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而在武汉的工农兵委员会中，虽然不讲少数服从多数，工农兵委员会的权力掌握在各专门的委员会手中，只要在这些专门的委员会中取得了多数意见，那么少数就可以对抗多数。而这些专门的委员会中，党员基本占据了多数。也就是说，整个大会中党员代表大约比三分之一略多，但是在各个委员会内，党员至少占了一半。
这虽然不是欧洲的代议制度，但是对于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国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毕竟，武汉在推翻满清的君主专制制度后，如果实施类似于日本的独裁体制，并不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毕竟中国人口占八成都是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居住地三十里的农民，他们压根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政治权利，治国这种事属于皇帝和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只要求混个温饱过日子。
如果说上海租界、青岛是欧洲人在东方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欧洲城市，那么武汉就是中国人吸纳了欧洲文化后，以自己的理解能力建立起来的城市。这座城市虽然和中国的旧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外观和运行机制，但绝不是为外国人建立的城市，这是中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城市。
而武汉这座城市的发展，即便以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也是相当惊人的。和欧洲人相比，在城市建设上更有前瞻性的反而是美国，因为美国就是从一个蛮荒大陆建立起来的欧洲国家。美国的城市建设都是在一百年内开始的，所以美国的城市绝没有什么历史传统的蓄积。
武汉的城市建设发展，实际上更类似于纽约而非柏林的建设，柏林是德国展现本国工业科技的一个城市展览馆，而纽约则是美国对欧洲城市建设的理解和同本土实际条件的结合。武汉对于美国人来说，就如同看到了另一座纽约城的建设。
只要见过了武汉这座城市，那么最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也会重新思考一下，所谓工业文明是白种人特有的文化，有色人种没法建立起一座欧洲式的城市，也没法管理这样的城市，这一论断是否真的成立了。
德国资本深入到了武汉的建设过程中去，他们比其他欧洲人更加意识到被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有多么的能干，而劳工党则是把中国人组织起来的关键。面对这样的中国，德国根本不可能跨越数万公里的距离征服此地，要是德国有这样的能力，那么莫斯科就会先变成德国的边境城市了。
弗兰茨·克虏伯把两位中国人送走后，他站在台阶上看着离去的两人用来照明的灯光，不免对着身边的秘书阿托尼.
科恩询问道，“你觉得他们的建议真的可行吗？”
科恩迟疑了一下才回道：“政治上的事情，您应该询问豪克斯顾问，他应该对柏林的心理更为了解。不过我认为，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击退了英国人，就好比西班牙人打赢了科法敦加战役。虽然西班牙人还不能凭借这样一场战争把异教徒赶出欧洲，但这无疑是西班牙人把异教徒赶出欧洲的起点。
现在的中国，也许正在开启一场收复失地的运动，随着中国人保住了西藏，又在北方击败了俄国，接下来中国人必然越来越不能忍受外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
我不知道中国人的建议是否可行，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如果煽动中国民众反对德国在胶澳的统治，那么百分百是可以赢得中国人的响应的。就如同每当我们想要和法国人和解的时候，总有人会提起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和德国的民众就会迅速的激动起来。
中国人在推翻了满清的君主制度之后，正越来越像1792年的法国人，他们容易被革命、共和、反帝国主义之类的词语刺激，从而掀起群众的暴动。劳工党虽然和我们有着密切的合作，但应当不会为了我们去和中国的民众为敌的，那样他们就没法继续得到民众的支持，毕竟他们可是革命党，而非旧日的统治者。”
克虏伯觉得科恩秘书的分析和自己考虑的想法相当接近，他同意了秘书的建议，给自己的私人顾问豪克斯发了一封长电报询问意见。
作为克虏伯家族的顾问，豪克斯主要在政治上对克虏伯家族进行建议，以使克虏伯家族避开政治风险。当然，豪克斯的思维方式是容克式的，比如对于克虏伯在意大利搞出的丑闻，他主张通过没收报纸来封锁消息，差点就没把克虏伯给坑了。
因此在个人事务上，克虏伯现在更愿意听武汉方面的建议，不过在这种涉及到国内政治的问题上，他还是相当信任自己的顾问的。而豪克斯也积极的对克虏伯的询问进行了回复，他在电报中对克虏伯简明的说道：“太平洋诸岛独立建国是可能的，国民对于海外殖民地想到的只有非洲，认为太平洋上的荒岛除了浪费税金之外并没有给德国带来什么利益…
克虏伯家族通过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以规避欧洲战争的风险，这是个绝妙的想法，欧洲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英国和法国正在帮助俄国恢复经济，很快俄国就能从远东的战败中恢复元气。就连三流的报纸都在讲，当俄国人恢复了元气后，英法俄三国就准备好了对德国发动战争。欧洲战争已经不是会不会爆发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爆发…”
豪克斯的回电帮助克虏伯下定了决心，他决定和武汉进行合作，推动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就德属太平洋诸岛的独立问题，及之后该国在东亚同盟中的地位等问题，和武汉方面进行了交流。
此时的林信义已经准备打道回国，虽然他也还想继续停留在武汉多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情况，但是国内发来的电文催促他尽快返回，因为西园寺公望内阁已经宣布总辞，海军内部及海军组阁等问题，都代表着一大票的利益等着重新分配。
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虽然是海军革新派的首脑，但是两人知道自己尚无本钱就海军高层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插嘴，能够这么做的只有林信义，毕竟眼下海军的优势地位正是林信义所策划出来的，即便是海军高层也不能不听听他的意见，以避免自己陷入其他人的围攻。
当前海军正处于西乡从道去世后各派系最为均衡的时期，原本应当全部继承了西乡从道遗产的山本权兵卫，在林信义横插一脚后，不得不接受了伊东祐亨晋升元老的现实，这使得海军的一元化政治破产，伊东祐亨借助元老身份获得了向陛下进言的权力，从而打破了海军大臣所垄断的上奏权。
因为伊东祐亨晋升为元老，使得军令部地位提高，从而取得了在大本营中和陆军参谋总部的对等地位，这就使得军令部总长不再是海军中的日常摆设，而是真正成为了海军的第二权力中心。军令部权力的扩张，又击破了海军省在海军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从而引发了海军新旧路线的对抗。
在路线斗争上失败后，山本权兵卫几乎等于失去了从西乡从道哪里继承的海军萨摩阀领袖地位，于是海军中的势力开始重新组合，演化出了大小不一的派系，虽然泛萨摩派依然还占据海军中的主流，可是代表着海军新路线的革新力量，已经开始打破旧的派系藩篱，形成了拥护新路线的横断派。
不过横断派主要在佐级军官群体中，将军级别的军官还在试图维持旧圈子，对于这一现象，海军革新派的青年将校都是感到不满的。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将军们已经阻碍了海军的发展。于是大家迫切的需要一个能够发声的人来代表海军革新力量发出声音，而这个人就只可能是林信义，因为林信义掌握的文化课是海军中唯一具有独立发声渠道的单位，其他单位都被将军们控制着，没有将军的同意就不可能发出什么指令出去。
于是在意识到山本海相将因为组阁问题退出海军权力中心后，佐藤和秋山立刻就给林信义发来了电报，要求其尽快回国，就山本权兵卫卸任后的海军权力格局，发出海军革新团体的声音。
海军革新团体虽然是今年六月时，随着海军职业化问题的讨论才组建形成的，但是这一团体在佐藤、秋山等人的联络下，很快就变成了以海军第17期、18期学员为核心的新派系力量。虽然海军17期和18期还没有出现将军级别的人物，但是这两期正是本次大海战中的中坚人物，他们中必然会出现一批将军，所以团体内部的共识非常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然是要带领海军前进的，自然不能允许守旧派给他们制造麻烦。
林信义也不能拒绝这一团体对他的要求，虽然他跨越了十几期成为了革新团体内的首脑之一，但是他和其他人的联系终究还是隔了一层，毕竟他们是连学校中都没有碰过面的前后辈，而其他人则是朝夕相处了数年，关系自然要更亲近。
所以要获得这一团体的认可，林信义就必须要表现出自己有这个团体不能或缺的能力，比如海军新路线，这正是这一团体用以对抗海军中守旧人物的利器。日本海军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完成了从无到有，再到铁甲舰队的发展过程，虽然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效率，但也代表着日本海军中充满了过时的人物。
虽然这些老人是日本海军的缔造者，但是他们对于当前世界海军的发展方向和未来海军的对抗战术都是一无所知，他们的经验已经不再适合当前世界海军的发展潮流，所以海军新生代想要淘汰老人就成为了必然，因为和这些老人讲解新事物太累，还不如直接让他们靠边站更简单一些。
这也是山本权兵卫会在路线斗争中失败的原因，曾经的山本权兵卫也代表着日本海军的新生力量，但是现在的山本权兵卫却已经落后于时代，他和斋藤搞出的扩军路线对于提高日本海军的战斗力和日本海军的未来战略都没什么帮助，因为日本的对手已经从二三流的国家变成了世界海权的霸主。
?第660章
第660章
林信义收到电报之后，也不得不让人购买船票，准备先回日本了。毕竟如果不能让革新派团体感受到自己人的话，他之后在海军中想要干点什么，都很难得到革新派的认同了。
一言以蔽之，海军当前的革新派认为海军的利益高于一切，而能代表海军利益的只有革新派，在这个海军内部权力变更的局面中，革新派要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佐藤和秋山虽然是革新派所认同的首脑，但距离团体领袖的身份还差的远了，他们的主张只有在符合革新派这个团体的共识下，才会成为团体的主张，而他们以个人身份发表的观点，实际上是不能为团体所认同的。
简单的说，现在的革新派更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政治俱乐部，大家只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利益才会聚在一起讨论怎么去夺取权力，而不是认为某人和某种理论有着唯一性，大家信服这种理论就该跟着某人走。
佐藤和秋山显然是压制不住革新派内部对海军权力更替需要采取什么立场的争论了，所以才紧急发电报给他。虽然两人在电报里没有明说，但是从两人的暗示中，林信义已经察觉到两人都在强调团体应当以一个声音发声，而不是各自寻找出声的渠道。
革新派这个团体成立也就不到四个月，除了对海军新路线的认同外，团体内部最为牢固的关系反而是同期和前后辈的联系，林信义当然知道这个团体的结构还不够稳固，如果现在让他们各自出声，很快革新派内部就会形成各个小团体了。
这些小团体一旦形成，那么小团体的利益必然又在革新派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之上。而他要是不回去，第四部部长有马良橘肯定不会允许佐藤和秋山干涉文化课的工作，有马虽然也是革新派的首脑，但他和舰队派之间的联系太深，此时未必会全然站在尚不成气候的革新派立场上，而是会选择更加稳当的追随舰队派，从而分得自己的一份利益。
所以电报里只有佐藤和秋山的名字，有马部长只是另外发了一份电报，话语中并没有什么急切要求他销假的意思，反而对他在中国取得的成果非常感兴趣，显然这位部长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至于伊东元老、河原总长、东乡次长等人的电报就没什么意外的内容了，虽然他们也催促他尽快回国，但大家都觉得局势都在掌握之中。
林信义于归国之前，把和中印协商合作的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他在会上出示了伊东元老来电的部分内容，随即说道：“西园寺内阁已经宣布总辞，西园寺首相辞职时向陛下建议，下一届内阁由海军来组织。
伊东元老高风亮节，决定支持海军大臣山本组阁，如此海军内部就没有了其他声音，只要其他各方不反对，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内，海军组建新内阁的消息就会公布出来。也就是说，各位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将会被纳入新政府的施政目标之内。
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新政府派出人员接手各位工作之前尽快拿出一个初步的协议案来，那么各位这些日子的辛苦也算没有白费。要么就是等新政府派出人手自行组织谈判，有着官方的正式身份，我相信中国人和印度人应该不会在和各位浪费时间了…”
与会的除了片山潜之外，其他人都一时哗然了起来。片山潜之所以不为所动，因为他本就是义务帮忙，如果不是在武汉这里，这些代表着日本政商势力的代表，压根就不会寻求他的协助，毕竟在国内双方可是斗的不可开交，他和幸德等人就是被这些势力给逼迫出国的。
但是在武汉这里，不管是代表官方的外交系统，或是代表民间的浪人势力，都够不着武汉劳工党的门槛，前者只能和劳工党的外事部门沟通，而劳工党的外事部门是没法就日中印三方合作做出指导的，这事直接归党的政治会议管，外事部门只能把他们的要求转达给政治会议。
相比之下，片山潜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党的联系密切，反而有着和对方直接交流的可能，所以林信义安排片山等日本社会主义者为谈判提供帮助，很快就被谈判组成员默认了。
而片山潜也很清楚自己在谈判中的位置，负责双方的交流不至于出现误解，毕竟资本主义的日本是很难了解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劳工党是不会有秘密外交这种东西的，劳工党认为不可能的条件就不会接受，而劳工党认为已经达成的协约必须要不打折扣的完成，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违背常识的。
日本人一边抱怨中国人明明就不肯履行之前满清签署的各项条约，现在却要求他们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承诺，这显然是一种双重标准，毕竟明治日本对于条约的态度和满清政府也没啥区别，凡是有利于自己的都可以执行，凡是不利于自己的，能拖就拖下去。
日本人的这种心态，使得日本明治政府在初期的对外交涉中闹出了不少笑话，直到从欧洲留学回来的精英带回了一整个欧洲的条约体系，才总算是让日本的外交走上了正规。当然这批精英学的也是半三不四，他们把列强在条约中体现的权力学的八九不离十，但是对于列强在条约中的责任，则几乎都忽略了。
简单的说，日本人的外交就是对欧洲外交的一种拙劣模仿，他们以为条约是用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可实际上条约是用来建立一种欧洲的国家关系的。
欧洲过去虽然没有一个共同的皇帝，可却受制于统一的神权-教皇。三十年战争就是欧洲世俗国家对教皇权力的反抗，也因此建立起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的国家外交关系。从此，欧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再由教皇来仲裁，而是由国家间的条约来处理。
当欧洲人用两次鸦片战争把东亚霸主的中国权威性打没之后，以中国为东亚共主的华夏体系就不复存在了，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就和过去罗马教廷的地位是相似的，中国皇帝是万国之主，各国之间的冲突都可以寻求中国皇帝进行仲裁。
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入侵引发了万历援朝事件，这就是中国天下体系最好的证明。而日本人从欧洲学来的条约外交并没有用来填补华夏体系崩塌之后的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反而变成了日本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所以，明治时代哪怕是最为了解国际公法的日本人，比如小村寿太郎，他们的格局都没有超出日本一国之视野，自然也就谈不上对条约体系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了。这也是日本从明治时代获得的百年国运，到了二战后几乎啥也没剩下，反而把日本变成了亚洲公敌，不得不靠着美国过日子，难以再让日本变为亚洲之一员的根源。
对于条约体系缺乏敬畏的外交官，他们往往会把条约当成用来限制平民的法律，而条约的另一方则成为了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阶层。明治钦赐宪法的危害性，在日本的外交人员身上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正因为一开始就把条约双方当成了不对等的关系，所以能否保证条约的落实，条约所要维护的秩序，都不在外交官的考虑之中，如何迫使对方签署一个不利于自己的条约，才是他们全部的工作重心。
片山潜的工作，就是防止这些谈判人员试图发挥个人能力，给中国人和印度人画出一张不可能实现的大饼。所以他很清楚，这场谈判不可能让他们得到国内上层的认同，因为这些上层并不认为他们无条件的站在了日本国的立场。
只是片山潜离开了日本之后觉得，林信义对国家的评价还是有道理的，无条件的讲爱国，而不谈国家为谁所有，这实际上是要求奴隶们无条件的爱奴隶主。假如奴隶主真的那么值得奴隶去爱，为什么奴隶们还要反抗自己的主人？
所谓的爱天皇、爱国家，实质上就是要求人民放弃自我的权利和幸福，变为天皇和国家的奴隶。日本人民的痛苦和贫穷到底是天皇和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造成的，还是朝鲜和中国的平民造成的，这正是社会主义者必须要先搞清楚的问题。
因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辩论，使得出国之后的日本社会主义者正式分裂了。幸德秋水和片山潜为代表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反天皇和反国家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其他人则选择返回国内，主张对日本进行温和的社会改良，拒绝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激主义。
如果不是在中国，那么幸德秋水和片山潜开完这个会后，估计就要被人告密抓起来了。毕竟此时的日本社会主义者中，不少人只是想要解决农村中过于激烈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们把社会主义当成了一剂良药，而不是真的信仰社会主义，有的人甚至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的根基在于城市工人阶级，而主张要先保障小农的利益。
所以当幸德秋水和片山潜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论后，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就立刻分裂，不少人对于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不仅不赞成，甚至有破口大骂两人试图出卖日本利益的。也就是在武汉，因为日本政府没法管，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幸德秋水和片山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行建党，改良主义者放弃了组党返回国内去了。
虽然放弃组党的社会主义者达到了十分之七，使得本就力量薄弱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变得更加的弱小了，愿意跟随幸德秋水和片山潜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也只有三四十人，大约和武汉劳工党在武汉钢铁厂车间内的一个党支部规模相当。
不过林信义并不认为这是日本社会主义力量的减弱，毕竟能出国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党建立的社会主义者本身就没有几个工人阶级，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工厂主。他们留在党内除了制造思想上的混乱外，不会有其他好处。国内的工人阶级一旦寻求党的领导，自然是一个思想认知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更能获得工人们的支持，要是党内思想混乱，工人们连支持谁都搞不清了。
幸德秋水和片山潜虽然不怎么认同林信义的看法，他们和这些社会主义者有着长期往来，过去和藩阀政府对抗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对这些人的离开还是觉得惋惜的。但是他们也承认，当这些社会主义者离开后，建党就顺利多了，因为留下的人都认为党只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会去追求所谓超越阶级的人道主义，并认为农民需要通过改造，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盟友，而不是农民天然就是无产阶级的盟友。
不过其他谈判人员就没有片山这么镇定了，一向主张尽快达成合作的松方总裁自然不用说，借助林信义的话语，他极大的批评了团队内的一些人整天给谈判制造障碍，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帜，结果却阻扰了有利于国家的谈判工作。
松方幸次郎虽然没点名，但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吉田茂。此次谈判实质上是海军联合了政商势力和中国印度的私下接触，因此谈判团队并没有明确的负责人，大家都是各自势力推荐过来的，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真正负责谈成什么。
松方幸次郎虽然看起来代表着松方元老，但其他人背后也有着各自的派系支持，因此对其并不是俯首贴命。特别是吉田茂，他很清楚松方幸次郎并不是松方家的代表，他这次参加谈判实质上是为了摆脱家族对其的控制，因此吉田茂更加不会在意松方身后的家族，这就使得吉田茂在团队中往往和松方意见相左。
松方幸次郎虽然不是什么强势人物，但也被吉田茂弄的心浮气躁，要不是看在吉田茂身后的牧野伸显，他早就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正面冲突了。他自己倒是明白的很，他想要担任大臣，牧野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他兄长能强行把他按回去，毕竟牧野作为松方派系的接班人，还是能够替他挡住兄长的压力的。
不过等林信义表明，如果在新政府名单决出之前还没有什么谈判成果，那么新政府会自行接手谈判，这对于松方幸次郎来说就没法再忍了，没有这场谈判带来的声望，他拿什么去担任大臣，这个时候牧野的面子也顾不上了，大臣的位置都要飞了，还管啥牧野的面子。
而原本还附和吉田茂的一些人，这次也没敢出声为吉田茂辩解，因为他们也都清楚这个事实，要是谈判没结果，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就是白跑了一趟中国，他们回去后只会被派系视为无能，而不会有什么奖励。但是如果在新政府组建之前签署了任何纸面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向新政府邀功，这对于大家的政治前途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原本对吉田茂和松方幸次郎之争，这些人还偏向吉田茂，毕竟松方是元老之子，再怎么支持他，他都会觉得这是给自己老爹面子，是应该的。而支持吉田茂就不同了，吉田茂肯定会感激他们的，毕竟他们为了大义站在了吉田这边。
不过当这种站队变成了打翻这场政治宴席的行为后，他们立刻就改变了立场，吉田茂的个人感激，显然不如新政府给他们的酬劳更诱人。哪怕是吉田茂面对会议上众口一词的批评声，也不得不先改口承认错误，表示自己看待问题过于片面，从而延缓了谈判工作，但他强调自己还是支持三国合作方案的，对此方案并无个人意见。
林信义听完了众人的表态，然后就谈判中三国遇到的障碍进行了定调，确定了让步的范围和基本的底线后，就结束了对于谈判工作的讨论。他在会议结束时，意味深长的告诉众人：“和中国、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合作谈判，这是为亚洲各国今后的合作建立一个范本，海军不会容许有人在这一问题上自由发挥的，因为这是海军的根本利益，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第661章
第661章
吉田茂其实还是很机敏的，他很清楚林信义为什么敢在会上表明，凡是不跟着海军的路线走，就要被海军所摒弃的话。因为海军已经拿到组阁权了，这就是意味着坐在这里的各方势力代表，对于海军的重要性下降了。
大家之所以跑来武汉和中国人、印度人谈合作意向，在没有得到国家正式授权之前自发而来，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如果搞成了，那么就代表着下一届内阁的组阁权将会毫无意外的落入海军之手，因为三国合作的煤铁事业是日本当前的国策，只要掌握了推动这一国策的力量，那么就必然会得到组阁权，否则国策就落实不下去，或者内阁就会变成海军的傀儡，因为国家资源都被海军给控制了，内阁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事。
正因为看到了海军组阁的希望很大，大家才会跟着海军来和中国人、印度人接触，这实际上就是提前在海军身上下注了，当海军真正拿到组阁权力的时候，就要分配利益给大家，毕竟大家是最先下注支持海军的。
不过在西园寺内阁宣布总辞之前，大家普遍认为本届内阁至少能够撑上一年，所以对于谈判合作的事情并没有太过上心，反而把这件事当成了内部派系交流合作的契机。毕竟帮着海军同其他势力争夺组阁权确实要团结，可是内部的权力分配上就不能讲什么团结了。
比如在松方家和牧野系之间，大家或是观望，或是各占一边，都是根据今后对组阁后的权力分配采取的判断。毕竟海军只是一帮军人，他们搞军事建设是内行，但是搞政府工作就必须要靠军队以外的政治力量了，伊东祐亨组阁时对大学教授和法律界的拉拢，已经表明了海军对政府事务并无垄断之心。
在伊东组阁之前，长州派组织的内阁几乎都是派系官僚充任，哪怕伊藤博文把帝国大学的法律系当成了门下嫡系看待，这些帝国大学毕业的法律精英也只能出任事务官，也就是协助藩阀出身的官僚处理公务，想要成为省部主官，也是不可能的。
虽然按照伊藤博文的想法，就是帝国大学培养的人才还过于幼稚，不能顷刻之间就取代走过维新时代的老官僚们，这样政府架构就不够稳定，而他也很难对这些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们随意呵斥。毕竟那些老官僚都保持着武士时代的遗风，对于上位者的命令，只要他们不想推翻上位者，那么就得不打折扣的落实下去。
伊藤博文对于这些下级武士出身的老官僚实在太熟悉，熟悉到他可以随意训斥，而丝毫不担心这些人给他弄什么叛逆事件出来。但是对于帝国大学毕业的精英们来说，伊藤博文虽然是功勋卓著的元老，但是在治国问题上并不代表着一言九鼎，毕竟他们才是专业学习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的。
这种想法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普遍存在于帝国大学的精英中。他们认为元老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想要继续前进就得先让元老们回家荣养，因为这些元老们的思想过于陈腐，实在是难以和世界潮流相吻合，比如帝大法律系的毕业生们就对伊藤主持修建的宪法及其他法律感到了不满，认为伊藤在欧洲只是和所谓的法学专家聊了几天，就把德国宪法全盘照搬，这不是日本国的宪法，而是德国的日本宪法。
当然，看在伊藤博文是帝国大学创建人的身份上，帝国大学的精英们对伊藤博文至少是尊敬的，他们对于伊藤的批评，只是局限在具体事情上，但是对于长州藩阀，帝大的精英们就毫不留情了，他们认为藩阀政治非国家常态，不过是国家新建时的一种过渡制度，随着日本的国家制度逐渐完善，藩阀政治理应取消。
帝大精英们所憧憬的理想日本国，就是由帝大出身的精英按照西方模式来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则进一步消除对资本的束缚，以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除了经济上究竟是选择打倒财阀给中小资本以自由竞争的美国模式，还是保留财阀以集中资源和外国资本展开竞争的模式，双方还有所分歧外，政治上要求取消藩阀体制则是日本知识界的一致看法。
所以，伊藤博文组织政党的时候，获得了帝大毕业生们的极力支持，但是伊藤试图把党变成另一个藩阀时，这些帝国大学的精英又纷纷退、党了，因为他们没法认同伊藤的政治理念。
伊东内阁可以说是打破了藩阀政治的垄断局面，比之西园寺内阁更像是一个政党内阁，因为伊东全然摒弃了任用藩阀私人，选择把小川平吉、原嘉道、安部矶雄，这些年轻人推到第一线，从而获得了知识界的极力称赞。
小川平吉、原嘉道代表着帝国大学的精英，安部矶雄则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才，虽然过去藩阀也会重用这些精英作为官僚，但藩阀不过是使用他们的才能，而不是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伊东虽然是海军萨摩派的，但是他对于这些精英给与了自由发挥的平台，这也是伊东内阁运行良好的根源，因为这些年轻人还是乐意做事的，不会如藩阀官僚那样把私利凌驾于国家之上。
简单的说，小川平吉、原嘉道这些年轻人是在处理公务时顺势带来了私人利益，而藩阀官员则是优先保证藩阀利益，私人利益，然后才顺便办一办公务。两相比较，前者在内阁中就少了许多乌烟瘴气之事，而藩阀内阁中则几乎每件事都会引发私人利益的冲突。
如果不是伊东发表了关于东亚和平的言论，那么伊东内阁实际上是最受平民支持的内阁，这种比较在之后的两任内阁的舆论风评中就很明显了。在经历了桂内阁和西园寺内阁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舆论已经开始怀念伊东时代的政治清明了。
桂内阁所代表的藩阀政治腐败就不说了，被大家寄以厚望的西园寺内阁，也就是所谓的民党政治，在其组阁后，党员一经成为官僚，立刻就暴露出和藩阀官员不分上下的贪婪。于是所谓的平民政治名声，也因此被败坏了，虽然原敬表示这是和藩阀政治妥协造成的，但是他自己也清楚，那些地方党员支持本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而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
如果说藩阀官僚还需要向派系领袖负责，毕竟藩阀政治主张的是权力自上而下的赋予，下级则要向上级回报以忠诚。但是民党不过是失败的藩阀政客们和地方名望家报团取暖的政治团体，他们本身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反倒是民党中央需要地方名望家的支持，否则这些地方名望家选择了其他政党，党在选举中就会失利，没法在众议员获得一定的席位，党的影响力就会大大的下降。
所以在民党的逻辑中，不是地方名望家向党中央效忠，而是党中央必须要保证地方名望家的利益，以防止这些地方名望家抛弃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必须要为地方名望家谋求官位，但无法要求地方名望家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官，因为党对于官员没有约束力，而背靠政党的地方名望家则可以借助政党的背景对抗中央政府。
于是政党政治的最大受益者反倒不是那些议员们，而是左右了议员选举的地方名望家们，这种情况下地方名望家当了官就贪污腐败的，党不仅不能开除他，还有为其遮掩庇护，以防止地方选举失利。
但是对于民众来说，藩阀是喂饱了的老虎，而民党就变成了饥肠辘辘的饿狼，后者压根就不比前者好，所谓的外国民主，在民众心目中也就黯然失色了。这也是大家觉得海军再次组阁的机会很快就会来临的原因，因为陆军和民党都败坏了自己的名声，现在国家只能依赖海军出来挽回一下政治影响了。
正因为伊东内阁的形象在民众中越来越好，加上伊东组阁时给与了其他政治力量以足够的自由度，因此现在想要和海军结盟的政治势力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最为积极的自然是海军之外的萨摩系，海军第一次组阁时，并没有获得萨摩系的全力支持，因为大家不太看好这个过渡内阁，以为不过是一两个月就会下台，然后交由陆军组阁。
这种判断自然是建立在海军在政治上过于薄弱的印象上，毕竟西南战争后萨摩阀就分裂，政府和军中的萨摩系的对立，甚至比陆海军之间的对立更明显。所以萨摩阀的官僚自然不愿意为一个过渡政府而劳神，只是大家都没想到伊东内阁不仅没有迅速倒台，反而赢得了平民们的良好观感。
这样一来海军在政治上比较薄弱的印象就被打破了，于是局面就不再是海军需要寻找政治界的支持才能组阁，而是和海军结盟可以参与政府了。大家坐在这里，就是说明他们身后的派系都是想要在这一次的海军组阁中分一杯羹的。
但是，在西园寺内阁没有垮台之前，海军自然不能摆出一副主人的模样，毕竟海军还没有拿到组阁权，这个时候过于傲慢只会给海军组阁制造麻烦，而大家也在心理上把海军和自己的关系定位为合作关系。海军虽然很有机会获得下一届政府的组阁，但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海军想要拿到组阁权也是要耗费很大力气的。
只是西园寺内阁突然就垮台了，海军顺势就拿到了组阁权，这样一来大家所有的盘算就都失去意义了，因为海军已经不需要他们在组阁问题上的支持了，反倒是大家都需要海军给与组阁的机会，双方的地位瞬间失去了平衡。
林信义的威胁也就变得真实了起来，吉田茂不能不当着众人的面做出检讨，因为他很清楚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岳父牧野的立场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和海军的立场相左，那么牧野和海军之间的合作关系就会出现问题了。他当然不能坑自己的岳父，否则他在外务省就干不下了。
而其他人的表态也说明了，在海军和牧野之间，大家都选择了海军。吉田茂就更不能对林信义的话提出质疑了，毕竟牧野伸显同样需要这些政治势力的支持，才能坐稳松方系继承人的身份。只要松方元老一日没有把派系的权力交给牧野，那么牧野就始终不能成为松方系的领袖，一切就存在着变数。
吉田茂在被迫当众承认了自己在谈判中的错误判断后，也终于真正理解了岳父为何要他密切关注林信义的动向了。看起来游离于谈判之外的林信义，就官位来说也只是一个中佐，日后或者能够成为海军中的大人物，但是现在在他们面前想要摆架子还差了点，家世上不仅不能和松方幸次郎比，甚至连他也比不上，毕竟他可是继承了养父的大量财产，在东京圈子里也是小有名气之人。
假如他和松方、林信义三人正面冲突，大家还真没几人会选林信义，但是今天林信义就用了极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大家都收拢了过去，不管是支持松方或是支持他的，现在都成为了林信义的支持者。因为这一刻，大家都认为林信义是海军的代表，和其对抗就是和海军对抗，在这个时刻和海军对抗，这不是脑子有病么。
吉田茂在检讨完之后，把对林信义的警惕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他觉得这人是他见过的最难缠的对手，稍不留神就被他给埋了。不过他素来有迎难而上的性格，因此并没有就此远离林信义，反而在会议结束后拦住了林信义，向其解释了自己对日中合作的担忧，“通过武汉的发展能够看得出来，中国人在吸纳西方科技上并不比日本慢，此次日中印三国在煤铁事业上的合作自然能够促进日本的工业发展，但这无疑也是在加强中国人的力量，和拥有煤铁资源的中国相比，这样的合作难道不是更加的有利于中国吗？”
阳光从树冠的缝隙中照射在外廊下，在地面上形成了斑驳的图案，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美好的秋天上午，林信义想着下午应该带着木子去逛一逛新建立的武汉大学校园，因此对于吉田茂的担忧，他有些心不在焉的回道，“试图通过限制藩国的发展来维持幕府的统治，我们都知道幕府因此而垮台了。
中国之于日本，本就不是藩国对幕府的关系，我们甚至连限制中国发展工业的行政手段都没有，谈什么遏制中国的发展？你既然知道中国和印度都有着煤铁资源，而日本没有，那么就更应该明白，其实去掉日本，中国和印度也是可以达成合作协议的。
那么一旦这种局面出现，你想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吉田茂下意识的回道：“如果中国和印度把日本排除在外，那么他们在海上的航行安全就不能得到日本的保证。这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也是不利的。”
林信义略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便说道：“我同意你的判断，所以中国和印度一定会寻求英国维持亚洲海上航行的安全，假如英国做不到，那么他们就会邀请美国海军进入亚洲海域以对抗帝国海军。
所谓海权，实际上指的的是能够利用海洋自由航行的权力，而海上自由航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贸易。中印在煤铁事业上的合作，必然会导致需要保障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需要，而中国和印度在短时间内都不会拥有这等海上力量保卫自己的海外航行权，因此他们就只能选择庇护对象。
海军之所以一定要加入到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合作协议中去，就是为了防止中国和印度选择其他国家来保卫自己海上贸易通行的权力。因为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的大陆国家，他们不管支持那个国家的海权，都会形成对日本海上通行权的威胁。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由日本海军来保障中国和印度的海上自由航行权力，如此则其他国家就失去了在亚洲地区获得支持的机会。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帝国海军在亚洲的海权，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日本要关心的是世界局势的变化，而不是只盯着自己身边的邻居。
有的人天天高喊脱亚入欧，搞到好像日本列岛能够装船运去欧洲，政治和文化上可以脱亚入欧，地理位置怎么脱亚入欧？既然日本的地理位置在亚洲，就不得不为亚洲的未来考虑，把亚洲人出卖给欧洲人，日本就能成为欧洲人了？俄罗斯人到现在为止，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欧洲人，何况是和欧洲人种差异更大的日本人。亚洲的安全就是日本的安全，这就是我的看法。”
?第662章
第662章
林信义如此坦诚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反倒是让吉田茂没什么话可说了。因为林信义说的是海军的根本利益，这个时候再谈什么遏制中国有利于日本，就等于是鸡同鸭讲了，因为双方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如何还能辩论下去。
吉田茂毕竟是帝国大学专门学习外交的高材生，他能够听得出林信义这番话并不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外交思路出发，而是站在了亚洲民族立场上对世界各国关系进行了判定。听起来和兴亚主义颇为类似，但兴亚主义只有口号而无内容，显然是没法和海军已经明确的日中印三国经贸合作计划进行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