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也许我们应该调高对于劳工党的评价，不能认为该党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国内革命和完成国家、民族的独立事业。”
因此，当林枫出现在会议室内时，虽然劳工党的代表并没有多说什么，但巴布什金和巴兰斯基却意识到，劳工党调高了这场会谈的级别，和需要向上级请示才能调整会谈内容的杨笃生相比，这位劳工党的中央委员是可以直接调整会谈内容的。
巴布什金顿时振奋起了精神，希望能够在今天这场会谈中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若是连这位都无法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那就说明两党之间的会谈就真的要破裂了。
不过巴布什金还没想好该如何向对方表达远东委员会真诚的合作意愿，林枫却对三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前的欧洲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方是以德国为核心的德奥集团，另一方则是英法集团，俄国在远东的失败虽然打击了沙皇政府的统治，但我并不认为沙皇政府会就此轰然倒下。
俄国当前内部出现了许多的工农暴动事件，但俄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停滞，只要外部资本继续向俄国输入，那么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增加，最终还是能够缓和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的。只有当外部资本停止向俄国输入，俄国的生产力陷入停滞期，社会矛盾才会真正的大爆发。
而外部资本停止向俄国输入的唯一因素就是，欧洲战争的爆发。而英法输入资本拯救沙皇政府，目的就是为了让俄国加入自己一方对抗德奥集团。因此我想知道社民党对于这场欧洲战争的立场是什么，究竟是无产阶级应当服从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听从沙皇的号召加入这场战争，还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
第511章 俄国革命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失败？今日俄国国内的下层民众对于沙皇的残暴统治已经无法忍耐下去了，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能看到抗议活动，就连军队也失去了对于沙皇的效忠，我们能够在赤塔建立起工农兵苏维埃，在俄国的其他地方也一定可以，只要俄国民众起来反抗沙皇的统治，革命就不可能失败。而英法有什么能力越过德国来干涉俄国革命呢？”
听了翻译转述的问题，库尔纳托夫斯基首先向林枫提出了质疑，显然他不能认同中国人对俄国此次革命必将失败的判断，巴布什金和巴兰斯基也一脸严肃的盯着林枫，想要知道他的答案。
俄国人对于此次革命过高的期望，以至于他们都顾不上关心自己提出的真正问题了，林信义听完了翻译过来的质疑后，心中如是想到。
不过这种质疑对他来说并不难做出解答，他只是略一思索就张口说道：“我认为此次俄国革命必将失败，是基于两点来做出判断的。
第一点是俄国的反动势力依旧团结在以罗曼诺夫皇室周边，旧的贵族地主们对于尼古拉二世的效忠并没有消失，新的俄国资产阶级也无意推翻罗曼诺夫王朝，他们既没有这样的力量，也需要罗曼诺夫王朝的力量去镇压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
第二点是俄国并没有一个阶级做好领导革命后俄国的准备，当前俄国国内的各种反对政府的运动，其实就是三种主要的力量在推动，一种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想要获得土地的农民，一种是想要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工人。
首先，知识分子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需要同某个阶级结合才能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变为实践活动。而当前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达成和无产阶级结合的统一意志，只要看一看关于俄国的报道就能知道，有的知识分子希望建立西欧试的议会政治，有的知识分子主张建立农民社会主义，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站在了一起。
其次，自五月以来俄国各地的农民暴动事件开始高涨，虽然在政治上他们有反抗沙皇政府的诉求，但从这些事件的报道来看，这些农民主要的针对对象其实不是沙皇为首的整个俄国上层，他们想要打倒的只是身边的地主和官员，甚至于相邻两县的农民暴动事件也是毫无联系的。
最后，俄国工人阶级虽然提出了明确的打倒沙皇的政治诉求，但是俄国的工业化水平限制了俄国工人阶级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假如不能得到俄国农民的支持，那么俄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而俄国农民并不关心俄国工人阶级的诉求，他们甚至都不关心家乡以外的农民的诉求。
甚至于在你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现在不也分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吗？革命既没有大脑，也没有主体，那么这样的革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所以，我认为此次俄国革命的失败是必然之事。”
巴布什金瞧了瞧身边的两名同伴，库尔纳托夫斯基张口结舌似乎想要反驳中国人但又不知该如何反驳，巴兰斯基则陷入了深思之中，显然这位年轻中国人的话语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其实他的内心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曾经在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经历，让他更快的适应了当下的局面，因为他见识过列宁的洞察力，所以有了一些抗性。
调整好心态的巴布什金向着林枫请教道：“既然你已经看到了俄国革命的诸多问题，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避免革命的失败？”
林信义看着巴布什金毫不客气的回道：“当然是要先解决革命的大脑问题，一个内部对革命道路存在分歧的社会民主工党如何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这就是我刚刚提出的问题的缘由。
社民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究竟是无产阶级应当服从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听从沙皇的号召加入帝国主义战争，还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
假如是前者，那么劳工党和社民党之间就没有完全合作的基础，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会允许一个打着沙皇旗帜的党派代表俄国无产阶级限制我们的行动，哪怕现在沙皇政府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也不可能接受你们对于其他民族继续沙皇政府的歧视和压迫政策，这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
库尔纳托夫斯基并不完全相信劳工党是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他认为林枫说的这些话语确实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此他还是不服气的对其反问道：“如果你认为我们试图维护俄罗斯的国家统一是继承了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那么贵方试图将外蒙古地区重新纳入满清王朝的统治下，这又算是什么行为呢？”
林信义对着他摇着头说道：“首先，我们并不是要把外蒙古地区纳入到满清王朝的统治下，而是要将蒙古人民从俄帝国主义、蒙古王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其次，劳工党并不认为满清王朝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劳工党将会提出满清王朝统治的终结问题，而新的中国将会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协商组成。这个新中国不会宣称自己继承了满清王朝对于各民族压迫的权力。
那么你们的党打算怎么办呢？一边宣称沙皇的专制统治是对俄罗斯人民的压迫是需要的打倒的，一边又宣称斯拉夫民族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一切权力，包括对于其他民族压迫的权力吗？
如果你们打算这样做，那么劳工党只能联合那些被沙皇政府所压迫的民族，不仅仅要打倒沙皇的专制统治，也要打倒你们所代表的大斯拉夫主义。”
听了这样的回答，库尔纳托夫斯基很是恼火，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因为他发觉除非自己抛弃无产阶级的立场，或者把斯拉夫民族的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否则就不可能否定这位中国人的逻辑。
可他要是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是否定了赤塔共和国存在的合法性。赤塔共和国的出现，就是工人和士兵认为沙皇政府出卖了自己，所谓的捍卫祖国的利益，其实只是捍卫沙皇和贵族、资本家们的利益，俄国的工人和士兵同中国人一样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正是通过对工人和士兵的阶级利益的宣传，和对沙皇专制政府暴行的揭露，工人、士兵和农民才加入到这场起义中来，而他现在改变立场就是对起义军民的背叛，也就意味着这场起义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刺，赤塔共和国内部就得先混乱了。
库尔纳托夫斯基能想到的东西，巴布什金和巴兰斯基同样也考虑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比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要晚的多，因此党员也要幼稚的多，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的理念，几乎都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看到。
简单的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不是如劳工党这样从一个点扩展出来的，而是同时的从西欧各国传入的各种流行的社会主义理念，在俄国各地自行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理论斗争要比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斗争激烈的多，因为还没有一种真正的符合俄国无产阶级需求的社会主义理论赢得决定性的优势。
1893年列宁把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俄国民粹派开除出了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列宁获得了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从而在党内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派。
以上这些斗争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在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政党，对于这个党来说，理论上的斗争比组织上的斗争更加的重要，因为党现在还没法以组织的方式约束党员的行为，只能依靠理论上的认同来获得党员的支持。
这就意味着一旦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失去了理论上的正当性，远东委员会也就失去了党内在革命实践上的先行者的地位，欧俄地区的中央党团和国外的党的中央委员们也是不会认可远东委员会的错误决定的，他们就得为自己的错误思想负起责任来。
远东委员会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流血牺牲换来这样一个结果，三位俄社民党党员终于把注意力从中俄之间该如何调整战后的利益分配，转向了社民党和劳工党之间的理念分歧，更确切的说是布尔什维克派系的主张是否和劳工党有着重大的理念冲突。
虽然这三位布尔什维克依然把布尔什维克视为俄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也力图弥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之间的分歧，但三人依旧倾向于以布尔什维克的一些理念去主导整个党团，虽然此时还没有提出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这一主义的框架已经隐隐成型了，布尔什维克们开始习惯于称呼自己为布尔什维克。
林信义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实际上等于是点明了布尔什维克需要从党内的派系变成党的理念和方向，只有在确定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劳工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合作才是有着确实的思想基础的。而巴布什金和林信义交谈之后，也发现除了自己所拿不定的民族自决原则部分，其实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所支持的主张和劳工党的理念是吻合的。
林信义最后坦率的向三位俄国人说道：“既然你们拿不定主义，为什么不发电报给列宁同志？我相信列宁同志做出的判断是符合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也必然会得到贵党上下的拥护。而我们现在想要的，不过是希望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利益到底是什么而已…”
第512章 在伦敦
对于田均一、林枫同志所主张的中俄无产阶级的联盟，杨笃生一开始是觉得软弱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本国领土之外的区域保卫了国家，哪怕不向那些俄国人施以报复，也至少要让俄国人承认失败并做出对中国的战败赔偿，才是让人心头舒畅的。
但是对于林枫参加会谈后发表的言论，杨笃生又觉得过于严厉了，他又担心起俄国人忍受不了林枫的主张而使谈判破裂了。虽然中国是赢得了当下战争的胜利，但是他也清楚中国其实没有能力把战争继续下去，而俄国也不是中国唯一的敌人，所以和平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必然的选择，他同样不希望这场谈判破裂。
于是在会议结束俄国人离开之后，杨笃生忍不住就向着林信义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林枫同志，您这样直言不讳的表示要支持俄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独立，难道就不担心他们会恼羞成怒吗？”
林信义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笔记，一边头也不抬的回道：“首先，无产阶级不会也不需要隐藏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是不会觉得自己有权力去压迫其他无产阶级的，哪怕他们之间存在着民族或国家的差别。
其次，这场谈判是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进行联合的沟通，我们不仅要确定自己是否代表了中国人民，也要确定对方是否代表了俄国人民，如果他们否定了这一点，那么谈判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我们可以同其他阶层或其他势力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我们不可能同其他阶层或其他势力联合起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主导的联合阵线和资产阶级主导的反动同盟最根本性的差别，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究竟代表着谁的利益站在这里。”
杨笃生一时陷入了沉默，他发觉自己似乎还是过于小看了田均一、林枫的格局，他看待问题其实许多时候是从党、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的，从无产阶级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的时候并不多，因为他总觉得无产阶级在中国很虚幻，远没有党、民族、国家那么的真实。不过从今天的会谈来看，无产阶级其实也是非常真实的力量。
在杨笃生检讨自己对于无产阶级的看法过于浅薄时，返回住处的三位俄国人也对今天的会谈进行了检讨。
俄国人住的地方距离会谈地点并不远，因为会谈地点就在劳工党省委招待所内，而俄国人就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位于城市东北角的一处湖泊边上，沿着湖的西岸圈了一处地方建起了几幢小楼，湖的对岸就是水田，环境很幽静。
库尔纳托夫斯基、巴布什金和巴兰斯基坐在湖边的一处凉亭内，这里视野开阔，很容易就能看到其他人接近，因此方便他们进行秘密的谈话，比在房间内更为安全。
库尔纳托夫斯基对于今天早上的会议依然还是很难释怀，他向着两位同伴说道：“中国人这是在试图威胁我们。他们和沙皇一样贪婪，只是找借口向我们索要土地而已，并不是为了阶级友谊想要帮助我们。
我看他们不像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倒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党派。如果我们妥协，那么中国人必然会要求废弃和沙皇政府签订的诸多边界条约，甚至会要求恢复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两国边界。那么，我们难道能够把那些土地上的俄罗斯人民送给中国人吗？”
巴兰斯基也皱着眉头说道：“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当然不能送给中国人去统治，那样我们回去也交代不了。对于我国来说，远东地区最有价值的地方其实还是滨海省和库页岛，这是通往太平洋的出路，失去了这两个地区，会对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经济都带来很大的危害。
如果能够保住中东铁路和滨海省，那么把阿穆尔省、库页岛交给中国和日本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于赤塔共和国来说，假如这一次国内革命真的无法成功，那么中东铁路和滨海省就会成为共和国的生命线，没有这条铁路线和出海口，我们一样生存不下去。”
巴布什金皱着眉头陷入了思考，他知道两位同伴说的都有道理，但他对于赤塔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的在意，因为赤塔共和国不过是俄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赤塔共和国为基地向欧俄地区进攻，最终完成俄国革命才是他所在意的。
只是在拿下了赤塔地区之后，他发觉向西进攻的道路被沙皇的军队给堵塞了，而满洲地区还有几十万的沙俄军队威胁着赤塔共和国的存在，所以他才说服了众人主张和中国人合作，合作的目的也依然是为了俄国革命的成功。
但是今天这场会谈，让他开始对今次革命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相比起两位同伴还在斤斤计较于中国人对俄国领土的欲望，巴布什金则把精力放在了一个问题上，要是革命真的不能成功，接下来俄国该怎么办？
他终于出声打断了两位同伴的抱怨说道：“我们和中国之间的边境问题现在不是什么紧要事务，当前最要紧的还是我国的革命问题，如果我们的革命失败了，我们和中国人达成的协议难道还能算数吗？
今天那位林同志说了很多，我觉得他说的有句话是真正正确的，那就是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向列宁同志进行汇报，特别是中国同志对于我国革命失败的判断，我觉得应该让列宁同志做一个参考。
我们此前限于条件难以和列宁同志进行联系，不过这里和欧洲地区进行联系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认为我们应当发一封电报给列宁同志。巴兰斯基，你和我一起去发电报，库尔纳托夫斯基，你把今天的会谈做一个详细的记录，列宁同志需要的话，到时可以邮寄给他…”
9月26日，经过周转后，一名布尔什维克将巴布什金署名发出的电报送到了列宁在托特纳姆考特路的住处。在这里，列宁夫妇伪装成了一对德国夫妇。
虽然巴布什金已经尽量的压缩了用词，不过这份电报也超过了2000字，是一封名副其实的长电报。收到电报时，列宁正同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两人讨论无产者报的选用文章，他看完电报后就陷入了沉思。
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分别看过电报，后者不免有些不满的出声说道：“巴布什金他们是否被中国人给吓唬住了，那些中国人甚至没有几个去过俄国，他们凭什么断言我们的革命必将失败？我们甚至都不了解，这个劳工党到底是否真的代表无产阶级。”
沃罗夫斯基则比较谨慎的说道：“我觉得中国人似乎并不是在吓唬巴布什金，他们好像坚信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所以英法会不惜代价的拯救沙皇政府，这样英法就获得了一个对付德国的好帮手。
当然，我不认同中国人的判断，我认为他们对于俄国革命的看法过于悲观了，他们似乎小瞧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小瞧了欧洲无产阶级的觉悟。我不认为，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会为了国王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互相残杀，他们一定会阻止这场战争的。”
列宁快速的摆手打断了两人的讨论说道：“不，不，亲爱的沃罗夫斯基，我们不能武断的否定中国同志说的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摩洛哥危机造成的战争危机已经证明了，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是有可能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在战场上相见的，我们应当阻止这种情况出现，而不是否定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卢纳察尔斯基同志，中国劳工党虽然距离科学社会主义还有一段路程，但从他们对于土地的革命纲领来看，他们只是对于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够了解，而不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宣称自己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除非他们在之后的道路上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一时都有些疑惑的把目光转向了列宁，在党的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内正式分裂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地方小组和工人中获得了较多的支持，但是孟什维克还是在党的中央机构中取得了胜利，特别是拿到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的控制权。
虽然列宁很快就宣布成立前进报，宣称前进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并同新火星派决裂，但依然没能改变火星报在工人群体中积累的庞大影响力。虽然看过了列宁文章的工人都觉得列宁是正确的，但他们还是习惯于从火星报上去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
因此在过去的三年里，列宁在党内并没有取得什么优势，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争论的东西都在意识形态上，普通工人既难以理解，也觉得和自己关系不大，所以并没有做出表态。
远东战争的爆发，俄军的失败造成了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工农运动在俄国各地开始蔓延开来，无产阶级迫切的需要一种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思想斗争才开始激烈起来。
过去三年里主张党的中央机构自外于党的列宁，也认为党内应当暂时和解，因为党需要加入到俄国革命当中去，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列宁提出召开党的三大，讨论武装斗争等革命问题。
不过这个时候孟什维克不干了，他们认为过去三年里一直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分裂党，所以要弥合党内的分裂状态，那么列宁就应当放弃自己错误的主张服从党的中央机构的决定。
只是孟什维克所掌握的党的中央机构并不完全支持武装斗争，不认同加入到各地的临时革命政府中去，认为这将会暴露党的力量，从而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让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受到损失。
孟什维克的一大批人都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因为他们觉得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工人阶级大的多，且还能得到国外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对抗得了沙皇和他的军队。
列宁极力反对孟什维克这种错误的主张，最终在伦敦召开了只有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公布了孟什维克分裂党的行动。孟什维克则在日内瓦召开了三大，并否认伦敦会议是合法的。
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感到疑惑的就是，列宁反对孟什维克对于俄国革命的悲观失望立场，为何又会认同中国人提出的俄国革命将要失败的判断。
第513章 列宁主义的完善
对于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的困惑，列宁很快就察觉到了，他不得不解释了一句，“中国同志并不认为俄国革命必然失败，而是强调失去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俄国革命必然失败。那么现在是谁阻止了无产阶级去领导俄国革命？恰恰是那些主张无产阶级无力领导革命的机会主义者。
正因为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现在国内遍布各地的工人和农民暴动才不能联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推翻沙皇专制政府的革命力量。我们想要赢得革命的胜利，首先得获得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坐视工人和农民自发的暴动，指望沙皇政府自己垮台，然后去接手俄国。”
列宁说的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对于这场革命的看法，他们不想在革命中暴露自己的身影从而被沙皇政府所针对，但又寄希望于工人和农民自发的暴动能够动摇沙皇政府的统治，使得沙皇政府在政治上做出退让，从而把政治权力交给自己，这就是机会主义者所强调的机会。
自布尔什维克派在伦敦召开过三大后，列宁就一直在同这些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巴布什金发来的电报，在列宁看来正是对机会主义者最好的驳斥。
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这才反应了过来，倒不是说他们看不出电报内容是有利于伦敦会议决议的，而是他们一开始没把中国劳工党视为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联系起来，毕竟这场爆发于中国的革命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中国劳工党正领导着一场中国的革命，这一论断其实是在劳工党宣布了土地革命纲领之后才获得列宁等人的认可的，而那时已经距离武汉兵变过去快十个月了。在这之前，欧洲方面对于中国劳工党的评价，大致类似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东方民族主义者，试图按照西方文明来改造自己的国家。
而即便在劳工党公布了自己的土地革命纲领之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没有如列宁那样判断这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政党，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并没有无产阶级，或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不足以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毕竟义和团运动并没有表现出无产阶级的特征，在短短几年内中国农民不可能进化到无产阶级的觉悟。
因此，劳工党很类似于农民和资产阶级结合的一种政治力量，这样的小党在欧洲并不出奇，他们主要的政治诉求其实都是围绕着农民的利益出发的，虽然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但接受这些平等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农民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种革命其实更类似于旧的封建地主向着资本主义的农场主转变，和社会主义者所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自然不会把这种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革命联系起来，这就是他们对劳工党提出的主张嗤之以鼻的判断基础。
可如果把劳工党视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员，那么劳工党所领导的武汉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反而成为了当前唯一存活的无产阶级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政权现在不仅活的不错，而且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劳工党的声音就变得非常有分量了，毕竟劳工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并且活过了巴黎公社。从这个角度去看，劳工党对于俄国革命失败的判断，就是一个已经获得了初步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对正在革命进行中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忠告，这是极富有政治意义的，特别是对陷入党内分裂的俄国社民党来说。
沃罗夫斯基深呼吸了一次后，对着列宁建议道：“或者我们应当把巴布什金的电报刊发在下一期无产者报上，这对于那些还在指望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这将会是极有力量的批判。”
列宁点了点头道：“这正是我想要说的。我还要发一篇评论文章，说明中国同志至少在革命的实践上已经领先于我们了，假如我们不能尽快的让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发挥出领导作用，那么这场革命将会濒临失败，这场革命的失败不在于沙皇的专制力量有多么的强大，而在于我们内部的机会主义者的软弱，使得革命失去了统一的领导而导致失败…”
听了两人对巴布什金电报的评论后，卢纳察尔斯基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向着列宁询问道：“那么关于电报中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是否也要一并刊登出来？这会不会分散党内对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权力的讨论？”
站在书桌旁，一只手插在口袋内的列宁毫不迟疑的回道：“当然也要一并刊登出来。中国和俄国一样，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的多民族国家，就如同沙皇俄国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中国也一样是一所囚禁了各民族的大监狱。
中国同志既然能够主动的、毫不避讳的谈论民族自决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所通过的党纲中就包含了民族自决的原则问题。假如现在我们对此避而不谈，也就等于我们违背了自己提出的政治理念，中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就无法取得互信。”
列宁稍稍停顿了片刻，思索着对着两位同志说道：“我们应该感谢中国同志，他们对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坚持，反而维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过去我们较多的考虑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而忽略了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诉求。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还没有如欧洲那样进入到工业时代，国家经济主要依托于农业，这就意味着土地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所以，中国的民族矛盾往往都是围绕着土地展开的斗争，这些民族对于土地的争夺是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力，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点和欧洲、美国是有所区别的。欧洲和美国的民族自决主要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经济上反而诉求较小。
因此在我们看来，只要能够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自然也就能够满足民族自决的条件。但是在中国同志眼中，民族自决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并驾齐驱的，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把民族自决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占据了俄国百分之五十七的非斯拉夫民族才会和我们一起推翻沙皇的专制制度。机会主义者认为，在解放了斯拉夫民族之后，他们就可以恩赐那些非斯拉夫民族以自由，这显然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中国劳工党的出现，使得列宁稍稍把注意力放到了欧洲之外的革命问题上，因为劳工党在民族自决原则上的理论，确实要比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更进步一些，也更加的附和他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只不过此前欧洲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主导欧洲革命的力量，因此他更在意于发动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无暇把过多精力放在其他问题上。
此次俄国国内革命是巴黎公社之后欧洲无产阶级的又一次革命实践，俄国作为欧洲较为落后的帝国主义，也是欧洲的多民族国家，这次革命中民族问题就开始出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面前了。
敖德萨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转变为工农联合暴动，就是一次群众自发的纠正民族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虽然此次革命实践还没有总结出经验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些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已经察觉到了民族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妨碍。
列宁称赞中国革命走在了前面并不是一种恭维，而是在描述事实。劳工党在民族自决原则上的坚持让列宁意识到，劳工党现在面对和想要解决的正是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政权面对的民族矛盾，而这正是欧洲无产阶级尚未关注的问题，因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列宁虽然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把民族自决原则纳入了党纲，但这一民族自决原则其实相当的空泛，纯属于理论上的一个概念，而劳工党则正把这种民族自决原则变为实践活动，这就补上了布尔什维克对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实践缺失，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向前大大的推动了一步。
卢纳察尔斯基还在思考刊登劳工党的民族自决原则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党内的分裂时，列宁却已经隐约看到了革命成功之后各民族相处的一种全新模式，这种民族相处的平等模式是过去从来不曾出现的，这正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
巴布什金的电报给了布尔什维克派一个有力的武器，也让列宁开始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方向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劳工党如果能够夺取中国的政权固然会给与帝国主义以重重的一击，但并不能扭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依然在欧洲，只有在欧洲取得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终结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
当然，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有利的支持俄国革命，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又会动摇西欧资本主义的统治，所以和劳工党达成互相支持的联合，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又是极为重要的。列宁很快就将自己的想法发电给了巴布什金。
第514章 加强理论研究
林信义回到武汉之后其实并不想过多的接触实务工作，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返回日本，插手武汉这边的实务工作只会弄的半三不四，他在武汉只想促成中俄无产阶级的联盟、亚洲联盟机构的完善，然后再考察一下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化，就大方向上提出一点意见。
不过随着他在武汉的日常活动开始稳定下来，许多工作自然就浮现在他的面前，毕竟过去几年里田均一等人一直都是按照他所设想的革命道路前进，他们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因此自然就趁着他在武汉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推到了他的面前。
而随着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或解决办法后，自然就吸引了更多的事务到了他的手中。说到底劳工党虽然是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党内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了解确实是比较浅薄的，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建立之后的道路，许多人确实看不清方向，因为欧洲的社会主义研究也没有达到实践的阶段，东方刚入门的社会主义研究自然就更加的茫然了。
不过对于穿越者来说，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都出现过，他只要给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就可以了，在党的集中制还没有发展成为领导集中制的时期，党的工作很自然的就集中到了林信义手中。在9月的最后几天，林信义赫然发现，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被不断增加的意外工作所牵制了，从工业的规划发展、金融信贷的政策、对外关系的处理，到党内的组织人事，都被各委员转送到自己这里进行咨询意见。
10月1日晚，在党的中央委员日常例会上，林信义对自己的工作向各委员提出了建议，“过去几天里，各部委把许多问题都转送到了我的办公室，我研究了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大部分的问题其实各委员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解决思路，他们之所以转送到我这里，主要还在于吃不准自己的思路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
我认为这不是各位委员在工作能力上不如我，而是各位委员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没能找到和自己思路相符合的判断，简单的说就是当前党的理论研究已经落后于党的实践了。本党虽然是因为政治利益相一致而组成的政党，但指导本党前进的主要是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日常实践活动。
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和资产阶级的政党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因为无产阶级的目标是改造世界建立一个符合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新世界，我们需要扬弃许多不符合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旧传统，但资产阶级的目标是确保自己始终占据世界的顶端位置，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新世界，所以他们只要遵守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可以了，他们对于改造世界的动力源自保住自己在世界顶端的位置不至跌落。
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异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理论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那么这个理论要从何处来？既需要从实践中去总结，也需要有人去思考总结。
没有马克思著作了资本论，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认识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剥削来自于何处，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认清自己的敌人是谁。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指出如何打倒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所以巴黎公社失败了。
但是巴黎公社的失败又给了无产阶级一个冷酷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会和一切反动力量联合起来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革命政权和广大的觉醒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哪怕是代表着更美好的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一样会被联合起来的反动力量所扼杀。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因，而要唤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就必须要有正确的无产阶级理论去引导。当广大的人民群众觉醒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并投身于阶级斗争中去，那么反动势力就会迅速的垮台。
而我们当前所缺乏的就是指导我们前进的完整的无产阶级理论，我们需要研究适合于中国的无产阶级理论，也同样需要研究适合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乃至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理论，因为资产阶级不可能和无产阶级和平共处，资产阶级能够生存下去，就在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于一处地方，那么迟早它都要卷土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