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赵声也没有多想，他虽然是同盟会成员，但是他对于同盟会和劳工党的政治理念之争其实并不怎么关心，他觉得革命首重做事，空谈理论对革命是没有帮助的，这也是他身为官宦家庭出身，最终却跑来从军的原因。
大多数同盟会的成员一都喜欢教和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很少愿意冲到第一线去搞革命工作的，这也是同盟会喜欢拉拢会党的原因，因为会党有着自己的组织，只要给钱给枪就能起事，不需要做太多的组织工作。
因此看到眼前南京市民被带动起来的革命情绪，赵声只觉得开心不已，压根没去考虑这样做是否会让武汉方面在南京扎下根来，要知道这场革命原本是为东南的革命党人争取一块地盘的，而不是让武汉把势力扩张到东南来。
看到赵声这么兴奋，林述庆也不好说什么了，他是加入第九镇后才被赵声影响加入革命的，因此不免心思要复杂一些。在他看来武汉过手于强大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同盟会这边是不会甘心对武汉低头做小的，毕竟论起革命资历，田均一、秦力山、蔡锷等人可真不及孙文等革命前辈。
劳工党在武汉获得成功其实并不被一些革命党人所乐见，因为一开始劳工党走的是同张之洞合作的道路，之后借助武汉军队对满人官僚夺权的不满发动了兵变，然后清洗了军中的守旧派和革命党人，转而依靠了劳工阶级坐稳了位置。
纵观劳工党发家的过程，按照某些革命前辈的说法，就是充满了背信弃义，把利用两字用到了极致而他们之所以革命不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不屑做这样的小人行径。
不过在林述庆看来，这种言论充满了酸臭的味道，大家都提着脑袋闹革命了，结果这些人还要保住自己的个人节操，似乎他们在满人官僚面前的道德感比革命同志的头颅还重要的多。更何况这些把道德挂在嘴边的革命前辈，在同盟会内部的争权夺利，可看不到丝毫的道德水准。
比如他们这边刚刚击败了张勋所部，把整个南京城的百姓鼓动到了革命的立场，这边同盟会内部就出现了问题。革命党人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统称，比如第九镇内的革命党人不仅包括同盟会，也包括劳工党，甚至还有一些倾向于革命的进步主义者
而同盟会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可是其内部却也是派系众多，因为一开始同盟会就不是按照革命理结合在一起的，而是在日本人的干涉下，国内各革命小党为了推翻满清统一行动而结成的联盟。
同盟会建立后，一些没什么理念和组织的小党倒是很快对同盟会形成了归属感，但一些有组织的政党则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同盟会的决议对他们其实没啥约束力。
当然，也有兴中会这样资历深厚的革命党，则试图把同盟会变成兴中会的扩大组织，建立起一个类似于劳工党一样的严密政党，这就使得同盟会内部出现了统一化和反统一化的争斗。
第九镇实际上受光复会的影响更多一些，但是在上海的同盟会总部则认为第九镇的革命党应该听从自已的指挥，问题在于革命爆发之前上海的同盟会总部判断在江苏闹革命机会太小，因此一直筹备在广东的革命，现在上海的同盟会总部想要夺取南京的胜利果实，这属于下山摘桃子，自然为光复会中人所不喜。
同盟会组建之后，其实深受兴中会的影响，因为国内各革命党派，除了劳工党之外，革命理论最为完整的还是孙文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在三方论战中（保皇党、劳工党、同盟会）三民主义进行了补完，因此许多人把孙文的三民主义当成了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一时孙文所领导的广东派在同盟会中奠定了政治领导的理论基础。
光复会虽然在江浙地区势力不小，但是光复会的革命主张其实更接近于保皇党的内容，只不过他们要求重建汉家法统，以华夷之辩来作为满清之后中国的再建工作，虽然吸纳了一些欧洲的民族主义，但并没有在建立民族国家之后发展生产力和如何分配社会财富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光复会的革命在满清政权垮台后就失去了前进方向。
于是光复会在同盟会内部和孙文领导的广东派的思想辩论完全落入了下风，也因此光复会虽然在江浙一带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可是同盟会的领导权最终还是不免落入了孙文等广东革命党人的手中。凡是受光复会影响加入革命的，很自然的就会转向劳工主义或三民主义，因为光复会提不出后面的革命方向。
劳工党在同盟会之外，也不需要光复会的支持，但是孙文等广东革命党人在同盟会之内，他们和光复会有着直接的权力冲突，所以双方的关系自然就闹的很僵。正因为双方的矛盾重重，因此孙文等人才会认为江浙一带不适合发动革命起义，要把革命的重点放在广东或福建等地区，以远离光复会的影响力。
只是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受到客观规律约束的，相比起列强在广东珠江流域的扩张，列强其实更注重在长江流域上的经营，因为长江不仅提供了廉价的水路运输，深入中国内陆的长江流域至少影响了近2亿人的生活，这就意味看列强在长江流域的掠夺力度比广东要大的多。
即便没有武汉工农兵委委员会的出现，原本的历史中，长江中上游地区也是最宣布脱离满清统治的，孙文等革命党人试图以个人的意愿扭转革命之火的爆发区域，这显然是螳臂当车。可在南京爆发的革命接近成功时，他们又试图接手革命成果，怎么能让光复会的同志服气呢？更何况现在孙文等人还在广州，压根赶不回来接收革命成果。
想到同盟会内部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林述庆也失去了提醒赵声的念头，与其为同盟会争夺这场革命的主导权，到还不如静观其变，看着看武汉这些人将把革命推向何处去，也许对大家更好一些。
在酒楼上的第九镇军官们观察市民活动的时候，一名信使给赵声送来了邀请，请他代表第九镇参加接下来的南京各界代表会议，就下一步行动做出讨论。赵声收到邀请后便让李竟成、林述庆代表自己坐镇此处，自己则带着几位军官前往广场的西侧去参加会议了。
所谓的南京各界代表会议，其实就是此时领导革命的学界、教育界和军队、工人等团体代表的闭门会议。市民大会虽然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几乎所有南京城内的汉人都加入了进来，但也正因为其广泛的代表性，注定了这个大会很难达成统一的共识。
堂本敬一当然不会在市民大会里去和那些民众代表扯皮，在民众的围观下，代表们很容易受到场外的干扰达成一致。所以，革命需要一个更加高效的决策机关，而市民大会则将承担起把这个机关的决策传达给民众的职能。
这个决策机关虽然会缩小范围人群，但却必须要把主要的革命力量囊括进去，否则市民大会就很难接受少数人做出的决策。而学界、教育界、军队、工人，这四个主要的革命支柱力量加入到决策会议后，市民大会就很难再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了，因为其他团体现在并没有真正的组织起来，更谈不上什么联合。
堂本敬一牢牢记住了林信义对他的告诫，引导群众参加运动时，一定不要给群众太多的冷静时间，因为当群众一旦冷静下来，他们就会思考太多和革命无关的东西，然后便会耗尽热情而远离革命。所以，当群众充满激情的时候，哪怕是成建制的军队都挡不住他们前进，但是当群众冷静下来，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员就能驱散数百上千人。
因此，从一开始堂本就没指望两江总督府给革命提供什么帮助，也没在意南京城内的革命党人的想法，他就是按部就班的煽动群众对于满清的不满情绪，然后引导群众走向一个个目标，最终建立起一个得到群众拥护的革命组织。
于是来参加这场闭门会议的代表们很快就被堂本敬一的发言给震到了，堂本在会议开始后就走到代表的面前直接了当时说道：“上午南京市民已经成立自治会议，决议要脱离满清之统治。现在已经快要到下午五点了，可是两江总督府内依旧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我认为我们不应当继续等待下去，继续等待只会凉了群众的热情。
其次，既然南京市民已经宣布脱离满清统治，那么两江总督假如不支持市民大会的决议，那么我们只有否定其所下达的任何命令，因为南京不能接受满清政府任命的两江总督的命令，否则谈什么脱离满清统治？
可如果两江总督选择支持市民大会的决议，同意南京脱离满清统治，那么两江总督也就失去了其权力来源，他需要得到人民的授权，才能行使其行政权力。
理论上，现在一切权力都归市民大会所有，但是市民关会代表的成分复杂，并且没有执政的经验，也缺立对接的执行部门，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权力核心来执行市民大会的决议，或者把这些决议变为实际的政策、命令，好付诸实施。
这就是邀请大家来开会的目的，我们需要成立一个权力核心来取代两江总督府，因为这场革命是人民所推动的，自然就应当捍卫人民的利益。比如，今天各市民代表在广场上提出的各项满清陋规，革命之后当然要一并废除，否则何以言革命？但两江总督府和旧官僚们会接受吗？我认为不会，因为这些陋规正是他们在受益，他们要是肯割肉疗创，群众又怎么会起来支持革命呢
其实来开会的代表们有不少是知道，这场革命是受到了两江总督的支持的，当然，这种支持在张勋部队被击溃，长江舰队投向武汉后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虽然满人还不肯开城投降，但是在南京内外的制高点被第九镇控制之后，满城就是活生生的靶子，毫无翻盘之力。
那么接下来南京城该由谁说了算，就有些耐人寻味了。第九镇加上长江舰队和武汉军队，现在是对两江总督府形成了力量压制，但是武汉军队终究要撤离的，因为列强压根不能接受武汉占领南京这一要点，这意味看接下来武汉必然要把长江下游也列为外国军舰禁止区了。
武汉的舰队和军队一撤，第九镇对上两江总督手中的力量就没那么大的优势了，特别是南京之外的江浙地区还是认两江总督这块牌子的，再加上列强也必然会支持稳定社会秩序的两江总督府，因此这些革命党人很难升起推翻和两江总督达成的协议。
但是，由武汉代表说出这样的话就不同了，这意味看接下来武汉会支持他们压制两江总督及江浙的守旧势力，这就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在起初的震惊之后，赵声很快就出声支持了堂本敬一的主张，有着军方代表的支持，其他代表自然也没什么异议，
不对于堂本敬一来说，这还不是开这场会议的全部，在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核心以取代两江总誉府后，他又立刻提出，“当前革命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对于军队的掌握。要保证新的权力核心不垮台，那么就必须掌握南京城内外的各支军队，使之成为完全的革命军队.“
堂本敬一主张，应当把市民自卫队、第九镇、稽私营和投降的江防军进行合并重整，成立江苏工农红军第一师和第二师，废除一切旧清武装力量，成立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江苏境内的各武装力量。这样的整编实质上也等于是打破了第九镇这个独立的武装力量，新的红军将会变成军事委员会下辖的新武装力量而不是第九镇的扩大化。
赵声只是犹豫了数秒就点头同意了，他觉得这样对革命更加有利，因此不应当拒绝。更何况他之前已经支持成立新的权力核心，假如现在反对建立军事委员会，那么就等于是在说空话了。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后，堂本敬一顿时就安心了下来，这下就算徐绍桢从总督府内出来，也难以挽回这个定案了。南京的革命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要看各方的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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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7章
当南京市民自治大会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通电全国控诉了满人试图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的阴谋，并宣布南京脱离满清独立。
其他各方势力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武汉这边却立刻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田均一代表劳工党在大会上对南京满人和张勋部的密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表示道：“满人自所谓的七大恨起兵以来，就对东北、蒙古的少数民族及关内外的汉民族，对西南、南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中国历代以来对华夏文明毫无贡献者唯满清一朝，比之蒙元更为落后封闭。
正因为满清的民族屠杀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才在这两百余年里错过了世界科技的爆发期，这是过去中国从未有过的历史。请大家记住，过去历史上的青铜文明、铁器文明、火药文明，我国从未缺席，只有在近代爆发的蒸汽机革命中我们缺席了，而整个19世纪欧洲人通过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比过去数千年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
而满人入主中国之后除了屠杀各民族人民，盘剥各民族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以供自己享受之外，什么时候提升过社会生产力了？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准反而不及明末，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远不及明朝。
连出使满清的英国使臣都在日记里这样记录：路边的农舍大多肮脏、破烂…许多人只有身上一套破烂不堪的衣服…使团丢弃的死猪死鸡，很快就被中国人捡走，拿盐腌起来，准备等过年时吃…
听听吧，这就是英国人对所谓乾隆盛世的评价，一个人民成为乞丐，满人锦衣玉食的盛世。那些吹嘘康乾盛世的无耻文人和娼妓有什么区别，不，他们比娼妓更无耻，至少娼妓还有廉耻，而这些文人没有。
我劳工党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让劳动者享有尊严的时代，但是很显然，只要在满清的统治下，这个时代就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满人总是不自觉的把自己当成了人上人，他们已经习惯了掠夺他人财富享受的日子，他们和各民族的败类勾结在一起，无时无刻的想要继续奴役各民族的人民。
为了让劳动者享有自己劳动的成果，为了让各民族人民，包括满族的人民从满清王朝及地主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劳工党正式提议，由各民族、各省民众派出代表，讨论结束满清统治，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各民族人民和劳动者的人民共和国。”
武汉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虽然是被临时召集来开会的，对于南京爆发的事件一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对此感到愤怒而已。但是这几年里，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已经换了几茬，那些对朝廷抱有好感或畏惧心理的代表几乎都被驱逐出大会了，现在的大会代表，其中工人占了40%，军人占了12%，农民25%，小商贩、店员占7%，干部占3%，知识分子占8%，有产者占5%。
在多次的思想教育和舆论宣传下，武汉民众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清朝是一个过去时代的认知，结束封建王朝进入到共和时代，这是一种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这也是武汉教育界写入学校教材的政治概念。
因此，田均一的发言虽然有些突然，但代表们其实并没有感到太过突然，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啊，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么。我们也终于可以走向现代文明，和愚昧的时代宣告再见了。”
于是，在田均一发表完演讲之后发起的终结满清统治的投票案上，得到了全票通过的最好结果。当这一消息以号外传递给整个武汉市民后，街头充满了互相恭贺和庆祝的声音，许多酒店都挤满了人群，有些人甚至把小店内的酒买下主动分发给街上的行人，以示庆贺。
在武汉的某位日本人描述了这天下午武汉市民为终结满清统治投票案通过庆贺的景象，“这令我想起了近20年前，帝国宪法案获得通过后，东京市民为之庆贺的场景，大家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庆贺，酒店内的清酒如同不要钱一样被散发给路人，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的路人，也会喝上一杯，恭祝日本从此变成了文明国家的一员。”
英法下场调停远东战争，收益最大的其实是北洋。袁世凯听从亲英美的留学派精英的建议，主动参加了美国人主持的和平会议，结果却被日本和俄国狠狠的羞辱了一番，而所谓主持公道的美国政府，压根就没理睬中国作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和胜利者的身份，只是把能否达成和平作为了这场会议的最高目标。
事实上美国政府之所以出面主持这场和平会议，一方面是向英法示好，不让俄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太多，以免俄国政府彻底垮台，最终在欧洲对立中选择中立；另一方面自然是为了压制日本的野心，并把手伸入东亚事务，这也是美国表示自己是太平洋国家的一个身份昭告。
唐绍仪等留学派精英只看到了美国、英国不会纵容日本在击败俄国之后独占东北亚的立场，但是并没有对欧洲两大阵营的对抗有过多的联想，因此他们天真的认为日本惹不起英法美俄等欧洲列强，所以会在和平谈判中做出让步。
这种片面的对欧洲列强力量的崇拜，使得袁世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后才发觉自己踩进了一个大坑，欧美列强也许对日本和俄国还有几分忌惮，但是对于远离欧洲又没有海上力量的中国，他们打压起来是毫不手软的。
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付武汉也是先采用了强硬手段施压，只不过武汉每一次都采取了强硬姿态对抗，最终迫使英法不得不做出退让。可是北洋可没有这样的底气和英美列强搞对抗，因为北洋就没有一个如武汉这样的工业基地，只要列强封锁了渤海，北洋很快就会撑不住。
所以袁世凯很快就发现，派人参加和平会议简直就是最大的失策，在和平会议内中方没有任何主张的权利，但是中方却有着接受和平协议的责任，他还不敢下令退出和平会议，这会引发英美法俄日等国对他个人的不满，而不退出和平会议又令他受到了国内舆论的激烈批评。
但是在武汉这一通乱拳下，英法不得不亲自下场调停，这下在美国举行的和平会议对中国的约束力几乎等于无，他身上的负担就消失了。为了确保武汉不搅局，英法不得不表态支持北洋主导的国务会议，并施压日本交出了南满地区的不少权力，还迫使彼得堡下令，旅顺口的俄国军民向中日共同投降，原本日俄达成的协议，关东州是移交给日本的。
由于国务会议派人接收了旅顺口，并再一次获得英法保证，满洲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国内舆论对于袁世凯和北洋的批评终于缓和了下来，亲英美的精英也在舆论上造势，认为应该尽快达成和平，免得夜长梦多。
国内舆论此前之所以一致批评袁世凯和北洋，并不是说他们对武汉和赤塔共和国的联合声明有多支持，而是列强丝毫不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及战胜国身份，似乎把中国当成了无自主能力的殖民地国家，这才激起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反帝宣传。
但是当列强愿意给中国一点甜头之后，国内舆论就开始分化了，一部分精英阶层认为应当见好就收，因为中国确实不如外国，现在既然列强肯做出让步，那么就不应当过分刺激列强，闹的人家真的拉下脸来，这点甜头都不给，岂不是得不偿失。
还有一些精英本身更反对武汉针对有产者的劳工主义，在他们看来赤塔共和国同样是一群叛乱分子，武汉和赤塔共和国都是应当被消灭的过激分子，他们达成的联合声明不过是一派谎言，这种联合是为了消灭中俄的有产者，而不是为了创造幸福生活。只不过此前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们不好跳出来唱反调，现在英法表示出了友好姿态，他们就立刻跳出来为和平摇旗呐喊了。
而对于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去掉那些一辈子都没走出居住地30里的农民，有能力关心国家政治的民众大多为城市居民或乡下的有产者，因此中国社会的舆论，主要还是城市居民和乡绅地主的立场。
除了像武汉这样的工业城市外，其他城市的民众几乎都是支持和平高于正义的，因为除了武汉这种工业城市能够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外，其他城市只会因为战争而变得萧条起来，民众当然希望赢得和平，恢复战前的社会繁荣。
当民族主义情绪消失后，现实主义决定了社会舆论再次转向了主张和平的北洋团体。特别是北方关外的民众，希望通过和平协议尽快的把那些外国军队送走，这些军队一日不离开，他们就一天都别想过什么安生日子。
于是，袁世凯愕然发现，原本报纸上动辄臭骂他一通的文章突然就少去了，称赞他的文章慢慢多起来，这可不是他拿钱收买的记者的报道，而是人家主动写文章称赞的他。这大约是袁世凯就任国务会议主席以来，过的最舒心的几日。
原本袁世凯以为，民众终于理智了起来，知道他才是真正的老成持国之人，武汉那帮人虽然有才能，但是做事太过激进，虽然有好心，但未必能办好事。
袁世凯把精力放在远东和平上，试图尽可能收回满洲的各项权利，以增加自己在舆论中的风评，结果南京发来的这封电报就像是在他后脑打了一棍，打破了他自以为稳定的大局，让他看到电报后忍不住暴了一句粗话。
虽然亲信们对这件事半信半疑，但袁世凯倒是一语点破道：“诚勋没这么大的胆子，张定武虽然顽固可并不傻，魏光焘这是栽赃嫁祸，借机清除异己呢。”
魏光焘为什么要清除异己？这显然是张勋的问题，毕竟袁世凯身边的亲信们都知道，张勋去往南方本就有扩大北洋势力之意，显然魏光焘是忍耐不下去了。
不过知道归知道，北洋团体也不能容忍魏光焘这么给张勋身上泼脏水，要是大家都这么干，今后北洋岂不只能呆在自己的地盘活动了，下面一个个都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武汉他们是惹不起，但不至于连已经衰弱无力的湘系也要容忍退让。
因此袁世凯很快就召集了北洋内部会议，大有向南京兴师问罪之意。而北洋诸将也颇为支持袁世凯，毕竟东南乃是财赋之地，不把东南掌握在手里，北洋压根养不起一支能够和武汉对抗的大军。
张勋能够被南下担任江南提督，在这些北洋将领眼中是真正的美差，比陕甘总督的位置香多了。在朝廷权威尚在时，陕甘总督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当然不是江南提督可以相比的，但是现在可是王朝末年，地盘要比位置重要的多，和贫瘠的陕西、甘肃相比，江浙这种富庶的地区才真正有割据一方的资格。
只不过张勋的资格够老，大家没法和他争，现在张勋既然完蛋了，魏光焘又和北洋、朝廷翻了脸，大家觉得北洋也就有了出兵的借口，于是一个个自告奋勇的要带兵南下平息江宁城的骚乱。毕竟连武汉都没有宣称要脱离满清统治，一个小小的南京城却打起了独立的旗帜，主持国务的北洋当然有权力平乱。
会议上陆建章主张道：“我若出兵就该早下决定，一旦让武汉借机东出，我们可快不过顺江而下的武汉军队。”
陆建章的建议深得北洋诸将之认同，但为了谁带军南下一事，众人表面上的团结还是破裂了。除了远在盛京的冯国璋，在京城的各北洋主要将领都参加了对这一职位的争夺，毕竟现在的北洋，手中没有实力放屁都不响，而这个实力就看手上有多少兵和多少枪炮，待在袁世凯身边也就混个眼熟而已。
只是这边北洋诸将还没有争出一个结果，赵秉钧拿着一封电报走进了大厅送给了袁世凯，看过了电报的袁世凯脸色大坏，匆匆中断了会议转身离去了。虽然袁世凯带走了赵秉钧，但却没有带走电报，于是坐在一旁的段祺瑞便顺手拿过桌上的电报看了起来。
其他将领纷纷出声询问电报里写了什么，看完电报的段祺瑞抬头扫视了同僚一眼，神情有些复杂的说道：“武汉通电支持南京市民脱离满清统治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讨论终结满清统治和组建共和国一案…”
第538章
秦力山面对面前气的失去仪态的袁世凯，突然觉得此人也不过如此，到底只是一个习文不成而转向武事的世家子，不及李鸿章远矣，若是李鸿章面对这一局势，恐怕是不会如此失态的，不过他更怀疑李鸿章是否会露出这样大的破绽给他们下手。
此次南京事变的根源还是在于袁世凯过于看重集中权力了，恨不得把所有地方诸侯都换上北洋出身之人，这就使得地方势力不愿过于亲近袁世凯，武汉的政治主张虽然得罪了各地的士绅阶层，但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团体吃相也委实难看了些。
湘系从中立转向武汉，就是觉得反正都保不住自己的地盘了，倒不如干脆投向实力更强一些的武汉这边，毕竟武汉只是要重新分配土地，而不是如北洋那样巧取豪夺。
虽然湘系现在是衰落了，但是凭借着过去几十年的积累，土地对于湘系各家来说其实只是一个退路，大家其实都已经开始投资于实业了，各家子弟也几乎都被送出国去学习西学去了，实在不是过去的乡下土财主了。
因此，对于交出土地虽然感到不满，但如果能够在新时代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许多人还是能够勉强接受的。而武汉把工业化放在了第一位，这就给了湘系一个融入的机会，毕竟许多湘系子弟现在都转向了西学。
但是对于北洋集团来说，双方的权力重叠区域实在是太高了，北洋虽然也发展一些工业，但主要还是为了赚钱和增强北洋的军事实力，许多北洋将领的朴素思想就是在外地搜刮一笔，然后回家乡置产当大地主。
北洋上下的这种作风，对于地方士绅和湘系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一方面他们吃不消北洋的盘剥，另一方面湘系实在不想被赶回去当地主，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里的文明生活，更何况现在湖南在劳工党的控制下，他们回去也当不了地主。如此，直接投向武汉反而成了最优的选择。
过去秦力山对于这位在朝鲜创下了传奇经历的书生还是相当钦佩的，他认为袁世凯在朝鲜的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淮系的失败。不过他现在觉得，这位宫保大人个人的缺陷实在是太明显了，私心太重。
劳工党内虽然也有争权夺利，但几乎都是为了部门利益而争取，那种试图搞个人小圈子的人，不仅被党内看不起，也会被批判和边缘化。因为这种个人小圈子的出现就是对社会主义政党理念的背叛，当党内都是这种个人小圈子，那么劳工党也就成为了新的官僚集团了。
正因为党内有这样普遍的共识，因此袁世凯在北洋团体内搞的那些个权谋手段，在秦力山看来实在是无聊的很，作为北洋团体的领头人，袁世凯不想着为整个团体树立一个前进方向，反而大搞个人小圈子，上梁不正，下梁又怎么正的了？
哪怕袁世凯的政治手腕玩弄的再好，对于劳工党来说也是在耍猴戏，因为劳工党可不会被这种毫无意义的权力倾轧给迷惑。比如现在劳工党都已经声明要终结满清王朝了，袁世凯却还在指责劳工党是在玩弄权术，是对北洋的背叛，颇有以大义责难武汉的意思。
秦力山忍耐了半天，终于还是失礼的打断了对方说道：“袁主席说了那么多，不如也让我说上两句可好？”
袁世凯楞了一下，便住口点了点头，不过依然拉着脸色，显然他的怒气并没有完全发泄出去。只是秦力山并不理会袁世凯的心情，他只是干脆的说道：“在下并不认同袁主席所谓，我们背叛了北洋一说，首先本党和北洋的合作是对抗外敌的入侵，并不包括维持满清王朝的延续，本党始终主张是要在国内搞土地改革，以使耕者有其田的。
其次，如果本党真的想要对付北洋的话，那么就该以维护帝制的名义清除君侧之奸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主张终结满清的统治，号召各族人民、各省民众派出代表商讨建立新中国，这难道是单单针对了北洋一家吗？
最后，袁主席现在确实是国务会议的主席，但这个主席的任命来自于满清王朝，我不认为这个身份能够对武汉上下产生什么影响力。再说了，袁主席难不成真的打算要打着满清的旗帜和我们敌对吗？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的选择，袁主席可还记得吴三桂是怎么身败名裂的吗？”
袁世凯听的胸口一闷，他当然听出了对方的言外之意，吴三桂替满人卖命亲手绞死了大明最后一个皇帝，这使得日后康熙削藩时，天下几乎没什么人愿意响应他起兵，因为他的名声实在太坏了。
一旁站着的赵秉钧看到袁世凯脸色越发难看，忍不住就替主子抱起了不平道：“秦代表这话未免太刻薄了，宫保大人岂是吴三桂这等三姓家奴可比的。公道自在人心，你们不要把天下人当傻子，你们逼迫的是满人吗？你们现在逼迫的不就是宫保和我们北洋吗？”
秦力山瞧了一眼赵秉钧，又转过头来看着袁世凯说道：“赵先生说的不错，公道自在人心，那么袁主席不妨看看这天下人究竟是向我，还是向着满清。我想听的也听过了，想说的也说完了，接下来就看袁主席的决断了…”
袁世凯眼睁睁的看着秦力山就此告辞离去，终究没有再出声挽留。和秦力山的这场交谈已经透露给他不少信息了，那就是这一次武汉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坚决的要结束满清王朝了，所谓等待北洋的决断，这是图穷匕见的威吓了，武汉并不介意动用武力结束满清。
袁世凯没法做出强硬的表态，因为北洋没有做好和武汉开战的准备，虽然武汉为这场战争投入的资源远比北洋多的多，可武汉的战争潜力还没有看到尽头，甚至都还能替北洋补充武器弹药，可北洋已经是难以继续下去了，毕竟北洋没有搞土地改革，自然也就没法整顿地方上的税务，再加上抵押给列强的盐税、关税，北洋甚至都不能掌握住自己地盘上的税务体系，完全是靠着借贷在打仗。
反观武汉那边，虽然其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激起了士绅阶层的不满，但是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区域，大的地主几乎都消失了，武汉不仅重建了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重建了一整套税务和流通体系，于是原本被地主所吞噬掉的那部分农业盈余，现在完全落入了武汉的国库内，这就使得武汉的动员能力每天都在上升。
袁世凯非常的羡慕武汉在财政上做出的改革，如果北洋的地盘上也能实施这些改革的话，那么北洋军的规模立刻就能翻上一倍，他也不至于为了军费的缺口而整天拆东墙补西墙了。
只是羡慕归羡慕，他知道自己是没法学习武汉进行改革的，因为北洋团体内部就会先闹将起来，毕竟这些改革措施就是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大家拥护他当领头的，可不是为了这个。
其次他手中也没有那么多清廉的官员，毕竟武汉把整个乡村的既得利益阶层清理了一遍，即便再任命几个地主士绅家庭的子弟，这些人也失去了家族的庇护，不敢搞什么幺蛾子，可北洋的地盘上到处都是这些乡绅盘根错节的关系，谁到地方上去也不敢得罪这么多人啊，就算有这样的愣头青，袁世凯也不敢用。
天下第一清官海瑞，一辈子也就做了两三件事，大多数时候都被挂起来投闲置散了，是皇帝不知道他的名声和能力吗？不，是因为海瑞搞的那些改革已经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甚至连同为改革派的张居正都忍受不了他，所以海瑞只能空有清官之名，却难以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
而大明朝的士绅地主连张居正这样的温和改革派都忍受不了，在其死后对其家人进行了羞辱迫害，袁世凯自觉自己的声望还不及张居正呢，而他的身份更不及张居正那么的名正言顺，自然就更加不敢轻易去触动士绅地主们的利益了。
就目前的国内局势来说，袁世凯认为想要击败武汉光凭北洋自身的力量是肯定不够的，必须要在列强的倾力支持下，他们才有机会击败武汉。但是，现在的北洋还没有和列强达成一致，英国、法国、日本虽然在口头上支持他，但是他们支持北洋的力度远不及德国对武汉的支持，袁世凯当然不会觉得这是和武汉开战的时机，他反而担心武汉会借机向北洋动武。
在袁世凯反复思量的时候，秦力山也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一位访客不意外的等候在了这里。他看到对方后倒是很客气的行礼问候道：“卓如先生今日如何来了，让你久候真是学生的不是了。”
梁启超看了这位昔日的学生半天，方才叹了口气说道：“何以至此，天下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眼看着俄国人此次战败，满洲、外蒙的权益都能收回一些，国人精神必将大为振奋。若是大家能够就此齐心协力，未尝不能复制日本维新之局面。你们这封通电，实在是火上加油，也让国家失去了走向正途的机会啊。”
明亮的电灯下，秦力山微微摇头道：“老师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若是满人真有国家之念，那么早就应该接受国会决议，拆除各地满城，废除一切优待满人之条款，老实的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国民，也就没有今天的事了。
现在是满人自作孽，而老师却认为我们的反应太过激烈了，这不是太过可笑了吗？对满清抱有希望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不是已经死在满人的屠刀下了么，老师何以觉得我们还会对满人有什么期待？老师既然劝不住满人认清现实，难道以为可以让各族人民继续接受满人的奴役？
看来，看不清形势的不仅仅是满人，老师你也停留在过去而没有跟上时代啊。我们好好和满人说话的时候，满人要动刀动枪，我们拿起刀枪来了，满人倒是想要好好说话了，我劝卓如先生，不要助纣为虐啊。”
看到这位昔日的学生如此不留情面的反驳自己，梁启超也知双方继续争论下去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毕竟在三方论战时他已经对劳工党的政治理念了解的相当清楚了，因此他终于道明了自己的来意，“皇上愿意退位，把权力让渡给国会，以求满汉之间不再增添仇怨。你也知道，皇上并无过错，他愿意以退位换取满汉之间的和解，这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秦力山看了梁启超许久，方才出声说道：“对于皇上我并无什么意见，事实上本党许多同志也同情皇上的遭遇，毕竟他曾经试图改变这个国家，和那些把中国当成满人私产的反动顽固派是不同的。
但是，新的国家必将取决于人民的意愿而成立，这是新中国的道义所在，假如新中国的统治权力来自于满清的让渡，那么我们还革什么命？满清对各民族人民所犯下的罪孽该如何清算？难道我们需要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叫好不成？难道我们还要对准噶尔民族的种族屠杀担负起责任不成？
我们不对满人实施肉体上的清算，这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是在历史和政治上清算满清的罪孽，这是新中国成立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也是解决满人和其他民族历史遗留问题的唯一途径，假如没有这个清算过程，那么满人将永远不能成为中国之一员。这是本党的一致意见，也是断不能退让的原则问题。
我们对于皇上自行退位一事是乐于见到的，但是我们不会接受所谓的统治权力的转移，因为新中国的法统来自于人民的权力让渡，而非前朝统治者的权力让渡。一个已经无力维持统治的末代王朝，有什么资格让渡统治人民的权力？这既是对革命的否定，也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否认，本党是绝不接受的。”
梁启超一时都想不出话来反驳对方了，他沉默了好一会才有些失态的质问道：“满人入关虽有杀戮过甚之举，但好歹也将满、蒙、疆、藏纳入了中国，你们执意要清算满人的历史责任，可曾想过蒙古人、藏人和维人之感受？若是他们提出独立于中国之外，难道你们也认同吗？”
秦力山瞧着梁启超微微摇着头说道：“我刚刚已经说过本党的宗旨了，新中国毕竟来自于人民的权力让渡，不在于土地之归属。有哪个奴隶会为奴隶主的财产感到骄傲的？只要是人民的意愿，本党自然就会服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