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而俄军和武汉军队在辽西走廊上的阵地战，应该来说俄军指挥上的错误要少的多，但武汉军队不断改进战术，使得俄军在阵地战中吃的亏越来越大，以至于俄军士兵最终完全失去了战胜中国人的想法。
所以俄军对中日两支军队的心理就有了不同的区别。
对于日军，打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将军指挥能力太差，不是我们打不赢日本人；对于中国军队，这是中国人的土地，他们有着为这片土地牺牲的理由，不管我们击败中国人多少次，我们也征服不了中国人，只会把血流干在这片土地上。
到了这个时候，朱尔典已经知道，北洋军估计是镇压不了武汉军政团体了，但是他却失去了改换赛道的机会。
因为自他上任以来，就一直在向伦敦鼓吹，扶持袁世凯以平衡中国内部的反帝国主义势力，从而稳定住中国政局，朱尔典甚至连向革命党下注的建议都不屑一顾，他认为革命党只会制造中国的内乱，威胁英国的在华利益。
认为可以向革命党下注的是在华外交官的进步主义者，这些人在观察了满清的政治运行，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之后，认为满清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满清的统治已经不能自我维持，而是在列强的干涉下才能保证统治，因此英国有必要在满清被中国人抛弃之前寻找新的代理人，如此在满清垮台后，英国的在华利益依旧可以维持。
但是英国在华的既得利益者反对主动帮助中国进行变革，认为这样的风险太大，义和团事件已经表明，中国人对于列强有着一种莫名的怨恨，一旦让中国人摆脱了满清的统治，那么下一步他们就会把外国人赶出中国，因此帮助中国稳定政局才是符合英国利益的。
正是在这种争论下，朱尔典获得了驻华公使的任命，因为他是支持扶持满清体制内的实力派，以稳固中国政局的人物。只是朱尔典虽然在中国做了半辈子的外交官。
但是他对于中国社会近期的巨大思想变化一无所知，依然还在用一种过去的观点看待中国，这就是他觉得北洋军可以镇压中国内部的反中央势力的思想根源。
而这场战争中武汉军队的表现打破了他对于中国的旧有认识，甚至他对于中国人的认知都出现了偏差，至少武汉方面的人员是有别于他所熟悉的中国人的形象的。
朱尔典于是发现，他既不能指望袁世凯压制武汉，也没法立刻在武汉找到一位忠诚于英国的朋友，他对于中国的外交策略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第702章
第702章
朱尔典能够成为英国驻华公使，并不是他在伦敦有着深厚的根基，而是英国在华利益者不愿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伦敦正逐步把力量收回欧洲时，也需要东亚的稳定，于是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朱尔典，作为在华长期工作的外交官，才能取代萨道义成为接任者。
也就是说，伦敦任命朱尔典作为驻华公使，是从大局出发才选择了一名熟悉中国的外交人员，而不是从国内派出了来镀金的权贵二代。所以朱尔典很清楚，他的公使生涯其实和自己所主张的对华外交策略师分不开的，一旦他所主张的对华外交策略出现问题，那么伦敦会立刻更换人员来维持东亚的秩序。
朱尔典的对华策略其实就是英国对欧洲平衡政治的翻版。一方面他主张在中国内部保持保守主义和革命力量之间的平衡，既要对中国移风易俗，又不能让中国的旧秩序完全失去作用；另一方面东亚的稳定秩序应当是建立在日中对立的基础上，而不是日中和解的基础。
只有这两方面的均势都出现了，中国的统治者才会需要英国赐予他们统治中国的权力，否则内外矛盾一旦引发，中国的统治者就没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了。辛丑条约签订后的中国，正是大英帝国这一外交路线所希望造成的局面，俄国作为搅局者，得到了英国毫不留情的打击。
但是现在的中国，不仅内部的政治局面对英国失去了控制力，以武汉为首的革命势力的崛起，特别是在取得了对俄作战的胜利后，满清的统治算是正式宣告了死亡。
即便是在光绪帝宣布退位的情况下，满清遗留势力依然在地方上占据了优势，就连北洋系统中感怀旧朝的人物也不少。这种情况并不是说满清统治多么的得人心，而是在新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作为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拼命的为自己洗白，试图在新秩序建立中拿到一部分政治利益。
但是新的共和国成立后就迎来了第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并得到了赤塔共和国这个坚定的盟友，这就使得全国上下对新的共和体制拥有了信心，这个时候满清遗留势力为自己如何涂脂抹粉，都无济于事了。
当武汉挟对外战争的胜利之势，对满清统治的旧秩序展开了全面清算后，那些原本的中立派立刻就撇清了和前朝的关系，表示自己是共和体制的拥护者，并对满清帝制进行了声讨。
07年末，皇帝退位后，满清遗留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在北京占据重要位置，虽然满人亲贵失去了职位，但是那些效忠满清的汉人大臣依然表示了对满清统治的认可和怀念，比如清末的清流及改良主义者，他们都觉得大清并没有到亡国的时候，只要救一救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现在逼迫皇帝退位，国家缺乏一个主导者，只会令国民更加的思想混乱，从而带来更大的祸端。
但是这种论调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就自动消亡了，大家都认为正是皇帝退位了，在共和体制下，全国才能上下一心，毫无杂念的把力量用在对外战争上，才取得了这一次的胜利，由此看来，满清误国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由于人心对满清统治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憎恨情绪，那些地方上怀念满清的势力逐渐被孤立了，支持革命的力量极大的获得了增强。于是从08年初开始，新一轮的政治清理，主要就是针对那些怀念满清的旧官员。
袁世凯同样借助这股风气对于北洋内部进行了人事整理，把北洋军中满人亲贵安插的那些钉子给拔了出来，那些口口声声表示自己仍旧忠诚于满清的旧人物，在这一轮政治清理中都被赶下了台。
一时之间，和满清切断联系就成为了官场的一个新风潮，因为大家发现对异族王朝的效忠并不能得到民族意识觉醒的国民的认同，反而有可能让自己被打上汉奸的标识，从而彻底的被新秩序排挤出去。
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共和体制便稳固了下来，代表满清的帝制成为了民众唾弃的旧时代的愚昧象征。
在全国政治上并不占据优势的革命势力，到了1908年八月时，已经成为了主流社会追捧的对象，那些海外留学归来的学生，不管过去赞不赞成革命，现在都会吹嘘自己在海外时已经赞成了同盟会或劳工党的主张，自己就是排满革命的先行者。
在哪些武汉和同盟会势力没有抵达的南方省份，这些留学生很轻易的就打着革命先行者的招牌夺取了本地士绅的权力，成为了新时代的地方势力代表。
这些人的轻易夺权，进一步刺激了那些上进无门的知识分子青年，科考制度废除后，这些地方上的知识青年就失去了上进之路，除了教书和当兵之外，几乎没啥能做的，现在他们倒是看到了新的上进之路，就是投身革命。
于是，1908年中国的政局变化之激烈，甚至还要超过07年皇帝退位之前。皇帝退位之前，好歹还有个皇帝在上头，大家可以打着皇帝的名义镇压革命，现在皇帝退位了，袁世凯虽然反对革命，可又没有勇气和武汉公开决裂，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稿些小动作，在公开场合袁世凯也只能表示武汉的革命行动是有利国家的，以表明自己和满清已经彻底决裂。
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于地方政治的控制力，而南京兵变又让地方官员意识到，盲目镇压革命行动可能会被武汉视为满清的支持者而加以攻击，这些官员扛不住武汉的政治清算，自然也就不敢继续大张旗鼓的对付革命党人。
于是稍微有些道德感的官员选择了挂职回乡观望，没有道德感的官员则选择投向革命，至于试图保卫满清的官员则被地方势力驱逐甚至枪毙。
于是1908年上半年，朱尔典就看到了中国政局雪崩一样的变化，他所设想的保守和革命势力的均衡局面，压根就没有出现，现在的中国政治势力只有激进革命派和缓和变革派两种，剩下的都是要被打倒的旧反动势力。
如果只是中国内部政治局面的失控，朱尔典还可以通过联合莫里森掩盖掉自己对华外交政策的失败，莫里森作为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其负有向伦敦汇报中国情况的使命，也就是说莫里森其实就是英国外交部在中国的眼线，以确定在华外交官汇报的对华情况是否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英国外交部在经历多次在外外交官员的自行其是后，终于对这些只考虑给自己个人职业生涯弄一些荣誉的官僚们失去了信任，不管是阿富汗战争或是西藏战争，实际上都不是伦敦的主张，而是殖民地官员的个人计划。
哪怕是布尔战争，也是当地殖民地官员隐瞒了一部分情报，挑起了伦敦对于布尔人的不满，最终从外交问题变成了战争问题。而这些殖民地官员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能够获得布尔人发现的金矿，并进一步压缩德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合作对象。
所以，英国大报的驻外记者，特别是政治类记者，几乎都会得到外交部的关注，并成为外交部用来了解当地情况的渠道。莫里森愿意为朱尔典进行隐瞒的话，那么伦敦就没法判断中国的情况在失去控制。
至于莫里森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莫里森也是对华保守派的一员，在对朱尔典的任命上，莫里森对伦敦的报告是说了不少赞美的言论的，以至于伦敦真的相信，朱尔典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人际网，犹如萨道义在日本一样。
至于英国在华的另一股暗线海关系统，则因为赫德和英国政府对继承者的争执，加上共和体制成立后对海关积极收回权力，不断的失去对于英国外交部的影响力。因此，朱尔典和莫里森两人几乎就能决定对华方针问题，并上报给伦敦，形成官方政策。
现在日中双方的政府首脑先后抛出了东亚和平论，这就击破了英国对东亚均势的战后秩序目标，朱尔典所力主的对华外交方针也就宣告了破产。伦敦自然对朱尔典感到了不满，因为这不是朱尔典向伦敦描绘的东亚新秩序。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尔典也只能把莫里森找来商议对策了。
莫里森在政治上完全是个新手，他能够在泰晤士报出头，完全是因为其文学上的成就，不管是最初的在中国徒步旅行的游记，或是义和团事变中在北京传回的报道，都迎合了英国人对海外历险的好奇心理，从而让他在英国声名远扬。
但在政治上，他其实没有什么主见，既不迎合保守党的价值观，也对自由党的主张不以为然，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澳大利亚人，而澳大利亚人有着一种朴素的帝国主义思想，他们反对自由主义中的平等原则，认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是有着智力上的差异的，所以白人统治有色人种是合乎规律的，反之则是不正常的。
但是澳大利亚人又反对伦敦对殖民地的诸多干涉，认为伦敦把自己当成了殖民地政府的上级，这显然是过于帝国主义了，须知澳大利亚和伦敦一样是平等的，大家都是效忠英王的。
所以莫里森在中国的外交路线是混乱的，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有引导中国青年倾向西方文明的责任，这是一种文明世界对野蛮民族的教育责任；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中国的知识青年以西方文明的思想反对那些和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认为这不符合契约精神。
莫里森其实很清楚，武汉的执政者要比北洋军政集团文明的多，但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他积极的支持朱尔典的对华政策，认为应当扶植袁世凯以对抗武汉，防止武汉政权统一中国，那么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正是在莫里森和朱尔典的鼓吹下，在清帝退位之后，伦敦加大了对于袁世凯的支持，主要是帮助袁世凯扩建了军队，并为其向日本施压，拿到了南满地区的控制权。伦敦的这些小动作虽然不是决定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让步的关键，但应该能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伦敦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朱尔典提出的日中对抗主张，和支持袁世凯能够限制中国内部的革命势力的扩张。但是现在日中提出东亚和平论，也就意味着朱尔典提出的扶持袁世凯的主张并没有达成伦敦想要的目标，反而令英国在东亚均势的构建上遇到了大、麻烦。
莫里森也和朱尔典一样感到了不妙，意识到伦敦一旦开始追究责任，他和朱尔典都将会会失去自己的荣誉。只是两人关起门来交流了半天，也一样没找到挽救东亚均势的新思路。
朱尔典很坦率的和莫里森说道：“我和税务局长唐绍仪就东亚和平问题交谈过。唐表示，东亚和平对于中国来说是求之不得，而中国也是被动的接受者，因为中国并无实力挑战东亚秩序。当日本方面主动提出东亚和平时，袁总理只能积极的加以回应，否则就会遭到其他人的质疑。
毕竟现在袁总理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的政府首脑，但实际上袁总理的命令只能在北洋控制的地盘上落实下去，至于北洋军控制不到的地方，地方官员对于袁总理的命令，往往都是看心情来执行的。
至于武汉方面，他们现在掌握着国会，只要不符合武汉利益的政府命令，武汉就会以违反国民利益宣布政令无效。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和日本的和平相处是确保北方安定下来的必要条件，北洋不能两面受敌，且这两个敌人都比北洋强大。在日本放弃了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主张后，袁失去了和日本敌对下去的动机。你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谈的如何了？”
莫里森沉默了好一会，最终给出的答案也是不乐观的，他解释道：“因为年初开始对满清旧代表的清理，国会中革命党人的势力完全占据了主流。除了劳工党之外，国会中倾向于革命立场的有势力的党派，有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中央党部。
华兴会的宋教仁虽然认为劳工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对于地主阶层的处理过于简单粗暴了，但是他依然认为劳工党在中国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少劳工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确实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至于孙文提出逇三民主义虽然有利于地主和农民，可是到今日为止也没有见到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愿意实施三民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的。所以他拒绝了和同盟会联合的建议，表示华兴会在政治上不会偏离劳工党的政治路线，他们愿意成为忠诚的反对党。
至于光复会，现在几乎已经四分五裂了，徐锡麟和大通学堂表示支持劳工党，至于蔡元培虽然愿意和同盟会谈，但他认为同盟会中央党部首先要进行改组，不能在内部搞独裁主义。现在同盟会中央党部几乎都是广东人，他没法说服其他党员进入同盟会给人当陪衬。
至于同盟会的朱执信，他倒是代表孙文向我们表达了希望合作的愿望，但是他要求我们直接提供贷款和军械，这显然会破坏我们和北洋及武汉之间的互信关系。
至于梁启超这些人，虽然在知识界有着不小的名望，但是他们在政治圈子和军队内部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指望他们去对抗武汉是不现实的，他们最多也就在报纸上批评一下武汉而已。”
莫里森说了一大通，可朱尔典没有听到任何好消息，这不过是进一步确认了他所主张的对华策略失败而已，因此他忍不住打断了对方的话，问道：“那么武汉内部呢？他们难道就没有一两个愿意和大英帝国交朋友的识时务者吗？”
莫里森沉吟了片刻后说道：“对大英帝国抱有好感的人物当然是有的，比如驻扎在南京的长江舰队司令官黎元洪阁下，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方便，黎司令和我谈话中也表现了对于大英帝国发自内心的尊重。
但是，在武汉的权威没有衰退下来之前，就算是对大英帝国抱有好感的黎司令，也会服从于武汉的指示在长江上实施封锁作战，毫不顾忌这一行为将会引发和大英帝国的冲突风险。
简单的说，这些人对于大英帝国的尊敬，还不足以抵消他们对于武汉政府的敬畏，他们没有把握带着自己的手下反抗武汉政府，哪怕有我们的支持。
而根据我的调查，武汉的实力在于劳工党自己掌握的资源和武装力量，那些党外的势力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权力的装饰品，而非权力的来源。我们费尽力气制造几场叛乱，只不过是给了武汉以清理这些党外势力的借口。
现在的英国和武汉之间，还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我觉得，这种鱼死网破的手段，至少不应该现在就使用。”
?第703章
第703章
煽动地方势力叛乱，这是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使用的传统技能，正是这一技能的娴熟使用，才使得英国以极小的代价控制了印度大陆，最终成为了大英帝国最坚实的地基。
北美十三州的独立，本质上来说就是法国人复制了英国的外交手段，推动了北美十三州的叛乱。
只不过法国人太过实诚，没有让北美十三州的白人殖民者流干血，反倒是把自己的国力给耗干了。
法国人的失败经历让英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让盟友在战争中打酱油，否则胜利成果就都落入到盟友手中了。
而布尔战争和西藏冲突又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就是现在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只要大英帝国敢于单独下场，那么他的敌人就会联合起来给自己的对手以各种支持。
此次东亚的对俄作战，可以说是英国外交的大获成功，英国人几乎没出什么力气，就把俄国人从远东赶回了欧洲。
不仅让俄国继续待在英法对德国的包围圈中，顺便还解决了俄国在东方扩张侵犯英国势力范围的麻烦。
也正因为这一外交战略太过成功，使得伦敦不愿意再亲自面对中国人的反抗，而试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反帝思潮。
当然，伦敦上层的想法并没有完全的和英国在华商业势力达成一致。
对于这些英国在华商业人员来说，他们还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于世界的唯我独尊的地位。
于是英国的对华战略，上层和下层其实是割裂的。
伦敦试图修复和中国的关系，试图把大英帝国装扮成保护中国的圣诞老爷爷形象。
但是英国在华的商民，则把中国视为了另一个印度，他们认为自己在中国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是中国法律应该尽到的责任。
莫里森更倾向于伦敦的外交战略，而在中国长期担任外交官的朱尔典则认为维护英国在华人员的特权是优先选项，毕竟中国人的愤怒自有皇家舰队去应付，而这些在华英国人的怒火却是要他这个外交官来承担的。
但是朱尔典也承担不起，因为和伦敦外交政策相反的实际操作，使得中国对英外交走向对抗，他毕竟不是具有深厚根基的英国贵族，没法让国家的政策围着自己打转，出了问题，他可是要自己承担责任的。
所以当莫里森表示，仅仅依赖个人的关系是没法让武汉的附庸反对武汉的，朱尔典就知道想要依赖自己的能力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已经不够了。
假如没有大英帝国公开的承诺，这些中国人是不可能正面挑战武汉的。
那么大英帝国是否会公开为对抗武汉做出某种保证吗？
老实说，现在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虽然新上任的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是支持布尔战争的强硬派，但是格雷子爵同样是一个具有出色外交战略眼光的精英。
格雷子爵上任之后就把英国外交转回了欧洲，认为德国才是英国全球统治权力的最大挑战者，如果不能让德国人失去挑战大英帝国的野心，那么大英帝国在全球遭到的挑战就不会停止。
所以格雷子爵认同了海军部的主张，收缩全球力量，把重心转回欧洲，特别是组建最为强大的本土舰队以应对德国公海舰队的挑战。
格雷子爵的这种外交布局，实质上已经明确的告诉了朱尔典这些海外的外交官们，大英帝国当前的外交重点在于欧洲。
欧洲之外的地区，只要能够保持稳定就可以了，一切等待欧洲局势明朗化后，再来做出应对。
但是朱尔典很清楚，格雷子爵要求的保持稳定，是维持住现状，不是被人打着和平的名义把大英帝国的势力逐出当地。
对于伦敦来说，现在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欧洲的不稳定，其他地方的问题都可以等待欧洲问题解决后再来应对，但是对于朱尔典来说，当伦敦觉得他不能主持东亚局势的时候，只会立刻将他抛弃。
朱尔典当然不希望被伦敦抛弃，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眼看着就要光荣退休，回到英国后拿上一枚勋章以表彰自己为大英帝国的服务生涯功绩，难道现在要灰溜溜的被勒令退休吗？
不过朱尔典也清楚，莫里森不会有自己这样的想法，毕竟对方的职业生涯还没走到尽头，并不需要现在就堵上一切，而且他也不用为英国对华方针出现的问题负责，毕竟自己才是驻华公使。
所以他是希望武汉和大英帝国撕破脸的，这样对华战略的失败就不是他的操作问题，而莫里森则未必愿意看到这一点，因为这可能会动摇英国在华几十年经营的基础。
朱尔典和莫里森未就武力对抗武汉的问题再继续讨论下去，因为两人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列强下场，中国已经没有能够解决武汉的武装力量了。
两人思考再三，朱尔典最终还是下了个结论道：“必须要破坏日本和中国的和解，否则我们在中国推动的一系列政策就都失去了意义。一个感受不到外部威胁的中国，是不可能对我们言听计从的。”
莫里森虽然知道朱尔典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还是忍不住吐槽道：“可是我们该怎么分开他们？”
“刚刚取得了对俄作战胜利的日本，能够主动抑制自己的欲望提出东亚和平，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他们对中国发动入侵吗？”
“这可不符合我们之前对日本做出的种种限制。我们要是这么做，估计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会怀疑我们的目的了。”
朱尔典也知道莫里森说的对，之前英国在外交上的方向就是，战争结束后阻止日本在满洲和俄远东地区扩张。
他们只允许日本占有朝鲜半岛，而不允许日本把势力扩张到满洲和俄远东地区。
一旦日本把势力扩张到这两地区，就意味着日本获得了一块比本土面积还大的土地。
这片土地不仅多为平原，还有着大量未开发的土地，日本如果经营起来，就等于是另一个美国。
但是谁也没有想过，日本会收敛自己的野心，这相当于英国在东亚问题上出拳打了个空气，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意图。
想到这里，朱尔典叹了口气说道：“日本这是隐蔽了自己的野心，我不相信他们放弃了对大陆扩张的念头，他们只不过先后退一步，试图让中国人和我们离心。”
“只要中国人放弃依赖大英帝国的保护，转而和日本合作，那么日本反而有了在大陆立足的机会。”
莫里森不免就有些抱怨的说道：“萨道义爵士对于日本的教导实在是太过出色了，日本人能够如此了解大英帝国的外交战略，并给出破局之策，恐怕就是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得到知识。”
朱尔典没有接莫里森的话，因为他和萨道义毕竟算是同僚。
他如果随意的批评萨道义的外交手段，一旦传出去只会让自己的风评下降，毕竟英国外交官和法国外交官不同。
法国外交官把个人能力视为不必要的东西，只有服从政府的命令才是外交人员的基本素质。
而英国外交官则主张在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原则下尽可能的发挥个人能力，毕竟大英帝国的海外拓殖历史，实际上就是无数个人野心的历史记录。
莫里森不是外交官，所以他批评萨道义就是局外人的评价，不会引来外交人员过多的关注，而他要是附和对方，那么就会遭到外交系统的抵制了，因为他正在破坏大英帝国的外交传统。
当然，朱尔典在内心是认同莫里森对萨道义的评价的，在他眼中，这位娶了日本老婆和生了混血儿的同僚，确实是个怪人，而伦敦似乎也是对于萨道义的忠诚有所怀疑，才将其从驻华公使的职位上调离的。
不过谈到了萨道义，朱尔典倒是有了一些灵感，他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或者我们可以借助朝鲜人的力量，破坏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和解。朝鲜人想要获得独立的地位，日本和中国的对抗局面是必要的，这一点倒是和我们的立场一致。”
莫里森对于朝鲜人没多大认识，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其实是中国和东南亚，此次战争时才前往满洲采访了一圈，从而在舆论上发起了对于日军暴行的批评，并提出了对于日本野心的担忧。
不过他知道朱尔典之前被调动到了朝鲜担任公使，虽然时间短暂，但至少是和朝鲜人接触过的，所以他摆出了倾听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