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面对张勋为自己的分辨，试图把事情局限于官场上的倾轧之内，堂本晒笑一声道：“张大人何必狡辩，就算张大人不承认，你身边的亲随的口供已经证明你和江宁将军之间来往密切的事实，而且今日贵部起兵作乱的口号就是要血洗江宁城，城外不少百姓都遭了殃，这可不是我们诬陷贵部吧？
你说外边的人不会相信你和江宁将军勾结屠城的计划，不过我认为江宁的老百姓是不敢不相信的。贵部是败了，可江宁满城还在呢。张帅你要是继续不合作的话，明日我只好请江宁百姓派出代表来公审张帅了，不知江宁百姓会不会相信张帅你无罪呢？”
原本脸色铁青的张勋听了这话，突然脸上就失去了血色，他很清楚对方是在威胁自己，如果只是由官员来审讯自己，大家即便再怎么畏惧魏光焘，也知道自己是冤枉的，因为他和江宁将军勾结屠江宁城的谋划实在太荒诞了，只要脑子正常的官员都知道这是诬陷。
但是让江宁百姓来公审他，这个罪名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他的江防军和江宁百姓之间的仇怨可不轻，作为外军来到江宁这种富饶之地驻守，他们不和本地百姓起摩擦是不可能的事，状子递交到两江总警府的都有那么几件，若无一定关系，这种案子可递不到两江总督面前。
只不过张勋过去自持有兵在手，又背靠北洋这棵大树，朝廷法度松弛的当下他对于魏光焘的位置也起了贪念，想着要把对方挤下去，也和袁世凯一样来个割据一方。虽然他属于北洋团体，但他实际上要比袁世凯资历更老，他离开小站之后，袁世凯才真正独揽了小站练兵的大权
张勋对于袁世凯自称为北洋领柚，其实内心是不大舒服的，要是他当日不离开小站的话，这北洋领袖也未必轮得到袁世凯啊。因此他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其实很难相处，理论上他是北洋团体的一份子，但是在袁世凯面前他又不甘自认下属，袁世凯也只能把他打发到南边来，省的两人见面时尴尬，
而张勋对于袁世凯也没什么好感，因为袁世凯让他南下却并没有给他什么好处，如果他能够带着一镇南下的话，那么江宁这里早就变天了，那里还会受制于魏光焘。正因为对袁世凯不满，所以张勋更倾向于表明自己对满清是忠心不二的，因为袁世凯的缺点就在于此。
但是南方和北方是不同的，北方对于满清或者还有留念旧主的心态，但是南方就连士绅都对满清没什么好感，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南方士绅普遍认为保中国比保大清要重要的多，因此对于自诩为大清忠臣的张勋就横竖看不上眼了。
张勋给自己加上的忠臣光环，在北方还吃得开，但是在南方就成为了一种原罪。更别说张勋所部的军纪在客地就更加的败坏了，此时的清军，特别是北方军队，在家乡时还马马虎虎，但是到了外地就变得无法无天了，就好像到了殖民地一般那么肆无忘婵。
因此张勋心里明白，江宁百姓对他和他的江防军是恐惧和厌恶的，对方说他和江宁将军谋划屠江宁城，这些百姓十有八九是会相信的。到了那个时候，还会有哪个官员会站出来为他分辩呢？估计都要被百姓打成同党了。
张勋不想死，特别是这种不名誉的死法，他这不是为大清殉节，而是作为倒行逆施的疯子钉在了史书上。于是在黎元洪进入聚宝门时，堂本敬一已经让张勋老老实实的交代了，江宁将军诚勋指示他，要对江宁城中不老实的汉人进行一场清洗，以防止革命党人在江宁闹出事端来。
看到堂本敬一递交上来的口供，秦毓鎏充满了欣喜之情，他一边夸奖了堂本，一边就拿上口供预备离开。堂本却拦住他问道：“秦委员且慢，这些口供是不是应该连夜刊印成号外，然后散发全城，好组织起城中百姓自卫呢？“
秦毓鎏有些诧异的说道：“张勋所部不是已经被击溃了吗？满清的长江舰队也倒向我们了，下关码头、城北的乌龙山都被我们占领了，除了浦口的三营江防军外，江宁地区的江防军已经没有力量了。
现在城内的第九镇和稽私营都是服从于两江总督府的，江宁满城不过七千老弱，拿什么和我们对抗，这个时候还有必要惊扰百姓吗？我们现在只要拿着口供去给两江总督，然后由其对江宁满城下最后通牒万事就底定了，何必还要节外生枝呢？“
对于秦毓鎏的天真，堂本敬一也有些楞住了，他现在明白为何林信义不放心这些人了，他只能出声提醒对方道：“两江总督并不是革命党，我们帮助他对付张勋和江宁满城，也不是为了帮助其清除异己来的
我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进一步打垮满清在东南一隅的力量，然后壮大革命的力量。张勋和江宁满城受到了重创，但这不代表革命的力量就壮大了，如果我们不借此发动江宁百姓加入革命，那么现在受益最大的就变成两江总督为代表的士绅阶层了，南京不过是从满清手中转入到了本地士绅手中，对于我们并无好处。
只有在本地士绅没有接收张勋和江宁满城空缺出来的权力之前，唤醒本地百姓的革命意识，让他们发出自己的诉求，从而分享到满清垮台后的好处，我们在本地才有一个真正和我们利益相连的支持群体。
接下来，他们就会主动的帮助我们牵制住本地士绅和列强的力量，从而确保长江的入海口不会被士绅和列强的联合力量所切断。“
秦毓是工农兵委员会所派出的特派员，他的政治主张和宋教仁、黄兴一致，也和光复会、同盟会相近，这也是劳工党委派他来江宁联络东南革命党人，并主持这场事变的原因，因为劳工党此时还没有力量把东南纳入掌握，因此才准备协助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获得一块地盘，以打破北洋势力和东南士绅阶层买办阶层的联合。
事实上这个主张是林信义到了武汉后提出的，当时武汉劳工党的中央委员并不想替同盟会等革命党人争取什么地盘，不仅仅双方在土地革命等问题上意见不一，更重要的是这些革命党人大多眼高手低，所谓帮助他们获取地盘，实质上大量的具体工作都需要劳工党来做。
在不少党内高层看来，如果大部分具体的工作都需要劳工党来干，那么何必还要让同盟会、光复会或其他什么革命党来分享成果，直接把革命成功的地区纳入武汉统治不就好了。这就是他们对于革命党人求援置之不理的主要原因。
不过林信义抵达武汉后对这一情况做出了批评，因为当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是一致的就是满清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缺立独立性，他们很容易就会向强势者屈服，这就意味着一旦资产阶级着不到出路，很可能就会倒向新的地主阶级利益集团
对于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政权来说，因为距离出海港口较远，所以对防御列强的干涉具有先天上的优势，但是对于需要工业化的中国来说，失去沿海港口则是不利的。为了防止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武汉进行封锁，就必须要打破反动势力对长江航道的控制权。
因此林信义认为，支持同盟会、光复会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对于武汉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同样需要打破地主阶级对于乡村的控制，从而为武汉分化国内反动势力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劳工党才制定了这一次的江宁事变计划。只不过这一次的计划执行的如此完美，以至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又表露了自己的本性，试图把革命和群众隔离开来，以确保自己对革命的完全掌控。
堂本敬一当然不能让秦毓鎏偏离林信义所制定的计划，他比谁都清楚林信义制定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他也不认为秦毓鎏在内的其他人有能力脱离林信义的计划，独立夺取对江宁的控制权。在堂本敬一的阻止下，秦毓鎏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没有立刻把张勋的口供递交给两江总督，而是把口供带出了两江总督府，连夜刊印了数干份号外，接着便让城内的革命党人带着号外去江宁城内各条街道宣传张勋和江宁将军勾结的阴谋和昨日城外张勋部队为何要进攻江宁城。
就在这一晚，第九镇上下首先传遍了张勋和满人结想要屠城的阴谋，到了清晨时分，第九镇各部官兵通过决议，决定控制城内及城外钟山等地的炮台，对满城进行封锁控制，然后全镇向两江总督府递交请愿书，要求解除满城武力，拆除满城。
另一边，革命党人的号外将江宁百姓的反满情绪煽动了起来，上午十点，城中百姓也派出了代表向两江总督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解除满人的武力，保卫市民安全，并要求恢复南京旧称，不再使用满人所称之江宁城，以示与满人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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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4章 南京（2）
接到第九镇官兵的请愿书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是茫然而又愤怒的，是的，他在聂缉椝的劝说下是打算倒向武汉了，但这种倒向是有前提的，就是他作为江苏地区的军政首脑，带着江苏地区的军政力量向武汉输诚，是作为一个整体势力的立场选择，也就是在江苏地面上还得是他这位两江总督说了算。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心态，也是湘系、准系、北洋这些势力集团于清未存在下去的社会潜规则。如果你把我手下的人都拉走了，我就不是什么投靠而是干脆投降了。
因此昨日张勋部队轻易的被击溃后，魏光焘惊于武汉军队的时实力，但随后就把精力放在了如何收拾残局上，一个是接收被击溃的张勋余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助力，另一个就是如何把江宁满城的满人礼送出界，从而建立起自己独占东南的地位。
魏光焘压根就没想过，第九镇会越过自己直接和武汉联系上，这实在是太不合规矩了。因此接到第九镇的请愿书时，他还向聂缉椝恼火的发泄了几句，表示自己是看错了徐绍桢这个人，等到武汉人回去之后他必要对第九镇好好整顿一番不可。
聂缉椝对这一局面也是没有料到，不过他倒是不认为武汉这事做的有些过分，凡是有志于统一天下的势力都不可能容忍地方上出现独立的军政集团，满清入关才稳定住局面不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削藩了么，清未湘系、准系这些地域军事团体的出现，实质上是中央权威衰落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惯例。
他唯一感到不快的是武汉做这事就没有事先和他通知一声，显然武汉那边对他还不是十分信任，这让他颇感沮丧。其实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他就认为大清朝真的要完蛋了，所以他禁止自己的儿子出仕，并让三儿子投资搞实业去了，这就是为满清倒台做保全家族的准备了。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出现对于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来说简直是个奇迹，在所有人都找不到中国的出路时，武汉居然硬生生地在列强压迫下走出了一条新路，虽然武汉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违背了儒家传统的道德，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就聂缉椝这样的传统士大夫都不禁希望武汉能够继续走下去。
确实，各地的士绅对于武汉所主张的劳工主义、土地革命这些理念并不认同，甚至有人感到深恶痛绝，但是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在俄国不加掩饰的要吞并满洲和外蒙古后，国家沦亡的危机感已经超过了个人的利益损失了。
毕竟满清入关已经给中国人教育了一次什么叫亡天下，而列强远比满人距离华夏文明更遥远，他们有看自己引以为傲的文明，所以他们入主中国并不会吸纳什么华夏文明，印第安人和奥斯曼帝国都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这种对自身文明面临消亡的危机面前，旧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主动的去吸取来自外部世界的新知识、新文化，并把这些东西视为拯救自身文明的良药，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了解，但还是积极的请求加入劳工党，并愿意接受劳工党对自己的改造，因为他们并不把这种改造视为侵犯自己的利益，而是把它看做了一种治疗，让华夏文明在新时代存续下去的治疗。
正是抱有着这样的想法，劳工党内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因为所有的党员都试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林信义化名的林枫在党内受到推崇的原因，外边那些人却觉得他只会嘴炮，但在党内着来林枫说的才是有别于旧传统不同的新思想，那些试图走老路的人压根在党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现在的劳工党其实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主导的先锋组织。
有的人动辄把干部决定一切挂在嘴边，但却忘记了前面还有半句，在路线确定的情况下。是路线塑造了组织，组织塑造了干部，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脱离了路线去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其实就是把干部当成了救世主，认为只要干部能力足够，组织安排下去的任务就能无往而不利了。
但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秋收起义到中央苏区的建立到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四次反围剿的损失惨重，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终导致中央苏区被放弃，难道不是同一批干部在做事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苏区，改变了教员制定的革命路线。干部只是组织意志的传达和执行者，他的个人能力只能放大或缩小组织的力量，但真正决定工作成功与否的，还在于组织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路线。
所以，片面的强调干部的个人能力的人，就和后世小老板拼命搞公司文化，试图让员工给自己努力干的人没什么区别，他们根本搞不清什么叫组织原则，只会搞裙带关系而已。
只要能够跟着组织前进，把组织的理念转为自己的工作实践指导，就是组织所需要的干部，而阶级先锋队的干部，还需要时时反省自己的阶级立场是否改变了。
对于现在的劳工党来说，也许还达不到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标准，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组织的纪律性和统一理念都已经具备了。所以劳工党内的权力支配才会比北洋这些旧军政集团高效的多，因为劳工党上下至少是认同同一理念的，而北洋上下只能靠人身依附关系，强行的把命令执行下去，虽然内心对武汉那边还有些不满，但聂缉椝认为中国未来之希望还是在武汉那边，因此他并不愿意因为这种猜忌而违背大势，所以他还是竭力地劝说魏光焘，不要在这个时候又起反复之心，那样只会让他在武汉和北洋两边都不过好。
聂缉椝在劝说的就没考虑过这事是否会引发满人的不满，就连魏光焘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得罪了满人这个团体会有什么后果，两人所担忧的无非是武汉和北洋的态度，从两人这种不自觉的考量也看的出来，就连做着满清官僚的士大夫们现在也对满清这个王朝毫无忌惮之心了。
不过魏光焘对徐绍桢的恼火很快就化为了恐惧，第九镇的请愿书在他看来不过是徐绍桢联络了一些官兵向武汉献媚，他不认为自己眼皮底下的第九镇能全部到向武汉，好歹这支军队也是他江苏供养出来的，拿了两江总督府的钱粮，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
但是十点钟江宁百姓集结于两江总督府请愿，紧接着移驻下关的长江分舰队拒绝向总督府移交江防军营地及乌龙山炮台，长江分舰队的驻地在镇江，虽然受江苏给养但还是直属于北京，魏光焘调用长江分舰队解决江防军，也是想要试探对方是否服从自己的命令。
但是现在长江分舰队拒绝了两江总督府的命令，第九镇则表达出了自己独立的意愿，这就意味着江宁城内的军事力量失控了
在搞掉了张勋的江防军后，魏光焘认为江宁城内现在是自己的总督卫队、江南缉私营、第九镇、长江分舰队对上了江宁满城，武汉军队为自己这边压阵，可谓是形势一片好。可他现在突然发觉，他手中可靠的力量其实只有总督卫队和江南缉私营，第九镇和长江分舰队变成了武汉一方的了，江宁城内最强的力量反而变成了武汉方面。
如果只是军队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在解决了满城的问题之后，他还能依赖体制瓦解第九镇和长江分舰队的异己，毕竟列强不可能允许武汉把持长江下游的航道安全，所以长江分舰队表明自己的亲武汉立场后就不可能在下游地区久驻，没有了长江分舰队的支持，第九镇在这里也就是一支孤军，只要拿捏住钱粮就能分化瓦解了。
可现在江宁城内的百姓也乱起来了，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体制的力量其实在于对于民众的控制，然后利用对民众的支配来获取各种资源，这些资源维持了体制的存在。军队其实只是体制的一部分，它是受体制供养的一部分，所以军队必然是从属于体制的，当军队不仗体制也能获得各种资源时，必定会建立一个新体制以取代旧体制。江宁百姓一旦和第九镇等军队结合在一起，也就意味着看两江总督府失去了大半的权力，如果双方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么两江总督府就立刻被架空了。
武汉兵变时，劳工党就是通过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这新体制把起义军队和武汉民众结合在了一起，然后湖广总督府就成了空架子了，这就是前车之鉴，魏光焘怎么能不了解呢？
只是了解归了解，魏光焘压根找不到破解的办法，或者说清未的官僚体制应对不了过于激烈的杜会变化，清朝是集中国封建制度之大成者，中国封建制度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所谓的息讼止争，表面上看是为了营造和谐社会，主张宽容，实际上就是对低层的高压统治，因为任何诉讼都是围绕利益产生的，底层想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统治阶级让度自己的利益，因此统治阶级反对底层民众整天上访打官司。
这种体制越到王朝未期就越是僵化，官员对底层民众任何诉求都不支持，一味压制直到爆发民变，这个时候统治阶级要么使用军队镇压民变，镇压不下去就溃烂一片。但许多官员宁可引发民变也不肯选择对民众让步，因为民变造成的麻烦是大家一起承担，为民众做主就意味看要得罪同僚和上级，对于个人来说这实在太好选择不过了。
大多数人觉得王朝未年的官员都不行，实质上这就是一个错觉，并不是这些官员没有能力，而是僵化的体制迫使官员选择了最有利自己的选择。比如倒幕派胜利之后，这些新贵武士的个人操守和能力大多不如幕府时期的官员，以至于农民都开始怀念起幕府时期的生活了，至少他们不必把女儿送去城里或海外当妓女来偿还债务。
革命就如同一种化学反应，原本稳定的几种物质在混合后出现了激烈的变化，旧的物质形态在瞬间就被毁灭了，如果有着催化剂作为稳定剂，那么新的稳定物质形态就会出现，革命党的组织就是革命催化剂和稳定剂，当群众的革命情绪被点燃的那一刻，假如没有引导就会成为一股无差别的毁灭力量，等到力量消耗始尽，群众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激情。但是在组织的引导下，群众的革命热情就会成为一种稳定的输出，随着一个个阶段目标的达成而攀向更高的目标。
满城满人试图清洗城中革命党的传闻刺激了江宁城百姓的不安情绪，对于满人的下限，南方百姓从来没有高估，从满清在南方的统治史来看，只要听到什么风吹章动，满人动起屠刀来是毫不犹豫的，比如清初的迁界禁海，中期的文学狱，直到鸦片战争时期都有英军军舰出现在海岸边，满人都会先动手屠杀汉人以防止他们倒向英人。
满清200余年的历史都说明了一件事，他们从未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而是把自己当成了中国的主人，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征服者，他们在中国制造的各种屠杀事件，就是对沦为亡国奴的中国人的不信任。所以当革命党人拿着张勋的口供号外去宣传时，江宁城内的百姓就没有怀疑这件事的，在革命党人的带头下，这些市民很快就集结起来向两江总督府请愿了。
南京城内的革命党人确实不少，因为从张之洞、刘坤一再到现在的魏光焘，都对南京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心力，只是事与愿违的是，这些人试图为大清培养了解西方的新学人才，最终受教育的大部分新学学生们反倒是投向了革命党。
武汉独立后虽然没有表现出对东南地区的攻击性，但在教育和文化上对这一地区则大量输出了新文化和新思想，再加上江浙地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同样关注于教育事业，所以南京的许多学校都成为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场所。
这些学生和年青的老师们，一早就被组织起来向军队和市民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了，这也是第九镇会有如此良好的革命基础的原因。当他们接受命令去向全城百姓去宣传满人的阴谋时，很快就从革命的宣传者变成了市民的代表，并组织起了初步的市民自治委员会，代表南京市民向两江总督请愿的，正是这个市民自治委员会，可以说，在革命党人的组织下，革命的群众行动起来的速度太过于迅速了，魏光焘为首的江宁城的官僚体系还没有反应过来，城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约束市民的革命组织了。
魏光焘为何感到恐惧，因为有组织的群众和无组织的群众就是两回事，后者只要把群众驱赶回家，几乎就能恢复社会秩序，但前者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事实也正如魏光焘所预料的，他这里还没有研究出对策，南京市民自治委员会在两江总督府外的广场上已经开完了第一次市民大会，大会决定组建东南西北中五个城区的市民自卫队，维持城区的安全和缉拿破坏分子及满人的奸细；又推举出37人作为人民委员，为市民自队的组织领导、后勤供应、武器装备、资金来源分别承担起责任；又决议派出代表前往城内各门、各军事单位、各炮台请求支持；又决议派出代表前往下关各领事馆通知满人的阴谋和南京市民的决议，以避免各国做出误判。
南京市民自治委员会这一系列决议，实质上已经取代两江总督府做出了决定，对于魏光焘来说，局势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此的如何解决江宁满城的问题，反而变得次要了。
至于江宁满城内的满人，他们的信息比魏光焘还不如，在接到了第九镇和所的南京市民自治委员会的通牒后，满城内的满人自然是不甘就这么放下武器让汉人军队入驻的，此时他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不知怎么江宁就乱起来了，但是对于江宁将军和张勋密谋洗城一事，大家却是半信半疑，只是怀张勋办事不机密，倒是没怎么怀疑有没有这样的密谋。
至于江宁将军诚勋，虽然他极力辩解自己从来没有给张勋下达过这样的密令，并亲自写信给魏光焘解释，但他也一样不敢下令城内满人交出武器，毕竟面对汉人的群情汹涌，靠着满城自保还有几分安全感，交出武器可就是听天由命了。
只是满人高度戒备进一步刺激了南京市民的不安，原先的保卫南京的口号也变成了清理南京城内满人势力，对那些不肯表态支持南京市民自治委员会的官员或群体，已经组织起来的市民自卫队开始变得不耐烦，试图以暴力来解决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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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5章 南京（3）
作为《泰士报》驻上海记者的濮兰德，他还有一个本职工作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书，当然和这一本职工作相能比，《泰唔士报》驻中国记者的身份力能在本国带给他荣誉和政治前途，这就是莫理循在英国闻名的成功之路。
只是濮兰德并没有莫理循那种冒险精神，这位不会中文的澳大利亚敢于徒步穿行整个中国，而他却只愿意待在北京、上海这种舒适的租界内，过着远离中国人的生活，虽然作为赫德的秘书，他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了解颇深，还有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但濮兰德在中国期间确实没有给英国国内的民众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机会。
而在政治上，坚定的反德主义者濮兰德也缺少变通，他认为遏制德国需要俄国的力量，因此不应该对俄国在远东的举动过于批评，但作为澳大利亚人的莫理循显然更关注亚洲的力量均衡，他不希望除了英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亚洲获得支配这一地区的权力，因此对于俄国的扩张提出了遏制的主张。
莫理循联合日本遏制俄国在远东扩张的主张显然更符合伦敦的想法，因此资历较浅的他反而一跃成为了濮兰德在泰唔士报的上司。莫理循之灵活立场在于，当俄国在远东遭到重大失利后，他又开始在报纸上批评起了日本军队在满洲的不当举动，为战后疏远英日关系打好了舆论基础。作为世界头号列强，大英帝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均衡各方，拉拢较弱的一方牵制较强的一方，使自己永远站在仲裁者的位置，而不被国际对立所牵连。此前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表现出了打破东亚均衡局面的实力，英国自然就该支持日本和中国，但是随着俄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日本陡然又成为了打破东亚力量均衡的破坏者，英国当然应当适当的远离其。
如果不是欧洲正处于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那么莫理循对东亚外交的主张也许会再一次获得伦敦的认可，但是欧洲的局势使得伦敦不敢去刺激日本，现在的大英帝国需要一个和平的东亚，因此莫理循的主张才没能得到伦敦官方的认可。
但是，伦敦对于莫理循的意见却越来越重视了，以至于濮兰德发觉，自己作为一个纯正的英国人，在伦敦那里居然还不如一个澳大利亚人更受信赖。
此外，伦敦对于他的工作的不满也变得严厉起来的，因为伦敦认为濮兰德提交的关于中国的情报或报道，压根就不能反应中国真实的一面，他似乎是坐在书房内靠看想象完成的这些对中国的调查和报道。
伦敦的批评其实倒到也没错，作为棘德过去的秘书，濮兰德和海关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因此他对于中的调查和报道几乎都来自于海关提供的数据，这在过去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足够了，毕竟在英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要比中国的朝廷更加的了解中国，因为交易数据不会欺骗人，而中国的官员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
但是随看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出现，他向伦敦提交的报道和实际的中国情况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值，这令伦敦在中国问题上数次出现了误判，也让德国人在中国中部地区的发展超出了伦敦可以容忍的限度，于是就有了伦敦对其工作不满的训诚。
为了不被《泰唔士报》解职，濮兰德拼命想要弄一篇高质量的报道以挽回伦敦对自己的坏印象，江宁爆发的兵变，终于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得到江宁领事馆发来的电报后立刻坐上了夜班火车在早上赶到了江宁，准备亲自近距离的观察这场兵变。
上海到江宁的铁路线，早在同治二年各国就想修了，但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满清政府才松口，不过刘坤一对这条铁路并不积极，所以直到03年力在盛宣怀的斡旋下签订了铁路修建合同，不过武汉爆发兵变后为了获得列强的支持，魏光焘加强了对铁路修建的关心，于是在1907年4月整条铁路建成，6月正式通车，全程需8小时，此前则需要3天。
濮兰德虽然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江宁，但下车时一度还是满怀焦虑的，他担心这场兵变会走向无序的暴力，最终变成又一场排外的民众暴动，这种事在东方并不少见，他可不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莫理循，因此对于这种不可预测的暴力事件还是有所畏惧的。
对于生活在英伦三岛的英国人来说，澳大利亚人其实和野蛮人差不多，毕竟这群罪犯的后代可是战胜了当地的士著、各类毒物才在荒凉的澳大利亚生存下来的。所以对于莫理循离开文明的世界走入野蛮人的生活当中去，英国民众才会觉得是一种壮举，而濮兰德却始终学不会这点。
不过当濮兰德跟着领事馆的朋友走出了江宁火车站后，他不安的心终于平和了许多，江宁城内的街道上确实多了不少情绪激动的高喊口号的中国人，但是这些中国人身上并没有什么暴虐的气息，而街头也看不到户体和打斗的场面，唯一让他感到有些暴力的，是一群中国人拦在街道上强行剪掉路人的辫子。
虽然拉着他和朋友的两辆人力车从这些中国人身边经过时还是会遭到注目，其中不乏存有不善的眼神， 但终究还是没人过来拦住他们，而到了领事馆所在的下关地区，这里的秩序就更加良好了，除了各领事馆派出了卫队设置了防线外，中国长江舰队也派出了一支水兵在下关地区设立了岗哨，维持起了这里的秩序。
到了下关的英国领事馆后，濮兰德也终于找到了人了解这次江宁兵变的大致情况，似乎是江宁将军和江南提督两位支持满人朝廷的官员出于对革命的忌惮，打算对江宁城内的革命分子进行一场大搜捕，结果激怒了本城的市民和倾向于民众的军队，于是总督大人逮捕了江南提督，接着这位提督手下的部队又掀起了叛乱结果被击败了，现在市民和倾向民众的军队正在要求总督逮捕江宁将军并解除满人的武装，
听完了这位被领事馆邀请来的中国长江舰队的军官讲述的事情经过，濮兰德不免有些的问道：“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似乎就不是一场兵变，而是总督大人平息了一场叛乱不是吗？”
对于濮兰德的疑问，这位中国海军军官似乎有些难以回管，过了好半关才模棱两可的说道：“如果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您说的就是对的。不过市民和试图保护市民的军队并不认可总督大人的处置方式他们打算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所以总督大人就没法控制局面了。不过市民自治委员会和支持民众的军队都已经向各领事馆保证过，只要各国不干涉这件事，那么他们会尽量和总督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濮兰德最终没有满足于坐在领事馆内采访几位邀请来的朋友，他于是在下午2点多找人陪看自己走进了城内，试图亲自去瞧瞧中国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和上午相比，下午的江宁城内显得更加有秩序了，濮兰德发现街道两边的商铺都打开了紧闭的大门做起了生意，且这些商铺口都挂起了红旗，看这样子似乎都是临的裁剪出来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建立立后，就把红旗当成了自己的标志，以至于现在红旗在中国都成为革命的象征了，显然江宁城的民众认为区是一场革命，才会把这么多红旗挂在自家门口。
不仅仅街道上挂满了红旗，喊看口号从街道上走过的人或士兵，要么举看一面红旗，要么就是在脖子上绑着看一条红色的三角巾，街头还有学生模样的人对着行人在演讲，濮兰德停下听了听，大致是在批判满人入关以来对汉人犯下的罪恶，要求大家不要忘记自己是汉人的言论。路人也大多停下围着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公然的挑战政府的权威，这在过去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这个国家对朝廷进行任何批评都是一种罪行，即便是躲在租界中的记者也不敢肆无忌惮的攻击朝廷。
随着濮兰德越来越接近位于市中心的两江总督府，这里的街道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似乎整个江宁城内的民众都集中到了这里，在两江总督府前的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这处广场原本是用来集结军队给总誉检阅的，但是现在则变成了一处大型的集会场所，可怜的总督府的卫兵被上万民众挤在了总督府的门口,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广场上还有数个临的搭建起来的高台，不停的有人上台发表演讲，濮兰德凑近其中之一倾听了一会发觉这里和街道上的学生演讲又有所不同，这些上台演讲的人虽然也有批判满人朝廷对汉人的迫害行径的但是许多人更多是在表送自己的不满，比如商人对税更强征及收取贿赂的不满，工人对自己工作时间过长且工资微薄的抱怨，官办工厂工人对官员把自己当成奴仆使唤的愤怒，甚至还有士兵对军官的不满，这些个人的抱怨和不满虽然显得零碎，和当前宏大的民众运动有些匹配不上，但更为贴近了民众的生活，反倒是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也因此这些高台周边的民众情绪要比那些听学生演讲的行人更加的激动和兴奋，因为他们真正的参与到了这场运动中去。
濮兰德在这样的近距离和中国民众的接触下突然发觉，中国人的情绪是如此的变化多端，完全没有了脑海中那种麻木、胆怯和害羞的固定形象。在这里，这些中国人同样会为他人的苦难流下眼泪，并表达出对不公正行为的愤怒，他们对于正义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呼喊以示支持，假如让濮兰德来形容这些中国人，那么他觉得这些中国人就像是热血沸腾的法国人
英国人也好，德国人也好，都不会有这样炙热的时刻，前者天性凉薄，而后者则剔除了自己的感性，欧洲人都知道，理性的法国人最好对付，而当法兰西为一种激情所掌控时，就是欧洲的灾难了。
陪同濮兰德前来的朋友看着周边的中国人，不由向他说道：“看着这场面，倒是有些像是欧洲过谢肉节的样子了，你觉得呢？“
濮兰德瞧了瞧广场上的中国人，转过头来对着这位朋友说道：“是的，这是一场民族的欢庆，为庆贺一个古老民族的复苏而狂欢。今后的东亚恐怕不会安宁了…."
当英国人站在总督府门外近距离的观察这场民众的革命的时，总督府内也正展开看一场唇枪舌剑。魏光焘终究还是忍耐不了自己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因此把秦毓鎏、徐绍桢请到了自己的会客厅来，向他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我们原本可以安静的把事情处理好，但是现在你们在外面搞风搞雨，把整个江宁城的百姓都煽动了起来，这是想要做什么？那个什么市民自卫队甚至要冲击稽私营的驻地，这是想要做什么
魏光焘年事已高，其实平日里已经不怎么处理具体事务了，这些事情他都会交给师爷或心腹去办，因此很少对着人这么长篇大论了，以至于一旁坐着的聂缉椝看着面红耳赤的魏光焘都感忧心，担心他会过于激动而导致中风。
徐绍桢有些坐卧不安，作为魏光焘的下属，他对于这位上司还是存有敬畏之心的。虽然他在部下的劝说下倾向了革命的一方，但这种倾向其实也是出于一种现实的选择，作为被朝廷指派出洋考察西方军事的一名官僚精英，出国后他就意识到变法之后的日本已经不是暮气沉沉的大清能够对抗的了，要想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大清以小族临大国的民族矛盾，否则就是白学。
这种想法可不是徐绍桢个人的意见，事实上只要真心想要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道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就会醒悟大清这种搞民族矛盾的旧体制是承担不起近代的义务兵役制的。所以出去学习军事的满人回来没有用武之地，学了军事的汉人知识分子想要学有所用就得先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徐绍若是不想被部下们架空，就只能表现出对民族主义的宽容。
当然徐绍桢也只是对满清体制存在着不满，对于赏识自己的上司他还是做不到翻脸无情的，因此在魏光焘的责难下，他顿时就心虚了起来，觉得自己确实有对不住这位老大人的意思。
不过秦毓鎏的革命意志就要比徐绍桢坚定多了，面对这个局势他也就干脆昂首对魏光焘挑明道：“老大人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难道不正是因为满人一贯对汉人百姓的欺压，百姓不堪忍受才起来抗争的吗？
百姓起来抗争正是民权得以伸张的表现，这也是老大人指责江宁将军和张勋部结密谋毒百姓的大义所在。现在江宁的满城都还没有投呢？老大人何以又想要压制百姓之心声了？如此朝三暮四，岂不令人心寒？
市民自卫队冲击稽私营一事，这件事我倒是清楚的，市民自卫队在街上巡逻抓拿打劫的匪类，结果稽私营却出面袒护这些匪类，据说有些匪类正是稽私营官兵所伪装，他们打算趁着兵乱在城中劫掠一番，这还是官兵吗？
我先不提??私营之军纪，今日早上南京市民已经召开大会，决定同满人全面决裂，不再服从满人之统治。第九镇、长江舰队、城中内外驻军，除了总督府卫队和稽私营外，都已经决议服从市民大会之决议并宣布剪去辫子，废除满人监督，成立士兵委员会，派出代表参加市民大会，讨论接下去该如何解除江宁满城之武装，并如何善后等事务。稽私营军纪败坏不说，对于市民大会的决议也无遵从之意，市民自卫队当然要解除其武装，以防止他们背叛市民，在城中当满人之眼线。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之事。“
魏光听了更是生气，他手是追问道：“我总督府内的卫队也没有接受市民大会之决议，你是不是也要解除他们的武装？你们是不是打算连我也一并革了去？”
秦毓鎏沉默了片刻后，也冷冷说道：“总督大人何必曲解我的意思。我刚刚都说了，这是市民大会的决议，不是我的决定。若是总督大人觉得可以压制民众的不满，那么大可派出卫队驱散外面的市民，我自然也无话可说"
见双方有说僵的势头，聂缉椝不得不出声打圆场道：“大家现在都是坐一条船的，何必如此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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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6章 南京（4）
距离两江总督府前不远处的酒楼二楼，此地可以总督府前广场上的动静，因此被第九镇给征用了。徐绍桢对魏光焘还有几分人情，但是以赵声为首的第九镇内的革命党人对大清官员却没多少好感，
虽然军中上下对徐绍颇为敬重，可第九镇内真正有力的却是围绕赵声缔结起来的革命党人团体，随看昨日第九镇正式打出了革命旗帜之后，十七、十八两协统领立刻就选择了挂冠离去，因为他们都是总督委任的关系户，在军中并无多少根基。
如果第九镇只是服从总督和张勋部开战，那么自然还能在总督的支持下继续对第九镇加以控制，但是徐绍桢打开城门迎武汉军队入城，并表示要支持南京市民大会的决议后，这两位统领就知道留下来没什么意思，反而有可能被军中的革命党人找借口清算掉了，毕竟他们挡了革命党人的路，因此就自觉的脱离了军队。
随看这些总督安插在第九镇的人事离去，第九镇也就真正落在了革命党人的手中，赵声一跃成为徐绍桢以下第二号人物，当徐绍桢进入总督府议事时，赵声也就成为了主持第九镇的主事者。他待在这座酒楼的二楼观察总督府前的情况，就是预防不测。
赵声几人在二楼观察了半天，他身边的李竟成、林述庆等第九镇军官都不由发出了对主持广场市民集会之人的钦佩之声。
和赵声一起长大的李竟成就直言不违地评价道：“广场上集会的上万市民已经从无序变成了有序，各处高台看似一处处宣讲台，可其实也是一处处指挥所，现在即便总督府动用卫队进行强行疏散，也未必行得通了，市民之组织已成。”
作为赵声的好友林述庆也点头附和道：“一天之内就能把无组织的民众组织到这种程度，武汉果然是人济济，这样的人物在军中也必然是大将之才。而此人我们居然都没听说，可见在武汉还算不上顶尖的人才，这样一看，武汉那些有名的人物，岂不更加难以测度？我看这天下最终还是要归武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