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不过朱尔典灵机一动之后，发觉自己对于朝鲜的反日势力一无所知，他居然找不出一个能够代表朝鲜的人物来执行自己的想法。
当然这也不能怪朱尔典，毕竟他被调动到朝鲜去的时候，大英帝国实际上已经准备放弃朝鲜半岛，自然不会去关注朝鲜人的想法，朱尔典在朝鲜任职的期间，一直寻找机会返回中国，自然对朝鲜的政局没多加关注。
过了好一会他才终于开口说道：“日本外交官不是几次向北京抗议，认为中国政府收拢朝鲜反日人员，是对于日本帝国的敌对行为。”
“他们还主张，现任吉林的一名中国将领，叫安什么来的，正是朝鲜北方义军的总头目…”
莫里森毕竟是到满洲采访过的，他立刻为朱尔典解惑道：“您说的是安重根吧，他本来就是朝鲜人，他的军队也是从朝鲜和吉林境内招募的朝鲜人为主。所以中国人主张，这一次的作战是东亚三国对抗俄国的入侵，而不是日中和俄国的边境战争。”
“武汉方面主张，安重根率领的军队是代表朝鲜的抗俄力量，但是因为日方无礼的宣布解散了朝鲜武装力量，才使得这支朝鲜军队无法返回国内。”
“中国人在俄国入侵的战争期间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帮助，所以不会把自己的战友驱逐出境。”
“至于日本方面抗议的北方叛乱分子，中国人表示这和安重根将军领导的朝鲜军没关系，或者有少部分朝鲜军人出于个人情绪参加了北方的义兵运动，但这也和驻在吉林的朝鲜军队无关。”
“日本试图把朝鲜变成日本的领土，实质上已经违背了马关条约的约定，该提出抗议的应该是中国和朝鲜。”
“总之，武汉驻北满的军队和日本朝鲜驻军因为北朝鲜的义兵问题多次出现过摩擦，不过双方显然都保持了克制，没有把这种摩擦变成现实中的冲突。”
“中国军队没有进入朝鲜北部的传统领土范围，而日军驻滨海地区的部队也没有对当地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加以驱逐。”
“目前双方都把冲突限制在了朝鲜东北部地区，外交上只是互相扯皮而已。朝鲜人或者确实希望日中对立的局面维持下去，否则他们连最后一支独立的武装都不可能存在了。”
“只是我们和安重根领导的朝鲜军队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这位安将军到底是怎么想的。”
朱尔典想了又想，发觉眼下他没有其他选择了，毕竟日中和解一旦达成，想要破坏就太麻烦了。
因此他还是对着莫里森说道：“你找一下中国人的关系，我们没有渠道，但中国人一定会有渠道和朝鲜人联系上的。”
“如果这位安将军能够在日中之间制造出一些问题，那么日中和解就会被舆论所破坏掉。”
当英国人把破坏日中和解当成了东亚外交政策的首要问题时，北洋军政团体也正在围绕着日中和解的前景加以讨论。
假如说武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对于日中和解存有疑虑的声音，一部分民族主义者担心日中和解的前提是，中国需要承认满清给与日本的特权，这显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那么对于北洋团体来说，日中和解则是解除双面受敌的不利局势，几乎军政官员没有不赞成日中和解的，大家都认为日中和解将有助于北洋对于南满地区的消化，并且可以极大的增强北洋对于武汉向北方的扩张压力。
只是在如何对付武汉的策略上，北洋军政团体却出现了分歧，一种是主张武力对抗，一种是主张政治对抗。
而政治对抗中又有推动政治民主化和优先发展经济两条路子，发展经济又有着保民生和发展重工业两条路子。
袁世凯面对这么多意见，一时都感觉到了头大，他其实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但是袁世凯的决断力是建立在对手的实力上的。
比如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实力还没有超过大清时，他在朝鲜就显得杀伐果断，丝毫不拖泥带水，如果不是上层拖了他的后腿，朝鲜问题未必会闹到日中全面战争的局面。
但是当他的对手实力远超大清时，比如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他的决断力就看不到了，东南互保其实不是一种决断，而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心态，但只要是上层精英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清如果不在了，北洋军还能存在下去吗？
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袁世凯面对武汉的实力，心里终究还是产生了一种怯意，这种心理使得他很难押注武力解决对方，但也担心政治解决是在给对方继续成长的时间。
所以他最终把讨论的焦点放在了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发展经济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毕竟打仗终究还是需要金钱的。
只是在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北洋团体分裂的更加厉害了。
比如主张发展重工业的军政人员，往往都反对进行土地改革，他们只是希望在现行的税收体制下腾挪出资源来发展工业。
而认为农业和轻工业重要的官员，则认为土地改革是必然之举，因为现在北洋军直接统治下的地区，土地集中度已经相当高了，不对地权重新加以分拆，不仅无地农民会倾向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地主也不会拿资源出来消费国内生产的劣质工业品。
袁世凯这时才发觉，他在前清时的地位根本压不住现在的北洋团体。
在前清时，至少他上面还有个大家都认同的朝廷，所以如果有人和他唱反调，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朝廷的名义把这个人开除出北洋团体。
但是现在大家虽然认他是国务主席，但并不认为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袁的恩赐，而是袁的权力来自于大家的支持，所以袁就不能禁止大家说话。
这样一来，袁世凯做出决断之前就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决断会不会让一部分人对自己离心离德，这就使得他在很多问题上不得不和稀泥。
而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又往往令各方都不满意，以至于一些人都觉得袁大帅似乎真的是老了，否则怎么能做出这么多糊涂事来。
在经济路线上，袁世凯其实最依赖的两个幕僚就是陈壁和周学熙，一个是老友，一个是老友之子，但结果这两人又是意见相左。
陈壁是前清时的经济官僚，他对于前清的财经政策有着诸多建树，但终究还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周学熙是西化派的代表，他主张发展工业强国，不仅仅是技术，就连制度也要学习西方。
陈壁是君主改良主义者，他和袁世凯虽然有交情，但对于袁世凯参与了光绪退位事件是感到不满的。
只不过面对武汉在土地政策上激进手段，他才勉强留下和袁世凯共扶危局。
不过他在土地改革政策上的温和立场，使得武汉多次提出抗议，最终在袁世凯的妥协下，陈壁和唐才常交换了位置，陈从农林部长变为了工商部长。
可即便是换了职位，陈壁依然认为保民生是首要之务。
他的保民生，指的是优先农业和轻工业，先解决民众的温饱，然后再发展国家需要的重工业。
陈壁反对用暴力剥夺地主的地权，主张采取赎买政策。不过他的主张连北洋内部都得不到支持，因为政府没钱。
而周学熙也公然批评他的保民生主张，道：“列强对于中国虎视眈眈，没有工业，军队打仗时就得拿着长矛弓箭上阵，在马克沁机枪面前，陈大人拿什么保民生？”
“陈大人这是指望列强给我们时间慢慢发展，等到我们能够保卫自己了，他们才来入侵吗？”
?第704章
第704章
只是陈壁是实干派，非是清流，否则袁世凯也就不会亲近他。
对于周学熙的批评，陈壁也是毫不客气的反驳道：“发展军国重器可以阻止列强把中国视为猎物，这种想法，曾李左张几位大人早几十年就提出来了。”
“但是倾国家之财搞洋务二十年，最终不过是甲午一败，没有民众的支持，光有军舰又能抵什么用？”
“以今日国家之内忧外患，而诸人又无曾李左张几位大人之才能和威望，却试图要做的比这几位大人出色，岂不是笑谈？”
“国家当下最大的问题是，武汉用消灭地主阶级的暴烈手段重分地权，乡村小民感受到了武汉权力之强势，也确实从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好处，恩威并施之下，乡人日趋服从于武汉之政令，而再无国家之概念。”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安抚住民众，当下的国家哪还有二十年的时间给我们再搞一次洋务运动？”
“更何况，搞重工业是不赚钱的，张香帅搞的汉阳铁厂一直靠着国家拨款，最后维持不下去了才搞成商办。”
“而武汉之所以能够把汉阳铁厂扩大经营，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经营铁厂的窍门，而是他们有胆量向外国钢铁加税，而在非武汉地区，这条法令几乎就没法执行。”
“因此，先搞重工业就意味着国家每年要拿出大量的资金来填补发展重工业的亏空，这笔钱从哪里来？”
“只能是从小民身上掠夺而来！”
“那么我们发展重工业，就是把小民推向武汉，人心一失，这个政府还能存在吗？”
袁世凯知道陈壁和周学熙说的都是实话，但他也知道这两人其实都回避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武汉为什么能搞重工业，而北洋搞不了。
因为武汉通过土地改革，把原来属于地主的那份收入变成了国家财政收入，所以农民的收入虽然没有大幅度的上升，但至少没有因为土地改革而变得更坏。
而武汉自造的工业品虽然质量不如外国，但因为是自己生产的，所以可以容许农民先货后付，并极大的压制了乡村的借贷利息。
这在非武汉的控制区是很难处理的，因为从外国进口的工业品是通过真金白银购买的。
所以商人需要尽快回笼资金，加上商人的资金同样要支付高利息，这就意味着乡村能够消费工业品的能力很低，所以自己发展工业品其实要冒很大的风险。
陈壁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看不起周学熙搞工业和权力捆绑的那套作风。
周学熙搞煤矿、搞水泥产业，靠的都是权力作为运营基础，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连大清都撑不住，更何况是今天这个弱势的北洋政府。
而武汉搞重工业靠的是政治上的强势，由于武汉劳工党不需要地主阶级的支持，所以在对待地主的方式上采取了强力镇压的模式。
虽然陈壁对武汉的施政模式极力反对，认为这是无法让国家安定下来的暴民政治，但是他在袁世凯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武汉通过对地主阶级的打压，从而让武汉获得了初期发展的资源。
按照一位美国人对中国财政的调查评价，中国的工农业产值约合100亿美元，大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政府收入在5.5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约3亿两白银，约合1.5亿美元。
但是，中国的税收大半来自农业，而美国主要来自于工商业，所以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税收结构有着极大的改进余地。
这位美国人认为，虽然美国税收主要来自于工商业，但工商业的利润和土地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税收主要是有产者在缴纳，但中国的税收则几乎都压在了自耕农和佃农身上。
地主从土地上获得的大量地租只是用于个人消费，而很少用于再生产，即便是投入了再生产，他们也会依赖特权免税。
所以这位美国人认为，如果中国的税法能够向美国那样进行改变，那么底层的民众就会释放出大量的消费需求。
而地主阶级虽然在名义上承担了较多的税收，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投资工业获得资本的增殖，从而挽回这部分税收损失。
武汉所实施的土地改革和重工业优先的政策，虽然并不是按照这位美国人的想法进行的改革，但无疑在实践中验证了这位美国人的设想是正确的。
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一的地主阶级被武汉打压之后，武汉就有了资源用以补贴自己的重工业，而减少了地租的农民虽然不得不购买较为昂贵的国产工业品，但至少他们有了购买工业品的积累。
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有的，因为这部分积累本就是要被地主强占去的贷款利息。
所以武汉控制区的工农业经济循环能够建立起来，本质上就在于其实施的无偿剥夺地主土地的政治行动。
而武汉控制区内的农民能够买得起高价的工业品，同样是受惠于土地改革及降低农村借贷的各种政策。
过去这部分收入都是地主的收入，现在留给了农民，才能用以消费工业品。
虽然有一些地主鼓吹，武汉对于农民的剥削比他们还狠毒，拿着高价工业品去交换农民的积累，这就是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也就是所谓的工农业剪刀差。
但是这些地主们避而不谈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那些没有实施土地改革的农业区，农民压根买不起工业品。
因为地主采用了各种高利贷的放债手法，把农民身上最后一个铜板都拿过来了，没有了工农业的交换，自然也就没有了工农业剪刀差。
所以，陈壁在袁世凯面前承认的就是这一点，即，不采取武汉暴力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政策，那么就不可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发展方案。
但是北洋政府和武汉劳工党的统治根基是完全不同的，北洋政府就是一群地主建立起来的政权，让北洋政府来推动武汉的土地改革政策，就等于是自毁根基。
所以武汉的重工业优先方案，北洋没法实施。
周学熙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和陈壁有所不同的是，他还年轻，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他认为不发展工业和等死有什么区别？
大清不肯维新，而日本坚持维新的结果就是马关条约。
现在武汉发展重工业，而北洋不发展，等武汉发展的差不多了，大家都投降到租界当寓公去吗？
老实说，就算是到租界当寓公这条退路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武汉和前清在对待列强的立场上是完全不同的。
前清愿意和列强共治中国，因为满清压根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武汉标榜自己是中国人的代表，所以不认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有特权。
从各国不得不放弃在长江中上游的租界，就能看的出来，一旦武汉真的接手了中国的统治权力，那么各国在华租界未必还能维持下去。
那么他们这些人难道要跟着洋鬼子到海外去生活吗？
没有了在中国的权力，他们在海外和平民百姓有什么区别？
而平民百姓在哪都是鱼肉。
所以周学熙主张搏一搏，在农民造反之前先把重工业搞出来，说不定就能挺过去呢？
至少，比现在看着武汉一日千里的发展，而北洋这边只是修修补补的稳定局面强多了。
周学熙的恐惧，袁世凯自然也能感受得到。
虽然他对于武汉控制下的地区全面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是作为一个河南人，他对于被武汉占据的河南地区的变化还是有所耳闻的。
凭借着京汉铁路和陇秦豫海铁路的修建，原本只是占据了河南中路的武汉势力，已经把自己的控制力扩展到了河南全省，现在北洋只能沿着黄河旧河道加以布防。
而清末以混乱著称的中原之地，在武汉势力进驻之后开始变得有序了起来。
清末河南地区之所以社会秩序大坏，一方面是黄河改道导致了河南地区的水源不足，农业生产大受影响；
另一方面则是捻军在中原之地沉重的打击了地方官府体系，使得地方乡绅势力做大，袁世凯家族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而武汉势力进入河南之后，一边打击地方士绅地主和剿匪，重新分配土地鼓励生产；
一方面则是大建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及水利工程，这些经济发展手段极大的缓和了地方上的社会矛盾，从而让地方上开始恢复秩序。
比如，1906年武汉刚刚派兵进驻河南地区，就开始扩大平顶山煤矿的建设，并开始筹划舞阳钢铁厂的建设。
到了1908年，舞阳钢铁厂所在的地方就兴起了一座新城，建设舞阳钢铁厂及附属工程的人员已经达到了十万之多，这种效率在前清时是不可想象的。
哪怕是现在取得政权的北洋，也难以如此高效的动员起这么大的资源和人力，在短时间内就把一个设想变为现实。
袁世凯并不是不接触实务的官僚，事实上他能够出头就是靠着实干，所以他很了解想要做成这样一件事需要遇到多少扯皮的问题。
哪怕是北洋新军这种在朝廷全力支持下的军队建设，光是为了解决军饷及营地建设，就花去了袁世凯及其幕僚的大部分精力。
而能够把北洋新军练成，其实还多亏了八国联军入侵，把武卫军系统给打烂了，北方能用的军队就剩下北洋新军。
所以朝廷才不得不捏着鼻子同意了袁世凯的扩军计划，否则北洋军依然不能成为一支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军队。
从1895到1902年，袁世凯足足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支军队的组建，就这速度已经让大清上下称赞他为能臣了。
反观武汉，04年湖北新军还不被北洋骁将们放在心上，06年北洋军上下认为武汉军不可小窥。
对俄战争开启的时候，北洋军已经承认自己不如武汉军有朝气了。
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北洋军上下认为，两军开战的话，他们大概也就能够保卫北京一个月，这还是建立在武汉不偷袭的情况下。
从1904年到1908年，武汉军队不过用了4年就完全脱胎换骨了，再加上舞阳钢铁厂这种搞建设的能力，袁世凯很清楚，周学熙说的坐以待毙是个什么意思。
他现在倒是有些理解李鸿章暮年时的心态了，不做裱糊匠，局面只会烂的更快，因为改革可不是砍自己的手脚就够了，而是要破腹换心，整个推倒重来。
所以劳工党能干的事情，北洋确实干不了。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反而感受到了孙文这些革命党人的好处了，虽然孙大炮在革命口号上喊得很是激进，但至少不会在现实里给他很大的压力。