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对于英国的外交官员来说，更加不能忍受的就是，德国人可以和武汉进行私下的接触，从而令武汉的决策偏向于德国，这极大的妨碍了英国在亚洲的外交事务。
在武汉的军队收复库伦并攻下上乌丁斯克之后，英国人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武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虽然不少在华英国人更倾向于支持袁世凯，但是他们也承认武汉和北洋如果开战，袁世凯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英国也不可能亲自下场支持袁世凯。
不过虽然此前英国撤走了武汉领事馆的人员和该地区的侨民，但是一年前不少英国侨民还是返回了武汉，英国人也趁机派出了一位代办来保护武汉侨民的利益，只不过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拒绝承认这位英国代办的外交官身份，只是将之视为了英国侨民的代表，不过倒是把英国在汉口的领事馆发还给了这位代办。
这位代办亲自来车站迎接了莫理循，让莫理循有些吃惊的是，这位代办居然开着汽车来接自己，虽然此时北京已经有了几部汽车，但大多为个人携带进入中国的财物，和公使馆并不发生联系。哪怕是不少欧洲人，也把汽车当成了一种时髦的玩具，而不是什么正经的交通工具。
不过这位代办邀请了两人上车后，一边开车一边对着两人说道：“在武汉养一辆马车非常的麻烦，不仅要缴纳城市清洁费，还需要对马厩建设专用的下水道，在某些街区还严禁马车通行。所以，现在武汉市内的交通几乎已经把马车给排挤掉了，出门要么坐电车和汽车，要么就坐人力车或骑自行车，骑马和坐轿的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坐在两人后面的端纳倒是很喜欢这种新的出行工具，他一边抚摸着车上的皮革包装，一边兴致勃勃的问道：“我倒是觉得汽车比马车舒服多了，不过这是哪国产的汽车？多少钱？”
开车的代办耸了耸肩说道：“这是德国产的奔驰，不过是在中国装配的。在德国至少要8000马克，不过中国售价为3600大洋，加上牌照等费用，总计花了3800大洋，大约是380英镑，倒是比在欧洲便宜了20英镑。”
这个价格对于莫理循来说倒是并不算贵，他一年的薪水在500英镑，购买一辆汽车还有余。不过他还是很快的就看出了汽车的毛病说道：“虽然这要比养马便宜的多，可要是在路上坏了可就麻烦了。”
代办点头认同的说道：“是的，马车坏了找个木匠就能修，可是汽车坏了就得送去厂里维修，确实挺麻烦的。不过新车有一年的保修期，坏了可以让厂里把车子拖回去维修，这倒也不坏。只要不出远门，就不会很麻烦…”
莫理循注意到，武汉街头的汽车其实已经不少了，且和京城不同，武汉的街道非常适合汽车行驶，宽敞且视野良好，行人和人力车、自行车并不允许在道路中间行走。当然，承担着街头交通的主要工具还是那些顺着轨道行驶的电车，从这点来看，西门子的城市，并不是什么过分的描述。
莫理循和端纳最终住进了距离领事馆不远的一座旅馆内，这是一座德国人兴建的旅馆，建成还不足两年，但已经成为了汉口标志性的建筑，地位和北京的六国饭店、天津的利顺德饭店相当，主要是为德国人服务。
进入酒店之后，听着满是德语的环境，莫理循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说道，“我好像来到了德国，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德国人？”
陪着他进入酒店的代办摇着头说道：“因为九月份武汉要召开第一届进出口商品交流大会，德国人来的不少，要是过几天我都未必能给你们定到房间了…”
第489章 劝说
汉口公园原本在市区的边缘地区，若非如此也没法找出这么一大片空地来造这个公园，但是短短六七年的时间里，汉口公园已经从城市的边缘变成了城市的中心。
过去汉口的繁荣其实是依托汉水江岸发展起来的码头小镇，毕竟汉水风平浪静更适合于修建木船停靠的码头。汉口开埠之后，外国轮船可以直达汉口，才出现了沿着长江兴建码头的景象，从而也造就了汉口长江沿岸的租界区。
不过卢汉铁路的兴建再一次变更了汉口城市的格局，使得汉口城市向着北面内陆发展，加上张公堤的修建，进一步改善了汉口内陆的水系治理，从而使得汉口城市从江岸向着张公堤一线扩张，从而形成了现在这个以汉口公园为中心的城市新格局。
在莫理循看来，围绕汉口公园兴起的武汉行政和商业中心，其实倒是有些像伦敦的西城区了，这方面的城市布局和柏林又是相去甚远，从这一点倒也能够看得出来，虽然中国人大肆的引入德国的技术，可却并不是不假思索的全盘接收的。
而同田均一的初步接触，也证实了他的这一观点，劳工党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见解的政治团体，并非某些人所猜测的那样，完全是德国人的东方附庸。
虽然莫理循打着《泰晤士报》的名义对劳工党进行了一次专访，但是在这之前萨道义公使和秦力山已经接触过，说明了莫理循非正式特使的身份，所以莫理循抵达汉口后才能毫无阻碍的见到了田均一。
莫理循此次奉伦敦外交部的命令前来拜访劳工党，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劳工党对于美国主持调停的远东和平会谈的看法，顺便打听一下劳工党对于和平协议的底线要求。
在伦敦看来，中国虽然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色，但距离独立战胜俄国还差的远了，英国认同中国在领土主权上的完整，指的是战前的中国状况，但并不认同中国推翻此前所签订的一系列中俄边界协议，那将会引发中俄之间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会动摇中亚地区的稳定局势。
至于俄国放弃在华利益后，这些利益到底是就此交还给中国，还是要转让给日本一部分，这还要取决于和平会谈到底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在田均一看来，莫理循所带来的伦敦外交部的意见，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傲慢，显然伦敦并没有从印度-西藏问题中汲取教训，依旧把自己当成了世界的主宰，试图继续压制中国恢复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所谓的恢复战前中国的局面，实质上不就是把中国继续当成了各国的公共殖民地的意思么。
面对英国人的试探，田均一不得不态度强硬的表态道：“劳工党不会接受，也不会派人参加什么调停会议。这场战争是俄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对于侵略战争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消灭侵略者，把他们从我们的领土上赶走。
俄帝国主义分子入侵中国的时候，美国人不呼吁俄帝国主义分子和平，当中国人民开始起来反抗俄帝国主义分子入侵了，美国人反倒是惺惺作态的站出来呼吁和平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美国人那么喜爱和平，当初为什么要反对英王的统治？为什么要去入侵可怜的印第安人、古巴人和菲律宾人？可见，罗斯福总统并不是想要看到远东的和平，他只是想要保住沙皇的颜面，试图瓦解中国人民抵抗俄帝国主义分子侵略的斗志，否则他就不会想要为将要失败的沙俄侵略者进行调停。”
田均一的态度对莫理循来说就是最坏的一种选择，他之所以要来武汉接触对方，就是因为劳工党的意志已经渐渐集中于田均一身上，虽然劳工党内还有唐才常、秦力山、蔡锷等人物，可是他们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只有田均一几乎得到了劳工党全体的认同，在某些时刻主导了劳工党的走向。
林枫和吴禄贞虽然为英国人所熟悉，但是因为远离中国，因此被英国驻华外交官认为，他们或者在军事上有着不错的天赋，可是对于劳工党的影响力却还不如唐才常和秦力山，更加难以和田均一相提并论了。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实际上英国人也同唐才常和秦力山接触过，试图从两人身上下手对劳工党施加影响力，或借机分化劳工党。但实际的接触后，英国人发现秦力山或者比唐才常在党内的地位略高半筹，可同样不敢违背武汉做出的决定。
劳工党这一政治团体，说实话是相当的不中国。按照中国的习惯，天地君亲师，这就是中国任何团体组建起来的一个地位排序，唐才常作为和谭嗣同齐名的人物，他其实就是田均一和秦力山的师长一辈，按照中国的传统，他才应当是劳工党的天然领袖，但现实中唐才常大约在第三号或第四号的位置。
而按照英国政党的规则，或者说按照欧洲政党的组建原则，党内或者有一个核心人物，但是同样也存在着各个实力派人物，普通党员通过这些实力派人物向核心人物的效忠决定了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并不直接向核心人物效忠，因为普通党员压根接触不到核心人物，所以自然也就看不到他们的忠诚。
但是劳工党的组织原则就比较独裁了，哪怕是普通党员也只能服从于党的决议，而不是向某个党内大人物效忠，这也是唐才常和秦力山难以和武汉做出的决定进行抗衡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下面的党员不会为了他们去对抗武汉做出的决定。
不过这种独裁制的政党虽然不符合欧洲人的价值观，却相当的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毕竟中国的皇帝一直都在谋求这种天下臣民效忠于自己一人的效果，至于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此英国驻华外交官们普遍认为，田均一之于劳工党，实质上就类似于君主对于自己臣民的关系。事实上袁世凯对于北洋集团，也试图建立起这样的效忠关系，只不过远不及劳工党这么出色而已。北洋官兵虽然口口声声宣誓效忠袁世凯，不过他们大体还是有着自己的效忠体系的，毕竟对于个人的忠诚，只会表现给看的到的那个人展现，看不到的忠诚是没法建立起臣属关系的。
田均一这样强硬的表态，意味着劳工党有可能成为破坏远东和平的不稳定因素，这对于英国来说显然是不妙的。当前的伦敦对于中国的看法，差不多就是老农对于耕牛的态度，多干活少吃饭，为大英帝国制定的世界秩序添砖加瓦。
莫理循只能委婉的通过翻译向田均一劝说道：“我并不反对您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确实是受害者，发起战争的俄国人应当承担起战争的责任。
不过，俄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哪怕它经受了海上和陆上的打击，可也不是贵国能够单独击败的。请您认真的想一想吧，拒绝和俄国的和平，在道义上对于中国是不利的，当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同情，也许很快就会转为对俄国的同情，那么中国将不能在海外继续获得支持了。
中国和俄国的战事延续下去，对于中国和俄国都不是什么好事，可是却有利于一个国家，那就是你们的邻国日本。假如贵国不参加这场和平会谈，而俄日达成了单独的媾和，那么请您想一想，日本难道不会对满洲有着不该有的想法吗？
就在之前，日本人甚至拒绝了贵国军队进入奉天城，他们似乎把满洲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假如中俄之间不能达成和平，而日俄之间达成了和解，那么日本人未尝不会把自己的野心变成现实…”
莫理循虽然执行了英国外交部给与的秘密外交任务，但是劳工党内部是没有秘密外交这种事的，田均一和莫理循的初次会面很快就传达给了各中央委员，交由中央委员对英国人的来意加以讨论、判断和做出决定。
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们看过了这场谈话的纪要后，对于是否参加美国人主持的调停会议，一时间也是意见不一。不少委员们的看法，其实倒是认同了英国人的观点，就是中国自身是难以击败俄国的，就是独立的把俄国人赶出中国都很困难，而中国的敌人又不止俄国一个，在占据优势时和俄国达成和平，至少能够把满洲的大部分利益收回来，至于和日本的利益争端，显然就是另一个麻烦。
也有委员们认为，现在中国缺乏的是时间。比如重庆到成都的铁路已经通车，这条铁路的完成意味着武汉对于四川的掌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接下来即便不再动用朝廷的名义，武汉也已经有能力压制住四川的各地方势力了，因为武汉沿着铁路线可以控制住四川最为精华的成都平原地区和出川的重庆码头，四川的地方势力被分隔而无力对抗武汉了。
有了四川、两湖在手，接下来就是对江西、安徽、河南、山西、内蒙的掌控，只要粤汉铁路和武汉长江大桥能够建成，那么武汉的力量就能向两广蔓延了，取得了两广和四川、湖南，贵州和云南就能向武汉敞开怀抱。那么天下大半在手，劳工党也就不用再和北洋这些地方势力搞什么虚以委蛇的动作了。
基于这种“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思想，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建议田均一接受英国人的提议，派人加入美国人主持的调停会议，先结束了和俄国的战争再说。只要再给武汉几年发展的时间，那么今天的大部分问题就都不成问题了。
田均一虽然并不认同其他委员们的看法，他总觉得派人参加这场调停会议在政治上是失分的，但是面对各位委员们对结束战争的渴望，他不得不推迟了表决，表示应当等几位委员返回武汉后再做出决定。他所期待的，是正在船上返回武汉的林枫，他希望能够听听林枫的看法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第490章 印度洋上
八月的北印度洋，老实说其实并不适合航行，因为这正是西南季风盛行的季节，海上涌浪不止，不时还有狂风骤雨。虽然林信义加入的是海军，但他也觉得日本周边的海上风浪实在是太温柔了，和印度洋的风浪相比，大约有日本艺妓和吉普赛女郎的差距那么大。
自从人类发明了蒸汽机之后，实际上冬季的印度洋航行才是最舒适的，风平浪静的印度洋就好似一块蓝宝石一样，让人既能享受印度洋的美景，又不至于为风浪所困扰。
说起来，靠近东亚大陆的沿海是难以看到这样蔚蓝色的大海的，因为长江、黄河等大陆水系把陆地上的泥沙都冲入了海中，从而使得大陆沿海一片浑浊，只能看到黄褐色的泥汤了。只有日本列岛这种没有大江大河的岛屿周边，才能看得到这种蓝色的大海。
在内陆待了2年多的林信义，看到印度洋的辽阔之后，突然就心情舒畅了起来。老实说，不管是西藏人或是印度人，其实都很难称之为大陆民族，前者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围困，如同是大陆之上的岛民，后者则是缺乏一种共同的民族想象。
印度的种姓制度，实质上就是为了模糊外来征服者和本地原住民之间的民族差异，从而形成了实质上的民族压迫。这也是英国人能够轻易的征服印度的原因，因为印度上层王公并没有把英国人当成自己最大的敌人，而是把下层种姓当成了自己的敌人，和被英国人征服的后果相比，低等种姓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更让他们感到恐惧。
印度精英之所以选择了英国人把印度各地方宗教杂糅而成的印度教作为印度民族意识的载体，本质上也是担忧对印度各民族的识别将会破坏印度的统一意识，但选择了印度教却也等于是保留了种姓意识，这就使得过去上千年里印度内部积累下来的矛盾无法宣泄出去，最终反而加强了种姓制度和宗教意识。
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内，林信义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梳理内部的矛盾上，最终他发觉这其实是治标不治本，想要真正的解决印度内部的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就得先承认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允许各民族实施自治，然后在谋求各民族之联合。也就是说，苏联的模式其实更适合于印度完成独立建国的革命道路。
这可不是他的一时奇想，东北三邦进行了民族识别并建立了民族自治区后，东北三邦的内斗反而缓和了下来。而东北三邦之外的印度其他各邦，在英国人采取了温和的拉拢分化政策后，原本轰轰烈烈的印度民族运动很快就四分五裂了，因为种姓制度和宗教差异限制了印度各阶层的团结，特别是那些印度上层人士在得到了英国人抛出的香饵后，很快就转向了和英国合作的道路。
假如不是印度劳工党坚持保证东北三邦的独立性，甚至连一些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都打算放弃东北三邦的独立武装和行政权力，而试图在印度立宪会议中和英国人做和平的斗争了。
毕竟在绝大多数的印度精英眼中，印度是无法和整个大英帝国相抗衡的，虽然此前印度人民在战场上挫败了英军，可是英国并没有拿出全部的力量来。
继续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也许印度最终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印度到时还能留下什么呢？就如一名英国军官所言，“英国或者会从印度撤退，不过到时这个国家将不会留下一粒黄金和一个处女。”
印度的精英们之所以反对英国推动印度的民族意识，并不是他们感受到了印度人民被压迫的悲惨境遇，而是他们自身感受到了被英国压迫的状况，他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印度人民谋求解放，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依托印度教来统一印度的民族意识了。
因此，林信义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同志们的交流，最终认为印度显然是没办法从内部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只有在全球殖民秩序彻底瓦解的大潮流中，印度才有机会摆脱被英帝国控制的被殖民命运，也只有失去了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印度人民才有机会打倒国内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
亚洲革命的中心依然在东亚，而印度则将会成为亚洲革命最有力的支持者，因为只有先让东亚民族获得了解放，东亚人民才能回过身来支援东南亚及南亚各民族的独立。这也是林信义现在坐在这条船上的原因，虽然他觉得在印度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若是不能在东亚打开局面，那么印度的革命道路就很难再继续前进了。
和林信义同住一个舱室的是夏马吉·克里希纳瓦尔马，和大多数印度精英一样，夏马吉在英国留学，学习的是法律专业，在英国学习期间所受到的歧视和回国后看到的印度民众的悲惨生活，令夏马吉最终成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
在印度民族运动的潮流中，夏马吉同样遭到了英印政府的监视和迫害，不过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出现使得夏马吉有了一个避难所，从孟买悄悄潜入比哈尔邦后，他很快就成为了印度人民委员会的一员，并很快加入到了主张武装斗争道路的印度劳工党。
夏马吉今次是以印度比哈尔邦商业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带着三百多印度商人前往武汉参加第一届商品进出口大会去的。林信义伪装成了一名商人，混入了代表团离开了印度。虽然在英印政府和印度人民委员会达成了协议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英印政府也宣布撤销了对一系列印度民族主义者和中国人的通缉令，不过林信义可不会那么天真的相信英国人抓到机会不扣留自己。
在摇晃的轮船上其实做什么活动都不大合适，躺在船上聊天倒是唯一可行的活动，当然这也需要适应了印度洋风浪的乘客才能办的到的事，有不少乘客晕船晕的连水都喝不下了，哪还有精神闲聊呢？不过对于林信义和夏马吉来说，这些风浪倒是没那么大的影响力，上船一天后也就习惯了。
对于夏马吉来说，这种单独的和林信义进行聊天的机会可真是难得，虽然林信义并不介意和党员们进行对话，可是他在印度时的工作实在是过于繁忙了，除了政务上的工作外，还要负责党内工作和教育工作，因此很少人有单独和其进行请教、讨论革命理论的机会。
夏马吉虽然从民族主义者转向了阶级斗争论，但他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了解确实贫乏，反倒是对于英国的议会政治较为熟悉，他此前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根源，也在于其在英国求学期间认同了英国的权利法案，根据这一法案，他认为印度民族和不列颠民族具有相同的权利，不列颠民族不应当将自己置于印度民族之上，印度民族效忠的是英王而非英国。
基本上印度精英所主导的民族运动，谋求的就是在大英帝国的框架下取得和不列颠民族平等的权利，而非彻底的摆脱英国的统治独立建国。这种天真的想法使得这些印度精英所主导的印度民族运动一直未见起色，直到英国人采取了孟加拉分割方案，才使得一些主张彻底脱离英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走上了前台，这些激进派和群众运动结合到了一起，才有了1903年以来的印度民族运动的大爆发。
不过，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虽然提出了彻底脱离英国统治的主张，可是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印度国家却并没有提出可行性的方案，直到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出现，才补上了这块短板，从而引导了印度的民族运动走向了民族自决的高潮。
夏马吉向林信义请教的，正是如何建立独立的印度国家的诸多问题，在他看来毫无头绪的独立建国运动，在林信义面前却好似已经有了一张蓝图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它。夏马吉觉得自己好似回到了在伦敦的求学时代，每一天都能获得令人耳目一新的知识。
不过当轮船进入了平静的马六甲海峡后，他终于向林信义问出了自己最为在意的那个问题，“在您离开印度之前的最后一次党的中央会议上，您向党员们提出了几条告诫。我对其中的一条始终充满了疑惑，就是您说：农民不是无产阶级，要和农民结盟，但不能依靠农民。
为何您会有这样的判断？从过去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来看，我们不正是依赖农民的支持才打垮了英国人的围剿和封锁，才能建立起半独立性质的东北三邦的吗？就连您自己都说过，印度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假如得不到农民的支持，那么印度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终于可以站在船头观赏风景的林信义听到这个问题也稍稍认真了起来，假如说之前夏马吉提出的问题都可以从历史中给出答案，那么关于工农联盟的讨论直到21世纪都存在着争论，因此他沉思了许久才认真的对夏马吉做了回答。
“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虽然我们可以在农民内部分出若干阶层：贫苦农民、中农和富农，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天然和无产阶级是不一致的。
比如，劳动致富就是典型的农民的世界观，因为只有农民可以通过劳动获取更多的土地，从而把自己从贫苦农民上升为中农、富农，乃至地主。但是无产阶级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的，因为无产阶级再怎么劳动也不能把工厂分割成能够归属于自己独立劳动的部分，所以无产阶级追求的是按劳分配。
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共同压迫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中农建立起联盟，甚至连富农、地主都可以暂时达成联合，这种联合不是因为双方的阶级利益达成了一致，而是大家存在着共同的阶级敌人。
当我们面对这一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农民当然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定盟友，因为支持无产阶级就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共同的敌人被削弱了，无产阶级和小私有者之间的矛盾就会上升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社会，需要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从而满足所有劳动者的需求，但小私有者的目标是劳动致富，什么是劳动致富？不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之后去剥削其他人的劳动吗？
所以，农民是无产阶级的联盟对象，但不是无产阶级的依靠，无产阶级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无产阶级自己…”
林信义在回答夏马吉时，不由想起了后世某个姓温的专家，这位专家主张保证农村的小私有制以作为城市的蓄水池，表面上是给了那些在城里留不下的农民工一个退身之地，其实他就是站在了官僚资本的立场，呼吁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官僚资本和农村小私有者的联盟，以压制城市的无产阶级，只要农村的小私有者还存在，只要劳动致富的价值观还能继续忽悠人，那么城市的无产阶级就永远无法成熟起来。
农民工本质上就不是无产阶级，他们只是在城市打工的小私有者，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试图把这些小私有者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温专家则担心这将造成中国无产阶级势力的大涨，一旦失去了农村小私有者的支持，那么官僚资本主义压根就抵抗不住如此庞大的无产阶级的反抗。这些专家们似乎是在为农民说好话，但实质上不过是在保护私有制，他们并不是担心农民活不下去，而是担心农民失去小私有者身份后，就会加入到无产阶级的反抗中去。
第491章 革命的浪花
八月二十七日，林信义乘坐的轮船抵达了上海太古码头，刚下了轮船就能看到一幢仿佛如同城堡一般四四方方的五层大楼耸立在码头街道的对面，和周边的低矮建筑相比，宛如一只站立在鸡群中的鹤。
当然，之所以这幢大楼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法租界发展的比较缓慢，北面英租界的外滩好位置早就被各大洋行给占领了，所以太古洋行只能被挤到法租界来发展了。当然，和北面英租界外滩的砖混建筑相比，这座太古洋行大楼因为采用了钢管混凝土这种新建筑材料，从而显得更加的气势磅礴。
不过，这些看起来气势不凡的建筑几乎都和中国人无关，只要站在外滩码头瞧一瞧过往行人就会发现，凡是衣冠楚楚昂首挺胸的必定是外国人，似乎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假如不仔细的分辨，那么上海其实和加尔各答没什么区别，租界其实就是加尔各答的白区，华人和印度人一样，都是作为仆佣或苦力的形象出现的，偶尔有那么几个穿着西装的，也不会有什么主人的气度，他们知道这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当然，和三年前相比上海也并不是毫无变化的，至少现在上海的知识界已经成为了革命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三年前上海只有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在做自发的反满宣传和传播欧美的自由平等精神，他们只能躲在租界内小心翼翼的阐述自己的主张，租界之外的上海县依然是一潭死水。
但是在今日，租界之外的上海县反而要比租界之内的知识分子更为激进一些，对俄战争的胜利正在刺激中国民众的政治热情，也让他们意识到了朝廷的虚弱，不管是武汉或是北洋都不会把胜利归功于朝廷，相反他们倒是把前期的对俄作战的失利都归咎于满人和满人所掌控的朝廷。
因此，过去那些在满清高压统治下的中国民众，现在也终于敢发出对于朝廷不满的声音了，毕竟现在他们头上有着武汉和北洋两顶大帽子保护着他们，忠诚于满人朝廷的官员正在失去自己的权威性，不仅仅民众在反对他们，就连那些基层的捕快衙役，也开始对他们的命令推三阻四了。
过去满人安置在各地的满城是用来监视地方的耳目和镇压地方的武力，但是现在各地的满城则成为了这些满人的囚笼。江宁和杭州的满城，此前还气势汹汹的表示不服从国会的命令自行拆除满城，但是随着对俄战事的不断获胜，两地的满人就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都宣布不再发给满人粮饷，直到满人交出武器并拆除满城为止。
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的行为不过是顺水推舟，毕竟在武汉军队攻下上乌丁斯克之后，武汉的武力对国内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满人已经不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了，继续抵抗不过是多些人为满人陪葬而已。
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之所以会率先表态，因为他们就在长江边上，武汉如果顺流而下，他们是首当其冲，意识到自己肯定挡不住武汉的兵锋，那么先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成为了关键，至少不能让武汉认为自己是满人的忠臣，否则武汉出兵攻打他们，连本地人都不会支持他们了。
江南地区汉人官员的立场改变，自然也就形成了民间舆论的宽松期，假如说之前是在武汉的逼迫下朝廷放宽了对于舆论的控制，那么现在就是地方官员压根不敢在上面决出胜负之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于是也就出现了舆论的全面失控。
对于一个在帝国主义经济入侵下小农经济开始破产的地区，激进的言论显然更能赢得民众的呼应，毕竟对一个看不到明天的人来说，他想要知道的是明天该怎么办，而不是该如何维持现状，毕竟现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对俄作战的胜利更是进一步刺激了激进派的情绪，让更多看不到出路的人觉得，革命要比维持这个朝廷强的多，革命之后的武汉能够打败俄国人，而朝廷只会割地赔款让大家成为洋人的奴隶。
反满和革命，在这一刻就联系的非常牢固了，同盟会的影响力开始在南方迅速上升，毕竟就革命的具体政策来看，同盟会要比劳工党更为激进。哪怕是一个外国人，此刻来到上海待上几天也能感受到，上海民众的革命情绪已经快要达到顶点了。
29日，林信义坐上了武汉长江航运公司的轮船前往武汉，就在前一天北方又传来了一个新的消息，俄军放弃了四平到长春的防线，开始向哈尔滨撤退。
俄军与其说是撤退，倒不如说是逃亡，试图把战线稳定在四平一带的库罗帕特金，突然发现中国军队在长春东西两侧集结了起来，显然中国人正试图夺取长春把他们围困在长春和四平之间。到了这个时候，俄军已经完全失去了作战的士气，驻守在长春的俄军首先跑路了，紧接着公主岭的俄军也开始逃亡了，接下来四平这里的俄军也就不肯继续坚守了。
哪怕是库罗帕特金自己直属的部队，这一刻也不肯跟着他继续为全军断后了，毕竟之前大家都认为只要脱离了和中日两军的接触自己就安全了，在这种认知下库罗帕特金还能指挥得动下面的部队。可是现在西伯利亚铁路线被切断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欧洲的支援，现在能坚持下去才能活到战争结束，被中日军队围困起来，显然是不能坚持的。
长春、公主岭、四平一带的物资并不充裕，还有一些物资储备的是哈尔滨，因此要是被中日军队切断了和哈尔滨的联系，那么近三十万军队能坚持一个月都是好的了。哈尔滨虽然还有二十多万军队，但是面对日军的进攻，压根分不出力量来解救他们，因此谁能从这个包围圈逃出去，谁就能多活上一段时间，这就是逃亡的俄军部队的想法。
俄军的这种崩溃，对于中日两军来说也是极为意外的，虽然傅慈祥坚持要对长春施加压力，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并无能力攻下长春，因为物资补给不足，他想要的不过是给长春俄军施加压力，从而让俄军在四平等地的防线露出破绽而已。
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俄军官兵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到达了极限，长春受到攻击的风险使得俄军官兵终于崩溃，此时包括库罗帕特金在内的俄军将领都不能阻止四平俄军的溃逃了，因此满洲的战事进一步向中日倾斜了，这一仗至少有十五万左右的俄军被中日围困放下了武器。
于是到了八月底，俄军在满洲只剩下了两个支点，一个是旅顺口要塞，一个是哈尔滨。不管怎么看，远东的俄军都失去了翻盘能力，他们现在能够期待的，是彼得堡尽快和中日达成和平协议，从而免除被迫投降的羞辱。
9月2日清晨，林信义乘坐的船只抵达了汉口码头，码头上微微起雾，不过空气倒是很清醒。当他走上码头时，田均一已经大步走上来和他热烈的拥抱欢迎道：“辛苦你了，林枫同志。没有你们在西藏和印度的努力，就不能给我们争取到革命发展的机会…”
在田均一身后的是陈天华等中央委员，林信义一一和这些委员打过招呼，这才对着田均一说道：“要不是你们做的如此出色，我们在印度可坚持不下去。
说到底，我们只是牵制了英国人的一部分力量，而你们的努力才使得英国人不敢拿大英帝国的国运来赌。所以说，亚洲革命是互相支援、互相成长的，试图以一国的力量去对抗已经成型的世界殖民体系，这不仅是愚蠢的，也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林信义的表态让其他委员们都松了口气，他们其实心里还是有些担心，林枫委员返回之后和田均一委员会否产生什么矛盾，毕竟在党成立的初期，林枫委员主导了党的革命道路，田均一委员更像是其革命理论的执行者，但是在武汉暴动之后，党的规模急剧扩大，暴动之前劳工党全国党员不超过一万，其中一半在湖北，今天党员规模超过30万，湖北党员就占了19万，这些新党员几乎都把田均一视为了党的领袖，在林枫没有返回之前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在他返回之后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革命这个词中国早就存在了，《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不过中国古代的革命指的是天命的转换，是改朝换代，而清末的革命则是旧词新意，指的是法国大革命，讲的是打倒天命创造平民时代。
虽然革命党给革命这个词创造了新的思想，但是革命党内部却并不都是想要革除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和杨衢云当初因为兴中会会长一职闹的不愉快，双方的拥戴者甚至有因此而反目成仇的，这其实就已经陷入了旧的传统思想中去了，党员不是效忠于革命理论，而是效忠于革命领袖。
同盟会建立后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革命党内部的斗争扩大化了，以至于光复会几乎已经退出了同盟会的共同行动，只打着自己的名号在浙江等地发展革命同志。劳工党从建立之初就比这些革命党先进一些，因为林枫为劳工党建立了几乎是完整的建党、建军、工农运动和建立政权的理论，这使得劳工党内部减少了许多纷争。
只是现在田均一和林枫站在一起时，党内该如何进行排名呢？在大家看来就是一个大问题，毕竟他们都不能确定，两人在权力面前是否会继续如之前那样的亲密无间，不过从现在两人的交流来看，至少大家都可以暂时松口气了。不管是田均一，还是林枫，这一刻都表现出了谦让精神，把革命排在了第一位，这就让众人都少了许多心思。
第492章 汇报工作
田均一想趁着林信义返回尽快的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议，毕竟满洲的局势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中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缓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却开始上升了，日本虽然同意了中国军队进入奉天城，但是日本军队在南满占领区还是实施了一种征服者的政策，这令南满地区的国人对日本的反感日益加深，甚至出现了专门袭击日军的游击队。
在此种局面下，美国出面主持的调停会议正日益获得日本方面的支持，毕竟现在对日本的贷款主要来自于美国银行家，而日本用于战争的海外进口资源也大多来自于美国，也就是说一旦失去了美国的支持，日本已经无法将战争继续下去了。
正因为日本方面对美国主持的调停会议的立场改变，使得北洋及国内的第三方势力开始倾向于尽快派人参加调停会议，以避免日俄在美国人的调停下达成和平协议，从而让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
这并不是什么杞人忧天，而是此前列强一致原则给中国人留下的经验教训，辛丑条约实质上就是列强达成一致后强加给中国的协议，满清朝廷压根就不能在协商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只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而已。
虽然在武汉的抗争下，最终列强同意削减20%的赔款总额，并在关税方面给与了让步，但从整个会谈来看，中国几乎没有抵抗列强一致的能力，除非中国破罐子破摔，不再谋求维持当前局面，和列强抗争到底，打到列强自己退出中国为止。
不过那样的话，对当前的上层阶层就是一个噩梦，哪怕最终列强退出了中国，他们也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和财产，就如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那些过去显赫一时的家门都被列强军队攻破或灭门，等到列强从北京离开，这些家门也迅速的衰败了，那么这样的抗争对于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戊戌政变时，御史文悌上折攻击维新党人云：“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其实这句话稍稍变动一下，也很适合当前北洋及地主阶级的心态，全民动员和列强继续抗争下去，实质上就是保平民而不保精英。
毕竟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列强想要彻底的消灭这四万万人口显然是难以做到的，但是把这四万万人口当中具有号召力的精英阶层给消灭掉，从而磨灭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这倒是能够做到的，毕竟过去两三百年内建立起来的全球殖民体系，正是欧洲人通过消灭了各国的精英阶层的抵抗意识，从而建立起了当前这个遍及全球的殖民秩序。
所以在慈禧发出了向列国宣战的诏书后，列强第一时间就把攻击目标放在了北方，并同意了和南方督抚达成东南互保的协议。由列强在庚子入侵事件中表现出的战略思想也能看的出，列强从来没把中国的平民阶层视为征服对象，他们始终把征服的目标放在了中国的精英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