趋向于保守的袁世凯，也开始慢慢接受清王朝是时候结束的观点了。当然，袁世凯之所以会生出这样的想法，主要还是为形势所逼迫的。在回銮新政之初，袁世凯还是支持王朝延续的，毕竟他的功绩和权位都和这个王朝有着莫大的关系，王朝的延续是有利于他的。
假如太后能够继续掌握权力，并在去世之前另立新帝，那么袁世凯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反对这个王朝的。毕竟只要他效忠这个王朝一日，就能借助这个王朝的名义压制其他对自己的挑战者，只要王朝不抛弃他，他几乎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但是武汉的出现，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抛弃了日暮途穷的太后，借助光绪的名义，武汉想要击溃北洋都不需要费什么力气。而抛弃了太后的袁世凯虽然保住了北洋这个小团体，可却和光绪、满人、忠于朝廷的清流成为了死敌。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除了推翻满清之外，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因为不管谁上台，只要还承认满清的正统性，就必然要清算他。就如同武汉现在不断的清算后党和满人，完全不顾及世人的眼光，因为武汉的政治主张就是敌对这些人。
因此听了阮忠枢对武汉在政治行为上的分析，袁世凯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的不满，只是觉得有些怅然，就好像畚斗了一辈子，突然发觉自己只是白费功夫，现在又要重头来过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一般。
不过他很快就收回了这种无助感，转而对着阮忠枢正色吩咐道：“继续盯着宫内和庆邸，有什么情况就尽快报我。另外你去和秦力山接触一下，看看他们打算如何推动共和。这仗打到这个程度，也该考虑一下和平的问题了，他们到底是怎么考虑战后问题的，我想了解了解…”
想要了解武汉对和平看法的不只是袁世凯，英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尤为重视武汉的立场。虽然中国人从外蒙攻入上乌丁斯克切断了西伯利亚铁路线的战绩让英国人大吃了一惊，不过这种吃惊程度还是要低于俄国海军在对日作战中的失败的。
作为一个通过海权确立世界霸权的帝国，英国人认为海战的结果永远要比陆上的战斗更能确定区域内的权力更替，因为组建一支陆军只要几年时间就够了，中国的新式陆军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像俄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哪怕丢掉了现在在远东的60万俄军，花上三五年时间就能恢复其陆上的武力了。但是，想要重建一支规模以上的海军，最少也要以十年为期限。俄国在这场远东的海战中实际上已经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海军积蓄下来的大部分实力，几乎一夜之间俄国就从海上强国中被除名了。
这场战争达到了英国人在战前设想的最理想的结果，对英国皇家海军造成威胁的法俄联合舰队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来英国皇家海军要打击的对象就只剩下德国海军和美国海军了，而后者还将受到日本海军的牵制，至于法国海军则从竞争者变成了协助者，之前岌岌可危的英国海上霸权的王座，一下子就稳定了下来。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世界正在回归到大英帝国所塑造的地区制衡关系中，现在只要把德国这根刺拔出来，接下来就可以对世界进行简单的修剪工作，从而维持住19世纪以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了。
第487章 两位记者
作为《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伦敦外交部的一份子，虽然在明面上他并非英国外交部的正式雇员，但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调查和研究都会定时的出现在伦敦外交大臣的面前。
这大约也是英帝国主义的一种传统，通过非正式身份的人员去和外国政要接触，从而和这些外国政要建立起私人关系，然后利用这种私人关系实施外交和情报工作。英国对于印度的征服，曾经就多次利用了以个人身份为印度王公服务的英国人，这些英国人调查印度的各种情报并肆意挑拨印度王公之间的关系，然后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打开门路。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20世纪，不过英国也并没有放弃这些非正式外交的方式，因为实在是投入小而收益大，特别是在东方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国家，那些君主和权臣往往都把自身的利益放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因此就越容易被这种私人关系所影响。
1897年莫理循成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但是在这之前的几年中他多次徒步在东亚、东南亚进行旅行，调查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他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要比那些英国驻华外交官深刻的多。
但是，莫理循在武汉的问题上还是出现了多次的判断错误，这一度让伦敦外交部对其失去了信心，只不过英国驻华外交官的表现更加的不能令伦敦感到满意，因此莫理循还是保住了首席对华专家的地位，毕竟他只是在武汉的问题上出现了差错，在其他中国势力的判断上还是大致正确的。
因此，伦敦想要了解武汉对于远东战争如何结束的想法，还是选择了通过莫理循的眼睛和耳朵去了解，毕竟一个非正式身份的英国人不必给出什么正式的承诺，也能让中国人没有负担的畅所欲言，只有真实的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才能让伦敦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制定出正确的策略。
莫理循倒是能够理解伦敦的谨慎做法，这说明中国人-特指武汉的中国人，他们成功的扭转了甲午和庚子两场战争带给中国地位下降的恶劣影响。这两场战争之后，中国的地位甚至已经低于了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如果不是中国距离欧洲太过遥远，英国已经无力再征服这样一个单一民族的人口大国，那么切割中国就是英国最拿手的外交手段了。
这也就说明，庚子年后中国已经沦为了被列强视为可以狩猎的猎物，而不再是列强中的一员。因此中国问题几乎不再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意志，而取决于大英帝国和其他列强的决断。
但是这六七年里武汉的不断折腾，却又改变了伦敦的看法，那就是东亚问题失去了中国的配合，任何一个列强都不能达成自己的意愿，这也是俄国会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虽然伦敦制定了阻止俄国在远东扩张的战略，可是这一次俄国居然输的这么难看，这是伦敦也没有预料到的。
可以说，中国和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已经给欧美很大的惊吓了。战前各方所猜测的中日惨胜或俄国小输的局面都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俄国在海陆两个战场双双惨败的局面，这其实也等于是破坏了伦敦所想要的东亚平衡局面。
当然，对这一局面最感到惊惧的还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就像美国人不希望日本统治东亚一样，澳大利亚人也不乐意见到日本成为东亚的海上霸主，而且澳大利亚人比美国更加感受到了日本的威胁，因为澳大利亚所执行的白澳政策，实质上使得澳大利亚在周边地区得不到任何支持，且日本向南方进行扩张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
在大英帝国内部最为反对英日同盟的地区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了，因为这两个地区认为英日同盟实质上就是纵容日本向东南亚地区扩张，而东南亚正是澳大利亚的门户，让日本占领了东南亚，澳大利亚就要直接面对日本的威胁了。伦敦为了自己的利益，却正把澳大利亚推进了一个危险的地缘之中。
因此在澳大利亚支持白澳政策的莫理循，现在却成为了亲华人士，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可不是什么特例，比如悉尼《每日电讯报》的驻华记者威廉·亨利·端纳，现在也是一位亲华人士。因为这些澳大利亚人认为，想要遏制日本向南方海洋扩张，那么最好还是让中国强大一些，这样就能牵制住日本的精力，使之不能关注南方的海洋了。
这一次莫理循受命前往武汉同田均一进行沟通，端纳也跟在了他身边，这位因为追踪远东战争系列报道而开始声名鹊起的年轻记者，对于这一趟的武汉之行充满了期待，虽然他和伦敦外交部无关，可是他同莫理循都是澳大利亚人，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要亲密许多。
在火车上，闲着无事的端纳也就东亚的未来向莫理循请教道：“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俄国在远东的力量大损，今后东亚之问题就将取决于日本和中国。日本现在的实力虽然强于中国，可是以中国的人口和广阔领土，其战争潜力却是高于日本的，那么日本是否会在中国成长起来之前再发动一场战争，以取得东亚的霸权呢？”
莫理循此时正看向火车外连绵不绝的玉米地，澳大利亚虽然有着大片的平原，不过缺乏了一些人气，日本和东南亚虽然有着稠密的人口，可是却又缺少这种成片的平原地形，大多是支离破碎的河谷平原，出门动辄就被山脉和丛林所隔绝视野。
也只有中国，即有适合于农耕的大片平原地带，也有着稠密的人口，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中国其实都要比澳大利亚更像是文明世界，只不过中国在科技上过于落后了些。但是，这种落后于欧洲的时代感，正逐渐起着变化。
现在的中国就如同日本一样，正在从中古时代被引入到现代文明中来，莫理循也去过日本，他看到过日本是如何从一个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向着工业社会奔跑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实在是让人感到赞叹且难以忘怀。
相比起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实质上就差了许多，虽然中国同样引入了许多机器和欧洲技师，也派人前往欧美留学，但是只要深入的去接触中国人，那么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内里其实并没有接受西方的文明，他们的思考方式依然是中国式的，这一点和日本就差的太远了。
不过这样的中国却让莫理循很是安心，因为传统的中国人虽然排斥外人，可其实并没有什么攻击性，他们对于内部的上下尊卑关系的看重，还要超过对外来人员的排斥。只要外来者能够尊重中国人的规矩，那么就很容易被接纳进入中国社会，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人虽然喜欢西洋文化，可是外来者很难融入日本人的社会圈子。
虽然莫理循出身于澳大利亚，不过他更具有大英帝国的本位意识，因此他站在大英帝国的利益上考虑，认为不过分的削弱中国人，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其实对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其实更有好处。当然，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他也很愿意从澳大利亚的角度去看待东亚问题，那么中国的兴起显然是有利于牵制日本这个新兴列强的。
面对端纳这位后辈兼同乡的请教，莫理循思考再三后终于开口说道：“是的，日本的崛起显然是以称霸东亚大陆为目标的，不管是之前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发起的对华战争，还是这一次介入俄中战争，日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击有能力和自己争夺东亚大陆主导权的域内大国。
这一次战争，俄国人在远东的海上和陆上的失败，都将令俄国在短期内无法维持其在远东的扩张势头，这种局势下有着复兴迹象的中国也就成为了日本在本区域内最大的竞争对手。假如有机会的话，日本当然不会放过打击中国，奠定自己主导东亚秩序的基础。
对于我国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的结局，我们希望能够维持东亚的平衡，所以才会支持中国和日本抵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行动，但假如最终造成了日本一家独大，那么这同样是破坏了东亚的平衡。所以，我相信伦敦是不乐意见到这个局面的。
当然，中国的未来究竟该往何处去，最终还是要看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在英日同盟的束缚下，我们不可能公开的反对日本捍卫自己利益的行动，且中国人要是真的倒向了德国人，那么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的支持日本，因我们不能允许德国有能力威胁到印度…”
虽然和莫理循在车上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两人乘坐的二人间包厢很安静，没有什么人来打搅他们，因此他们可以毫无避讳的进行畅谈，但是端纳还是敏感的意识到，其实伦敦并不清楚该如何对待中国，莫理循说了这么多，终究还是要先确定武汉的态度才能让伦敦做出决定。
这在伦敦的外交上其实是比较罕见的情况，不管是对德国、法国、俄国，英国的外交政策都是确定的，这些国家的立场改变并不能改变伦敦的外交政策，但是现在对于中国，伦敦的外交政策反而变得不清晰了，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大英帝国的精力已经够不上远东地区了，因为无力在这一地区投放过多的力量，所以伦敦才会尊重这一地区的区域势力。
第488章 西门子的城市
8月9日上午，莫理循和端纳乘坐的火车抵达了汉口大智门车站，下车时莫理循还特意的看了看时间，他很快就对着端纳说道：“48小时，仅仅在半年时间内，北京到汉口的距离又缩短了6个小时，可见西方科技带给了这个国家多么大的变化。”
端纳也承认铁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他还是向对方提醒道：“亲爱的莫理循先生，我觉得您应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周边，我感觉自己似乎抵达了柏林而不是汉口，这样下去中国人恐怕很快就会把西方文明和德国等同起来，这显然是不利于我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的。”
莫理循抬头瞧了瞧站台周边，他承认端纳的感受是正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抵达汉口才感受到德国人的气息，过了许昌之后他就已经感受到了。因为许昌到汉口这段铁路已经改变为了德制的电力驱动车头，北京到许昌的蒸汽列车时速为30-40公里，那么许昌到汉口的时速已经能够达到50-60公里了。
这种电力机车自然是德国出产的，甚至于列车车厢都是按照德国标准制造的，因为低速的蒸汽火车对于车厢的牢固度并没有这么高，高速的电力火车则有着格外的要求，至少火车在行驶中不能开门，对于英国人来说就是一种新的标准。
而汉口的大智门车站，更是成为了西门子公司的产品展示馆，也难怪越来越多的英文报纸开始把汉口称之为西门子城市了，就如同他们把上海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这座城市被打上了鲜明的德国标志，还要超过德国人自己建设管理的青岛。
当然，和人口不到3万的青岛相比，汉口本身就是仅次于上海的大城市，在各国占据了上海之后，想要占据这座长江中游的大城市，就已经成为了各国的目标。更别提，过去二十年内，张之洞和工农兵委员会对武汉三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武汉三镇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并不比上海慢多少。
特别是在工农兵委员会的手中，由于在汉水上大建桥梁，并快速的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汉阳和汉口的市区范围急剧扩大，人口也因此翻了一番，从一百二十余万上升为二百四十万人口，如果再加上武昌地区，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一座超过了300万人口的大都市，在欧洲也只有各国的首都人口才能相比较。
当武汉发展到这等规模之后，各国驻华人员实质上已经承认，这座城市几乎是不可能被攻陷的了。因为武汉并不是光有人口，还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工业规模，列强修建上海和天津，本质上就是利用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生产能力去压制周边的乡村，从而使得这两座港口城市在列强的舰队支持下，能够长期具有自保能力。
现在的武汉差不多就已经具备了和天津、上海一样的地位，只不过这座城市并没有掌握在列强手中，这也就意味着，列强想要攻下这座城市，就得动员起能够和中国中部地区相当的人口和资源，参照俄国在山海关、张家口打的那些战争，显然过去的那种投入低下的殖民战争已经无法完成征服武汉的目标了。
这也正是德国人对武汉的重视超过青岛的原因，因为青岛并不能保护德国的在华利益，但是武汉可以。只要德国保持住在这座城市的影响力，那么列强就不可能把德国从中国驱逐出去。这也是过去德国人抵达中国后，总是试图在上海和英国人争夺对这座城市的控制力，但是现在前来中国的德国商人，却会在第一时间抵达武汉，然后开展自己的东方事业。
通过武汉这座城市，德国商业终于在东方找到了一个支点，从而能够展开和英国商业的竞争了。德国的工业制成品，除了纺织业外，几乎都领先了英国一步，但是因为物流和制造业成本的问题，德国工业品只能在欧洲和靠近欧洲地区战胜英国货。
英国人的海上霸权和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使得英国工业品虽然性能落后，可还是在远离欧洲的地方战胜了德国货，比如此前在亚洲地区，英国货的销售量就把德国货远远的甩在了身后。但是随着德国工业界和武汉达成了合作，德国工业品正通过武汉的加工和转口销售，在亚洲地区开始有了一个数量上的飞跃。
西门子的城市，正是德国和武汉深度合作的一种体现，英国人对武汉的打压姿态，使得英国商业在中国中部遭到了重创。光是一个电力上的设定标准，就使得英国的电力设备企业难以进入这一新兴的市场中去了，除非英国的工业界放弃自身的标准，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去生产设备，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要重新投入一笔资金去改造工厂的设备了，这对于英国工业界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修复和武汉之间的关系，这已经不仅仅是英国政治界的需要，同样也是英国工商业的需要。正如端纳看到这个火车站到处的德国风格而感到不舒服，莫理循也认为英国已经不能再对武汉和德国之间的合作采取冷眼旁观的立场了，否则他们就将真的失去中国了。
这可不单单是莫理循自己个人的想法，不少在华的英国外交官员也是这么看的，毕竟现在在武汉还保持着外交事务的也就只有德国、美国和日本三家，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因为武汉封锁长江的行动都选择了撤离行动。
虽然在武汉派人前往北京参与国会召开后，算是恢复了和各国的外交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相当公事化的，并不能建立起一种私人方面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各国无法在武汉决定之前了解武汉的想法，对于习惯了私人外交和秘密外交的欧洲外交官们来说，是相当的不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