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而有了和田村的交涉，并成功的让陆军做出在军缩问题上的妥协，那么他也就有了真正可以压制其他人对自己能力怀疑的言论，毕竟能够让陆军向海军低头，在海军来看就是能力的体现。
他原本以为和田村的交流不会那么的顺利，毕竟陆主海从可不是口号，而是维新政府成立以来的现实，一向不把海军放在眼中的陆军能够向海军做出退让，这就是了不起的胜利。
因此在回去的路上，东乡的兴致显然就高了许多，他对林信义说道：“这样一来，军缩问题总算是处理好了，接下来海军就能够真正的掌握住国策的方向了吧。”
对于林信义来说，东乡正路的乐观显然有些太早了，海军即便能够暂时的掌握住国策方向，可只要亚洲合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海军的地位就不能保证，甚至有可能重新跌落下来。
毕竟在新的亚洲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日本政治圈子里的各方未必会始终如一的和海军站在一起，就连海军自己，如果亚洲合作机制不能给日本带来真正的利益，也未必能够坚持下去。
当然，东乡的乐观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只有各方势力都对亚洲合作的前景表示乐观，这一方向才有可能坚持下去。因此他也不会给东乡泼什么冷水，只是顺着他的意思迎合了几句。
和东乡正路放松下来的状态不同，离开了料亭的田村可谓是脑子全负荷的运转了起来，当他抵达了浅田信兴宅邸时，他已经非常坚定的确信，自己对于海军野心的猜测不会有错了。他把自己的猜测如实的告诉给了浅田，这让浅田也是大吃一惊，虽然他试图把长州派掀下马来，但并不打算看到陆军的落寞。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海军具有如此大的野心，我们还要和海军合作下去吗？”浅田内心有些慌乱的向田村询问道。
这就是田村一直和浅田保持紧密联系，而和月曜会另一要员长冈外史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浅田信兴全身心的信任他，而长冈则更信任老师儿玉。
田村在来到的路上已经理清了思路，因此对于浅田的问题，他倒是胸有成竹的说道：“我参考了海军的野心，反而看清楚了如何修改大陆政策，就是和海军争夺对于亚洲安全组织的领导权，而不是继续之前的征服大陆的武力解决方案…”
?第700章
第700章
1908年11月13日陆军参谋总长田村转任陆军大臣，田村上任时发表的演讲并不是下决心守住陆军的编制，而是提出了勿忘陆军创立时的初心，并以极大的篇幅称赞了高杉和大村两人对陆军创立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这两人的功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陆军。
田村的上任演讲引发了陆军内部的争论，一开始陆军上下并不在意由谁来接任大臣，而是在意于新任大臣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但是田村的讲话打破了这种一致性，引发了现在的陆军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创建者的讨论。
对于现在的长州派主流来说，田村对于高杉和大村两人的吹捧，实在是一种莫名其妙之举，因为陆军制度都是在山县元老手中完成的，高杉和大村对于今天的陆军来说，其实关系真心不大，甚至连田村自己都比这两位前辈更有资格称之为陆军的创立者，因为普鲁士军制就是田村负责翻译过来的。
但是碍于时局，长州派主流只能在私下里对田村的上任演讲加以批评，认为其有些不务正业了，毕竟田村当这个大臣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军缩问题，而不是确定陆军的源流。
但是田村的的演讲却得到了不少泛长州派和反长州派军人的支持。
泛长州派在儿玉大将去世之后就陷入了混乱的局面，虽然秋山好古、长冈外史和田村三人勉强维持住了局面，可是秋山好古的资历终究难以服众，而长冈又缺乏领导才能，田村则是难以获得长州出身人士的认同，所以泛长州派实际上在政治理念上已经破产，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儿玉成为统合长州人士和非长州人士的团体领袖。
在这人心动摇之际，田村发表的关于陆军源流的上任演讲，算是给泛长洲派树立了一面新的旗帜，即陆军是秉持了吉田松阴的草莽崛起论发展而来的平民军队，和过去的武士军队并不是一回事，泛长州派应当团结在这面旗帜下继续改造陆军。
而对于那些反长州派的军人来说，田村提出的平民军队的历史源流，实质上就是对山县元老所主张的天皇制军队的否定。
什么是天皇制军队，本质上就是武士制度的变种而已，军官向天皇效忠，然后获得天皇的信任而获得重用，军官效忠天皇而非国家，这就是武士对主君的忠诚。
虽然在军制变革中，一部分反对天皇制军队的军官被赶出了军队，但是幕末走过来的军官们毕竟还没有死完，他们并不是全然认同对于天皇的无条件效忠，他们一部分人认为国家的地位应当比天皇更高，或者只有天皇和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军队才可以无条件的效忠天皇。
这种思想正是倒幕联军时代维新诸杰思想的残存，倒幕联军不管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还是把幕府视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事实上就是，倒幕联军对于天皇并没有多少尊重的想法，他们打倒幕府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日本，使日本不至于沦落为印度的下场。
明治最初十年，政治上的混乱状态就在于天皇在政治上并不占据重要作用，各政治派系为了推动自己的政治理念，靠的是自己手里的实力，而不是天皇的支持。
西南战争之后，维新政府因为内乱势力大损，伊藤和山县等长州派才抬出了天皇收拾残局，将天皇变成了政治上的稳定器。
山县有朋提出的天皇制军队的理念，其实就是自知自己没法拥有和高杉、西乡等人的威望，让陆军上下完全的信服自己，所以才抬出了天皇作为军队在精神上的信仰。
但正如田村在演讲中说的陆军历史，现在的陆军起源于草莽崛起论，是一支不同以往武士军队的平民军队，忘记了这一点，陆军就会失去自己的根本。
对于反长州派的军人来说，田村的上任演讲其实就是阐述了一个主张，是陆军开创了现在这个维新时代，而不是长州派按照天皇的命令建立了现在这支陆军。
山县有朋之所以被长州派视为陆军之父，就是长州派认为现在这支陆军和倒幕联军的关系不大，倒幕联军随着西乡隆盛的叛乱已经变成了历史，现在的陆军是山县元老为了捍卫国家而在天皇的命令下重新组建起来的。
也就是说，长州派所主张的天皇制军队，实质上就是为了和最终反叛朝廷的倒幕联军的领袖进行切割，试图以此来证明新建陆军对于天皇是完全忠诚的，因为他和前倒幕联军没啥思想上的继承。
不过长州派的这种主张在西南战争结束后的短时间内有稳定时局的作用，过了那个时间段之后，长州派的天皇制新军的说法就变成了长州派控制军队的政治理由，从而引发了非长州派军人的不满。
现在田村上任大臣的第一次演讲，就公然宣言现在的陆军和倒幕联军，特别是倒幕联军中的长州奇兵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就等于是否定了山县元老按照天皇命令重组军队的说法。
山县元老不过是在高杉和大村两人的基础上，完善了陆军的制度，而非这支陆军在思想上的创立者。
这自然就赢得了这些反长州派军人的共鸣，一直以来他们对于长州派动辄拿着不服从天皇的旗帜打压自己充满了怨恨，但是因为长州派把天皇和自己捆绑在了一起，以至于反对长州派就是反对山县元老，反对山县元老就是反对天皇，这就令大家投鼠忌器，难以和长州派正面对抗。
现在田村跳出来拿着吉田松阴的草莽崛起论来否定天皇制军队的理论，自然就赢得了这些反长州派人士的支持。至于长州派的非山县系，为了长州派的历史源流，也不会去反对田村的说法，毕竟伊藤和山县只是活的久，他们确实不是长州派的奠基者。
真正对田村的上任演讲感到不满的，只有桂太郎、寺内正毅这些长州派主流，他们虽然认为山县已经老迈而无力带领长州派继续前进，但他们的权威来自于山县所建立的天皇制军队思想，一旦这一思想被否定了，他们自然也就没法作为山县的继承人，继续代表天皇来统治陆军和军部了。
在天皇制军队的思想下，领导陆军不是靠着个人能力而是来自天皇的信任，那么谁能获得天皇的信任？
能够见到天皇的军人，并得到天皇亲近的军人，长州派通过控制天皇的侍从武官系统，从而建立起了和天皇密切关系的形象，非长州派的军人压根就接近不了天皇，谈什么天皇的信任。
所以桂太郎、寺内正毅靠着天皇制军队的理念就能确保自己在陆军中的地位，自然不会反对山县提出的天皇制军队的理念。
所以田村的上任演讲，对于桂太郎和寺内正毅来说，就和鱼刺卡在了喉咙里差不多。寺内对桂太郎就这么抱怨道：“田村是不是觉得自己背黑锅没出路了，所以干脆破罐子破摔了，上任发表这样的演讲，到底是想做什么？”
桂太郎虽然同样对田村抱有不满，但是却也知道让田村来背军缩的锅，对其确实不怎么公平，田村心里要是一点怨气都没有，才真是奇怪了。
但此时他也只能强做镇静的安抚寺内等人道：“不管他想要做什么，只要他接受了军缩，陆军上下就没法再接受他坐在大臣的位置上，他就干不成什么事。我们且等着吧，结果很快就会出来的。”
不管陆军内部如何暗流涌动，随着田村这位新陆相的任命，山本内阁在政治上总算是没有垮台。
11月15日，山本首相接见了中国驻东京公使，发表了东亚和平论的观点，表示日本和中国都应当为东亚和平做出共同的努力。
山本权兵卫的东亚和平论很快就得到了北京政府的积极回应。
11月18日，国务会议主席袁世凯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极力称赞了山本首相对于东亚和平的观点，表示中国将会和日本积极的协商关于两国之间的和平发展问题，以减少双方在各自国防主张上的错误理解。
日中两国的政府领导人对东亚和平问题的发言，在外界看来就是日中两国正在迅速靠拢的形象，这迅速的引起了英美等国外交官的注意。对于英美的在华外交官来说，随着俄国在远东扩张的失败，东亚秩序正处于恢复平衡中。
但是英美外交官眼中的东亚局势平衡和日中两国的精英所主张的东亚和平并不是一回事，对于英美外交官来说，东亚局势的平衡精髓在于俄国退出该地区之后形成日中对抗的格局，英美将会在日中对抗中站在大而弱小的中国这边，以对抗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从而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
为什么只有英美外交官想要东亚的再平衡，因为德国和法国并不认同这种东亚秩序，对于德国来说，打破东亚平衡，使中国和欧洲敌对才是分担德国在欧洲压力的出路，而法国则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状态，在亚洲的法国外交官追随英美的平衡外交，以防止东亚和平后大国势力南下，而巴黎则希望东亚保持和平，以防止东亚失控吸引住英美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从而降低了对于欧洲局势的关注。
因此日中两国在政治上的接近，对于英美驻华外交官来说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代表着他们所设想的战后东亚均势秩序没办法实现了。
日本和中国达成和解，也就意味着英美无法使用双方的力量牵制对方，这意味着英美想要再东亚做些什么，都需要动用自身的力量，而在当前的欧洲局势下，英美都不可能这么做，毕竟和东亚相比，欧洲才是世界秩序的中心。
英美在华外交官在对华政策上虽然是步调一致的，但是双方对于中国政治影响力却是天壤之别，美国驻华外交官在对华问题上只能作为英国的小弟，离开了英国就没法对中国政治施加影响力。
义和团事件一事的处理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取得了英国人的支持后，美国驻华公使才敢对满清发表强硬外交照会，之后的列强一致原则，也是在美国驻华公使的极力推动下才达成的。
辛丑之后，德国和法国的对立局面加深，美国不能再德国和法国之间选边，于是远东的列强一致格局也就破产了。虽然名义上列强在华公使团还保留着列强一致的议事原则，但实际上已经得不到各国政府的支持，纯粹是靠着各国在华外交官在私下的联系完成的。
而武汉和德国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后，德国驻华公使就对列强一致原则完全失去了兴趣，法国人就说过，德国外交官在公使团内简直就成了中国人的代表，美国人虽然附和法国人的看法，但是美国也很快和武汉建立起了私下的联系，对于列强一致原则的拥护就没以前那么热衷了。
因此当前列强在华公使团内最拥护列强一致原则的实际上是英国和法国，但是对东亚均势意见一致的则是英美，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辛丑条约之后建立的列强在华秩序的破产，这一在华秩序一度让各国在华利益都得到了保护。
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看来，1901年制定的各国在华秩序，实际上是最有利于各国和英国利益的，通过这一秩序，列强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迫使中国人维护条约，而英国也能作为中国和各国之间的协调者，获得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但是德国人的自私自利，使得列强一致原则被毁坏，而日中两国的接近，更是在摧毁着列强一致的基础，没有军事上对于中国的威胁力量，那么列强一致就不可能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的决定。
而让中国人感到威胁的从来不是列强的直接入侵，而是来自于近邻的威胁，之前是俄国，现在则是日本。
八国联军一事实际上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不和中国接壤的路上强国，是没法灭亡中国的，因为中国的人口和土地规模不可能被一次性的被吞下，只能通过一次次的战争进行削弱。
八国联军中来自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军队也不过从北京打到了太行山，连山西省的边境都没突破，这还是在皇家海军保障了德国军队的后勤下取得的战果。
所以八国联军之后，对中国野心不小的德国人也失去了征服中国的欲望，因为德国人已经看出来，彻底的瓦解中国的政治，只会便宜了俄国人，事实上是中国人的军队保卫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不是德国真正控制了山东。
中国政府失去统治能力，俄国人倒是可以通过铁路把源源不断的军队派到远东，然后从关外进入关内，最终迫使德国从山东离开，因为德国压根对抗不了依托铁路后勤支持的俄国军队。
同样的，日军可以通过保障海上运输线路对山东地区形成威胁，面对可以动员几十万军队的日本，德国人能把几万人运到远东已经是极限，这还是在英国皇家海军不捣乱下才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对于中国领土具有强烈企图心的，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只剩下了俄国和日本，而这场战争打完后就只剩下了日本。那么英国想要利用中国人的恐惧心而获得外交上的利益，日中敌对就是必要的条件，这也是战争后期英国舆论开始转向，大肆批评日军在满洲作战时对中国人的残暴行为的缘由。
可以说，战争后期一直把日本军队描述为正义的英国报纸，一改日清战争时对日本军人的维护，比如为日军在旅顺制造的屠杀事件辩护，甚至干脆说大屠杀是虚假的，只是中国人的宣传手法，现在则大肆批评日军的残暴行径，比如随意杀死本地人，强奸妇女，抢夺粮食，并对满洲中国人自发组织的反日武装表示了同情。
虽然各国中报纸种类最多的是美国，但是整个欧洲最具有权威性的政治类报纸则在英国。各国精英想要了解世界，必然要看英国的大报，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样如此，就连在中国发行的一些外国报纸，使用的也是英文而不是中文。
所以英国人对于日军行为的批判，确实激起了一部分中国精英对于日本人的反感，特别是一些对于朝鲜人具有同情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认为日本人野心极大，在吞并了朝鲜之后，必然会对中国的领土下手，因此中国应当警惕日本在满洲采取的类似进驻朝鲜半岛的手段。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的警惕心，在伦敦看来正是东亚均势形成的思想基础。但是在这样的舆论下，日本和中国的政府首脑互相发表了东亚和平的观点，这显然是大出伦敦的预料的，因此伦敦对于朱尔典这位驻华公使的工作开始有所不满。
?701-750章
第701章
第701章
这场对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正式挤入列强行列的一战，日本通过对俄海上及陆上作战的胜利，表明了自己在东亚地区有阻碍一位欧洲列强自由行动之能力，因此欧洲列强今后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考虑日本的立场，而这就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确立以来的一个基本原则，大国利益不容侵犯。
欧洲人通过三十年战争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国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必然会爆发战争，而这种战争一旦爆发就难以单方面停止，为了避免大国之间爆发无谓的战争，这才有了通过协议来确定大国利益的边际。
日本在陆上的战斗对于欧洲人来说其实并不怎么惊艳，哪怕是公认的在陆军上没有什么长处的英国人，也不认为日本人在陆上的战斗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日军几乎就是一支二流的欧洲军队，一旦失去了来自欧洲的武器资源，日军在战场上就不能和俄军消耗下去。
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和东方国家开战最不畏惧的就是这种消耗战术，特别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可以把殖民地的庞大人口变为战场上的炮灰，然后凭借本国的工业能力耗死日本陆军这样的复制品。
相比之下，武汉军队虽然在组织训练上远不如日军，但是武汉军队在政治上转化对手的能力，才是让英国人感到难受和恐惧的。不要说殖民地的仆从军，连俄国的斯拉夫人都倒向了武汉，试图打回欧洲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所以英法一直在加大对于袁世凯的北洋一系及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以避免中国之政权迅速的掉落到武汉手中。在面对欧洲的紧张局势的时期，英法都不愿意东亚地区再爆发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亚洲民族联合运动，因为武汉治下的报纸公然的提出了这一点。
虽然英法等国向北京和武汉提出了抗议，但是武汉表示这是言论自由，政府无权干涉民众的言论，更何况反抗暴政是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口号，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法国大革命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流传，各国应当先对法兰西共和国提出抗议，而不是向中国人民提出抗议，法兰西共和国自己都不清算共和派恢复帝制，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别人呢？
由于在对外战争中武汉军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这使得中国地方势力失去了对抗武汉的信心，哪怕有列强的支持，这些地方势力也趋向于自保而不是对武汉加以挑衅。
毕竟在武汉以少量兵力帮助南京地区的革命团体击败了当地的满清势力后，大家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件事，就是没有实力的话，光凭嘴上攻击武汉并不能让武汉受到什么损伤，反而容易引发武汉动手，而列强所谓的庇护，在武汉军队面前其实没啥卵用，洋人也是欺软怕硬的。
南京兵变，列强虽然装模作样的派出了军舰，但是在武汉威胁要在长江上进行水雷封锁后，各国终究还是没敢用武力恢复当地的原状。
当然，这也和满清统治已经无力维持也有关系，江南地区的士绅大多是立宪派，少数还直接投向了革命，真正的保皇派几乎都是那些还没有挤进士绅行列的小地主。
地主和士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家里没有出过知府以上并几代官员的，就不能称之为当地的望族，也就是拥有地方话语权的士绅。
至于小地主，凭借着个人的聪明和一定的机会，还是能够从富农变为地主的，但是这些小地主虽然有点土地和钱，在地方上却没什么话语权，这就是暴发户和地方望族之间的差别。
小地主的投机心理，总想着以小博大，在朝廷局势不利时在朝廷身上下注，以期待朝廷有所起色之后能够给自己超额的回报。
不过这种投机朝廷的地主大多是那种地方闭塞的山村，他们对于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只知道朝廷实力强大，以几十万人征服了上亿人口的中国，太平天国的时候，失去了半壁江山依然还是翻盘了，因此他们觉得这一次应该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毕竟武汉起事以来还没有一次提出北伐以推翻朝廷的。
今次大清皇帝退位，大家都说是袁宫保出卖了大清，而不是说武汉覆灭了大清，所以许多消息闭塞的小地方，依然觉得真正有实力的是继承了朝廷地盘的北洋团体，而不是始终不能入主北京的武汉劳工党。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小地主相信现在的朝廷应该还是势力占有的，因此自然积极表现给北京看，表示自己是效忠北京，而和武汉势不两立的。
当然，这些小地主下注在北京身上，也是因为武汉劳工党积极推动土地改革，在根本利益上就是和他们对立的，他们不想辛苦一辈子赚到的家产化为乌有，就不能不采取抵抗，而能够带领他们对抗武汉的也只有北洋了。
可是对于士绅来说，他们作为地方的实际统治者，不管是对乡里还是朝中的情况都是相当了解的，特别是江南士绅，在科举停考后就开始大量把子弟送出国留学，因此这些士绅甚至对于国外的情况也开始熟悉了。
通过这些信息，士绅们的判断就是，武汉所推动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损害了地主的利益，但在发展工业的目标上却是符合世界进步的潮流的。
因为列强就没有一个不是工业国，特别是在俄国被击败后，缺乏工业力量就没法保卫国家的意识，已经在这些上层精英中形成了共识。
所以，虽然士绅们反感武汉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经济政策虽然损害了有产者的利益，可是对于国家来说却是一剂良药。
唯一的问题就是，当国家重新站立起来之后，这个国家究竟为谁所有的问题，因此士绅们除了一部分顽固不化，已经不能跟着时代进步的老顽固外，都有着部分赞同武汉实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倾向，只是他们要求在这场变革中，武汉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个位置。
江南地区的士绅比其他地方的士绅更早接触到列强，自然在思想上就更为开放。
事实上近代湖南知识精英之所以会站在革命的第一线，可湖南地主的保守却是全国前列，这一矛盾的情况就在于太平天国之后湘系长期控制江南官僚体系，使得许多湖南士绅子弟几乎都在江南接受了教育，从而和湖南本地地主的保守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南京兵变，对于满清在江南势力的消亡，本地士绅几乎都是袖手旁观，除了少数官员还抱着为朝廷尽忠的思想和起义军对抗了一下，不过很快就被地方势力剥夺了权力礼送出境，表面上是自愿辞职回家，不为叛军做事。
但是在兵变之后的统治权力争夺上，当地士绅并没有轻易的放弃，一度也是有人和列强联系，希望弄出地方自治的局面的。
只是武汉方面没有搞什么集权，而是主动让本地的革命团体自治，并同意当地对武汉的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整后执行，这才打消了这部分人的野望，毕竟邀请列强出手的代价也是不小的，在武汉没有和他们摊牌之前，这些士绅们也不愿意走这一步，毕竟两方开战把地方打烂了，他们的地方声望也就完蛋了。
因此，南京兵变及善后，其实为地方势力敲响了警钟。
一个是反对武汉不能太过高调，容易引来武汉的攻击。
一个是列强对于朝廷是有着极大的威慑力，但是对于武汉其实没啥威胁能力；
最后一个，就是身边的人倾向于变革的还真不少，和武汉人相比，这些人才真是想要杀你全家的。
所以在东亚战争进入到后期时，英国人已经发现，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似乎退回到了义和团事变之前。
在义和团事变之前，列强只能对满清中枢发挥影响力，地方官员对于列强的指示几乎就是以拖待变。义和团事变之后，满清中枢完全向列强屈服，这个时候一个普通的洋人都可以让地方官员按照自己的要求断案了，因为只要洋人不满意，朝廷就能罢免了这些官员。
但是东亚战争进入到后期，大清皇帝和平退位，新的共和体制建立，这个时候中国名义上的首都是北京，实质上却已经从中央集权转向了联邦体制，以北洋和武汉两大军政势力为首，各省地方势力自治，从而形成了当下的中国共和体制。
这个时候，北京对于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力已经大大受到了限制，比如袁世凯作为国务主席，但实际上他真正可以任免的官员只有北洋军控制的地盘及北洋军系统。
至于其他省份及地方军队的任免，几乎都是各地上报，然后国务会议签字认可，即形势上的任免权，而无实际的任免权。
比如武汉劳工党的首脑田均一，他没有担任政府职务，只有一个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主席的头衔，但是武汉军政官员都服从其下达的命令，比袁世凯所签发的国务会议令要好用的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洋人想要和地方官员展现列强子民的特权，就有些不大好用了，因为他们找不到对自己负责的人，这就意味着列强的在华特权失去了执行者。
所以朱尔典才会认为，当前英国在华外交退回到了1900年之前，只能通过对中国上层精英施加影响力来维持英国的在华利益，而不能如之前那样，直接通过满清的官僚体制来维护英国的在华特权。
朱尔典于1906年被推荐为驻华公使的时候，他还满怀信心的向伦敦表示，中国问题不会难解决，只要能够笼络住中国的实力派人物，就能压制住中国内部的反帝国主义思潮。
朱尔典所认为的中国实力派人物，指的是袁世凯。对于列强外交官来说，北洋六镇就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建立起来的，而袁世凯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中立，也确保了此人对于列强是友善的，是可以作为列强的朋友统治中国的力量。
正因为北洋军对于列强的友善姿态，所以列强才会给与袁世凯以支持，令北洋军获得了来自欧洲的武器和教官。
由于列强在华外交官不屑和中国人打交道，他们中所谓最了解中国情况的外交人员，也不过是令自己的中国仆人到街上去听一听中国人在聊什么，然后就大言不惭的吹嘘自己对中国的情况是多么的深入掌握。
因此，直到武汉军队北上抗击俄军之前，朱尔典都认为，北洋军要比武汉军队出色，至于说武汉军队在西藏打败了英军，在他看来那也是印度人太过无能，若是让北洋军上，那些印度人也是会逃跑的。但是这场战争中两支军队的表现，使得在华外交官们大跌眼睛。
朱尔典没有预料到北洋军和武汉军居然有这样大的差距，北洋军打不过俄军他认为很正常，毕竟北洋军学习了欧洲军制才多久，俄国人和欧洲各国交战了几百年，当然会更能打。
但是他所认为不如北洋军的武汉军队却在战争中表现出色，连续的击败了俄军，甚至连欧洲的军事观察人员都认为，武汉军队即便是反正欧洲战场上，也是一支不能忽视的武力，这支军队在训练上有些不如人意，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却相当出色。
这些欧洲军事观察人员可不是恭维，而是在看了俄军和武汉军队及日军作战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日军通过偷袭登陆辽东，虽然在前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但俄军对于日军并没有什么畏惧情绪，他们对于自己指挥官的怨恨都大于对日军的愤怒。
事实上俄军和日军在大规模阵地战上并没有吃太大的亏，但是对于进攻日军的阵地则表现抵触，因为指挥官的无能指挥，几乎都是让他们去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