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过去他们不得不使用德国货，是因为俄国需要德国的技术来壮大自身的工业力量，因此在沙皇政府的强制下，大家才不得不用德国货。但是现在俄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都出现了保护性关税，沙皇政府也就失去了强制进口德国工业品的动力。
俄国和德国的贸易现在只是在惯性下前进，相比之下，俄国和美国、英国、法国的贸易额却在快速提高，两国之间民间情绪也同样受到了这种贸易战的影响，过去支持三皇同盟的俄国人，现在已经不大多了，比如威廉二世趁着俄国在远东的失败，试图和尼古拉二世签订德国和俄国的和平协议，但是这一协议很快就被俄国的大臣们给否决了。
仅仅从这一事件的结果来看，克虏伯对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前景就不看好。因为俄国是比德国更加专制的君主国家，威廉二世在德国的专制权力远不及尼古拉二世，但是拥有这样的专制力量的尼古拉二世，居然被自己的大臣给否决了自己签过字的协议，这简直就是对尼古拉二世的打脸。
所以克虏伯认同了林信义的分析，俄国必然会加入到英法协议，而不是和德国站在一起，或是局外中立。俄国之所以不能局外中立，因为在远东失败的尼古拉二世需要外国资本的支持才能维持国内统治，这个资本不是德国就是英法，既然俄国不站在德国一边，就只能站英法，压根就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但他还是心存侥幸的说道：“就算英法得到了俄国的加入，可是德国也还有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作为盟友，英法应该也不会轻易的发动战争吧。”
林信义看的出，克虏伯其实自己都不大相信，因此他也直白的说道：“奥匈帝国的海岸线不长，加上又是大日耳曼成员，所以奥匈帝国应该没得选择，德国要是失败了，奥匈帝国境内的非日耳曼统治区估计都有被分离出去。
但是意大利是半岛国家，他们和德国站在一起是希望借助德国的力量对抗法国，一旦英国和法国站在一起，作为半岛国家的意大利只能追随英国，因为德国没法在地中海保卫意大利的安全。倒是奥斯曼帝国，因为俄国加入了英法协议，为了避免海峡地区被俄国人占领，他们将不得不投入到德国一方。
所以，欧洲的这场战争，实质上就是对中东欧地区的势力重新划分，并进一步消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合法性，顺便解除德国试图成为欧洲霸权的可能性。
如果德国不能解散公海舰队，奥斯曼帝国不放弃对埃及和中东等地的主权宣称，奥匈帝国不放弃对巴尔干半岛的干涉，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可避免。当然，这样的和平对于德国人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这意味着普法战争以来德国所取得的成就全部化为乌有，再一次成为了德意志诸侯联盟…”
?第657章
第657章
弗兰茨·克虏伯其实立刻听明白了林信义的话，对方说的那个失败的德国其实指的是普鲁士王国所代表的德意志帝国，更确切一点便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失败。
因为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帝称号是帝国议会的赠予而非受命于天，也就是说这个皇帝称号帝国议会也是有权废除的，类似于一种荣誉而非真正的权力。
都说德意志帝国是君主立宪制，但这个君主实质是威廉一世自己继承的普鲁士国王而非德意志皇帝。也就是说，威廉二世对于德国的全部权力都来自于其普鲁士国王的身份，而非德意志皇帝的身份，这就意味着当威廉二世不能捍卫德意志民族利益时，人民就会主动抛弃他，从而去寻找下一个德意志皇帝。
德意志皇帝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这可不是普法战争胜利后卑斯麦拍脑袋自己想的，而是拿破仑战争后，针对欧洲反动贵族势力的卷土重来，在1848年爆发了普遍性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法国的二月革命开始到维也纳人民起义，整个西欧都处在了一种群众暴动的气氛中。
当时的威廉一世还只是亲王，但是他的叔叔威廉四世长期生病，因此实际政务都是威廉亲王在处理。这位长期在军中服役的亲王第一时间就动员起了军队对柏林群众实施了镇压，但是柏林的工人、市民和大学生筑起了街垒和1万4千军队打了14小时，并迫使军队撤出了柏林，威廉四世宣布向人民投降，威廉亲王只好下台逃到伦敦避难。
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同样恐惧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认为德国还是保持君主制度比较稳定，并将威廉亲王从伦敦召回，准备以威廉亲王的名义实施君主立宪制度。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帝国宪法，推选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这就是威廉一世皇帝称号的由来。
即，德意志皇帝不是威廉一世以普法战争的胜利为自己加上的荣誉称号，而是对1848年德国革命成果的承认。也就是说，德意志皇帝其实是德意志人民给统治者打造的黄金枷锁。伊藤博文主张学习德国君主立宪制，实际上是欺骗了明治天皇和国内期待天皇亲政的人士。
所以，如果德国向英法低头，承认法国推翻普法战争的结果，那么德意志人民就会认为霍亨索伦家族已经不能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利益，那么其德意志皇帝的称号也就等同废除。按照德意志人民的意愿，威廉二世就应该退位。
因此威廉二世所代表的那个德国没法向英法投降，而不投降就意味着欧洲战争的爆发，林虽然是个东方人，但是他对于欧洲历史的了解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德国人，这是克虏伯下意识的反应。
克虏伯不得不慎重的思考起了田均一带来的建议，片刻之后他首先向田均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田，我想你应该清楚，克虏伯在中国的投资是拿真金白银出来的，我们这些做实业的和那些商业公司是不同的，他们需要特权，但我们需要的是秩序。
对于我们来说，武汉政府所营建的稳定社会秩序和对基础建设上的不断投入，才是对我们最为有利的，这也是我们没有在胶澳大量投资，反而在武汉选择了建立工厂的地方的原因。德国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但主要是德国和清王朝之间的矛盾，这和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是两码事，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
田均一心中知道，这种新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武汉自身的军事实力，和武汉同英国之间的几次对抗下才得到了德国人的友谊，但此时他也不会去强调这一点，因此也是微微颔首回应道：“我们是认可克虏伯公司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向您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如果不是为了友谊，我为什么要来提前告诉你，德国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呢？”
克虏伯心头微微一松，接着往下说道：“关于胶澳租借地和胶济铁路的问题，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和柏林进行商议，我们认为应当把地方和铁路交还给中国政府管理，德国只需要保持铁路股份及当地的投资安全，这些商业上的利益就可以。
柏林方面对我们的提议也是有所考虑的，只不过当初获得胶澳租借地的时候，帝国政府给了国民不少虚假的宣传，现在又突然放弃，这将会令帝国政府陷入政治上的困境，所以柏林才迟迟不能下定决心解决胶澳租借地的问题。
但实际上柏林也认为，胶澳租借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事实上德国商业在华利益的大头都在武汉这座城市，德国在青岛的商业利益甚至都没法和德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相比，而德国在青岛的投入则是远远超过了上海，毕竟上海是英国和法国人管理的租借地，和德国无关…”
田均一和林信义对于克虏伯的这段话都显得不以为然，又不是中国人邀请德国人来占领青岛的，德国在青岛发展不起来，难道还得怪山东人民不配合吗？
克虏伯似乎也察觉到了自己话语中的不妥之处，于是赶紧收尾表明了自己的用意，“我们其实也能够感受到欧洲战争的脚步声在一天天的逼近，我们也在试图缓和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确实没有考虑到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在海外的投资该怎么办的问题。
对于你们所带来的善意，德国的工商业人士是会报以感激的，但是推动胶澳租借地及其他德国在华特权的废除，这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贵党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另一个在于我们该如何说服海军放弃占据青岛的念头，当下坚持保留胶澳租借地的，其实是帝国海军部而不是帝国政府。”
对于第一个问题，田均一不假思索的就替克虏伯解答了，“劳工党何时成为中国政府的执政党其实和收回胶澳租借地没什么关系，因为劳工党必须要和中国人民站在同一立场，不管是否处于执政地位，我们都不可能反对收回胶澳租借地和废除同外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我们当前之所以认同北京政府，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夺取北京，而是我们不希望列强借助中国的内战保留他们同满清签署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正如德意志帝国依赖普法战争统一了德国，而不是通过对德意志西部诸邦国进行武力征服统一了德国。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会否定北京政府，就是北京政府试图为列强充当镇压中国人民的帮凶，从而使其被中国人民所抛弃。那么我们就会响应人民的呼声，用武力驱逐北京政府…”
克虏伯对于田均一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其实也还是有意见的，在他看来并不能说是所有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也承认一点，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新政府拒绝承认前朝所签署的条约是合理的，依赖推翻前朝上台的新政权，全盘接受其对外签署的条约，这才是令人奇怪的。
说明了劳工党为何不以武力夺取北京政权的理由，田均一就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林信义，他认为在如何说服德国海军的办法上，林信义显然要比自己有更清晰的思路。
林信义看到了田均一的目光就明白了他的想法，于是毫不迟疑的接过活头说道：“德国海军无非就是把青岛当成了在东方的要塞港，类似于英国在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
德国海军试图以青岛为基地和英国、法国展开竞争，但这种殖民时代的自由竞争时期已经结束了，早个一两百年，或者德国还能在远东经营起一块势力范围。
但是现在，英国的全球殖民体系已经完成，英国海军已经确立了其在全球海域的霸权地位，这就意味着英国人不需要在远东围攻德国的要塞港，只要英国人切断青岛和本土的联系，孤立于远东的青岛即便要塞化，也无法自行坚持下去。
因为东方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任何有自尊心的民族，都不容许西班牙征服美洲，英国征服印度，美国征服印第安人的历史在本国重演，这就是俄国无法保住旅顺和海参崴的原因。
所以您可以坦诚的向贵国海军部通报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日本政府试图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复制当初三国干涉偿辽的行动，支持中国人收回胶澳租借地和胶济铁路，从而离间中德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贵国海军部中只要具备基本的外交常识就该明白，对于日本来说，中德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日本对大陆扩张的外部障碍，只要日本不想放弃其大陆政策，那么破坏中德之间的关系就是必然的。
而德国面临的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被动的等待日本煽动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然后被迫交出胶澳租借地，双方关系全面破坏。另一个就是主动交还胶澳，然后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导向英法等国，这样中国才会成为德国在远东的朋友。”
克虏伯震惊的把视线转向了田均一，向他求证道：“日本方面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吗？”
在林信义说出这番话的时候，田均一的脑子里已经过了一遍林信义这些日子的话语，从而把握住了林信义的布局，他于是胸有成竹的点头承认道：“日本方面向我们提议建立东亚安全联盟以维护东亚和平，作为诚意，日本人还提出可以把此次战争中被俘获的几艘俄舰低价出售于我们，帮我国重建海军。日本和英国是同盟关系，所以日本人眼中威胁东亚和平的力量是谁，也就不言而明了。”
克虏伯这下就没法再有置身事外的感觉了，之前田均一向他提议交还胶澳，他认为这是政府之间的事务和自己这个商人没啥关系。当然，这只是克虏伯的借口，毕竟要求向阳光下追求德国人的土地，正是在他们这些资本家的推动下成为德国人向海外扩张的兴趣。
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几块殖民地，基本都是德国商人开启的殖民行动。就连德国海军强占胶澳时，德国的商业资本也是对山东抱有很大期望的，但是海军试图把青岛建成海外模范殖民地的行为，使得德国资本在这里看不到前途，因为德国海军领导的胶澳总督府管的太宽，和当地民众因为土地问题、税收爆发了激烈对抗，以至于德国资本觉得青岛这个地方虽然是德国人自己的地方，但还不及上海这种英国管理的租界更适合德国人投资。毕竟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是捍卫国家荣誉。
当然，在武汉这个更加符合德国资本利益的城市出现之后，德国资本就连上海也看不上了。正因为德国资本在武汉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所以鼓吹中德友好的德国资本又开始反省之前德国的对华政策过于帝国主义了。
不过德国资本和德国陆军对于对华立场的快速改变，并没有影响到德国海军，德国陆军在中英西藏冲突的过程中看到了中国在远东牵制英国的可能性，因此主张加大同中国的合作，但是远东地区的殖民地是海军在管理，海军并没有觉得和中国友好需要放弃其在青岛的利益。
德国的陆军和海军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严格来说陆军更服从于总参谋部而不是皇帝本人，而海军则是在威廉二世手中开始壮大的，海军更效忠于皇帝本人，
所以威廉二世更乐意给海军拨款，因为海军看起来更服从他的命令。
这样一来，劝说德国海军接受放弃青岛，其实就是劝说威廉二世，只要威廉二世能够接受，那么德国海军部多半也是要同意的。同样的，只要给了德国海军部以放弃青岛的理由，那么威廉二世也很难再坚持继续保住青岛。
克虏伯之所以不想插手胶澳问题，因为他知道这和皇帝本人及皇帝的宠臣海军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
提尔皮茨将军关系密切，实质上胶澳租借地正是提尔皮茨将军所提议的，也是其所主导的远洋舰队计划中的一环。
德国如果失去了胶澳，那么凭借德属新几内亚和德属萨摩亚的几十万土著是没法撑起一个现代化海军基地的建设和日常供应的。德国能够把青岛当成德国本土的城市来建设，一大根源就在于山东的中国人几乎可以提供一切人力和物力，德国只需要把机器从国内运过来就好。
比如1903年德国技术人员在青岛建设1.6万吨的浮船坞，1905年10月就完成了。虽然比不上德国国内的建设速度，但是在一个工业基础近乎没有的农业国，仅仅依赖于德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一群山东农民就成功的转变为了造船工人，承担起了大部分的工作，这在太平洋诸岛土著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土著们压根就不能理解钢铁造物的形成原理，而中国人只是被儒学封闭了思考能力，而非没有思考能力。
正是通过了青岛造船厂等建设工作，德国海军部才认为山东是德国在远东最可靠的海军基地，只要拥有山东，那么德国海军在远东就有了不沉的母港。
没有青岛港的话，德国舰队就不可能再远东有什么安全停泊的地方，新几内亚岛的气候恶劣，萨摩亚群岛的人口和工业资源不足，这就导致了德国舰队在当地只能短暂停留，而非长期驻扎。也就是说，没有了青岛港，德国东亚舰队也就没必要维持了，也维持不下去。
海军部对于皇帝说明的理由，克虏伯当然是能够听说的，他自然不会去给自己挖坑，让皇帝和海军部把自己视为对手。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一旦日本插手胶澳问题，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被日英同盟拉拢过去，也就是说德国不仅保不住青岛，甚至现在的中德关系也会急转而下，那么德国资本在华的投资安全就会失去保护，这种保护不是来自于德国，而是来自于武汉的友谊。
克虏伯还是很清楚一个现实的，那就是当前在中国能够保护德国资本的其实只有武汉政权，一旦武汉政权和德国翻脸，那么德国是不可能如1900年那样派遣一支大军来中国保卫德国商人的利益的，且几万德军也不能让武汉屈服，毕竟武汉已经对付过十几万的英印军队和几十万的俄军，相比起有着西伯利亚铁路和海上霸权作为后勤支持的俄国和英国，德国想要保障远征中国军队的后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英国要是动动手脚，沙皇尼古拉二世受到的屈辱，就要加诸于威廉二世身上了。
所以克虏伯立刻反应了过来，他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因为这已经不是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是英法和德国对抗关系在远东的体现。显然日本人正在利用欧洲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对德国在远东的势力进行围剿。
?第658章
第658章
中国和德国爆发冲突，克虏伯其实是淡定的，因为他知道中国弱而德国强，所以双方单独的外交关系不可能彻底破裂，因为中国承担不起这个后果。比如现在的武汉政权，假如没有德国资本的支持，那么看起来红红火火的武汉工业大发展就顿时要陷入沉寂了。
克虏伯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中国人在工业发展上缺的课程太多了，虽然中国人很聪明，这点和非洲土著是完全不同的，非洲土著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枪械是一种设计后制造出来的人工产物，和他们过去使用的长矛没啥区别，就是工艺复杂了些。
德国的知识界对中国和非洲进行过人种比较，认为中国人所掌握的文字及历史学，使得中国人很容易就接受了历史进步主义，中国人在接受科学时并不需要询问神是否许可，真正阻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是中国的皇权，中国君主为了维持其统治，所以需要对人民进行愚昧化管理，把科技当成了腐化人心的东西，这在外族政权满清身上尤其明显。
当中国人抛弃了君主制度后，阻碍中国人学习科技的最大障碍就消失了，于是中国人很容易就接受了欧洲通过数百年反复和神权斗争才取得的科技进步，就好比一桶水倒在了沙漠中很快就被吸收了。而非洲人则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也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在神的庇护下的，所以神不容许的科技，就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
因此中国人是极好的学生，这点和日本人是相同的，日本也曾经是中华文化圈子的一员，但是中国毕竟离开世界太久，他们想要学习欧洲通过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科技之树，绝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事业，光是把欧洲文明的成果翻译成中文，就需要耗费中国人一代人的时间，日本人花费了几十年学习欧洲文明，现在的日本工业离开了欧洲的科学家的指点，就难以有什么作为。
德国知识界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评价得到了克虏伯等德国资本家的认同，因为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现在的日本离开了欧洲人的设计就没法完成任何新的工作，日本人只能在复制欧洲的工业上有些成绩而已，当然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已经是欧洲之外最为出色的有色人种了，土耳其人和欧洲如此之近，但是也没能真正理解欧洲文明的精髓。
德国资本家对于中国工人的评价也是如此，中国工人吃苦耐劳，勤劳肯干，他们不会同国内的那些被社会主义思想腐化了的工人那样，整天要求工厂给自己增加福利。虽然劳工党也是主张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在劳动效率上反而更加高了，这是令德国资本家们感到诧异的地方。
不过德国资本家依然认为，离开了德国的技术和资本，中国人是没法让现在武汉的庞大工业和运输体系正常运转起来的。虽然张之洞早就在武汉建立了一部分工业，其中包括了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汉阳铁厂，但在1901年德国资本开始进入武汉之前，欧洲人普遍认为武汉没什么工业，只有低效率的国家工厂。
德国人对于这种国家工厂有着深刻的认识，因为他们的近邻俄国，一直以来都在搞这样的国家工厂，这些国家工厂虽然吸纳了欧洲的先进技术，但是并无自我更新的能力，因为这些工厂不是为了市场而建立的，而是通过皇帝的命令建立的，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因此在研究科技和创新上缺乏动力，毕竟工厂的管理者和工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职位和福利，生产和他们的生活并无直接的联系。
现在的武汉的国营工厂和俄国的国有工厂其实没啥区别，只不过劳工党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激发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并保障了工人阶级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但是中国人只知道生产，对于市场和科学研究一无所知，如果没有德国人替他们设计生产环节，给他们订单，那么中国人要么不知道该怎么生产，要么就是生产出来不知道卖给谁去。
工业化体系下的生产和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作坊完全是两回事，前者的大规模生产可以有效的降低生产成本，可一旦产品不能被市场接受，那么生产出来的就不是商品，而是工厂的债务了。德国资本之所以热衷于在武汉投资，就在于他们借此摆脱了国内工人阶级对他们无止境的抗议，还掌握了利润最大的生产-销售中的环节。
正因为德国资本家认为自己在这一生产-销售体系中的地位不可取代，所以克虏伯才会对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感冒。在他看来，只要中德关系不恶劣到全面对抗，那么他就没必要花费太多精力去推动中德友好关系，毕竟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正因为和法国、英国的对抗不断升温，这个时候讲外国人的好话是要承担额外的风险的。
可日本一旦插手中德关系，问题性质就变了。克虏伯不会相信日本会试图和德国进行对抗，因为日本的国力和德国相比还差的太多，且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合作也相当的密切，在军事和工业上，德国都对日本进行了扶持。
但是日英同盟的存在，就使得德国不得不考虑日本的行动是否是得到了英国人的指示，德国人当然不会认为日英同盟是平等的盟友关系，这显然是主仆关系。就如同德国对华外交，虽然现在有了极大的改善，也不过是把中国从殖民地候选变成了可以利用的远东奥斯曼帝国。
假如日本是在英国的指示下煽动中国人收回胶澳，那么就意味着英国人可以填补德国人撤离武汉的那些工业缺失环节，这对于德国资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实际上就是英国资本对德国资本发起的战争，在德国资本准备好的宴席上，英国人打算自己来当宴会的主人。
克虏伯瞬间就改变了想法，把田均一代表的劳工党看成了德国资本用以对抗英国资本的同盟。他向着田均一表白道：“德国资本一直都是支持劳工党所领导的武汉政府的，我希望田主席能够记住这一点。
日本人试图煽动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德国，这显然是英国人和日本人的阴谋。如果德国资本从中国撤离，武汉也不会因此而受益，反而从此要受制于英国资本了。英国人自从发动鸦片战争以来，就没有对中国表示过善意，他们一直在图谋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而我国的大多数人只是想要同中国做生意而已。”
田均一沉默了片刻，方对着克虏伯说道：“我理解克虏伯先生的意思，但是我对此也是无能为力。自从满清皇帝退位之后，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一个人就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事情了，因为人民会抛弃他，我相信没人愿意和人民进行正面的交锋。
劳工党不可能拒绝日本政府提出的建议，否则就等于是否认了日中的和平关系，对当前急需要和平时间发展的中国来说，和日本的和平是中国当前外交关系的重心。
另一个，德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贸易数额，但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并不在意两国关系的破坏会导致英德贸易的退步。连最具有理智的欧洲人在民族问题上都如此冲动，对于我国刚刚觉醒民族意识的人民来说，想要他们一边认可德国在中国的特权，一边承认德国和中国是友好关系，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劳工党是因为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才形成了今日的地位，我们不可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我能做的，就是提前告知一声，让贵国尽早下定决心，在贵国没有下定决心之前，我们不可能冒被人民抛弃的风险，无条件的支持德国。”
克虏伯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接田均一的话了，因为对方说的太直白，以至于他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克虏伯思考再三，发觉不彻底表明自己的立场，恐怕他将会彻底失去田均一的信任，一旦对方不再向他透露劳工党的立场，就意味着劳工党倾向于英国资本的可能性增加了。
为了避免被排除出田均一的私人圈子，克虏伯只好说道：“我个人是支持废除德国和清国签署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并在公平对等的条件下签署新的两国条约的。对于德国所租借的胶澳，我也支持返还中国，我相信西门子等其他德国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的想法是类似的。
但是，按照我国的体制，国家外交取决于帝国议会，殖民地管理则在皇帝和军方手中，我们至多能再议会中掀起讨论放弃胶澳的问题，但是想要真正的说服皇帝和军方放弃胶澳，光凭国际环境的劣势显然是不够的，毕竟正是因为在国际环境中被孤立，我国才会大举建设海军。
现在仅仅因为日本人的威胁，就要放弃胶澳，那么就会引发国民对皇帝和海军的不信任。我认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皇帝和海军大臣都不会接受主动交还胶澳以避免远东战争的模式，他们宁可相信日本人不敢挑起对德国权威的冒犯。
虽然我并不觉得日本人没有勇气挑战德国在远东的力量，但我没法让皇帝陛下和海军大臣理解这一点，或者说他们会装作不能理解。”
田均一并没有表现的太过惊讶，他再一次把视线转向了林信义，只见林信义不慌不忙的向克虏伯建议道：“如果贵国皇帝和海军大臣是这么考虑的话，那么克虏伯先生您可以向他们提出一个建议。
欧洲战争如果爆发，那么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及投资几乎都会成为英法打击的对象。而在远东，日本基于日英同盟的存在，必然会试图侵占德国在亚洲地区的殖民地，而大英帝国的领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会趁机把德国从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必定会发生的现实，它不会因为皇帝和海军大臣的否认而不实现。
所以，德国想要在远东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能够选择的办法其实并不多，其中最好的选择就是让日英同盟破裂，从而形成日本和英国的对立，为了对抗英国的压力，那么日本就会选择对德国在亚洲的势力进行保护，以避免他们落入英国人的控制。”
克虏伯有些不相信的打断了林信义问道：“让日英同盟破裂当然有利于德国，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何才能让日英同盟破裂？英国人刚刚支持日本和俄国人打了一仗，据说日本因此欠了英国一大笔债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难道敢和英国交恶吗？”
林信义笑了笑回道：“对抗不一定是交恶，破坏同盟也不一定需要日英关系的破裂，只需要有比日英同盟更合适英日双方利益的协议覆盖掉日英同盟的条款就可以了。比如，以中国、日本和德属太平洋群岛独立后的国家为基础建立的，捍卫亚洲和平和民族解放的东亚同盟会议。
日英同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秩序，既然东亚同盟会议能够保障亚洲地区的和平秩序，那么日英同盟也就不废而废了。
英国除非承认日英同盟的目的是让日本为其东亚利益做看门狗，否则就没法反对东亚同盟会议的组建。如果他们承认的话，日英同盟在日本国内的支持者也会迅速减少。日英同盟也将失去民意的支持而不可能维持下去。”
克虏伯一时有些接受不了林信义的跳跃思维，他这边才想着交换胶澳的问题，那边林信义又提出了让德属太平洋群岛独立的问题，这让他赶紧摇头说道：“这未免有些不切实际，交还胶澳，再让太平洋诸岛独立，这意味着德国在远东失去了所有殖民地，海军过去十多年来的努力就等于全白费了。皇帝和海军大臣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建议的…”
林信义却不紧不慢的往下说道：“我不认为皇帝和海军大臣会拒绝，因为德属太平洋诸岛独立后依然可以遵德皇为国家领袖，只不过在外交、内政及军事上脱离了德国的控制。
而德国资本及德国东亚舰队都可以转入到独立后的新国家名下，这样一来，即便欧洲爆发大战，这个新国家也可以采取局外中立的立场。那么英法就没法以战争的名义，没收这个新国家名下的资产。
而这个新国家的安全，则由三国为基础建立的东亚同盟会议来保证，中国和日本将会共同发表声明，对同盟会议的任一成员入侵，就是对同盟全体的宣战。只要新国家不试图主动挑起战争，那么新国家就会享受到安全保证。
以目前欧洲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打着德国旗帜的公海舰队甚至连大西洋都很难进入，因为他们需要考虑被皇家海军截断后路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在东亚同盟会议的基础上建立起东亚联合舰队，那么德国的军舰也能在太平洋地区自由航行了，不过是换了一面旗帜而已。
这样一来，德国海军就不必要考虑东亚舰队和太平洋诸岛在战争期间的安全问题，并在东亚地区有了一支能够捍卫德国资本的小型舰队。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海军的远洋舰队计划并没有被破坏，反而初步实现了。
可如果德国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不参战的选择上，不为英国加入法德冲突做好准备，那么欧洲战争一旦爆发，德国在亚洲的势力就会迅速被围剿，而德国资本在海外的投资也会因此消失殆尽。即便战争中德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不可能有什么力量来亚洲恢复这些殖民地和实力的。
但是反过来，即便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至少海外的德国资本还能在战后重建德国。我以为，这是对德国资本、威廉皇帝陛下最为有利的道路。”
克虏伯注视了林信义好一会，他心里还是承认了林信义的判断，如果德国真的在战争中失败，德国资本要比德国民众冷静的多，他们不看好德国能够战胜有着英国支持的法国，因为德国本土的资源和英国人相比就太过匮乏了，德国钢铁业的铁矿石甚至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拥有海权的英国人等于随时可以切断德国对外贸易的动脉，让德国经济血流成河。
一旦德国在战争中失败，那么林信义说的这个海外独立国家就是复兴德国的关键力量。而这也是战争期间德国海外资本最可能躲过战争的办法，毕竟有着中国和日本作保，英国除非想要让亚洲也乱起来，否则就不可能去进攻德属太平洋诸岛。
?第659章
第659章
林信义的建议让弗兰茨·克虏伯大受震动，他猛然意识到这确实是让德国资本躲开欧洲战争的一个妙策。德国资本对于欧洲战争的爆发其实是相当矛盾的，他们既希望能够彻底击败法国，从而赢得欧洲的霸主地位，成为继拿破仑帝国之后第二个欧洲霸主，但又希望这场战争只限于法德之间，不能把英国人拖进战争中。
这种矛盾的心理，实质上就是德国彻底击败法国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把势力伸入地中海，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环地中海泛日耳曼势力圈子，而控制地中海的国家也自然就拥有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霸权，在这种霸权下，德国资本将会获得一个广阔的天地去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对于德国资本虽然重要，但中国毕竟距离德国太远，哪怕德国的公海舰队发展到可以抗衡英国的全球海权，也依然未必能迫使一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大国屈服。德国对于这种局面并不陌生，毕竟欧洲边缘的俄罗斯帝国就是一个类似于东方式的君主制国家。
在欧洲人眼中，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地位其实都差不多，他们都不是欧洲人，是对欧洲入侵的东方民族。俄罗斯帝国稍稍比奥斯曼帝国强一些的，是俄罗斯人信奉了东正教，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勉强算是基督教国家。
但是如果没有彼得大帝的改革，那么俄罗斯和奥斯曼就不会有什么区别，甚至俄罗斯人比奥斯曼人更加的野蛮，至少欧洲人承认穆斯林只是异教徒，而不是真正的野蛮人，但俄罗斯人就说不好了，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透露着野蛮人的气息。
可即便是这样一个野蛮人建立的国家，在接受了彼得大帝的改革后，俄罗斯帝国也一样发展出了彼得堡、莫斯科这种欧洲式样的文明城市。而拥有着比德国更多人口的俄罗斯帝国，凭借着其广阔国土上的富饶资源加上无尽的人力，即便是发展了一些看起来很落后的欧洲工业，俄罗斯帝国的国力也引起了德国人的警惕。
而德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从青岛城市的建立，到武汉这座城市的建设，很快就扭转了德国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搞工业的错误观点。和俄国人相比，气候适宜且民众习惯于勤劳工作的中国人，在发展工业的速度上，比俄国人要更加的迅速。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对德国来说已经是庞然大物俄俄罗斯，在中国面前也只是个弟弟。
所以，德国资本虽然垂涎于中国的市场，但却并不认为中国人可以任由自己摆布，德国在这里不可能复制英国征服印度的奇迹。那么如果德国击败法国的话，对于德国资本来说，最安全的投资范围当然是在德国军力能够直接保护的地方。
在和武汉达成合作之前，德国资本对海外投资最密集的地区，既不是自己的殖民地，也不是俄国和美国，而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中海沿岸。柏林通往奥斯曼帝国的铁路，给了德国资本以极大的安全感。
因此德国资本是极为抗拒和英国爆发冲突的，他们知道英国人可以利用海权切断海外投资和德国本土之间的联系，战争一旦爆发，这些海外投资就如中国人所言，成为了英法及其盟国所捕猎的对象。
中国人现在提出这个建议，虽然本质上是为了避免被德国牵涉进欧洲战争，武汉和德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简单的贸易联系，而是从军事到文化上的全面模仿，现在的武汉和当初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学习欧洲制度的明治维新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
德国的哲学、教育制度、工业体系和军事制度，都成为了武汉模仿学习的对象，这绝不是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几百个留美幼童，民间自发的跑去日本留学的情况可比的，因为前两者的学习并没有伴以大规模的模仿，使得这种学习不过是让几百数千人开了眼界，对于这个古老国家的变化其实影响力是很微弱的。
但是武汉这种目的明确的模仿欧洲制度的方式，带来的是武汉这个政权制度的里外一新，和日本人相比，抛弃了君主制度的武汉其实对旧传统及旧制度的变革要更加的激烈。
比如民主集中制这种东西，就不可能在日本实现，因为理论上天皇才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日本的议会可以讨论任何问题，但是不能讨论天皇制度的废除，而他们的讨论结果遇到了天皇的旨意时，也只能被迫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