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两人之间的这场谈话终究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来，梁启超没法接受劳工党这种人民民主的主张，他始终认为失去了清帝让渡权力的这一过程必将引起国内各民族的混乱，从此国将不国矣。
不过各地的人心很快就表露了出来，湖南、四川、河南、江西、安徽、山西五省于武汉发出通电的五个小时内通电全国，宣布支持共和；第二天上午，西藏、山南、外蒙、归绥地区通电全国支持共和；中午时分，江宁满城在第九镇开炮试射后开城投降，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及新成立的南京人民委员会联合通电表示江苏、浙江脱离满清，下午贵州通电宣布支持共和。
于是短短一天之内，倾向共和的省份已经接近半个中国，且这些省份占据了中国腹心之地，不仅隔绝了南北，也分开了东西，北京再一次出现了拖家带口出城的盛大景象，连普通人都觉得大清气数已尽，待在北京不安全了。
袁世凯也拼命和各省通电，想要了解剩下这些省份的动向，但是剩下的省份除了战区的满洲地区外，其他各省大多在观望中，他们之所以没有支持武汉，并不是他们想要效忠满清，而是希望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真正想要保全大清王朝的，只有宁夏、新疆、西安、福州几处满城，但他们的力量未免太过弱小了，特别是福州和新疆，满人在当地都是极少数，就连袁世凯都不看好他们能坚持多久。其他各省则试图在武汉和北洋之间搞投机，谁要在对抗中占了上风，他们就会倒向谁。
到了这个地步，袁世凯也不得不改变了和武汉对抗下去的立场，开始考虑起结束满清统治后，该如何在新的共和体制内重新找到自己和北洋的位置了。
第539章
虽然接到了武汉发出的调令，但徐锡麟并没有急着放下手中的工作返回武汉，而是发了一封电报回武汉，表示自己最好在本地多待上2-3个月，因为他才把外蒙古和内蒙东部的情况搞清楚，假如现在换人接手自己的工作，势必对当地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整理工作造成影响。
武汉党中央考虑到蔡锷领导的西伯利亚远征军正处于撤离阶段，为了保证外蒙地区的军队保障工作，也就认同了徐锡麟的报告。
在尼古拉二世颁发了十月十七日宣言之后，俄国实际上已经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对内政治上，远东地区已处于放弃状态，武汉自然不会继续把五六万军队放在外蒙和色楞河谷，光是维持这只部队的日常消耗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而蔡锷部队的回归，也顺便给北洋施加了压力，在北洋主力被牵制在南满之际，这样一支部队返回到山西地区，北洋上下自然是深感紧张的。
事实上，在武汉发出了共和通电之后，北洋诸将就失去了南下抢地盘的念头，因为大家都认为现在的北洋压根不是武汉的对手。更何况，武汉军队在占据了北满和山西、内蒙后，配合黄河南面的部队，已经对北洋形成了包围之势，就战略形态上来说北洋也是不利的。
于是在在武汉通电发出24小时后，也就是南京事变的第四天，袁世凯以国务会议主席的名义在报纸上刊文：要求南京和武汉保持冷静，在此艰难之时局不要分裂国家，大家应当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
袁世凯虽然没有正面的回应武汉的共和通电，但其发表的言论无疑已经表明北洋不会和南京兵戎相见，这就意味着北洋对于共和的立场并不是不能接受。于是剩下的各省，也终于发出通电附和袁世凯，要求武汉和南京坐下协商。
云贵总督赵尔巽在贵州巡抚倒向武汉之后，其势力就大大的被削弱了，虽然他个人是效忠于满清的，但是云南这个地方本就经济较为落后，且在法国势力、英国势力向云南扩张后，该地区的民众出于反帝国主义的需要，早就对惟洋人之命是从的满人朝廷大为不满了，只不过四川被武汉控制后，一批忠诚于满清的遗老从四川逃到了云南，使得云南的保守势力大涨，才让赵尔巽在云南站稳了脚跟。
但是贵州倒向武汉之后，云南的门户就被武汉所控制了，所以云南的革命力量每一天都在增长，赵尔巽也不敢过于积极的镇压云南本地的革命力量，于是只好打起了效忠中央政府的旗号，以缓和革命党人对自己的逼迫。
云南和内地联系其实就三条路，一条是从四川走贵州入云南，一条是从湖南进入云南，还有一条则是走广西，当然最方便的还是乘坐通往越南的窄轨火车，不过这是受法国人所控制的通道，所以国内根本控制不了。
现在湖南、贵州两条进入云南的通道都被武汉控制了，云南这边想要和北京联系上就只能走广西、广东这条路了。
两广总督岑春煊虽然是个清流，但他的立场其实相当的灵活，并没有为满清陪葬的决心，只是作为清流的一员，他也继承了清流和李鸿章领导的淮系之间的斗争，李鸿章去世后就变成了和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团体的对抗。
应该来说，随着光绪帝被武汉解放出来，岑春煊很快就和康有为、梁启超进行了联系，试图回归帝党，并建议拉拢江浙立宪派为外援，重新整合忠于朝廷的力量。
梁启超对于岑春煊的建议很感兴趣，也建议光绪帝拉拢岑春煊，但康有为认为此人不过是纨绔子弟，且和荣禄关系密切，不值得信任。于是岑春煊终究还是被排斥在了康梁为首的保皇党之外，这就使得他的地位相当之尴尬。
满清对于两广不可谓不重视，毕竟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广州十三行又是满清过去唯一的对外窗口，也是满清的一大财源，所以满清在两广，特别是广东驻扎了不少兵马，以镇压本地的的反清势力。
两广反清是满清建立以来的传统了，明末有很大一部分遗民从两广迁移到了南洋各地，保留了反清复明的政治理念，而两广地狭人稠，哪怕满清搞闭关锁国也阻碍不了两广地区的居民下南洋讨生活，因此这些清朝的移民到了南洋之后，随着和老移民社会的融合，也就接受了反清复明的政治理念。
比如孙文可不是去了海外接受了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才开始反清的，他从小就是在广东民间反清故事的熏陶范围中长大的，海外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不过是让这种两广民众的朴素的反清复明的传统增添了现代意义的革命理念。
所以，驻扎在两广的军队除了满人的旗兵外，其实大多来自于各省，特别是来自于湖南地区。但是随着两湖地区为劳工党所占据，驻扎在广东的湖南军队就开始衰弱下去了，为了抵抗武汉在军事上的压力，岑春煊只能编练新军，但是两广新军大量的吸收本地人，又使得新军大多倾向于革命。
这也是岑春煊倒向江浙立宪派的原因，因为他知道过去的满汉体制已经无法维持统治了，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民众对满人的厌恶已经公开化，八旗汉军甚至更认同自己汉人而非在旗的身份，朝廷要想维持在广东的统治，就必须获得更高合法性的统治来源-宪法。
但是康有为对他的排挤，江浙立宪派缺乏实力，都使得君主立宪距离大清越来越远，因此岑春煊不得不主动的和革命党人进行联系，试图在革命和变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是孙文等同盟会首脑跑回广东的原因。
南京事变，实质上已经预告了广东的结局，而广西向来是广东的附属，因此云南的赵尔巽及满清支持者其实已经被困在了省内。各省中真正头铁，通电反对共和的只有伊犁将军志锐，这位珍妃的堂兄是被前伊犁将军长庚邀请去新疆保护起来的，光绪帝复出之后接任了伊犁将军。
志锐是满人中少有的能做事且不畏惧洋人的能员，其在新疆清理中俄边民纠纷积案，并没有让俄国太过得寸进尺。但是王朝末年越是有才能的官员，对这个朝廷越忠诚，也就越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为他所维持的这个朝廷正是民众所痛恨的一切罪恶的根源。
满清中期对准噶尔用兵，一度把势力深入了中亚地区，但是随着王朝末年的势力收缩，加上英俄对中亚的争夺，很快就引发了中亚及新疆各民族对满清高压统治的反弹，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前，满人在新疆的力量几乎都被清扫一空。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满清的统治才重新回到新疆地区，但也损失了大片中亚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清朝中期对新疆、中亚的统治主要依赖八旗和蒙古军队，但是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维持满清在此地的统治主要依赖回民武装和湘军。
志锐把新疆当成了满人的私有财产，试图将这里当成满人最后的退所，这实际上已经激起了湘军的不满。这支湘军虽然和张之洞建立的湖北新军关系不大，但是在地域上他们属于湖南人，且军中盛行的哥老会又同已经加入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湖南会党关系密切，他们自然是倾向于武汉的。
只不过新疆毕竟远离内地，这些湘军得不到内地的支持，只能保持忍耐。但是随着共和通电的传开，内地各省及边疆省份都倾向于共和后，新疆的汉人军队自然是不愿意跟着满人搞什么新疆独立的，且回民武装和新疆本地民众都和满人关系疏远，志锐的通电其实就是个人的独断，于是这位满人将军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对于武汉来说，此时已经顾不上关注这些个人的命运前途了，通电共和实质上已经把武汉和国内各方势力划出了一条鸿沟，即武汉已经从国家前途为出发点去考量未来，而不再是蝇营狗苟的拉帮结派。
事实上除了北洋之外，其他地方势力甚至连看都看不懂武汉这番通电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涵义，因为他们根本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去审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至于北洋，虽然地位勉强合格，可北洋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能力却实在欠缺，要不然袁世凯也不至于要等到武汉发出通电才能感觉到天要变了。
在近半省份表明了对共和的支持后，武汉此时最为关心的还是列强的反应。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而辛丑条约更是进一步确立了列强对中国政治的支配权，因此列强若是不顾一切的站在北洋一边封堵长江出海口，对于武汉来说就是最为棘手的选择了。
不过列强的反应却基本在林信义的判断之内，德国乐见武汉势力扩张到长江下游，这也意味着德国的商业可以绕过德英扬子江协议，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进行扩张了。当然德国人并不愿意正面挑衅英国，因此主张外交中立，中国的事情交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法国无意对南京事件做出什么反应，欧洲的局势已经让法国对亚洲地区的殖民地采取了怀柔政策，在中国表明了有对抗俄国的力量和意愿后，法国人现在更加不愿意刺激武汉，以避免武汉干预俄国军队撤回欧洲。
至于俄国人，这场战争的失败几乎赔掉了中俄北京协议之后获得的所有远东利益，此时又要面对国内革命的问题，因此对于南京事变采取了和法国一致的立场，不作任何判断。
美国人的情况比较复杂，美国政府此时并不希望过多的干涉中国内政问题，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还在不断地发酵蔓延，虽然摩根的出手使得美国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倒闭潮终于停止了，但是远东战争的结束和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实业界失去了大量市场和中小工厂的债务危机，这直接影响到了欧洲经济。
欧洲在美国股市的投资遭到损失，让欧洲的消费能力下降，欧洲工厂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大量减少，又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的经济。于是欧洲和美国的制造业都出现了不断关闭产能的恶劣情况，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钢铁产能，美国不少钢铁厂在10月份的产钢量只有上月的40%，这显然是说明市场萧条最显著的指标。
在欧洲，只有德国的工业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较少，不是德国和美国的贸易量不大，而是中国这个新开发的市场，正源源不断的吸纳德国的工业产能。对美出口出现问题的德国工厂，很快就在德国银行的支持下转向了对华出口。
因此，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界都把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希望放在了中国市场上，原本在远东战争中倾向于和日俄瓜分满洲、外蒙利益的美国人，不得不放弃了门户开发政策，转向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舆论。
不过，对于在华的美国商人们来说，他们更倾向于积极干涉中国内政，以保住美国的在华特权，这一点倒是和英国在华商业团体的看法一致。不过伦敦此时把欧洲利益放置于一切之上，压根不愿意在亚洲分散自己的力量，因此英美在华商人的积极干涉观点并没有得到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
至于日本，则完全被武汉的共和通电搞乱了。日本对于支持满清还是支持革命党本就非常矛盾，一般来说，执政时的当权派都会主张维持满清政府，以保全日本和满清签订的各项条约，而在野势力则喜欢支持革命党，试图通过中国内部的混乱局势来破坏政府的对华政策，从而制造自己上台的机会。
但是不管那一派，其实都没认真的考虑过中国革命成功后的东亚走向，因为大家都不认为这些乌合之众能够成功。日本方面从来都没有对武汉表示过支持，就算是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也是主张建立一个日本化的中国，而不是什么人民共和国。
突然之间，一水之隔的中国就从帝制走向了共和，这一消息很快就对日本人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冲击。哪怕再怎么高喊脱亚入欧，日本人所保留的君臣体制也还是来自于中国文化，因此日本人坚定的相信，中国是不可能脱离帝制的，就如日本不可能放弃天皇制度一样，这也是某些日本人敢放手支持中国革命党的原因。
日本的上层突然就恐惧了起来，假如中国人可以一夜之间抛弃君主体制，那么整天高喊着要西化的日本人会不会也是如此？明治天皇数次召集重臣面议，商讨中国的局势和满清体制维持的可能性，只是陆海军都表现了退缩之意，以伊藤为首的元老也坚决反对干涉中国革命，认为这只会让中日进一步对立，有碍亚洲团结之大局。
列强这种混乱立场，让劳工党的高层们都松了口气，这意味着列强出手干预的机会不大，接下来就是和各方尽快达成协议，从而统一共识建立起新的国家，满清也就正式的画上句号了。
林信义向田均一移交了手上的工作，决定乘坐10月27日的轮船前往南京，从上海返回日本。田均一不舍得放林信义离去，虽然对方只回来了2个月，但是却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大的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他认为林信义归国之后未必能够发挥出什么作用，还不如留在武汉更能推动亚洲之革命。
林信义想了想还是摇着头说道：“接下来亚洲革命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己的工业能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建设期，可和平并不取决于我们一方，我们也需要帝国主义者不选择战争。我此次回去，就是希望能够牵制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不破坏亚洲的和平，从而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建设期，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起来了，亚洲革命才会有一个真正牢固的堡垒，否则帝国主义必然会用机枪和大炮消灭革命的力量…”
无法劝说林信义留下，田均一只好说道：“如果你在日本没法继续工作下去，那么就尽快回来吧，我们始终会欢迎你归来的。另外，你还有什么对我们说的吗？”
林信义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我认为，民主集中制度的集中，是指集中人民和群众之意见，不是集中权力。如果党把集中意见搞成了集中权力，那么党就会蜕变成新官僚集团了…”
第540章
11月的日本其实是相当美丽的，从横滨到东京的一路上，树木被各种层次的红叶渲染的多姿多彩，这种景色大约只有坐火车在大兴安岭的秋天穿行可以相比较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其实依然是个大乡村，只有几处对外贸易港和铁路线才能看得出现代化带给日本的影响力。
虽然离开日本有数年之久，但是对于林信义来说日本的变化其实没多大，当然这是对他而言的，对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人来说，日本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只是这种变化都只是浮于表面，主要集中在城市之中。
当大城市中的日本青年可以和外国人讨论英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的时候，许多乡下青年甚至都读不懂报纸，远离城市和交通线的乡下，那里的乡民生活的和江户时代没啥区别，父亲对于子女的支配权力是天经地义，哪怕是来到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开了眼界的青年，一样要听从父亲的指令进行婚嫁，否则就会被视为放荡青年，为乡里所瞧不起。
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争取民主权力、反对藩阀政治的时候，乡下的农民还在倾慕那些成为官吏或军人的家庭，封建特权在日本的乡下并没有衰落下去，反而随着日本对外战争的胜利，变得越发的受人尊敬了，因为这些家庭确实因此而变得更加富裕或改变了命运。
从这一角度去看，1907年的日本其实和倒幕时期的日本并没有什么区别，底层的民众并没有打破上层社会建立一个新时代的想法，他们只是想抓住机会爬到上流社会中去，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今天日本的上层和幕府时期的上层并无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并不是为了民众治理这个国家，而是为了维持统治去治理的国家。只不过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比江户幕府的农业经济能多养活些上层，所以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没有被断绝，于是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达到倒幕时期的爆炸水平而已。
因此，从中国、印度归来的林信义，再次看到日本时就会觉得和离开之前没啥改变了，因为日本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日本的上层依旧使用着高压手段压制着国民的不满，能够说真话的报纸几乎都被关闭了。
整个国家看起来都在为战争获得胜利而倍感欢欣鼓舞，但实质上整个日本社会却充满了压抑的气氛，因为任何对战争有所批评的言论都会被视为国贼言论。简单的说，除了赞美军队、政府和天皇外，其他言论都是不许可的。
林信义一边思考一边瞧着窗外的景色时，却不妨身边的堂本敬一站了起来，他下意识的抓住对方说道：“下一站是才是新桥，这里是品川，你拿行李做什么？”
堂本回过头来看着他解释道：“军令部已经搬迁到品川来了，就在原先东海道品川驿附近，我们不是要去军令部报道的吗？”
“不是，就算要去报道，也不必这么着急…”林信义说着突然停了下来，他想了想又说道：“你先去报道也好，我要是突然出现的话，估计对他们会太过刺激，搞不好要受点苦。恩你先回去向东乡次长替我打个招呼，留一个缓冲时间，等我过两天再去报道，他们的情绪就应该比较稳定了。”
堂本敬一自然不会加以反对，他只是确认了一下，“那么您打算几天后去报道？”
林信义计算了下后说道：“今天是3号，周日，估计东乡次长他们也未必会上班，明天是周一，那么我就周三上午去报道吧。要是东乡次长问起，就说我去拜访木子小姐了…”
新桥火车站是东海道本线的起点站，当然现在日本人喜欢把火车站叫停车场，此外东北本线的起点上野火车站在东京的东北方，一直以来东京民间都有连接新桥火车站和上野火车站的呼声，因为旧江户市区在幕府西北，幕府东面的丸之内实际上是江户时代不断填海填出来的陆地，虽然有城下町，但人烟比较稀少。
在铁路没有出现之前，东京最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其实是船只，因为江户城本就是一座建立在沼泽地上的城市，德川家通过梳理这片土地上的水系，才开发出了东京平原，从而压倒了丰臣家所占据的大阪平原。
因此江户城内及周边水系发达，乘坐船只几乎可以抵达江户任何地区，所以江户时代的日本桥周边都是仓库，而离开了日本桥也被视为踏出了江户。明治维新以来，电车、铁路和现代桥梁的引入，使得东京地区的交通开始转向陆上，但是东京地区最廉价的交通工具还是一钱蒸汽船，也就是一钱可以乘坐一段路的轮船。
1872年东京银座一带发生火灾，灾后日本政府决定以西式街道重建银座，以向国民宣传西洋文明并向西方示好。于是从新桥到京桥这段区域就变成了英国式样的街区，也被日本人称之为赤炼瓦街。
火灾前银座不过是夹在西边德川江户城堡外濠和大部分被贵族占据的海湾沿岸之间的狭窄街区，这里一般是小商人和艺术家的天地，大商人聚集在北面的日本桥附近。火灾之后，随着新桥火车站的建立，银座就成为了东京最为繁华的地区，大量的西洋玩意出现在了这条街上，这里也成为了东京的窗口。
走下新桥火车站，然后过桥，带着西洋风情的赤炼瓦街就出现在游客面前，这种冲击力对于那些乡下来的日本人来说是很震撼的。
这么说吧，1872年之前，整个东京地区大约只有不到20幢砖砌建筑，火灾后重建的银座则拥有差不多1000座砖砌建筑，且和狭窄的旧日本街道相比，银座宽敞的大街和街道两侧的行道树，突然就让人心胸开阔了起来。
虽然英国人表示新银座街区过于美式，不够威严也不够端庄，就是一种杂糅的异域风情，破坏了日本旧街区的美感。但是，并不妨碍这一地区的地价越来越高。
意识到交通和城市改建能够带来额外的土地收益后，连通新桥和日本桥，把银座北面的丸之内地区也一并开发起来，就成为了东京地主们的渴求。只不过这场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条市内铁路和新东京火车站的建设，所以林信义也只能在新桥下车了。
提着行李下车的林信义瞧了瞧怀表上的时间，此时还不到两点，他想了想便叫了人力车前往了新桥附近的台湾吃茶店，这是市来木子在信上说过的地方，每个周日下午她都会和几位同学来这里聚会。
市来木子进入了日本女子大学校，也因此认识了不少喜欢文学的女同学，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同好会。不过林信义还没来得及回信，因此并不清楚她今天是否也会在这里集会，于是打算去碰碰运气，要是不在的话，他就直接去山手地区的市来家拜访了。
台湾吃茶店听起来像是中国人开的茶店，但其实是一位日本艺伎开办的，不过店内倒满是中国情调。当然，这种所谓的中国情调主要是指家具上的，至少林信义实在看不出穿着和服的女侍和中国茶有什么关联。
老板娘虽然好奇林信义带着行李跑来自己店里找人，不过终究还是接受了他的拜托，帮他查了查店内到访的客人。林信义的运气倒是不错，市来木子确实在店内，林信义于是写了一张便签交给老板娘。
老板娘打开市来木子所在的包间时，市来木子正和朋友平塚明子讨论一首和歌，她满是疑惑的接过了老板娘递过来的便签，展开看了一眼就惊喜的站了起来问道：“他在哪？”
平塚明子撇了一眼纸上，发觉是一首和泉式部的俳句：心里怀念着人，见了泽上的萤火，也疑是从自己身里出来的梦游的魂。
明子于是故意拦住想要离去的木子说道：“到底是谁？能让你这么迫不及待的奔去。你要是不说，我们可就一起跟着过去了。”
木子眼波一横，端的妩媚动人，就连同为女子的明子都有些痴了，却听她毫不羞涩的说道：“是我等了许久的情人啊，你们就算跟过来，我也不会在乎的。”
这下几位女孩倒是不好继续拦着她了，眼睁睁的看着木子旋风一般冲出了房间，过了好久才有人记起了什么说道：“木子的情人，莫不是那个去喜马拉雅山为她采集樱花种子的…唔，冒险家？”
房间内几个女孩这下彻底的放下了对于文学的讨论，开始好奇的探讨起木子小姐这位情人的长相来了。过了好一会，平塚明子一拍桌子说道：“我们在这里猜什么，大家过去偷偷瞧上一眼不就知道了。”
女孩们似乎找到了什么更有兴趣的东西，一下子都变得大胆了起来，纷纷赞成要去瞧瞧木子小姐的情人是何模样。只不过当她们鼓起勇气找到老板娘打听房间时，却发觉木子小姐已经和情人结账离开了，众女只好望着门口叹息了一声。
和木子从台湾吃茶店离开后，林信义把手上的行李丢在了附近的旅社，然后就陪着木子逛起来银座大街来。这大约是数年以来他最为放松的时刻，林信义在尝过了木村屋的红豆面包和松元楼的牛肉咖喱饭后，突然发觉自己似乎越来越习惯于这个时代的生活了。
当月亮爬上树梢时，林信义终于把木子送到了家，礼貌上他总要先去拜见市来琴，总不能让木子不打招呼的消失一晚上。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向市来夫人打招呼，就吃惊的看着客厅内的东乡正路说道：“老师，你怎么在这里。”
东乡正路也不理会他，对着市来琴鞠躬后恳切的说道：“实在是失礼了，回去后我会好好教训他的。今晚我就先带走他了，改日我再登门拜访您。”
市来琴对着东乡微微点头回应，然后看了站在林信义身边的女儿一眼，这才对着林信义说道：“你今天先和东乡先生回去吧，改天过来，我们好好谈一谈。木子也不小了，今年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你既然回来了，总要拿出个结果来吧。”
林信义张了张嘴，终于还是低下头去说道：“是，夫人。”
第541章
东京的夜晚很黑暗；但是当马车经过商业街道时，从各家商店漏出来的金黄色灯光还是照亮了街面，这温暖的灯光几乎可以说是俨然的西欧文明香气了。
林信义很快就把视线从马车外收了回来，清了清喉咙对着坐在自己对面的东乡正路讨好的说道：“想不到老师今天居然也不休息，早知道这样，我就先去品川和老师见面了。”
马车外虽然挂着气死风灯，可是马车内并没灯具，所以坐在马车的人，在夜晚也只能看个大概得轮廓，东乡瞧了半天也没看出林信义脸上是什么表情，于是没好气的训斥道：“你是不是离开日本太久都忘记自己是日本人了，今天是天长节你不知道？我今天在品川值班呢。”
林信义“啊”了一声，才恍然大悟的说道：“我说难怪今天街上到处都是国旗，原来是天长节啊。幸亏我没跑去品川，否则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天假期。”
“…”东乡正路被这话噎住了，他想了想还是不和林信义扯淡了，反正他也处置不了林信义，不管是伊东元老还是河原总长，对于林信义都是放在心上的。事实上，海军内部的伊东-河原派系的核心虽然是伊东和河原两巨头，但是把整个派系支撑起来的却是林信义建立起来的海军研讨会。
海军研讨会实际上打破了海军萨摩阀和非萨摩势力的界限，也打破了等级严密的军队内部体制，甚至还打破了封闭的海军小圈子，以一种学术研讨平台的形式，把海军内部重新团结了起来，并引入了海军以外的新鲜思想。
过去的萨摩阀沿袭的是武士时代的主君体系，即整个集团都是围绕着主君建立起来的权力体系，权力大小取决于你和主君之间的关系，因此地域、同学、亲友关系永远比能力重要的多。这种权力体系不仅排斥了外部有能力的人，就算是内部有能力的人也未必能放手做事。
萨摩阀因为西南战争势力大受打击，因此在海军中表现的还比较低调，西乡从道甚至还能去主动拉拢林信义这样和海军毫无关联的民间人士，但是长州阀在西南战争中压住了萨摩阀后就变得肆无忌惮了起来，山县不仅代表天皇向陆海军发表了军人敕谕，还在陆军内部大肆打击非长州派势力，完全把陆军变成了长州派阀的一言堂。
山县也因此被称之为陆军之父，但实际上日本陆军的缔造者是创建了奇兵队的高杉晋作、改革了藩军的大村益次郎、倒幕联军的灵魂人物西乡隆盛，山县最出色的战绩不是在倒幕战争获得的，而是在西南战争中坚决镇压了西乡隆盛的私军，从而获得了明治天皇对其的信任。
只不过这个在倒幕战争中表现平平的将领，经过近20年对陆军的经营，终于成长为了参天大树，除了伊藤博文还能对其牵制一二，其他人根本撼动不了山县在陆军的掌控力了。
假如没有海军研讨会的出现，接任了西乡从道成为海军萨摩派领袖的山本权兵卫也会走山县有朋控制陆军的道路，即便伊东祐亨晋升元老，也没法和山本去争海军的控制权，因为山本权兵卫在西乡从道生前就已经开始接受萨摩阀在海军的力量了，短时间内伊东也不可能把这些人都拉到自己这边来。
但是海军研讨会的出现绕开了萨摩阀对海军的掌控，它使得青年将校不必依附任何人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这就使得伊东这样的海军高层不需要经过中间人也能够对海军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从而对海军中的高阶将领形成了牵制。
正因为海军研讨会的存在有利于海军内部反主流势力的联合，这个主流势力就是指山本大臣所代表的海军官僚派，山本权兵卫一生几乎都在海军中央机关打转，因此他的势力主要也就集中在海军省和军令部，这就意味着山本大臣其实更加青睐中央机关出身的官僚而不是舰队长官，所以舰队派对于山本大臣的海军发展理念并不完全认同，大家自然希望有一个渠道能够出声纠正海军省的一些错误政策，于是海军研讨会也就得到了这些非主流势力的支持。
伊东元老和河原总长能够走到一起，并不是因为双方有什么密切的私人关系，而是通过海军研讨会这个组织达成了共利关系，河原需要伊东的支持以对抗山本权兵卫，伊东也需要通过河原来掌控海军，而海军研讨会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互信的基础。
之所以林信义对于伊东元老和河原总长如此重要，是因为离开林信义之后，伊东元老和河原总长根本玩不转海军研讨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根本不是用权力就能控制的了的，否则的话山本权兵卫早就趁机把海军研讨会接收过去了。
林信义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海军研讨会依旧在自我发展着，因为有着反主流势力的需要，所以大家都不许有人用权力破坏这一组织，但是失去了林信义的主持后，海军研讨会的声势却真正衰落了不少，许多技术问题只是讨论技术问题，压根不能引申出对海军路线的讨论。
林信义的重要性也就显露出来了，哪怕忽略了林信义离开日本后做的那些事，光是引导海军研究会的研究，统一海军内部的思想这一点，就已经足以让伊东元老、河原总长对其放在心上了。
对于林信义的不拘小节，对于天才来说这种就是不拘小节，日本人对天才的容忍度总是很高的，毕竟婿养子正是为了把家门之外的人才吸纳进自家，以图改良自家的血脉。相比起林信义干下的那些事情，这点社交礼仪上的疏漏真的只能算是不拘小节了，作为亲眼见证了海军创建历史的东乡正路来说，他看到过太多行为古怪的天才了，林信义这种压根算不上什么毛病，事实上反而是真正的优点。
日本海军从创建以来，面对的敌人都是强于自己的大敌，不管是清国舰队或是俄国舰队、美国舰队，因此对于海军的将领来说，压力一直都是超额的，伊东元老在黄海大海战中多次出错，甚至都忘记过自己刚刚发布的命令，而今次负责对俄作战的两位先任参谋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精神衰弱的症状，只有林信义对这场大战表现出了一种胸有成竹的姿态，甚至都不愿意放下印度的事务赶回来参战，毕竟金兰湾大海战的决战地点就是他所制定的。
林信义这种泰然自若，给东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林信义在印度创造的一系列奇迹并不感到夸大，只有有着这样钢铁般神经的人，才能带着几百中国人在语言不通的印度大陆上挑战世界霸主-大英帝国，稍稍软弱一些的人，都要被大英帝国的威名给压的喘不过气来了，如何能够如此从容不迫的和英国人对阵呢？
因此他现在很难再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学生，而是将之视为了和自己同等地位的同志，因此东乡无视了林信义表现出的无赖模样，转而问道：“说说吧，你这次跑去中国一去不返，到底都有什么收获，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可不会替你在河原总长面前说好话的。你这次在国外闹的乱子可不小，山本海相可是盯上你了，主张要追究你脱离岗位之罪。”
“只是脱离岗位吗？我还以为会把我当逃兵处置了呢。”林信义听了这个罪名不由一晒，不过他很快就收敛起了笑容，坐正了身体一本正经的回道：“其实我这次去中国是去考察的，申请报告上已经注明过了，只是没想考察中会出这么多意外。”
东乡忍不住嘲讽道：“你考察能考察到印度去？还能和英国军队交上手？你到底考察了什么？”
林信义不为所动的回道：“我一开始是打算考察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传入下的解体和改变，后来我发觉这个课题不够全面，于是就改成了亚洲民族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到了印度之后我觉得课题还可以再研究的深入些，因此研究课题就变成了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样吧，让马车先去我住宿的旅馆，我写的调查报告还在旅馆里。老师看过就知道，我不是脱离岗位，而是研究忘记了时间。至于和英国人发生的冲突，不过是一种试验和自卫，并不是故意破坏英日关系，英国人不是也认同了这一点，愿意对中国人和印度人做出一定的赔偿了么。”
东乡觉得林信义确实不要脸，英国人是自愿赔偿的么，那是在战场上丢盔弃甲不得不承认了现实。不过，不管英国人是否是真心，至少在法理上日本还真没什么人可以用这个问题去追究林信义的责任，否则就是在打英国人的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