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1900年劳工党在东京成立时只有47人，几乎都是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八年时间扩张到了近50万的规模，这一发展速度可谓是惊人。相比之下，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即便以同盟会的名义吞并了其他各省的反清力量，此时的党员人数也只敢对外号称十万，实际其能掌握的也就广东一地数千党员而已。
而劳工党组织的迅速扩大和其领导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不断胜利是分不开的，哪怕党成立已来有过三次极大的清退党员工作，第一次清退了在党内搞人身依附关系的旧士绅，第二次清退了反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党员，第三次清退了反对把建设公有制经济作为党的根本任务的党员。
这三次清党都至少缩减了当时党员人数的5-10%，但是之后都让党迎来了一个更高速的发展期。党员人数的增加，使得过去结构较为简单的组织形式显然是难以适应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集中组织。因此中央机关进行了重组，由过去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扩大会议组成的双层决策机关变成了，政治会议、组织会议和负责落实决议的书记处，中央扩大会议只负责表决大的路线方针，不再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涉。
原本的双层决策，现在其实更加集中于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政治会议还要优先于组织会议，后者更像是对前者决策的一种人事保证。而能够参加政治会议的委员也增加到了十四位，能够同时参加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的中央委员则只有七人。
从劳工党的决策流程来看，党的权力结构已经相当稳固，最高七人团对党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负全面责任，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则拥有议政权。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又代表着各地的党组织对于中央的支持和沟通。
不提这一权力结构是否会导致党内官僚主义的诞生，但就当前的中国各政治势力来看，劳工党的内部消耗是最低的。北洋是袁世凯的一言堂，但袁世凯的命令也会遭到属下的阳奉阴违，南方同盟会就更乱了，先不提同盟会中央和各省同盟会之间有没有约束力，就是同盟会中央也是没有决议制度的，孙文连袁世凯的一言堂都做不到，他只能绕过同盟会中央，直接委派私人和同盟会地方领导人进行沟通，以私人关系要求对方服从自己。
所以，劳工党既能够在上层做出决议，又能把决议执行下去，就这两点已经把国内的其他势力都甩到身后去了。也正因为党的组织发挥出了作用，使得那些抱有旧知识分子习气的党员，越来越不敢违背党的组织纪律。
所谓的旧知识分子习气，就是他觉得你离开我就做不成这件事，所以上位者要是不合我的心意，那么我就撂摊子不干了，你自己去干吧。在没有劳工党这样一个组织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多数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要对手下搞权术，孙文则整天想要拉拢地方实力派支持自己，因为在封建的宗法关系下，地方士绅控制着地方的公共事务和经济权，绕开他确实在地方上就干不了事。
但是劳工党的组织形式，打破了党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又主张取消地主阶级对于乡村的控制权，于是在组织的力量下，地方上的宗法关系被破碎，知识分子和士绅恢复成了单个的人，这个时候组织想要让谁来做这件事，基本上都能干成，只不过是完成度的问题。
旧的知识分子和乡绅们，在被劳工党这种工业化的组织打击和教育下，终于认清了现实，除了少部分还试图保卫乡村宗法制度的保守派，多数人已经开始转向向劳工党靠拢，希望能够加入到组织中去，适应新时代的权力分配关系。
于是当林信义参加政治会议时，发觉与会的九位中央委员倒是有一半多是不认识的，没有参加会议的五位中央委员，都在各地负担着独挡一面的工作。不过，这些中央委员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对于他使用的林枫这个名字却非常的耳熟。
劳工党现在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理论，倒是一大半来自林枫的文章，党内仅有的几个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也时常引用林枫的观点，因此他们虽然不认识林信义，对于林枫却相当的熟悉，自然也就没有人质疑，林信义为什么能参加政治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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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义参加会议就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体的政治联系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言。应该说他的发言还是得到了与会委员们的高度重视的，不是因为他身为党内理论主要提供者的身份，而是大家本就已经感受到了工农关系出现的裂痕，正在对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大好局面带来了威胁。
林信义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和阐述，等于是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这是各位委员之前还没有深入思考过的方面，因此大家自然的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林信义的发言上。当然，大家认同林信义提出的工农关系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和党当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因为这就是当前一切问题能够联系到一起的事实。
不过对于林信义提出的提高农业生产力以解决工农矛盾的主张，则并不是所有委员都认同的。比如湖南籍的中央委员何玉衡就质疑道，“林枫同志对于工农关系已经上升为当前委员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判断，我是认同的。但是林枫同志提出的解决办法，我觉得似乎是不大合适的。
提高农业生产力以解决工农需求不能满足的问题，这看起来似乎是在解决问题，但提高农业生产力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事，那么在农业生产力提高之前，工农关系应该怎么处理？难道要继续保持对于农业的高压措施，继续把大量的农业积累转入工业部门吗？这样的解决方式，农民兄弟能够接受吗？”
而安徽籍的中央委员陈仲甫则对进一步引入外资投入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感到了忧虑，他反对道，“我们起来反对满清，就是因为满清打开了国门，让列强的军舰、教会和商人在我国肆意的横行，群众正是因为党能够抵抗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行动，才这么积极踊跃的支持党。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列强的手脚捆住，难道又要让他们继续掠夺我国的民众吗？列强向来是无利不起早的性子，他们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建设中国？我担心，这种引入外资，最终会变成引狼入室，一旦列强借商业协议向我们要求政治上的特权，我们岂不是自找麻烦？”
当中央委员们轮流发言的时候，林信义也在观察着这些个比较陌生的委员们，虽然中央委员的规模扩大了，但是两湖出身的中央委员依然占据了半数以上。不过从地域上也是没法对两湖出身的委员加以正确的区分的，前两湖出身的委员大多为洋务运动推动的西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精英，田均一、秦力山都是传统的书香门第家庭。
这些委员几乎都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小学习儒家经典，然后在十五六岁时开始接触西学，个人素质可谓是相当的高。能够抛弃个人出身而投入革命事业，特别是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拥抱无产阶级革命的精英，至少是把旧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追求社会公理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人在个人品格上几乎就没有什么缺陷，他们唯一的问题是，对于旧世界的道德观念总有一种不自觉的迷恋，虽然认为需要打破旧时代的生产关系，但却认为旧的道德观念可以保留下来。简单的讲，他们有时候会把无产阶级的范围扩大化，从而把党变成了超越阶级的人民代表。
而革命之后加入党的两湖人士，个人素质就明显要差一些，地域色彩也鲜明一些。湖北和湖南出身的委员，几乎一眼就分辨出来了，湖北委员大多出自工业和军事部门，而湖南的委员则出自教育部门。
如果对党的中央委员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就能够发现，广东籍的委员出身商业和金融部门，湖北的委员出身工业和军事部门，其他各省的委员不是教育部门出身，就是宣传部门出身。从这些中央委员的职业就能看出一个问题，党的根基其实主要在湖北，其他各省的党组织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中的，而是建立在进步知识分子中的。
即便党建立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并控制了中国四分之一人口，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在这一人口中依然是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处境会得到党内外的大量同情。
虽然不少人知道工业化不能延缓，就连洋务派都知道不学习西方制造巨舰大炮，中国就没法抵抗列强的入侵。但在现实当中，许多人还是觉得应当先满足农民提升生活的需要，毕竟这是一种极为朴素的社会正义观念。
林信义有些明白了田均一的为难之处，在这样强大的党内外压力下，即便田均一知道工业化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唯一道路，也会产生犹豫的心理了，毕竟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就算有劳工党这样高度集权的组织推动政策，也不能改变田均一自身所受到的压力的现实。
这种压力在工业化成果没有显示出来之前是不会得到缓解的，甚至工业化成果初步展现的时候，也不会让批评者改变立场，因为工业化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工人阶级，乡村虽然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获得工业科技的反馈，但这种反馈更多的是间接性的，不会直接让个人受益。
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对于工业化所抱有的那种怨恨情绪，将会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愤怒，直到他们彻底的失去小土地的产权为止。这种过程至少要持续四五十年，也就是二三代人才能改变他们的世界观，田均一估计都看不到这一天，他自然不能不产生犹豫，毕竟斯大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
一边思考着，一边听完了各位委员们的发言，林信义思索了片刻，对质疑自己的委员们做了一个补充发言，“今年，据说武汉钢铁厂的工人人均炼钢产能可以突破20吨，以粗钢一吨出厂价51两计算，也就是一名炼钢工人的年值是1020两，而他的年入大约在120两，工人的报酬占其产出的11.76%。
江汉平原的良田最高年产4-5石稻谷，人均耕地不到六亩，一个壮劳力一年的产值就是30石稻谷，扣除种植成本和税收，他的实际收入应该在20石，收入占其产出的66.7%。由这一数据的比较就能看出来，工人阶级为国家奉献的剩余价值，其实要比农民高的多。
为什么都说农民过的比工人苦，因为两者的产出就差远了。一石稻谷按照3.75元计算，30石也就110余元，10个农民才抵得上1个炼钢工人创造的产值。你们质疑工人阶级为什么活的比农民好，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认为工农的生活水平应该一致，让工人降低生活水准，我就不能理解了。
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劳动者按照劳动成果进行分配，不是按照虚无的道德标准进行分配，绝对的公平主义，不管是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不可能存在，因为绝对的公平主义只能让人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念的。
你们说我国的工业品定价太高，而对农产品的定价又低了，这是工业对于农业的高卖低买，是一种剥削行为。那么我要提醒各位委员们了解这样一个常识，美国钢铁工人年产钢铁已经超过了60吨，一吨钢耗用的焦炭已经降到了1吨，美国钢铁在成本上已经远远低于我国的钢铁产业。
但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的粗钢定价，按照匹兹堡加价法，统一每吨47.6美元。但是在中国市场上，进口美国粗钢的定价是41美元，也就是63两，我国的粗钢市价是65两，美国钢铁公司显然是在对我国进行倾销，试图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打击我国刚刚起步的钢铁工业。试问，如果我国不能自产钢铁，美国人还会以低价格出售钢铁吗？此前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出口的粗钢价格甚至突破了80美元。
我们之所以不能在价格上和外国工业品展开竞争，因为我国的工业水准太过落后，搞价格竞争只能让这些现代工业倒闭。所以，必须要对我国的幼稚工业进行保护，这种关税保护，德国人和美国人都干过，美国现在的关税还在30-50%之间，正是关税保护给了美国工业以发展的时间。
认为调低对工业品的关税可以让农业部门减少支出，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旦自身的工业发展不起来，那么中国的农业就会受制于外国的工业体系，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就会沦为廉价的粮食和劳动力的提供者，中国工业和外国工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会不断扩大，最终被迫放弃在工业上的投入。
而对于农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定价确实被压低了，因为我国的工业部门需要廉价的农业原料才能保证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外国公司有意调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以引诱农民大量的种植经济作物。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当农民大量贷款去种植烟草和美棉后，这些外国公司就会以市场上出现大量供应压价，而为了归还贷款，农民将不得不以亏本的价格出售经济作物。
为什么我们要统购统销，禁止主要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因为作为个体的小农生产者压根就不可能是市场的受益者，统购统销是为了保护我国的落后农业，虽然这些小农户在经济上没有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我们也保证了他们不会遭到市场的恶意打击。
请各位委员想一想吧，如果我们采取市场的方式来给农产品定价，故意提高某种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然后引诱农民去扩大生产，第二年则拒绝收购这种经济作物，那么这些农民就会迅速的破产，我们还需要劝说他们参加集体化的公社吗？我们完全可以把负债累累的农民的土地收购国有，然后采取大农场制度，这就是英国的羊吃人，也是美国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翻版故事。
你们确定，这种资本主义方式的市场经济，会比当前的统购统销模式对农民更加的公平？”
委员们都被林信义的话语给震慑住了，不是被其前半段的经济理论所说服，而是被最后的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掠夺模式给吓到了，这不是在凭空想象，而是确实可以进行操作的手段。事实上外国的资本家已经在中国这么干了，比如英美的烟草公司就在推动安徽等地的农民种植烟草，给出的价格相当的可观，这使得安徽不少农民都放弃种植粮食、棉花和鸦片，而投入到烟草种植产业中去了。
但正如林信义所描述的，当这些农民大量的借款去种植烟草后，外国烟草公司只要压低收购价格，那么这些农民就要面临出售则亏本，不出售自己又没法偿还贷款的困境。欧美烟草公司鼓励安徽农民种植的美国烟草品种，只适合于制作烤烟，和过去中国的土烟品种是不同的，这种烤烟需要建造烤房，投入相当大，所以农民必须要进行贷款才能进行种植。
一旦烟草公司降低价格收购，那么这些农民面临的处境就相当困难了，毕竟农民是按照去年烟草公司的收购价来盘算自己种植烟草的盈亏的，压根不会想到市场的波动性会这么大，毕竟小农经济中，市场价格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只有粮食在灾年和丰年中才会出现剧烈的价格变化。
拿着小农经济培养出来的投机心理去和资本市场进行博弈，这和后世的散户想在A股市场中战胜庄家一样困难。这些委员们虽然还保留着不少小农经济的观念，但他们并不蠢，所以还是能够听得出，林信义说的到底是恐吓手段，还是真的可以进行操作的具体方案。
在震动过后，何玉衡和陈仲甫都不约而同的对林信义展开了反击，两人不敢否定林信义说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主张党和工农兵委员会可以对市场监管，从而限制这种情况的出现。
林信义两手一摊，询问两人道：“你们说要以法律限制外国公司不能随意缩小采购的数目，这和统购统销的办法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只听说过权力部门强迫别人低价出售商品的，唐代不就有卖炭翁了么，但我还没听过有强制商人高价收购的权力部门，封建王朝都没有实施过这样专制的制度，工农兵委员会却要实施这样的制度，那么这还是无产阶级所追求的公正社会吗？”
何玉衡和陈仲甫的主张，连其他委员也不能接受，特别是负责金融和商业工作的委员，他们觉得如果搞这种强制性的市场经济，商人估计都要逃离武汉了，跑掉的可不单单是这些外国的资本家了。而负责行政方面工作的委员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权力控制下的市场，必然会引发严重的腐败问题，到时候民众还会信任党和工农兵委员会吗？
等到其他委员发表了意见之后，林信义才接回话题说道：“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个人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寻求最大利益的交易。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想法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对于国家的主导者来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识，既然有人的利益最大化了，那么市场中必然就会出现利益受损的个人。
只关心市场中那一部分得到额外收益的个体，而忽视了另一批利益受损的个体，这和封建王朝把士大夫以下的劳动者当成维持社会运转的牛马有什么区别？既想要获得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又想要公有制经济的公平性，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个人必然会侵犯集体和全民的利益，而作为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国营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也会谋求利用其自身地位和大资本，达到垄断某一行业的企图。这样的国营企业实质上已经和全民无关，他们已经变成了某一些人所有的国有企业，这种垄断企业的内部工人会脱离无产阶级，成为垄断企业的附庸。
统购统销虽然存在不少弊端，但是相比起放开的自由市场，至少它还是不坏的。另外，我还有提请各位委员们注意，无产阶级是不会支持一个不能发展生产力的政权的，哪怕它自称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壮大自我的力量，没有力量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抵挡住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联合进攻的。
失去了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党和工农兵委员会都不能生存下去，因为资本主义不会容许一个不受自己控制的市场，而地主阶级则不会容许任何使农民摆脱地主阶级的控制，因为地主自己是不劳动的，而土地没有了人的劳动就不可能产生财富。
这就是党和工农兵委员会为什么不可能和资本主义及地主阶级媾和的原因，因为人家天天都想要消灭我们，毕竟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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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治会议是田均一主持的，但是田均一发觉今天的会议要比他想象中轻松了不少。林信义仅仅依靠理论上的辩论就把其他委员给压制了下去，如果是换做他自己来推动工农关系的确定，那么是不可能如此顺利的。
对于田均一来说，党的政治会议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过去党的主要敌人是满清朝廷时，大家在会议上几乎不用说服就能取得一致。但是随着满清朝廷权威的崩塌，哪怕连党外的普通群众都觉得大清要完蛋了，这个时候党内的成员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多了几分自己的想法了。
这种想法倒不是全然是私心，但就如林信义当初对他所言，每个人都是身处于一个阶级之中，他可以背叛自己的出身，但没法背叛自己的阶级，作为乡绅家庭的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这种事情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少见了，但是想要让这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承认，他们和劳动者地位一致，往往都会引发诸多反对。
包括田均一自己，一开始也是认为劳动者是愚昧的，他们太容易受到物质的影响，所以不可能坚定的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成立之后，田均一才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实际上容易放弃革命的是那些知识分子，而不是底层没有什么知识的劳动者。
这些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原因，一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太平天国爆发后，捐官成为了官场一大主流，通过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反而变成了少数派，虽然满清从入关开始就一直把卖官当成了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但在太平天国时期这样大批的出售官职，也是极为罕见的，哪怕大明要完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卖官过。
满清入关后，用满汉并立已经分去了官场一大块蛋糕，明代时连皇帝都不敢轻易折辱的进士官，在满清不过是和家奴并立的存在，所以进士在清代的地位已经大大的不及明代。再加上捐官体制，清代的士大夫对于皇权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
这一点其实可以从明清的拥立情况就能看得出来，明代士大夫的党争几乎都是从拥立谁为太子开始的，而在清代，没有那个汉人大臣敢议论皇帝该立谁为太子的。不过士大夫的地位虽然远不及大明，可终究还是统治阶层，清代官民之间的差异要比明代大的多，因为满人是真不把平民当人看，满清一朝屠杀本国平民的记录是空前绝后的。
所以，清代读书人想要做官的心情反而比明代要激烈的多。满汉并立也好，用捐官也罢，只要不堵住了读书人科举的门路，那么他们还是愿意拥戴大清的。但是辛丑事变之后，满清开始取消科举制度，转而开办新学校，这就极大的激怒了把科举视为人生唯一希望的读书人，辛丑之后加入革命党的读书人可谓是比比皆是。
但是这些读书人在新的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之后，对于继续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事情就没啥兴趣了，因为对他们来说，革命已经完成了，自己都已经靠着入党当了新朝的官，现在当然应该维持官员的体面，而不是继续为民众做事。
毕竟读书人想要做的是百姓的父母官，不是做百姓的仆人，什么是父母？就是不管对错，儿女都应该顺从父母，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根本用意。在孝文化下，儿女就算被挨打了也得承认是自己的错误，哪怕他们没错，也不该对父母的责罚有什么怨言，毕竟父母给了他们投生于世的机会。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在击败了列强的舰队和俄国人的入侵后，其统治的法理性已经超过了满清，这就意味着，即便大家不做什么事，老百姓也是会承认工农兵委员会是合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就不大想继续辛苦的做事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到了休息的时候，毕竟对于中国的官僚体制来说，评价官员的标准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官员的个人品德和其治下民众有没有安居乐业。
官员的个人品德靠百姓给官员送万民伞和立生祠，民众的安居乐业则以诉讼案的数量来评价，于是满清的贪官污吏们，一般在离任时都会强迫百姓送万民伞，并拒绝接受地方上的诉讼案，凡是来告状的都是刁民，要让地方里甲带回去好生看管。
与此一脉相承的，就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治下，也出现了许多呼吁给民休息的呼声。认为不需要组织群众在冬天修理水库和河道，不需要让法院对任何民事诉讼都接受，看起来这些党员干部是为了老百姓好，毕竟冬天修水库和清理河道确实是让农民不得休息，不让法院接受民事诉讼也是为了建立和谐社会。毕竟现在法院接的最多的诉讼是离婚案。
但是这些党员干部完全忘记了这样几个事实，水库和河道的修缮虽然是国家的事情，可受益者却是当地的民众，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集合分散的个人的力量去做公共工程，让个人获益。修水库时认为是苦役，遇到干旱年景，这些官员就把责任推到气候不好，似乎他们做这个官是不用考虑自然灾害的问题的。
而反对法院处理数量众多的离婚案就更是笑话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自从建立以来就主张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这是许多离婚案出现的原因。而女性之所以要提出离婚，一小半是因为婚姻是父母做主非自己愿意，一大半则是难以忍受婆家的苛待。
党员干部不去处理引发离婚案的社会因素，反而以拒绝接受离婚案来维持表面的社会和谐，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已经和前清官员没啥区别了。
所以在党的会议上，对于民生问题的讨论，田均一往往要费很大力气去说服其他人，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不完全和他保持一致。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某些党员干部并不完全认同无产阶级的立场，但田均一又不能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毕竟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不仅仅那些地主阶级还保持着旧的道德观念，即便是底层的劳动者也认同旧的道德观念。也只有在这种时刻，田均一才能理解林信义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主张要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因为这是批判旧道德体系的第一步。
在旧的道德体系中，妇女儿童属于财产而不是什么人，父母可以把儿女出售给别人，丈夫也可以把妻子当做财产抵消债务，这在旧的道德体系中是合法的，是不受官府和宗族约束的权力。甚至于，一个死了丈夫又没有男丁的家庭，男方宗族甚至可以收回男方的家产作为族产，而把妻子、女儿扫地出门，更无良的宗族甚至会找人贩子直接把母女发卖了，当然这说明男子只是平民阶层，而娘家也已经没人了。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推出了新婚姻法之后，固然让治下的离婚案快速上升，但却极为有力的打击了乡村中的封建势力，特别是宗族势力。和所谓的宗族保护同姓的神话不同，宗族实际上就是少数人控制同姓的工具，宗族内部不要说法律，连道德都是不常见的，把吃绝户当成理所当然的宗族，难道会对弱者有什么同情心吗？宗族只对那些能够给宗族带来利益的族人给与优待，这种族人一般都是读书好能当官的聪明人，至于普通人，就不要指望在宗族内部得到什么公平的待遇了。
相信宗族能够善待自己的普通人，和相信皇帝会保护小民一样可笑，压迫者只有在一件事上会承认被压迫者的权利，那就是受压迫的权利，毕竟没有了下面的受压迫者，族内的公共事务难道还要让族老们出钱吗？
而妇女儿童在宗族内更是被压迫的最底层，所以当劳工党提出保卫妇女儿童的合法权利后，立刻就在乡村获得了一大批拥护者。这些妇女儿童虽然不能给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提供什么力量支持，但是在其推动土地改革时，却能够给与极大的舆论支持。
正因为了有了农村妇女的天然同盟，劳工党派驻乡村的工作组才不会陷入孤立，许多村子里的妇女在土地改革及反宗族的问题上，天然站在了劳工党的一方。而一些持旧道德观念的知识分子，则只看到了离婚案的增加，让社会风气变坏了，女人都不愿意服从公婆和丈夫的命令，而想要抛头露面自己工作养活自己了。
对旧的社会生产体系的摧毁，使得旧的社会道德观念正在快速崩坍，但是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新的无产阶级道德观念还没有树立，所以党内外关于社会风气问题的对立，就变得越来越激烈。
田均一能够理解林信义反复强调的工业化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风貌是个什么样子，他还真的想象不出来，这就是他在会议上需要费相当多的口舌去说服别人的原因，因为大家认可工业化的重要性，但但反对在新道德观念没有出现之前摧毁旧的道德观念。
田均一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些看不清方向，自然就很难坚决的去压制其他人。但是林信义就不同了，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道德观念几乎是深信不疑，认为旧的道德体系必须被摧毁，这种不顾一切的前进姿态，反倒是让其他委员们犹豫了起来，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错误。
和田均一偏重于具体工作的做事方式不同，林信义虽然参加党内的会议次数并不多，但每一次都引发了路线上的争论，而每一次都证明了他是正确的。所以委员们和田均一争论的时候，心理负担并不大，因为大家只是就具体事务进行争论，哪怕错了也是考虑不周而已。
但是和林信义进行路线辩驳，危险性就相当大了，一旦把自己置身于路线的对立面，那么就意味着他要交出中央委员的职务去地方工作了。劳工党的中央委员虽然在外人看起来地位很高，但是在党内其实只是一个代表职位，它不是由个人的威望和品德来决定的，而是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和党保持一致的执行者。
当你和党的路线不能保持一致，那么自然就不可能留在中央推动路线的进行，而这种调离也不会认为是犯了错误，而只是认为你不适合在中央负责工作了而已。当然，对于一些保留了士大夫习气的党员来说，这种调离中央的处分和惩罚也没啥区别了。
所以，中央委员们在路线问题上，表态都比较慎重。而同样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发起路线问题的讨论的，路线的实质是建立一个理论去指导实践工作，党内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理论认识上的高度，因此他们提出路线问题时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何况是其他人。
但林枫同志显然是例外，党内的路线问题，倒是有一半以上是他提出的，少数才是田均一、秦力山等人提出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建党原则和党的最高、最低纲领等问题，则都出自林枫之手。这些委员面对林枫时承受的压力，并不比面对田均一少多少，虽然后者在党内的权威更重一些。
而今天的会议，田均一的沉默实质上就是表达了对于林枫做出的工农关系的判断的支持，委员们面对双重压力自然更加谨慎了起来。何玉衡和陈仲甫虽然是新进中央委员，但他们在政治会议上的影响力并不大，何玉衡主要代表湖南党组织在中央的代表，而不是中央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陈仲甫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和何玉衡相比，他的话语权更小，因为何玉衡代表的湖南党组织规模在各省仅次于湖北的党组织，安徽全省的党组织还不及长沙一地大。他们两人在政治会议上的积极发言，其实就表明了两人在中央没有多少政治利益要保护，而其他委员们的发言就相当慎重了，因为他们的决定和自己负责的部门利益是分不开的。
于是，在工农关系上的论断，还是比较顺利的通过了。反倒是在是否吸引外资开发东北地区的问题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虽然大家都承认，当前的工农问题核心在于农业生产力不足，大家也认可要优先发展农业生产力，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建立起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以应对小土地所有者在经济上和工农兵委员会采取的对抗措施。
面对统购统销政策，小农采取的比较普遍的消极对抗方式就是降低生产力，把生产所得用于消费而不是进行积蓄和投入再生产。按照农民的说法，“既然赚不到钱，为什么还要干这么辛苦，我只要种够自己的口粮就够了。”
不少党员干部之所以对统购统销政策产生疑惑，就是认为农民的积极性被这一政策给磨灭了，这样下去他们不仅不能从农村收购到必要的工业原料，甚至还可能要对农村进行补贴，才能不出现饥荒问题。
林信义主张在集体公社化运动之外在北方开荒建立大型国营农场，从而为公有制经济建立起农业生产的基础，这一主张是得到了许多委员的认可的，毕竟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办法。国营农场可以直接忽略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只要雇佣农业工人就够了，这样自然就不用考虑小土地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问题。
你可以用纪律约束农业工人，但你没权力去强迫小土地所有者的生产活动。对于劳工党的中央委员们来说，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在于被纪律约束，比农民好管束的多。因此在集体化运动问题上，本就有不少党员是持肯定态度的，现在的国营农场提议自然更加符合他们的想法。
但是在应用外国资本的问题上，反对的声音就大了起来，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倾向于陈仲甫的想法，觉得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外国人赶出东北，现在却又要鼓励外国资本去东北投资，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虽然武汉引入了大量的德国资本，但并不是所有党员都认可武汉的发展方式的，只是武汉引入德国资本起于张之洞时期，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成立的初期，他们需要德国人站在自己这边，所以武汉引入外资发展工业才没有得到党内主流的非议。
但是现在要在东北复制武汉引入外资的发展模式，自然就引发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委员们的反对。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委员则认为引入外资虽然能够节约时间，但利润都被外国资本赚去了，东北不过是农业拓荒，实在没必要让外资插手，不如武汉自己慢慢投资建设，那么收益就不会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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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具体的问题上，田均一没有让林枫继续冲锋陷阵，他对各位委员强调道：“我们反对列强在华享有特权，但并不反对和各国民众进行公平的商业往来，如果我们和满清一样连正常贸易投资都要进行阻扰，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在中国和外国之间设立了一道城墙，在双方民众无法沟通交流的局势下，外国民众就会支持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武汉这几年来工业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德国技术和德国的工程师的协助下的，如果我们从蒸汽机制造开始研究，那么不要说现在正在建设的长江大桥是个问题，汉江上那几座桥梁我们自己都建不起来，就算我们有一两个能够设计桥梁的工程师，也制造不出能够用于现代桥梁的合格钢材和水泥。”
田均一直白的话语顿时让几位委员们熄了火，虽然他的话很伤人，但现在中国的工业能力确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洋务运动可以派出一些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科技技术，但是西方的科技是建立在本国的工业基础上的，这种科技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太先进了。
对于现在的欧洲来说，电力能源显然要比直接烧开水的蒸汽机动力来的高效率，且对于工厂的投资也极大的减少了，而发电不外两条路，一条是水电，一条是火电，前者需要较强的设计能力，后者需要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两条路都过于高深了，因为中国现在也就才刚刚解决如何制造蒸汽机的问题，还是极为早期的低压蒸汽机，因为高压蒸汽机需要优良的钢材。
那些民族主义者可以坐在电灯点亮的书房内对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大量引用外资发展工业口诛笔伐，但要是电灯不亮了，他们可不会退回到油灯时代去，而是要声讨工农兵委员会不作为，居然能让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停电，极大的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这可不是笑话，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毕竟武汉三镇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一体化的道路交通等设施，于是武汉三镇的电力系统其实是独立存在的，这就使得汉口、汉阳的电力紧张，而武昌的电力倒是挺宽裕，因为武昌的工厂比较少。
一开始，工农兵委员会遇到电力紧张的时候都会先保证生产用电，就是把民用电给关了。虽然此时民用电主要用于照明，但仅仅只是夜晚的电灯无法被点亮，已经引起了大量民众的不满。武汉采取的电力先行模式，极大的降低了电力价格，主要是为了迅速的提高电力用户，以保证发电量。
这种电力价格的快速下跌，使得外国资本很快意识到，武汉的电力价格是上海的四分之一不到，比德国本土的电力都要低廉三分之二。这种能源价格的扭曲，极大的刺激了德国资本在武汉投资的欲望，并迅速使得武汉的工业用电超过了民用电市场。
在煤炭价格中国和欧洲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武汉电力价格的低廉显然是被人为的压低的，而武汉电力之所以能够被压低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把电力网建设从电力公司资产中剥离了出来，并对电力建设提供了低息贷款。
简单的说，武汉的用电成本，其实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了政府身上，不过考虑到政府并不制造财富，因此这部分投入本身就来自于个人和公司的税收，所以就等于是全民负担了电力网的建设费用。
对于已经成熟的产业而言，国家推动要比私人建设高效的多，因此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虽然并不足以承担起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电力先行政策，但从德国引入的工业技术和资金，还是确保了电力先行政策的落实，并因此吸引来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在武汉聚集。
一开始武汉市民对于电力先行政策并没有什么感觉，主要是大家觉得电灯这个东西太贵，且电力似乎也不安全，所以不少知识分子评价劳工党是好大喜功，把外国人的东西当成了宝，按照中国人勤俭朴素的习惯，大家应该用自己能够生产的桐油灯才是正道。
只是1907年西门子公司在武汉投入生产的钨丝灯大量下线，极大的冲击了旧的碳化竹丝灯泡市场，电力公司甚至开启了用电送电灯的活动，民用电用户一周内暴涨三倍，从而将武汉用电户提升到了武汉居民户的八成，电力于是便成为了武汉市民的日常消耗品，油灯之类的照明灯具只有在停电时才用于应急。
武汉原本电力过剩的情况就转变为了电力短缺，市民对于生活用电的保障越来越关心。特别是1908年电风扇开始上市后，夏天的居民用电就更加不能忍受断电了，毕竟武汉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电风扇带来的舒适感，在夏天是不能被取代的。
所以委员们很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反对列强入侵中国的主张当然是能够获得民众支持的，但是打着反对列强的主张去阻碍外国资本对武汉的工业进行投资，那么必然会引发群众的不满。群众其实并不关心外国资本是否会对中国产生剥削，但他们很关心自己的生活有没有被政策所打扰。
如果党的建立基础是民族主义，群众的这种不满当然可以无视，毕竟民族主义只讲保护利益，至于保护谁的利益就不能细究了。但是劳工党的建立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它首先强调的就是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如何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实现按照需要分配社会财富的世界。
引入外国资本虽然造成了剥削本国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但是工业的发展又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从这一结果来看，引入外国资本同样是在壮大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是可以在限制条件下接受的。
田均一之所以能够牢牢的掌握住党的最高权力，因为从张之洞时代开始，他就是提议引入外国资本建设武汉的主导者。并且，田均一成功的在壮大了武汉的无产阶级力量之后，一举掀翻了以铁良和端方为首的湖广总督府，从而光复了武汉。
田均一下场表明态度，其他委员自然就不能再拿民族主义为借口对引入外国资本的问题提出非议，因为大家都是站在田均一的成果上，才能坐在这里讨论党该怎么前进，否则大家这会就得和同盟会一样，在满清治下东躲西藏了。
同盟会号称是中国反满势力的大团结，但是拥有着各省进步乡绅支持的同盟会，也只能在沿海地区搞一搞会党起义，且几乎都是失败的。究其失败的根源，就是同盟会虽然有着各省进步乡绅俄支持，但是这些进步乡绅和本省的反动乡绅数量相比，几乎连百分之一都达不到。
力量相差如此悬殊，以至于满清都不需要特意调派军队，只要让本地乡绅组织团练配合地方军队就能把起义给镇压下去了。而武汉的起义却在一夜间就获得了成功，不要说本地的新军大多投向了劳工党，就连本省的反动乡绅都不敢轻举妄动，就是因为劳工党一开始就把武汉的工人阶级变成了自己的基本盘，从而压制住了武汉及周边地区的反动势力。
田均一在建党和建立工农兵委员会过程中所立下的功劳，其他人是不能相比的，所以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去质疑他引入外国资本的动机是什么。其他人或者还有软弱性或投机性的可能，但田均一已经在建党和建立工农兵委员会的过程中证明了自己对于革命的坚定信念，党内是不可能相信田均一怀有其他想法的，否则党早就完蛋了。
压制住了各位委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之后，田均一这才缓和了语气说道：“之前党的中央大会召开时，已经就接下来的工业发展建设问题进行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