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黄兴停下了和党员的谈话，他有些诧异的抬头看向宋教仁问道：“还没有，怎么了？今天报纸上登了什么？”
宋教仁匆匆走到黄兴面前把手上的报纸递给了他，并对一旁的党员打了招呼，表示自己要和黄兴单独谈一谈，这位党员也就知趣的先告退离开了。
黄兴一目十行的看过了国民报刊首的评论文章，顿时也皱起了眉头说道：“田均一他们这是在搞什么？这个时候拒绝美国人的调停，要是让美国站到了俄国一方去，我们难道真的还打的下去吗？日本方面不是已经宣布派出使团前往美国参加调停会议了，要是日本和俄国达成和平协议，难道我们还能打得过有美国人支持的俄国？”
宋教仁也连连点头说道：“是啊，我也觉得田均一他们这次做的有些傲慢了。我们要求的是保住满洲和外蒙，想要让俄国对我们割地赔款，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事。
对于俄国逼迫的太紧，要是让俄国和日本先达成妥协，那么满洲问题估计还要有所反复，毕竟日本对于我国虎视眈眈也不是什么传闻，此前日本人在长江水域的骄横跋扈，可是比英国人还要过分了。
这场战争能够击败俄国人，已经是我国之大幸，但若是不能把胜利转化为实际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当年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外交上的失利。我认为田均一他们反对美国人主持的调停会议，实在是失策…”
第500章 压制
9月6日上午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大会上，黄兴等小党派的委员和一部分非党人士向田均一提出的反对参加美国调停会议的议案提出了质疑。
面对会场上出现的这一汹涌之势，即便是一部分属于劳工党的委员们也很难理解党中央做出的决定，放弃和俄国政府在美国人搭的台子上握手言和，却要去同一个理论上的群体讲和平。
劳工党党员的政治素养的不足，在这一问题上就体现出来了。就如同他们认为当下的中国只有武汉才能代表中国，那么现在的俄国也只有沙皇政府才能代表俄国，和难以确定的人民相比，政府则是明确的。
所以，包括党内不少党员都有这样一个看法，沙皇政府或者不能代表俄国全部的人民，但至少代表了大部分俄国人，和沙皇政府达成和平协议至少能够约束住俄国的行动，但是试图和俄国人民进行谈判，他们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进行谈判的对象，那么战争又该怎么结束呢？
在武汉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为了蒙古、满洲和俄国人进行战争，毕竟在满清的愚民政策下，许多人只有本地主义，保护家乡的概念是有的，到了家乡以外去作战，几乎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湘军、淮军莫不如此。所以这些旧军队一旦离开了家乡作战，一般军纪就会变得非常坏，也很难打什么硬仗。
维新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许多保守派难以理解谭嗣同等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国家理念。东南互保运动，本质上也是旧中国人对现代国家观念的不理解，认为这是满人和列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中国和各国之间的战争。
辛丑条约的签订才真正让普通中国人醒悟过来，虽然他们可以把本地主义放置于国家之上，但是在列强看来是没有什么特殊化的，中国的失败就是各省的失败，因此哪怕战前表明了中立姿态的各省也要为战败付出代价。
可以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被列强用辛丑条约塑造出来的，在这之前中国人对国家的概念就是一家一姓之私产，国家的毁灭不过是江山之更替和小民是无关的，不管谁做皇帝不还得要小民交税么。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才真正意识到过去那种江山更替的天下观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列强眼中，他们不是来统治中国的，他们是来中国牟取利益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才真正刺激到了中国人的神经。
武汉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的崛起，就是在这个人心思变的时候提出了救亡之策，从而吸引了那些在列强刺激下觉醒过来的中国人，所以劳工党提出的保家卫国的口号才能如此的深入人心。
保家在卫国之前，可见中国人最为重视的还是家庭，其次才是刚刚形成的国家观念。因此武汉军队之所以愿意北上抗俄，是在保卫家人的观念上对国家意识的强化，而不是真的建立起了什么国家主义。
把俄国人赶出中国，收回俄国在中国的特权，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家过太平日子了，这就是武汉军民最为朴素的爱国观念。
现在战争已经接近结束，大家自然就想要和平了。老实说能否从俄国身上割地赔款其实大部分人并不在意，因为工农兵委员会从没宣传过这一点，但是大家觉得现在俄国人已经被赶回去了，保卫家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时候让军人撤退和家人团聚了。
虽然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此时的欧美的政治文化依然认识不足，但是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下，中国人倒是普遍有了这样一个认知，只有在列强的保证下，单个列强才不会撕毁自己的承诺，也就是所谓的“以夷制夷”。
美国人出面进行调停，看起来就是一个列强对中国做出了承诺，这样俄国和中国签署的和平协议就得到了保证，不至于会出现其他列强加以干涉的情况。过去曾经多次出现过，中国和单个列强签署协议，却被其他列强找上门来威胁的情况。
因此许多中国人很难相信中国能够迫使俄国人签署一份不利于俄国的协议，并让俄国履行协议，且不会有其他列强提出异议。
劳工党居然拒绝了这个有可能结束战争的体面机会，自然也就引起了党外人士的疑惑和不满，就连党内的一部分人员都不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面对这些质疑声音，田均一镇定自若的回复道：“从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我们和沙皇政府签署了多少次的边界协议了？沙皇政府那一次遵守了协议？
再看一看沙皇政府是如何欺骗他的其他邻国的，从17世纪为了吞并乌克兰和奥斯曼帝国爆发冲突开始，到1878年俄土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为止，双方一共进行了10次战争。沙皇政府签订的和平协议，完全是废纸一张。
再看看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及中亚等地的俄国领土，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结论，沙皇政府不会遵守自己的承诺，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和邻居和平共处的念头。但凡他们想要和平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好了，而是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沙皇的贪婪而起来抗争了。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去鼓励俄国人民起来和反对的沙皇政府进行斗争，反而要和沙皇政府握手言和，好让他们腾出手来去镇压俄国人民的反抗吗？那么等沙皇政府镇压了国内人民的反抗之后，他们难道就不会准备下一场入侵战争了？到了那个时候，俄国人民还会响应我们对抗沙皇政府吗？
我劳工党认为沙皇政府的承诺不可信，为了获得真正的和平只有和俄国人民达成互信才能办的到，所以本党已经决定，绝不参加美国或其他列强主持的同沙皇政府的谈判，因为没有意义。”
田均一这番话让会场内的各位委员们一片哗然，不过黄兴、宋教仁等小党的代表们除了不认同外几乎拿不出什么东西能证明沙皇政府会遵守和中国签订的协议。
比如黄兴和宋教仁一度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身上，认为美国或可对沙皇俄国的行为进行约束，不过田均一很快就反问道：“美国是世上唯一一个制定了法律排斥华人的国家，他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比沙皇俄国更为恶劣，你们真的认为美国人主持的调停会议会有什么公正性？
假如他们对中国真的抱有同情心的话，那么就应该先废除排华法案，并承诺取消美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和中国签订平等互惠的协议。假如美国人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加以考虑…”
小资产阶级政党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他们试图把一切荣誉归于自己，但却不愿意承担起一点责任，唯恐自己因此而失去一切。不管是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或是其他小党派，基本上都具备了小资产阶级的特性，面对田均一的质问，就没有谁敢站出来表示自己能够说服美国放弃排华法案，或为沙皇政府的信用打包票的。
会场上虽然还存在着反对劳工党主张的委员，但在田均一的发言之后已经失去了一开始的那种气势，现在还坚持反对的委员，仅仅是因为不能认同劳工党的主张，但他们对于美国人主持的调停会议的信心也失去了。
大多数还在反对的委员，心里的想法就是：反正我不看好你的决定，假如你要坚持的话就要负起责任来，但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在大会开始前，这些反对的委员们对于美国人主持的调停会议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认为这是一个结束战争的大好机会。
于是在这场大会上，劳工党提出的不参加美国人主持的调停会议的议案，最终还是以多数人赞成而获得了通过，不过这场投票中弃权票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委员最终都选择了弃权。
黄兴、宋教仁虽然没能在大会上阻止劳工党的主张获得通过，但在大会结束后两人还是去路上拦住了田均一，表达了华兴会对这场战争继续延续下去的不看好。宋教仁更是激动的向田均一质问道：“你说要和俄国人民达成和平，可现在谁能代表俄国人民？难道我们要一个个的去问俄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吗？
若是沙皇政府在美国调停下和日本达成和平，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不认为我们现在能单独抗住俄国，更别提日本对于我国也是充满野心的，一旦我们和俄国继续纠缠下去，只会给日本趁虚而入的机会。”
田均一神情严肃的看了看两人，方才开口说道：“假如有需要的话，那么我会支持向一个个俄国人进行询问。不过从目前俄国国内的局势来看，我们倒是用不着这么麻烦。俄国国内已经清楚的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试图维护沙皇统治的反动集团，另一个是反对沙皇反动统治的人民群体，在敖德萨、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喀山、在上乌丁斯克，俄国的人民都已经起来抗争了，我们要做的其实并不多，承认俄国人民代表了俄国人民，然后和我们所承认的俄国人民签订和平协议就好，我不觉得有什么麻烦的。
至于说日俄之间达成妥协，这当然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当屈服于列强所制定的国际秩序，只要有俄国人民支持我们，那么日俄之间的妥协就不可能真正出现。至于美国人，我说的很清楚了，我不信任美国人，而且美国尚没有在太平洋发号施令的权力…”
第501章 等待和变局
面对田均一强硬的表态，宋教仁是最先软化的一位，他本身长于庶务，对于理论的研究并不精通，因此华兴会中的主要负责人是他，可党员所崇敬领袖却是黄兴，因为在政治上黄兴的立场更为鲜明，而宋教仁则倾向于政治合作。
在意识到田均一不会在参加调停会议的立场上做出退让后，宋教仁就失去了坚持自己立场的意志，毕竟华兴会不可能和劳工党决裂。
华兴会除了在推翻满清统治上和劳工党一致外，对于推翻满清之后的政治目标是没有的，因此只能作为在野党存在下去，一旦和劳工党决裂，华兴会压根撑不起一个政党的责任，因为它没有地盘，也没有武装，甚至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
因此宋教仁很清楚，当前华兴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发展，完全是因为站在了代表有产者的立场上，牵制了劳工党的激进主义。劳工党之所以容忍华兴会的存在，就是因为双方在根本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激烈的对抗，此前想要和劳工党进行对抗的政治力量都被对方清除出了工农兵委员会。
田均一对于美国人所主持的调停会议始终不予认同，华兴会也无能力为美国人的行动做出保证，那么宋教仁就失去了坚持下去的意志。
简单的说，华兴会即不能改变劳工党的决定，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的决定。正如田均一之前所主张的，参加调停会议不过是主动走上了列强对中国审判的法庭，在这个法庭上中国只有接受而无说话的权力。
华兴会没有承担起后果的本钱，也无法说服民众支持自己，除非美国人先行向中国做出保证，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美国报纸对调停会议的报道也被陆续翻译到了国内，在这些报道中主要强调的是日本和俄国的战争能力，和日俄在战后的关系变化，涉及到中国的报道其实并不多。由此可见在美国人眼中，这场调停会议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和俄国，而中国不过是个凑数的。
不过宋教仁的立场的软化却并没有让黄兴做出退让，他依旧忿忿不平的向着田均一强调道：“即便贵党反对参加美国人主持的调停会议，那么主张民族自决原则又是怎么回事？民族自决和结束战争有什么关系？难道贵党要支持蒙古人从中国独立出去吗？这难道不是祸乱中国的主张吗？”
田均一认真的打量了黄兴一眼，然后才严肃的说道：“民族自决的原则是中国和周边各国和平的保证，先不说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斯拉夫民族对其他各民族进行奴役的帝国，我们不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就不能看到俄罗斯人民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说我国目前的状况，满清同样是满人民族奴役各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你们一边要求排满革命，一边又否定民族自决的原则，难道华兴会是打算继承满清对其他民族进行奴役的权力吗？
假如华兴会是这样的理念，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本党的宗旨是打倒满人对各民族的压迫，也要打倒地主阶级对于劳工阶级的压迫，本党同样也反对汉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汉人地主阶级对其他民族劳工阶级的压迫。
我们的政治目标是结束满清对国内各民族的压迫，使满族重新成为国内各民族普通的一员，然后联合各民族的劳工阶级共同商议建立人民联合之新中国。
凡是和这一政治目标相对抗的其他政党、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都将是本党的敌人。黄委员，我劝你还是先理清楚华兴会的政治目标再来和我抗议，不要把个人的意愿凌驾于全党之上，这对你们华兴会并不是什么好事…”
最终黄兴还是被宋教仁给拉走了，黄兴离开之后心里还是十分之不情愿的，对身边的宋教仁埋怨道：“你刚刚不帮着我也就算了，怎么还非要把我拉走呢？我还有很多话没和他说明白呢。这中国又不是劳工党一家的，怎么能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宋教仁只能对着黄兴劝解道：“均一的意思是劳工党的决定已经不可挽回了，此时多言无意。而且我们也确实没法替美国人打包票，确定在这场调停会议上美国人会支持我们。
和我国相比，日本和俄国的实力要强大的多，前者刚刚在海上战胜了俄国人，还和英国有着盟约，而后者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但是其在欧洲的力量并没有遭到多少损失。美国人就算能够主持公道，也不可能冒着得罪日本和俄国的风险保全我国的利益，这一点我认为均一的看法是对的。”
黄兴听了这话终于冷静了许多，但他还是坚持道：“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当先瞧一瞧这场会议能够给我们开出什么条件来。好歹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也是胜利者，我就不信美国人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什么利益都不给我们，反而去保全俄国的利益，那样美国在国际上还有什么信誉可言？”
宋教仁对此倒是相当的冷静的回道：“问题在于，当前的国际，究竟有多少国家会支持我们呢？除了日本之外，所谓的国际不都是白种人的国家吗？
俄罗斯虽然被英法德视为野蛮人，可好歹也是白种人。日本和俄国的金兰湾大海战之前，欧洲报纸上的报道大多倾向于日本，但是金兰湾大海战之后，国际上同情俄国的声音就逐渐增加了。
国际舆论风向的转变，无非就是日本终究不是白种人，哪怕得到了欧美各列强的承认，成为了列强中的一员，但是对于日本海军战胜俄国海军一事，对于欧美各国来说也还是很难接受的事实。
我之前也主张应当接受美国的调停，但确实心里没有把握。美国人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呼吁和平，显然是不想让俄国遭到彻底的失败，否则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就应该出面劝说彼得堡不要开战了。
假如劳工党也选择了接受美国的调停，那么我们反而在国民中赢得了声誉，因为我们也是支持参加调停会议的党派。而在美国调停下结束战争后，接下来我们也就可以真正的谋求在国会中发出我们的声音，然后去整顿当前国内的乱局。
这样一来，劳工党也就失去了在战争开始后，其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独裁地位，签订了和平协议的国会权威将会大大增加，接下来劳工党就只是国会内部的一个党派，而不再凌驾于其他党团之上了。
但是现在劳工党反对接受美国的调停。假如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他们就能继续维持在工农兵委员会中的独裁地位，国会也难以在各党团的分裂下去签署一份和平协议。
因此我们现在只能等，等着证明劳工党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样在之后我们才能要求劳工党纠正自己的错误判断。而现在和劳工党继续对抗下去，只会让我们遭到劳工党的打压，我不认为华兴会能够扛得住，毕竟他们现在在国民心目中可是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
听完了宋教仁的解释，黄兴也是沉默不言，但他心里明白宋教仁这些话是正确的。凭借着对英、对俄军事和外交的一系列胜绩，田均一及劳工党在国民心目中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田均一敢在大会上强行通过自己提出的议案，因为他知道没人能拦住他的决定。
宋教仁提出要暂避劳工党的锋芒，等待劳工党出错后再推动华兴会的主张，这确实是一个相当稳妥的策略。但是黄兴心里还是相当的不舒服，他好歹还是去日本留学过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完成学业，不过还是在日本接受了西式的民主政治思想。
他认为工农兵委员会就是西方的国会，按照西方政治的民主思想，所有大小事务都将决于公论，怎么能够劳工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呢？此时的黄兴倒是忘记了，民主政治的原则也是需要少数服从多数的，他现在只觉得劳工党现在也是在搞独裁，因为田均一就不接受他们的建议。
沉吟了许久之后，黄兴突然向宋教仁发问道：“刚刚均一说，民族自决可以结束满清的统治一语，你是怎么看的？”
宋教仁思考了片刻后回道：“应当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如同他们号召俄罗斯各民族实施民族自决推翻沙皇统治，我们也可利用民族自决推翻满清王朝。
当然，按照均一的说法，新的中国是建立在民族自决的联合基础之上，因此各民族之间将会采取平等政策，也就是取消了满蒙民族高于其他民族之上的地位。我觉得这倒比单单逼迫清帝退位强，至少这个新的中国和满清没有任何的继承关系，她是在彻底终结了满清的统治后建立的人民共和体…”
在整个八月，上乌丁斯克工农兵苏维埃向着东外贝加尔地区、上乌丁斯克以南、赤塔以南的村落进行了快速的发展，赢得了当地的矿工、村民的支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散发的题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的来信》的传单，开始把沙皇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进行了区分，他们号召工人罢工来促使远东尽快缔结和平。
“我们要让车里雅宾斯克—伊尔库茨克全线停运。我们的大罢工将对沙皇专制制度造成致命的打击，同时拯救数十万被遗弃在满洲的兄弟。”
在部队向东方运输途中，士兵几乎无事可做。每逢军事列车进站停车，列兵最常见且最普遍的需求就是找点东西读读。这为革命宣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据哥萨克军官的报告：“这些硬塞给俄国预备役士兵的传单搞得他们纪律涣散、士气低落……”
西伯利亚正是反政府分子极度饱和的地区。虽然战争爆发后，当局对西伯利亚铁路的管控日渐加强，设立征用地段（1.5～2俄里）和两条警戒线（长度达100俄里），并且在上述区域实施军事戒严制度，其中包括管控政治不可靠分子。当时，此类人群应被赶出征用地段。但是在07年7月之后，管控力度逐渐减弱。
9月2日，当俄赤塔军区试图再一次征召志愿兵以对抗来自上乌丁斯克方面的中国军队及苏维埃游击队的压力时，赤塔南面的几个信仰旧礼仪派的俄国村落爆发了武装对抗。
9月4日，赤塔军区试图调动军队去剿灭这几个村落的叛乱，收到电报的通讯员是倾向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他很快就把这一消息传递给了社民党赤塔委员会。
社民党赤塔委员会在成立之后，就在当地的铁路工人、采矿工人和哥萨克部队中大肆发展，特别是在安东托维奇·科斯图什科-瓦卢扎尼希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巴兰斯基的领导下，在军队和工人中都建立了武装斗争小组，至少掌握了赤塔周边五千工人和哥萨克的支持。
在战争爆发初期，因为爱国主义使得社民党内部对反动或支持战争形成了分裂，但是随着战争上的节节败退，沙皇政府的无能让主张爱国的社民党成员也失去了信心，加上中国军队攻入上乌丁斯克后主张反对沙皇的中俄人民之联合主张，这让反对战争、反对沙皇统治的声音在赤塔委员会开始高涨。
特别是在上乌丁斯克工农兵苏维埃成立之后，赤塔委员会也接到了巴布什金派人送来的策动赤塔起义的指示，瓦卢扎尼希和巴兰斯基等党员已经开始动员工人、士兵准备武装起义。当赤塔军区再一次对旧礼仪派的村落实施迫害后，赤塔委员会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旧礼仪派在乡村的势力很大，沙皇政府和旧礼仪派的对抗，意味着他们的起义不会再遭到当地农民的阻扰了。
9月6日，赤塔的驻军和铁路工人联合发动了起义，仅仅用了三个小时就控制了这座城市。下午驻扎在希洛克的近万俄军收到了消息，希洛克位于赤塔以西，上乌丁斯克以东，也就是说这座城市的俄军现在被东西两面的中国军队和苏维埃武装给包围了。
本就士气不足的俄军，很快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现场起义，他们加入到了赤塔委员会的一方，拒绝在为沙皇作战。9月7日上午10点，驻希洛克的俄军将领向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交出了城市，因为他们拒绝向赤塔委员会和上乌丁斯克苏维埃投降。
9月7日下午，巴布什金抵达赤塔，他和瓦卢扎尼希、巴兰斯基等人进行了闭门会议，最终决定合并上乌丁斯克苏维埃和赤塔苏维埃，建立赤塔共和国。9月8日，赤塔工农兵苏维埃以赤塔共和国的名义向国内外发电，一是表明要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建立人民共和国；二是对武汉劳工党提出的签订不割地不赔款协议进行了响应，要求满洲境内的俄军放下武器向中国军队投降，或尽快退出中国领土接受赤塔共和国的领导。
第502章 立场
国民报刊登的劳工党拒绝参加美国主持的调停会议的评论文章，在国内外一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对于袁世凯身边的留学派人士来说，他们对于劳工党的这篇评论文章普遍评价不高，并纷纷向袁世凯建议，应当趁着劳工党昏了头的时候，在列强面前坦诚的表现北洋遵守国际秩序的立场，从而赢得列强的支持。
袁世凯于是把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三人召集到了身边，向这三位他认为的外交方面的专家询问道：“你们真的认为劳工党的这篇文章会激怒各国吗？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没有参加调停会议，对美国人的批评，真的会激怒他们吗？”
唐绍仪和袁世凯的关系更亲密一些，因此也较无避讳的说道：“英国、法国和德国虽然没有参加调停会议，但如果没有三国的首肯，美国人也无法主持召开调停会议，俄国和日本之所以参加调停会议，并不是看在美国的面子上，而是在表示他们是尊重当前的国际秩序的。
劳工党这篇文章，虽然名义上是质疑美国主持调停会议的资格，但实际上是反对了当前的国际秩序。自从大英帝国战胜了拿破仑之后，当前的国际秩序就是由欧洲各大国共同决断的，美国虽然难以和欧洲大国相提并论，但此次能够出头主持调停会议，本质上也是在维护欧洲列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才能获得英法德三国的支持。
劳工党反对和俄国政府进行谈判，主张要和俄国人民达成和平，其实就是无视了沙皇政府对俄国统治的合法性，而沙皇俄国的合法性又和当前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俄国人民有推翻沙皇政府的权利，那么也就意味着欧洲以外的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反对当前欧洲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显然是难以被欧洲各国所容忍的。
国民报刊登这篇文章的当天，萨道义公使就找我沟通过，想要知道国务会议究竟是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萨道义公使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已经向我暗示，大英帝国绝不会坐视有人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他希望我们不要做下一个俄罗斯。
其他列强外交官员虽然没有和我们进行沟通，但是据我听到的传闻，各国外交官在私下交谈中都认为，假如中国试图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的话，那么恐怕国际舆论很难再对中国具有什么同情心了。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占据优势，主要还在于各国对我国的支持，假如没有各国的支持，凭借我们一国的力量又怎么能够挡得住俄国人的进攻呢？”
唐绍仪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认为劳工党现在是昏了头了，在对外战场上稍稍占了些优势，结果就开始不自量力的试图挑战国际秩序了，他完全不看好劳工党有这样的能力，毕竟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之所以落在下风就是破坏了远东的国际秩序，而中国远不能同俄国相比，又拿什么去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呢？
梁敦彦的看法和唐绍仪类似，他也同样不认为劳工党有挑战欧洲各国的力量，假如劳工党真的这么不知所谓，那么将会是又一个庚子国耻，不过他把重点放在了当前的国体未定的问题上，他这样向袁世凯劝说道：“…当前国内的乱象其实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中枢无权。
后党、满人宗室被赶下台后，中枢就失去了权威，地方遂自行其是，虽然当前设立了国会和国务会议，但是这两机构都没有获得国民的认同，所以劳工党才能以一地方势力左右中枢行事，才让宫保你进退失据，受其牵制。
若是中枢权威尚在，这样一篇文章又怎么能够引发如此内外震动？不就是国民和各国公使都认为，劳工党的主张或者能够左右国家政治，所以他们言论就不能不被重视吗？
因此，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中枢威权的问题，或者说要让国务会议真正获得国内外的认同，让大家知道只有国务会议才能代表中国，那么劳工党的言论也就难以干涉国政了，宫保也就不必因为劳工党说了什么而进退失措了。”
袁世凯倒是蛮认同梁敦彦的主张的，他也觉得当前国内的政局实在是有些诡异，明明皇帝、国务会议、国会这些中枢机构都有，可是就没有一个能够做主的中央。皇帝的话没人听，国务会议和国会意见一致时还能推动一些政策，但两者意见相左的时候，政令就很难落实到地方上了。
袁世凯也知道，想让武汉对自己的命令俯首帖耳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西北地方和江南地方上的地方势力也对自己的命令阳奉阴违，这就让他有些难以忍受了。好歹他也是大清的官，武汉这些逆贼不听他的是理所应当，但是其他地方的官员拒绝服从他的命令，这就是真不把他当回事了。
而这些地方官员之所以不服从他，就是觉得他这个国务会议主席没有合法性，认为他和武汉那些逆贼合谋圈禁了太后，又没有获得皇帝的认可，不过是国会给了他一个名义，那么他凭什么来约束他们这些忠诚于大清的官员呢？
虽然能够猜到这些地方官员的想法，不过袁世凯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因为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找光绪合作，虽然他控制住了北洋团体，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北洋团体对于他的忠诚属于上下级的忠诚，不是君主和臣属之间的忠诚关系。
假如他现在宣布向光绪效忠，然后以光绪的名义重组中枢，那么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下面的人都跑去向光绪效忠了，过段时间光绪就可以依靠新缔结的君臣关系在北洋中清理他的人马了。也只有在当前的对抗下，北洋团体才不会倒向光绪，因为就算他们倒过去，光绪也未必会信任他们。
他觉得梁敦彦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向他请教要如何重建中枢权威，结果梁敦彦张口就说道：“应当尽快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稳定国家政体，在效忠陛下的前提下，重塑中枢权威。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反对中枢的势力打成乱党了。”
听了这话袁世凯的脸都僵硬了，他之所以迟迟不肯推动君主立宪制度，就是希望光绪能够先退位，他愿意拥戴光绪的继承者，但不会去拥戴已经撕破脸的光绪帝。
但是这个条件根本谈不妥，先不说光绪本人的意愿，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不可能同意这个要求，因为他们现在的名望就是建立在代表光绪的政治代言人的身份上。换个皇帝，意味着他们过去的苦都白吃了，新皇帝是否还信任他们都是个问题。
袁世凯敷衍了几句，终于还是把目光转向了梁如浩，这令梁敦彦大为失望。在他看来，不管是光绪帝或是袁世凯，其实都无力和劳工党对抗，这场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劳工党想要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的话，那么国内压根就没有抵挡对方的力量，最终只能求助于列强，而引列强介入内战，这就是军阀割据的唐末景象，所以尽快确定君主立宪，在光绪帝的名义下统一国内外的认识，劳工党才会失去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的机会。
和前两人的立场有所不同，梁如浩对这件事的看法更贴近于国家立场，他表示劳工党的评论文章虽然刺激了列强，但这样的文章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至少劳工党所表现出的强硬姿态，能够让他们更好的看清楚列强对中国的真实态度。
他还这样对袁世凯说道：“…收回列强在中国的特权，这是中国走向正常国家的必然之路。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被大家认为是成功的，就是因为日本收回了许多特权。我们学习日本、欧美各国的目的，不正是为了要从各国手中收回特权吗？假如连刺激列强都做不到，那么又谈什么收回特权呢…”
袁世凯觉得，和前面两位相比，梁如浩其实更适合做具体的技术工作，现在他要考虑的是如何收回中国的权利吗？不，他现在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中国到底归谁所有。假如这个国家跟他毫无关系，那么他又何必去考虑如何收回利权的问题，这是国家的所有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询问过三人之后，袁世凯依然没能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不过他倒是从三人的回答中看到了列强的想法是什么。和他身边的其他人相比，这几人和各国外交官的关系较为密切，也更容易受到各国外交官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主张是离不开各国外交官在背后的暗示和鼓吹的。
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唐绍仪的建议，向英国公使萨道义表态，劳工党的观点并不代表中国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参加调停会议结束战争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也委婉的表示，现在的北洋承受不起打一场内战的压力。
萨道义对袁世凯进行了安抚，并表示英国只会承认袁世凯所领导的国务会议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假如中国内部真的发生了变故，那么英国将会支持中国政府稳定国内的局势。不仅仅英国公使如此表态，美国公使、法国公使也相继给袁世凯吃了定心丸。
因此袁世凯下令驻美公使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调停会议，他将会尽快推动国会通过派出正式使团的决议。不过袁世凯高兴了还没有一天，赤塔共和国的通电就送到了他的面前。远东的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一个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远东的政治舞台，各国现在对这一变化也是大跌眼镜，一时都不知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是否真的会垮台了。
第503章 乱
赤塔共和国的出现，对于满洲的俄国军队来说也是振动非常，感觉这场战争已经没法继续下去的俄国士兵们，本就已经产生了厌战的情绪，要不是哈尔滨还有些储备，欧洲又回不去，而中日两军也差不多失去了进攻能力，驻扎在哈尔滨周边的三、四十万俄军早就再次溃散了。
现在社民党所领导的赤塔共和国的建立，使得中东铁路沿线的工人和士兵们开始有了另外一个选择，不必服从沙皇的命令留在满洲这个绝望之地，加入赤塔共和国的苏维埃就此脱离战争。此时士兵们已经不记得什么沙皇小爸爸了，而是开始义愤填膺的谈论起了如流血星期天等镇压工人运动的残暴行为。
库罗帕特金等满洲俄军的高级将领也意识到了士兵们有认同赤塔共和国的思想倾向，面对这种可怕的局势，原本互相诋毁和拆台的俄军将领们终于坐下来讨论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满洲俄军向中日求和，并请求中日协助俄军镇压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