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吉田茂毕竟才刚毕业没多久，虽然认同英国式的外交理念，即国家利益应当高于其他一切关系，但他也只是有这个观点而无真正的逻辑思维。也就是说，他现在只知道外交关系应当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但他还不理解什么叫做国家利益。
林信义提出的亚洲安全即是日本之安全，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同样是站在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只是因为隔了一层，所以一下子分辨不出来而已。但是林信义既然点明了，吉田茂自然也就明白了亚洲安全和日本安全之间的联系。
也就是说，虽然林信义的观点并不符合当前日本外交界的日本中心说或英国中心说，但林信义的立场并没有违背国家利益，这就让吉田茂犹豫迟疑，难以措词指责对方不从日本的角度去看待日中、日印的合作问题了。
吉田茂的犹豫，其实说明了他的内心反而是对这一看法有着一定的认同的。不过迟疑了一阵后还是向林信义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前的国际秩序乃是英国所制定的。听你的意思，日中印三国合作，日本捍卫三国的海上贸易，这难道是打算对抗英国人所制定的国际秩序吗？”
吉田茂的问题并不让林信义感到意外，凡是外交系统的人员迟早都会发现这个问题。他坦白的说道：“在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在亚洲的海上势力覆灭，日本海军在东亚地区取得了相对优势。
德国、美国、法国的海军整体实力虽然比日本海军强，但他们的根本利益在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所以以上三国不可能在东亚和太平洋上挑战我国海军。而俄国和意大利现在都是地区性海军，他们都没有远洋作战的能力，所以能够和日本海军在东亚地区进行对抗的，只有英国海军。
不是我们要挑战英国人所制定的国际秩序，而是英国人所制定的亚洲秩序中，其实并没有日本海军的位置，我们虽然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但是英国人不过是希望用我们来打击俄国和德国在东亚地区的海上势力。好保证英国在亚洲地区所建立的秩序。
简单的说，日本海军在英国人眼中就是一个为皇家海军打杂的仆役，上桌吃饭是没有资格的。哪怕是意大利人的地位我们也比不上，毕竟英国人虽然控制了地中海，但也还是承认意大利海军控制亚得里亚海的权力的，但是在亚洲，日本海军没有权力就东亚及太平洋的海上航行秩序说三道四。
所以，不是我们要对抗英国人所制定的国际秩序，而是当前的国际秩序对于日本犹如一层蛋壳，小鸡想要成长，就自然要打破这层蛋壳。试图在蛋壳之内成长的，最终都会变成死胎。
作为一名外交官，你要考虑的不是日本为何要对抗英国人制定的国际秩序，而是应当问，英国人制定的国际秩序真的合理吗？在英国人制定的国际秩序下，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究竟是感到幸福了，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国际秩序的压迫。
想一想吧，欧洲人作为美洲的外来者，却成为了美洲的主宰。美国人在一百年前就不存在，他们现在却把夏威夷和菲律宾视为美国的海外领地，而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要清理掉所有的非白种人，这种以白种人为中心的全球殖民体系，真的是合理的吗？”
看着吉田茂被林信义驳斥的哑口无言，一旁的松方幸次郎心中是欢喜的，他原本对于牧野伸显并没有什么不满，虽然对方一直和自己的兄长交好，但是他清楚这是牧野为了获得兄长的支持而故意为之，倒不是对他们兄弟区别对待。
作为大家族的一员，松方幸次郎还是明白这种家族交往的逻辑的，当家人只会和当家人交往，不会去奉承没有权力的次子。不过连吉田茂这样的年轻人都看不起自己，这就是有点让他感到伤自尊了。
虽然吉田茂不是华族，但是其家族至少也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受益者，吉田茂作为这个家族的当家人，其权力确实比他这个松方家的次子要大的多，毕竟吉田茂是可以随意支配家族的财产的当家人，而他只能支配自己的私房钱。
他名下虽然有些不动产，在父亲去世之前他动不了，去世之后如果不想和家族脱离关系，也需要获得兄长的同意才能处理。所以看起来他的社会地位比吉田茂要高，但实际上的人际关系中，吉田茂在自己的圈子里是绝对的核心，而他不过是圈子里的边缘人。
吉田茂虽然娶了牧野伸显的女儿，但吉田可不是入赘去继承牧野伸显的家业的，反而是牧野需要吉田的财力来发展自己的政治事业，因此吉田茂身为牧野的女婿让自己的社会地位上升，但并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份。
老实说，现在的吉田茂还真有资格瞧不起松方幸次郎，因为松方的人生一眼可以看到尽头，一个悠闲一生的大家族次子，而他的前途却是不可限量，大臣之位很有机会，而首相也不是毫无机会。这也是他和松方冲突时，有不少人愿意支持他的原因。
只是现在的松方已经不是家族次子的心态，他跑来武汉参加这场谈判，就是决心脱离家族给他设计好的人生，打算自己走另外一条道路了。这个时候吉田茂和他对着干，就格外让他感到愤怒。
因此看到吉田被林信义驳的哑口无言，只能告辞离开后，他还是忍不住对着林信义说道：“吉田这个人虽然是帝国大学毕业的，但是我看他的为人似乎并不怎么样，当着你的面是这么说，背后则又是另外一套说辞。过去一段时间里，极力反对合作的可不就是他么。”
林信义收回了注视着吉田茂离开的视线，转头看了一眼脸上满是怨气的松方幸次郎，不由微笑着回应道：“我们还是要看一看牧野先生的面子，毕竟想要拆分农工商省，牧野先生出面可以让我们少去许多麻烦，也不会让果实落在其他人手里。
不过松方总裁要是对吉田茂有什么不满，那么接下来的会议，你可以打发他去实地考察。我们只要让牧野先生分享谈判的功劳，并不一定需要吉田茂做出什么有利于谈判的工作。只要谈判能够成功，只要吉田茂作为牧野先生的代表在谈判团体内，那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和牧野先生的约定。”
松方幸次郎顿时回味了过来，这种小手段他当然是不陌生的，毕竟他兄长也经常给他下这些小手段，虽然技术上没有林信义那么的巧妙，但也确实令人恶心。把吉田茂驱逐出谈判工作，却分给他谈判的功劳，牧野伸显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其他人会对吉田茂不满，因为他啥也没干就拿走了一块蛋糕。
松方幸次郎的心情顿时放松了下来，岔开了话题向林信义问道：“你的船票定下来了吗？这次伊东元老真的不打算组阁了吗？其实我觉得，和山本大臣相比，似乎伊东元老组阁对我们更好一些。”
林信义则笑了笑说道：“伊东元老已经有了根基，今后不是国家危机的时候，应当不会轻易出头组阁了，他现在以元老重臣的身份发表意见，其实反而比担任首相时更令人重视。
山本海相虽然和我们关系不那么密切，但是只要山本海相还需要海军的支持，那么就不太可能违背海军的利益。那么山本海相还是会听从我们的建议的。
所以，山本海相组阁对我们来说是多了一张牌，这可比伊东元老出面组阁要有利的多。我的船票是后天早上的，这里的事情就拜托您了。尽快拿出一个合作草案来，接下来回国后就可以开始分割农工商省的工作了…”
松方幸次郎听到林信义的许诺，心中也是大定，他于是向林信义保证，这里的谈判会尽快拿出结果，要是有人继续不合作，那么他就把这些人踢出谈判。
松方如此大包大揽，自然是觉得前途明朗化了，之前他虽然对吉田茂怨气丛生，但也没打算把对方驱逐出谈判，毕竟这场会议谈成之后会得到国内的如何看法，还处于一个未知数，因此松方也不能孤注一掷的下注。
但是现在么，海军已经拿到组阁权，而林信义也公开了海军对日中印三国合作的基本立场，这个时候跟着下注几乎是无风险的，他也就有了把不合作者踢出局的念头。
林信义明白松方的心理，但他并没有去戳破这一点，反而认同了松方的主张，双方之间的关系倒是借此更加亲密了一些。
对于回国这件事，木子还有些依依不舍，她对林信义感慨道：“和武汉相比，东京真是一个大乡村啊。银座和新桥虽然有商店和歌舞伎座，但是我觉得汉口才有真正属于平民的城市生活，这里的公共交通比东京亲切多了。我喜欢这里。”
林信义知道木子喜欢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武汉的城市建设是围绕无产阶级的需要来设计的，因此公交出行就被视为了这座城市的生活基础。一个人通过武汉的公交系统抵达城市的任一地点，这就是武汉公交系统的特点。
而东京的公交系统并不是这样设计的，东京的公共交通是根据政府人员的上下班和通往城市商业和娱乐区域来建立的。简单的说，东京的公交系统不是为全部的东京人服务的，高层不需要它，底层用不起它，它就是专门为政府底层官吏和富裕市民服务的。
两座城市对于民众所需要的商业和娱乐的看法也不同，武汉主张的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商业和娱乐，所以其商业和娱乐种类比较平民化，也更加的健康积极。
比如汉口的百货商店和超市，都以物美价廉为买点，只有少数商店走高档路线。而东京的商业中心都以高档商品为买点，普通的平民购物，都会去居住地附近的商业街，城市的商业中心和普通人关系不大，所以出入银座的主要是大学生和有产者，看起来一个个都是衣冠楚楚。
在娱乐上，东京继承了江户时代的文化，追求的是个人欲望的抒发，所以东京的娱乐几乎都和色相关。而武汉这里则主张培养无产阶级的文化事业，不仅取缔了前清时代的赌博及鸦片馆，甚至连青楼也在不断的消减。武汉的娱乐更适合于家庭出行，不管是公共公园或剧院，都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和家庭的温暖。
木子觉得这座城市很好，因为这座城市对单身女子和普通家庭很友好，她们得到了城市资源的倾斜。而东京这座城市是不保护单身女子和普通家庭的，哪怕是上层社会的女性，在东京也找不到自己的天地，只能依附于家族或家庭生活。
所以木子会觉得武汉很好，因为她在这座城市能够独立的生活，而在东京就不可能实现这点。林信义安慰了她，并表示，“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来中国住上一段时间。我相信，今后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会变得如武汉一样好，只要能够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
木子立刻点头认同道：“是啊，没有战争就好了。我真不理解，那些军人家属们怎么会支持战争，她们一边为自己的丈夫儿子担忧，一边却认为军人上战场为天皇去死是一种荣誉。我可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看法，你要是永远都不上战场，那该多好。”
林信义倒是毫无军人的自觉，他连连点头道：“是啊，我也觉得打仗真不是什么好玩的游戏，要是一辈子不打仗，那可真是太好了。军人应该为保卫人民上战场，保卫天皇和国家，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木子对林信义的话也没啥反应，她原本对国家和天皇就没啥概念，毕竟从她懂事开始就没有感受到国家和天皇对自己的照顾，反倒是那些为天皇和国家工作的高官在料亭内丑态百出的样子，她倒是时时能够看到。
所以，木子对于那些鼓吹效忠天皇和国家的人一向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人要么就是单纯的学生，要么就是永远不可能上战场的官员和资本家。前者不知道什么叫战争，而后者只是想要让国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死。
不管是此前的日清战争，还是刚刚结束的对俄作战，东京料亭的客人们的打赏是越来越大方了，而从乡下来料亭工作的女孩子则越来越廉价了。过去，乡下姑娘来东京当下女除了见见世面外，就是为自己积攒嫁妆，按照江户时代的规矩，当下女要回乡下嫁人的时候，主家都会给一份嫁妆以感谢下女在自家的辛勤工作。
明治以前，到东京当下女只是一种工作，甚至对乡下姑娘来说还是算体面的工作。但是明治后期，愿意按照江户传统善待下女的家庭已经不多了，反倒是许多出租房子的房东把下女当成了招揽租客的妓女，纵容这些下女和租客发生关系，这极大的败坏了下女的名声，现在乡下家境稍好的女孩子已经不愿意从事下女的工作了。
虽然成为了市来家养女，但木子并没有脱离下层女性的视角，因为林信义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落魄的士族，而是认同普通人的生活，这使得木子没有抛弃自己的过往，而把自己当成华族女性的一员。在看到了柳原家女子的遭遇后，她对于上流社会的最后一点憧憬也破灭了，即便是华族女性，在日本的家长眼中也还是一件贵重的货物，只要出得起价格就能卖出去。
就如林信义日常对她讲的，爱人是需要回报的，单相思只能造成悲剧，像天皇和国家爱你一样去爱他们，这才叫真正的爱。天皇和国家爱自己吗？木子觉得是不爱的，要不然她就不可能差点成为男人们的玩物了。而那些乡下姑娘们在东京的堕落，天皇和国家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毕竟玩弄这些乡下姑娘的，正是口口声声效忠天皇和国家的人。
?第663章
第663章
过去长江上第一等的客轮是英国人的，当然这是指19世纪末80年代以来，在这之前中国的内河航运事业是不向头等列强开放的，所以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一度占据了长江轮船航运业务的八成，之后旗昌放弃中国业务转回美国开展铁路事业，于是才有了招商局的根基。
而迫使旗昌放弃长江航运业的根源，一个是中国人自己创办了招商局，另一个是英国人拿到了长江航行的权力，于是英商怡和、太古两公司开始从沿海运输向长江内河航运业务发展，对长江航运造成了很大的竞争，木帆船时代，从上海到武汉运输一吨货物的价格要18两，而经过激烈竞争后，轮船每吨的运价跌到了3两一吨，旗昌觉得无利可图就干脆放弃中国业务了。
而甲午战争后，德国和日本在华势力大涨，于是德日对中国的近海及内河航运事业有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下，招商局却被盛宣怀经营成了自家的产业，不仅没有增加资本，反而抽出了大量利润以报效朝廷和向自家输送利益。
1902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就让杨士琦南下把盛宣怀从招商局赶了出去，这也是盛宣怀联合一班东南士绅积极反袁的根源。虽然盛宣怀对革命没啥好感，但是为了反对袁世凯，他宁可支持孙文的同盟会了，劳工党他也是痛恨的，毕竟劳工党也一样没收了盛宣怀在汉阳铁厂的资本，还在安徽积极的推动对李鸿章家族财产的清算。
只不过劳工党头比较铁，连土地改革这种得罪全体士绅的政策都敢干，自然不会在意盛宣怀的批评，而盛宣怀反而要考虑，劳工党要是真得了天下，会不会对自己进行彻底清算，所以反而不敢公开批评劳工党的行为了。
但是骂袁世凯他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因为袁世凯也是需要士绅们的支持的，他没收盛宣怀的财产，这本就引发了一部分士绅的不安，所以他可以通过反袁来团结那些对袁世凯不满的士绅们，倒是不用担心袁世凯能把他怎么样。
如果说招商局在盛宣怀手中还是北洋和个人的敛财工具，盛宣怀毕竟是能力的，他贪污招商局的财产，但在经营上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只不过是遇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才显得他比较无能。可杨士琦是真正的名士做派，你让他给袁世凯出出主意倒是还行，让他来负责一整个企业的运营，这就是要了他的老命了。
特别是袁世凯为了扩建北洋和掏空招商局，直接下令让杨士琦向北洋一系的政商发行公债，直接掠夺了招商局的本金，这就使得招商局开始出现连续的巨大亏损，到1906年杨士琦就干不下去主动请辞了。袁世凯和盛宣怀之间的争斗，直接令长江航运上唯一的中国航运公司遭到了重创。
如果不是武汉爆发兵变，直接用武力切断了长江中上游的外轮航行，那么招商局应该很难再恢复元气了，毕竟德国、日本都在不断加大长江航运事业上的投资，就连英国人都深感压力。武汉武力破局，总算是把长江上的航运业务抢回了不少。
英日由于始终不同意放弃对长江航运的特权，因此在几年内始终不能进入到九江以上地区，而德国最先和武汉达成了协议，不仅放弃了德国军舰在中国内水的自由航行权，还同意德国在中国组建的轮船公司接受武汉的注资。
汉美、北德路易、捷成洋行，三家德国在华航运企业，在和武汉协商后都组建了股份制公司，以负责太平洋及亚洲航运业务。武汉则成立了长江航运及中国远洋两公司和三家德国航运公司合作，分别负责国内航运和国外航运。
在对俄战争结束时，中国远洋航运公司虽然还不成什么气候，但是长江航运公司已经拿回了长江轮船航运业务的六成。由武汉到上海往来速度最快的客轮，是长江航运公司在德国定制的人民轮，是长江上第一艘使用柴油发动机的轮船。
说是定制，其实是德国生产核心部件，然后在武汉造船厂进行组装，大约有二成左右的构件是汉阳钢铁厂生产的。这艘先进客轮的建成落水，代表着武汉和德国本土的工业技术已经形成了配套，德国设计武汉生产，终于成为了现实。
这艘客轮的背后，代表着中德标准化已经成为两国工业的共识，德国工业界的目光开始从国内生产转向了全球生产。人民轮下水之后，德国工程师协会就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效仿武汉成立德国的通用机械制造标准委员会,并决定吸纳中国工程师协会作为合作组织。
在人民轮下水之前，德国的工程师协会和其他德国工业组织只是把武汉建立的一系列工业组织视为拙劣的模仿者，他们反对这些中国工业组织制定的标准和发放的技术证书在德国是有效的，只有通过德国工程师协会的认证，才能视为符合了德国标准。
但是人民轮的成功下水，让德国的工业界突然意识到，中国人的工业能力虽然极为落后，但是在标准化的组织施工下，中国的幼稚工业却可以发挥出超出其能力之外的水平。人民轮的质量和德国产的类似轮船差距已经相当小了，但是人民轮的制造工期比德国制造减少了三分之一，成本也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双方展开竞争的话，德国制造全无优势可言。
过去欧洲资本家们都说中国、印度的人工极为廉价，只要能够开发出来，就能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这种论断始终没有得到证实，因为东方的基础设施和人民教育水平太低，虽然人工廉价，但是这种人工没法组织运用到工业中来，所以这种话只能算是美好的愿景。
而人民轮虽然只是一艘长江上使用的客轮，但是它使用的技术差不多是欧洲的先进工业，大部分欧洲造船厂还不能制造以石油作为动力的轮船。这就意味着，武汉造船厂已经可以生产欧洲最新式的船只，虽然技术依然是欧洲的，可是武汉已经有了生产的能力。
如果把船只换成其他工业品，那么就意味着德国工业已经可以向武汉输出技术，然后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廉价的劳动力。相比起中国的其他资源，人口资源才是德国资本最为关注，也是最容易变现的资源，矿产什么的，中国除了几种特有的矿产外，其他不是贫矿就是开采成本过高，因此很难为工业国所利用。
在巨大的收益面前，德国资本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自然就消失了，如果说之前是武汉追着德国工业要求建立一个共同一致的工业标准，德国工业还老大不情愿，认为中国人制定的工业标准怎么能够用来要求德国的工业，那么现在德国资本已经开始逼迫国内工业统一标准，而不再以中国标准和德国标准来当挡箭牌了。
林信义乘坐人民轮前往上海，这是人民轮的第三次航行，船上一应装饰都很时髦，就连木子都很喜欢乘坐这艘轮船的航行，因为她觉得这艘船的噪音很小，晚上能睡个好觉，且船上没有那么多烟灰，和其他燃煤船相比，人民轮显得极为整洁，这可真是一次舒适的旅行。
站在船头看着江上景色的木子兴致勃勃的向林信义问道：“什么时候往来日本和中国的轮船也能变得这么安静和干净呢？”
林信义随口说道：“柴油发动机的技术还不成熟，内河船只上使用没啥问题，反正坏了可以靠岸等待或换船，要是在大海上出了故障就麻烦了。所以，用石油作为燃料的海上轮船，至少得十年以后吧。”
林信义关注的和木子不同，他其实更在意船上使用的西门子广播系统，这是武汉第一次尝试试验新技术对于人的生活的服务。无线电和广播的技术其实在1908年都已经出现，不过相比起无线电的成熟，广播还只存在于少数人的想象中。
毕竟1906年美国人福雷斯特才发明了三极管，西门子公司虽然也做了相关试验，但还没有想好该怎么使用这项新技术。不过林信义倒是知道三极管的放大电信号的效用对于长途电话和广播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给了武汉工业大学一个建议，要求他们和西门子公司进行合作研究，三极管在通讯和广播上的用途。
人民轮上安置的广播系统，显然是个尝试。船上的人压根就没有发现，不少广播并不是船上的船员在讲话，而是从武汉传来的无线电讯号。也就是说，有人正坐在武汉对着不断远离武汉的乘客们讲述武汉的最新消息。
虽然因为技术的问题，这种广播系统并不稳定，有时只能勉强听个大概，甚至会出现完全被杂音掩盖，但是林信义明白，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了。人民通过广播可以收听到立刻发生的事件，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秘密外交，已经没有什么操作余地了。
所谓的秘密外交可不是关起门来的私密谈话，而是通过对国民封锁消息，从而掩盖了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变化的事件，这个被掩盖的事件才被称之为秘密。广播的出现，比报纸更容易动摇封建统治者对信息的掌控权，毕竟报纸还需要发行才能把消息传给民众，而广播只要上电台喊一喊，国民就知道了，留给封建统治者的应对时间被压缩到了极点。
这就是为什么后世非洲、南美的叛乱能够轻易实现，因为叛军只要掌握了电台，就可以宣告统治秩序已经完蛋了，中立派和反对派就可以迅速撇清同当权派的关系，政权也就实现了更替。越是缺乏教育的落后地区，广播的权威性就越高，因为人民所认可的权力来自于统治者的威严，失去了权威的统治者自然也就失去了统治。
日本在二战中因为天皇的一段广播而宣布投降，实质上就说明大多数日本地区都是比较愚昧落后的乡村，他们对于天皇的服从在于对天皇制国家的恐惧，一旦这个天皇制国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国民也就迅速的抛弃了这个国家。
那些因为战败而自杀的日本人，和战时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血书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由此可见，日本所谓的战败是因为天皇的投降只是一句谎言，事实上日本国民早就抛弃了这个天皇制国家，只不过他们因为恐惧国家权力而不敢起来反抗而已。
林信义听着船上的广播，心中想着是应该让改组后的无线电研究所和武汉工业大学接触一下，采取联合研究的办法，加快无线电广播系统的研制了，此前海军中的腐败分子极大的拖累了无线电技术的研究工作，但是日本所积累的技术人才还是优于武汉的，而指望西门子把技术都贡献出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广播系统一旦研制成功，那么对千叶县的土地改革将会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地主阶级对于地方上的控制力，其实就来自其代表官府对法令的解读。没有那个农民愿意和官府打交道，毕竟官府可不是农民的朋友，甚至连主人都算不上，他们是打着国家名义实施劫掠的强盗。
而地主阶级不过是把农民当成牛马来使用，至少他们是希望牛马能好好劳动来给养自己的，所以服从于地主的法令解读，至少比跑去询问官府，能减少许多麻烦。虽然江户幕府变成了维新政府，但是许多农民对于官府的认知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依旧觉得住在村子里的地主比住在城里的官员可信。
农民对于在村地主的信任，正是地方名望家操纵选举的根基。不打破这种农民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那么千叶县的土地改革就等于是官府和所有农业人口的对抗了，这显然是相当棘手的问题。只是棘手，并不是无法解决，毕竟千叶县只是一个农业区，面对一整个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资本组织起来的力量，千叶县的农民压根挡不住。
不过林信义希望能够把农民和地主进行区分，因为在这样的强势镇压下，农民只会越发的向陆军靠拢，如此以来，海军和陆军对抗就会变成海军对日本农民的对抗，这是没法赢得的战争。而想要打破农民对地主的心理依赖，就得先夺取地主对国家法令的解读权，也就是权威性，那么没有比广播更好用的新技术了。
从上海到横滨的旅途就没有长江上那么舒适了，因为一场意外的风浪，使得船上的乘客备受颠簸，木子看着脸色有些发白的林信义，不由取笑道：“作为海军军官，你这也太受不住风浪了吧。”
林信义看着脸色同样惨白，但强打精神起来的妻子，也只能吐槽道：“海军的船只可比这船大多了，船只越大，对抗风浪的能力越强。海军除了那些不正常的疯子，也没谁会在台风天出海训练的。”
木子有些愕然的问道：“为什么要在台风天出海训练？这也太不安全了吧。”
林信义道：“所以说，这些人就是疯子。在出海时遇到台风进行紧急损管训练，这是应该的。但是特意在台风天出海，说是要锻炼海军将士的意志力，这就是把将士们的性命不当回事了。他们大约觉得，海军除了偷袭战术外就没有其他战术了，所以才需要做这种恶劣海况下的训练…”
林信义对妻子的吐槽虽然有些夸大，但在海军中却不是什么个别现象。哪怕是和他关系较为密切的佐藤和秋山，在舰队训练上也是主张越严格越好。
事实上日俄战争之前，海军的作息还是比较正常的，周六下午半休，周日全休。但是本次对俄海战胜利后，东乡平八郎认为军中将士变得过于松懈了，毕竟在中国和俄国海军被击败，英国又是盟友，海军上下自然就有了一种太平无事的感觉。
伊集院五郎支持东乡平八郎的建议，首先在自己的舰队中推动月月火水木金金的训练制度，直接把周六、周日的休息给取消了。军令部中的不少新任参谋还支持伊集院的做法，只有林信义是反对的。不过在这件事上，他在军令部中得到的支持不多，倒是舰队官兵在支持他。
?第664章
第664章
对于木子来说，这一趟新婚旅行算是极大的开拓了视野，过去她以为欧洲的繁华就是银座式的，但是到了上海和武汉才发觉，所谓的欧洲城市是什么样子。
虽然横滨就是外国人在日本的租界，但是日本毕竟是一个小国，横滨的身后也只有关东平原这么一片农业区作为经济上的腹地，因此外国商人并不愿意在横滨作较大的投资，因为回不了本。
但是对于上海，各国商人是真正的不遗余力的大笔投入的，这点从各国在上海租界不断拓展租界范围就能看得出来，各国商人对于上海租界的投入以至于感觉到土地不够用了。
所以，横滨是日本看来最西化的城市，但西方文化只是这座城市的点缀，横滨的内核还是日本式的，所以横滨的豪宅依然是遵循了日本上流社会的静和幽，西式建筑也带上了日本特有的避世之风。
而在上海，租界已经完全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中心，租界的文化才代表上海的城市风格，过去的上海县城反而被边缘化了，中国士大夫所推崇的江南园林，现在已经被洋房和西式花园所取代。江南园林的本意是不出门而能欣赏到天下美景，而西式花园刚好相反，为劳累一天的主人提供一个放松心情的小花园。
也就是说，欧洲城市的主人，实质上是城市中的有产阶级，这些有产阶级不是无所事事的贵族，他们需要经营自家的产业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地位，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城市不仅仅是生活的地方，也是工作的地方，离开了城市他们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因此城市建设就成为了有产阶级最为关注的公共项目。
但是对于中国士大夫们来说，城市不过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因为乡下的偏僻不能给与及时的讯息，也得不到更好的享受，本质上来说，中国的士大夫不过是一群住在城内的地主，他们对于城市没有什么归属感，是城市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他们去给养城市。
因此，中国的城市最得到士大夫关注的是城墙的修建，因为盗贼和饥民会影响到城内居民的安全，但是对于城市道路、上下水道的建设等公共设施，中国的士大夫是不关心的，他们认为这是官府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租界和上海老县城最鲜明的对比就是，租界的税收很高，但是城市建设有着专门的部门负责，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道路建设等新的公共工程，而上海县城内税收不高，但是各种陋规很多，平民缴纳的陋规并不比租界的税低多少，但是上海县城内的街道却是破破烂烂的，所谓的自来水和下水道设施几乎没有。
上海租界扩张最反对的是本地官府和享受朝廷免税待遇的士大夫，普通人和小地主反而对租界扩界没什么恶感。因为被租界圈入之后，他们缴纳的税虽然高了，但是却可以摆脱官府征收的其他陋规了，甚至都不用担心那些士大夫来侵占自己的土地了，因为在洋人面前，大清的乡绅和平民都是二等人，没什么特别高贵的。
正因为在洋人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洋人面前是二等人，但对于中国的底层百姓来说，自己的地位反而提升了，因为洋人不会整天琢磨着如何压迫你，除非你的土地正好在洋人的城市规划内，但是乡绅们可是无时无刻不惦记着把你的土地变为自家的财产。
于是被圈入租界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了解了洋人的规矩之后就认同了洋人的统治，毕竟他们在大清国就没有享受过人的待遇，自然也不会去要求洋人给自己人的待遇。倒是士绅们为此纷纷不平，因为租界取消了他们的特权，让他们从特权阶层变成了普通人，这自然就激发起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并指责上海的民众不爱国，对洋人的规矩居然毫不抵抗。
上海民众这种抛弃旧道德拥抱西洋文化的做法，自然也就使得上海这座城市要比横滨更像是欧洲城市。所以，木子在上海看到南京路上各种人物时，才会感到震惊不已，因为南京路作为上海最著名的商业街，地位就和银座之于东京，但是南京路显然要比银座更为繁华，这条长约十里的商业街完全的把只有三里长的银座给比下去了，而南京路上各色人物的川流不息，也很难让人觉得这里是中国的城市。
东京人普遍认为银座是属于东京的，但是中国人却不会认为上海这座城市是属于中国的。见过了上海之后，自然就明白了为何洋人都说东京不过是大乡村。至于武汉，则木子觉得比之上海更加的繁荣，虽然武汉没有一条如南京路这样的商业长街，可武汉却能让人第一眼就认为这是一座城市，这里的生活和其他乡村式的城镇是截然不同的。
见过了这两座城市之后，原本看起来还不错的横滨，就让木子觉得有些落伍了，似乎自己回到了乡下一般。她忍不住就在下船的时候向林信义抱怨道：“横滨果然什么变化都没有啊，我记得我们在上海和武汉只要隔上一段时间再去，就会觉得有什么地方被改变了啊。这么看来，日本果然要落后于中国了呢。”
其实日本的变革倒也没有木子说的那么缓慢，只是日本城市的变化大多集中在手工业作坊集中的区域，这种变化主要依赖于家庭工坊的发展，明治以来的教育投入，给了一部分手工业者以提升技艺的可能性，现代工业的传入，又提供了新的材料、工艺和工作岗位，所以日本传统的手工业者，正逐渐把自己的小作坊变成家庭工厂。
这些家庭工厂因为资本不足而发展较为缓慢，但是他们也依然在提升着整个日本的工业水准和规模。至于上海和武汉则是资本集中于一地堆积起来的奇迹。不过林信义不会和木子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他只是简单的解释道：“上海面对整个长江流域和中国最富饶的江南地区，武汉条件虽然差一些，但也一样是集中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资源，和他们相比，横滨的经济腹地只有神奈川县，自然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快。当然，如果不对日本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一味纵容私有经济自由的发展，那么确实日本是要被中国追上来的…”
木子很高兴林信义能够和自己说这些，毕竟在日本的社会中，女子是不能对国家事务发表什么看法的，即便是呼吁一下女子的教育问题，都被那些守旧人士看成了世风日下，因为女性不好好待在家里伺候大人小孩，却抛头露面谈什么女子教育问题，这不就是离经叛道么。
木子认识的那些新女性，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强调自由，但她们一旦和男子开始交往，就几乎都失去了自我，因为日本的传统教育中是不允许女子和丈夫顶撞的，自然也就不可能讨论除了家庭之外的任何事物。其实更传统一点的家庭中，就连家庭事务也是不允许讨论的，妻子只要服从丈夫就好，于是丈夫拿不出钱来养家时，妻子就不能向丈夫要钱，反而要四处借钱去维持家庭开销。
所以木子觉得自己很幸运，她既不用担心婚后失去自我，就算和林信义讨论一下社会问题，对方也不会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子，呵斥她不要随意讲话。想到这里，心情愉悦的木子忍不住就去挽了林信义的手臂，在中国的旅行中她已经开始习惯了这种看起来极为亲密的举动。
不过在日本，这显然还是有些惊世骇俗了，哪怕横滨也是风气较为开化的城市，这种男女之间亲密的动作也让路人为之侧目了。过去的木子也许会在这种目光下迅速放开，毕竟除了情人关系外，正常夫妇是不会在公共场合这么亲密的。
不过今天的木子却没在意这些目光，只是觉得抱着林信义的手臂很让自己心安。不过就在两人继续朝着码头出口走去时，一阵叫声让林信义停了下来，他看着挤过人流的军官，不由诧异的说道：“秋山前辈，你怎么来了。”
走在秋山前面的堂本敬一安静的把林信义手中的行李接了过来，并请木子和自己去停马车的地方，从而给秋山和林信义留出了谈话的空间。
秋山和林信义寒暄了几句，等路人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挪开后，他才说道：“山本海相已经交卸了海相职务，河原总长正式接任了海相一职。
不过。山本海相在卸任之前把日高大前辈给转入了预备役，现在海军中其他人都认为河原总长出卖了日高大前辈，大家正闹的不可开交呢…”
在走到马车的这一小段路上，林信义大致了解了海军内部格局的新变化。山本权兵卫虽然交出了海军大臣的位置，河原要一也拿到了海军大臣的位置，但是海军内部的反山本联盟也宣告破裂了。
林信义原本也没指望这一联盟能够长期维持，毕竟联盟的目标是让山本权兵卫交出海军大臣的位置，也就是大家觉得山本一系在海军中的势力太大，且做事也不够公正，所以想要把这一派系赶下来，好让海军内部各派系能够获得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