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工业部门的同志认为，武汉的工业建设已经渡过了基础建设投入期，接下来需要确定工业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好集中资源做强做大一两个产业，从而和欧美的工业能力进行对抗。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光是人口就已经接近了欧洲全部人口的总和。按道理说，我们应该把所有工业种类都建设起来，因为中国有足够的人口支持这样的工业发展。
但是我国的自然资源并不足以支持这种规划，仅以石油、煤炭、铁矿石来讲，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石油大矿，煤炭也都在交通不便的北方，铁矿石的数量很多，但质量都很差。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想所有工业都齐头并进，那么只会浪费时间，因为许多工业在中国并没有优势，反而消耗了有可能快速发展的工业部门的资源。
我相信大家现在对于工业发展也不是一无所知了，工业这东西和农业是两回事，良田的粮食产量高，但劣田的粮食也是能吃的，所以搞农业的只要能生产，至少饿不死人。但是工业是依赖交换才能生存的行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工人就会被饿死。
为什么生产出来的东西会卖不出去，因为技术越是先进的工业国，他所制造的工业品不仅性能良好，成本也比落后国家低廉的多。有谁会在市场上购买质次价高的商品？所以，发展工业不能搞闭关锁国，必须要尽快的追赶先进工业国的技术，发展配套工业，这样才能让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活下来。
所以，工业部门才强调，要集中资源在一两个重点产业上，打开先进工业国对于工业技术的垄断地位。而党的决定是，优先发展汽车制造业、农机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为什么是这三个产业，因为这三个产业都用到了大量的钢材，将会将我们对钢铁产业的投入产能消化掉，其他行业根本消化不了我们所规划的钢铁产能建设。
汽车制造业、农机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它们所对应的市场，其实还是农业。汽车提升了短途运输的效率。我想大家应该清楚，这一两年内，武汉到周边县市的交通运输情况获得了极大的好转，并不是因为我们投资建设了铁路，而是公路建设加上汽车运输带来的。
江汉平原上的粮食产量提高，除了水利建设之外，使用了进口的化肥和农药也是关键，而农机则极大的提升了耕作效率。过去江淮平原上一年两季的耕地比例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去年已经上升到了十分之三，这就是生产合作社和新式农业机具带来的成果。
我们现在所要开发的外东北、东北及内外蒙古地区，都是交通极为不便，且大多未开垦的荒地。想要开发这些地方，除了要迁移大量的劳动力之外，汽车、农机和化肥、农药的支持也不能少。但是，在这些地方没有被开发出来之前，这些投入都需要我们自己来筹措，假如不引入外国资本，那么我们拿什么生产汽车、农机和农药化肥？”
这下负责工业的委员也没了声音，林信义这才从旁接过话来说道：“现在的东北虽然恢复了和平，但是这种和平并不牢靠，大家如果想要把东北圈起来慢慢发展，那么不过是给了列强以希望。
今天东北的和平，并不是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力量镇压住了各方的蠢动，而是欧洲两大阵营的对立，使得欧美列强无暇关注东方，才不得不承认了东北亚的和平。
本次中日俄三国之争，本身就是欧洲两大阵营对峙的结果，德国人希望俄国人把注意力放在远东，法国和英国则希望我们把俄国人打回去，这就是战争中除了德国之外的其他列强都在支持中国和日本对抗俄国的原因。
而日本之所以承认当前东北亚的现状，不是因为想要和平，而是其自身国力没法连续作战，这场战争已经让日本把上次战争的收获全都吐了出来，且还把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发展成果填了进去。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获得了胜利，但是在经济上却已经成为了英美的债务国。
没有从俄国身上获得赔款的日本政府，自然不敢再轻易开启一场大陆战争。但是，一旦欧洲的形势稳定下来，欧洲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结束，不管是以和平收场，或是以战争决出成果，欧洲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放过一个4亿5千万人口的市场的。
到了那个时候，欧洲资本就会和今天一样，支持日本对中国发起战争，从而打开中国对于国内的贸易保护。而刺激日本冒险和中国交战的关键，就在于满洲和外东北地区的开发程度，如果中国没有保护这一地区的力量，那么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就会选择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本性，在本次战争中已经暴露无遗，只要能够看到一丝胜利的希望，那么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就会策动对华战争。压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靠的不是日本国内的友好人士，而是中国在满洲和外东北地区的开发程度。
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再怎么疯狂，也不可能直接朝着关内人口密集的华北、华东地区下手，因为日本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国。但是，按照满清入关的历史，先取得满蒙地区作为基地，然后再逐步扩大战争，则有可能复制满人入主中国的成功经验。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东北亚的和平是永久的，时间可以容许你们慢慢去发展。事实上和平是短暂的，只要中国没有对抗列强入侵的能力的，那么等列强积蓄好力量之后，中国就会迎来下一场战争。今天这场战争能够维持二十年的和平，那么就该谢天谢地了。”
林信义对东北亚和平的分析，打破了不少委员们对于和平的幻想。除了寥寥几位对军事外交所知不多的委员，其他委员其实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去看待中日关系的，毕竟这些委员们知道劳工党和日本之间其实关系相当的密切，有人甚至都知道林枫其实是日本人，因此他们觉得日中之间合作的可能性要比对抗更大一些。
但是林枫亲自说出了日中之间的和平很脆弱，这就极大的打击了这些委员对日中和平的信心。迫使委员们不得不放弃最理想的的道路，向现实屈服，以日中对抗为前提去重新看待外东北、满洲和内外蒙古的发展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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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劳工党在军事上的负责人，蔡锷在政治会议上对非军队事务一般不会表态，这是他和田均一、秦力山几人的默契。集体领导制度不是独裁制，假如有人什么都要管，那么不是造成集体的分裂，就是集体完全屈从于一人，最后形成僭主政体。
僭主政体在初期确实能够提高行政效率，毕竟大小事务都是由一人而决，但很快独裁者就会把维持自己的权力当成最高任务来处理，于是国家利益就得向僭主个人的利益让步，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搞秘密外交，把国家事务当成个人关系来搞，袁世凯所领导的国务会议正是如此。
蔡锷看的很清楚，袁世凯个人的名望随着满清的灭亡不断升高，但是北洋团体的进步性却日渐倒退，假如说满清时代的北洋团体还有保卫国家效忠君主的几分意思，那么现在的北洋上下效忠袁世凯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人都会被这个团体所排斥。
袁世凯并没有把北洋团体的堕落归咎于自己的僭主身份，反而认为是下面的人不够忠诚，所以想要重新打造一支模范军官团来取代老人，不过很显然他是给自己的病开错了药方。
如果说战争期间袁世凯的命令至少能打个八折执行，毕竟对俄作战是国战，袁世凯还是拥有着大义的名分的，这也是武汉承认袁世凯领导的国务会议合法性的基础。那么战后袁世凯试图加强个人独裁权的行为，正让其迅速的失去北洋团体的忠诚。
作为一只满清朝廷用金钱供养出来的军队，哪怕那些官兵是从袁世凯手中领取的军饷，明白人还是知道，这是朝廷给的钱，袁世凯只是经手发放，并不是袁世凯从自己腰包里拿钱出来发给大家的。大家之所以感激袁大帅，一是袁世凯能够亲自发钱，这让北洋基层官兵和袁世凯建立了某种私人关系；二则是袁世凯亲自发钱杜绝了军官从中克扣，大家自然是喜欢袁大帅的。
不过北洋官兵对于袁大帅的喜爱是建立在效忠朝廷的大义名分下的，要是袁世凯要带着他们去造朝廷的反，那么就要两说了。所以李鸿章和荣禄能够轻易的拿捏住袁世凯，因为知道北洋上下还不是袁世凯的私军。
也就是荣禄死后八旗亲贵在北洋军中拿出了满人亲贵的作风，才让北洋上下失去了对于朝廷的敬畏之心，而抱有诸多不满。但是这种不满，也只限于对朝廷灭亡见死不救而已，在对外战争中，北洋还是愿意服从朝廷命令上战场的，只不过袁世凯又存有私心不肯让这支军队去和洋人打，从而击破了北洋上层的最后一点心气。
于是在俄国试图吞下整个东北地区向北京宣战时，北洋军的下层官兵倒是愿意上战场，毕竟吃军粮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拼命么，但是北洋上层则普遍想要保守实力，于是一些能坚持的阵地战就打成了溃败战，让俄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挫折就拿下了山海关。
但是当武汉派兵支援山海关后，北洋下层官兵很快就依托武汉军队形成了坚固的阵地，可见只要上头下了决心，友军又表现可靠，北洋军还是能够把平时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的。
北洋团体在战争初期的拙劣表现，在政治上的软弱性，给蔡锷等人深刻的上了一课，于是劳工党高层对于民主集中制度也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蔡锷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虽然研究的不深，他本人其实更欣赏军国主义，但是他也承认军国主义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而劳工主义则让武汉人彻底改头换面了。过去那些在码头如牛马一样任劳任怨的苦力，哪怕被管事、会党欺凌也不敢抱怨，但是在劳工党的组织教育下，码头工人展现出了极为坚韧的革命精神。
在对抗朝廷平乱的战役中和对俄作战中，大量码头工人组建的军队都以顽强敢战而闻名，甚至在和俄军争夺阵地的过程中实施了残酷的白刃战，一度让俄国人错愕不已。按照俄国人对清军的认识，清军士兵守着阵地放枪炮还有模有样，但俄军的步兵一旦逼近了清军阵地，哪怕只有一小队俄军步兵，清军也会迅速的丢下阵地跑路。
所以俄国统帅认为，东方人不适应白刃战，俄军只要进入到近距离和中日军队展开白刃战，那么胜利就必然会属于俄军。不过中日两军在战争中都给俄国人一个深刻的教训，日军就不说了，日军在白刃战中居然把俄军打崩溃了，这是俄军上下始料未及的结果。
而一向懦弱的中国人，俄军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远东拓展领地，期间和清军多次爆发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清军的无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俄军对东方军队的拙劣印象其实都来自于清军，对于日军只是习惯性的套用了清军的形象。
在这一次战争中中国人不仅以训练有素的炮火教训了俄军，其铁丝网加马克沁重机枪的使用，也宣告了中国人在吸收欧洲先进军事技术上要比俄国人更敏锐。不过最让俄国人感到震动的还是中国军队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这是过去一百年里俄军没有看到过的，甚至在几年前的义和团事变中也只有少数个体身上才有。
蔡锷很清楚，一群在满清治下麻木而不敢反抗的牛马是如何在劳工党的组织下变成建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勇敢的战士的。在党的领导下，码头工人们组建了工会以保障自身的利益，并有权利选举工人代表加入工农兵委员会，把工人的想法和主张变为法律。
军国主义追求富国强兵，只要求个人向国家尽则，但从不描述国家对于个人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只会说，只要国家强大了，个人的生活自然就会变好。
但是以蔡锷在德国的留学经验来看，哪怕是最先进的工业国德国，其工人阶级的命运也是相当悲惨的，柏林街头的流浪汉和妓女并不比国内少，德国上层精英时常把道德挂在嘴边，不过他们玩弄起男童来却是欧洲闻名的。
在西欧这个欧洲文明最兴盛的地方，英法贵族喜欢女性，巴黎和伦敦的妓女数量远超各国，而号称禁欲的保守国家，德国和西班牙则更钟爱纯洁的小男孩。蔡锷到现在也很难理解，德国人究竟是怎么让自己相信，国家代表着民众的利益，对中学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的德国，普通人甚至都能够计算天体运行的规律，却算不明白民众和贵族们在国家利益上的占比。
而劳工主义并没有要求民众效忠国家，他们只是要求无产阶级应当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工人阶级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后，就爆发了无比的热情。当北洋官兵还在试图向袁世凯或不属于自己的国家输出忠诚的时候，武汉工人阶级组织的军队却是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不是在为国家作战，而是在为无产阶级作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而战。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思想觉悟，武汉军队的主动性是蔡锷过去从没见过的，他们在战场上除了胜利之外几乎没其他杂念，不管是坚守阵地，或是对敌人的阵地发起进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尽快的返回自己的生活中去。
由于上下皆无杂念，在战场上武汉军队发挥出的效能，几乎是北洋军和俄军的数倍。蔡锷其实也意识到战争其实是一种大型工程的组织行为，战争的胜利是一种结果而不是过程。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在于军队的动员能力、后勤运输能力和军队的执行效率上。当一支军队能够当做一个半或两支军队来使用时，胜利女神就已经向你撩起裙角了，因为大多数军队在战场上能够发挥出一半的效能就已经很不错了。
劳工主义虽然反对军国主义，但是在现实的效果上，劳工主义动员起来的军队，其实就是最纯粹的军国主义军队，因为国家和军队的利益高度统一了，到达了全民一致的最优状态。所以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解不深的蔡锷，自然就成为了劳工党的坚定拥护者，他拥护的是这个高效率的党国体制。
正因为如此，在今次政治会议上就工农问题展开的讨论，他虽然保持了沉默，但其立场还是站在田均一、林枫一方的，农村兵虽然是军队最好的兵源，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不过是各怀私心的北洋军头罢了。那些小农家庭出身的官兵，天然就有一种对上级效忠的倾向，这其实就是在军队里制造了派系山头，蔡锷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军头要是各自为政，他这个军事委员到底去管谁呢？
不过在军事问题上，蔡锷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的，因此当林信义判断东北亚的和平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中国必须要在东北亚和平局面被打破前尽可能把东北地区开发出来，以震慑列强对东北的企图，他于是在会议之后就这一问题向林信义作了请教。
说是请教，实则是蔡锷、田均一、林信义三人在田均一办公室的闭门会谈。蔡锷向林信义求证道，“我知道一部分日本军人对于满蒙地区是素来有着野心的，比如近年来在我国颇为活跃的黑龙会，就有不少退伍军人的参与，甚至也有现役军人混杂其中，他们的主张是联合我国对抗俄国，看起来是为了保卫亚洲民族，但是黑龙会从来没有宣布过，把俄国人从满蒙地区驱离之后，这些地区究竟是否还为中国所有。
看起来，黑龙会似乎把满蒙民族当成了独立于中国的民族，他们对于中国的地位类似于朝鲜这样的属国，所以在驱赶走俄国之后，这些地区也要从中国独立出去。我的猜测是否正确？”
林信义毫不迟疑的回道：“你的推断没错，从你现在收集到的对黑龙会饿情报来看，黑龙会对于满蒙地区的逻辑就是如此。先将满蒙独立出中国，然后再试图吞并之，这不就是对朝鲜半岛的做法吗？
唯一不同的是，过去在朝鲜问题上只有中国和日本，而在满蒙问题上则涉及到了俄国、美国等列强，和资源贫瘠的朝鲜半岛相比，列强是不能容许任何列强独占这一地区的。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才没有光明正大的宣布满蒙非中国，而是试图先联合中国驱逐俄国，然后再和中国探讨满蒙的地位问题。
这也是我为什么主张，共和国应当在各族人民授权的情况下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继承满清法统。因为满清是一个对各民族奴役压迫的少数民族政权，试图继承满清的法统，也就意味着新政权继承了满清政权对国内各民族的压迫历史。
反抗暴政是近代民主主义兴起的根源，试图继承满清的法统，不过是让汉人站在了各族人民的对立面上，也失去了本民族人民的支持。强调共和国的领土来自于满清，实质上就是否定了人民对于领土主权的合法性，否定了人民保卫自身权利的法理性。
假如国家的主权来自于统治阶级，那么只要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自然也就拥有了这个国家的主权。这就是英国人入侵印度成为印度皇帝的逻辑，也是袁世凯试图证明自己统治的法理来源，这种法理的背后就是否定国家归人民所有，而是属于少数人的权利。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之所以提出满蒙非中国，是因为日本不够强大，他们一口吞不下整个中国，等到他们吞下满蒙地区之后，他们又会主张元清是中国，好为日本吞并中国建立法理了。所以，不管是满蒙非中国，还是元清是中国，其背后的实质问题只有一个，国家究竟是人民所有，还是少数人所有。”
蔡锷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林信义的回答还是有些不安的，因为对方终究还是一个日本人，他很担心对方要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否定了黑龙会的作为，那么这场谈话就很难有什么结果了。但是林信义的坦诚让他松了一口气，虽然林信义的回答也不是很符合他对于国家的看法，但在这个场合上却是最适合的。
因此蔡锷也迅速的收起了对于林信义的警惕，诚恳的表明自己的立场道：“确实如你说的，最终的问题还是要归结到国家是否为人民所有的根本问题上来。只要人民认为自己拥有这个国家，那么满蒙非中国，元清是中国的说法都动摇不了人心，只不过多了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但是当人民不再相信国家为自己拥有，自然就会去考虑国家法统的来源，这些说法就有了撬动人心的可能。 只是，我们该如何让其他国家的民众了解这一点？”
林信义能听出蔡锷的题外之意，蔡锷看起来是询问国家的法理，但实质上是在问如何避免日中之间的冲突。他其实能够理解蔡锷的想法，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日本其实不是主要的敌人，哪怕马关条约让中国丧失了朝鲜半岛和台湾，并赔偿了高额的战争赔款，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朝鲜半岛和台湾岛其实属于鸡肋，因为大陆国家就没有海权的意识。
现在的中国人所关注的是，如何在满清之后重建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并重新融入世界。能够做出这样取舍的，必然是大国精英才会思考的问题，因为小国是不会从世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周边的利益，所以国际秩序一变，小国通常就会迅速衰败下去，而大国则却有机会渡过衰退期，在下一次国际秩序发生变化时卷土重来。
蔡锷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人杰，哪怕他受到的教育没有教给他完整的现代世界观，但他还是敏锐的发现了国家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也需要获得国际秩序的认可。不被国际秩序所认可的国家，就等于是被动的封关锁国了。
林信义略一思考后就说道：“当前英法所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下，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来管理东亚，英国更乐意看到日本和中国保持某种平衡均势。
俄国人在远东的扩张破坏了东亚的均势，这就是英国支持日中对俄发起战争的根本原因。但是对于英国来说，日本和中国不管谁拥有满洲地区都是对地区和平的破坏。
中国拥有满洲地区会天然成为东亚的大陆霸权，日本只能放弃大陆政策而谋求海权，必然会和英国在东亚的海上霸权发生冲突。同样的，拥有满洲的日本必然会试图入主中国，从而建立起东亚一体的海陆霸权，这同样会把英国实力逐出东亚。
因此，欧美舆论会支持满蒙非中国的独立地位，但是欧美政府却会承认中国政府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权力。这样的好处是，杜绝了日本对于满蒙的企图心，又给了欧美支持满蒙民族反对中央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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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和田均一对于林信义的分析是认可的，因为这很符合列强的心理，也是最有利于列强的方向。自从转向唯物主义史观之后，劳工党的上层就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儒学的以道德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同时对巴麦尊勋爵的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一语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人，一般都会对道德外交和所谓的个人关系外交祛魅，他们天然相信一个组织的行为必然是以其根本利益驱动的，组织中的个人是没法对抗组织的群体心理的。而林信义对于列强心理的描述，完全符合列强在东亚问题上的利益，自然是符合逻辑的判断。
既然信任了林信义做出的判断，自然他们也就会谋求和林信义一起探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将其视为外人来提防。而林信义也确实给出了一个让两人陷入深思的建议。
“…从目前的东亚和世界局势来看，东亚各民族其实面临着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在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下保持独立并推动工业化的建设；第二个如何团结东亚各民族，而不至于把力量消耗在地区斗争上。
这两个问题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必然对解决另一问题造成正向的影响。同样的，只要其中一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么另一个问题就会出现反复，甚至变得更加的严重。
而从目前来看，解决这两个问题最有力的办法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些问题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自己就会消失。比如列强对东亚地区的武力入侵是建立在工业国对农业国碾压的工业科技能力上的，但凡东亚国家出现了初步工业化，列强也会打消直接的武力入侵。
因为世界的中心现在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没有那个列强会把所有力量用于东方，而失去对于欧洲的话语权的，这是愚蠢的选择。至于那些在欧洲都没什么话语权的二等列强，就更加没有能力派出军队入侵一个在人口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初等工业国了，他们的国力支撑不起这样的战争消耗。
所以在这场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对于东亚地区的外交政策会更加的柔软一些，他们会选择放弃过去所签署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来使日本和中国遵守看起来还算公平的条约，但在双方的工业和科技差距下，这些条约的实质还是不平等的，是为了维护先进工业国对后进工业国的不平等贸易。
简单的说，列强在意识到日本和中国具备了和工业国对抗的实力后，为了防止日本和中国用武力撕毁条约，那么他们就会主动的放弃那些不可能让日本和中国遵守的不平等条约。这就是国家之间以实力为基础的外交博弈。
我们要借助这一有利时机，团结日中两国的力量，迫使欧美列强做出更大的让步，在列强能够容忍的退让范围内，逼迫列强做出极限的让步。
比如收回山东的胶澳租借地，将列强的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地区，支持越南人民、菲律宾人民和南洋诸岛人民的独立运动，限制法国、美国、荷兰在该地区的殖民势力，并为以上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打下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基础。
如果法国、美国和荷兰失去了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势力，那么英国就不可能在东亚和东南亚维持其殖民体系，这就意味着大半个亚洲都将从当前的欧洲殖民体系中解放出来，这将极大的鼓舞世界各地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而想要达成这一目标，日本和中国就必须要达成合作而不是对抗。那么日本和中国的合作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是无产阶级的联合。日本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日本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分别掌握了日本和中国的政治主导权，两国才会有建立合作的基础。
如果日本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法赢得国家的执政权，那么不管是封建地主阶级执政，或是资产阶级执政，他们都不会抱有解放亚洲人民的理想，他们只会把这种事当成是入侵亚洲各地的旗帜和口号，从而满足本国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欲望。
因此，劳工党不应该把自己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而应当建立在一个更广阔的无产阶级联盟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各国的无产阶级只有在联合后，才能真正压制住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力量，而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先锋队应当先于无产阶级建立起此种联合。
我们应当注意到，当前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所建立的第二国际实际上是违背了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历史观点的，他们所主张的联合，不过是支持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本国获得执政地位，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后的国际无产阶级联合问题都是避而不谈的。
从第二国际的一系列文件来看，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在强调本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避开了对于全体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讨论。这种强调其实就是在表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认为国家利益是高于阶级利益的，国家成为了某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器，在国家利益面前谈论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对国民的冒犯。
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为例，作为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法国的无产阶级是最具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因此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势力比其他国家要强的多，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能够加入法国内阁，就是破天荒的事件。
但是这一事件也同样表明了，主张合法的斗争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党承认了国家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为米勒兰的辩护词，已经说明了法国社会党认为法国无产阶级应当服从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哪怕这个国家为资产阶级所有。
1904年8月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党人倍倍尔就清楚的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他说：饶勒斯支持米勒兰-是他给国际社会主义设下的最危险的陷阱。
但是，这不是饶勒斯或其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普遍性问题，正是因为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迷恋，使得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利益，饶勒斯不过是顺应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心声，而不是他自己的主观意识。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欧洲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因为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置于自身阶级利益之上。也就是说，战争的保险已经被打开了，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扣下扳机的能力，战争什么时候开打，这取决于资产阶级何时扣下扳机，无产阶级放弃了阻止战争的努力，他们愿意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屠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
日本和中国的对抗和合作，也同样取决于两国无产阶级究竟是如何看待国家和阶级的，如果日本和中国的无产阶级认为，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上战场是为祖国而战，那么日中两国的对抗就不可避免。”
田均一对林信义的这番话语感受的更深刻一些，毕竟他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因此自然能够明白林信义在这番话中所表明的政治理念。蔡锷虽然对阶级利益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说词并不完全认同，但是他认为林信义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日本和中国之间是合作还是对抗，这并不取决于一两个领导人的决策，而是取决于日中两国的社会主流看法。
作为在日本留学过的人物，蔡锷很清楚日本人现在有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在甲午战争中获得胜利，并成功的夺取了历来都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王国的控制权后，日本人就把过去对于中国的敬畏之心一扫而空了，他们觉得中国这个老大民族在西方文明面前已经落伍，中国要想向西方文明学习，也落后在日本之后，等于是日本的师弟而不是什么师父了。
按照日本人的观点，既然中国已经落后于日本，那么自然就该对日本执弟子之礼，过去日本是如何对中国的，那么现在中国就该怎么对日本。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日本要的是中国过去在东亚的宗主地位，即所谓的华夷变态。
日本人的这种爆发户心理，虽然让人看不上，但是蔡锷还是承认了日本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改造是成功的。虽然日本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完全把农民当成了耗材，但即便是如此，日本的工业发展速度也不是满清可以比较的。
1886年北洋舰队水兵在长崎和当地民众爆发冲突，结果造成了死伤事件。日本和满清政府对待这一事件的处理，两国国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就说明了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民族的改造是多么巨大的。
在长崎事件爆发后，日本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打不过，然后才是要求低调处理，接着就是日本海军的大扩军，日本国民上下对长崎事件都激发了自强精神。而满清这边，除了聘请的英国军官琅威理认为此时北洋海军实力远胜对手，力请对日本开战外，其他人都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的国民压根就没听说过长崎事件。
由长崎事件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并没有对中国的国民思想观念有什么全新的塑造，满清的上层对于洋务运动的目标，只是为了保证其对国内的统治地位，对于维护中国在新世界体系下的位置，则丝毫不关心。
两国国民对于新时代降临的不同观点，使得日中两国对彼此的看法也出现了变化，日本国民过去对于中国为东亚宗主的地位的承认，转而变为了世界上最后一块未被列强殖民的富饶大陆。而中国国民对于日本的评价，则从撮尔小国上升为了新列强。
所以，林信义说的是正确的，假如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不能达成一个共同认识，那么两个国家走向对抗几乎是必然之势。因为现在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不是友好的近邻，而是一个在上升期的新兴列强和一个在衰退期的老大帝国之间的矛盾。
老大帝国的国民想要保住过去的地位，而新兴列强则想要取而代之，双方之间的诸多矛盾就根源于此。在这种国家关系的剧烈变更期中，依赖一两个领导人的努力去扭转大势，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此一来，蔡锷也终于明了了林信义为何会极力鼓励和支持中国革命发展的立场，因为林信义是站在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支持的中国革命。想要阻止上升期的日本入侵中国，最好的办法不是扭转日本对于中国的看法，而是阻止中国的衰退。只要中国恢复发展，作为体量巨大的大陆国家，压根就不会有人冒险入侵她。
从这一点来说，林信义确实说的和做的都是一致的，他并没有背离自己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对于劳工党和中国革命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毕竟在没有弄清楚林信义的根本目标之前，蔡锷也很难相信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革命圣人。
这样一来，劳工党要考虑的就剩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该怎么联合，又该如何对付日中两国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如何对抗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对于田均一和蔡锷的询问，林信义倒是胸有成竹的说道：“保护人的劳动权力，保护人通过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的权利，我认为是无产阶级联合的基础。不管是日本、中国或是其他国家或民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会认同这一立场。
在此立场上，我们很容易就能引申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认识。这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无产阶级合作的基础，也是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联合的基础。只要我们不背离这一根本立场，那么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就不会被破坏。
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也许会用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工资数字来证明，工业国的工人阶级也分享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好处，但他们永远不能证明，工人阶级拥有不受限制的劳动权力和获得了超出劳动价值之外的报酬。
先进工业国和落后农业国的工人阶级受压迫的地位并没有差异性，有差异的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生产力水准，在工人阶级创造了更多的劳动价值之后，资本家不得不给与工人阶级更高的报酬，但这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资本家的恩赐。
就如同我之前在会议上说的，武汉工人阶级获得了自身创造的产值的12%不到，扣除各种成本，他们也不可能拿到自己付出的劳动价值的三分之一，但在工资的绝对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收入。难道我们能说，是工人剥削了农民才享有了更好的生活吗？”
林信义的话首先得到了田均一的认同，他连连点头说道：“确实是这样，现在党内外的一些知识分子，整天说党的政策过于偏向工人阶级，农民的生活虽然比满清治下有所改善，但和工人一比，简直就是九天之上和九地之下。他们觉得革命的好处都落入了工人阶级手中，农民付出了很多，但并没有得到和自己付出相应的回报。
这些言论不仅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隔阂，也使得党内出现工业和农业的支持者的分裂。我请你在今天的会议上讨论工业和农业关系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纠正党内同志对这一问题的错误看法。
现在看起来，我的眼光还不够全面，不仅仅国内的工农业之间存在着矛盾，国内外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也同样在制造各国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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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田均一对林信义提出工农关系主张的认同，已经为三人的交谈打下了良好的开端。虽然劳工党的理论多出自林信义的介绍，但建党之前寻求救国之道和建党之后的革命道路选择，这是两回事。
蔡锷、田均一对林信义感激和信任，起始于林信义介绍给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中国革命策划了党组织建立的原则和组织问题，但这并不代表作为劳工党领导人对林信义有着毫无保留的信任，主张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是不会让感情干扰现实问题的。
如果林信义放弃其日本人的身份加入劳工党，那么他们自然可以毫无保留的相信对方，因为这等于林信义已经和自己的国家斩断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可能再对日本国的利益产生什么共鸣，因为他在劳工党内将会获得的更多。
但是林信义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只关心于中国内部的革命，同时也需要日本及亚洲其他革命运动的支持，虽然蔡锷和田均一认为林信义的主张没什么问题，特别是林信义在印度建立的人民委员会给了劳工党以很大的支持，对于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情报，印度人从英属印度政府那里可以轻易的弄到许多详细的内容。
虽然劳工党和人民委员会对于土地改革等问题上有着不小的分歧，劳工党更倾向于强制剥夺地主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而人民委员会则更倾向于剥夺不支持自己的地主的土地，对那些愿意和自己合作的地主，则采取赎买政策。
在对待君主制度的立场上，虽然满族和英女王都属于外来统治者，但是列强入侵让中国人激发了华夷之变的亡天下之感，于是和满人深度捆绑的君主制和维护君主制的儒教都成为了旧社会之恶，想要进入新时代就必须要彻底的抛弃并批判君主制和儒教。
但是对于印度人来说，哪怕是英国人到来之前的莫卧儿王朝也是一个外来政权，且印度形式上的统一是在英国入侵之后完成的，就连印度民族的意识载体-印度教，这也是英国人归纳出来的。
这就使得印度人民对于君主制度的恶感并没有中国人那么深刻，而印度的知识分子对于大英帝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既痛恨英国人从印度掠夺财富，把原本富饶的印度大陆搞出了多次大饥荒，但又认为英国人给印度带来了文明，否则今天的印度就会生活在黑暗之中。
所以，印度人民委员会虽然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但人民委员会的上层更倾向于伦敦的统治方式，这里指的是伦敦的统治而不是大英帝国的统治，和大英帝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残暴统治不同，至少伦敦市民还是享受着英国式的自由和民主的。
只要你不是毫无收入的流浪者，那么伦敦对你就是最文明的地方，毕竟作为议会统治的发源地，伦敦是最强调法治的地方，国王也必须服从于法律的约束，如果没有法律的保证，那么议会就不能压制住王权而成为大英帝国的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