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通过这次对城市和乡村的考察，原本对劳工党的理念还存有怀疑的外国友人，也开始修正了对土地革命的观点，他们此前对于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治理念并不认同，认为在乡村消灭地主无疑是破坏了乡村的经济，因为地主不仅仅是土地的主人，他同时也是乡村经济的组织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消灭了地主就等于是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不看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
但是在这一次的考察中，他们意识到农民确实有着许多毛病，但并不能就此否定他们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至少农民组织的农会对乡村的管理，要比地主对乡村的管理要公道的多，而农会在消灭封建迷信、高利贷、宗族压迫等问题上，显然是进步的。
中国乡村表现出的宗族问题，并非是中国独特的乡村文化，实质上在越南、朝鲜都存在宗族文化，印度的种姓制度则比宗族文化更为残酷。这种乡村中的抱团取暖，实质上是建立在对小姓和宗族内部的压迫上的，因此中国的大多数村子都是同姓，外姓人在这些村子里是很难立住脚的，而族长对族内弱枝的压迫和对小姓的欺压也没多大区别，对偷情男女的沉塘处罚就是族长说了算，族长就和土皇帝没啥区别。
指望族长给你主持公道，和指望皇帝是圣人一样离谱。有着亿万臣民的皇帝都不肯放松对平民的压迫，只管着周边一片的土皇帝能让你逃出自己的掌握？少了你一个，他不就少了一个可以奴役的对象。不要说在这个时代的地主，就算是后世管大门的保安，只要手上有一点权力也要先对外卖员用一用，这就是权力对人的异化。
农会对宗族的声讨，就是处于底层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在这个问题上鼓吹宗族的存在保护了族人，这就和制造了回汉对立的满清鼓吹，他们在同治回乱中保护了汉人一样离谱。因此考察团在江汉平原上看到的以农会为乡村管理骨干的乡村组织，都觉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第507章 武交会
林信义和考察团回到武汉时是9月18日，此时武汉所召开的第一届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正处于鼎盛时期，整个汉口比平日里变得更加的拥挤了。
自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大量的新奇工业品问世，过去的商业贸易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工业时代的商品销售，于是在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场万国工业博览会，一则以宣扬英国的国力，二则为了推销本国的工业品。
这种由资本主义发明的商品展示会很快就被各国所效仿，并开始成为各工业国展现自身国力的一种竞争形式，不过除了美国之外，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大型商品展示会，因为工业、科技、基础设施的不足，难以让这些地区在短时间内容纳成千上万人的涌入。
武汉之所以能够举办这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在于武汉在这六七年的建设中已经初步成为了一座工业城市，自来水的普及达到了全市八成的面积，电力的供应也占到了全市九成面积，公共交通覆盖了全市七成面积。
在短期内涌入城市十几万人，也不会让武汉这座城市的运转陷入崩溃境地，这就是武汉能够举办大型商品交易会的物质基础，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不能够承担起这种短期大量人口涌入的负担的，除非你把这些人当成难民看待。
来武汉参加交易会的日本商人金子直吉在武汉待了几天之后，忍不住就对同伴说道：“我原本以为武汉只是想要举办一个小规模的国内商品展示会，真没想到他们会办的这么大规模，还管理的如此有序，如果这里不是有这么多中国人，我一定以为这是在欧洲举办的大型商品展示会了。他们如果继续保持并顺利的结束这场商品展示会，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日本商业再一次落后了。”
不仅仅普通的日本商人有这样的看法，莫理循在汉口新开办的第一百货公司大楼内游览时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百货公司也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出现的新的商业模式，1893年巴黎老佛爷百货商店的开业，将百货商店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文化的象征，不再是一种卖商品的店铺。
为什么百货商店能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象征，因为百货商店的出现代表着农业时代的短缺经济开始过去，不再是我们有什么就卖什么，而变成了你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大发展，终于将消费变成了人的需求之一。
农业国是不需要百货商店的，因为它既没有这样的生产力，也没有这样大的市场。只有工业国才会需要百货商店这种商业模式，这是基于自身生产力的需要和国民的消费需求出现的商业模式。
虽然汉口第一百货装饰的并不豪华，但莫理循觉得这依然是非常奢侈的一间公司，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说。因为这间百货大楼内完全采用了电力作为照明能源，还设置了电梯、独立的卫生间和盥洗室，哪怕在英国都没有这样一座新颖的商业大楼，这是属于工业国而非农业国的产物。
站在百货大楼的屋顶游乐场眺望附近的汉口公园，莫理循觉得这里至少已经强过了上海，并不是单指繁华程度，这座城市的各个方面其实都超过了上海，毕竟上海是一群欧洲人为自己建设的东方乐园，而武汉则是中国人努力建设的家园，因此武汉要比上海更适合于生活，这里没有黑帮和鸦片贩子，没有那么多凶杀案。
莫理循给北京公使馆发的报告和一开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认为武汉是一个可以被列强操纵的政治势力，他给萨道义公使的信中强调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比北京的国务会议更像一个国家的政府，劳工党掌握中国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不是应当考虑劳工党接管中国的可能性，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应对劳工党接管中国后的局面…
我依然认为袁世凯将军主政中国是有利于中国和英国的最好结局，但我不认为袁世凯将军能够战胜田均一所领导的劳工党。我同劳工党的高层都有所接触，除了林枫和在印度的吴禄贞外，这些人都有着出色的才能，不仅远超过袁世凯将军麾下的人员，在个人操守上也远强于他们，他们不类似于传统的中国人，反倒是类似于虔诚的教徒，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所有，这是袁世凯将军所率领的北洋团体所无法做到的。”
而对于德国工业界来说，武汉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德国工商业进驻中国以来获得的最大的成果。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国，德国离开欧洲的时间远迟于英法这些老牌的殖民帝国。因此德国的工商业虽然在全球发展的很快，但是在殖民体系的阻碍下，德国的工商业在全球都遭到了商业竞争之外的规则的阻扰。
在美洲和地中海地区，因为距离欧洲较近，德国人还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东方地区德国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哪怕德国人强租了胶澳地区，把山东划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也不能如英国那样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港口城市上，而是要把青岛先建成有防御能力的要塞。而这个防范的对象并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列强，特别是英国人。
也就是说，德国在远东开拓工商贸易时，投入的安全成本是远高于英法等老牌帝国的，这也就使得德国在东方的工商业扩张是难以和英法等老牌帝国比拟的。德国商人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甚至要深入到中国内地去。
而这一次的武汉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超过了德国工商业过去二十年在中国的耕耘，在这次交易会上来自中国各地的商人主动的去了解了德国工业品和按照德国工业标准制造的各种工具、机械，除此之外还有大批在南洋经营商业的中国华侨商人也参加了交易会，并订购了不少德国商品。
相比起这场交易会给德国工商业带来的订单，德国工商业界更为看重这场交易会给德国工业所带来的机会和影响力。德国在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仅次于英国，其中四分之一出口值来自于英法俄三国，也就是说德国在欧洲的贸易几乎已经见顶，想要继续扩大德国的出口贸易就必须和欧洲以外的地区进行贸易，特别是德国商品占比较低的东方。
1902年到1907年间，中德之间的贸易额从不足一亿马克增长到突破六亿马克，其中九成贸易来自武汉控制的区域。这对于德国的工商业界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成长，而此时的中国还远没有达到其贸易上限，因为从对湖广地区的基础建设来看，中国其他地区想要效仿武汉周边进行工业化的改造，那么当前的中德贸易额至少要上涨100倍，至少需要当前六个以上的德国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正因为中德贸易的飞速上涨，德国工商业界开始缓和国内的好战情绪，他们认为此时挑动欧洲战争简直就是犯罪。在这样的情绪下，德国工商业界甚至不愿意在地中海地区和英法发生冲突了，而在几年前他们还认为北非应当有德国的一席之地。
不过当德国人试图缓和欧洲战争氛围时，英法却都积极的为战争做起了准备，法国人开始推动三年义务兵制度，试图延长士兵的服役期，而英国人则开始对军队进行了整改，布尔战争及中英西藏冲突，让英国人意识到英国陆军似乎已经不适合于现代战争了。
和列强通过武汉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重新衡量武汉的实力不同，武汉市民则充满幸福感的享受起了这场交易会，在他们眼中交易会并没有那么多附带的意义，他们看到了许多新奇的玩意，并发觉自己的口袋里居然还有钱购买一些新的玩意，这就让他们感到了快乐。
1902年，汉口普通劳动者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三块大洋，1907年汉口普通工人的月薪已经达到了9元，高于普通店员7元月薪，也高于普通警察8元月薪，工人的形象已经脱离了过去的码头苦力形象，真正成为了城市中的中坚阶层。
9元月薪是什么概念？作为一名单身工人，意味着他一个月的食品支出不会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工人手中有了较大的余钱用于其他消费。过去为富人所消费的手表、钢笔、自行车，对于一部分高收入的技术工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较为贵重的生活用品了。
当然，武汉的工业发展也在让工业品的价格快速下跌。比如自行车在1903年还要150多个大洋，还得从国外进口整车，小地方根本没得买，需要下订单后到上海进货。1907年5月之后，武汉出产的自行车已经降价到80元，街头也出现了许多维修自行车的铺子，购买和使用自行车都变得方便起来了。
工业和基础建设，使得城乡生活的差距开始不断拉开，城市居民开始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而在过去城市中生活的贫民其实过的不如乡村中的自耕农，至少自耕农不必担忧衣食无着落，还能吃上新鲜的菜蔬。
但是现在，水电煤炭道路等城市公共服务的出现，使得哪怕最为贫穷的城市居民，也能过上乡村中地主也难以想象的便利生活了。工人阶级，第一次从理论上的名词走进了现实生活，至少在武汉商品交易会上观赏各种商品的工人们，此刻已经意识到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商人，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第508章 城乡问题
林信义刚回到武汉，田均一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去看他，他想要听听林信义对当前劳工党执政上的一些看法，这也是林信义要求参加考察团的理由，不到实地去看一看是没法看出问题来的。
田均一相信林信义能够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因为他比相信自己更加信任对方，毕竟劳工党现在所走的革命道路，正来自于林信义对中国革命的判断。
假如没有当日林信义对他们深入的推演中国革命的几种可能性，那么即便他们回国后会组建一个革命党，但绝不能建立如劳工党这样的先进革命组织，也不可能去发动劳工去推动群众革命，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当前一个革命力量占据优势的武汉政权。
林信义在考察完成之后也同样有着很多想说的话语，能够把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他觉得田均一等劳工党党员的工作能力和革命自觉性都是没有问题的，哪怕他来做这些工作也不可能比田均一他们干的更好，毕竟田均一等革命志士比他更有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他的优势不过在于有一个穿越者的灵魂，假如双方同处于一个时代，那么他是无可能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什么问题的。
因此当田均一来询问他时，他思考了半天还是把细节上的问题忽略了过去，向着对方说道：“今次的考察时间还是短了些，如果能够有三个月或半年时间，真正的在某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也许我能看到一些较为深层的问题，现在么我也只能讲讲自己的感受，不能算是很严谨的调查，只能讲讲表面的东西。”
田均一听后立刻说道：“搞武装斗争，我们有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推翻满清朝廷，只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算是错了也是小错误，只要不往回走就行。
但是搞经济建设，建设人民政权，我们都没有经验，甚至连明确的目标都没有，简单的说就是找不到一条明确的道路。劳工党当前的所有理论几乎都出自你的思考，我觉得你至少要比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那条道路在哪。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们纠正它不就好了。只要我们不偏离大的方向，那就不是什么问题。”
见田均一摆出愿意接受一切批评的姿态，林信义也就顺势说道：“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们就一起讨论，我觉得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城乡差别…”
田均一一开始以为林信义提出的城乡差别是指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别，革命发展到今天，劳工党对于城市和乡村工作也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乡村工作要比城市工作难做的多，还特别耗费干部。在城市里，一个好的干部就能把一个厂数百上千青壮管理起来，但是在乡村，不要谈发动群众讨论革命理论了，光是分地造成的个人矛盾就让下乡干部怨气满腹了。
有的干部下乡之前还信心满满，认为只要把地主赶走，把土地一分，农民就会和工人一样团结在党的周围，党让干啥就干啥，从而成为革命力量的一份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地主面前连屁都不敢放的贫苦农民，分地的时候却开始挑肥拣瘦，不是想着巴结干部给自己分好地，就是仗着自家兄弟多去逼迫村里的小户和自家换地。
政治觉悟不高的下乡干部认为，这是农民无知、愚昧、自私的体现，因此不应当给农民什么政治权利，而应当由党委派积极分子管理农会，从而实现党对乡村的领导。
政治觉悟高一些的下乡干部，从工厂工人和农民对待革命的热情对比之后，则向中央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工人对待革命的热情，在于工人获得了对工厂的管理权力后，工人依旧还是工厂集体中的一员，所以集体的利益还是高于个人利益的，侵犯了集体的利益就等于侵犯了其他工人的利益，从而受到了集体的约束。
乡村的农民并没有集体的概念，他们只有个人财产，在没有分地之前，他们想要的是保住自家的土地并侵占别人的土地，最终成为脱离劳动的地主阶级。分地之后，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这种想法，他们分了地主的土地，但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想要成为地主的念头，他们的左邻右舍依旧是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
因此，指望分地让农民变成革命者是不大现实的，分地只能让农民支持党而已。想要把农民改造成革命者，就得没收农民的土地，让他们和工人一样变成一个劳动集体，然后用集体去改造他们自私自利的观念…”
不过很显然林信义讲的不是这个差别，“…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水平会迅速的出现差异化，特别是在急剧工业化的地区，城市和乡村生活水平的差距，甚至会出现小地主在乡村的生活水准甚至都及不上城市贫困居民的生活水准的情况。
这种差距的出现，就是工业对农业生产力上的优势。根据对武汉工人收入和江汉平原地区农民收入的调查，一名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平原上200亩中等土地的收入，而江汉平原上的人均耕地约10亩每人，也就是说一名农民需要200亩土地才能获得和普通工人相当的年收入，在当前的中国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工业对农业生产力优势将会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今后农民需要更多的耕地才能和工人的产出持平。但是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前景下，人均耕地只会减少不会扩大，也就意味着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会进一步拉大。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就会向工业劳动力转化，因为当工人显然要比种地更有利益。但是工业化是需要资本和市场的，也就是说不管工业化如何迅速，它也不可能完全接纳来自农业的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本身工业基础就不好，9成以上都是农民，只要10个农民中有一个跑来城市当工人，那么城市就会爆炸了。
日本当前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日本资本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一则压缩工人工资，人为降低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从而阻止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则把大批的青年妇女送去国外从事风俗业，既可以减少农村人口的出生率，又能获得国家所需要的外汇。”
林信义注视着神情严肃的田均一，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中国今后怎么办？该如何应对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必然会撕裂当前的工农联盟，而资本主义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他们会联合农民对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的，会把这种工农业生产力的不平等造成的差异说成是工人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剥削，从而窃取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并把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装入自己的腰包，然后让农民对自己感恩戴德。”
田均一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当前革命的最大敌人就是地主阶级和满清王朝，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命中注定的敌人，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尚未发育的农业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几乎很少人能说清楚，大家确定的只有满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恶，帝国主义的恶，资本主义的恶还真没什么感受。
但田均一并不觉得林信义是在危言耸听，因为他在日本游学期间确实看到了日本下层民众的痛苦生活，甲午战争后怀抱着对明治维新良好期望的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之后，很快就发现所谓的明治维新只做到了强兵，至于所谓的富国就是个笑话。
日本平民的生活远不及中国平民，如果说中国平民还能躺平活下去，那么日本就是一个躺平就要饿死的国度，这样的日本自然让中国留学生大失所望，再加上日本平民战后对中国人的歧视心理，留日学生便普遍产生了反日情结。
田均一只是回想了一下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就诚恳的向林信义请教道：“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城乡差异的拉大，并维持工农联盟呢？”
林信义思考了半天之后方才叹息道：“老实说我也没有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最坏的解决办法就是削减工人阶级的利益去补贴农民，这不只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打击了工人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意愿。
我认为，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王朝是有优越性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所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是没什么优越性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甚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失败后退时，也不会退回到资本主义，而是会退回到更为落后的封建王朝时代，因为红色权贵不会去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会按照血统论来统治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可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难以实现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只要国家这种组织形态还存在，那么生产资料公有必然转变为国家所有，官僚集团和资产阶级可以通过窃取国家来夺取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问题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而非削弱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在于无产阶级必须有作为统治者的自觉，放弃了统治权力的无产阶级是没法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
第509章 无产阶级的道德观
林信义注视着田均一对城乡差异做了最后的总结道：“所以，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我们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维持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是维护工农联盟，工农联盟存在的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一旦工农联盟损害并妨碍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应当对工农联盟进行调整。
为什么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工农联盟会妨碍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农民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真正的阶级，地主也是包括在农民群体之中的。无地农民、自耕农、富农、地主都是农民，虽然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几乎是一致的。
严格意义上的工农联盟，是指工人阶级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民建立起来的联盟；广泛的工农联盟，则是反抗资本和地主压迫的工人、农民的联盟。在无产阶级政权没有建立的革命初期，广泛的工农联盟是稳固的，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敌人。
但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在革命取得一定成果，资本和地主被击败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分歧就出现了。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差异则放大了这种分歧，工人希望把整个国家都纳入到公有制经济当中去，消灭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但需要有先后，毕竟工业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
但农民的利益诉求却和工人不同，在那些距离工业城市较近的乡村，他们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好处，所以想要脱离农业成为城市的一员；而远离工业城市的乡村，获得了自己土地的农民则希望继续过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解决自家的温饱问题，或者再进一步蓄积土地，让自家成为新地主，也就是致富。
因此，对于掌握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新时期的工农联盟就应该及时的做出调整，不能再把广义的农民群体当成结盟对象。那些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民，在这一时期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对象，他们也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之一，只不过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依然能够回到无产阶级中来。
我现在所担心的，不是劳工党所实施的政策有害于农民群体，而是劳工党失去自己的阶级立场，在革命快速发展的时期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认知，为了形式上的工农联盟进行妥协，反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
田均一的心情是矛盾的，在接受了建立工农联盟以对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道路之后，他一直都把维护工农联盟当成了劳工党的首要任务，而从实践活动来看，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可行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能够快速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正是建立在稳定的工农联盟基础上的。
虽然在土改过程中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他依然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被克服的，就如之前林信义所描述的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差异化的快速加大，他认为工业化也同样能够改造农村落后的面貌，毕竟江汉平原的一些乡村在通电之后，其生活水平也和过去有了天壤之别。
但是他是真的没有想过，革命成功后要把其中一部分农民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看起来就像是对工农联盟的背叛了，不过林信义的分析条理分明，也和之前下乡干部递交上来的工作报告极为相符。
不少农民在打倒了村里的地主之后，确实开始远离农会过小日子去了，甚至一些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也出现了贪污农会财物或借助农会的权力欺压乡邻的情况。旧的地主倒下还没有死去，新的地主已经开始爬起来了。
田均一思索良久，终于还是压制住了内心的软弱，神情严峻的向林信义求教道：“那么我们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造乡村，从而使农民融入社会主义？”
林信义想了想便回答道：“其实劳工党现在在乡村实施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普及教育是解决工农差别最根本的办法，工业或工业化的农业都是需要知识的，当下这些乡村儿童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十到二十年后自然就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后备力量。
而对于当下乡村的农民来说，社会主义的改造无非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入手，政治上要打倒地主阶级所代表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经济上要加强集体经济的地位并进一步加强工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文化上要清除宗教迷信、树立起无神论的唯物观念。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党内要先搞清楚不同时期的工农联盟的意义，要明白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工农联盟的利益。如果党内都弄不清楚工人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不同点，试图在工农联盟的问题上和稀泥，又怎么能够指望农民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虽然这场谈话中林信义还谈到了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让田均一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关于城乡问题的讨论。他也因此意识到，劳工党现在已经不能仅仅只考虑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也应当考虑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党所面临的问题了。
林信义之所以在谈话中着重强调城乡问题，也是避免劳工党不能及时的从革命党的思路转向执政党的思路。过去他一直不明白为何列宁会说斯大林是一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也把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和余粮征集制视为苏俄政权的污点。
但是在这个时代生活了这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有了新的理解，只要把这些事情放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去思考，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
当苏俄政权成立之后，维持这一政权的存续就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相对于千百万的无产阶级的生命来说，镇压水兵叛乱和实施余粮征集制都不过是小节。
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是没有资格软弱的，因为帝国主义真会拿机枪消灭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保卫无产阶级，任何威胁到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人或事务，都必然要被无产阶级所粉碎，在这种事情上谈论个人道德是没有意义的。
一百年后资本主义之所以开始谈论道德和人性，是因为苏联击败了纳粹德国并成功的带动起了世界革命的浪潮，并摧毁了帝国主义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殖民体系。
在苏联击败纳粹德国之前，种族主义才是帝国主义的主流价值观，西班牙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灭绝，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灭绝，土耳其人对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的灭绝，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就不是什么罪恶，而是一种荣誉。
所以，无产阶级认为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和余粮征集制是苏俄政权的污点，卡廷森林屠杀和对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处决是苏联的污点，从而把苏联变成了邪恶帝国，似乎比纳粹德国还要恶劣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看来，不管是白人至上的19世纪美国或是欧洲对全球的殖民年代，都是资本主义的美好时代，他们从不觉得屠杀有色人种和无产阶级是一种罪恶。
只要无产阶级不抛弃这种不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虚无道德感，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赢得最后的胜利。比如中国的地主阶级攻击共产主义是共产共妻时，地主阶级其实早就过上了共穷人之财，共穷人妻女的生活，他们不过是把自己干的事说出来用以恐吓无产阶级而已，可地主老爷们从不以此为耻。
如果田均一等人不能从这种个人道德感中脱离出来，那么劳工党必然会出现内部的分裂，从而给反动势力创造出机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虽然是常凯申等国民、党右派和列强的联合，但实质上动手的却是各支革命军队，这些革命军队为何会转向反革命，就是因为工农联盟出现了问题，旧的政权被打倒后，一部分农民被地主阶级拉拢过去了，从而让反革命的力量压倒了革命的力量。
正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这种热爱和高度负责，列宁才会批评斯大林是一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斯大林并没有坚定的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志力。
而东方的另一位革命导师则用了一段话来告诫自己的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林信义现在能做的，就是让田均一尽快的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残酷的时代，虚伪的个人道德是需要无产阶级付出无数的鲜血作为代价的。维护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打倒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比现在更美好的世界，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道德。
在这场谈话的第二天，林信义被邀请参加了中国劳工党和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之间的会谈，以亚洲民主革命联盟代表的身份。这场会谈其实已经持续了三天，会谈的主要内容是两党之间的合作问题及如何结束战争的商谈，但是会谈却陷入了僵局中。
从主持两党会谈的杨笃生口中了解到，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虽然希望获得劳工党的支持，但是他们对于战后远东的形势却和劳工党有着不同的看法。说的确切一些，就是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希望恢复到1900年之前的远东局势，但要求保留中东铁路、阿穆尔省、滨海省、库页岛等地区的领土主权。
第510章 林枫的问题
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派出的使团有近二十人，他们不仅仅是来和劳工党谈结束战争的，也是来和劳工党讨论战后的合作的。
就如力主和劳工党达成合作的巴布什金在赤塔的远东委员会会议上所强调的，“赤塔工农兵苏维埃并没有单独打倒沙皇政府的力量，只有当俄国人民站起来反抗沙皇政府，这个专制政体才会轰然倒塌。
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不是和中国人讨论两国历史中的是非曲直，而是确保赤塔工农兵苏维埃能够存在下去，直到俄国人民都起来反抗沙皇政府。
我不害怕和沙皇政府作斗争，但赤塔工农兵苏维埃真的能够在和中国人敌对后抗住沙皇军队的进攻吗？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虽然巴布什金的主张获得了社民党远东委员会多数人的支持，但是远东社民党内和赤塔工农兵苏维埃的大多数代表对于中国人却是警惕的。
赤塔工农兵苏维埃虽然吸纳了一些远东民族的代表，但苏维埃真正的决定权还在斯拉夫人手中。远东的斯拉夫人对于自己的来历是很清楚的，他们是跟随哥萨克而来的移民，是在哥萨克征服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之后到来的。
虽然因为交通不便的关系，赤塔苏维埃中的多数代表来自流放的知识分子、铁路工人和士兵，农民代表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并不代表农民对赤塔苏维埃没有影响力，毕竟远东主要人口都是从事农牧业的，农民才是远东社会的主体。
只不过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使得居住在城镇的工人和士兵对分散的乡村形成了集中的优势，占据人口多数的农民反而无法获得对赤塔苏维埃的控制权，但并不表示苏维埃可以不在意这些农民的想法。在赤塔共和国的境内，来自欧俄地区的斯拉夫移民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不可能承认自己的土地是不属于自己的。
由于沙俄过去邻居的入侵历史，使得远东的斯拉夫人都恐惧一件事，就是战胜了沙皇军队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效仿沙皇军队的方式对待他们，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驱离。因此社民党远东委员会虽然认为要同中国劳工党达成合作关系，但又迫于远东斯拉夫人的恐惧，主张不能完全的否定俄国在远东的历史存在。
巴布什金知道这必然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在组建上乌丁斯克工农兵苏维埃时，蔡锷等中国将领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承认俄国移民的劳动成果，但不承认沙俄对远东土地的占有是合法的。这也是赤塔起义之后，上乌丁斯克苏维埃迅速和赤塔起义军合并成立赤塔共和国的根源，通过这种合并他们摆脱了中国人对上乌丁斯克苏维埃的控制，从而拥有了和劳工党对等谈判的地位。
但是中国人和社民党只是合作关系，社民党在远东的基石是俄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假如不能获得后者的认可，哪怕中国人再怎么支持他们，社民党也是不可能掌握住远东的革命形势的。
不过现在谈判陷入僵局对于巴布什金来说也是倍感焦虑，赤塔共和国就像是一个婴儿，只要稍稍有些伤风感冒就能让他夭折，但是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个婴儿却是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一个政权，哪怕他远离欧洲，可也给俄国的无产阶级带去了一盏黑暗中的灯火，这个政权每存在一天都会激发起俄国无产阶级对于沙皇政府的斗争热情。
巴布什金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和劳工党达成协议的，获得了劳工党的支持之后，赤塔共和国就不必再担心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帮助沙皇围剿自己了，哪怕这两个国家不出兵，光是支持满洲的沙皇军队对赤塔共和国进行攻击，赤塔共和国也挡不住。
这天巴布什金走进会议室时发现房间内多了一位年轻人，虽然对方看起来很年轻，不过却很自然的成为了房间内中国人的中心。虽然有些诧异于这位新出现的劳工党重要人物的年龄，但他却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因为他已经了解到劳工党本身就是一群年轻人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党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在三十以下，二十出头的也不少。
相对于劳工党主要领导人的年龄问题，其实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劳工党在组织上的成熟和对于理论上的高度统一，哪怕是工人阶级最为成熟的法国和德国，也没有出现一个如此成熟的工人政党组织，并确定了指导党行动的统一理论。
严格来说，劳工党情形更像是列宁同志所设想的，“统一的组织，集中制的党，阶级的先锋队”，“革命的理论诞生于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然后以此指导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的革命实践”。
从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发展情况来看，劳工党的实践无疑证明了列宁所设想的先锋队理论是正确的。在东方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工人阶级，也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国家，仅仅依赖一群知识分子和少量工人阶级的联合组成的先锋队，最终联合了这个国家的劳动者打倒了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王朝，并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
哪怕是对中国劳工党的阶级属性最为怀疑的人，在抵达了武汉之后也会释去自己的怀疑，因为这座城市确实体现了无产阶级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虽然武汉还留存有不少资本主义的成分，但是这座城市确实在消灭那些妨碍了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关系。
这也是双方的谈判虽然陷入了僵局，但社民党代表们却并不希望谈判破裂的原因，因为他们认可了劳工党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双方的政治理念并不完全重合，但至少要比沙皇政府一致的多。
巴布什金等人从此前劳工党的主要谈判代表杨笃生口中了解到，今天出现在会议室内的年轻人是林枫，不过他并不全然代表劳工党来此参加会议，他今天还具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亚洲民主革命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
与会的三位俄方代表，除了库尔纳托夫斯基更加关注武汉的工人运动和军事力量外，巴布什金和巴兰斯基则认真的研究了劳工党的组织和对外关系，因此后两者倒是知道林枫正是劳工党的理论研究主要提供者，而亚洲民主革命联盟则是一个建立在中印民主革命互助基础上的亚洲民主革命联盟。
巴兰斯基是最为重视亚洲民主革命联盟的，他对沉迷于研究劳工党组织和理论的巴布什金就谈论过该联盟对武汉的意义，“该联盟不仅让亚洲两个人口大国达成了和解，也为亚洲革命扫清了主要的障碍。过去欧洲列强对于亚洲的殖民行动，除了本国的海上力量之外，主要是利用印度的人力和物力，一旦失去了印度对欧洲殖民行动的支持，那么就意味着欧洲对亚洲的殖民行动将不得不动员本国的人力和物力。
从中国和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争夺来看，哪怕是大英帝国，在失去了印度人的支持之后，也很难迫使一个初步觉醒的中国做出退让。而沙皇政府在此次远东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今后欧洲列强很难再复制19世纪之前对亚洲地区的殖民成功，仅仅使用两三艘军舰，数千军队就能征服数百万人口的历史，不会再出现了。
武汉正试图使自己成为亚洲革命的领袖，并重建其在19世纪之前的国际地位。亚洲民主革命联盟如果能够在中印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获得成功，那么今后亚洲各国在驱逐了帝国主义之后，必然会团结在中国周边，以对抗欧洲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