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这一晚的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才宣告结束，许多委员依旧觉得意犹未尽，他们之所以如此投入，是因为这场会议正在解决当下劳工党所面临的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此前大家把心思都放在了如何让武汉政权生存下去，在这一目标下党内始终保持了内部的团结。但是随着中英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中俄之间的战争已经看到了俄国的失败，武汉政权终于熬过了死亡线。
可以说，随着中俄战争的结束，短时间内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灭亡武汉政权了，不仅仅在于列强需要重新估计武汉的力量，也在于武汉通过这场战争树立起了国内的威望，真正的压倒了北洋及其他地方势力，成为了国内第一大军政力量。
在这样的局势下，劳工党应该如何发展，在党内就出现了分歧，和平建设虽然得到了大部分党员的认同，但是这一发展规划其实是不符合当前国内革命情绪高涨的现实状况，是趋向于保守的政策。
而大部分党员之所以选择了保守主义，一方面是不认同激进主义者的路线，认为没有可操作性，至少武汉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一边铲平国内各方势力，一边向各列强收回各项特权的地步；另一方面，小富即安的思想也影响了不少党员，在大好局面下他们就不愿意继续做革命之冒险，而想要把好处落袋为安了。
这场会议刚好解决了党员们对下一步该怎么走的疑惑，意识到他们可以在继续保持革命高潮的状况下，快速的发展劳工的力量，既不需要去冒险，也不必放弃国内民众高涨的革命热情，让党继续领导国内的政治潮流，这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当会议结束之后，暑气也渐渐散去，当晚林信义倒是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他习惯性的清醒了过来，这是他在印度时留下的习惯，清晨是印度一天中最为凉爽的时间，这个时候起来思考一些问题也是最有效率的。
不过当林信义起身之后他猛的想起，自己现在已经不在印度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公务可以处理了。不过他还是按照习惯下床洗漱了，他住的地方其实就是田均一的住所，田均一一家就住在二楼，一楼是田均一接待客人和办公的地方，也有客房。
田均一让他住在这里，也是为了能够和他多一些交流的时间，毕竟田均一现在负担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几乎都没有时间离开这座小楼。林信义倒是很能理解，因为他在印度时也一样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毕竟当前武汉控制下的人口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亿左右，相当于四分之一中国人口，这也是党内希望先行消化暂缓扩张的缘由。
田均一的作息习惯也很类似于林信义，当他洗漱完毕时，田均一也已经从楼上下来了，于是两人便坐在一起享受起了早餐。虽然在早餐的过程中田均一还是保持了食不语的习惯，不过看到林信义放下筷子后，他就立刻开口说道：“正好，昨晚还有些事情我还没搞清楚，趁着现在无事，我们不如再聊一聊。”
林信义点头应承了下来，跟着田均一来到了办公室内，两人便关起门来进行了谈话。坐下后田均一就坦诚的说道：“昨天你说要和俄国人民缔结一份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这一点我是支持的。但是限于时间关系，你并没有展开详细说，那么现在能不能和我说一说，这份和约究竟应该怎么缔结呢？”
面对田均一急迫的眼神，林信义认真的思考了片刻后方才开口说道：“其实和约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和约是否能够得到各方势力的认可，或者说如何使我们所主导的和约成为各方所承认的现实。
我们现在应当很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战前东北亚的国际秩序显然是不可能再存在了，那么如何构建战后的东北亚秩序就是各方势力的一个博弈过程。我们所主张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并不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假如没有足够的力量的支持，那么我们的主张就只能是一种口号。
所以，要把我们的主张变为现实，我们就必须得了解当前决定东北亚秩序的力量究竟有哪些，他们对于战后的东北亚格局到底是怎么盘算的，只有了解这些情报，并制定详细而周全的计划，我们才能把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
田均一听到这里顿时精神一振，他开口说道：“你既然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那么肯定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计划了吧？我想听一听你的计划。”
林信义稍稍沉默了片刻，才说道：“虽然在战前我确实有所研究，但说要有一个什么完整的计划，恐怕也不确切，毕竟现在的局势发展，是谁也预料不到的，当然这要比我在战前想象的结果要好的多。
我很愿意和你一起探讨战后东北亚秩序的建立问题，但是如何去实践还有待于党内同志进一步的去探讨。所以，我只能说一说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并不能算是什么正式的计划方案。”
虽然林信义是这么说的，不过田均一心里却并不这么看，他觉得林信义只是不愿意越俎代庖，包揽把持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但是在他心中并不认为林信义是外人，他有时觉得对方似乎是过于谨慎了。
事实上这个时代，日本人参与中国政治的不在少数，不管是日本政界对于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还是日本的浪人群体直接参与了同盟会的革命行动，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人尽皆知的现实。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引起国民的普遍反感，反而引发了进步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亚洲联合的思潮，毕竟和日本人相比，满人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也是外人，哪怕是忠诚于满清的汉人知识分子也不敢在这一问题上表现的过于敌视，以免引来满人的不满，维新派甚至有邀请伊藤博文担任首相主持改革的打算。
因此，林信义改名换姓加入中国劳工党，对于田均一等党内高层来说并不会觉得有什么隔阂，反而在党的创建和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林信义提出的理论大多得到了证实，使得党内大多数高层都对林枫的理论心悦诚服了起来。
假如可以的话，田均一更希望林信义以林枫的身份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这对于党和革命的事业都是大有好处的。不过他心里还是明白的，林信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关心是和亚洲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方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单独成功，这也是党内国际主义的思想来源。
在田均一稍稍走神的时候，林信义开始分析道：“当前有能力插手东北亚局势的列强，是俄国、日本、英国；不能直接插手东北亚局势，但是可以施加影响力的列强，是德国、美国、法国；虽然不能施加影响力，但也试图捞取一些好处的，是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这场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和英国直接插手了战争，而德国、美国、法国则在战争债券上表现了自己的影响力，而其他列强几乎对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影响力。
虽然俄国在这场战争中是失败的一方，但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俄国并没有解体。因此俄国也许会放缓对远东的扩张，但一定不会放弃其在远东的影响力。
日本和英国虽然胜利的一方，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根本立场是不同的，英国加入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现状，英国人反对俄国的扩张，也同样反对战后日本在该地区的扩张，而日本加入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日本在东亚大陆的势力，以谋求日本资本主义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德国和法国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欧洲，他们在这场战争中采取的行动都和欧洲的对立阵营息息相关。德国既想让俄国把注意力集中在远东，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所以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动是相当矛盾的。
法国的立场就很明确了，拉拢俄国但反对俄国在远东投入过大的力量，这就是西伯利亚铁路被切断后，法国银行团就切断了对俄贷款的原因。
美国的情况就有些特殊，美国对欧亚大陆有着不一般的野心，但是在大西洋和印度洋被英国皇家海军所控制后，美国只能谋求太平洋的控制权，而想要控制太平洋就不得不在东亚找到一个立足点。所以美国人试图和日本达成合作，利用日本的力量登上东亚大陆。
不过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日美之间的合作不可能实现，就如美国现在出面调停战争，阻止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更大的战果，战后日本也必然会违背对于美国资本家的承诺，谋求独占朝鲜半岛、满洲地区的利益。
所以战后中国的选择其实不多，第一是联合东北亚地区的各民族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仅是联合满洲境内的少数民族，也包括朝鲜境内和俄国实际控制区内的各民族。他们才是中国劳工阶层的真正盟友。
那么如何联合这些民族？光凭借一张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显然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该地区的民族自决，并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建立地区人民政权。以满洲地区的人民政权去反对该地区的封建统治、外部的帝国主义入侵；以朝鲜地区的人民政权去反对该地区的两班地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以苏维埃俄国取代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力量。
只有当这些地区的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之后，人民之间的和平才能真正实现。如此一来，沙皇俄国、日本在该地区的力量就被取代、被牵制了，而中国的人民政权也就成为了苏维埃俄国和朝鲜人民的坚强后盾，这样俄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力量就受到了限制，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破坏列强之联合和联合一部分列强对抗另一部分列强，从而夺取建立东北亚秩序的主导权力…”
第497章 战后的东北亚秩序二
虽然林信义嘴上说要考虑如何破坏列强之联合和联合其中一部分列强对抗另一部分列强，但他很快就说出了具体的措施，显然这个问题他也考虑了不短的时间。
“…破坏列强的联合，是因为列强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一方面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引发了欧洲两大阵营的对抗，在过去的历史中，这种对抗的结果一般都会形成胜者通吃的局面，因此欧洲列强此时对于争夺东亚利益的欲望是较为次要的问题，赢得自身阵营的胜利才是首要问题。
另一方面，对于东亚利益的分配上，日俄都是主张独占后慢慢消化，而其他列强都想要利益均沾，毕竟除了日俄两国外，其他列强并无占据东亚并统治的条件。所以，联合其他列强对抗日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可行的策略。
那么我们和列强联合的物质基础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对东亚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来看，想要发展工业至少要具备两个基础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只有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从外部投入资金和技术才能刺激该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
东亚地区的自然资源虽然不如北美大陆丰富，但是东亚的人口却远远超过了北美，因此东亚地区发展工业是具备了基本条件的。而对于工业化的立场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是一致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壮大无产阶级和资本，两者的对立在于发展了生产力之后的劳动成果的分配上。
因此，在工业化的初期，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存在着联合的可能性的。当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之后，或者说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才会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俄罗斯占据的远东地区、中国的满蒙地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都属于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的未开发或欠开发地区，类似于南北战争之前的北美大陆。所以，只要往当地投入移民、资金和现代技术，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还要超过人口密集的东亚其他地区，毕竟这一地区不需要考虑人地矛盾和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综合以上这些因素，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就是联合英美德法等列强在经济上对满蒙及东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开发，在政治上则认同当地民族的自决，从而打消日俄两帝国主义瓜分该地区的野心…”
田均一再一次听到了林信义对民族自决的强调，虽然他认同这一主张，但并没有如林信义那样把民族自决的原则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毕竟湖广地区有少数民族，可这些少数民族几乎都在主流社会之外，不管是明代或是清朝，这些少数民族的主要追求就是维持自身的存在，很少有和汉族争取社会主导权的。
因此田均一眼中的民族自决就是反对历代王朝对这些西南少数民族实施的改土归流等干涉性的政策，但并不承认他们有独立建国的权力，同时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联合也没有看的很重要，至少西南行政委员会中就几乎看不到少数民族的代表，这点就和山南军政委员会、西藏军政委员会差的远了。
于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林信义对自己再三强调民族自决原则的用意，对于内地来说民族自决原则其实更类似于思想之争，涉及到的利益并不多，但是对于边疆地区来说，民族自决原则则成为了利益之争，甚至还要在阶级矛盾之上。
如西藏、山南等地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汉人就成为了外来者，不讲民族自决原则，凭借汉人的力量是没法清理掉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势力的，民族自决原则在这里就是不同民族的劳工阶层的共同利益的体现。
俄远东地区、内外蒙古及满洲地区，正是一个多民族区域，也是各国势力纠缠的地区，汉人在这一地区并不能如内地一样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如果不能联合各民族的劳工阶级的力量，那么这一地区在战后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列强和各民族反动势力的挑动下，这一地区只会变成类似于南方的主客矛盾，各民族之间的仇杀事件将会层出不穷，劳工党也就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就在田均一对林信义的见解颔首认同的时候，林信义却已经继续往下说道：“…当然，我们虽然要讲和英法德美等列强在经济上的联合，但是我们也要搞清楚这些列强的立场进行有的放矢，不能放任他们达成利益联合。
比如英法对于东亚的立场是维持旧秩序，并获得超额的投资回报，但鉴于英法现在所面临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他们对东亚的投入其实都倾向于短平快的投资，而不是搞什么长期项目，因为他们的主要利益并不在东亚，东亚地区实质上是属于可以被放弃的次要利益。
这也是英国虽然想要阻止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但没有下定决心直接参战的原因，而在克里米亚，英国为了捍卫地中海的控制权，就采取了直接下场的行动。法国的立场也是如此，且在德国的压迫下，法国现在对欧洲和近东之外的利益都有所退让，这也是我们能收回正太路和粤汉铁路路权，而美国能够获得巴拿马运河修筑权的原因。
但是德国和美国不同，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他们在欧洲、美洲、非洲、近东、中东地区的殖民行动都遭到了英法的阻击，因此东亚这个英法力所不及的区域，反而成为了他们的破局之地。
德国和美国在东亚谋求经济利益，同样也谋求改变欧亚秩序的政治影响力，为了达成这两目标，他们是愿意在东亚进行长期投资，以扩大自己在东亚的影响力的。当然，被隔离在欧洲之外的美国资本，胆子要更大一些，而被英法俄围困的德国资本则更为谨慎一些。
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当武汉表现出了能够对抗英、俄所施加的压力后，德国资本就加大了对武汉的投资，而美国资本也开始表现出友善的姿态，因为只有一个能够独立对抗英、俄压力的东亚政权，才值得德国和美国资本的支持，这也正是德国和美国挑战旧秩序的一种本能冲动。
因此，我们要给德国和美国资本看到一种能够动摇旧秩序的前景，才能获得两国资本对东亚工业化的进一步追加投资，从而加快东亚的工业化发展。”
田均一听到这里顿时脱口说道：“你是说欧亚铁路线？”
劳工党和德国之间的合作基础，就是建立一条从青岛到柏林的铁路线的计划，这一计划刚好和德国所谋求的3B铁路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3B铁路是德国试图把势力深入印度洋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谋划，但因为英俄的阻击，这条铁路从巴格达至波斯湾的最后一段，差点就被迫放弃了。没有了这最后一段铁路，不能把铁路联通到波斯湾，3B铁路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意义。
虽然之后因为印度爆发了民族运动和中国在印度掀起的民族起义，使得英国不得不松口同意了德国拿到了这段铁路的修筑权，但是波斯湾地区缺乏亲德力量，使得德国想要让这条铁路发挥出真正的作用还早的很。
如此一来，从青岛经中亚到波斯湾的铁路建设计划对于德国来说就非常重要了，特别是在俄国成为了这场战争的输家之后，德国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完全可以成为德国资本在东方的支点，如果中国能够达到意大利或奥匈帝国的力量，那么德国和中国就有能力完成这条铁路，从而建立起一条不通过欧俄地区的欧亚铁路桥。
自从蔡锷切断了西伯利亚铁路线奠定了这场战争的胜局后，德国人对于陇海路的兴趣就高涨了起来，并多次上门拜访他，和他讨论如何建设欧亚铁路的问题。因此当林信义点到颠覆旧秩序时，田均一立刻就想起了德国人所热衷的欧亚铁路线计划。
林信义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假如此时田均一还反应不过来，那么这几年他也不可能把劳工党带领到现在这个地步。他点头认可的说道：“是的，正是欧亚铁路线。俄国人已经建了一条，但是俄国人拒绝德国和美国插手通过自己国土的欧亚铁路线。
但是对于德国、美国乃至俄国来说，欧亚铁路线正是对抗英国海权的重要武器。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正是为了完整的掌握这条欧亚铁路线，但是现在俄国失败了，所以短时间内俄国都不会再谋求对欧亚铁路线的控制，因为俄国的内部矛盾已经超过了外部矛盾。
不过对于德国和美国来说，欧亚铁路线将会是他们突破英国对世界控制的一个突破口。而俄国力量的衰退，也使得他们控制欧亚铁路线的机会大大的增加了。不过德国更希望完全的控制欧亚铁路线，而美国因为是域外国家，所以更希望和沿线国家进行合作。
而对于我们来说，欧亚铁路线不仅可以把革命的力量引入到中亚，也将会令东亚的力量凝为一体，从而能够对抗来自海上的压迫。铁路正是陆权对抗海权的关键，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内陆铁路网的建设，才能真正把列强从沿海地区驱逐出去，因此铁路建设的越快，中国的力量也就增长的越快。
这场战争俄国的失败，不仅仅在于俄国失去了对远东地区的控制力，更让满洲、外蒙和俄远东地区有了一个空窗期。只要我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政权，那么不管是俄国、日本或其他列强，今后都不能再占领该地区。
如何建立该地区的人民政权？我认为还是应当从经济建设上入手，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变化…”
第498章 战后的东北亚秩序三
“…所谓人民政权，我认为只有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才能称之为人民政权。而当前的中国，包括亚洲其他地区，实质上人民都没有达到普遍觉醒的程度，他们对于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的价值观还是从属于地主阶级的，因此他们觉得自私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比如某些劳动者就认为，外国劳动者的利益不关自己的事，他们能够顾好自己就够了，为什么要替印度的劳动者、日本的劳动者、俄国的劳动者、越南的劳动者等等其他外国的劳动者去担忧？毕竟他们自己都吃不饱饭。
这种想法就是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萌发出来的农民意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再加上勤劳致富，这种价值观决定了农民无法领导革命。因为在他们抛弃外国的劳动者时，并没有意识到外地的劳动者，外村的劳动者也一样是可以抛弃的，这种自私自利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农民只能造反不能革命，哪怕如朱元璋这样的贫苦农民造反成功，也不过是让自己成为了地主阶级的一份子，而不是解放了贫民阶层。
所以，对于劳工党来说，人民只能是无产阶级或认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不可能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人民所主导的政治必然是反对压迫的，人民所主导的经济必然是反对私有制的，人民所主导的文化必然是健康而富有朝气的。
但是当人民没有觉醒之前，我们就需要一部分认同了无产阶级价值观的先进分子代表人民去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去改造社会和促进人民的觉醒，这就是劳工党存在的意义。
简单的说，劳工党不是人民，他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人民的觉醒，所以如何去促进人民觉醒，就是党的根本工作，革命并夺取政权不过是这一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壮大人民的力量，如何让人民高度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才是党的重点工作。
武汉这里的经济工作做的很不错，无产阶级的力量增长的也很快，但是相比起当前革命形势的高涨，其实人民力量增长的并不快，在经过了重新分地后，小私有者的数量增长的才是最快的，和小私有者的数量相比，无产阶级的数量连其零头都达不到。
正因为小私有者的数量是如此的巨大，所以武汉这里想发财的人比想要革命的人要多的多。假如不能扭转这一局势，那么代表这些小私有者的政治力量就会快速的成长起来，他们不是混入到党内来改变党的革命路线，就是在党外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的小资产阶级联盟。
所以，改造小私有者，壮大公有制经济，就是党反抗小资思想侵蚀，保持在革命道路上前行的物质保证。改造农村的小私有者，光靠合作社是不够的，鼓励合作社向集体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不过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这种改造是相当困难的，在教育普及到农村之前，农民是很难接受私有土地变为集体所有的。
因此在对小私有者进行改造的同时，加快壮大公有制经济就成为了必要，只有当公有制经济达到了一定规模，我们才能够压制住小私有者和私有制经济，促使国家的经济支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只有要通过党的组织力量和公有制经济提供的物质支持，才能牢牢的掌握住国家机器，镇压国内的反动力量。
如何加快壮大公有制经济，我认为开发满洲、蒙古及外东北地区是关键，这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且人口稀少，这就意味着但我们开发这些地区的时候不会引发小私有者的反抗，同时被迁移过来的新移民因为脱离了原先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地区大量的建立起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国营牧场、集体牧场，国营工矿企业，那么就意味着当这一地区被开发之后，我们就至少拥有了几千万的无产阶级。凭借着这股力量，不仅中国革命将会获得成功、边上的朝鲜、日本和俄国革命也就因此受益。
而在开发这一地区的同时，也将是让人民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大好机会，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
田均一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日本那个夏天，听着对方谈论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一次他依然还是只能做一个倾听者，不过比上一次好一些的是，这一次林信义讲述的内容他几乎都能听懂，不会如第一次那样只能先记住再说。
林信义说的这三点，实质上已经把当前中国国内外的形势都分析的很清晰了，田均一觉得自己第一次对当前形势看的如此透彻。而这三点也是互相联系的，按照这三点制定具体的政策必然是相辅相成，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正如林信义所展望的未来，满洲不仅不会被列强分裂出去，还能成为东北亚革命力量的输出地。一个工业化的满洲将彻底杜绝日俄对这一地区的垂涎，甚至还可能向日俄输出革命。
不过田均一还是有些担心的向林信义问道：“假如我们采取了这一方略，那么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否会趋向于紧张？一旦中日发生冲突，以中日印为核心的亚洲经济圈子还能建立起来吗？”
林信义点头赞许了田均一提出的问题，他也觉得这一个问题确实很关键，从理智上来看，成立以中日印为核心的亚洲经济圈其实要比占领满洲对日本经济更有益处，只有顽固的农民才会觉得抢下一块难以开发的土地比建立良好的友邻关系和共同的经济体更重要。
只是，当前日本的当权者们几乎都是这种顽固的农民，在他们的脑子里，哪怕把抢来的土地烂在手上也比给自己的邻居强，因为自己吃亏了。俄罗斯人就是这种性格，所以俄罗斯的领土很大，但俄罗斯不会有朋友，每个邻居都想俄罗斯去死。
假如没有列宁的话，那么在1917年俄罗斯就会恢复莫斯科公国的疆域，列宁也就不用被某个普大帝羞辱出卖了俄罗斯了。当然这位普大帝连尼古拉二世都不如，尼古拉二世好歹还能动员500万俄国人打了三年，这位大帝连100万俄国人都动员不了，乌克兰人也终于成为了俄罗斯的敌人。
对于一群顽固的农民，光是理智的说服显然是无用的，所以林信义很是诚恳的对田均一回答道：“中日之间的关系应当指望中日双方的进步力量，而不是两边的顽固势力。中日两国一时的对立并不会改变亚洲革命的大形势，把中日两国的对立视为中日人民的对立才是需要警惕的。
当然，因为日本当前反动势力的强大，日本的进步力量显然是难以主导中日关系的。所以，一个能够从外部向日本施压的进步中国的力量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只要中国展现出了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能力和解放亚洲的进步性，那么日本国内的反动势力也会受到打击，日本人民也就有了觉醒的机会。
特别是现在，日本虽然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身上获得了一笔庞大的资金用于发展本国的资本和军事力量，但本质上日本依然还是一个农业国。这场战争已经把日本的弱点暴露了出来，虽然日本在海上击败了俄国舰队，但是日本的主力舰没有一艘是自己制造的，由此可见日本重工业的薄弱。
而战争中日本不断的在欧美筹措战争资金也说明了，日本根本打不起一场工业时代的大战，这就意味着日本并无单独征服中国的能力。因此，当中国提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平等和约和人民之联合的主张时，必然会对日本的帝国主义造成打击。
俄国也许不会放弃对于中国的野心，但他们一定会认同一份不割地不赔款的平等和约，并以此拒绝日本在战后赢得东北亚的控制权。所以，这一次的调停会议，即便中国不派人参加，我认为日本也很难从俄国手中获得什么好处。
日本的统治阶级为了这场战争极大的消耗了国内民众的热情和积蓄，据说国内的税率已经增加到了战前的三倍，而他们用来安抚民众的办法就是许诺从俄国身上获得极大的利益来补偿战争的支出。这显然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谎言，一旦谎言被戳破，日本现政府就会垮台。
所以，陆海军之间就会出现矛盾，毕竟大陆政策是陆军的国策，但是造成的后果却成为了陆海军的责任。我们要做的就是，塑造中日对立是陆军的责任，以中日印合作为基础发展亚洲经济贸易则是海军的主张，那么中日的对抗就不是什么坏事。”
听到这里田均一也松了口气，他总算了解了对方的思路，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略显惊讶的向林信义问道：“你还打算回去日本？以你现在的情况，回去真的不会有事吗？”
林信义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我当然不会这样毫无准备的回去，只要选好了合适的时机，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
重要的是，日本的社会情况和中印不同，日本的革命形势也就格外的复杂，可如果不能把日本拉上革命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不能掌握亚洲海上的控制权，中国和印度之间就会被分隔，亚洲革命也就很难联合起来。
所以，我们需要有人主导日本革命，至少尽量把日本和英美列强进行分隔，以防止日本变成英美列强用以破坏亚洲革命的力量。我觉得，目前来看没有人比我更合适负责日本革命这个任务，至少我回去后如果没事的话，就必然会进入海军军令部…”
第499章 华兴会
汉口公园西北方的菱角湖，位于大智门火车站正北，过去不过是汉口市郊区的一处自然的水泊，和汉口公园一样属于市区外的农村地方。不过现在菱角湖却成为了汉口市区的边缘部分，围绕着菱角湖建立起了一系列的街道，有工厂、居民区和商业区，虽然不及汉口公园周边那样繁华，但这里也和过去的田园景象完全不同了。
由于这里距离汉口公园较近，且地价要比江岸区便宜的多，因此不少政治人物或小党派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成立之后也不是没有爆发过内部斗争的。第一次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发起了对劳工党的挑战，虽然在兵变中劳工党牢牢掌握了武汉三镇，但是武汉之外倾向于革命的地方驻军并不全在劳工党的控制下，甚至在武汉三镇内也有军官并不完全认同劳工党的主张。不过在工人阶级和士兵们的支持下，党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则是士绅们对党发起的挑战，因为反对减租和更加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士绅们一度试图从政治和经济上对劳工党进行打击，但是在劳工党动用了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后，不愿合作的士绅们被驱逐出了委员会。
经过了这几次的斗争，劳工党在工农兵委员会中形成了压倒性的力量，以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为例，这个委员会的规模从一开始的百余人发展到了1907年的四五百人，可是劳工党的比例却从三分之一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左右，加上倾向于劳工党的中立人士，劳工党在委员会中控制的投票人数已经超过了70%，这几乎能够让劳工党通过任何想要通过的议案了。
至于剩下的20-30%左右的委员，虽然难以认同劳工党的一些主张，比如消灭地主阶级或对旧文化实施的改造、批判运动，但是他们终究还是放弃了和劳工党进行武装对抗的思想，而选择了在委员会中和劳工党进行合法的斗争。
这些委员大多属于有产者，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们很清楚的认识到，在这个王朝轮替的时期，赢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比守住自己的财产更为重要，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不被打倒，那么失去的财产终究还会回来，而失去了政治上庇护，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对财产的处置权。
他们选择和劳工党进行合作，其实内心的想法和那些积极反抗劳工党的士绅地主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只不过选择的方法不一样而已。这就和满清入关时，虽然有汉人士大夫选择了和满人对抗，但也有许多汉人士大夫选择向满人低头，只要熬过了满清入关的初期，这些选择低头的士大夫最终还是被新朝接纳了。
在劳工党连连取得在战场上的胜利之后，试图用武力对抗劳工党的有产者就渐渐少去了，除了那些远离武汉的偏远地区，认为武汉力量不能达到自己身上的地主们，距离武汉越近的地方，特别是和武汉有着直接的铁路、公路、航运联系的地方，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已经真正的建立起来了。
而试图在这一新的社会秩序中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那么自然就要加入这一新的社会秩序中去，没有什么比进入工农兵委员会更加直接方便的办法了。就像那些坚决不同劳工党妥协的有产者们在失败后选择远离武汉的统治区域，选择和劳工党合作的有产者则把家搬入了武汉三镇，试图在这一新的政治力量的中心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这些有产者的到来繁荣了武汉的市面，也为武汉带来了许多人力资源，在教育没有普及之前，知识几乎都掌握在这些有产者手中，而这也是有产者能够不断在新王朝中寻找到自己位置的关键。封建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长期掌握统治权力，正是因为他们垄断了知识，地主阶级在中国一般不会超过10%，但至少占了9成的知识分子。
所以，哪怕劳工党主张消灭地主阶级，但也依然不得不在许多岗位上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让步，因为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加入，劳工党就不能让武汉政权顺利的运转起来，特别是随着控制区域突破了湖广地区之后，干部的缺乏就更加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因此党内认为应当放宽对于知识分子的入党申请，以填补干部的缺口问题。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一些党员对于党内过于重视阶级斗争感到了疲乏，认为当前最繁重的工作还是经济建设，政治上的工作可以先放一放，或者把经济建设和政治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党内的思想斗争都如此激烈了，党外的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也就更加的风云变幻了。比如以两湖有产者为基础建立的华兴会，现在就成为了仅次于劳工党的第二大政党，在工农兵委员会中占据了约10%的票数，并时常获得了其他小党的支持。
虽然华兴会的主导人物和另一个时空大同小异，依然围绕着黄兴和宋教仁而展开，但是和另一个时空不同的是，华兴会现在可以公开活动，因此在两湖的影响力更大，且并没有参加同盟会，其政党的理念也从抄袭兴中会变成了抄袭劳工党，但反对阶级斗争论和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政策。
华兴会也因此渐渐成为了联合有产者的一个主要政治力量，而宋教仁则对华兴会的发展有着更大的抱负，他认为华兴会应当走出两湖，从地方性的政党发展为全国性的政党，从而牵制劳工党过于激进的革命政策。
黄兴和宋教仁等华兴会的高层，实质上和劳工党的高层基本同出一门，都是出自两湖的高等院校，不是同学就是师友，他们之所以在党外自己组党，并不是对田均一等同学、友人有什么意见，而是他们难以认同劳工党对私有制的立场，他们认为劳工党所吸纳的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私有制的反对，只会造成社会上的动乱，难以建立起一个真正稳定的国家。
黄兴和宋教仁等人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是把公有制当成了国有制，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王莽改制就类似于化私为公，但改制的结果只是造成了西汉的灭亡；另一方面他们更相信“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这句话，假如没有私有财产，民众只会过及时行乐的生活，因为反正积蓄下来的财产也不能归于自己享用。
正是这种对经济所有制上根本的分歧，使得原本是同学、师友，甚至是亲戚和兄弟，最终都分道扬镳了。当然，华兴会终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政治俱乐部，因为缺乏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解，他们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的政党，连理论也只能从劳工党这里抄，因此华兴会对于劳工党的威胁其实很小。
黄兴和宋教仁等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旧的士大夫的组织形式已经难以支撑起新式政党的政治活动了，毕竟旧的士大夫并不需要民众支持自己，他们只需要民众服从自己。
黄兴和宋教仁一度想要前往海外留学，以增加对于西方法律和政治的了解，从而将华兴会彻底改造为一个西方式样的政党，否则他们就很难做到对劳工党进行什么牵制，因为现在的劳工党不管从组织力度或声望都压倒了其他小党，华兴会也不例外。
但是9月5日这天，看到了最新一期的国民报后，宋教仁还是感到了惊慌失措，他忙不迭的拿着报纸走去了黄兴的办公室，对着正在和党员谈话的黄兴问道：“克强，你有没有看今天的国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